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明原创丨东鹅文脉

东鹅文脉

文/郭光明

一

章丘地灵。明水香稻，龙山小米，“梧桐”大葱，黄家烤肉，梅花泉、净明泉、百脉泉……泉泉倾城。

章丘人杰。五行邹衍，新朝王莽，名相房乔，才女易安，旧军孟家，盖世开先……脉息遗香。

为这，我曾切近平陵古城，触摸龙山文化的黑陶碎片。绣江之滨，隐隐传来，征歌度曲，新声小令；曾爬上长城岭，寻访陇西后人的蛛丝马迹。远山沉入暮色，三千曲调转高，诗词豪放，信手放歌；我曾沉醉于百脉泉畔，注视兰陵笑笑生的背影。一湖清水，诙谐调笑，却是一代文人的自言自语。

因了太多的曾经，我追根溯源，寻访章丘的文脉。

邹衍，章丘文脉的始祖，战国末期的哲学家。著书言治，著书言天，创立的“阴阳五行学”“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还有10余万字的《邹子》《邹子始终》，都如过眼云烟，风来雨散，破碎于宇宙空间。

房玄龄，善诗能文，博览经史，堪称章丘文脉远祖，却没有走出古代文人的宿命。文人一旦文官，便峨冠博带，在官不在文。综理朝政，兼修国史，一把好手，被誉为一代名相，显赫一生。而西北长望，黄沙道，浩渺凌烟阁，横断回乡路。

李易安，父亦才子，夫亦才子，美若蔡文姬，却天妒红颜。鹧鸪啼号，凄凄惨惨，惨惨戚戚，词华愈高，命愈凄惨，花自飘零，水流如泪，却是山河镌刻，人心雕镂，永不漫漶的清风明月，疏星雨点，还有零落成泥后的声声慢。

至于新朝王莽、旧军孟家，虽鸿鹄联翩，极目天地，塞外江南，却千山万水，无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只能算作青山高人语，长河落日圆，算不上文脉。

而在章丘，在章丘的东鹅庄，我踩着黝黑的青石板，拐进透亮的胡同，走进旧庭深院，斑驳的时间，屏住时空的呼吸，竟让我触摸到了“陇西世胄”。

天空和鸟，阳光和风。空空荡荡的村庄，脚跟敲击石板的声音，在一条条寂静的胡同里，清脆激荡，慢慢散去。当一切声音一点一点沉淀下来时，所有的温暖与平静，化作一个家族香火，袅袅升起，赫然呈现的文脉，深远悠长。

感谢鹅庄！

感谢鹅庄人！

感谢鹅庄人用这种独特的形式，存留祖辈的文脉。

二

时令小雪，如约而至，却没有雪。

空气里的风，拂面不寒，依然是秋天的味道。唯有蝉虫蛰居，野菊凋零，似乎只有它们，还在恪守天道地规。

济南的经十东路，好长。跨过燕山立交，东行，车水马龙了很长时间，车辆才渐渐稀少。打开车窗，明显感受到气温，比市区低了不少。风，也大了不少。

过鹅庄大桥，进入章丘境地。309国道旁，圣井街道驻地，一处仿古院落，粉墙灰瓦，一座深灰色建筑，轩峻翘檐，赫然伫立，格外显眼。

我在这处院落里，看见了小叶黄杨，是常见的那种。二十年前，许多单位的绿化，都是首选。只是，眼前的小叶黄杨，种植不久，夹杂生长的味道，与赫然伫立的仿古建筑，似是同生。

而这座仿古建筑，深灰色，看起来灰蒙蒙的，似乎没有味道，却有文化的传承。比如，月台下的踏步，在古代中国，宋时称踏道，清朝叫踏跺，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踏步越多，拥有者的地位和身份越高。

我数了数这里的踏步，竟然是九层，吓了一跳。凝神再看，发现最底层的踏步，与其他比较，矮了半层。看得出，建筑者心有所想、处心有虑——文脉传承，需循规蹈矩，不能乱了“分寸”。

建筑高耸，居高临下，颇具汉代风格。而拱门上额，“李开先纪念馆”六个鎏金大字，在冬日暖阳照耀下，熠熠生光。走近它，仿佛，踏上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

忽然记起先生的《夜奔》诗，其中一句话是，“登高欲穷千里目”，只是“愁云”是先生的，我没有。眼前的经十东路，路面空旷，不是先生的“衡阳路”。

然而，就东鹅庄的文脉而言，与时代、与物质关联。若不是遇见好时代，有丰庾的物质成果，东鹅庄的文脉，也将失去依存的载体。而文脉一旦失去依存的载体，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了文化的象征。

