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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北京西城区一个从南方迁来的老头，
任性地在印章上恣意孤行，有意无意间将时代的审美融进了小小的石章。
我也是他的忠粉之一，但在五十年前，我所遇到的所有刻印家，几乎众口一辞的吐槽，可见走在时代之前的艺术，是要靠时间来证明的。
美人脱去衣裳，天上飞的白鹭惊喜地下坠。我不想看什么，但丁立人的印钮总在眼前晃着，于是灵感忽来，刻出了这印文。篆刻要刻出自家独特的风格是印家梦寐以求的。如何着手，教科书给不出答案，如果有人说得一套一套的，他自己就必须有实践的证明。我提个观点，大家看看对不对？首先对篆字结体要自成一家，或有自成一家的能力。其次刀下刻出的线与线之间的交接处，要有自己能说服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最好要有独特性。再其次的章法处理，虽然教科书说得五花八门，但没那么重要，自然随性可也。按以上要求，刻出了别人没有的样子，但这不算完，还要论气息，论蕴涵，论审美，论人文关怀。这些都是形而上的东西，说不清楚，但看得明白。如果大体通过了，才有可能得到一张准入篆刻艺术史的门票。“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异议。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歌词。它感动了我这个五音不全的老头，于是刻了好几方这个词的印章，大小方圆都有，这是最小的一个。印章笔画繁简组合对比强烈，是齐白石的把戏，也是专利。别人一碰则难逃做奴仆的样子。我不信邪，我用朱文的无边栏模样，碰它一下，于是有了此印，看看还真没有齐爷的影子。当然篆字的结构我与他老人家也有区别，虽也直来直去，但柔韧度高，是练过太极的那种。五十年前，我学印那会儿，刻得很工稳，发丝似的线不是难事。但很快就厌烦了细活。老师说精细很重要，不仅手上要细，眼光也要细和“独”，他说，不细的学生没有未来。齐白石的印在印章史中，算是豪放一派。好似一刀下去不带修饰，其实是颇有讲究的，修饰得看不出来而已。在我眼里，齐印相当工细，而他的学生陈大羽、李立，一经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老师的精细来。“濠上观鱼”一印，大抵属于汉官印的样子，也是所有篆刻人都刻过的一种形式。看来无奇，其实门道很深，想要刻出个人的面目来，不从工细处着手似无出路。我说的工细，当然不是光指表面光洁，横平竖直那样简单，工细是一种技巧。一种恰到好处的技巧。走了一段山路，看到一户人家，敲门讨口水喝，这在以前是极正常的事。如果这家主人拿出的不是一瓢水，而是不淡不浓的酒，那惊喜啊，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才有了这个词。我有好古之癖，爱好的就是这种古风，当然还爱好古物件。我不知当今之世，讨水喝的事是否还天经地义。估计会有些麻烦，不是人家不热情，是现在人心不可测。如果你讨水了，出来的是孙二娘似的人物，又给的是酒，你敢喝吗？《史记》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意思是梁纥老与颜少女的结合不合礼仪，是指老牛吃嫩草的说法。后来专指私通在外为野合。是印“山深野合无人晓”刻在2004年，花了点心思，似有形式之新，但因为有边栏，与我的潇洒无边的理念相违，另外很难有白文印与之对应，不能符合我朱文与白文相谐的硬性指标，所以没有广作探索。现在想想，如果深入多刻一些，白文也是有可能配合的。所谓艺术是不宜定型的。说说容易，做起来则难。毕加索一生有好几个面目，到了晚年，也只独守一种了。