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一生
- 本期故事关键词：父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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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于1940 年冬月，出身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村农民家庭。那个年代的乡村，也是凋敝萧条、兵荒马乱的。
父亲出生时，整个村湾都没几户人家，因零零散散搬到别处躲避战乱，只有少数人留守，乡村中呈现空心化的状态。那时原本也没什么房屋，实在是荒凉得很。村口都是大树，四围是山岭，不走到村口，你都看不到这里面还有人家。治安也不好，耕牛都是与人住在一起，怕在夜间被盗。
爷爷一直靠给别人做长工为生，后来省吃俭用买些田地，虽然在解放后被划为富裕中农，家境其实是贫寒的。只有一间祖传的瓦房，生火做饭与住宿都挤在一起。几个孩子长大后，他又咬牙买了间小瓦房，也没有余钱剩米，耕牛是与其他人共有的，家具就是几个大圆木桶，用于存放粮食，再就是一张老式的木床。
由于田地都是解放前夕买进的，解放后就合作化了，爷爷并没有享受田地带来的收益，反而差点背上一个不好的成分。我跟父亲说，幸好解放得早，要是晚几年解放，爷爷还坚持“买买买”，就要买成另一种身份了，那命运会更多了些波折。
父亲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家里条件不好，爷爷却坚持送他去读书。从1947 年到1951 年，父亲一直是读私塾，1952年开始在村办小学就读，后来又回家放牛两年，1956 年到县城的城关小学念书，1958 年小学毕业时，就十八岁了。如此断断续续，读完初中后，父亲已是二十二岁，这个年纪，到现在都能大学毕业了。如此高龄的初中生，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是新旧社会过渡的见证。为了让弟弟上学，父亲主动放弃了高中学业，回村参加了生产大队的工作。
1966 年，父亲经过县组织部的招干培训后，参加了工作，后来又回家务农。1971 年重新工作，在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他又兼职回家种自家的责任田。这一生，他始终就没有真正地跳出“农门”。
父亲小时候，应该是过了一个贫困又快乐的童年，虽然物资稀缺，父母之爱却不缺。爷爷早早就失去了父母，十几岁便开始了独立谋生，家中又没有什么田地，只有外出当挑夫、做长工、打短工，都是出卖力气的活，好不容易成家，已是中年得子。这种孤苦的经历，让他对我父亲百般疼爱，父亲十几岁了，都还被他背着翻山越岭送到学堂。父亲病倒后，我给他买来燕窝滋补身体。父亲说，小时候我爷爷就给他买过。可见我爷爷对我父亲是怜爱有加的。
爷爷只上过半年私塾，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因此懂得上学的重要性，一直咬牙送孩子念书。父亲念的书不知是爷爷的多少倍，但很遗憾，一直到爷爷八十多岁，家中需要抄写时都是他老人家亲自动手，他看不中我们写的。我父亲的字写得不如他，我的字又远不如父亲的。我总觉得，写字真的要有天赋，跟读过多少书、练习过多少回，可能关系不大。
父亲的好时光也就是做小孩那一段，尽管穿不暖吃不饱，冬天也就两条单裤，但那时人精神上的压力并不大，可以说，解放后到处喜气洋洋，整个国家热气腾腾，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年少的父亲，跟那个年代一样，不缺意气风发，不缺斗志昂扬，从父亲留下的毕业照可以看出，还颇有些文艺范呢。
那时参加工作也简单，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初中毕业就能安排工作。听说哪里有高材生，城里的单位一句话就要走了人，不用到处求门路，或是投简历自荐。父亲毕业后在生产大队干了一段时间，很快就被县委组织部招进了青年培训班，然后就参加工作了，在广播站做架线工。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工作受到冲击，他又离职回家务农以避纷扰。局势平静后他重新参加工作，换到了水利部门。
可以说，年轻时的父亲，除了生活条件艰苦，其他的都是一张白纸，美好前景任由描绘。父亲对工作也很认真，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没少拿过奖。以后的事就没这么顺了，对父亲来说，结婚后，有了孩子，生活的压力一下子就来了，好日子似乎已经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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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成家时，已到而立之年，在县广播站工作。母亲比他小了十来岁，是一个地道的乡村姑娘，远近闻名的漂亮。