人类无文象，是谓无体；人类无文脉，是谓无魂。从这个视角说，所谓文化，其实就是一堆古人的器物，有灵魂。一个民族，之所以灵魂不灭，就是因为它绵延不绝的文脉，与一个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衬托，交相辉映，这才让文化晶莹，文明完美，让社会更加和谐。

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感谢新时代！

三

鹅庄文脉的载体，是李开先纪念馆。

而守护这个载体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名字叫李庆启。

李庆启，东鹅庄村的原支书，现在是纪念馆的管理员兼义务讲解员。他说，自己与李开先共有一个祖先。按族谱辈分，李开先是第15世，他是第31世。纪念馆是李开先的墓地，占地曾经上百亩，而且松柏茂密，走在里面不见天日，只是在特殊的时代，树被砍光，光秃秃的，也就渐渐荒芜起来。

走进新时代，章丘人为存留这支文脉，延续这支文脉，保护这支文脉，让这支文脉有一个“家”，政府出资，村民捐赠，建起了纪念馆，修复了李开先坟莹。

纪念馆里，我见到了两个“李开先”。一个是画像，彩色的，戴乌纱帽，着白色圆领的绯红色长袍，束黑白相间绶带，胸前的一方补子，上缀祥云，下缀大海，祥云与大海之间，绣着两只展翅的仙鹤，一只云中下俯，一只辞海冲天，典型的明朝四品官员的服饰。

毋容置疑，李开先官至四品。明朝嘉靖七年，先生“以毛诗举山东乡试第二人”，于次年会试京师，得二甲第67名进士，授户部正六品云南司主事，开始他13年的居官生涯，后来一路攫升，先吏部考功主事，后吏部员外郎、郎中，掌管官员考核、罢黜与晋升，止于正四品的四夷馆太常寺少卿……

只是，先生一生，为官政绩，远逊于林下著述。《宝剑记》的问世，奠定他在章丘文脉中的历史地位。

另一个“李开先”，是雕像，汉白玉雕刻而成，端坐纪念馆正厅大堂。雕像无特别之处，唯有坐像后墙的“陇西世胄”四字，金光闪闪，夺人眼目。

何以“陇西世胄”？

李庆启先生说，鹅庄的李氏，祖籍就是陇西。据他自述，从村支书的位子上退下来后，与自己的老搭档、村主任李厥峰续修李氏族谱时，更加清晰了李氏家族的来龙去脉。

他说，先生的《家堂秋祭》自称：“吾宗世率，爰自陇西。金兵猥夏，弃家东驰……”也就是说，李氏一族，于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时，始祖李演，为避金兵，携资弃家，由甘肃陇西，东驰山东，先是落脚长清灵岩寺，后又搬到了长城岭。大乱平定，举家下山，迁徙绿源，也就是今天的东鹅庄，开垦土地，修建住房，繁衍生息。而李氏一族迁来之前，此处早有吴家居住，所以留下“先有吴家坟，后有李氏茔”的传说。

原来如此。

忽然想起一句话：文魂秦岭，武德凤阳。

原来，东鹅庄的文脉，魂在黄土高原！

四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所谓耕，就是农耕，就是劳作。古代中国，耕，历来都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

而读，别的他意，不是单纯的念书。欧阳修对此有自己的见解，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可见古人推崇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应举、出仕，而是修身、立德。

因此，这则古训，被不少家族奉为家规家训，用以劝勉后世子孙，重视耕读，做到勤劳耕作，读书上进。

陇西世胄，也是如此。

先生的《家堂秋祭》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是：“载耕载耨，不识不知；间登仕籍，文武兼备；文为州牧，武作军师；富甲郡邑，名满华夷……”

对此，李庆启先生解释说，李氏先祖的真正发迹，应是在元代，六世祖李进因军功被封都统将军时。

元代都统将军？

我查《元代官职表》，没有发现这一职位品级。

不过，这并不影响“陇西世胄”称谓。

李庆启先生说，他的八世祖李春，曾任滨州知州并被封为章丘县子；先生的祖父李聪，是章丘县学的秀才；先生的父亲李淳，乡试举人；而先生本身，又是进士发身。他的李氏一族，可谓书香门第。

有了这样的出身，这样的门户，先生的外戚也非等闲。如先生的外祖父王福厚，是章丘城的巨商；表弟王云凤，是嘉靖四年乙酉科举人，累官至思州府知府；先生的第一岳父张锜，是章丘巨商，第二岳父王贡是南顿县的巡检……