静静地守着一棵树，等待兔子撞上来而逮住它。这种消极地等待机会的想法，为绝大多数人所不取。但却为我所欣赏，也常常这样期待着，看来，我大概也算是个机会主义者了。一方印章的精彩与否，取决于字形画面感和线形生动感的两相辉映。而字形百变，线形也百变，刻手要有组织并创造字形的能力，也要有镌刻并变化线形的能力。但这仅仅是理论，理论构不成画面，只有实践，百折不饶的实践才有可能实现心中的理想。文章有官样之说，篆刻好像也有官样与非官样的区分。比如李刚田的印，板正大气，温和，还有肃穆感，这就是官样。韩天衡的印艳而巧，很容易感觉到荣华富贵的气息，因此谋得官人和富家喜欢，说是官样或官气都可。敝人的印随意、散漫、自由、邋遢，任性有余而富态若失，是典型的与官样绝缘的一类。所以鬻印五十年，也就为人刻印约共两千方。若生在动乱饥荒的年代，早就饿死了。但我也无悔，于是刻了“欠官样”三个字。印章要刻出庄重感，秀雅感比较容易，因为前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可以取鉴。如果要刻出富贵感或凄凉感，那就不好弄了，虽然这种感觉人人可感，但不好在印面中表现。如果进一步，要表现沧桑感或孤寂感，那就出高考题了。我经常自出考题考自己，探索一种感觉怎样转化成图形的，虽然多半不能表达准确，但还是偶有收获的。比如这方“刹那永恒”，自以为就是有沧桑感的例子。“掌握自家命运”一语吹牛说大话，有过阅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靠谱的。但俗语说“富贵在天，去厄在己”，虽然富贵不是想得就得，而远离厄境则可能努力办到。因此这句话有一小半是有些道理的。记得，年轻时，每次将习作印章给子奋师看，他总会说：回去多写篆书，用毛笔写。大概老师看我年轻，他总不说写篆书的重要性，只强调去写。所以不驯如我，回家一直没写。直到老师去世二十年之后，我才鬼使神差热衷起篆书的书写。虽迟了，但也不迟。这方印刻在2009年，不谦虚的说，有点精彩。如果没有十数年篆书的磨练，连想都别想！古典的词句，如果没到比较普及的时候，我是极少应用的。因为我讨厌“掉书袋”。我有一位长我几岁的苏州朋友，很博学又强记，但掉书袋得厉害。而同样博学的曹宝麟则一句文邹邹的话都没有，我知道曹公所知一定不亚于“苏”公，但他在与友人相处时藏着，你不问，他绝不卖弄。有一次我与他共同参加一个大展的评选，一件送评的作品中有一个字，被评委拿来讨论，我们不知作者是辽宁的，这时辽宁的聂公出来站台，说这个字见《千字文》。站在后排的曹公小声说《千字文》没有这个字，大家一阵小笑作鸟兽散，可怜那位平时霸气的聂公愣着不敢回应。“风乎舞雩”我不多说了，这种出自《论语》的句子，在科举时代是文人烂熟的，如今却成了掉书袋的“重器”，可笑不可笑。《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网络天下放失旧闻”，意思说将天下散逸的传说都网罗起来，记录下来。然后通过书本的流传，以期久远。这样的文史活动延续了数千年，直到网络的出现，才有了变化。网络很神奇，它改变了很多事情，比如现在当学者容易了，原先当学者首要强记，而强记是千人挑一的事，现在不用考核这样的人才了，电脑什么记不住？有人说电脑无法创作艺术品，是因为设计程序的人都是理工男，如果有一天，文艺男参与其事，那就有戏看了。我不以为然，举一例，比如对感觉的把握，当其表现落实到作品的意外效果时，电脑也想捕捉和生发，没门！将篆书结构弄成跌宕荦确的样子是当代人的创造，我是参与者之一。这方“系马待渡”刻在2009年，这一年因为眼病，我已很少刻印，不记得因为什么冲动握刀作此，还刻了三面边文。有老朋友问我这四个字什么意思，我说作字面解，没有典故或影射什么的。印章要刻出有意思的图形，取决于所刻篆字的形体。如果形体本身优美，篆刻家只是化妆师而已，如果字形之间甚难协调，篆刻家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出现上佳效果。所以吴昌硕有“字不配不刻”的告示。这四字对他人而言，也许不配篆，但于我却不构成难题。我喜欢字画多的字，字画多了，画面感就加强，如果此时略作腾挪，不出彩也难。人老了，经常对事理的认识产生变化，同时难免有偏激化的倾向。比如，我年轻时对“巧”的认识很敏感也擅驾驭。到了北方，整个审美理念向“清奇古厚”转变，对灵巧的认识也从钟爱转向厌烦，而对小巧则深恶痛绝。我甚至认为小巧是艺术创作的毒瘤，这当然偏激了点。
