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鲜卑人,为何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差距那么大

鲜卑其实也是出自东胡的一个分支。根据《魏书序纪》:“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把鲜卑托源于黄帝,当然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对史学家来说,历来感兴趣的是大鲜卑山的位置问题。《魏书》:“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

1981年,米文平经过实地勘察,发表了《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一文,终于揭开了这个长期来引人注目的历史之谜,确证了《魏书》所记拓跋鲜卑祭祀祖先的石庙,位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所属阿里河镇西北二十里、大兴安岭顶峰东麓之嘎仙洞。这就为我们证明所谓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顶峰,幽都”便是指大兴安岭北段的广漠林海雪原。

这里的鲜卑人,是一种森林狩猎民,当时仍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这就是拓跋鲜卑的先民。拓跋鲜卑之外,在大兴安岭的南段,与乌桓同时活动在代北以至辽东边外的,还有一种鲜卑人。他们早从东汉或更古的时候起便已见诸汉籍。《晋书·慕容庳传》:“慕容庳,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日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这里的鲜卑山根据史书记载,一在柳城东南,一在棘城之东。它们都有一定的根据。但究竟是那里的山以族得名,还是族以山得名,却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在大兴安岭北段就还有一座大鲜卑山。而且,王忱《魏书》是把其人“别保鲜卑山,因号焉”的记载,放在“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相接”一段之前分别叙述的。这就说明,鲜卑之名,早在被冒顿所破之前就有了。分散在辽东、代北边外的东部鲜卑,很可能同是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分衍南迁的。至于构成拓跋鲜卑的一支,其南迁的时代则要比东部鲜卑晚得多。

《魏书》记载其远祖推寅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马长寿推定:此推寅活动的年代当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所谓大泽,可能就是呼伦贝尔湖区。这种低湿的草原地对一个原以狩猎为主的森林民来说,是一时难以适应的。后来经过八代传承到了统治者诘汾时期,亦号为“推寅”(鲜卑语钻研之意),在神人之指示下,又开始率部南迁。

诘汾统治时期,正是匈奴亡败,东部鲜卑檀石槐勃兴时期。檀石槐建汗廷于高柳(今山西高阳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仇水上,南掠汉地,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有匈奴故地。他分其境地为中、东、西三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其所置大帅中有日律推演(者,即上述之第二代推寅诘汾无疑。可见诘汾的南迁,正是和檀石槐的扩张这一形势相联系的。

所谓“匈奴故地”,马长寿认为当指匈奴单于祖先发迹之所的漠南五原郡内。然而《晋书》记载:“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魏书》所记也是相同。可证拓跋氏在诘汾、力微统治时期,据地是在漠北。所谓匈奴故地,乃指单于龙庭而言。力微灭没鹿回部,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神元三十九年(258年),力微始迁于定襄郡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又八传而至什翼犍,始置百官,建年号,称代王,移都云中之盛乐宫,筑盛乐城。其孙拓跋珪重建代国,改称魏王,创建了北魏王朝,统一了北半个中国。

媒体来源:如斯精舍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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