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开 | 这下厉害了!
这下厉害了!
美人脱去衣裳,天上飞的白鹭惊喜地下坠。我不想看什么,但丁立人的印钮总在眼前晃着,于是灵感忽来,刻出了这印文。
篆刻要刻出自家独特的风格是印家梦寐以求的。如何着手,教科书给不出答案,如果有人说得一套一套的,他自己就必须有实践的证明。我提个观点,大家看看对不对?首先对篆字结体要自成一家,或有自成一家的能力。其次刀下刻出的线与线之间的交接处,要有自己能说服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最好要有独特性。再其次的章法处理,虽然教科书说得五花八门,但没那么重要,自然随性可也。
按以上要求,刻出了别人没有的样子,但这不算完,还要论气息,论蕴涵,论审美,论人文关怀。这些都是形而上的东西,说不清楚,但看得明白。如果大体通过了,才有可能得到一张准入篆刻艺术史的门票。
“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异议。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歌词。它感动了我这个五音不全的老头,于是刻了好几方这个词的印章,大小方圆都有,这是最小的一个。
印章笔画繁简组合对比强烈,是齐白石的把戏,也是专利。别人一碰则难逃做奴仆的样子。我不信邪,我用朱文的无边栏模样,碰它一下,于是有了此印,看看还真没有齐爷的影子。当然篆字的结构我与他老人家也有区别,虽也直来直去,但柔韧度高,是练过太极的那种。
五十年前,我学印那会儿,刻得很工稳,发丝似的线不是难事。但很快就厌烦了细活。老师说精细很重要,不仅手上要细,眼光也要细和“独”,他说,不细的学生没有未来。
齐白石的印在印章史中,算是豪放一派。好似一刀下去不带修饰,其实是颇有讲究的,修饰得看不出来而已。在我眼里,齐印相当工细,而他的学生陈大羽、李立,一经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老师的精细来。
“濠上观鱼”一印,大抵属于汉官印的样子,也是所有篆刻人都刻过的一种形式。看来无奇,其实门道很深,想要刻出个人的面目来,不从工细处着手似无出路。我说的工细,当然不是光指表面光洁,横平竖直那样简单,工细是一种技巧。一种恰到好处的技巧。
走了一段山路,看到一户人家,敲门讨口水喝,这在以前是极正常的事。如果这家主人拿出的不是一瓢水,而是不淡不浓的酒,那惊喜啊,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才有了这个词。
我有好古之癖,爱好的就是这种古风,当然还爱好古物件。我不知当今之世,讨水喝的事是否还天经地义。估计会有些麻烦,不是人家不热情,是现在人心不可测。如果你讨水了,出来的是孙二娘似的人物,又给的是酒,你敢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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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意思是梁纥老与颜少女的结合不合礼仪,是指老牛吃嫩草的说法。后来专指私通在外为野合。
是印“山深野合无人晓”刻在2004年,花了点心思,似有形式之新,但因为有边栏,与我的潇洒无边的理念相违,另外很难有白文印与之对应,不能符合我朱文与白文相谐的硬性指标,所以没有广作探索。现在想想,如果深入多刻一些,白文也是有可能配合的。所谓艺术是不宜定型的。说说容易,做起来则难。毕加索一生有好几个面目,到了晚年,也只独守一种了。
