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在丽江谈先锋

1，先锋一词，最先见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一段笔记。在中国，先锋从诗开始，二十世纪初的白话诗或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歌都是先锋。先锋是有对象的，它总是针对某种窒息生命，扼杀创造力，宏扬陈辞滥调的文化氛围。先锋是一种牺牲，总是为集大成者铺路，在先锋泒消声匿迹的地方，文明再次成熟。我认为先锋的方向可以朝向未来也可朝向过去，这要看保守，僵硬、臃肿在哪个方向聚集。某些曾经的先锋派今天在我看来早已是固步自封，陈旧，自命不凡的代名词了。

2，口语在诗歌中有两个方向，当下的口语诗，是将口语作为指向意思、新闻、段子的工具。而80年代开始的口语，诗到语言为止，语言是存在之家。回到家中，必然回到日常语言。后者基于一种对语言的先锋派立场，是少数，比如杨黎的作品。杨黎的《红灯》，能指和所指分离，成为声音之诗，其意义空间必须依赖声音的现场发挥，这是杨黎对汉语的卓越贡献。在杨黎这里，口语是语言的开始之地，最清楚的地方。两种口语有着天渊之别。但被批评者们混淆成一支吐沫飞溅的口语大军。当下泛滥的口语诗其实是八十年代“诗到语言为止”的先锋派诗歌的世俗化。

3，为《出门与回家》大藏艺术空间学术邀请展写的一段话：

20世纪以降，中国文化之主潮是出门，拿来，“生活在别处”。其初衷是西方强势文明导致的文化自卑。一个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维新成为主流。其始料未及的后果是传统中国之文化载体，生活世界被钢铁推土机全面拆迁。现在，年轻一代要回家了，他们厌倦了总是灰尘滚滚地“在路上“。严峻的问题是：家在哪儿？如何在这片废墟上重建中国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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