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上午，董其武首先在起...

1949年9月19日上午，董其武首先在起义通电稿上签了名。按照名单次序，第二个是孙兰峰，董其武顺手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了自己的签名后边，留待孙兰峰补签。其他30余人在上边依次签了名。

绥远省主席董其武扣那个茶碗是有用意的，因为孙兰峰对通电起义是有抵触情绪的，所以称病在住在医院，没有参加上午的签字仪式。

1949年1月底，在张家口解放后，原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回到绥远，收容游散部队，驻扎包头，并成立了第9兵团司令部。当时的孙兰峰思想还比较顽固，当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傅作义在北平的行动难道不是投降吗？

就在孙兰峰思绪纷乱、心神不定的时候，从北平逃到绥远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极力拉拢孙兰峰。说：“傅先生上了当，把几十万大军和武器都交给了解放军，自己却让人家把他当作大战犯软禁起来了。将来得什么样的结果，还不一定。死不了就算好的。我们实在为傅先生可惜。傅先生过去是抗日名将，在国内外都是有声望的人，这一下落了个降将的头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实在替他惋惜。希望孙司令深明大义，不可再重蹈傅先生的覆辙。”

后来，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坐飞机到河套陕坝游说时，他们知道董其武起义态度坚决，所以就把更大的力气放在孙兰峰身上。除了许给孙兰峰一个第9兵团司令官的头衔，还答应再给孙兰峰编2个军，全部美式装备，每月特支费200万元，必要时可以调孙兰峰到兰州去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

徐永昌说：“即使绥远丢失，还有大西北的广阔土地和四川省做大后方，最后一定能够胜利。”但是，他们对孙兰峰开出的支票越多越大，令孙兰峰置信的程度当然就越低。

1949年6月，傅作义派王克俊来到绥远，王克俊根据傅作义的指示，负有劝说孙兰峰的使命。王克俊是多年在傅作义身边工作的人，但是孙兰峰认为在对局势还没有判断清楚以前，不能轻信王克俊的话，也不能轻易表态。

之后，傅作义又派他原来的总参议张濯清去绥远劝说孙兰峰。张濯清和孙兰峰私人关系很好。孙兰峰对张濯清说：“不管你们谁来，我不能完全相信，你们说的话我一概不听。我希望的是傅先生亲自来绥远，当我亲眼见到傅先生确实一切很好时，我就听他的话。除了傅先生亲自说的话，其他任何人传的话我都不信。”

张濯清回到北平后向傅作义汇报说：“畹九（孙兰峰的字）倔得很，什么话都听不进去，非傅先生亲自去绥远一趟，他的顾虑才可以解除。”

孙兰峰此时的想法是，只有亲自看到傅作义，他才能弄清楚傅作义的处境如何，搞明白他们这些人的出路何在。

1949年8月下旬，傅作义偕同邓宝珊及其他人员来到绥远，孙兰峰和董其武以及傅作义在绥远的很多旧部下、旧同事和老朋友，都去车站迎接。当孙兰峰见到傅作义时，心情非常激动，有说不出的高兴，高兴的是他们终于又见面了。但是，因为此时的思想情感还不对头，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他们相识以来，他虽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像在北平这样失败过。
傅作义来绥远，对绥远军政人员而言，好像一个大磅秤有了定盘星似的，一切都有所依从了，孙兰峰心中也踏实了一些。但傅作义在初来的那些日子里，时间主要用在探望部队和接见军政干部、了解部队情况上，并没有正式谈到起义不起义这个问题。9月10日傅作义到包头后才用讨论和商研的口气，同孙兰峰谈论起起义的事项。

孙兰峰在起义前夕突然住进了医院，一概不见外人、对起义也不表态。实际上，这正是孙兰峰的韬晦之计，是为了稳住中统和保密局那些特务，使他们对自己尚存有幻想，听到他不签字，绥远就起不了义，而不至对傅作义下毒手，对孙兰峰进行暗害。等到起义电文写好，徐永昌不能说服傅作义，又知道孙兰峰之所以不见他就是要跟着傅作义走起义的道路，只好悻悻地走了，始终未谋得见孙兰峰一面，也就失去了游说孙兰峰的机会。

在徐永昌走后，傅作义去医院见孙兰峰，说：“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惟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和大家一道起义，就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说到这里，傅作义讲了一句诙谐的话：“你们要是真有本领打，打出个天下来，我岂不是可以当'太上皇’吗？”

自从孙兰峰和傅作义相识以来，他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这次谈话那样激动，孙兰峰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不少眼泪，一时想不出多少话来，只是简单地说：“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而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怎么能够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

当天下午，孙兰峰在董其武为他单独留的第二个位置上签上了字，董其武从包头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绥远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