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韧 | 明代汉族移民与云南城镇发展
云南的城镇在明代飞跃发展，城市的规模、城镇的分布、居民的构成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种发展和变化都与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有关。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建立卫所，实施军政同城制度，掀起了云南历史上大规模的筑城运动，促使云南城镇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城市功能更加健全。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移民为云南城市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云南城市发展史上，明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今天云南靠内陆区的大多数城市几乎都在明代进行过修筑建造，城镇的分布、居民的民族构成格局也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明代云南城镇发展与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分布定居、生产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本文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平定云南时，虽以号称30万众的征南大军势如破竹般地克昆明，下大理，平临安，据金齿，将当时云南的主要城镇一一收复据守，但是要在与中原内陆社会经济条件迥异、山川地貌雄险、民族构成复杂、部族支系繁多的云南立足固守，巩固统治，则非易事。为此明王朝制定了凡云南“新附州城，悉署衙门，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拨之计”[1]的战略，采取了遣沐英这样的重臣驻守，屯留大量军队和迁移内陆汉族移民充实云南，并在重要的军政城镇建立卫所、修筑御城、环城屯田等各项重要措施，以达到凭借中心城镇为据点，对云南广大地区实施全面控制的目的。故而明代云南的筑城运动伴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到来，军事机构的建立和卫所御城的修筑而展开。从移民的情况看，仅洪武年间留镇9万多征南大军军士，以后又有军队陆续调入云南，明初仅军队的人数就达到26万余，加上军余、家小，有近1百万的汉族军事移民进入云南，还有其他各类移民，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汉族移民群体[2]。他们起初分布在各军政中心城镇和交通干线的战略要地，但是历经兵燹，各地城防工事多已废圯坍塌，移民屯聚于城镇，城镇却起不到卫民御敌作用；或者有的城镇及战略重地根本就没有城防可言，汉族移民置身于当地少数民族的汪洋大海中，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新筑城镇，屯田固守。于是以汉族移民为主力的大规模的筑城运动开始了，他们或筑新城，或改土城为砖城，务必城高池深，使城成为既能卫民安居，又能据守屯防的军事堡垒。有明一代，云南还形成了设卫即筑城，筑城则大规模屯兵、移民充实的规制，由此明代云南城镇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设卫筑城，军政同治
军事卫所机构和行政府、州县机构同城并治，即所谓“以武卫文”，是明代云南城镇发展的一大特点。明代云南大多数府城都屯驻过相当数量的军队，一般在数万人以上，有的达到10余万，云南都司在各个府城设一个或几个军卫，使地方行政机构府与军事机构卫同城而治。这类城镇靠军卫士卒和汉族移民的力量，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城防修筑，形成颇具规模的城防体系。