静静地守着一棵树,等待兔子撞上来而逮住它。这种消极地等待机会的想法,为绝大多数人所不取。但却为我所欣赏,也常常这样期待着,看来,我大概也算是个机会主义者了。
一方印章的精彩与否,取决于字形画面感和线形生动感的两相辉映。而字形百变,线形也百变,刻手要有组织并创造字形的能力,也要有镌刻并变化线形的能力。但这仅仅是理论,理论构不成画面,只有实践,百折不饶的实践才有可能实现心中的理想。
文章有官样之说,篆刻好像也有官样与非官样的区分。比如李刚田的印,板正大气,温和,还有肃穆感,这就是官样。韩天衡的印艳而巧,很容易感觉到荣华富贵的气息,因此谋得官人和富家喜欢,说是官样或官气都可。敝人的印随意、散漫、自由、邋遢,任性有余而富态若失,是典型的与官样绝缘的一类。所以鬻印五十年,也就为人刻印约共两千方。若生在动乱饥荒的年代,早就饿死了。但我也无悔,于是刻了“欠官样”三个字。
印章要刻出庄重感,秀雅感比较容易,因为前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可以取鉴。如果要刻出富贵感或凄凉感,那就不好弄了,虽然这种感觉人人可感,但不好在印面中表现。如果进一步,要表现沧桑感或孤寂感,那就出高考题了。我经常自出考题考自己,探索一种感觉怎样转化成图形的,虽然多半不能表达准确,但还是偶有收获的。比如这方“刹那永恒”,自以为就是有沧桑感的例子。
“掌握自家命运”一语吹牛说大话,有过阅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靠谱的。但俗语说“富贵在天,去厄在己”,虽然富贵不是想得就得,而远离厄境则可能努力办到。因此这句话有一小半是有些道理的。
记得,年轻时,每次将习作印章给子奋师看,他总会说:回去多写篆书,用毛笔写。大概老师看我年轻,他总不说写篆书的重要性,只强调去写。所以不驯如我,回家一直没写。直到老师去世二十年之后,我才鬼使神差热衷起篆书的书写。虽迟了,但也不迟。
这方印刻在2009年,不谦虚的说,有点精彩。如果没有十数年篆书的磨练,连想都别想!
古典的词句,如果没到比较普及的时候,我是极少应用的。因为我讨厌“掉书袋”。我有一位长我几岁的苏州朋友,很博学又强记,但掉书袋得厉害。而同样博学的曹宝麟则一句文邹邹的话都没有,我知道曹公所知一定不亚于“苏”公,但他在与友人相处时藏着,你不问,他绝不卖弄。有一次我与他共同参加一个大展的评选,一件送评的作品中有一个字,被评委拿来讨论,我们不知作者是辽宁的,这时辽宁的聂公出来站台,说这个字见《千字文》。站在后排的曹公小声说《千字文》没有这个字,大家一阵小笑作鸟兽散,可怜那位平时霸气的聂公愣着不敢回应。
“风乎舞雩”我不多说了,这种出自《论语》的句子,在科举时代是文人烂熟的,如今却成了掉书袋的“重器”,可笑不可笑。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网络天下放失旧闻”,意思说将天下散逸的传说都网罗起来,记录下来。然后通过书本的流传,以期久远。这样的文史活动延续了数千年,直到网络的出现,才有了变化。
网络很神奇,它改变了很多事情,比如现在当学者容易了,原先当学者首要强记,而强记是千人挑一的事,现在不用考核这样的人才了,电脑什么记不住?
有人说电脑无法创作艺术品,是因为设计程序的人都是理工男,如果有一天,文艺男参与其事,那就有戏看了。我不以为然,举一例,比如对感觉的把握,当其表现落实到作品的意外效果时,电脑也想捕捉和生发,没门!
