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宣言》 看巴迪欧重建哲学的后现代之旅
后现代思想常因聚焦于解构而疏忽于建构受到批评。后现代思想批评真理、客观、主体、意义等概念的非实在性，指责现代性理论大厦建基于流沙之上，但又未能搭建起后现代的坚实地基。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当一切认识都只是此时此地、局部、片断的我思，思想难免堕入虚无主义的陷阱。巴迪欧作为具有敏锐直觉的后现代思想家，虽然也批评诸现代思潮的偏狭，但是难能可贵地认识到思想解构后的建构工作不可或缺。巴迪欧试图继续柏拉图的事业，在后现代碎片化的思想地基上重建哲学大厦，打造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系。这一目标具体展开于《事件与哲学》中，而在《哲学宣言》中得到精练再现。
巴迪欧的使命
巴迪欧的使命之一在于批判现代智者反哲学的言论，还原哲学本色，推动哲学向前发展。在现代性的困境中，哲学面临着两方面的质疑：一是来自逻辑实证主义的质疑。借用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哲学作为让我们走出语言囹圄的梯子，其任务是澄清语言的含混，一旦实现这个目标，哲学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二是来自政治屠杀的质疑。纳粹盗用真理的名义进行种族灭绝，并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在现代哲学语境中，无法对纳粹罪行进行深入人性的彻底审判。巴迪欧认为，哲学的终结是其陷入现代性迷阵的结果，后现代哲学需要挣脱现代性束缚，走向更自由的境地。巴迪欧把语言哲学家视为新时代的智者，认为他们流于语言分析，不能突破概念局限带来的束缚，无法释放哲学的解放潜能；真正的哲学需要在与智者的辩驳中突破概念的限制，寻找理解的可能与统一；不是概念规定哲学，而是哲学建构概念，如此才能谋求统一的理解可能。关于政治审判，巴迪欧提出，应把政治的归于政治，哲学的归于哲学。虽然哲学为政治提供理解与言说的可能，但哲学并不需要对政治的后果负责。
类性
类性是巴迪欧重构哲学的关键概念。“类”这一概念源于集合论，巴迪欧重构哲学的思路也源于集合论。类确定集体的共性，列入同一集合的所有元素都具有类的共性，而不同集合间的元素则不具有这种共性。追求真理是哲学的志业。然而，经历现代性批判后，真理被解构为建构的、语境的、部分的、地方的真理。巴迪欧创造了“类性真理”这一概念，以整理被后现代打散的真理观念。通过结构化思想史，巴迪欧区分了四种类性事件，即数元、政治、爱与诗，不同的类性事件意味着不同的知识构型，产生不同的真理条件，形成不同的真理判断。数元立足于逻辑与实证主义的地基上，政治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批判的地基上，爱立足于精神分析潜意识性吸引理论的地基上，而诗立足于艺术摆脱现实束缚的创意表达的地基上。那么，这四种类性真理是否就函括了所有真理形式？巴迪欧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思想史的进一步拓展或将产生更多的类性事件与类性秩序。巴迪欧并不否认真理的多样性，但否认真理仅呈现为某种杂多，试图对多样性的真理重新进行归类整理，进行更高阶层的集合归演，获得以大写真理为特征的“一”，这也是思想在哲学层面上的递进。真理是哲学的前提条件，类性真理分裂了认识的一体性，而要获得对世界的一体性认识，则需要超越真理的“多”，生成“一”。此时，哲学出场了。真理在知识上打洞，贯通知识形成结构化的统一认识，而更高层的哲学在真理上打洞，贯通真理，搭建统一的概念框架，由此在时空中突变，形成一体化的认识。
哲学的上行与下行
哲学在时空中的突变呈现为哲学的上行与下行。类性既归结出同类事件的同质性，又归结出异类事件的异质性。哲学作为时代之思，需要把诸种类性事件纳入一个共存的概念空间，以类性真理为出发点，哲学允许大写真理的逻辑呈现，大写真理规定了诸种类性真理的共存性与可理解性，哲学为类性的“多”构建统一的概念空间，由此实现异质性类性事件在哲学空间的共存。此即哲学思维的上行。与此同时，在思想的时代洪流中，我们亦无法排除哲学思维的下行。巴迪欧把此称为“缝合”，即哲学放弃了自己凌驾于类性真理之上的位点，陷入某种类性程序中，无法获得超越。哲学本应立足于类性程序之上，在存在的层面上，以统一的眼光审视类性程序的异质性，但当哲学下行，则把某种类性真理当作了大写的真理，立足一隅看全局，无法理解其他类性程序的异质性，从而使哲学陷入迷障。种族政治无法在数元的必然关联中得到审判，情感的吸引不能还原为简单的政治经济关系，艺术创作不是合乎逻辑规则的排列分布。哲学的上行意味着思想的解放与自由，这是思想自为的去处，但不是思想自动的去处，如同柏拉图洞穴之喻中摆脱锁链走出洞穴的哲学家，“走出”作为一种哲学之必需，何人何时何地可为，并没有定数。哲学的下行却成为无法摆脱类性程序之偏狭的思想仰望哲学高度的必然处所。但正因其仰望，让我们看到了哲学的可能。巴迪欧如是说，经过现代这样一个时代，立足于后现代的地基上，哲学再往前走一步，哪怕小小的一步，就能摆脱类性思维的偏狭，实现真正的超越。
后现代哲学之思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后现代重建将凸显后现代怎样的精神气质？巴迪欧把自己的哲学重建工作与柏拉图对西方理性哲学的奠基作用同类而谈。就寻求理解的超越与对象的体系化认识而言，两人具有方向上的共识，但巴迪欧关注的事件是思想史事件，思考的问题是概念间的逻辑问题，如二元论问题、客体与客观性问题，论及的对象都指向概念，把思想史与概念的建构作为哲学面向的问题域与目标，这显然与柏拉图的哲学意指完全不同。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经常问的问题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的？”以此为基点，苏格拉底在对话中不断探讨什么是德性、德性是否可教、如何分辨真正的德性与虚假的德性等问题，由此引导人们开启真正德性生活的道路。德性生活不仅是概念问题，更是行为取舍问题，是选择成为爱智者还是爱名者的问题。巴迪欧重建后现代哲学，意在重构一个共享的概念空间，从而可以理解分散的四种类性程序。巴迪欧虽采取了柏拉图的姿态，但没有继承柏拉图的真正所求。这可以看作时代的局限。或许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不需要再追问如何过一种德性的生活，而需要去寻找调解各种对抗性与冲突性认知的方法，以思想回答思想提出的疑难，以意识解决意识的难题，以语言游戏清除语言游戏设置的障碍。巴迪欧没有采取古希腊苏格拉底式的彻底态度反对现代智者，亦未抓住问题的根本。如果巴迪欧所完成的哲学重建只是通过把现代性疑难视为概念的缝合，从而开启概念的解缝，完成概念的超越，那么他只能被看作更精致的智者，其思想也只不过是以更优美的修辞术作出的可与普罗泰戈拉媲美的演讲，而难以视为柏拉图意义上的寻找真正智慧的哲学之旅。虽然巴迪欧继《哲学宣言》之后又有《第二哲学宣言》，但依然没有突破概念建构的局限。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