如云南会城昆明，南诏为东都，元代设行省治所于其中，遂逐渐发展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明朝因之为会城和云南府治所，洪武十五年云南布政司调卫所军士和云南府民在元代中庆路城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整修，而后云南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置署城中[3]，建立了云南左、右、中、前、后卫，到永乐元年又将广南卫迁于城中，于是昆明城内三司并置，府卫同治，屯聚6卫31个千户所，仅汉族军事移民就可达10余万人[4]，不仅是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且因其城市规模宏大，城防体系完备，屯兵力度最大，成为明代汉族移民定居最多的都会。滇东的曲靖城，洪武二十年（1387）建立曲靖卫，即筑“其城，周围五里，开四门”，“内有经历司，领卫镇抚一，左、右、前、后、中、中右、中左千户所七，千户所又各有所镇抚一，百户十”[5]，军事移民多达数万，官府衙门、卫所指挥一应俱全，不愧为滇东军政重镇。滇南的临安，洪武初移临安府治于建水州，将滇南的军政中心由通海移至临安（今建水县城），“因旧城而扩大之，甃以石，周六里，开四门，台高二丈四尺”。并设临安卫于府城东泰和街，依靠数万卫军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城防整治，将其城修筑为具有很强防御功能的屯兵重镇，城内军政、行政衙门一应健全，“内有（临安卫）经历司，领卫镇抚一；并置左右前后中前后所六，每所各领所镇抚一，百户十。前有立政、宣威二坊列于左右。……城周围六里，开四门，东曰迎晖，外有迎恩坊；南曰阜安，西曰清远，北曰永贞。其上具有鼓楼，其东西增置钟楼，西门外有教场”，“遂为东南重镇”[6]。滇西地区的楚雄，也府卫同城，洪武十七年（1384）建卫时于旧城上始筑卫城，初城内屯驻楚雄卫左右中前后五所全部官军，设置了经历司和各所镇抚司，筑“城周围七里三百四十步，开六门，东曰平山，曰德化；南曰广运，曰德胜，曰仁福；北曰勇镇。上各有楼，雄于一方。”[7]还有景东，地处抗击麓川进犯的前沿，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军击退了麓川的侵扰，为了长期固守，建立景东卫，并使逃亡到大理的土官阿陶重返家园。土官阿陶为感谢明军，也为了倚仗景东卫来护卫家园，于是让宅为城，让田为屯，景东卫在其旧城基础上筑卫城[8]，“其城周围二里二百四十步，开四门，东曰利成，南曰泰安，西曰定夷，北曰肃静。又别为小城一座，在卫城之西，据景东山之顶，周围三十余丈，开东门以望远。其教场在泰安门外”，卫城之内设有景东卫的经历司和左右中前后千户所[9]，成为滇西军事重镇。
此外，土府一经改流，往往设守御千户所，屯驻相当规模的军队镇戍，并筑御城。如武定军民府原设土官知府，初置卫所，府治位于今旧城，在五凤山之东数里，四面受敌。嘉靖四十五年（1566），平凤氏之乱后，改土设流。隆庆二年（1568）巡抚陈大宾以武定为“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迁移府乃可长久”，请将府城迁至“狮山之麓”。次年，明朝设武定守御千户所，调军筑城。隆庆五年（1571）城成，“为石城七百九十丈八尺，围圆三里三分，高二丈，垛口凡一千三百九十有四，为城楼者四”，从此府、守御所同城，[10]为今天武定县城。寻甸府初为土府，未曾筑城，成化十四年（1478）改设流官，十九年始筑土城。嘉靖六年（1527）安铨为乱，土城不堪一击，即被捣毁。平定安铨之乱后，明朝在凤梧山下置凤梧守御所，同时筑城（今寻甸县城），还将府治迁于守御所城内，由凤梧所官军守护。[11]
明代云南卫、守御千户所与府治同城的有：曲靖卫设于曲靖府城（今曲靖市）、临安卫在临安府城（今建水县城）、景东卫在景东府城（今景东县城）、楚雄卫与楚雄府同城（今楚雄市）、鹤庆卫与鹤庆府同城（今鹤庆县城）、大理卫与大理府同城（今大理旧城）、蒙化卫与蒙化府同城（今巍山县城）、永昌卫与永昌军民府同城（今保山市）等8卫及姚安守御所与姚安府同城（今姚安县城）。
除了府卫同城外，凡设置卫所的各州、县也都筑城，也有大量官军驻守。品甸（大理府云南县，今祥云县）是明初滇西镇戍云南滇西和抗击麓川侵扰的前线，最初的军卫屯田重地。洪武十五年，指挥周能即率大军在原县城的基础上重筑坚固的砖城。洪武十六年，六安侯王志、安庆侯仇成、章龙等督兵1万余进驻品甸，再次缮城池，立屯堡，置邮传，安辑人民。随后置洱海卫，都督冯诚、指挥赖镇、曹政及其千百户等又督建品甸城[12]。通海，元代为临安府所在地，明迁临安府于建水，通海仍设守御所，建守御城，周围二里，高一丈七尺，辟有四门，还挖有阔一丈八尺，深一丈的护城河[13]。明朝中后期，还有官军调入云南，随着进入云南的兵力增加，卫所也不断增设。