将篆书结构弄成跌宕荦确的样子是当代人的创造,我是参与者之一。这方“系马待渡”刻在2009年,这一年因为眼病,我已很少刻印,不记得因为什么冲动握刀作此,还刻了三面边文。有老朋友问我这四个字什么意思,我说作字面解,没有典故或影射什么的。
印章要刻出有意思的图形,取决于所刻篆字的形体。如果形体本身优美,篆刻家只是化妆师而已,如果字形之间甚难协调,篆刻家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出现上佳效果。所以吴昌硕有“字不配不刻”的告示。这四字对他人而言,也许不配篆,但于我却不构成难题。我喜欢字画多的字,字画多了,画面感就加强,如果此时略作腾挪,不出彩也难。
人老了,经常对事理的认识产生变化,同时难免有偏激化的倾向。比如,我年轻时对“巧”的认识很敏感也擅驾驭。到了北方,整个审美理念向“清奇古厚”转变,对灵巧的认识也从钟爱转向厌烦,而对小巧则深恶痛绝。我甚至认为小巧是艺术创作的毒瘤,这当然偏激了点。
“水波粼粼”一印,图形感甚强,篆字的结构都以曲折短线组成,且有无形的节律串联其间。若分出单字来看,并没有怪异的变形。因此其“形式构成”应该比较妥当。但仔细看,其小巧也约略可见,因此很无语、很惭愧,人的认知与作为不能协调是很无奈的。
印章刻成,篆刻家在边上动些手脚,美其名曰修边,如果修得过了点,则曰做边。浙派诸家和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都是有修边的,相传的随意击打的敲边法那是江湖的做派,大篆刻家是不屑的。
做边的篆刻家,只有浙派的陈曼生和大名鼎鼎的吴昌硕。陈曼生在修与做之间,而吴爷则大做特做,但他似乎有压力、觉得见不得人,竟然相住同屋檐好几年的王个簃都没有见过他先生是怎样做的。
凡事对比才有意思,有洁癖的黄牧甫则不做也不修,保持原生态。想不到齐白石也不做,但这不妨碍他大刀阔斧的冲破边栏。
我是做边的,做得很厉害,除了边,我还在白文印的面上落点,戏曰“点北斗”。当然不是只有七个点,爱怎么点就怎么点。
既然修边做边很麻烦,我干脆将朱文印的边都给去了,所谓作无边际之想象耳。朱文无边的形式不是我创造,最早见战国时代烙马印,只因我刻无边印多了,却成了我的专属似的。
“处厚处实”一印,两“处”字集于一处,极易产生排他感,但若处置得当,则增势出彩。
两个相同并排的字,可以刻相同模样,也可以大同小异,当然也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此间选择变化是正常的思路。但变化的尺度甚见作者的心机。我采取大同小异之变,看去似乎一样,细看又不一样,从差异寻找新奇,从新奇去体会大气。
宏观看篆刻,篆刻有三境。工稳守正一境也,腾挪求新二境也,自然天趣三境也。对刻印家来说,工稳不是难事,难度在守正,守正意味着遵守传统不逾矩。打破常规,进行形变异和线变异,名之为腾挪求新,这第二境有入邪门的风险,因而既要大胆又须慎行。第三境是整合,成功的整合是进入自然状态,力除作态,让腾挪的成果转化为天趣的形态,所谓天趣,出人意外之表现也。
“云想衣裳”一印,没有噱头之奇,但云字夺人眼球,略有天趣的味道,与对角的“裳”字谐调,构成有意味的图形。
想了一个有气魄的词,“流云截取三千丈”,过一把李太白的潇洒。又找了一方尺寸不大的石头来刻,向眼力挑战,于是折腾了两天,用时十小时,磨了三次最终完成。效果不好也不坏,技止此矣!
陪摄影师找景拍摄,在公园的一块卧石处,找到了镜头位置。不料一不小心,这方丁立人先生的佳作河马,竟自翻滚跌落,我心一颤!待定下神来,拾起跌在砖地上的石章,仔细一看,竟然毫发无伤。长舒口气,尤物自有老天护持!
穿粗布衣而怀美玉表示深藏不露。《老子》“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老子》一书言简意赅,许多名言都曾被人刻作词句印,奇怪这四字似未被人引用。一阵小兴奋,即查字书刻出印来,但并不顺手,磨了一次,重新来过。
此白文印,三字笔画较繁,只有玉字少画,因将玉字增繁处理以互为协调。不料有精致感,留红也自然,与我的其他白文印似有异样,没有程式化的表现。印家常有一印一面的理想,也有像齐白石只求“孪生”式的追求。如果要我选边站,我会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倾向齐爷一侧。
丁先生刻了一方作掩耳状的人体钮,非常生动。我想了想,只有巴三览四的絮叨,才是女孩掩耳不闻的原因。此印成因如此,有点幽默。
此印一招一式都是我自家的字形,但刻出印来,却与我平常的样子相去甚远。本来想磨去,仔细看每个字,它们都没有过失,磨去则于心不忍,因此留在了印谱里。事过半年,重阅此印,喜欢了,而且还特别喜欢。
艺术有隔时审视的情况,就是让时间来检验其价值。一般二十年可以检验关注,五十年可以检验存在,艺术存在才有意义。我这方印只是自我喜欢,其它还谈不上。
养猫的朋友会发现,猫会做出各种不同体态的姿势来。如果你是书法家或篆刻家,是可以从猫的姿态来想像字的造型的,进而启发推进自己的造型能力。
“童子濯足”何其闹腾欢乐,如果你将童子濯足四字刻出手舞足蹈的样子,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此思路未免幼稚了些。中国的艺术都是耐品味的,不以直白为高明。那么,换一种思路,来一个想像,将艺术看作人生的慰籍,并将喜怒哀乐深藏其间。如果你还感慨人生的过往,回想儿时的欢快,刻了这方印,是不是好一点。
不意朋友吐槽:“这老头玩深沉,作!”
