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蕾 杨欣桐 李奇】中国城镇家庭的遗产动机：基于微观家庭金融数据的估计
遗产动机影响着家庭储蓄消费和财富代际转移决策，也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消费促进和家庭资产配置问题直接相关。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估计了遗产动机的存在范围和决定因素，分析其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和资产配置决策。结果表明，超过90%的中国城镇家庭带有遗产动机，年龄大、收入高、子女数量多以及有儿子的家庭更易带有这一动机，且家庭遗产动机具有无私性。带有遗产动机的家庭消费更少，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在储蓄和住房，这有助于解释中国城镇家庭的高储蓄率、高住房自有率及消费不足的现象。此外，政策分析表明，调控资产价格对提升居民消费收效甚微，而增设遗产税有助于促进消费、降低消费分化和不平等。
遗产动机影响家庭储蓄消费和财富代际转移决策，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消费促进和家庭资产配置问题直接相关，关于家庭遗产动机的研究对宏观投资消费、财富分配、养老金及医疗保险等公共政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振内需、促进消费成为重要的政策着力点。同时，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对中国家庭遗产动机的研究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尤为重要。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以面访形式获得的家庭储蓄动机数据显示，除养老和医疗的预防性储蓄外，预留资产给子女是中国家庭储蓄的重要动机。同时，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家庭的财富结构以房产和银行储蓄为主，高住房自有率、高储蓄率及消费相对不足是中国城镇家庭的显著特征。中国家庭的下一代是否将以住房和银行储蓄的形式继承上一代所累积的财富？家庭遗产赠与动机在多大范围内存在？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一动机是否能解释中国城镇家庭的高储蓄率、高住房自有率及消费不足？在存在遗产赠与动机前提下的宏观政策对消费提升的效果如何？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CHFS的微观数据，分析中国家庭遗产动机的存在范围和影响因素，并探讨在遗产动机普遍存在条件下通过宏观调控政策促进居民消费的有效性。
本文建立了包含无风险资产和住房资产配置决策的生命周期模型，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方法，对中国城镇家庭遗产动机的存在范围进行估计。研究结果显示，超过90%的中国城镇家庭存在遗产动机，其中年龄大、收入高、子女数量多、有儿子的家庭存在这一动机的概率更大，且中国家庭的遗产动机具有无私性。进一步地，本文分析了家庭遗产动机对消费和财富积累的影响，结果发现带有遗产动机的家庭将更多资产配置在储蓄和住房而相对消费更少，因此，广泛存在的家庭遗产动机将抑制消费并加剧经济不平等。最后，本文利用反事实分析方法，讨论增设遗产税和调控资产价格是否能有效促进家庭消费。结果显示，征收遗产税可以显著提升带有遗产动机家庭的消费收入占比，降低经济中的消费分化和不平等。在普遍存在遗产动机的现实背景下，住房资产价格上涨催生的财富效应不仅对消费提升的效果非常有限，还会进一步带来消费分化和更大的经济不平等。
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文章拓展了基准的生命周期模型，在家庭跨期优化决策中引入遗产动机并允许家庭同时考虑包括购房和储蓄的投资组合决策。在现有的用于估计遗产动机的研究中，家庭金融决策只考虑消费或财富积累的权衡而并未区分财富积累的形式。考虑到中国家庭的现实金融决策中，住房和储蓄是两种收益率差别较大的财富积累形式，而且房产在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中占比高，购房决策很可能影响家庭的遗产赠与倾向，因此本文扩展了传统模型设定，包含了家庭对不同财富形式的决策，使得估计结果更贴近现实。第二，文章第一次使用详细的微观家庭金融数据对中国家庭遗产动机的存在范围和强度进行估计，确认了遗产动机的存在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中国家庭存在遗产动机这一理论假设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第三，文章通过对比是否存在遗产动机情况下的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发现，带有遗产动机的家庭将更多的资产配置在储蓄和住房财富而更少消费，为理解中国家庭低消费、高储蓄和高房产自有率的家庭金融特点提供了新的视角。第四，文章以资产价格调控和增设遗产税为例考察促进消费的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是否考虑遗产动机将影响政策评估，并提出金融和收入分配政策应该对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遗产动机及其政策反馈给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