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阳龙湖是如何形成的？
在淮阳，总也忘不了这样一个冬日的场景：夕阳西下时分，带着些赭红色的天幕下，一叶扁舟，渔人张网而立，仿佛一道永恒的剪影。水天相接处，是城市的背景。
也总感动于这样的冬日时刻：刚入夜，水墨黑，一边是城市的灯火，一边是水天相接处的朦胧，那朦胧不是黑又似黑，让你感觉到难以触摸的远处，那是无边无际的远处，是历史的深处。
这里说的这些场景，就是龙湖的感觉。它让你不自觉地触摸到历史，回到古往。
如果说淮阳是一部厚重的大书，那么龙湖就是这部大书的主题；如果说淮阳是一道待解的题，那么龙湖就是这道题的题眼。所以，要想读懂淮阳，就不能不深入龙湖，不能不读懂龙湖，因为从某一方面说，是龙湖滋养了淮阳悠久的文化，滋养了淮阳丰厚的历史。
“一陵一湖一古城，二老三皇享盛名，四冢五墓六公祠，七台八景湖中映。”这湖说的就是龙湖，其他遗迹皆是环湖而置，成为淮阳文化的主体。伏羲画卦台、狄青梳洗台、苏辙读书台、孔子弦歌台、神农五谷台、秋胡台、紫荆台，是淮阳著名七台；羲陵岳峙、蓍草春荣、蔡池秋月、弦歌夜读、卧阁清风、望台烟雨、苏亭莲舫、柳湖渔唱，被称为淮阳八景。
因为淮阳厚重的部分几乎都是围湖而存在，正是在这里，伏羲“开物成务”，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也正是在这里，伏羲定姓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也是在这里，伏羲制嫁娶，开始中华民族的现代婚姻基础，而中华民族龙图腾的形成，也得益于这里。
伏羲文化的厚和龙湖的厚构成淮阳文化的网；苏子由读书台、大王庙、包公庙、孔子弦歌台、狄青梳洗台等连成了历史的线，这些文化点，经纬成淮阳盘错交结的历史脉络。
淮阳万亩龙湖盛产鱼虾，如鲤鱼、鲢鱼、鲶鱼、鳝鱼、青鱼等；湖中生长着大面积的蒲苇、莲藕，此外，还浮生有芡实、茭白、菱角、浮萍、水葫芦等。董素芝说，《诗经·陈风》中就有关于龙湖中丰富水产资源的记载：“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莲。”“彼泽之陂，有蒲菡萏。”“东门之池，可以沤麻。”
龙湖是自然的乐园，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次韵子由柳湖感物》中咏道：“惟有柳湖万株柳，晴阴与子共朝昏……”刻画出龙湖的自然美景。
龙湖还是“一座历史文化的宫殿”，围绕龙湖，诸多名胜古迹散布湖滨、湖中。湖中有画卦台、白龟池、弦歌台、司城贞子阁、陈楚故城和苏辙读书台；湖滨有太昊伏羲陵、魏曹植的思陵冢和平粮台。
这些历史遗迹都无声地述说着龙湖的往事：美丽诗画的龙湖之中，游船画舫穿游其间，文人墨客吟诗垂钓。
但龙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它形成于何时？这却是个难解的话题。
当地文史专家杨复竣从历史、考古、文献、民俗等诸多领域对龙湖进行综合研究，试图求解这个谜团。
杨复竣首先就《诗经·陈风·东门之池》进行解读，这首诗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东门之池，可以沤 。彼美淑姬，可以晤语。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东门之池》中的'池’，指的就是陈城东关湖。而《诗经》中的另一首诗《泽陂》中的'陂’，则指陈城龙湖东关湖。那时候，湖内有蒲有荷，遍生嫩蒲荷花，已是人们观光赏心之地，是年轻男女相聚倾心之所。”杨复竣先生认为，“从《诗经》记载看，在西周时期就有龙湖之东关湖了。”
“从考古发掘看，与记载不谋而合。”杨复竣说。
１９３１年，淮阳东关天齐庙遗址（陈胜庙）出土了十多根直径０．７米、内套直径０．２米的陶水管道，弯砖砌成的古建筑，碎砖，陶罐，碑座，五铢钱，经有关专家鉴定，这些器物皆为春秋时期的。
１９８６年，龙湖东关湖边出土了大量春秋时期的陶片、陶器。
１９９４年，龙湖东关湖出土了完整的青铜器？和铜方壶等。有关专家断定，这些器物当为西周时期的。
“由此可以断定，龙湖东关湖在西周后期或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距今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杨复竣说。
另据１９１６年《淮阳县志》记载，宋时陈州有三个湖，位于城南的叫南坛湖；位于城西的名柳湖，又名旱湖；位于城北的叫北关湖。它们各成一湖，彼此不交，旱时水涸。
宋代大文学家苏辙来陈州时，曾赋诗《宛丘二咏》，序言中也说：“宛丘城西柳湖，累年无水……去秋雨雪相仍，湖中春水忽生数尺。”
苏辙来陈州做教谕，在柳湖中筑读书台，也说明宋代时水时涸。
１９９６年，淮阳进行城湖开发，在龙湖柳湖中，出土了宋代石井围。在宋墓葬中，出土了绿釉缠技瓷枕、白釉碗、陶俑、白釉瓷罐、铜镜及大量陶片。
从记载和考古发掘看，柳湖的北部，“春水忽生数尺后”已成湖面，而城西侧为无水之地，宋井的出现，说明这儿当时还是农田，宋墓葬的出现，说明这儿并非水面，是旱地。因此，柳湖在宋代前已经形成，不过是“时水时涸”，其干涸为旱地，应在宋代以后。
