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村‖母亲/千星泽

责任编辑亚静

母  亲

文/千星泽

母亲是2000年腊月二十五去世的，终没能挺过七十三岁的“坎儿”。从此，她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

二十年过去了，我也终于能够平静下来，去慢慢回忆母亲，回忆母亲和我们一起走过的艰难而又温馨的岁月。时至今日，依然清晰记得她的面容，说话的语调，朴素洁净的衣着……

上世纪三十年代，实在无法维持生计的姥爷带着一大家子人从韩国的庆尚北道一个叫月成郡的地方，一路手提肩扛逃荒过了国境线。几个月后，在如今舒兰市辖一个四面环山的大山沟里落了脚，那一年母亲九岁。那时，东北的山区冬天特别的冷，雪也特别的大。为了活命，姥爷带着两个舅舅蹚着没膝深的雪去山里打柴，姥姥则领着大姨和母亲捡拾地里人家收获后落下的苞米棒子、黄豆棵子，加上屯儿里几十户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接济，他们熬过了东北漫长的冬天。

母亲没读过一天书，但打小特别聪慧的她在极短的时间里学会了汉语，成了家人与屯儿里乡亲沟通的桥梁。十几岁时母亲出落得越发的标致，秀丽端庄。一头又浓又密的长发，根根青丝乌黑亮丽，分外的漂亮。

民国三十七年，姥爷又带着家人从山沟里迁徙到了一个叫小城的半山区（现舒兰市小城镇）。这一年，东北民主联军的一支卫生队驻扎在屯儿里，懂事且做事干练、善于沟通的母亲经常的往部队驻地跑。没事时跟着护士们照顾伤员，一来二去学会了包括打针在内简单的护理知识。在与大夫、护士交往的过程中也极大的开拓了她的视野，而卫生队那些人也十分的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丫头。后来，部队要开拔时领导特意找到了姥爷，商量要把她领走。被缺乏眼界而又固执的姥爷一口回绝了，此事成了母亲永远的憾事。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美貌又聪颖的母亲已是名声在外，引得十里八村提亲的人络绎不绝。都被心高气傲的母亲一口回绝，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此人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称得上是个名人，他在当时小城唯一的初级小学但任校长。当一个外表俊郎、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托人提亲时，自来崇尚知识，崇拜知识分子的母亲心动了。亲事进展得相当的顺利，换了八字帖、定了婚、确定了婚期。然而时乖命蹇，就在好事将近之时，突来横祸，未婚夫的暴病去世让母亲犹如闷雷击身，彻底击垮了她。从此性格刚烈的母亲心若死水，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日里埋头女红成了她的日常。

又几年过去了，母亲熬成了老姑娘。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过了二十岁便很难嫁得出去了。姥爷的白眼、姥姥的唠叨，她在家里的处境可想而知。一天，一位远房亲戚介绍了一桩亲事。男方也是韩国庆尚北道人，因家里实在太穷，难以维持生计，被征招到了日本当劳工，期满后辗转来到了中国东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他借住在老乡家里，靠打短工为生。这样的条件自然没有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姥爷当即拍板答应了这门亲事，这样，在对这个男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母亲被“嫁”了。据说，新婚时的铺盖和物品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又陆续被邻居拿了回去，这时母亲才知道父亲的主要“资产”也就是一床破棉絮、一套身上穿的旧衣裳和一条半新不旧的麻袋。可想而知，她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

后来，也就有了我们。后来的后来，母亲和我们聊天时说：当时，她对嫁给父亲是一百个不情愿的，但迫于当时的境况，也只能认命。好在父亲心眼儿好、人老实、肯出力，对母亲真心实意，一门心思过日子，这使她多少得以慰藉。

解放后，政府把原来属于日本屯垦开拓团的水稻田按人口分给了屯儿里的老百姓。又给无房的父母分了小日本用来养鸡的三间草房。至此，他俩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地。

