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岸的“纯粹”

昨天是苇岸去世20周年的日子，朋友们照例聚会纪念，大日子当然更隆重一些，推出冯秋子主编的《未曾消失的苇岸》纪念文集，制作十分精美。更值得期待的是他的日记，不久即将面世。据冯秋子说，价值不亚于已发表的作品，这不难料想。既是日记，落笔更无顾忌，或许能看到一个谨慎后面的、更真实的苇岸。
放置文集的手提袋上，写着“纯粹”两个字。朋友们的发言，也大都围绕着这两个字，历数他做人的纯粹和文学态度的纯粹，更多的还是忆述各自与苇岸的友情的纯粹。在那种气氛下，这是理所当然的话题。有趣的是，纯粹这个词的定义，已经发散开来。不在于是否符合苇岸，而在于他满足了多少种诠释的可能。
八十年代的哲学青年，有两个争论焦点。一个是存在主义，一个是精神分析主义。在表面上，两种主义是并列的，出发点都是反对既有的理想主义。一旦同个人的秉性结合起来，便分化得很厉害。存在主义的主旨，是选择决定本质，有一种近乎洁癖的自我建制倾向；精神分析主义却倾向于消解善恶，将本能合理化。
这两种倾向无疑都有很高的价值，是那个年代在精神上，实现脱胎换骨的现代性蜕变的主要路径。对苇岸有所了解的人，应该不难分辨，他是属于前者的。尽管对他产生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很多，但基本倾向始终未变。正是这一倾向，使他在追慕西方精神文化的同时，没有与注重人格淬炼的东方主义决裂。
苇岸的纯粹，主要体现在原则性上。一种开阔的、无我的、纤尘不染的原则。做人的纯粹，也是为做人的原则所制。因而他经常是分裂的，一边是过敏的、懦弱的善意，一边是六亲不认的凌空绝响。对自己认同的事物有多热爱，对自己不认同的事物就有多厌憎。这其实并不矛盾，时间没有给他足够的调和机会而已。
苇岸的日记面世，将提供一个机会。把那些他可能已经想清楚，却不方便表达的内容，让朋友和世人们看到。揭开他内心的羞怯，也许就轮到外部世界羞怯了。一个人过于无我时，便较多地属于时代。时代在他的笔下，面目也更为清晰。即便他仍是单薄的、青涩 的，那份纯粹性，也具有象征的意味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对于他崇仰的作家，提到较多的是托尔斯泰和梭罗。但对他的叙述风格影响较大的，却是爱默生和纪德。他说自己更适宜生活在19世纪，就是与这些作家太气味相投了。同代人的散文中，他的辨识度，除了热爱和敬畏自然，便是以学术气质引领文思的叙述风格，相对于以想象和情味引领文思的叙述主流，他是个异类。
有些人称他“圣徒”，是很准确的概括，而“圣徒”就意味着，对“异教徒”和处于“去圣化”常态的世俗生活，近乎残忍的蔑视。不妨设想：他曾因胡蜂在窗外筑巢，便将那扇窗封死，护其安宁。如果有人出于好奇和麻木，将那只巢捣毁，伤害那些蜂和蜂卵，他会作何反应？比如说，“发明一种可以分辨善恶的炸弹”。
在生活态度上，苇岸最欣赏的是梭罗。起码在一段时间里，可以抛开污浊不堪的世俗生活，回归清洁的自然本体，像抖落虱子一样，抖落人类。实际上，自然本体是无法回归的，充其量只能回归原则本体，也就是对自然的认知本体。用原则的利刃，将自己身体里，那些不属于自然的、人类愚妄地附加的成分，逐一剔除。
在一个不缺乏善意的群体中，随便拎出一个人，都可以历数大量的闪光细节。但对一个倾心求真的人来说，在这样的群体中，难免暗怀格格不入的无奈和小心翼翼的按下不表。人们通常将价值取向，分为真、善、美三个维度。真在这里，是指科学逻辑。如果善的那锅汤，热气腾腾煮得太浓，会不会把真的那一块溶化掉？
无论作为价值取向，还是叙述风格，苇岸以略显孱弱的执拗，试图从善本位的文化中突围出去，其实是相当吃力的，但他还是做到了。那个突破口，不是在善的对立面，也就是恶的方向，而是与善并列的真的方向。这是很容易弄混的一个概念，似乎只要不标榜善，就是贬低善，甚至以善为敌，或出于某种可疑的恶意。
20年的回望，足够把一个人看清楚。如果把苇岸在真的方面的努力略去，以十分的诚意对他说，你是善的一群中，最善的那一个。这当然是一份高贵的褒扬，予他也许是最美丽的慰藉。但就像说他崇仰和效仿的那些作家，留给世人的主要是善一样。他或许是不否认的，却未必是最准确的，因而也会是稍有遗憾的。

2019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