１９９２年，为了确定陈胡公铁墓遗址，有关部门对南坛湖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春秋陶片，这说明南坛湖在春秋就已存在。
杨复竣先生说，宋以前的南坛湖、柳湖、北关湖面积并不太大，三湖最终连成一体而成现在的龙湖，主要是黄河的“功劳”。
１９９６年龙湖清淤时，在淮阳蔡河西街南出土了汉代陶罐、陶碗、宋代的瓷盏、火炉等。在苏花园东出土了宋代黑瓷罐、白瓷钵。在田湾南出土了唐代黄釉碗、宋代瓷盆、瓷盏、瓷枕、四系壶、陶棺及部分宋代墓葬。在西城墙附近，出土了汉代陶盆、陶罐、瓷盏、宋瓷盆等。在西关大同路北的龙湖中，出土了汉朝的日光镜、隋朝和唐朝的瓷碗。
“从考古发掘看，龙湖的形成是随历史发展而渐次扩大，逐渐发展相连，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从出土文物的年代看，有西周、春秋、汉、隋、唐、宋等不同朝代的。在什么地方出土什么时代的文物，说明这个城或湖是这个时代或其后所形成。因此说，整个龙湖的形成时代，当为宋代。”杨复竣先生说。
史籍佐证着龙湖的久远历史
实际上，史籍中有关黄河灾害的记载，也从侧面佐证着龙湖的历史。
《中国水利史》记载：从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河汴决坏，黄河间有南侵之害”起，到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７０年）“河汴分流后，水乃不复为害”止，黄河泛滥长达７０年。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５９８年）秋，西华、陈州、开封等九州、县河决。
唐贞观十四年（公元６４０年）秋，河决。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元８３９年），河决，侵郑、滑外域，陈、许、曹、濮大水。
宋至民国期间，黄河决口，泛陈境的洪水多达５７次。
黄河泛滥南侵，陈地历代官民不得不修筑堤防，防水入城。
据《淮阳县志》记载：宋仁宗天圣年间，陈州兵马监督张孜筑堤，袁家曲捍水。李世衡知陈州时，筑大堤以防水患。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公元１１７１年）十一月，河决，泛及境，护城堤外，受黄水淤积。
明洪武八年（公元１３７５年），河决开封大黄寺堤，蔡河壅塞，漕运不通，知州李子义率民筑堤御之。
明穆宗隆庆二年（公元１５６８年），兵备付林命文武官修堤护城。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历史上多次防御黄水泛滥威胁陈城而筑堤，形成了淮阳龙湖的外围堤坝。”杨复竣说。
据《陈州府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１３６８年）六月，水破护城堤。
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１５６６年）夏，大水，平地行舟，禾稼淹没，庐舍倾毁，城郭亦多圮坏。
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１５９３年）秋，大水淹稼，霪雨连月，平地水深数尺，破堤侵城，四门路道不通，出入以舟；二十二年（公元１５９４年）五月，莲花池堤决，积水侵城，室庐倾圮；二十五年（公元１５９７年）秋八月，城内水湍；三十五年（公元１６０７年）秋，大水，蔡河决堤，水将及城，四境水深丈余，禾稼房屋淹没殆尽。
清康熙十六年（公元１６７７年）暴雨弥旬，水溢入城，四门行舟，城内居民房屋尽倾。道光十一年（公元１８３１年）秋，蔡河两次决东大堤，环城如海。
１９２６年，水破四门堤口。１９３１年，水再破西北堤口。
１９４６年，国民党出于军事需要，决黄河南大堤，黄水入淮阳城，龙湖水量达１１００万立方米。
由于历史上多次黄水破堤入湖，为防御大水入城，当地历代官民加高修筑城墙，形成了淮阳龙湖的内围堤坝。
“由于黄河的泛滥，黄河水一次又一次地入侵，淮阳一次又一次地复筑大堤。黄水中的流沙，次次淤积，层层加高，大堤越筑越高，大堤之内陆面则未升高，其内容水量也越来越大，水越来越多。这样，北关湖、柳湖和南坛湖便逐渐成为一体，万亩水面的龙湖便形成了。”杨复竣先生说。从地质勘察看，护城大堤文化层叠加２０多层。堤外文化层次分明，厚度在３米上下。１９５６年，在修建淮阳北关蔡河桥时，发现桥西北地面３米以下有桥洞，经有关专家考证，此桥系古蔡河桥。其埋深和堤外黄水淤积层吻合。
杨复竣还说：“大堤外地面的淤积升高及湖水面的升高，使得陈州居民必须把城内陆面升高；以防水侵房倾。这就出现了陈地水涨地高的局面。上世纪６０年代、７０年代、８０年代，对淮阳城地质勘探说明，在地面１０米以下均为深褐色土层，内含陶片、兽骨、草木灰等杂物，１０米以上杂物渐少而为黄胶泥、沙浆、流沙。由此可以说明，地面１０米之下为古代居民建房地面，即湖底。这同时也说明，陈城是居民防御大水逐次增高所致，竟达１０米之多，与龙湖大堤之外的淤土相呼应。”
“应该说，龙湖的形成原因主要是黄河泛滥。由于黄河泛滥，人们不得不一次次修堤防护，多次修建，多次取土，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大龙湖。”杨复竣认为。
摄影：朱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