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四年的十五年间，随着我们姐弟六人的依次出生，为了让我们能够吃饱穿暖，他们每天都得起早贪黑，靠双手在土地里挖着刨着，勉强支撑着一大家人的生活。承受了常人不曾受的苦。这期间社会也在变革，从土改初期的“耕者有其田”到后来互助组的“人畜换工”、再到合作社的“资源共享”又到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而我做为家中的“老旮瘩”，出生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没多久。因营养不良，长得又瘦又小，由于身体素质太差，生病成了家常便饭。母亲没日没夜的照顾我，生怕有一点闪失。到处求医问药，烧香拜佛，她曾在神前许愿，祈求上苍保佑我，用自己的康寿换取我的平安。

依稀记得，有一次母亲背着我走了一天的山路，到离家几十里的新安公社，大姨家所在的梨花屯儿（现舒兰市新安乡梨花村）就为了找当地有名的中医给我看病。

还记得有一次我生病，半夜发高烧，母亲用年轻时向军医们学到的知识，把装满水的铝饭盒坐在火炉上将注射器进行了煮沸消毒，不顾我杀猪般的嚎叫，往屁股上打了一针四环素。然后用白酒擦抹身体，一直守到天亮，退烧后，又赶紧给我做了只有生病时才能吃上的一碗手擀面条。看着我吃下去。一碗面吃完，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来，她锁紧的眉头便有些舒展。

平日里，母亲不仅要和父亲常年在地里繁重劳作，回到家还要张罗一大家子人的吃喝穿用，要填饱八口人的肚子必须精打细算、“斤斤计较”。每到秋末，她会腌上一大缸的辣白菜，以及带缨子的小萝卜、苏子叶、英菜等，这些咸菜够吃大半年的。还要晒上好些的萝卜干、茄子干，黄瓜钱、干辣椒等以备冬天吃腻了土豆、白菜、萝卜时换些花样。她总是想方设法把简单的饭菜做得有滋有味，让穷困的家庭充满幸福的味道。

生活的磨砺让母亲对子女特别的严厉。有时，哥姐们有些事情没有做好，便会遭到严加训斥。我家的孩子在屯儿里是最听话、最懂事也是最老实的。应该说我们这几个孩子的性格养成也或多或少的为此受到了影响。长大后的我们内敛、谦恭有余，开朗与个性的张扬不足。后来家境一点点的好转，母亲也逐渐步入老年，脾气才温和了许多。直到现在，每当想起母亲，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个既严厉又亲切的忙碌身影。

母亲天资聪慧学啥像啥，常常无师自通。小时候，我们姐弟六人所有的衣服都由她亲手剪裁、缝制。对左邻右舍的求助也是来者不拒。屯子里新人结婚的礼服、老人的寿衣都出自她手。我还清晰地记得母亲抿着嘴、锁着眉裁剪衣服的神态和踩动那架五一牌缝纫机时的“嗒嗒嗒”声。

母亲不识字，但通情理，处事不亢不卑。所以每当屯儿里谁家婆媳闹个矛盾或者女人间有什么纠纷，都会请她出面协调并总能得以顺利解决。直到现在，小城乡自井屯儿里还健在的老人只要提起母亲，都对她由衷的敬佩。

母亲心疼我。所以到了上学的年龄，没有像哥姐们一样把我送到离家五、六里远，公社所在地的朝小读书。而是宁肯每学期掏两元钱的学杂费把我送进了本屯儿汉族大队办的村小。要知道这钱对当时的我家来说是笔“巨款”。需要捡拾好多天鸡下的蛋，卖了钱才能交得上。其实，我家的日子本不应该这样的捉襟见肘。此时，大姐、大哥、二哥、三哥已经成年，但大姐刚刚出嫁，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而三个哥哥当兵去了部队，所以家里还是靠着父母的操持艰难度日。对于送哥哥们当兵锻炼，当时屯子里不少人是有些非议的，认为三个棒小伙子理应留在家里多挣些工分贴补家里，几年时间就可以成为殷实的上等人家。但母亲力排众议，坚持己见，把他们送到了部队。而若干年后，复员回来的哥哥们良好的素养、开阔的眼界，让这些人不得不佩服她的远见。

春末夏初，学校组织上山野游，是要各自带午餐的。母亲早早起来准备好了我爱吃的糯米饭、煎小鱼干，外加两个煮鸡蛋和一瓶汽水。城里孩子春游的午餐标准，让我的同学们艳羡不已，也让我在自豪之余盼着下一次野游的到来。

