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探索】自卑感是如何产生的 || 渡过
自卑是被否定的结果
现在看来，我的精神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卑感。而伴随我二十余年的自卑感并非是天生就有的，确切地说，它是我父亲教育我的结果。
怀着对我的殷切期待，父亲积极地要教我各种技能。可问题在于，在每一件小事上，他都用他的榜样及他的教育使我相信我是无能的。“这么简单你都不会？” 在他看来，他要求我的都是些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在有能力坚持自己的评判之前，我全盘接受并内化了他对我的评判。
他对我的评价都是负面的，除了损害我的自信心，同样也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在以后多年的生活中，父亲的声音一直潜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就你现在的样子，你是不够的；除非你得到某些东西，否则你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你现在的样子永远不会被接受，只有你还有缺点，你就不会被接受……
伤害我自尊的还有他对我一再的压制。在经过几次徒劳的反抗之后，我完全放弃了反抗。
就这样，我在他面前丧失了自信和自尊，换来的则是一种漫无边际的负罪感和低劣感。每次他要教我什么，我都会因害怕再被谴责而战战兢兢，这自然阻碍了我对新事物的学习。你怎么可能指望一个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孩子能发挥自己的能力？
记得初中的时候，有次看人修自行车，我很羡慕地想：“他真厉害，居然会修自行车！”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多年来的心态：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做没做过的事。我很容易就被“我不能”的感觉所压倒；总是拿别人的长处来比自己的缺点；在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都觉得别人比自己强。
这就是根深蒂固的自卑！
强烈的不安全感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我在儿时没有梦——从来没有想过将来要干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不断被否定，让我的自信心和进取精神完全瘫痪，对什么都感到无能为力。几乎是无意识地，我对任何陌生的领域都尽可能地回避。
等到了初中毕业，“将来”这个词无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意识，从此我便被无边的忧虑和怀疑包围着。在考上大学之前，忧虑着“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进入大学，又开始担心“失败了该怎么办”。我做什么都会“先行败路”，总是先想到失败。
读中专还是上高中，成了我激烈的内心冲突。如果我被录取读中专，就不会再有升学的压力，但我对读中专却心有不甘；但如果去上高中，又不得不面对升学的压力，这将是我难以承受的重负——在这种“to be, or not to be”的反复煎熬中，我最终还是为解决冲突找到了一个条出路：上中专也可以自修大学啊！
这整个过程中，我都是一个人在摸索，没把烦恼对任何人说起。说到底，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一个人——虽然也有三五成群的同伴，但中间始终有某种隔膜存在。从内心来讲，我一直是个非常孤独的孩子——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他人！
这种孤独离群的倾向，跟我所受到的教养是分不开的，导致了我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是我所有心理问题的根源。
精神分析的理论认为，个体的安全感是这样产生的：父母（尤其母亲）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客体，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给与孩子足够的爱——持续的、稳定的、持之以恒、前后一致的、合理的爱——孩子就会体验到安全感，并延伸出对他人及世界的信任和期待。
这种基本信任是儿童的第一个社会成就，是婴儿自我统一性(主体性)的基础。一旦有了这样的爱，那么无论一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人始终能回顾过去。他能够爱自己，并且无法被摧毁。
现代心理学对人类的自我认识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指出了童年期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现代心理学告诉不幸的人们：“三岁已经迟了！”对狼孩及福利院孤儿等大量案例的观察和研究表明，三岁以前的心理剥夺和创伤，将导致终生难以恢复的心理障碍。
现代心理学诸多流派和学说，纷纷把注意力向越来越早的童年期推进。人格分层理论认为，最原始、最先发展起来的心理机能位于人格结构的深部和内层，而那些高等、复杂的心理机能则位于外层。内层不易受环境影响，难以受意志控制；外层却相反。场理论将人的心理发展看作人格和环境的函数，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越是靠近人格尚待形成的早期，环境就越表现为压倒性的决定因素。
我不知道我在婴儿期是否得到了适当的抚育，但我料想没有，并且这种推测不是没有根据的。2007年春节回家，我和父亲聊天，他在旁边看着电视，这时背篓里的外甥女哭了起来，父亲充耳不闻、不理不睬，还说：“哪个小孩不哭几声嘛。”
