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同麟丨谈敦煌道经中的所谓“千字文帙号”
谈敦煌道经中的所谓“千字文帙号”
郜同麟
摘要：敦煌文献中有三件道经的包首题、卷题下有“土”字标识，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千字文帙号”，是道藏的标号。但三种道经合计近二十卷，不可能同在一帙之中。开元道藏也不太可能编至“土”字号。佛教大藏经至五代时方流行以千字文编帙号，道教不可能远在天宝时期就用千字文帙号。这一“土”字其实是收藏地净土寺的简称。唐代官方道经目录《三洞琼纲》的影响有限，敦煌地区也未必有道藏全藏。
关键词：敦煌文献 道经 千字文帙号 道藏
（P.2337《三洞奉道科诫仪范》，来源：中华古籍资源库）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敦煌道经，包首题“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第一”，首题“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序品第一”，尾題“报恩成道经卷第一”，卷末有题记：“天宝十二载六月 日，白鹤观为 皇帝敬写。”该卷于首题下有一“土”字，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所谓的“千字文帙号”，如王卡称：“唐代道经写本也应如佛经分帙包裹。虽然尚未发现包装道经的帙袱，但有些经卷上有帙号。例如故宫博物院藏《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卷轴外包首上题写经名，下端有一'土’字，当即帙号。”[1]郑阿财云：“今所得见的敦煌道经写卷，少见经帙字晷，也许因为大半为残卷。不过法藏P.2337《三洞奉道科诫仪范》首题作：'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卷第五 金明七真撰 土’有经帙字晷，而且也是《千字文》的'土’字。据此'土’字当是经帙千字文字晷无疑。若此，则显示本卷写经是入藏的。”[2]许蔚亦云：“需要注意的是，《序品第一》卷轴包首及卷首均见有墨笔楷书千字书'土’字帙号，书风与写卷正文一致，表明《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为正式入藏之道典。”[3]
如果前面提的几种敦煌道经的“土”字确为千字文帙号，那么这无疑是道藏编撰史上的重大发现。但这一观点却有很大的疑点。
首先，据荣新江的研究，敦煌经卷每一帙的容量平均大约在十二卷左右[4]。方广锠则认为每五或十卷左右合为一帙[5]。道教也有经帙这一形制，《正统道藏》本《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三《法具品》：“凡经，每一部或五卷、十卷，皆须着袠。”[6]可见道经每帙的容量与佛经相近。敦煌道经首题下有“土”字的，除前面提到的《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外，还有P.2337《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卷五和P.2004《老子化胡经》卷十。就敦煌文献中所存而论，《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至少四卷，《三洞奉道科诫仪范》至少五卷，《老子化胡经》至少十卷，三部经相加将近二十卷，不可能装入同一经帙。更何况这三部经在道经分类中并非同类，更不大可能装入同一经帙中。
其次，根据方广锠的研究，汉文大藏经的帙号在会昌废佛（845年）前尚未产生[7]，大约产生于晚唐，流传至敦煌可能要到五代时[8]。敦煌道经多数抄写于敦煌陷蕃（786前后）之前。如果前述“土”字为千字文帙号，那么道教以千字文标志帙号竟早于佛教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敦煌写本中抄写于九世纪初的佛教目录还在使用经名帙号、偈颂帙号等早期形式，而同一地区的道经早已使用千字文帙号，这未免有些太不可思议。
再次，“土”字在《千字文》中排第582位，而据《文献通考》引宋《三朝国史志》称：“东汉后道教始著，而真仙经诰别出焉。唐开元中，列其书为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9]如前所论，敦煌经卷平均每帙大约十卷左右，用千字文作帙号也不过只能排到三百多号。除非道经每帙都是五六卷的小帙，不然唐代总共3744卷道经，无论如何也不会装入五百多个经帙，帙号不可能编到“土”字。与此相对比的是，道宣《大唐内典录·入藏录》共收经3361卷，与《三洞琼纲》数目相近，却仅分为326帙。另据《道藏经目录》，《正统道藏》5305卷，也仅编至“英”字号（第480号）。
另外，郑阿财认为“按卷轴包首与首题'《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第一》’下的'土’字，与经文字体一致，不似后人所加”。实际上，该卷与P.2337、P.2004字体各异，而三卷的“土”字却大致相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白鹤观写经，京都博物馆252号《太上业报因缘经》卷八笔迹与故宫博物院藏本大致相近，却并没有所谓“千字文帙号”。因此，这类文字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是否“入藏”的标志。
