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法法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
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
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
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
，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
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
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
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
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
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
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
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
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
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
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
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
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
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
。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
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
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
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
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
：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
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
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
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
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
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
。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
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
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
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
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
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
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
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
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
，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
；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
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
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
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
，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
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
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
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
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
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
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
；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
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
，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
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
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
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
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
，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
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
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
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
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
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
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
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
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
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
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
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
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
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
，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
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
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
，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
，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
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
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
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
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
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
，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
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
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
。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
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
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
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
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
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
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
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
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
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
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
、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
；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
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
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
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
。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
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
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
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
，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
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
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
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
。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
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
，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
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
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
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
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
？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
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
，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
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
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
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
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
；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译文：
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
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
；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
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
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
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知道有贤才而不举用，要失败；听到有好事而不调查，要失败；见
到能干的人而不任使，要失败；亲信于人而不坚定，要失败；共同谋事
而不团结，要失败；想危害人而不能，要失败；已废黜人而再用，要失
败；事可为而不为，要失败；家已富而不施，要失败；机要而不能保密
，也要失败。人君行事不严加保密，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险；正言直行的
人危险，君主就孤立无亲；君主孤立无亲，人臣就结成朋党。使君主孤
立无亲，人臣结成朋党的，责任不在人臣，而是君主自身的错误。
人民没有重罪，是因为过失不大；人民不犯大过，是因为君主不随
意赦免。君主赦小过，则人民多重罪，这是逐渐积累所形成的。所以说
，赦令出，人民就不加做惕；恩惠行，过失就日益增多。把恩惠和宽赦
政策加于人民，监狱虽满，杀戮虽多，坏人也不能制止了。所以说，邪
恶的事不如早加禁止。凡行“赦”，总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祸
；“不赦”，则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胜其福。因此，“赦”，好比
奔马的丢弃缰绳；“不赦”，好比瘫病的针炙治疗。对文人只有三宥，
对武人一赦都不能有。所谓“惠”，就是多赦，行起来先易后难，久而
不胜其祸；所谓“法”，则是行起来先难后易，久而不胜其福的。所以
，“惠”，是人民的仇敌；“法”，是人民的父母。最上等的是事先用
法制规范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错误而能制止，虽有过也不致严重。赦过
忘善，人民就不能勉励；有过不赦，有善不忘，勉励人民的政策，就发
挥作用了。所以说：英明君主，就是要掌握这善恶的裁决。
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地位就危险。三项
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索取总是希望得到，
禁阻总是希望制止，命令总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
；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索取而不
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阻而不止，刑罚将受到轻视；命令而不行，下
面就欺凌君上。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
所以说：上面过于苛刻，下面就不听命；下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做君
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君主而被众人所谋算，虽想没有危险，也办不到
了。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
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
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
尽力，这都是规律。
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的，国家没
有荒诞的事情、杂乱的风俗、怪异的礼节，士人也没有私立异说的。对
于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己立法定制、制造异说的都加以诛罚，那么
，强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顽固的也可以攻破。再用法度来引导，
用杀戮来管制，因而，万民之心都会服从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来。
如果，下面有私立异说，妄自尊大，纷争而不负责任的，君令就再也无
法实行。所以说，私立异说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况还有傲慢不恭、
改变法令、自行立法定制、改风俗、变服装、奇谈怪论的存在呢？那种
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乡里，随意独行，改变一国既成风俗的，叫作“不
服治理的人”。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法度以外的人，应该
杀。应当使贤者靠能力用事，斗士靠战功用事。贤者靠能力用事，则君
主尊严而人民顺从；斗士靠战功用事，则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君
主尊严而人民服从；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两者树立于国内，则天
下得治君主得安了。
爵位不尊，俸禄不重，就不会有人为他赴难冒险，因为他的办法还
不足以调动人们这样做。因此，先王规定轩冕，是用来区别贵贱，不是
求美；设立爵禄，是用来定其待遇，不是求好看。要使君子靠治国之道
来生活，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君子靠治国之道生活，则君主尊严而人
民顺从；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即财物丰厚而生活富裕。君主尊严，人
民顺从，财物丰厚，生活富裕，四个条件具备，就不难待时而成王业了
。
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庙，足以殡尸设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筑宫
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湿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纹，刻木楼金
，足以分辨贵贱等级就行了，不求它的壮观。这样，农夫不耽误农时，
工匠能保证功效，商人没有失利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财货也没有积压
的。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呵！
法令没有正式公布，人民偶然做到了，就加以行赏，那是君主的错
误赏赐。君主进行错赏则功臣抱怨，功臣抱怨则愚民胡作非为，愚民胡
作非为，这是大乱的根源。法令没有正式公布，就给予惩罚，那是君主
的错罚。君主进行错罚，则人民轻生，人民轻生，暴人就要兴起，帮派
朋党就要出现，而乱贼就要造反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赏，
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人民不勉力从公
，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则战不能胜而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
，国家就不会安全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罚，这就是叫人民
不服从法令。人民不服从法令，强人就要兴起；强人兴起，君主地位就
危险了。所以说：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于治国之道，号令一定要严明，赏
罚一定要信实坚决，这都是规正人民的准则。
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国的君主地位都低。大国君主何以地
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小国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回答是
：被他使用的人少。既然，被他用的多就高，用的少就低，那么，君主
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为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为己用，怎么办？回答
是：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听用的就少
了。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废者少，人民就不非议，
人民不非议就听从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与所废者均等，
国家就没有正常的准则，国家没有正常的准则，人民就去胡作非为了。
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废者多，人民就不肯服从，人民不服