做为家中的老嘎达和母亲去县城赶集是我的“专利”。其实，那时集市早已被当做“资本主义的温床”取缔了，但因为不同阶层的人都有其各自的需求，所以在一些角落自发形成了不固定的小市场。星期天或暑假期间，跟随着母亲，背着自家自留地出产的苞米磨成的面、碴子等卖给那些在吉舒煤矿谋生的南方来的盲流。我的主要任务是放哨，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感知周围的态势，以免戴着红胳膊箍的工宣队员突然出现，辛苦背去的粮食被没收。而得到的奖赏是中午可以去“镇郊饭店”解解馋。一般都是两个大白馒头外加一盘大油炒的芹菜炒粉。这才是我争着和她去赶集的真正原因，而母亲则用自带的饭菜就着开水将就一顿。在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的那个年代，她用瘦弱的肩膀和父亲支撑起一个家，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而是竭尽全力，辛辛苦苦养育着我们。我想，母亲及那代人的勤劳今后恐将无法复制了。

母亲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所以她对我们在学习上要求非常的严格，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才能有出息，以至于我从懂事时起就觉得，如果读不好书，她就会失望难过。每每看着我在灯光下认真写作业的样子，她的脸上总是写满了笑意。在母亲的教诲下，我从小学习成绩就好，年年都是“三好学生”。一九七八年，以小城公社中考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上了高中（舒兰八中）。后来又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踏出我们那个山沟小屯儿的农家孩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幸运儿。母亲是那样地欣喜，虽然她没有说什么夸奖的话，但我分明能感受到她的欣慰。她忙里忙外好几天，为我打点行装。那几天母亲的目光常常追随着我。她的眼睛里涌动的是兴奋和一丝淡淡的伤感。我穿着父亲压箱底的棉大衣。脚蹬着哥哥复员带回来的大头鞋从故乡的田间小路，走上了城市宽阔的柏油路。

时至今日还记得，那一天，我告别家人及众多送行的乡亲，与大哥一同到吉林这个“大都市”的学校报到。走出好远再回头看时，母亲仍站在屯口。秋风正凉，她包着头巾站在风里注视着我的身影。风掀起了母亲的衣角，她一直站在那里，站成了一幅最美的图画。

记忆中，除了夏天，无论晴雨，母亲都会戴着那种农村常见的三尺见方、纯棉质地的头巾。四边有一寸多长的流苏穗子，质地柔软，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小方格或条纹等花样。它冬天是头巾，春秋是围脖。农忙时裹着饭盒到田间地头，中午则可以吃到热乎的饭菜。手头没有袋子时还可以用来包着苞米棒子 黄豆等提回家。

每当寒暑假我要返回学校时，母亲一再叮嘱：东西带好了没？钱放好没？包里带着吃的，到学校别忘了拿出来给同学们分一下。记得给家里写信，免得我惦记。然后又是送到屯口，我转过身时依然可以看到母亲站在那里。她的身影从没有在我的目光中消失过。每次如此，如同回放。

毕业后我留在了吉林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并成了家。随了母亲的愿，成了一个“城里人”。自打有了工作，有了自己的小家，追寻着自以为属于自己的天空，回家乡看父母的次数便少了许多。只有年节时才有机会带着爱人和孩子回去看看他们。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母亲额前多了一道道皱纹，记忆里乌黑的秀发也变得灰白，挺直的腰板有些弯曲，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是时间过的太快？亦或是离母亲太远了不常见面的缘故？不经意间，我们成年了，母亲却老了。唯一没变的，是她的那份体贴与爱。假期一过，我们又要回到自己的小家。临走时，平时爱讲话的母亲变得不爱吭声了，只是默默的把家里能带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包里装。她一如既往的站在屯口目送小儿子一家人渐行渐远……