所以，李庆启先生说，到了明中晚期，李氏家族家资累万，良田千顷，富甲一方。

然而，尽管李氏家族数代富裕、殷实，却在先生的父亲李淳死后，家道渐次式微，左支右绌，勉强守业。

而先生虽为官9任，满打满算也只有13年，但他在居家守业的日子里，购置良田千顷，危楼瓦舍，遍及邑境。据说，仅高楼就有20余座……

关于高楼，先生的《闲居集》里有诸多楼记，说有楼的地方，就有宅第，宅第中的楼宇用作居住，或登高观览。而田亩中的楼宇，则用来督耕和防盗。因此，先生的楼记，以望楼为多。

李庆启先生说，时至今日，村中东西大街上，有一家老门楼，额匾刻着“陇西世胄”四字。说这座门楼，原属李氏商号西盛永的。而在西盛永的东边，是东盛永，东盛永的门额上，曾经镶有一块木匾，上书“耕田乐道”，是李开先挚友雪蓑的墨迹，只是大门依在，木匾不存。

五

先生的纪念馆，大门两侧有一副楹联，红底金字，上联“在学十年血气方刚曾许国”，下联“历官九任心情才倦即还家”，概括先生一生。

嘉靖七年秋，也就是公元1528年的秋天，先生参加山东乡试考试，获参加进士考试资格。

那一年，先生28岁。

那一年，山东乡试，中举者75人，先生名列第七。而在章丘中举者的7人中，先生排名第二。

次年暮春三月，先生离开生活近30年的章丘，抵达首都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那时，他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心里满满的，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来京后，先生参加明世宗朱厚熜组织的殿试，得二甲第67名，赐“进士出身”，获入仕资格，开始步入仕途。

我来之前，有人向我介绍说，先生是进士及第，以为先生是一甲进士，李庆启先生说，先生是二甲进士，只能是“进士出身”，而不能“进士及第”。因为，“进士及第”的，只有状元、探花和榜眼三人，其余的进士，或二甲，或三甲。

先生虽然入仕，但仕宦生涯，并不一帆风顺。甚至，文才越出众，才华越横溢，受到的攻讦和迫害也会越多。

因为，古代中国，高堂顶层，是一个文人聚萃的世界，也是一个相轻相贱、毫无足观的世界，当一个后学文人出现时，别人就会感受到威胁。

所以，才华熠熠、飘逸俊秀的李开先，秉性耿介，性格耿直，不会曲意迎合，天生就是一个众矢之的人，因而使得他中枪的几率更高。

先生进士出身，起点很高。首授职位，便是正六品的户部云南司主事。明朝的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而一个才入职的基层公务员，晋升到副厅级，不知要奋斗多少年。

此后，先生转授同级别的吏部考功司主事。升级晋职出任吏部稽勋司署员外郎，又验封司署员外郎，再验封司员外郎，都是从五品。再后来，先生晋升为正五品的稽勋司、验封司、文选司的郎中，还是工作在吏部。

吏部，古代主管官员的官署，掌管天下文官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类似今天的组织部。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先生不到40岁，晋升提督太常寺四夷馆少卿，职级升为正四品，相当于现在副省级。

太常寺，明朝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而太常寺的四夷馆，则是专门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由管理官员，到翻译外文，明眼人一看就看出，先生的晋升，是明升暗降。

圈子文化，非今日才有。科举时代，初入仕途者，往往视本科主考官为恩师，视同考官为举主，视同科进士为同窗，他们因了这样的缘故，自然而然地结成同年阵营，织成一个圈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先生也是常人，跳不出这个怪圈。他与会试房师王中川、座师霍渭厓及礼仪新贵桂见山、张罗峰栓在一起，结为一派，本想荣辱与共，不曾想，桂见山与张罗峰失和，夏桂洲势力趁此发动攻击，礼仪派树倒猢狲散，夏桂洲得势，先生也就在劫难逃。

可见，政治上站错队是致命的。而不站队，又违背时代潮流。

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天才。深处政治漩涡，却不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但先生是一个艺术天才，具有超强的敏锐性。他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书生意气不是泅潜的本领，于是选择了逃避，选择了明哲保身，选择了后退十万八千里。

但个性使然，先生忍不住要发声！

倒是先生的章丘同年张舜臣、谢九仪，为人机警，处世圆通，或许悟到为官真谛，从而顺顺当当、位至公卿。所谓性格决定爱好，爱好决定命运，此言不妄。

余秋雨先生的《阳关雪》，首段似乎写的就是先生：“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官场遭到打击，先生黯然离开朝廷。罢官回乡，他的一杆竹管笔，成就了他林下著述的艺术天才，不朽的著述，光耀千秋。