这段婚姻是当时很流行的那种“半边户”结构，一个人有单位，一个人在乡下照顾家庭，郎才女貌，也是人见人羡。
新婚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现实的生活是残酷而严峻的。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既要做山上的农活，又要喂猪做家务、打柴挑水，里里外外都靠自己，起早贪黑，所有的担子一个人扛，与现在乡村的留守妇女无异。
结婚三年，在生下我之后，母亲终于坚持不住，积劳成疾，在水库工地挑土方的那个冬天，活活累倒，以后身体就再也没有回到从前的健壮状态，年纪轻轻从此疾病缠身，基本失去了体力劳动的能力。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做事不落人后。生产队是计工分取酬，母亲总想着多挣些口粮，在村里那一群妇女劳动力里，她是数一数二的能干。至今，讲起我母亲，邻居们知道她的人，都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1973 年，邻村修水库那阵子，她在工地上挑土石方，一个冬天挑断了几根扁担，别人工休的时候，她仍闲不住，要么趁空收拾一些柴禾，再就是跑几里路回家给我喂奶。她的双腿因此肿得如水桶一样粗，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关节炎是治好了，却将风湿逼到了心脏地带，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从此落下病根。
母亲这一生，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从小就被送到一户亲戚那里收养了。她哥哥（我的大舅舅）一次路过，见她啃着猪都不吃的烂红薯，心疼不已，回来跟我外婆抱怨，说孩子在那边太受罪，不如接回家自己养。于是母亲与对方的收养关系被解除，回到了原生家庭。
母亲聪明伶俐，就是不肯读书，小学只念到四年级就放弃了。外公送她到学校，她一转身就在后面跟着悄悄回来了，说什么也不肯再去，从此失学。知识改变命运，母亲小时候任性，不肯学习文化知识，也就改变不了务农的命运。
老一辈人都是重男轻女，对读书的重要性也没那么深刻的认识，觉得在农村能识些字，能算一些简单的算术，就可以了。就是我小舅舅，也只念到小学毕业，后来是靠自己一路苦学，成了专业人才，人生的道路才越走越宽广。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一个病人了，做不了重活，但还可以下地锄草、上山砍些柴禾。后来发病几次，她的身体就一次比一次弱，轻体力活都不能做了，只能在家望着我在山上忙活。她年轻时的拼命能干与生命活力，对我来说都只是传说。
刚结婚时，为了攒些家底，父亲上山采摘油榔树的叶子卖（用于做蚊香），母亲与父亲一起织篾折卖，夫唱妇随，过了几年比翼双飞的生活，也挣了点家用。
母亲心灵手巧，买来缝纫机自己做衣服，边角余料都能用得恰到好处，我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她亲手缝制，每换上新衣裳，我都会得意地穿着到处招摇一下，臭美显摆一番。母亲也很热心地帮邻居裁剪布料，教他人缝制新衣。无论家务活，还是农活，她都干得干净利索，又快又好。这是优点，其实也是缺点，能者多劳，做事效率越高，做得越多，长期超负荷运转，身体自然吃不消。
我几岁时，母亲就治病去了，童年中关于她的最初记忆，就是对生命将逝的惶恐。我还记得，她住院去了，家中请人为她做寿木的情景。几个月后，母亲捡了一条命回来。我在山坡的荒地上玩，听说母亲回来了，高兴得一路飞跑，连跑带喊：我娘回来啦！到家后，望着母亲，我却像不认识了一样。听母亲说，我都不知道说话了，只知道她到哪，我就跟到哪，生怕她又出门了一样。
这样的惶恐与不安，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伴随着我的成长。
我上小学时，母亲就在家做不动了，姐姐被迫辍学在家一起帮衬着做家务。我上初一时，母亲又病倒了，到武汉就医。有次我放假回来，姐姐在村后的菜园悄悄告诉我，医生说母亲活不过三年了。这是我人生收到的第一个噩耗，也是惊吓。
以后在学校，我就没有安心过，生怕哪天母亲就去世了。到校外玩耍时，我都是提心吊胆，只要远离学校，我就紧张，生怕母亲去世后，村里人要是来报信，会找不到我。
