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良医保命治病，无异于良相保王克贼”

刘仕廉于《用药如用兵》一篇中云：“盖良医保命治病，无异于良相保王克贼”。

我以为良相可施展保王克贼之前提为：上有明君。若无明君，良相虽有辅国才能，亦无如之何。《灵兰秘典论》中将五脏六腑与政府官职、治国理政相联系，其结语云：“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说明“主明”是其余十一官发挥正常功能，良相辅国之才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前提。

商纣之朝，非无良相。如微子、比干、箕子等人被称为“殷末三贤”，但终不能挽商汤于将倾。这三位良臣的结局亦值得深思，《论语·微子》记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比干最终因强谏纣王为被剖心，可谓忠之极，却不能保昏君；箕子则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反得安一方之民。《素书》云：“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国将霸者士皆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其实危国未必无贤人，只因上主不明，亲小人远贤臣，则良相或杀或走，社稷终不能保。

《左传》也有一段话借名医之口，阐明了这个观点，可谓“上医医国”。

医和诊晋侯之病后，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这段话说明，赵孟辅佐晋侯处理政事八年，而晋国没有动乱，诸侯间没有缺失，实为良相，而晋侯因淫邪而生病，将不能体恤社稷，这个灾祸是极大的，赵孟也不能阻止。

所以良相能保王的前提为“王非昏君”，同理，良医保命治病之前提为病人为“非昏人”，因为良医与病人之间的治病关系即是良相与明主的治国关系。

《伤寒杂病论序》云：“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对于过于追求外物之人，其本质即是昏君。若病人自己不能明白这个“本”与“末”的关系，医生的救治就很难起效。即《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所谓“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六不治”，有四条很好地概括了“昏人”的特点。即“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信巫不信医。”

骄恣不论于理者往往自以为是，不遵医嘱，如此则病难治。这一观点与郭玉治疗权贵者的“一难”不谋而合，《后汉书·郭玉传》云：“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

轻身重财者，实即“惟名利是务”者。首先这类人过分看重名与利之“末”，而轻视自己身体之“本”，本末倒置，救治亦难。第二，为外物所累，则天真难守，病亦难治。

衣食不能适者是生活习惯不良，郭玉所谓“将身不谨，二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亦《上古天真论》所说的“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信巫不信医者，即《素问·五脏别论》所云：“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张志聪注：“拘于鬼神者，欲其祝由而愈病也。然祝由之道，移精变气，以我之神而通神明，有至道存焉。若惟拘于鬼神之事，不可与言至德矣。”故祝由之术的主要作用是移精变气，适用的情况为精神内守，邪未深入的病人。即《移精变气论》所云：“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暮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己。”故凡病都用祝由之术是以偏概全，若病人深信祝由之术而不信医，则病难治。

故“昏人”有四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信巫不信医。”《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胜负关键在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故君无道则战必败；昏人无道，则治难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