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三国志演义》的历史意识
这里涉及到历史讲述的最根本的问题：当我们问“什么是三国历史”的时候，指的是三国时期发生的事，还是《三国志》这部史书告诉你的事？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我首先希望大家明白，所谓历史、历史小说、历史文学，实际上都不是指向一个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还原的。史书也好，历史小说、历史文学也好，给我们展现的是经过历史家、文学家或者其他评论家建构的历史。任何历史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因此，我们要问的是：《三国志演义》给我们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它要告诉我们什么，传达什么样的感受呢？任何历史文学所传达的都是历史的感受而不是历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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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像·《遗香堂绘像三国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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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初年刊行的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一开篇引录了一首明中期状元杨慎的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传达给我们两个重要的历史感受：第一，不管历史上有多少英雄，他们在历史上曾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迹，“是非成败转头空”。人在历史上的所有行为，不管如何轰轰烈烈，如何多彩多姿，最终都是“空”的。留下的是什么？是不变的青山和夕阳。中国还是中国，青山还是青山，太阳还是太阳，但是曾经有过的历史，曾经努力奋斗一生的英雄已经不会重现了。
可是真的不会重现了吗？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历史感受：历史英雄仍然生活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的一生借助语言表述方式得以重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笑谈”是一种语言表述方式，是说故事。故事不是一个人在讲，“白发渔樵江渚上”，是许多人反复地讲述，而且不止白发人，青发人也讲故事。所以，历史上的英雄还活在当下。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愿意阅读历史，是因为历史对我们当下有意义，如果对当下毫无意义的话，历史就不会存在。所以，历史的价值在当下。如今我们阅读《三国志演义》，也是为了丰富当下的生活，当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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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结义·《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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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要像看山一样。苏轼在看庐山时有这样的看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明白庐山的真面目。同样，在阅读一部小说的时候，一字一句阅读的确是很好的方法，这没问题。但当你阅读完，要整体把握这部小说的时候，就要拉开一定的距离看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
既然小说是给你讲述历史故事，那我们就要问：故事从什么地方讲起，到什么地方结束？《三国志演义》，顾名思义，应该从魏、蜀、吴三国三分天下讲起。但如果从魏、蜀、吴三国开始讲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曹操——就很难进入历史框架。刘备、孙权当了皇帝，曹操没有当皇帝，他是被他的儿子曹丕追认为“太祖”，成为魏武帝的，所以曹操这位逐鹿中原的英雄就进入不了三国历史叙述的框架。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那么故事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说：“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三国必有所自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以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讲三国故事不从三国讲起，而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黄巾起义讲起，一直讲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归晋结束。
