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鲜卑人，为何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差距那么大

鲜卑其实也是出自东胡的一个分支。根据《魏书序纪》:“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把鲜卑托源于黄帝，当然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对史学家来说，历来感兴趣的是大鲜卑山的位置问题。《魏书》:“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

1981年，米文平经过实地勘察，发表了《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一文，终于揭开了这个长期来引人注目的历史之谜，确证了《魏书》所记拓跋鲜卑祭祀祖先的石庙，位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所属阿里河镇西北二十里、大兴安岭顶峰东麓之嘎仙洞。这就为我们证明所谓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顶峰，幽都”便是指大兴安岭北段的广漠林海雪原。

这里的鲜卑人，是一种森林狩猎民，当时仍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这就是拓跋鲜卑的先民。拓跋鲜卑之外，在大兴安岭的南段，与乌桓同时活动在代北以至辽东边外的，还有一种鲜卑人。他们早从东汉或更古的时候起便已见诸汉籍。《晋书·慕容庳传》:“慕容庳，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日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这里的鲜卑山根据史书记载，一在柳城东南，一在棘城之东。它们都有一定的根据。但究竟是那里的山以族得名，还是族以山得名，却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在大兴安岭北段就还有一座大鲜卑山。而且，王忱《魏书》是把其人“别保鲜卑山，因号焉”的记载，放在“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相接”一段之前分别叙述的。这就说明，鲜卑之名，早在被冒顿所破之前就有了。分散在辽东、代北边外的东部鲜卑，很可能同是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分衍南迁的。至于构成拓跋鲜卑的一支，其南迁的时代则要比东部鲜卑晚得多。

《魏书》记载其远祖推寅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马长寿推定：此推寅活动的年代当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所谓大泽，可能就是呼伦贝尔湖区。这种低湿的草原地对一个原以狩猎为主的森林民来说，是一时难以适应的。后来经过八代传承到了统治者诘汾时期，亦号为“推寅”(鲜卑语钻研之意),在神人之指示下，又开始率部南迁。

诘汾统治时期，正是匈奴亡败，东部鲜卑檀石槐勃兴时期。檀石槐建汗廷于高柳(今山西高阳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仇水上，南掠汉地，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有匈奴故地。他分其境地为中、东、西三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其所置大帅中有日律推演(者，即上述之第二代推寅诘汾无疑。可见诘汾的南迁，正是和檀石槐的扩张这一形势相联系的。

所谓“匈奴故地”,马长寿认为当指匈奴单于祖先发迹之所的漠南五原郡内。然而《晋书》记载：“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魏书》所记也是相同。可证拓跋氏在诘汾、力微统治时期，据地是在漠北。所谓匈奴故地，乃指单于龙庭而言。力微灭没鹿回部，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神元三十九年(258年),力微始迁于定襄郡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又八传而至什翼犍，始置百官，建年号，称代王，移都云中之盛乐宫，筑盛乐城。其孙拓跋珪重建代国，改称魏王，创建了北魏王朝，统一了北半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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