丁立人先生将一块方正的石头刻成两只被捆绑在一起的猴,肢体略抽象,神态特生动,还系了不知从何弄来的绳子。精彩极了!
要在这样珍贵的艺术品上刻字,压力骤增,由于此猴钮的肢体直接与印底相连,不容有磨改的空间。而我刻印也多是一次完成,本不是问题,只是我长期涂黑印面刻字,有不确定性,近来磨改已成常事,因此犯怵。于是改为墨稿上石,折腾了许久,还是涂黑了刻,待印完工钤出印花一看,还行,只是略欠活脱,失去了漫不经心的味道。“淡定”是淡定了,而自信的神气若失,奈何!
艺术在低端的时候,是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解说的。在中端的时候,语言和文字仍可以解说其生成。但已很难涉及感觉方面的问题。进入高端层面的艺术,实际是艺术家感觉的游荡,此时理性与感性交杂在一起,很难分出谁在主导了。若有方向感,亦没有很具体的目标。这也是古今大艺术家晚年都没有留下创作文字的原因。如果我们能起黄宾老于地下,问他画黑山的问题,我想他老人家不支吾也难。
我刻“圆通”一印,没有经过所谓的构思创作,只依我对其字形的熟悉,任其组织交接。让我深刻体会到自由境界的感觉,我想,生成感觉并把握感觉是何等之重要。
任何在当下还流行的艺术,都有现代化的趋势,趋势越明显则说明该艺术越有活力,反之,就式微了。
篆刻是古代璀璨艺术之一,按理说是极复古的。但自从一百年前,北京西城区一个从南方迁来的老头,任性地在印章上恣意孤行,有意无意间将时代的审美融进了小小的石章,这人姓齐名璜,字白石。他融进的信息有二,一加强朱白对比,即朱文印留白对比,白文印留红对比。二刀痕毕露,一面光洁,一面崩落。就这两招,他赢得后生晚辈的敬仰,香火至今不断。我也是他的忠粉之一,但在五十年前,我所遇到的所有刻印家,几乎众口一辞的吐槽,可见走在时代之前的艺术,是要靠时间来证明的。
这方“白云深处有人家”谈不上现代化,甚至也谈不上精彩,但因为留红的自然而适意,它留在了我的印谱里。“白云深处”有版本写作“白云生处”的。
可以这样说:篆刻艺术的命脉掌握在字形和线形中,字形即结体,线形即用刀。此外一些促成其艺术效果的手段,如章法之类,确能美容的方法也不宜忽视。这方“月圆人相好”之印,就用了字间大片留红的方法。虽为明清坊间俗手所惯用,如处理得好也不无神奇之效。
我刻好此印,有全身顺畅的感觉,因为前后用时不过三十分钟,比起曾经最麻烦的一方朱文印,刻了磨,磨了刻,先后用了十几个小时,还不大称意的状况,真是天壤之别。可惜这样顺手的事于我不常有,因记之。
我刻词句印都花心思,花多花少不一样,心思用多的,日后重见便恍若老友,用少的,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二十年前是我刻印的高峰期,有时同一个词刻了几个印,若是重见,我甚至可以分出前后来。这大概是心凝意专的缘故吧。
“歇一歇再来”是一句白话,一般用在对他人的关切上,表达平实但心意甚浓。我相信这五字从来没有人将之刻印的。我刻印选词有一套自己的主张,大概有五条:字与字相配第一条,这一条很重要,因为它关乎印的精彩与否。词意不俗第二条,不见或极少见他人刻过的是第三条,词义要直、容易让人理解是第四条,词中最好有我没有刻过的字为第五条。这一条比较苛刻,有时只好舍去了。
此印五条俱全,立此存照。
