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看着他人的生活，想着自己的日子
读者文摘杂志｜心灵的净土，思想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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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政府象社主会义政权一样，中央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人每年要买平均2.3双鞋，每年平均读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但是有一项统计是不能公开的，也许这些数字可以归到自然死亡里去，如果你打电话到全安局去问，全安局的工作人员肯定会沉默，然后会详细记录你的名字，这是为了国安家全，死去的人才是为了国安家全也是幸福。1977年起，东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自从我们9年前开始停止统计自杀的人数，欧洲只有一个国家死亡人数高过东德那就是匈牙利。然后殊途同归，我们都会实现社主会义。”
——《窃听风暴》电影台词
电影《窃听风暴》是一部德国电影，事实上这部电影用它的原名《他人的生活》要更好得多，不知道是哪类中国人翻译得这么没有水准。
影片讲述1985年前后，奉公守法、爱党爱国的东德情报人员威茨格尔接受了一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任务——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在这个全国有三分之一人被监视，90000情报人员渗透社会各个层面，130000生活在普通人身边的告密者的国家里，这并不算什么。况且他还是个善于侦讯，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残受审者意志，取得口供的专业级特工，最重要的是他相信——国家的安全必须依靠像他这种忠诚党员的无私付出。这点对于他的上司库尔威茨上校、文化部长Hempf和党的机器来说再重要不过了。
很快，威茨格尔便发现了他的监听对象不过是一对有着极平凡生活的夫妻。他们热爱艺术，热爱生活，在体制内尽力满足各自对艺术的忠诚与执着，并赢得盛名。威茨格尔记录着他们每天的生活，包括他们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观点，甚至爱做。当然，克里丝被迫委身于Hempf部长的则没有被记录下来。
改变来自作家德莱曼的一位同行好友艾斯卡。这位导演由于被当局认为并不忠心，禁止了他创作的发表已经5年。在德莱曼生日的当天，艾斯卡参加了聚会，并送来了礼物，他创作的《好人鸣奏曲》。并没有多久，德莱曼接到朋友电话：对创作解禁感到无望的艾斯卡自杀了。放下电话，德莱曼在家中弹起了《好人鸣奏曲》，而在监听室的那边，威茨格尔已经悄然落泪。从此之后，威茨格尔开始刻意地将监听报告中涉及意识形态的部分隐藏起来。出于对好友的自杀感到的愤怒，德莱曼搞到了东德每年因为政治迫害而自杀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写成了报道交与了柏林墙那边的《明镜周刊》，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段发人深省的文字。
报道的发表使得东德的全安部门大为光火，竭力寻找着告密者。而种种的迹象使得他们将眼光投向了德莱曼的身上。全安部门带走了克丽丝，开始关押审讯。克丽丝出于恐惧与懦弱被迫出卖了丈夫，供出了关键证据打字机的隐藏位置。威茨格尔在千钧一发之际，将打字机事先取走，挽救了德莱曼。而克丽丝出于悔恨冲出家门，结果与迎面而来的汽车相撞身亡。
德莱曼躲过了被监禁甚至枪决的危险。但原本仕途光明的威茨格尔却因为监听任务的失败，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下层人员，发配他的则是他的老同学老上司Grubitz上校。上校恶狠狠地说“20年啊，很漫长的时间”，只是他没预料到的是仅仅过了5年，那个他为之保卫的国家便在人们的欢呼中轰然倒塌。
柏林墙倒塌的两年之后，德莱曼在翻阅那些窃听材料时，终于了解了真相，并给素未相识的威茨格尔一个礼物——出版一本名为《好人鸣奏曲》的书。当威茨格尔走过书店，无意中看到德莱曼这部新书时，他买下了，当店员问他是否要包装时，他说“不，这是送给自己的。”
