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庆/记忆1977（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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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1977
马海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像日志——1977年高考
1977年，对许多人而言，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年份。但无法回避的是，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这一年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这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让很多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据统计，在1977年，570多万人参加了高考，但是最终仅录取了30万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对于高考的热情，在后来的每一年，高考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高考重新走上了轨道。那么在刚刚恢复了高考的1977年，是一种什么情景呢？让我们跟随作家马海庆的回忆，一起回到那难忘的岁月……
——编者按
高考加油！
1977年8月4日早晨，中央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使得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当年恢复高考的主要招生对象有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而且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可能是因为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所以重新恢复的时候才会采取这么多的举措以此鼓励更多的工人，农民等阶层的人民积极去报考高考，在当时的社会来说，高考确实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举措。
将近四十年过去，可1977年那次高考却一直留在我心里。不是成功，而是失败，不是它改变了命运，而是它深深地刺痛了我。赶上那场考试时，我已经离开学校六年多，是平生第一次参加也是最后一次企图改变命运的考试。
凭着两年半的初中学历，1977年恢复高考，便成了我心中的一根救命稻草！ 因此，在明知根本考不上的情况下，我和全国570万青年学生一道，毅然决然参加了那次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日子，我正在外省打零工，在工余时间才终于学会了写信，因此还受到远在外地工作的舅舅的表扬。至于学校里那点“工业”、“农业”、或毛泽东思想课什么的，已经早已烟消云散。回忆起来，我的“打工文化”里的第一桶“金”，敢情就是学会了写信？这或许就是课堂以外文化“再镀金”破冰之旅的开端。
高考恢复了，真如二月惊雷，听到这个好消息，我那个激动啊，竟至热泪盈眶！“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比老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还惊喜。于是辞工，打包裹，风风火火回到家，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户口所在地”，急匆匆就投入了报考大军。
1977年10月21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
1977高考生的年龄差异之大，只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再现了科举的影子。贵州省的考题上就明确规定，哪道题由26岁以上考生作等，应届生十六七岁，社会青年中三十岁的都有。那年的考题难易程度之大只怕也是史无前例，最容易的可以交给小学生作，最难至极限微积分，致使许多考生连题都不会读！另有报考门槛之低，报名费0.5元之经济等，可能也算得上一个破天荒。还有，录取比例之低，平均二三十人录取一人，也应该在高考最低录取中独占鳌头了。
高考至今，本来就没有走出科举考试的框框，何况当年被叫停了十年之久？一日恢复，真是“新贡老童”一起上，考试盛况蔚为大观。考生心理更不相同，有的一心想上大学，有的明知考不上，却只为“见一见考场”，有的就想领一张“准考证”。更重要的是，人们传闻参加了高考，国家都会给与安排，以至于有人在答卷中连自家的“祖传秘方”都“贡献”了！
如果我们的同情心生长发育正常的话，那么对当年这些怀着不同考试心理的人们，特别对那批“文化发育不良”的考生能不生出一点怜悯之心吗？不要怨他们“打热闹”、“搅浑场子”，他们，曾经在知识的园林里，同样经历过煎熬，同样有着一颗渴求知识却又多么干涸而天真的心啊！
我参加了河南省的高考，那年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命题，因为“文革”期间各地教材不统一。在第一场的语文考试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77年的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有一道题，要求是改病句：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学校出现了老师爱戴同学，同学爱戴老师的新气象。分明是道小学题，不复杂，用词不当，可是我们不会做。要么自己另造了一个新句，啥叫“改病句”？人才会生病呢。阅读，要求分析陈毅《梅岭三章》的艺术特色，真是闻所未闻，考试已经走到山穷水尽。
作文，河南省的考卷上出了两道作文题：《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和《为华主席'抓纲治国’初见成效而欢呼》，任选一个。后来知道可叙可议，可以抒情，但是，既然不会“改病句”，就一定不大会作文，这个命题应该合乎逻辑。当年写过作文？对了，报纸上一开始不就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吗？或者“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再，就是搬来马恩列斯毛，不信凑不够800字！
文言文《陈涉世家》翻译，“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又一个闻所未闻，还有“文言文”？我的课本，我的老师，压根儿就没有向我透漏这些秘密呀。班主任老师教语文，他还是我们那里的造反派头头，口才好，从不备课，自己弄不明白时，他就要我们“自己读一读”，学习跟干革命一样，就要敢闯、敢干、敢想吗，他“教导”我们。整个的语文考题中，不幸竟连一点似曾相识的面孔都没有遇到！
至于以下的几场考试，印象不是太深了，但相信誓死不做“白卷先生”，明知不可能，却仍紧紧的抓着这根救命稻草。约略记得，政治考试中有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划分的战略意义，以及“一分为二”即“两分法”逻辑意义的分析，那是更加不可思议了。还有“三个世界”？下场后大家面面相觑四目望空，争着诉说自己如何被考试打得晕头转向。