从法令，暴人就要兴起而奸邪之辈就要作乱了。
考察君主之所以爱民，乃是为了使用他们而爱的。为了爱民的原故
，不怕毁坏法度，削减命令，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单用爱民的办法
使用人民，则人民不服使用，这是很明显的。善于使用人民的，他可以
用杀戮、危害、劳累、饥饿、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手
段，而人民没有考虑以为害己的，是因为明王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国，
人民都能舍弃爱干的私事而做不爱干的的公务。所以，善于使用人民的
，总是赏赐不任意折扣，刑罚不任意增加。这样，贤人知所勉力而暴人
平息。贤人勉力而暴人平息，功业就随之而立了。人们可以踏白刃，受
矢石，赴汤蹈火来执行君令，君令可以尽行，禁律可以尽止，召来使用
，人民不敢转移力量；送去战争，人民不敢姑惜生命。不敢转移力量，
然后可以立功；不敢姑惜生命，然后可以无敌。进无敌，退有功，于是
三军之众都能够保全首领，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于国内。所以，对人民
不必同他商量事业的创始，而可以同他欢庆事业的成功。因此，仁者、
智者、有道者，都不与人民商量事业之开始。
国家从来没有因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
自身失德，国内的官职、法制、政教有失误，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失
误，因而地削而且国危。国家也没有因为大和侥幸而成功立名的，一定
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国内官职、法制、政教有成就，国外对诸
侯国的谋虑有成就。然后功立而且名成。既然如此，治国怎么可以没有
正道？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贤人？得正道而引导之，得贤才而使用之，将
是对于兴利除害大有希望的。希望兴利除害，没有比以身作则更急需的
了，而国君尤为重要。如事业受到损害，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错误。人
主将因法令错误而受蒙蔽，因蒙蔽而被劫制，因受劫制而被杀。
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因为他有权势。所以，人君失掉权势，臣
下就控制他了。权势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权势在上面，臣下
由君主控制。所以，君臣的地位颠倒，就因为权势下落。大臣得势一整
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儿子得势一整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
能制服。所以《春秋》记事，臣有杀君的，子有杀父的。所以说：堂上
可以比百里还远，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现在，
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知道了，堂上有事，过十天君主还不
知道，这就叫作比一百里还远了；步行十天，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
，堂下有事，过一月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比一千里还远了；步行百天
，可以了解一万里地的情况，门庭有事，过一年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
作比一万里还远了。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作“灭”；情况出而不进
，叫作“绝”；情况报上去而不能达到君主，叫作“侵”；情况下达而
中途停止，叫作“壅”。有了灭、绝、侵、堕问题的国君，并不是杜绝
或封守了他的门户，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进的原故。所以说：政令重于
宝物，政权先于至亲，法度重于人民，威权重于爵禄。所以，不可为重
宝而看轻政令，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不能为爱民而歪曲
法律，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所以说：权势是不能给予他人的。
政，就是“正”。所谓正，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因此，圣
人总是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
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过与不及都不
是正。不正都一样损害国家。勇而不义损害军队，仁而不正损害法度。
军队失败，产生于不义；法度的侵蚀，就是产生于不正。说话有雄辩而
不务正的，行为有敬惧而不善良的，所以，说话必须合于务正，不苟且
强为雄辩；行为必须考虑良善，不苟且保持敬惧。
规矩，是矫正方圆的。人虽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规矩能矫正
方圆。所以，巧人可以造规矩，但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制定法
度，但不能废法度而治国家。所以，虽有明彻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违
背法度而治国，就等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
有一种说法：人君的威严，不是因为他的德行特别能比一切人都好
，而因为他是人君，因而人们尊崇他，并不敢计较他德行的高低。因为
他有杀和生的大权，比司命之神还厉害；他还有使人贫富，并使之互相
供养的大权；还有使人贵贱，并使之互相服从的大权。君主就是掌握这
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君臣的结合，便靠
这六者为媒介。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里一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
；在太子手里一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夺。所以《春秋》记事，有
臣杀君的，有子杀父的，就因为得此六者而君父还不知道的原故。六项
权限落在臣下手里，君主就受蒙蔽了。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所
以说：令入而不出叫作“蔽”，令出而不入叫作“壅”，令出而不行叫
作“牵”，令入而不能到达君主叫作“瑕”。有了牵、瑕、蔽、壅问题
的君主，不是谁敢杜绝和封守他的门户，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这种情
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贤人不来而忠臣不用。所以，君主对于令不可以
不慎重。令，是君主的大宝。
有一种说法：贤人不来叫作“蔽”，忠臣不用叫作“塞”，令而不
行叫作“障”，禁而不止叫作“逆”。有了蔽、塞、障、逆问题的君主
，并不是因为谁敢杜绝和关闭他的门户，而是贤人不来，令不能行的原
故。
凡人民趋从君主，不是趋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而是趋从他性情之
所好。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所以说上面喜爱什
么，下面就一定爱好什么，而且更厉害。由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
君主为出发点的，所以要确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树立礼仪以自己规
正自己。所以，上面不以身作则，下面就不会服从，如人们不肯服从法
令，不肯死于制度，国家就一定要乱了。所以。有道的君主，行法令、
修制度，总是先于人民躬行实践的。
凡评定人物都有要领：骄傲的人，没有伟大人物。骄傲，就是自满
；自满，就是空虚。行事有了自满与空虚，事情就被限制。骄傲，是渺
小的。凡评价人物而违背古道的，没有高士。既不知古道而轻易作出论
断的，没有智士。德行未成于自身而违背古道的，是卑人。事业无根底
，遇机会就简弃其业的，是愚人。猎取虚名的人，没有贤士；猎取货利
的君主，没有成王业的君主。贤人立身行事，不想到要出名；成王业的
君主行道，也不计较成败。贤人行事，成王业的君主行道，都是自己想
停下来也不可能的。
明君以公治国统一人民来对待当世，忠臣以直道求进来表明他的才
能。明君不肯私授爵禄给所爱的人，忠臣不冒充有能来猎取爵禄。君主
不以私对国，大臣不冒充有能，能够这样做的，虽不能大治，也合于规
正人民的准则。当前，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对国的君主，这
样而能完成功业的，从古至今都不会有。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识破的。
我想了想先王的情况，舜有天下的时候，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
治狱的官，后稷为农业的官；这四人都是天下的贤人，还仅只各精一事
服务于君主。现在冒充有能的人，做事当官，都是身兼四贤的职责。由
此看来，功业之不成，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那些对高爵重禄无不接
受，对势利官大无不乐从的人，用这些为君主服务，就是所谓冒充有能
、纂取财利的大臣。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君主，就没有以直道求进的士
人；没有识别贤能的君主，就没有成就功业的大臣。从前三代的授受天
下，哪有第二个天下可供营私的呢？
劳民与伤财，莫过于用兵；危国与伤君，也没有比用兵更快的。这
四者之为害是很明显的，但古往今来都不能废除。兵当废而不废，是错
误的；兵不当废而废之，也是错误的。这两者之为害于国家，都是一样
。黄帝、唐尧、虞舜的盛世，资有天下，权操于一人，这时，兵备都没
有废除，现今，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求废除兵备，不
是太难了么？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应该专务什么，防患什么。国治而
人民注意积蓄，这就是所谓专务的事；动静失宜，这就是所要防患的。
因此，明君总是审慎对待所专务的事，而防其所患。
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猛毅的君主
轻于杀人，轻杀的流弊，就是使行正道者不安全。行正道者不安全，有
才能之臣就要出亡国外。这些智者知道我们的虚实，为敌国谋取我们，
外患就从此到来了。所以说：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姑借
刑杀，姑惜刑杀的错误，就是使行邪道者不改正；行邪道者久而不改，
群臣就结党营私；群臣结党营私，就隐君之善而扬君之恶；隐善扬恶，
内乱就从此发生了。所以说：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至亲危害他的国家政权，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不
为个人私欲改变法令，尊重法令甚于尊重人君；不为重宝分让权力，看
重权力甚于看重宝物；不为爱民削弱法度，爱法更甚于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