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关怀的是什么？

文丨果其然 · 主播丨小夜

在上海，有这样一家医院：

只收晚期的癌症病人，他们中的90%，会在3个月之内去世。

但死亡的痛苦折磨不了这些病人。

或者说，这些病人面对死亡更加坦然。

因为这里的医生，更注重病人心理的安抚、心情的平复。医生会和病人谈笑风生，既不避讳、更不隐瞒死亡的来临。他们会认真倾听病人关于生活的感悟，也竭尽所能，满足病人的各种愿望。

即使有的病人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但他们最后的面容，更加从容、平静、安详。

于是这座距离死亡最近的医院，同时也是距离天堂最近的医院。

这就是位于上海闸北区临汾社区的“舒缓疗护区”。所谓“舒缓疗护”，就是“临终关怀”。

内观己心  外察世界

临终关怀，也叫“姑息治疗”或者“安宁治疗”。它由英国护士桑德斯创立，1967年一经推出，便在世界各地开展起来。

临终关怀的概念：

当病人经过可行的医疗手段救治之后，仍无法改变死亡的结果之时，特别是后续的医疗措施，会使病人遭受更多痛苦的情况下，以减缓病人肉体痛苦、努力提升病人的精神状态、加强病人的心理建设为方向的医疗手段。

从其概念可以看出：

“临终关怀”与其说是一种医疗手段，不如说是一种全新的理念。

它不再强行把“个体存活”作为首要任务，而是将“精神圆满”放在首位。

这如何理解？

启迪多元思维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村上春树也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可见生与死的概念，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一体两面，自然而然。

而且正是因为死亡有着不可避免的绝对性，所以更能折射出人的价值、人的意义。

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是生命的无限可能性，是创造、经历、体验的全过程。而死亡的过程，必然包含在生命之中，因为死亡是生命最后的演出、最后的光彩。

但在我们的科学及教育的体系中，只有优生学，没有优死学；只有人生观，没有“人死观”；只强调生的崇高，不重申死的光荣；只有生的教育，缺乏死的教育。

于是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也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对死亡始终采取否定、蒙蔽的负面态度，认为死亡就是最大不幸，是人生的最低点。

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把生与死对立，把生命的完整过程，强行肢解。

更可怕的是，这种观点从不考虑死者本人的感受、临终病人的实际心理，而是强行争取病人肉体意义的存在，毫不顾忌病人精神上的需求。

而“临终关怀”，正是把“人的感受、“人的精神””放在首位，它把面向死亡的病人不再当做医疗手段所作用的“物”，而是把身患绝症的患者视为平等的“人”。

这就是人，最大的精神需求——人的尊严，不仅要求“生来平等”，更需要“死得其所”。

所以“临终关怀”的内涵，就是“从人出发”、“以人为本”。这也正是“人文主义”的核心——“人”是中心，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是根本，是一切社会道德的基础和展开。

要想充分把握这个内涵，“三思”思维是重要的工具之一。

正心正举

思辨

辨，即辨别、辨证。

思辨思维就是要求我们：对事物的概念要仔细辨别、认真思考，方才算是辩证的看问题，思辨思维才能真正发挥效力。

结合“临终关怀的人文内涵”，思辨思维为我们确立了思考的方向：

“临终关怀”所维护的对象——“人的尊严”到底是什么？

它的人文内涵如何体现？

“尊严”有两层意思：尊，尊重；严，庄严。

对于道德意义上的“人”来讲，“尊重”最重要的人文内涵，就是“平等”。

我们一直认为，所谓“平等”就是不歧视他人、不对他人存在偏见。但“平等”还有另一个方面：“不用身份强行捆绑他人”、“不用刻板观念强迫他人”。

著名作家巴金，2005年去世。在此之前的1至2年时间里，他全身插满管子、每天要吞下和注射大量药品、他的身体无法活动，他的精神备受折磨。

巴金几次都想减缓治疗强度，做些他想做的事情，但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亲戚朋友，都不同意。

不同意的理由，看似天经地义：

他们舍不得巴金离去，不能接受文坛和生活中，巴金的永远缺席。

但他们的道路走得有些偏离，他们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己不所欲，勿施于人”。

因为忘记了这一点，就是不能“平等”地看待他人，而丧失了“平等”的原则，就意味着“人的尊严”被完全忽略，即便有，也只能停留在浅显的表面。

一旦“尊严”被忽略不计，“人”的意义便开始变味。“人”开始变成一种观点、一种标志、一种价值观的映射，“人的意义”变得稀薄、苍白、肤浅。

而这正是“庄严”的意义：

生命在于广度，而并非长度，生活在于自我丰富、而不在于让他人满足。

所以“临终关怀”的方向，就与“人文内涵”的方向取得了一致：

“生命的尊严”是以每个鲜活的个体为圆心，用平等的半径，画出生命最圆满的圆。

思变

变，即变化、改变。

思变思维就是要求我们：针对问题要勤于变化思路，勤于改变纬度，这样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