一位同学高考时正是民办教师，高中生在大队“五七”教高中，自然幸运，当年考上了省师院数学系。但是，后来他坦言，在一道物理填空题中，汽车分别以每小时60、40公里的速度往返于甲乙两城，求平均速度，他的答案和我们一样可笑，同样是“50公里”。
考试究竟为何物？混到初中“毕业”，不知啥叫考试，在当年的乡村学校也许不算奇怪。记得那年“考”高中，数学就是四道应用题，每题25分，考试设计的不专业不规范实属罕见。我居然能答对三道，成绩在班里算是唯一，于是被同学们赞为“高中坯子”，至今想来都还沾沾自喜。
曾有一节作文课上，我学写诗，只记得其中一句：奋习勤功为己有。糟糕，数学和语文老师的革命神经一触即发，他们联合向我发起进攻，组织全班大批判。说我是“猖狂的资产阶级”，还说刘少奇想在中国当“刘克思”，有人也想在我们班里当“马克思”（我姓马）呢。从此，我的高中梦被彻底击得粉碎。倒是“农业”课上组织批判老师的那位同学，大队干部的儿子最后上了高中，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正取生”。
我在想，如果当年乡村一些老师的资质，包括学品人品，教书育人理念等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乡村的文盲率绝对会创下又一个史无前例！
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届高考考场情景。
因此，1977年那场高考，那次痛痛快快的失败，尽管不乏“落第”的悲哀，还是叫我终生难忘，真是想哭，又想笑。哭那颗纯真的少年心，好想读书，却不能！“毕业”临走的那天，最后再看了一眼我的教室，别了，明天我就走向广阔天地……这是1971年底，外面的田野里正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雪，泪眼相望，这一生永不得再读书了！我笑，竟有如此“弱智”或根本不具任何“资质”的考生，为了“开眼界”、见识考场、领取一张“准考证”或者为某种传说而来，最后仰天长啸：我们败得好痛快！这个事情要能写个小品，请冯巩、黄宏演，肯定会有预期的震撼！
然而，正是那场高考，才加快了我“打工文化”里的“掘金”进程，一边打工，一边艰难自学，还要避开老板同事那一张张不屑的脸，他们一句“圣人蛋”足以够你几天吃不消。几乎将中学主要课程又学了一遍，以期为文化“资质”充电。91年，拿到首批中文高自考结业证，比起那张“五七”学校的初中毕业证，这个“文凭”已经是我的珠穆朗玛峰了。
当年一个同窗好友，后来当村支书，一干四十年，老同学相见，少不了“攻讦”。他说我拿着“五七”学校“文凭”，竟敢走南闯北，滥竽充数充到人家“国家学校”，当然他不了解我的“打工文化”，也不知道我后来的“掘金”。现在，我终于有理由“反击”他，人家都是大学生当村官，你拿了咱那“文凭”难道不脸红？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是1977高考“落第”的难兄难弟，又同属文化“发育不良”的一代人，又何尝不是心心相印、同病相怜呢？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1977年的高考已经走得很远了，但是，在一代人心里却始终很近，很近，就像昨天事。年年有高考，岁岁人不同，我敬畏高考，并且深深感念，青少年一代坚定的走高考之路，我认为是人生之首选。虽然未能赢得高考，但是却因为高考而发奋，甚至一生坚守“掘金”，与文化结缘，念天地之悠悠，由发奋至感念，因感念生敬畏，高考的伟大也自在其中了。
希望是本所谓无、所谓有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相信鲁迅的话，这不仅是因为一次次的教学所致，重要的是我在实践和奋斗中的切身体验。我上面有个“老三届”，他们同样有过文化“发育不良”的际遇，许多人也未能上大学，但是后来有的成了作家，甚至当了作协主席，如赵丽宏、张抗抗、舒婷、铁凝等。比起他们，在遥远的记忆里，就不会因客观现实留下的阴影而沉沦，反而会在记忆中亢奋。
历史永远都是前进的。时代的潮流永远脉动的是正能量，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人的精神追求不可沉沦，即便楚歌四起，也把它想象成冲锋号，向前，或者挣扎，命运或许就有另一种结局。我欣赏教材里的一篇小论文，失败是个未知数，相当道路遇着岔道口，一条路走下去可能还是失败，另一条可能就是成功，把它作为一个方程解，生命中的答案或许就有了枯木逢春的希冀。
向昨天告别！1977，你记着我了吗？高考失败，失败得痛痛快快，甚至淋漓尽致，我曾经多少次躺在田野里默念着、翻滚着，最后从仰天长叹到放声大笑。至今，我不敢忘记，每当一批又一批的学子们高考，我多想为他们助力，并羡慕他们生命逢上了好时光！愿记忆是一条饱满的河，在生命中永远绿水长流。
相关链接：
恢复高考制度内幕——
20分钟邓小平一言拍板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合影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一开始，他便自告奋勇主管教育科技的工作，8月4日，在他提议召开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8月5号上午的会上，武汉大学查全性先生发言。他讲得非常好，讲得很动情、很激动。
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环节。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广大群众包括大学生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对一些党的干部利用特权招收自己子女非常气愤："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论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
查全性先生的发言，令举座哗然。大家感觉，这个问题提得好，切中要害，纷纷补充查先生的意见。
听完查全性的发言，邓小平表态："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
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他的表情很严肃。
查全性的讲话大约15分钟左右，包括邓小平插话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也就是20分钟。可以说，恢复高考的决定，是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科教座谈会的压轴戏。这次座谈会就在高潮当中结束。
随后，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会，会期45天。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
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1977级清华大学新生在课堂上。
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1977年高考还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作者简介
马海庆，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南阳市文联会员。创作以散文见长，抒写乡土乡愁及至爱情感类题材，作品见于《散文选刊》，《河南文学》，《百姓文学》，《宁波日报》，《南阳日报》，《襄阳日报》等，曾获河南省委宣传部“我的红色记忆”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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