在看此片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扉页上的致谢，写着有啥用，读者又不会看。但现在明白了，那是作者写这本书的全部动力和意义。
这部电影，很多人将它归结为一部揭露前苏和东欧社主会义制度弊端的作品。事实上，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来审视，这部电影才能不仅仅作为东西方政治博弈的工具，从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上展现它的艺术性。
至少在我看来，尽管影片讲述的是《他人的生活》，其实无论在剧中还是在现实中，它说的都是地道的透过别人的生活来关注“自己的生活”。当然，谁都可以有自己的观影感受，但我要说的是，有几个关注点，不能不正确把握。
不要披头盖脸地把所谓“秘密井察制度”归咎于苏东社主会义制度。
“秘密井察”这玩意儿本就是不受人待见的东西，可以肯定的是，古今中外，它都是令人反感和鄙视的。把这个标签贴在谁身上，谁就天然地具有了与人民为敌的属性。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把这个标签贴在对方身上，就自认为拥有了正义性。
不以当时的情况看待问题，都有些“耍流氓”的意味。冷战时期是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除了直接进行武力对抗外的全面较量，更何况还是东德这个处于冷战最前沿的国家，如果东德的统一会社党政府不对广大国民实行高压统治，从而将异己声音消灭在萌芽之中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时刻都有烟消云散的危险。1989年柏林墙倒塌便是统一会社党在失去了对军队和国民的有力控制后最直接的后果。随着柏林墙的土崩瓦解，东德这个国家也不过比柏林墙多存在了几个月便与西德合并，成为了历史，掌权25年的前东德总记书昂纳克在流亡之后被遣返成为了阶下囚，这便是斯塔西失去其原有作用后的下场。
事实上，在冷战尖锐的时期，西方国家特别是身处前线的国家，情报机构即使对本国国民也是相当的嚣张，只不过，由于外部总体环境有利于西方，而不那么显性罢了。比如同时期的伊朗国王巴列维政府，维持其统治的工具秘密警察萨瓦克，就是美国的CIA手把手教出来的，当西方在怀念伊朗王政时期的世俗统治的时候，莫非忘了那些被秘密井察抓起来遭受酷刑的人民？
同样的，1949年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不也是井察当道？可见，政治对立的双方，越是弱势的一方，越是紧张，越是依赖“秘密井察”这一类玩意儿。
所以，谁也不要太高大上自己，这只不过是维持统治的工具，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成王败寇。
西方像这样公然侮辱二战盟国的领袖，恐怕也不是很地道吧？？
其实东德的经济数据并不差，那为什么人民会“不买帐”？
据网上资料显示，1988年东德人均国民收入为1.6105万马克（据世界银行1989年12月15日发表的报告称，东德人均国民收入为1.2480万美元）。国营企业职工平均月工资为1269马克。国家对居民日用必需品、交通、服务的财政补贴为498马克。由于民主德国对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品实行低物价政策，其居民实际生活水平要高于同等工资收入的其他发达工业国家。
那为什么人民会不买帐，会出现主动跃过柏林墙、去拥抱“自由”的画面？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拷问自己的问题。许多时候，经济数据并不能总是反映人民生活，物质富裕也并不是总能反映人民满意度！
糟糕的是，以文化部长Hempf为代表的官员形象，我们似曾相识。
这部电影，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并非以眼神做足一部戏的秘密警察威茨格尔，也不是始终在矛盾与痛苦间挣扎的剧作家德莱曼，而是文化部长Hempf那肥胖的脸和他的“吃相”。
电影开头酒会上的一场戏我以为是电影的精华，它在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已经浓缩了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并且成为在影片中无处不在的隐喻。