任何故事的开端和结局都是有意义的。历史就像一条长河，滔滔滚滚。如果讲述历史，就一定要切一段来讲，从哪儿讲起，到哪儿结束，开始和结局的选择构成独特的意义结构，而这个意义结构其实是后人对历史的认识。换句话说，任何人讲述历史都是一个由果溯因的过程。三国故事的结果无人不知，首先是三分天下，然后是三国归晋。讲故事的人首先就要溯因，三国为什么归晋？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东汉末年会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呢？所以要从黄巾起义讲起。这正是小说家对历史的认识。
并不是所有讲故事的人在讲三国故事的时候都从黄巾起义讲起的。比如《三国志评话》，它是元代刊刻的流传民间的说书作品，是《三国志演义》的前身。《三国志评话》是这么设计三国的故事开端的：三分天下总要有来由，这个来由是什么呢？追溯到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他有一个非常令人不齿的行为，就是杀功臣，杀了韩信、彭越、英布，“狡兔死，走狗烹”。而这三位功臣怨气难平，经历了400年后，化身为刘备、曹操和孙权，瓜分了汉朝的天下。这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历史阐释方式。
人们讲述历史，总要赋予历史以某种意义，总要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这种对历史的追问隐含着对历史的不同判断。在《三国志演义》中，这种判断是什么呢？它否定了因果报应的历史阐释方式，采用另外一种阐释方式，就是“分合循环的历史宿命”。毛本第一回写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从有“中国”的时候开始，就经历着“分—合—分—合……”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过程。
我在思考历史问题的时候，经常会说一个极端的观点：我们都说要研究社会规律，研究历史规律，但是如果社会、历史真的有规律的话，是不需要研究的。比如自然规律，太阳东升西落，这还需要研究吗？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这是规律，规律是不需要研究的，只需要去认知。人们对历史、自然、社会的变化感兴趣，不是对“规律”感兴趣，而是对变化背后的原因感兴趣，对那些反常的、不符合规律的现象感兴趣。同样，小说家在阐释历史的时候，也并不是对“分—合—分—合……”的规律感兴趣，而是对“分—合”背后的原因感兴趣。
“分—合—分—合……”是循环，但这个循环你怎么截取是不一样的，历史感受不一样。写三国可以从分写起，写到合，但小说家没有这么写，他从“合”——统一的东汉王朝写起，再到“分”——三国鼎立，再到“合”——三国归晋，整体上构成一个“合—分—合”的完整结构。
这样写有什么意义呢？第一，这是一种乐观的倾向，相信统一是必然的，分裂是暂时的，安定是必然的，动乱是暂时的。也就是说小说家是从统一的王国出发，不仅思考这个王国是怎么被分裂的，同时也思考一个分裂的王国又是怎么被统一的。思考的兴趣点是在统一，是怎么保证维持这种统一，中国整体的社会趋向是统一而不是分裂，所以说这是一个乐观的倾向。西方有一个经典的故事：都是面对半杯水，乐观主义者说还有半杯，悲观主义者说只剩半杯。这是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同样的讲述历史也有方法的不同，如果从分裂讲起，讲到西晋统一，然后又分裂，那就是对中国历史充满悲观，认为分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这是小说的第一个意义，对中国的统一充满信心。
第二，整部小说的叙事从合再到合，中间是一大段的“分”，整个故事的展开、故事的焦点是“分”，前后的“合”是短暂的，中间的“分”是漫长的。换句话说，小说家旨在分析这个“分”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为什么会“分”，又为什么必须“合”。只有对“分”进行深层的、深刻的思考，才能对“合”有坚强的信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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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三国志平话》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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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三国志演义》的历史意识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三国志演义》的主要角色，第一是曹操，第二是刘备，第三是诸葛亮。从史书来看，曹操应该是主角，《三国志》中《魏书》占的篇幅最大，其次是吴，最后是蜀。所以在史书中占主要分量的是魏，占核心、中心位置的是魏，这点毫无疑问。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在中原地区，也就是后来魏国的辖区。所以整部《三国志演义》不能不充分展开曹操的一生经历。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中，第一个出场的恰恰不是曹操，而是刘备。小说家偏偏从刘备讲起，而不是从曹操讲起，在小说家讲述的故事中，刘备成了主要人物。不管是从年龄、还是从当时的名声看，小说都应该从曹操讲起。但是小说家却没有这么讲述，这可以看出小说家的叙事是有明确的立场的。
小说家的叙事立场更鲜明地表现在诸葛亮的故事中。诸葛亮的故事从第三十七回一直延伸到第一百零三回，所以有人说整部《三国志演义》就是一部“诸葛亮传”，第三十七回前是诸葛亮前传，第一百零三回后是诸葛亮后传。诸葛亮“千呼万唤始出来”，没有诸葛亮就没有三国鼎立的局面，刘备靠自己不行。诸葛亮还没有出山，就指明将来三国鼎立的局面，在草庐里就能指点天下，刘备连想都不敢想。同时我们看到，第一百零三回之后，叙事节奏大大加快，诸葛亮死后没什么可写了，不仅蜀国没什么可写，整个三国都没什么可写的了。