凡新建卫所，必然筑城防御，而后环城屯田。正统年间，征讨麓川过程中，为增强滇西的军事力量，确保屯扎重兵及城居军民的安全，明朝决定将原来的腾冲千户所改为腾冲建立军民指挥使司，修筑城防，“易腾冲司旧城以砖石”[14]。正统十年（1444），总兵镇守官沐斌等就率5千将士奔赴腾冲，“度地理、民数，教士卒筑方城，周匝七里三分，非饯非博，容民居也”，次年侯琎再率5千兵力增援，“用砌城垣”，历经1年腾冲城建成，有门楼四座，高四丈，广六丈，重檐三滴三间，转五亘，三十八楹，城池高深，“足以保军民之无虞，诚足壮封疆士旅之气”[15]。接着抽调大理、广南、楚雄等卫军士增强腾冲兵力，形成“万五千驻操腾冲，振饬武威”滇西第一大军卫，并使腾冲发展为滇西军事重镇。
明代卫所与州县同城的还有：北胜州治城（今永胜县城）设澜沧卫；宾川州治城置大罗卫；永平御与永平县同城（今永平县城）；宜良守御所与宜良县同城（今宜良县城）；安宁守御所与安宁州同城（今安宁市）；马龙守御所与马龙州同城（今马龙县城）；定雄守御与罗雄州治同城（今罗平县城）；定远县守御所与定远县同城（楚雄州牟定县城）；中屯守御所与大姚县同城（今大姚县城）等。
2.军事战略重地筑城
明代也有军政不同城的情况，将一些卫所设在战略要地，为了防御的需要，也筑城移民定居。如陆凉州，元时领芳华、阿纳二县，洪武十五年平定之初，因“民稀少”，革县并州[16]，“又以兹土为滇东设卫戍守，因古城（今陆凉旧城）置司（陆凉卫），以控扼诸夷。隶云南都司，官印、操屯、镇抚、领前后中左右五所官一城”[17]。又正德十四年（1519），为控扼临安府南部地区，在蒙自东南15里，置新安守御千户所。设置守御所之前，筑城工程已经开始，“新安守御城，先筑于花丈里，名花丈城，后迁补瓦寨，距邑治十里。正德十二年筑城，周围二百一十丈，有二门，南门御远，北门永安”[18]。大理府，以其在滇西军政中心和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武十五年刚建立大理卫后不久，就由大理卫指挥使周能率卫军于元代旧城（一名紫城）的基础上大兴土木，以后各指挥使不断加固增广，形成了“城方三里，高二丈五尺，厚二丈，砖表石里，上置敌台十五座，铺三十九所，池阔四丈，深□尺，城内驰道阔二丈五尺，四门，各有楼”的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而后又在大理卫城上、下关的交通关隘上分别筑上关城和下关城。上关，又名龙首关，在大理府卫城北70里，为郡北要害，明洪武十五年与大理卫城同时修筑城，周四里，开四门；下关城，在大理府城南30里，今大理市，滇西交通要冲，与上关城同时筑，周二里，为四门，两个关城“守御甚严”，形成对大理城的拱卫之势，为明代滇西最重要的军政重地。[19]
这类不与府州县治同城的还有：平夷卫城，在明代沾益州东南120里（今富源县城）；越州卫城，在曲靖府东南60里；十八寨守御所城，在弥勒州西南90里（今弥勒县虹溪镇），木密守御所，在寻甸府城东南70里（今寻甸县仁德镇南20里）；易门千户所，在易门县城南30里；杨林守御所，在嵩明州城南30里（今杨林镇）等。
3.设流府州县筑城
军卫筑城外，没有卫所建制的设流府州县也筑城。石屏州隶临安府，明初“置官署而草创制”，州治尚无城，其后移民设屯田，民居日繁，到成化十六年（1480）知州蒋彝因民居立四门，城“犹未惶建也”；嘉靖三十年（1551）始筑土城，万历二十三年（1595）更增固之，开四门，有城楼[20]。大理府地区为滇西军政重镇和交通中心枢纽，筑城更多：赵州城，洪武二十年（1387）筑；白崖土城，嘉靖四十二年（1563）筑；邓川州城，万历四年（1576）筑；浪穹县城，万历三年（1575）筑（今洱源县城）；云龙州城，万历四十八年（1620）筑（今云龙县城）；迷渡城，崇祯十年（1637）筑（今弥渡县城）等。设流府州县筑城后，都从附近卫所派一定数量的官军驻城守护。
明代云南的筑城运动几乎与明相始终，大多数靠内陆区的城在明初设置卫所时集中修筑，当这些地区统治完全建立起来，社会逐渐安定之后，城的军事防御功能显得不十分重要了。所以明朝中后期，靠内陆区许多重要军政城镇的防御工事日益坏圯，但多不再重筑，而那些始终处于军事战略重地和边远地区的城镇，它们的军事功能非但没有减弱，还在不断加强，明代则多次修筑。如永昌城（今保山）既是金齿卫城又是永昌府治，更是位于滇西抗击麓川前沿“滇西门户”，明初“因其旧制，砌以砖石，增置楼橹”，又在城外制高点“太保山为子城，栓兵以守”，洪武二十八年更广大之，包罗太保山于城内，“仿金陵包钟山之制”，明后期设永昌兵备道于永昌城后，又凿城濠，加固城池[21]。还有一些守御千户所本身就建于明朝中后期，其守御城也修筑较晚。