偶尔，母亲也会来城里看我。可却从不久住，她说住不惯。我想，不适应仅是一方面原因，更多的是离不开生活了近一辈子的老家，离不开陪伴了她一辈子的父亲。在父亲中风之后的几年里，她不顾自己的年迈，担负起照顾父亲的责任，尽心竭力。不麻烦自己的孩子们，甘愿为子女付出而不索取似乎成了她的本能。而几十年的相濡以沫，已让他们成了彼此的精神支柱。他们之间没有卿卿我我，但他们彼此忠诚，用最朴实、最平凡的行为诠释着属于他们的感情！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变得沉默寡言。素来个性坚毅、反应敏锐的她，在子女们面前似乎没有了自信，说话也是小心翼翼。这让我心酸，甚至有种负罪感。好在身边的哥嫂们时刻的陪伴、宽慰，使母亲的精神状态得以慢慢恢复。

之后的十几年，母亲明显见老。过马路时也不像从前那样走在前面，而是躲在我的身后，需要拉着她的手。一次，母亲又来我家，带来了一件蓝灰色的中式棉袄，套在我身上还是那样的合身、舒适。只是针脚没有以往那么工整、细密，略显粗糙。她笑着说：老喽！眼花了，动不了针线了。以后做不动了，这是最后给你做衣裳了。看着她的笑脸，我的内心却异常的酸楚。母亲从生我到把我抚养成人的几十年中，花在我身上的心血难以言表，这些年我又为母亲尽了多少孝呢？对她的关心少之甚少。当我数着自己的几根白发感叹岁月不饶人时，却没有想过她这些年付出了怎样的艰辛。而对母亲的付出有所感同身受时，我也进入了付出的年龄。该付出的，母亲都先于我付出过了。

作为儿子，我感到愧疚。平时，仅仅几件衣服、几双鞋。几盒点心、一点零花钱就足以让她向亲朋好友炫耀，母亲太容易满足了，对她来说，做母亲是自己一生最大的事业。为孩子们无论怎样的给予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母亲不是那种无私的人，也不是文学作品中毫无怨言的那种温柔、贤淑的理想型母亲。她会抱怨各种不公，也笃信神灵，还重男轻女。但这并不妨碍我用“伟大”一词形容她。

几十年的辛劳，让母亲的心脏常常“不服管教”，动不动耍起脾气。所以，母亲在世的那些年，每一个春节，我们都要回到她身边过年。2000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双休日，我不放心病重的母亲便和妻一起回老家看她，快到家时见到邻居，他对我说：你妈猜的真准，就知道你要回来，看来你们母子间有感应呢。进了屋，她从躺着的炕上挣扎着坐起来，清瘦的脸上挂着兴奋的笑容。把我唤至跟前，还埋怨我从几百里外的城里往老家跑。这一天我们唠了又唠，大部分都是我小时候的事。第二天临走，母亲抹了抹眼圈说：过年要回来啊！我给了她肯定的答复，可是却没等到过年……

腊月二十五上午，正在班上工作的我接到了表哥的电话。母亲终于没能熬到那一年的春节，走了。刚接到电话时我有些茫然无措，撂下电话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她是永远的走了。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伏案痛哭，以至于惊动了办公楼的同事们。没能看上她最后一眼，让我抱憾终生。

出殡那天早上，小雪飘飞，母亲离开了家。无声无息，静静的走了…… 院子里再也看不到她扫雪的身影，从此我害怕每年腊月的下雪天。从那天起我的生命里没有了母亲，也失去了喊“妈妈”二字的这份荣耀。

母亲在世时不能常回家，她走后我却是怕回家了。害怕触景生情，不敢回忆她在世时的点点滴滴…… 往昔一尘不染的地面、井然有序的摆设，锃光瓦亮的朝族锅，那个常常让我牵挂的农家小院，因久无人居住而杂草丛生。这一切，因为她的离开将无法重现昔日的样子。没有了母亲可以看望和呼唤，从此家乡也就变成了故乡，故乡在我的心底固化成了母亲倚门而望的样子。

我知道，今生已无报答母亲的机会，一支瘦笔也无法写尽流年，唯有用内心珍藏和她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

偶尔还会梦到母亲，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垂在胸前，一脸柔情地站在朴实憨厚的父亲身边。让我相信，真的有个地方叫做天堂。

作者简介：千星泽 民族：朝族 籍贯：吉林省舒兰市 年龄56岁 大学文化 工作单位：吉林石化北方公司 作品曾发表于吉化工人报 江城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