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原龙山文化逐鹿大势——从战国到一统
从龙山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到二里头时代，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重要时期，满天星斗的邦国时代，是怎样过渡到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时代的，这种转变过程在嵩山南北的中原地区，表现的异常清晰。今天我们就聚焦嵩山南北的中原地区，浅谈中原龙山逐鹿之大势。
中华文明早期，是一个多元到一体化的过程
龙山晚期正值中国青铜文明勃兴的前夜，嵩山南北诸多考古学文化，在经历了龙山时代的震荡整合之后，催生了一支强势的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这支青铜文化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地缘背景的：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聚落在应对复杂多变的气候和地缘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冲突、合并，使区域内原有的多中心的聚落体系向单中心的聚落体系转变，这一过程中人口和资源的汇聚，为接下来的以二里头都邑为核心的聚落体系的确立及二里头文化的转化打下了根基。
简略概括就是：
- 多中心分散式小聚落 → 冲突、兼并 → 单中心大聚落；
- 分散的人口、资源 → 整合、汇聚 → 为青铜文化转变打下基础；
（注：小聚落面积一般在面积在50万平方米以下，如古城寨遗址；大聚落面积一般在100万平方米以上，如新砦遗址；）
考古学年表中将龙山时代的上限推定为4300年前
中原龙山文化大势——从战国到一统
中华大地在经历了仰韶时代的充分积累、发展之后，在之后的龙山时代更是呈现了爆发式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大规模的城址遍地开花、二级聚落面积显著增大、武器增多等等。这些考古上呈现的现象说明了当时的人口激增带来的资源争夺战已经越来越多了。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区尤为显著。
中原龙山文化大邑对峙图，据许宏《何以中国》绘图
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俨然一副后世的『战国』景象，在嵩山南北分布着数个大型城市聚落：王城岗遗址、古城寨遗址、瓦店遗址、新砦遗址、平粮台遗址等等，围绕着这些大城址，还分布着许多二级小聚落。这些大城址，代表的文化类型并不相同，如嵩山北是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而嵩山南是中原龙山文化『煤山类型』，隔山而对峙的两个文化类型，各聚落之间表现出浓厚的防御色彩，这些城址的忽兴忽废，反映出了中原一带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战争。而考古发掘显示这一时期出土异常增多的箭镞也表明了这里剑拔弩张的对立关系。二里头文化，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中催生的。
王立新：“由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阶段，伴随嵩山南北地区的两支考古学文化由南北对峙而走向整合，聚落形态亦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
嵩山南部的动向
变化首先出现在嵩山南部。这个时期，位于嵩山南的中原龙山文化煤山类型的遗址急剧增加，并呈现出防御式的分布（如图中的红色图标遗址），而中原其他地区则表现的相对平静。对于嵩山南部出现的这种异常的动向，考古学者并没有给出统一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是『局部地区关系紧张』，危险来自于相近的聚落，地区冲突增加导致的。
许宏先生也认为如果把集中出现的煤山类型城址看成一个大集团的『前线』，但在其后方并没有发现一个足以统御全境并必须誓死捍卫的中心（观点出自《何以中国》）。似乎是支持了局部冲突一说。
试想：如果集中出现的煤山类型城址本身就是需要保卫的『中心』，那么他们面临的威胁，或许就是远方的另一个集团，如，东部的海岱龙山文化，或南方的石家河文化等。因为考古资料显示，中原龙山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大量来自东方、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不排除各区域文化之间有战争的可能性。如大汶口文化就长期与良渚文化之间有战争。
中原龙山文化聚落大势
聚落兼并：多中心到单中心
总之，无论是考古人支持的『局部关系』紧张，还是有待证实的中原与东方、南方的『地区间冲突』，其带来的结果都是中原持续混战、城址忽兴忽废，众多聚落在战争中千锤百炼、相互兼并。中原地区星罗棋布的小聚落渐渐地变为大聚落，多中心布局渐渐变为单中心布局。在大约到新砦期（中原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期），大河之南的中原腹地首次出现了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新砦遗址。与此同时，曾在龙山时代大放异彩的其他城邑都已经衰落或废弃，新砦遗址在这一轮对抗中胜出，开始傲视群雄。考古人称这一重要时期为『新砦期』。
可以说，『新砦期』拉开了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转变的序幕。
『新砦期』拉开了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转变的序幕
防卫升级：从人工城防到依靠山河之险
在龙山时代以前，聚落多不设防，渐渐出现了环壕，用以抵御自然或人为的威胁。到龙山时代，带有城墙的城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古城寨遗址，至今地面上还有高达16米的城墙残留。到新砦期，城防进一步升级，在新砦类遗址外围，出现了依靠自然河道、沟渠等形成了外围防御体系。
新砦依据地势形成的城防结构：三面临河的、半岛状的聚落北缘又有人工开挖的壕沟连通河流和自然冲沟，形成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
防御升级提示着冲突规模的等级在加剧
防御体系的升级，也提示着地区冲突规模的加剧。单靠城墙已经不足以防御敌人，于是在这种混战的模式下，到了二里头文化初期，嵩山南北两种考古学文化整合，文化中心渐渐向嵩山北侧的伊洛盆地转移，因为中心开阔的伊洛平原，是旱地粟黍作物与水稻作物的交汇种植地，能为大量的人口聚集提供资源保证，更为重要的是伊洛地区东接成皋、西连崤函、南依丛山、北距黄河，阻山带河、四塞巩固，易守难攻。
从『新砦期』到『二里头』，标志着依靠山河之险建设都邑的『大都无城』的王朝时代即将到来。
武器升级：从石器、骨器到青铜武器
李伯谦在《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中曾经提到，专门青铜武器的出现，说明常备军队的形成，而这些恰恰是国家形成的最主要的特征。在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用于射杀的石、骨镞的出土数量显著增多，这与这一时期紧张的对峙局势有关，到了二里头时代，资源聚集带来的最显著变化就是催生了青铜文化的诞生。而二里头时代，除了青铜礼器外，青铜武器如青铜箭簇、青铜近战带刃兵器的出现则表明，王权国家已初步形成。
武器革新，加速青铜时代到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武器，部分还兼有礼器功能。
由此可见，中原地区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是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正好对应历史中夏王朝的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过程，是一个不断斗争和锤炼的过程，在与周边聚落或文化的对峙过程中，更优秀的文化脱颖而出、胜者为王，弱者被淘汰，多元格局渐渐归为一体化。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由多中心聚落格局（满天星斗）到单中心格局（月明星稀），这种模式与后世的『战国到一统』的模式极为相似，这都是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同的历史发展规律推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何以中国》，许宏，公元前2000的中原图景，201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湾三期文化研究》，韩建业，杨新改，《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最早的中国》，许宏，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钱耀鹏 ，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