一些没有卫所建制的府州县城，往往在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的明朝中后期才有力量进行大规模修筑。因此云南各地筑城运动贯穿了有明一代，几乎明朝设立卫所的府、州、县治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筑，很多未设卫所的州县治城，也仿军事御城形式修建，今天还留下了大量的遗迹可以访寻。明代的筑城运动促使云南城市的飞跃发展，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分布广泛，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云南城市的基本格局。
如上所说，在明代云南的筑城运动中，汉族移民充当了主力军，因为城镇是明初汉族军事移民进入云南后最初的屯聚点和主要的定居地。一般说来，明代云南的城大多都是在元代以前的旧城基础上修筑，这些城镇经过历代经营，已初具规模，城内居民众多，人口密集，有的甚至发展为繁荣的大都会，如昆明、大理、永昌等，它们也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朝在这些城镇，建立卫所，屯聚大军，筑城守御，保护城中地方行政统治机构，近而控制全省，统辖各地。如平定云南后初设的9个军卫，都曾聚兵于卫城中，待形势逐渐稳定后，才分兵环城屯田。因此明初凡军政同治的城都曾屯聚过大量的官军及其家小，即汉族军事移民，城镇成为军事移民到达云南初最重要的定居点。在城镇他们实现了初步定居，如何孟春《请复永昌府治疏》所说：“窃见云南地方俱有诸彝，然西至大理，南至临安，皆是府卫相参，事体有定，则赋役有常，故民虽未富，犹得粗安。”[22] 卫所建立起来，社会逐步安定后，汉族军事移民才开始散于各地屯田，但是城镇仍是卫所军事机关所在地，城中留有重兵守御各级行政官衙和卫所军事机关，也就包含了大量汉族移民。
军政同治蕴寓着“以武卫文”的实质。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各府州县的记载可知，明代云南流官统治地区的城都曾进行过大规模修筑，城内军事设施和民政机关同设。军政同治不仅保证了对云南统治的统一性，而且使行政机构得到强大军事力量保护，流官政权能够安全地设衙置署、施政理事，同时还吸引大量的汉族士人、衙役小吏随同官衙迁居城中。流官虽然秩满调迁别地，但官衙则留存下来。衙役小吏及其家属定居，缙绅士人也在城中设学置塾，吸引周围的士子入城受学和定居，增加城镇汉族移民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增添了城市汉文化气氛。
明代云南坝区城镇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汉族移民在城镇周围的坝区定居。元代以前，云南大多数重要的坝子已经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坝区的城镇初具规模。明代的筑城运动不仅使靠内陆区原有城镇得到了修整，而且使一些原无城镇的坝区开始有了城镇：如沾益坝区原无城，洪武十六年设乌撒后所而筑土城，永乐元年（1403）改建石城，其后沾益州“特侨治于乌撒后所耳”，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宣威县城[23]。蒙自坝是滇南著名的坝子，元代虽设为县，但土官统理，“蒙自之汉官自明始也”，明代始设流官治事，汉族移民也随之进入，初，“县旧无城，明成化十二年县丞陈溥始筑土墙”，蒙自坝子始有城，但势单力薄，不足以镇戍，故置新安守御所于蒙自县城东南10里处坝区的补瓦寨，正德年间筑城（今新安所镇），与蒙自城形成为犄角之势，从此蒙自坝区的城镇格局基本形成[24]。陆良坝是云南最大的坝子，元设陆凉州，明因之，治今旧城镇，洪武年间设陆凉卫，建卫城于州治之南25里处，卫城建筑坚固，防卫性能较好，又屯集重兵屯戍，人口繁衍发展很快，成为繁荣的城镇，到清初裁卫入州，却把州治移入卫城，即今陆良县城所在地中枢镇[25]。石屏坝子明以前无城，明中叶成化年间始建，[26]等等。明代在云南坝区扩建或增筑城池，使城市布局更合理，吸纳更多的汉族人口定居，更重要的是云南的坝区自然条件较好，经济社会形态与内陆较为接近，汉族移民比较容易适应，利于在坝区屯田生产，今天云南坝区多为汉族人口居住，与明代云南坝区城镇的发展不无关系。
