1972年，工作人员从废纸堆意外捡到一请假条，今成镇馆之宝

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自那之后，中国文字发展迅速。历经甲骨，走过金文，铭文，行书等，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许多足迹。“文字书写历史，遗产不能忘怀”，保护古人遗留的珍贵文献，既是责任，亦是使命。

在现代生活中，请假条几乎是随处可见，捡到请假条似乎也不是一件稀罕事。但就在1972年，万育仁却在废纸堆里捡到了一张不寻常的请假条。这张假条，竟然通篇文言文。

早在先秦时期，文言文就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登上历史舞台。但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到了20世纪，中国进行了五四革命后，原来的文言文就被白话文所替代了。这是因为文言文拗口，过于官方，不够口语化，这就导致了文言文越发难以适应人类发展的需求。因此被白话文取代。在1972年，白话文已经被普遍使用了。

所以，当万育仁拾到这张文体是文言文的请假条时，就觉得不一般。但是，他并非专业的古物鉴定专家，觉得这张请假条不一般之后，他选择将其保存。因为万育仁也对书法颇有研究，初步鉴定后，他推断《上庚贴》是王羲之的真迹。王羲之是东晋时期的书法家，擅长行书。

在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中，最早出现的文字是甲骨文，因其雕刻在龟骨和兽甲上闻名。但是，因为甲骨文历史过于久远，因此，传到现在，极少有人能够辨认。随着历史的推进，为了迎合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以及在众多智者的推动下，到了东晋时期，我国的字体已经很丰富了。有金文，篆书，隶书，草书，行楷等。而王羲之就是行书的集大成者。他有“书圣”的美誉，他的作品《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足见王羲之字体的不俗。

但当时尚且鉴别技术不发达，因此，对于《上庚贴》不少专家各执一词。直到1975年，万育仁再次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鉴定这张请假条，可是，仍旧无法敲定这张请假条是否是王羲之的真迹。

大部分专家都认为这《上庚贴》是仿造的。但若是仿造的，那它的价值就显得不那么珍贵。

毕竟，作为王羲之大书法家的真迹，其传世的价值太高，对于后代书法家的教育意义和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承意义都无可替代。在一番权衡之下，万育仁还是决定再次踏上辨别真迹的道路。同年，我国的文学泰斗谢稚柳在上海主持上海的文物工作。谢稚柳是我国鉴定文物专家中的翘楚，可以说，他对文物鉴定独具慧眼。

万育仁知道，机会来了。因此，他将《上庚贴》带去给谢稚柳鉴定。谢稚柳从纸张，字迹以及朱印，墨印等方面综合，再根据上海博物馆实验室用软x光透拍显示出南唐内府的收藏印“内和同印”和“集贤苑御书印”墨印。最后得出了结论，《上庚贴》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是唐摹本。尽管如此，《上庚贴》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仍旧是极高的。如今的《上庚贴》已经被文物修复者修复后藏于上海博物馆中，并成为镇馆之宝。

一张请假条，却让无数文物保护者前赴后继争相鉴定保护，这不仅是因为文物本身就很珍贵，也因为我国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烈。在我国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文字，一直以来都作为文化传播的一个有力的载体。文字字体的变化，透露出的不仅是历史的进步，也是不同时代人民的不同选择与需求。

因此，研究文字，不仅有助于传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也有助于培养后代尊重文物的意识。万育仁为了鉴定《上庚贴》是否是王羲之的真迹，曾前后多次寻找相关的鉴定专家鉴定。虽然该《上庚贴》并非是真迹，但也对研究当时社会文化现象具有指导意义。

从外观上看《上庚贴》，不过是一张普通的请假条，仅仅58个字。我们不知其真正临摹者是谁，但如此高仿的作品却也体现了临摹者不俗的临摹技术。《上庚贴》的书写字体为草书，其收录衔接了我国我国草书的发展史。而万育仁坚持对真迹的探索也是我国文物保护历史上隆重的一笔。

“圆明园的伤痕”已经留在祖国的身上，我们不能完全治愈伤痕，但我们可以预防伤痕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