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良医保命治病,无异于良相保王克贼”

刘仕廉于《用药如用兵》一篇中云:“盖良医保命治病,无异于良相保王克贼”。
我以为良相可施展保王克贼之前提为:上有明君。若无明君,良相虽有辅国才能,亦无如之何。《灵兰秘典论》中将五脏六腑与政府官职、治国理政相联系,其结语云:“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说明“主明”是其余十一官发挥正常功能,良相辅国之才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前提。

商纣之朝,非无良相。如微子、比干、箕子等人被称为“殷末三贤”,但终不能挽商汤于将倾。这三位良臣的结局亦值得深思,《论语·微子》记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比干最终因强谏纣王为被剖心,可谓忠之极,却不能保昏君;箕子则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反得安一方之民。《素书》云:“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国将霸者士皆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其实危国未必无贤人,只因上主不明,亲小人远贤臣,则良相或杀或走,社稷终不能保。
《左传》也有一段话借名医之口,阐明了这个观点,可谓“上医医国”。
医和诊晋侯之病后,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这段话说明,赵孟辅佐晋侯处理政事八年,而晋国没有动乱,诸侯间没有缺失,实为良相,而晋侯因淫邪而生病,将不能体恤社稷,这个灾祸是极大的,赵孟也不能阻止。
所以良相能保王的前提为“王非昏君”,同理,良医保命治病之前提为病人为“非昏人”,因为良医与病人之间的治病关系即是良相与明主的治国关系。

《伤寒杂病论序》云:“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对于过于追求外物之人,其本质即是昏君。若病人自己不能明白这个“本”与“末”的关系,医生的救治就很难起效。即《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所谓“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六不治”,有四条很好地概括了“昏人”的特点。即“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信巫不信医。”
骄恣不论于理者往往自以为是,不遵医嘱,如此则病难治。这一观点与郭玉治疗权贵者的“一难”不谋而合,《后汉书·郭玉传》云:“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
轻身重财者,实即“惟名利是务”者。首先这类人过分看重名与利之“末”,而轻视自己身体之“本”,本末倒置,救治亦难。第二,为外物所累,则天真难守,病亦难治。
衣食不能适者是生活习惯不良,郭玉所谓“将身不谨,二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亦《上古天真论》所说的“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信巫不信医者,即《素问·五脏别论》所云:“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张志聪注:“拘于鬼神者,欲其祝由而愈病也。然祝由之道,移精变气,以我之神而通神明,有至道存焉。若惟拘于鬼神之事,不可与言至德矣。”故祝由之术的主要作用是移精变气,适用的情况为精神内守,邪未深入的病人。即《移精变气论》所云:“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暮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己。”故凡病都用祝由之术是以偏概全,若病人深信祝由之术而不信医,则病难治。
故“昏人”有四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信巫不信医。”《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胜负关键在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故君无道则战必败;昏人无道,则治难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