明代云南城镇的最大功用在于军事防御和卫民固守。明初，汉族移民随征南大军大量进入云南，虽然人数众多，力量强大，但是毕竟进入了一个与其原来生活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文化氛围和民族构成迥然而异的地区，处于当地世居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面临着当地人民一次次激烈的反抗。如果没有坚固的城防护卫，不仅明朝在云南的统治难以巩固，汉族移民也很难在没有强大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保护屯扎下来，实现一次性的定居生产。因此明初只能在军政重地，依靠军事力量大规模的筑城屯聚。筑城，在物质上建立了坚固强大的军事防卫体系，形似坚固的军事堡垒，不仅能够护卫城中重要的军政机构和设施，而且能够以城卫民。正所谓“夫城以卫民，池以卫城，又宜其人民焉”[27]。以洱海卫城（云南县城）为例，洪武十六年卫军大规模进入品甸（在今祥云县）屯扎，初建“周十二里，高二十五尺”的大军镇。到洪武十九年建卫以后，改为筑石为基，砌砖为城，“高二十三尺，墙厚一十四尺三寸，宽长一千六百一十二尺。池广四长，深可二丈。旁植杨柳，周四里三分，楼榭巍然。为门有四，东曰镇南，南曰镇海，西曰前平，北曰仁和。门额久废，周城垛口凡一千五百三十。建钟鼓楼于城北，上有铜漏滴。街有五巷，凡十三，具四纵五横之形。水道之入有三，一正北，一正东北，一西南，其出则二”[28]。可见洱海卫城不仅有完备的城防体系，保护城居军民的安全；更有民居所必需的设施，出入的门，报时的漏，民居的巷，交易的街市，用水的水道，加上植柳种杨，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街市严整，四纵五横，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较为完备方便的生活条件。明代云南所筑的城大多具备这样的功能，使得来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内陆汉族移民也能适应，并能居城经营，安居乐业。
是故，明代云南的城镇，特别是卫所御城始终屯聚大量的官军，是各卫所官军及其家小主要定居地，故使云南许多城镇带有浓重的军事移民定居色彩。改变了云南城镇的建筑风格，城中除了有街、有坊、有民居，更有防御的高墙深池、城上御敌抗贼的垛口、了望的楼和启闭安全的城门；城内不仅有府州县衙门建筑，善政坊、经历司、照磨司、司狱司、常盈仓、儒学及济养院等行政机构建筑外，更有军事卫所的机关经历司、卫所镇抚等军事设施；不仅有原来的云南民居，更有卫所官军的营房，新安所的“一条枪”式营房建筑最为典型[29]，军士1名（户）能得到门面为一条枪长（3米左右）的营房1间，大约为8平方米，一面为居室，一面为通道，“一条枪”营房成比连排，“枪”“枪”相邻相对，每条“枪启闭安全，便于联防和调动，仅新安所御城建设之初就有这样的营房二百四十间”[30]。又如寻甸府和凤梧守御所同城，守御所“凡官授地一区为一室，所以变其怀土重迁之念，使乐而城守也；军士所授田则环城之内是也”[31]，在新建的寻甸御城内实行“官皆授地宅，军皆授室屋”之制，仅“军士之屋三百四十”[32]间。明代城市中的营房成为城中建筑的重要部分。
大量官军屯聚城中，改变了云南城市居民的构成，出现了大量具有军兵身份的市民，有的城内竟大半为军，嘉靖六年镇压安氏之乱后，在寻甸府新设凤梧守御千户所，同时在凤梧山麓筑御城，府治并迁御城内。调“云南左右中危前四卫之官指挥四人，千户五人，百户十人，土军二百四十人”，正规官军“合官与军之舍余、军余为三千四十有奇”，“皆以室家从行，毕集城中”[33]。其它设有军事卫所的城镇也同样有大量的汉族军事移民定居，少则数千上万，多则数万，乃至10余万。
因此自明代起，云南城居之民不独有当地民族的城居百姓，更多的则是汉族移民；不仅有明初进入的军事移民，还有官府组织迁徙的民众和贬谪迁徙安置的各类士人[34]，以及伴随流官政权建立而入城定居的衙役小吏和他们的家小随从。军事移民以卫所组织形式屯聚，筑城而居，卫所官军携家带口，编伍军士同他们的家小及其他各类移民共同构成云南城镇巨大的居民群体。坚固的城防护卫着他们的安全，实现初步的定居，并使城市的汉文化氛围日趋浓厚，消费需求日益增加，加上以城卫民，创造了良好的安全环境，更吸引着各种职业的汉族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城镇谋生定居，于是那些因商而寓、因官而寓、因学而寓的大量自发零散的汉族移民，也大多定居于城镇，使明代云南城镇成为吸纳汉族移民最多的地方。民国《大理县志稿》卷6《社交部》在叙述大理地区语言及人口构成情况时说：“城居之纯系官话者，盖当日拓疆之将士，移边之大姓与中土官商之流寓斯土者，均于城市卜居焉。”这是追述明代大理地区汉族移民城居非常普遍的情况。到清代，蒙化府城中多汉人[35]，楚雄府主要民族有“汉、回、夷三种，城郭居汉界地，汉多夷少”[36]。吴大勋曾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四十七年在云南做官，他所看到的云南是“至今城市中皆汉人，山谷荒野中皆夷人，反客为主，竟成乐国”[37]。这些虽是清代云南的情况，反映的却是汉族移民大规模筑城屯聚之后，云南城镇人口民族构成发生了划时代的深刻变化。