显然，整部《三国志演义》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叙事倾向，这种叙事倾向体现出小说家对历史的阐释。历史是建构出来的，怎么建构？三国分裂的天下肯定是要统一的，但是实现统一的统治者是不同的。在人们心目中应该用道德的理想统一天下，而不用非道德的理想统一天下。换句话说，“春秋无义战”，三国就有“义战”了吗？到底正义者是谁？这是由小说家建构产生的。小说家说谁是正义的谁就是正义的。在刘、关、张一出场的时候，小说家就赋予他们正义的理想，他们立下誓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刘、关、张是为了保国安民才投身于动乱中。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和“民”有时候很难区分。在百姓看来，有一个安定的王朝就可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有个好皇帝就能有个安定的王朝。所以对皇帝总是采取鲜明的道德评价，这种道德评价直接延伸为历史道德评价。所以，虽然就历史而言，也许是“三国无义战”，但小说叙事中就一定要赋予刘备集团以正义的色彩。刘备集团与曹操集团形成对立，这种对立就是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光明和黑暗的对立，仁政和暴政的对立，这是一种水火不相容的极端的对立。于是，历史叙事就产生了感情色彩，有了政治倾向，有了道德判断。
一旦引进历史的道德判断，小说家表现的“尊刘抑曹”的政治倾向，就同实际历史发展的结果，即最终刘备失败和曹操一方的胜利形成激烈的冲突。三分天下最后的西晋统一，其实还是由曹氏一方衍生出来的司马懿集团统一天下，而不是刘备集团统一天下。曹氏集团篡夺了刘氏天下，司马氏集团又篡夺曹氏天下最终实现统一，而不是刘氏传位给刘氏这样一个正统权利的“接力棒”过程。在作者的理想中，应该由刘备统一天下。刘备是谦谦君子，是百姓爱戴的君王，又有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丞相，这一个寄托着老百姓希望、理想、憧憬的集团，最后却以失败而结束。
道德理想和历史现实的冲突，在诸葛亮临终的哀叹中表现得很鲜明，他说：“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重兴汉室”是个很暧昧、模糊的概念，“重兴汉室”可以等于重兴刘氏，只要姓刘的做皇帝就行，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模糊的观念，是宗法血亲的观念。小说家既强调“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有德者居之”，又主张以刘氏统一天下，这种模糊的观念中既有正统性，也有正义性。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暴君战败了仁君，暴政扼杀了仁政，邪恶淹没了正义，黑暗的现实粉碎了光明的理想，这是一个悲剧性结果。大家一读到“孔明秋风五丈原”这个段落时，都会悲从中来，觉得要是魏延没有弄灭孔明的“命灯”该多好啊。
这种道德理想和历史现实的冲突，体现出小说家面对历史的无奈和责任。虽然他无法挽回“天意”，但他有责任讲出真话。虽然曹操一方胜利，但小说家还是要“尊刘”，因为小说家要张扬道德理想，要用这种道德理想抗拒不公平的现实和历史。因为在人们生存的现实和历史中，这种善恶颠倒、黑白不分是常见的现象，虽然是“天意”，我们仍然要以人意抗拒天意，来实现人自身的价值。历史是无情的，但历史主人公的悲剧却是有情的。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崇高理想和道德力量，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坎里，并熔铸成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构成了小说的悲剧性质和悲剧特色。
小说家的这种历史思考最终落到天意、天数、天命。毛本《三国志演义》第一百二十回引用了一首古风，咏叹从汉末动乱到西晋统一的历史，最后写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感慨。启功先生有首《贺新郎·咏史》词这么写道：“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 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龂龂争辨。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
我对中国古代文人传统的思考方式、历史意识有一个理论概括：“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意识具有二重性，他们既深信历史进程没有不可知的动因和规律，又把这种动因和规律归结为神秘的、异己的超精神力量，堕入宿命论；既对历史兴亡的思考充满强烈的兴趣，又对人类历史活动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堕入虚无主义；既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道德评判秋毫不爽，又对这种道德的维系及其价值在现实政治中的软弱无力深有感触，堕入无是非论。”（《明清文人传奇研究》）这是中国古代文人根深蒂固的历史意识，也是他们阅读《三国志演义》后生发出的对历史的感慨。他们不会因为这种感慨失去对历史的信心，失去对现实存在的信心，但这种历史感慨却影响着一代代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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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德：
《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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