“水波粼粼”一印，图形感甚强，篆字的结构都以曲折短线组成，且有无形的节律串联其间。若分出单字来看，并没有怪异的变形。因此其“形式构成”应该比较妥当。但仔细看，其小巧也约略可见，因此很无语、很惭愧，人的认知与作为不能协调是很无奈的。
印章刻成，篆刻家在边上动些手脚，美其名曰修边，如果修得过了点，则曰做边。浙派诸家和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都是有修边的，相传的随意击打的敲边法那是江湖的做派，大篆刻家是不屑的。
做边的篆刻家，只有浙派的陈曼生和大名鼎鼎的吴昌硕。陈曼生在修与做之间，而吴爷则大做特做，但他似乎有压力、觉得见不得人，竟然相住同屋檐好几年的王个簃都没有见过他先生是怎样做的。
凡事对比才有意思，有洁癖的黄牧甫则不做也不修，保持原生态。想不到齐白石也不做，但这不妨碍他大刀阔斧的冲破边栏。
我是做边的，做得很厉害，除了边，我还在白文印的面上落点，戏曰“点北斗”。当然不是只有七个点，爱怎么点就怎么点。
既然修边做边很麻烦，我干脆将朱文印的边都给去了，所谓作无边际之想象耳。朱文无边的形式不是我创造，最早见战国时代烙马印，只因我刻无边印多了，却成了我的专属似的。
“处厚处实”一印，两“处”字集于一处，极易产生排他感，但若处置得当，则增势出彩。
两个相同并排的字，可以刻相同模样，也可以大同小异，当然也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此间选择变化是正常的思路。但变化的尺度甚见作者的心机。我采取大同小异之变，看去似乎一样，细看又不一样，从差异寻找新奇，从新奇去体会大气。
宏观看篆刻，篆刻有三境。工稳守正一境也，腾挪求新二境也，自然天趣三境也。对刻印家来说，工稳不是难事，难度在守正，守正意味着遵守传统不逾矩。打破常规，进行形变异和线变异，名之为腾挪求新，这第二境有入邪门的风险，因而既要大胆又须慎行。第三境是整合，成功的整合是进入自然状态，力除作态，让腾挪的成果转化为天趣的形态，所谓天趣，出人意外之表现也。
“云想衣裳”一印，没有噱头之奇，但云字夺人眼球，略有天趣的味道，与对角的“裳”字谐调，构成有意味的图形。
想了一个有气魄的词，“流云截取三千丈”，过一把李太白的潇洒。又找了一方尺寸不大的石头来刻，向眼力挑战，于是折腾了两天，用时十小时，磨了三次最终完成。效果不好也不坏，技止此矣！
陪摄影师找景拍摄，在公园的一块卧石处，找到了镜头位置。不料一不小心，这方丁立人先生的佳作河马，竟自翻滚跌落，我心一颤！待定下神来，拾起跌在砖地上的石章，仔细一看，竟然毫发无伤。长舒口气，尤物自有老天护持！
穿粗布衣而怀美玉表示深藏不露。《老子》“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老子》一书言简意赅，许多名言都曾被人刻作词句印，奇怪这四字似未被人引用。一阵小兴奋，即查字书刻出印来，但并不顺手，磨了一次，重新来过。
此白文印，三字笔画较繁，只有玉字少画，因将玉字增繁处理以互为协调。不料有精致感，留红也自然，与我的其他白文印似有异样，没有程式化的表现。印家常有一印一面的理想，也有像齐白石只求“孪生”式的追求。如果要我选边站，我会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倾向齐爷一侧。