这种担心一直伴随着我的读书生涯，直到我上大学期间，母亲去世。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记忆中的母亲，一直在与疾病不停抗争，与命运抗争。我也一直为她担心，从来就没有开心过，也没有放心过，渐渐形成了郁郁寡欢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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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母亲患病，家里可以说是塌了半边天。
以前是母亲在家又当男人又做女人，家务与生产队的劳务一肩挑，母亲病倒后，生活的担子，就是父亲一肩挑了。
父亲原本是在县城工作，为了照料家庭，选择回到离家几里路的地方，参与一座水利工程的建设，一直到退休。他一般在单位工作几天，又回家种几天地。这个家庭的担子，对他而言是格外的沉重。
那时刚好开始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我们叫“田地到户”，为了种分到户头上的田地，父亲在四十岁时开始人生的转型，学着犁地种田。爷爷是个老把式，这时已是年过七旬的老者了，由他在一旁手把手地教，边教边叹气。
父亲本是一个读书人，要重新扑下身子种地，还真要费点功夫，因为种地不仅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父亲哪里吃得消。爷爷也没想到，这个被自己送出了“农门”的儿子，又会回来种地，他除了为父亲蹩脚的犁地动作摇头，也是为父亲的命运转折而叹息。人生没有彩排，只能到一步行一步，命运如此波折，父子俩都只有面对现实。
父亲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最后还是做回了农民，在与我母亲拌嘴时，母亲有时以此奚落他，读到胡须扫地了，还是这个样子。父亲也不辩解，要说他这一生，也是为了家庭，为了我母亲做出了牺牲，被耽误了个人前途才成了这样，并非读书无用。正因为读了书，父亲才懂得谦让，才通情达理，任凭母亲拿此取笑，也不还嘴，这也说明读书的可贵啊。
因为知书达理，又在农村长大，对重新回家种地，父亲也能坚强面对，对命运戏剧般的起伏，从来没有气馁过，而是坦然接受现实。母亲病了，他积极为她求医，没有叹过命不好；母亲不能劳动了，他放下“单位人”的身份，重新下地干农活，也是积极面对，没有叹过命不好，没闹过半点情绪。印象中，父亲总是回家就干活，忙完农活就去单位，到了要做农活时又回来，在这两个角色中来回转换，进退自如，无怨无悔。两份工作，他都十分热爱，全身心投入，这就跟在城里谋生同时打两份工的人一样，都是为了生活，将它们都当作自己的本职岗位，除了勤勉奉献，还是勤勉奉献。
父亲做事是非常认真的那种，一招一式，一板一眼，从不马虎，重活都是他来干。我们几个孩子，只是帮着做些除草、插秧、收割之类的轻便活。我们也只是放假时在家帮下忙，平时可苦了母亲，只要还有点力气，她就会拖着病体给父亲打下手。父亲在前面犁地，母亲在后面播种，晚上回家还要做家务。男人累了，洗了睡去，女人还要张罗吃的，喂猪等。农村女人不容易，疾病缠身的母亲更不容易，完全是在以命相搏。
有次我从学校放假回家，没看到母亲，邻居大嫂说她到港边挑水去了。我赶紧一路跑到水库的港边，只见母亲还在港边，颤巍巍地刚将水挑上岸。我心疼不已，接过担子挑了回来。我也只能偶尔帮她这样做，仅仅是这时能够接过她的担子，减轻她的负重。平时我们上学去了，母亲在家叫天天不应，每担水都是自己走到港边拼命挑回来。哪怕走路都走不稳当，也只有自己一个人扛着。
我后来常想，要是那时不上学，在家陪着母亲，就能减轻她的体力负担，也许，她的身体不会垮得那么快，也会活得久一些。
那时母亲正为这个家庭做最后的努力，准备建一套新房。母亲用稻草烧火做饭招待匠人，用水要到村口去挑，拖着病体，殊为不易，也是颤巍巍硬撑着，一天又一天。在农村自建房屋，一砖一瓦一木，全靠人工备料，真是艰苦。
我家一共只有一个小套间，前面是厨房，刚好垒个柴灶，放张饭桌，后面是卧室，面积一共不到30 平方米吧。我三岁时，便由爷爷带着睡，爷爷奶奶也只有一间房，床与柴灶都是挨着的。我还只有几岁，刚上小学的样子时，就跟着父亲一起搭草棚做厕所、猪圈。
母亲经常念叨，在这巴掌大的房里住着郁闷，都转不开身子，又想着几个孩子长大后需要房子住，便寻思着另建新房。找生产队批好地基后，父亲便开始踩泥、砍柴烧窑。因为过度劳累，还引发了父亲的肝病。正在这节骨眼上，父亲都急哭了，想着要是病倒了，这建房的事该如何是好。也算幸运，在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后，他就痊愈了。父亲回家后也顾不上休息，就接着干。
好长一段时间，我家都还没有积累起建房用的材料，村里也有议论，说是我家要是不能及时建房，就将地基收回给有能力的住户。母亲是要强的人，硬是要争这口气，身体不好也拖着不去治，平时油都舍不得吃，都省着用来建房时用。攒了几年的生活物资，在建房时一次就消耗光了。