文化部长Hempf在酒会上遇到剧作家德莱曼和女演员克里丝，在克里丝离开之后，Hempf捧着酒杯，得意洋洋又阴阳怪气地和剧作家德莱曼交谈，语带讥讽地用德莱曼那犯了文化“禁令”的导演朋友艾斯卡来威胁他。Hempf边谈话边频频品酒，手不断地扬起放下。请注意Hempf的手。这是一只肥胖的手，五个手指有如香肠肥硕，这也是一只养尊处优的手，洁净和细腻表明主人生活的优越，茨威格曾经有写手的名篇，不同的手会透露出不同主人的性格，通过它们姿态各异的动作。银幕上部长的手动起来了，它肥硕惨白，却异常灵活，五个手指上下翻飞，无不显示部长本人的志得意满。难道仅仅是因为部长大人的手指特别灵活吗？恐怕还要归因于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只有身居高位的人才有资格表现得灵活，自在，甚至赖相毕露。其余环绕在周围的人，包括其它级别官员，侍者，女演员，都只能表现得唯诺而僵硬，即便这位有独立思想的剧作家，他在此处表现出少有的尴尬和颓唐，和他与朋友们相处时的沉默决然不同。
部长拿起糕点咬了一大口，边咀嚼边含混不清地继续讥讽威胁剧作家，在西方，似乎嘴里塞满食物和人说话是不礼貌的。部长边吃边说，嘴巴里发出吧唧声，吃相狰狞无赖。如果影片能足够放大，我相信可以看到他嘴角上，唇下，指间都有不断掉落食物的碎屑。环顾酒会，堂而皇之展示自己的无礼和粗俗成为一种权力，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又是一种吃相。
部长吃得远远不止这些，他还吃女人。如果说酒会上他仅仅是掐了女演员克里丝的屁股一下还算收敛，那他在自己的专车上强迫克里丝和他姓交，在克里丝扭曲的、万念俱灰的面容下大肆上下其手则再次展示他无赖吃相。如果说性艾像一道难得的珍馐，享用它应当将食材精烹细煮，装在洁净美丽的盘子里，铺上雪白的桌布，配上精致的刀叉，但部长大人显然不是美食家，他蓬头垢面地抱起就生啃，颇有茹毛饮血的野蛮人气质，被他毁掉的还有多少个克里丝呢？镜头利用克里丝精致的内衣和美丽的身材和Hempf肥硕的身躯急急褪下裤子露出硕大惨白毫无美感可言的内裤的对比，触目惊心地展示了这一切。在他不顾前面司机的注视狼吞虎咽地吃完这一切之后，他连嘴也不擦，手也不洗就将克里丝驱逐下车，并提前定好了下一次开饭时间：“你周四到酒店来”。
部长也吃他的部下，他对部下Grubitz 中校的训斥野蛮无礼，丝毫也不用顾及他的颜面，当Grubitz符合他的心意要去监听德莱曼的时候，他和颜悦色地赞扬Grubitz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处在权力的高层”，仿佛是志气相投的兄弟，但当Grubitz把事情办砸了以后，他仿佛已经变成了Hempf一秒也不能忍受的垃圾。据说越在权力的高层，人际关系的互动、训诫就越原始：打耳光，踹胸口，以拳打脚踢来往，全无文明面貌。
部长的吃相是准确的政治语言，这种语言也造出了一批学得他精髓的合格小人儿，比如Grubitz，他在餐厅里对战战兢兢说着政治笑话的小公务员时而训斥装得一本正经，时而自己也抖出一个尺度更大的笑话而洋洋自得，看着小公务员时而悲苦害怕时而松一口气的表情变化，想必他心里无比自得，享受这恶心的低级趣味。
这种官员形象，我们每个人是否都耳熟能详、俯拾皆是呢？
比这更糟糕的是，影片揭示了越是高级别的官员越“不靠谱”，却又往往左右逢源！
德莱曼在影片的最后对仍旧逍遥法外洋洋自得的Hempf说，想不到你这样的人曾经操持过国家。原以为身居高位的文化部长，在高压政策垮台以后，也会有不好的结局。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仍然有闲情逸致去看演出、他仍然生活不错并仍然保有社会地位，他并未为之前的种种劣迹付出哪怕些许代价。甚至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在帝国大厦即将轰塌的时候，他有可能比那些他时刻监视的人更早一步背叛了他的国家他的党。
没有办法，这就是生活！
就写到这儿吧，我无意辩论社会制度孰是孰非，更不愿在左中右里排队站，只为这么一部电影本身，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解。欢迎大家在文尾右下角“写留言”里讨论、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