丁先生刻了一方作掩耳状的人体钮，非常生动。我想了想，只有巴三览四的絮叨，才是女孩掩耳不闻的原因。此印成因如此，有点幽默。
此印一招一式都是我自家的字形，但刻出印来，却与我平常的样子相去甚远。本来想磨去，仔细看每个字，它们都没有过失，磨去则于心不忍，因此留在了印谱里。事过半年，重阅此印，喜欢了，而且还特别喜欢。
艺术有隔时审视的情况，就是让时间来检验其价值。一般二十年可以检验关注，五十年可以检验存在，艺术存在才有意义。我这方印只是自我喜欢，其它还谈不上。
养猫的朋友会发现，猫会做出各种不同体态的姿势来。如果你是书法家或篆刻家，是可以从猫的姿态来想像字的造型的，进而启发推进自己的造型能力。
“童子濯足”何其闹腾欢乐，如果你将童子濯足四字刻出手舞足蹈的样子，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此思路未免幼稚了些。中国的艺术都是耐品味的，不以直白为高明。那么，换一种思路，来一个想像，将艺术看作人生的慰籍，并将喜怒哀乐深藏其间。如果你还感慨人生的过往，回想儿时的欢快，刻了这方印，是不是好一点。
不意朋友吐槽：“这老头玩深沉，作！”
丁立人先生将一块方正的石头刻成两只被捆绑在一起的猴，肢体略抽象，神态特生动，还系了不知从何弄来的绳子。精彩极了！
要在这样珍贵的艺术品上刻字，压力骤增，由于此猴钮的肢体直接与印底相连，不容有磨改的空间。而我刻印也多是一次完成，本不是问题，只是我长期涂黑印面刻字，有不确定性，近来磨改已成常事，因此犯怵。于是改为墨稿上石，折腾了许久，还是涂黑了刻，待印完工钤出印花一看，还行，只是略欠活脱，失去了漫不经心的味道。“淡定”是淡定了，而自信的神气若失，奈何！
艺术在低端的时候，是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解说的。在中端的时候，语言和文字仍可以解说其生成。但已很难涉及感觉方面的问题。进入高端层面的艺术，实际是艺术家感觉的游荡，此时理性与感性交杂在一起，很难分出谁在主导了。若有方向感，亦没有很具体的目标。这也是古今大艺术家晚年都没有留下创作文字的原因。如果我们能起黄宾老于地下，问他画黑山的问题，我想他老人家不支吾也难。
我刻“圆通”一印，没有经过所谓的构思创作，只依我对其字形的熟悉，任其组织交接。让我深刻体会到自由境界的感觉，我想，生成感觉并把握感觉是何等之重要。
任何在当下还流行的艺术，都有现代化的趋势，趋势越明显则说明该艺术越有活力，反之，就式微了。篆刻是古代璀璨艺术之一，按理说是极复古的。但自从一百年前，北京西城区一个从南方迁来的老头，任性地在印章上恣意孤行，有意无意间将时代的审美融进了小小的石章，这人姓齐名璜，字白石。他融进的信息有二，一加强朱白对比，即朱文印留白对比，白文印留红对比。二刀痕毕露，一面光洁，一面崩落。就这两招，他赢得后生晚辈的敬仰，香火至今不断。我也是他的忠粉之一，但在五十年前，我所遇到的所有刻印家，几乎众口一辞的吐槽，可见走在时代之前的艺术，是要靠时间来证明的。这方“白云深处有人家”谈不上现代化，甚至也谈不上精彩，但因为留红的自然而适意，它留在了我的印谱里。“白云深处”有版本写作“白云生处”的。可以这样说：篆刻艺术的命脉掌握在字形和线形中，字形即结体，线形即用刀。此外一些促成其艺术效果的手段，如章法之类，确能美容的方法也不宜忽视。这方“月圆人相好”之印，就用了字间大片留红的方法。虽为明清坊间俗手所惯用，如处理得好也不无神奇之效。我刻好此印，有全身顺畅的感觉，因为前后用时不过三十分钟，比起曾经最麻烦的一方朱文印，刻了磨，磨了刻，先后用了十几个小时，还不大称意的状况，真是天壤之别。可惜这样顺手的事于我不常有，因记之。我刻词句印都花心思，花多花少不一样，心思用多的，日后重见便恍若老友，用少的，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二十年前是我刻印的高峰期，有时同一个词刻了几个印，若是重见，我甚至可以分出前后来。