明代云南城镇的发展，汉族移民城内聚居，除了保障安全外，更在于以高城深池的威仪，众多的汉族人口形成对周围少数民族的镇慑和影响，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共同繁荣发展。寻甸凤梧御城建筑后“是以城中有严有翼，有轮有奂，期年之间，赫然改观矣。深山之野人，裹粮携妇子来观者，相摄于内外，皆相顾骇愕叹，汉官威仪如是，盖已易心向化矣。后此不浸，尽然为文物之邦哉”[38]。这是明代云南筑城、汉族移民城居与城市发展的结果。
注释
[1]（明）王世贞撰：《弇山堂别集》卷85，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四册第1627页。
[2] 见笔者博士论文上篇：《明代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的考订。
[3]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云南府》。
[4] 明制每个千户所1120名军士，每名军士携1个军余驻营屯田，军士和军余都带有家小，故能形成庞大的军士移民群体。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
[5]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曲靖军民府》。
[6]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3《临安府》。嘉庆《临安府志》卷2《图说》。
[7]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楚雄府》。
[8] 民国《景东县志稿》卷5《秩官志》。
[9]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景东卫》。
[10] 《武定直隶州志》卷2《城池》。
[11] 嘉靖《寻甸府志》卷上《城池》。《明史》卷46《地理志》。《明史》卷314《土司传·云南土司》。
[12][28] 光绪《云南县志》卷3《建置三》。
[13][20][26] 嘉庆《临安府志》卷3《建置》。
[14] 道光《永昌府志》卷三《关哨》。
[15]（明）侯琎：《新筑腾冲司碑》，道光《永昌府志》卷25上《碑》。
[16]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曲靖府·陆凉州》。
[17] 道光《陆凉州志》卷2《沿革》。
[18] 《蒙自县志》卷1《城池》。
[19] 康熙《大理府志》卷6《城池》。
[21][27] 道光《永昌府志》卷7《城池》。
[22] 乾隆《腾越州志》卷1《建制沿革考》。
[23] 据民国《宣威县志》卷1《城池》追述。
[24] 《蒙自县志》卷1《建置》。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朱惠荣主编《云南省·陆良县》，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9] 参见朱端强、白云：《明代新安守御所考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6年第5期。
[30] 何孟春：《急救生灵疏》，《四库全书·史部六·诏令奏议》，台湾商务印书影印文渊阁本第429册。
[31][33][38] 嘉靖《寻甸府志》卷下《艺文》载《迁寻甸府事状》。
[32] 嘉靖《寻甸府志》卷下《艺文》载云南按察使佥事万安、刘道撰《迁寻甸府筑城记》。
[34] 天启《滇志》卷13《官师志·流寓》所载贬谪安置类士人，基本都定居于城镇。
[35] 康熙《蒙化府志》卷1《风俗》。
[36] 宣统《楚雄府志》卷2《地理》。
[37]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汉人条”。
原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