而张、谢之流呢？早已在历史长河中，黯然失色。

不知先生褪了色的青衫长袍里，藏了什么法术！

六

鹅庄的文脉，是一种文化现象。由李开先承前，又由李开先延后，其精魂与神韵，潜藏于文化物像中，体现在人们的心灵中，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熏陶、浸润、留存、继承和繁衍，渐成一种精神，一种灵魂，超越地域，超越时空，成为国人的共同财富。

然而，文化绕不开物质，文脉绕不开物质。古往今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传承文脉而明道、示法、修史、护典，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感谢他们！

而作为章丘文脉的继承者、发扬者，先生的—生，致力于学问的钻研，经史现学，天文地理，无不涉猎，文学创作惊人，艺术著述颇丰。

比如，先生的《宝剑记》。一经出世，便轰动朝野，名重华夏，被誉为扭转颓势的“报春”之作，助推中国戏曲继元杂剧之后的第二次繁荣，将明朝的传奇创作推向高潮。所以，有人说，不研究先生的《宝剑记》，就不能完整地了解和认识先生。此言不虚！

再比如，先生的诗。就其格律而言，先生的诗，褪去华丽的光斑，算不上好诗。但他的诗，真挚，自然，素朴，简洁，或抒写农人之劳，或抒写军士之苦，像经春未化的雪，转眼之间，融进泥土，扎根凡尘，满满都是悲悯。而另一方面，先生的诗，连着朝堂，或慷慨激昂，或切中时弊，典雅，庄重，深邃，空灵，都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这是先生的精神品质，先生最深邃、精致、典雅的精神世界，更是先生的当空明月，洒下的万顷清光。

先生一生有“三好”，一好词曲，二好藏书，三好交友。

就词曲而言，先生是明季散曲豪放派的中坚人物，明中后期扭转戏曲创作方向的人物。

就藏书而言，先生“甲于齐鲁”“名闻天下”，一座“万卷楼”，容下一个“词山曲海”，何人可以能比？

就交友而言，凡志趣相投者，先生均视其为知己，或诗文赓和，或引吭高歌，或切磋棋艺，或徜徉山水，或诗酒和韵，或词曲唱和。

先生熟读圣贤。要不然，何以用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何以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能与他人分享？

对此，我不持异议。因为先生的生活，有辞赋，有酎酒，有丝弦，有佐茶，有桃李为友，有歌舞为朋。更不用说先生的山水园林、金石名物、琴棋书画、民间娱乐……

尽管，在先生看来，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时代，甚至，还是一个很差的时代。

当一个人无法改变置身的时代时，那就不如改变自己，不是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这一点，先生做到了。

只是，生命给他的时间，太短！

先生最后那年的元日，似乎意识到生命旅途，接近终点，于是挥毫写下迎新诗章《戊辰元日》：

“六十余龄两戊辰，今辰就是未衰人。青藜杖弃长行健，绿柳条新远望真。早起书云聊卜步，不须曝日已知春。林居朝阙同乡老，尚忆当年拜紫晨。”

那年三月，春云薄薄，新日烟耀，绿柳丝丝，先生身卧病榻，却幻想能够进近绿柳，走出春天，因为他的手头上，一些著作尚待完稿，宏伟的写作计划尚未实现，还有很多的事情还要做……但是，自然法则，谁也无法抗拒！

公元1568年3月13日，先生与世长辞，留下一宗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

七

纪念馆的南侧，是先生及其父母的茔地。

茔地东侧，是先生的坟。墓前，明朝崇祯二年的石碑，上书“太常寺少卿中麓李公墓”。碑前，两方碑座，横倒平卧，并无碑文。据说，先生死后，家境破落，无钱刻字，故成两则无字碑。

其实，先生才华熠熠，道德完美，无需将不朽刻到石头上！

由此，我想起历城的李攀龙。

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明代著名文学家，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继“前七子”之后，成“后七子”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而他与先生类似，死后家道中落，其妾蔡姬，为生计而卖炊饼。据说，蔡姬不但人美，而且还有好厨艺，做出的炊饼，只闻葱香不见葱，堪称绝活。对此，清代诗人董芸赋诗感慨：“柴市归来日又斜，蔡姬迟暮倍堪嗟。罗裙典尽红颜老，断肠西郊卖饼家。”

这诗，饱含痛感。“断肠”二字，像音乐中突然拉长的音符，或者一声幽长的叹息。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疼痛，即使经过几百多年的时光，依然会在一瞬间，把我们的内心穿透。