这大概是心凝意专的缘故吧。“歇一歇再来”是一句白话，一般用在对他人的关切上，表达平实但心意甚浓。我相信这五字从来没有人将之刻印的。我刻印选词有一套自己的主张，大概有五条：字与字相配第一条，这一条很重要，因为它关乎印的精彩与否。词意不俗第二条，不见或极少见他人刻过的是第三条，词义要直、容易让人理解是第四条，词中最好有我没有刻过的字为第五条。这一条比较苛刻，有时只好舍去了。刻朱文印将印底清理干净是常态，几乎古今所有印人都遵守此例。我自从用小的刀具刻印，印底清理便成了花时间的事，有时顾不上，盖出来自觉有浑重感，于是就留着一些渣滓。当你有意留渣滓了，麻烦就来了。问题是，留哪里？怎么留？而且留重留浅颇有讲究。诸如此等，我花了很多精力才勉强可行。但印章到了别人手里，他的钤印轻重与我有异，盖出的印就相去甚远了。据说上海一位名书家曾想找我刻印，别人说张桂铭都用我的印，当她看了张画上的钤印，说，怎么这么脏，因此没有了下文。丁立人先生在我家小住的那几天，给我留下了这方印钮，两位老头相依靠背，摄影师配了雪景，看去非常有诗画意。丁老爷自刻“暖背图”三字边款，就边款论，有齐白石的味道，不同凡响。为配合这个有意思的印钮，我选了“同甘共苦”四个字。刻前，我想大刀阔斧一下，不料石头硬得很，只好临时改变主意，朝向柔韧的方向施展了。改变方向是对的，因为我不是大大咧咧一类的人，刻大刀阔斧之印，不是我所长。一个好的艺术工作者，其艺术表现首要与自身的性情吻合，能吻合就基本证明是成功的。清代徐三庚的印章现在也被人捧，如果你想见其人，一个说话拐弯抹角、行事心眼特多的“作男”我想你会受不了。我十七岁时随师学印，老师说要学多种样子，比如古玺一种、汉官印一种、陈曼生白文一种、吴缶翁一种、黄牧甫一种等等，他不仅这样教学生，自己也这样创作酬世。后来我拜识了海上名家钱君匋，发现他也这样，多种门派集于一身。我当时很佩服这样的老先生。再后来，我重读齐白石印谱，眼下赫然只有朱文与白文两种，两种之间的字法与刀法几无二致。我曾冒失地问过这两位老师，陈老师说，齐是粗人，无细活。钱先生则顾左右而言它，没有正面回答。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艺术的个人风格面目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是艺术家的终极追求。当然风格面目要有审美价值才行。篆刻是我国特有的古老艺术，如果用现代的归类法，将之归为平面造型、或小型雕刻，好像靠谱又好像不靠谱。篆刻若深入研究，围绕本体的学说有：字形说、用刀说、形式构成说等等，从文化层面展开的有意境说，性情说，大气说，甚至命运说等等。大凡兴趣篆刻的人士都是擅于动手的，动手的人多半对理论不感兴趣，所以理论在篆刻界没有什么市场。但是，任何艺术要走进高层，都要有深邃的思考来支撑，有时理论不要写出来，思考则不能免。“忘怀得失”一印，可以说是字形说的产物，以字形来组织印面造型，其中用了疏密、腾挪、排叠等技巧，而这些技巧又受理论所支配。迟日背包行，行到小溪深处，是何等惬意的规划，可惜与我无缘了。我年正七十，心态虽年轻，但腿脚不年轻，背包远行，想都不敢想。翻书阅读，秦观《好事近》映入眼下，“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四句都可入印，我思索了一下，“有黄鹂千百”大概可以刻得新奇，但黄鹂鸟已难一见，刻了印，徒增怅惘而已。而小溪深处平平常常，却有现代感，也有诗意感。刻出印来一看，也平平常常的。然而，它融入了我许多念想，字间的老年心态明显，自己感动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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