刻朱文印将印底清理干净是常态,几乎古今所有印人都遵守此例。我自从用小的刀具刻印,印底清理便成了花时间的事,有时顾不上,盖出来自觉有浑重感,于是就留着一些渣滓。当你有意留渣滓了,麻烦就来了。问题是,留哪里?怎么留?而且留重留浅颇有讲究。诸如此等,我花了很多精力才勉强可行。但印章到了别人手里,他的钤印轻重与我有异,盖出的印就相去甚远了。
据说上海一位名书家曾想找我刻印,别人说张桂铭都用我的印,当她看了张画上的钤印,说,怎么这么脏,因此没有了下文。
丁立人先生在我家小住的那几天,给我留下了这方印钮,两位老头相依靠背,摄影师配了雪景,看去非常有诗画意。丁老爷自刻“暖背图”三字边款,就边款论,有齐白石的味道,不同凡响。
为配合这个有意思的印钮,我选了“同甘共苦”四个字。刻前,我想大刀阔斧一下,不料石头硬得很,只好临时改变主意,朝向柔韧的方向施展了。
改变方向是对的,因为我不是大大咧咧一类的人,刻大刀阔斧之印,不是我所长。一个好的艺术工作者,其艺术表现首要与自身的性情吻合,能吻合就基本证明是成功的。
清代徐三庚的印章现在也被人捧,如果你想见其人,一个说话拐弯抹角、行事心眼特多的“作男”我想你会受不了。
我十七岁时随师学印,老师说要学多种样子,比如古玺一种、汉官印一种、陈曼生白文一种、吴缶翁一种、黄牧甫一种等等,他不仅这样教学生,自己也这样创作酬世。后来我拜识了海上名家钱君匋,发现他也这样,多种门派集于一身。我当时很佩服这样的老先生。
再后来,我重读齐白石印谱,眼下赫然只有朱文与白文两种,两种之间的字法与刀法几无二致。我曾冒失地问过这两位老师,陈老师说,齐是粗人,无细活。钱先生则顾左右而言它,没有正面回答。
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艺术的个人风格面目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是艺术家的终极追求。当然风格面目要有审美价值才行。
篆刻是我国特有的古老艺术,如果用现代的归类法,将之归为平面造型、或小型雕刻,好像靠谱又好像不靠谱。篆刻若深入研究,围绕本体的学说有:字形说、用刀说、形式构成说等等,从文化层面展开的有意境说,性情说,大气说,甚至命运说等等。
大凡兴趣篆刻的人士都是擅于动手的,动手的人多半对理论不感兴趣,所以理论在篆刻界没有什么市场。但是,任何艺术要走进高层,都要有深邃的思考来支撑,有时理论不要写出来,思考则不能免。
“忘怀得失”一印,可以说是字形说的产物,以字形来组织印面造型,其中用了疏密、腾挪、排叠等技巧,而这些技巧又受理论所支配。
迟日背包行,行到小溪深处,是何等惬意的规划,可惜与我无缘了。我年正七十,心态虽年轻,但腿脚不年轻,背包远行,想都不敢想。
翻书阅读,秦观《好事近》映入眼下,“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四句都可入印,我思索了一下,“有黄鹂千百”大概可以刻得新奇,但黄鹂鸟已难一见,刻了印,徒增怅惘而已。而小溪深处平平常常,却有现代感,也有诗意感。刻出印来一看,也平平常常的。然而,它融入了我许多念想,字间的老年心态明显,自己感动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