一直在哭的孩子，他却认为“哭几声”很正常。当然，我也承认，只要大人坚持不予理会，孩子是会停止哭闹——反正怎么哭也没有用，那还哭什么呢？无论这时孩子有没有出现意识，这样的情景都会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这种“不受照顾”的经验将伴随他的一生，成为他深刻自卑感的起源。
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认为，从呱呱坠地之日起，我们就开始摸索生命的意义。即便是婴儿，也会设法确定自己的力量以及该力量在他周围的生命中所占的分量。
阿德勒研究认为，快6岁时，小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模式，能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生活模式”。他能从这个世界和自己这里得到什么，期待什么，此时已形成深刻而持久的概念。
此后，他就从一张固定的统览表来看待世界，对自己的世界赋予“意义”。即便这种意义大错特错，即便这种处理问题和工作的错误方法会引起一系列的痛苦不幸，他也不会轻易就放弃这种意义。
唯有重新审视造成错误阐释的境地，意识到错误之所在，并且修正统览表，对于这个世界的错误看法才能得到纠正。事实上，需要修正的不只是对世界的错误看法，同样重要的是要修正对自己的错误态度和评价。
阿德勒同时说到，要破解一个人赋予自己和世界的意义，最大的帮助莫过于他的早期记忆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是否认为这个最早记忆是他所能想起的最早的事，甚至是否是对真人真事的记忆，这毫不重要。早期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代表的东西，在于它们对生命的解释以及与现在和未来的关联。在所有记忆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如何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和他所能回忆起的头一件事，它能体现一个人的基本人生观。
并非巧合的是，我最早的记忆，恰恰就是“不受照顾”。在之后的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打败了，伤痕累累；在以后的战斗中——哦，从那以后我跟父亲之间再无所谓真正的战斗，我总是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败下阵来，只在内心自伤自怜。
举例来说吧，很多次在吃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劈头盖脸的对我一顿数落，而我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到隔壁房间去偷偷地饮泣……
父亲统治下的世界危机重重、不由分说，没有我的余地，随时都可能有一顿斥责莫名而至。我只能完全按照他的期望行事，察言观色博取他的欢心，从而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一些。在他笑的时候，我才能确信他不会发难，能够稍微放松一下心情。
母爱的缺席
然而，如果不是因为母爱的缺席，这些创伤或许还不会那么致命。从本质上来说，母爱应该是无条件的，她的作用在于给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那种我从来就缺少的安全感。
但母亲不能给予我安全感，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她拗不过父亲的固执，早就被父亲的权威制服了，无法在家庭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力量。在我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她就没有为我提供任何的辩护，只是因为不忍心看我挨打而悄悄地躲在了一边；任何时候父亲羞辱我，她都只是默默地旁听。
父亲是我们两代人中的最高权威，对此她无力表示异议。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岁月的增长，她还内化了父亲的“权威主义”心理机制，开始对我的反抗和不驯服采取高压政策，以至于后来她稍假辞色也能够令我噤若寒蝉。何其悲也！
在我想来，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她也是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的。一方面，毕竟每位母亲都有慈爱之情，惩罚孩子的时候自己心里也会不好受；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威，那就是对她自己的背叛，这恐怕是她更加难以忍受的。
概括来说，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内心自由受到了威胁，所处的环境有害于自身的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心。一句话，我精神存在的核心受到了威胁。我感到孤立、无助和恐惧，与别人发生联系时不是取决于我自发的真正情感，而是取决于安全的需要和对利害的考虑。我不能简单地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明自己的愿望或反对别人的看法，而是不得不发展一些人为的、战略性的方法来与他人打交道，以便将危害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在这个环境中，我自己的情感和愿望不是我自身的决定因素，我最内在的情感和愿望不得不退居末位、沉寂下来，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
踌躇徘徊中，中专录取通知书终究是没有来。开学一周后，我还是去高中报了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