针对“临终关怀的人文内涵”问题，思变思维的启示是：

为何许多人对临终关怀，如此陌生？

为何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人文内涵？

陌生，就是“不熟悉”，“不熟悉”的原因，就是“不明白”。

对于“临终关怀的人文内涵”，“不明白”并非因为这个问题太过高深，让人不得要领，而是因为“害怕“产生了“怯弱”的心理，主动放弃了“明白”的机会，在问题面前一味退缩。

这个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就是“死亡”。

人们对于死亡讳莫如深，全世界皆是如此。

比如正式的社交场合也好，日常的交往也罢，“不能对死亡有所触及”，是条社交铁律。因为“死亡”是大忌，是不幸、恐惧、灾难的象征。

这种观念使人们无法接受死亡、更无法直视死亡、善待死亡。

而“临终关怀”，是帮助病人安详走向死亡的手段。它是死亡在病人、家属、医务人员之间彻底公开化，它更是对传统“死亡观”的颠覆、自然使得人们难以适应。

但比起病人，医护人员受到的影响更深。也就是说，许多医护人员亦无正确的死亡观。

所以“临终关怀，”对于整个医疗系统来讲， 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积极的伦理大环境，这势必影响本来数量就不多的，从事“临终关怀”事业人员的士气，又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临终关怀”的伦理力量。

其实任何时代的医生都应明白：

在当代被视作“最尖端”、“最先进”、“最有效”的医疗技术，在未来，都将会是粗浅可笑的。而患者今生今世可以从医生那里获取的，不仅是相对“高端”的技术，更是医生对于生命价值的释然和达观。

从历史上看，医学诞生于科学的蒙昧时期，而并非“科技至上”的现代。幼年时期的医学模式，是“神灵主医”或者“医巫同源”。当然，他们有迷信的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那时的医生已经明白：医生不仅要解决病人肉体的病痛，更要在在精神上对患者施予积极影响。所以“医学”从基因来讲，也不仅仅是“救死扶伤”，而是“以人为本”、“关怀至上”。

而“以人为本”也好，“关怀至上”也罢，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情感基石。因为越是先进的社会，应该越是关注人的情感世界，越会实施关注的手段。

因为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一，就是“人为主义”：崇尚人的理性，反对人的愚昧。

思便

便，即便捷。思变思维就是要求我们，通过科学的观点，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

结合“临终关怀的人文内涵”问题，思便思维是在提示我们：

“临终关怀”最终作用于哪些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又如何体现着人文内涵？

“临终关怀”最终作用的关系，是“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看似是一种契约关系：病人付给医生金钱求得药到病除、身体健康；医生付出专业劳动求得维持生活、提高生活的成本；

但“医患关系”本身，却比契约关系更加特殊：

1、医患双方地位并不平等。医务人员不论在学识 , 甚至经济情况方面，都比大多数病人优越；

2、医患双方并不自愿。病人生病不是自愿，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没有自由选择医生的自由，反之医生亦然；

3、在单纯的契约关系之中，契约的完成，单纯依赖于双方的个人利益驱动，和有形劳动的等价付出。而在“医患关系”之中，医生不仅要与之等价的专业劳动，更要付出超出价值的“关系爱护”。比如“医者仁心”，就是对医生身份的最基本要求，又比如“医学伦理学”，更突显出“爱心可贵”、“仁义无价”。

所以，“医患关系”的实质，是通过医疗途径而产生的、维系、互补、共进的情感关系。

既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就会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

而“临终关怀”则是“人文主义”之中，最为显著的表达，它能体现出病人“豁达”，更能体现出医生的“医德”。

二者的合力，正是“人文主义”一直强调的内涵：人性的光辉、人格的魅力。

拨迷见智 开启自在之门

“临终”、“关怀”，两个意义极端的词语能够走到一起，就是靠着人文精神的聚合力。

这个聚合力的最佳体现，就是人文精神之中最为温柔，也是最为丰富的内涵：人人平等，尊重生命。

“三思”思维细化了这一内涵，使得“临终关怀”的人文内涵更加深刻，更加合理，它们分别从方向、方法、实质的角度，为我们充分理解、消化、运用这一内涵，提供了一套准确的坐标系。

但“临终关怀”又岂止限定于“医患关系？”

它应该成为一种待人处事的方法，一种社会的情感基调。因为“临终关怀”体现着人文的精神，散发着人情的味道，而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应该是人类自我珍视和自我关怀。

只有这样，“临终关怀”才会变成“彼此关怀”、“社会关怀”。

也只有这样，医学才能由“医术”，变成“医道”，最终与人文主义合二为一，成为真正的“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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