房子建好后，母亲已没有力气来住新房。搬家时，我姐姐一路扶着母亲，慢慢走进新房。一生要强的母亲，搬到新房后，基本没有任何的劳动能力了，连做饭洗衣这样的家务，都难以完成。
母亲在新房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几年后，为了便于照料，她在我姐姐上班的地方住着，又在一个深夜，在我姐姐身边阖然长逝。按乡下的规矩，人在外面去世的，不能进祖屋。母亲被送回来后，就放在自家的新房中。母亲建起的新房，成了她最后的栖身之所，也算是个告慰。
父亲与母亲的半生缘分，到此就结束了，父亲年已半百，以后就得独自走到人生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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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一共养育了四个子女，孩子要上学、母亲要治病，都要不断花钱。困难之中，父母从来是坚强乐观以对，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信奉做一个纯洁的好人，信奉克己复礼，宁愿自己吃苦，也不能亏待他人。
在工作中，父亲廉洁奉公，所经手的每一分钱，清清白白。年轻时，他在公家食堂当过司务长，这在有些人看来是有油水的差事，父亲公事公办，不占一分钱的便宜；后来他做会计多年，来往的账目“丁是丁，卯是卯”，没出过一分钱的差错。再困难，他也不挪用公款，不挤占公款，更不会贪污公款。当水利员时，他负责乡村饮水工程的实施，这似乎是有机可乘的肥缺，但父亲坚持原则，严格照章办事，不从中搞截留抽头之类的事，更不会吃拿卡要，并严格监督工程款的使用，以保证每笔钱都用到造福百姓上，绝不允许领了钱却不办事，或者没将事情办好的情况发生。
父亲为人刚直，不向违心之处低头，从不放弃昂首做人的原则，既不求调动升迁，也不求荣华富贵，他常挂在嘴上的，就是俯仰无愧于天地。有次组织上开会通过了任命，文件都下到基层了，所在单位的头头暗示，只要我父亲在他面前服个软，表个态，即宣布他为副职。但我父亲就是不愿去低这个头，那份任职的文件就一直没有宣布，最终被收回了。父亲就是这样的宁折不弯，宁愿做个普通职工，也不会为了职位而屈就。
父亲也有做官的同学，为了给母亲治病，他找过同学，请同学出面在民政层面上帮忙申请几十元的救助款。那是为了给我母亲救命，因四处借不到钱了，才不得不去求助，除此之外，他从不钻营关系，不会找同学或熟人给自己在工作上予以照顾。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为了帮母亲渡过难关，他能拉下面子，其他的事，却不愿委屈自己。
穷且益坚，是父亲，也是母亲的共同品格。母亲没读什么书，却懂得做人的道理，其聪明伶俐，远近闻名。父母的为人之道，就是以善为本，不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发生冲突，以免受伤害。我考上大学那年，我记得母亲教我，回乡下见到叔伯们要主动打招呼，不要让人觉得生分了。这是教人越发达，越要懂得谦卑与放下身段。多少人一阔就变脸，有权就嚣张，他们的见识，真的还不如我乡下不识字的母亲。
母亲身体不好，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我们长大，又担心看不到我们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她总是叮嘱我们，长大后要一条心，谁有困难就帮谁。对她来说，几个孩子手掌手背都是肉，都是一样的。我们也一直记着她的教诲，虽然都已各自成家，但还如小时候一样亲密无间，如同一个大家庭，不分亲疏。姐姐出嫁时，我就交待，她永远是我们的姐姐，不会跟别人家的女儿一样，嫁出去就成了亲戚，我们不是亲戚，仍是家人。这么多年，姐姐也一如从前，是我们的保护伞，继续为一家人做着牺牲。
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却是颜色不一样的农民，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勤劳淳朴，这是他们的底色与本色，又少了那些斤斤计较，更多了一分善良与宽容，有着知书达礼的良好教养，一生待人以诚以礼。在困难的环境中，他们给了我们许多温暖，让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苦。他们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永远支撑着我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