神道两旁，翁仲一对，石灰石雕刻的，很威武。翁仲，秦始皇的大力士，力大无比，端勇异于常人。据说，秦始皇令其守临洮，威震了匈奴，死后秦始皇为其铸造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来咸阳，远远看见那铜像，以为是真翁仲，不敢靠近。

先生作为历史上的文人艺术家，生活在一个坏时代，他的子孙后代们，怕他死后，受到骚扰，于是请来“翁仲”，震慑邪魔鬼祟。

与翁仲一道护卫先生坟墓的，是石象生。对称的石虎，对称的石羊，对称的石马，形体保存完好，都具象征意义。比如：

虎，是百兽之王。石虎象征压盛辟邪；

羊，性情温顺，取其谐音，象征吉祥，寓意忠孝；

马，主要的交通工具，象征仁义。

石像生温情，注视着人世间，都是生命的平静、微渺、坦荡与绵长。而先生的生命里，不再有崎岖和坎坷，只有云起云落、月白风清。

墓地西侧，是李开先父母的合葬墓。北端的三通石碑，成品字形，只是石碑很有特色，以龟为底座。而南端的石坊上，刻有“李氏先茔”四字，及楹联“漫漫长夜何时旦，瑟瑟高松不计年”，是为明代书法家、诗人、道人、杰出的思想家雪蓑的墨迹。

李庆启先生说，雪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多才多艺，“琴棋书画，皆可居海内第一流”，能歌吴曲，善诗赋，还能炮制药材，行医看病，喜欢“搭配古董”，在文人名士中享有威望，深得先生推崇。雪蓑死后，先生含泪为其撰写《雪蓑道人传》，说他“醉后高歌起舞，更有风韵，只是玩世不恭，人难亲近耳”。尤其对他的书法，大加赞赏，曾写长文加以评价，称其书法，“笔振雄风，理趣深长，初若放狂涉怪，细目之则敛锷藏锋，微妙难名，变化莫测，乃神之所为，非力之可与也”。

只是，此书失传。李庆启说，先生家居期间，与雪蓑常于胡山中麓读书，共研词曲。先生的名作《宝剑记》的序，就是雪蓑为其所作，序中有“天之生才，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适。夫既不得显施，譬之千里之马，而困槽枥之下，其志常在奋报也，不得不啮足而悲鸣”表达出雪蓑对先生的生不逢时、才不尽用的遗憾之情。

忽然想起顾城的一句诗，权作对文化人格的回应：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八

李庆启先生说，来东鹅庄，不看先生故居，等于没来东鹅庄。

故居是一座四合院。我见南面是排红瓦房，现代的。李庆启先生说，这是故居的前厅，以前的屋脊，雕刻着精致的花纹。只是，瓦房改成东鹅庄的文化活动中心，每天吃过饭都会有许多村民在这里下棋、聊天、看节目。

穿过活动中心，走进四合院。迎面是座楼房，两层，三开间。我见楼房的筑基，是条石垒砌的，上面刻着花纹，一条一条的，都是斜刻，很精美。我忘在哪见过类似的筑基，见过类似的条石，条石上面也刻有花纹，也很精美。只是，花纹横平竖直，总觉不对劲儿。一问才知，这家的房主，祖上是位“摸金校尉”，掘了人家的坟墓，起出墓石，盖了这座房子。

原来，房子的基石，若要刻上花纹，是有讲究的，不能胡刻乱刻。横平竖直，那是给死人用的，叫“盖棺论定”。活人的房子，基石的花纹，必须斜刻。这是规矩。

眼前的楼房，青砖黑瓦，飞檐翘脊，高高大大，坐落在石基之上。一层正中间，拱形小门之下，有层石阶；正门两侧，各开一个小窗，二层也有个拱形的窗户，只是窗棂都是石条的，透而不通，显得很特别；正房两侧的房子，因为长期无人居住，也无人使用，几近坍塌，却是厚重的文化底蕴。

路过一个破旧的大门。大门不起眼，也许是某位进士的宅院。这不是猜测，因为，这个小小的村庄，仅李氏一族，就出了63位有功名者，大小官宦，更是不计其数。

门前坐着一位老人，看岁数年近八旬。他告诉我，李开先的故居，楼房经过多次重修。这话说得在谱——再紧固的建筑，也有倒塌的时候，唯有文化这东西，撕不毁，砸不烂，烧不掉，铰不断，而且，代代相传！

【作者简介】郭光明（男），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散文学会理事，济南市作家协会理事，济南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