那么，这一“土”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如前所论，P.2004《老子化胡经》卷十的首题下也有“土”字，而该卷卷末有“净土寺藏经”钤印。那么这个“土”字很可能是“净土寺”的简称。写经卷题、包首题下注明收藏地简称，这在敦煌文献中极为常见，如S.11065《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卅二包首下所书“界”字即指三界寺，S.11077《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十八包首下所书“修”字即指灵修寺，S.11079《大般若经》卷第六十二包首下所书“恩”即指报恩寺，S.1115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五十包首下所书“开”即指开元寺。此类之例至夥，不烦多举。
除了前揭三个道经写卷外，还有几件敦煌道经包首题下有注记。S.11026A《（太）清高聖玉晨太上大道君（列紀）》包首题下书“白”字。这里的“白”很有可能即指敦煌道观白鹤观。S.10918《太上业报因缘经》卷八包首题下有“真”字，天理大学藏《太玄真一本际经》卷十包首题下有“殿”字[10]，除此之外，还有S.10936《太上元阳经》卷六包首题下亦有一字，但大半残泐，已无法辨认。其中的“真”“殿”等字恐怕也都是收藏这些经卷的寺院、宫观的简称，但具体所指均已不可考。
道教较早已有编制藏经的意识。《三洞奉道科诫营始》卷二《写经品》称：“夫经皆须作藏。凡藏二种，一者总藏，二者别藏。总藏者，三洞四辅同作一藏，上下或左右前后作重级，各安题目'三洞宝经藏’。别藏者，三洞四辅各作一藏……皆明题目，以相甄别。若次安之，若各藏如并藏法，皆安经台，或天尊殿当阳左右间，左三洞，右四辅。每藏皆作台举之，不得正尔顿地。巾帕袠蕴如法。”[11]规定非常细致，从中可知道藏需要专门的贮藏场所，并有一定的外在标志。又P.2337《三洞奉道科诫经》卷五《法次仪》称：“道士、女官所受经诫法录，皆依目抄写，装潢入藏，置经堂、静室，或阁。”[12]可见道藏的编排亦应依据一定的经目。这与佛教大藏经的含义已很接近[13]。从这个角度说，宫观收藏的道经都应该算作是“入藏”的。甚至如《十戒经》《道德经》等师徒授受的文本，因为也是属于“所受经诫法录”，也应“装潢入藏”。但这里的“藏”因人、因地而异，讨论是否“入藏”也没有实际意义。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官方道藏应即唐开元道藏，关于这一问题，学者已做了比较多的讨论[14]。前面所引几位学者所说的“入藏”当即指是否在开元道藏之中。但敦煌道经中仅有极少量的写卷可以确定为官颁道藏写本。S.1513《老子像名经》前有唐玄宗《一切道经序》，显然是道藏中的零本。P.2457《阅紫录仪三年一说》卷末题记“奉为开元神武皇帝写一切经”的字样，应为官颁道藏。除此之外，其它写本很难确定是否为官颁道藏中的零卷。P.3725《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卷末题记有李林甫监修的字样，王卡即据此以为肯定会收入“一切经”[15]，但之所以有李林甫监修，恐怕还是因为这是唐玄宗“御制”的《道德经》注，与是否是道藏无关。P.2380《通玄真经》卷末题记有“内出钱七千贯敬写”的字样，但也无法确定这次写的是否是“一切经”全藏。吐鲁番MIK III 7484《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纸背有“凉州都督府之印”的印章，荣新江据此认为该卷“显然是唐朝官颁定本”[16]，王卡又进而认为是分送诸道采访使的道藏[17]。但该件与Ch759为同卷，而Ch759“民”字不避讳，且该卷与六种敦煌写卷均文字有所不同[18]，这都表明本卷恐怕不是“官颁定本”。P.2257《太上大道玉清经》卷二、京都252《太上业报因缘经》卷八、故宫藏《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卷一卷末都有“白鹤观为皇帝敬写”的字样，但没有校勘者的衔名，与P.2457格式不同，恐怕也不是官方颁定的道藏。
如前文所引《文献通考》，开元编制道藏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即道藏目录《三洞琼纲》。本文开头所引几位学者讨论的“入藏”，应该主要是指是否收入这类道藏目录，亦即是否纳入了唐代官方的道藏体系中。但《三洞琼纲》是否如《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佛经目录一样对全国各地的藏经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这恐怕还有疑问。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开元释教录》确定佛教大藏经结构后，佛藏的卷数虽会有一定幅度的变动，但变动不大。道藏的卷数究竟有多少，三处文献有三种不同的说法[19]。在开元道藏之后，道藏的卷目也有很大的变动。杜光庭《太上黄籙斋仪》卷五二：“玄宗著《琼纲经目》，凡七千三百卷。复有《玉纬别目》，记传疏论相兼九千余卷。寻值二胡猾夏，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上元年中，所收经箓六千余卷。至大历年，申甫先生海内搜扬，京师缮写，又及七千卷。长庆之后，咸通之间，两街所写，纔五千三百卷。近属巨寇凌犯，大驾南巡，两都烟煤，六合榛棘，真宫道宇，所在凋零，玉笈琅函，十无三二。余属兹艰会，漂寓成都，扈跸还京，淹留未几，再为搜捃，备涉艰难。新旧经诰，仅三千卷，未获编次。”[20]从中可见道藏的卷数变化非常大，这不像是一个规范化的道藏的面貌。其次，敦煌文献中有大量的佛教经录，包括藏经录、点勘录等等[21]，这是与佛教大藏经的规范化管理有很大关系的。但敦煌文献中从未发现单独的道经目录。最后，道经的授受与道教法阶有很大关系，需要到一定位阶才能抄写、读诵一定的经典，因此可能只有极少数道士才有资格获得全部道经，这极大地制约了道教藏经的传播，道藏目录的影响因此可能也非常有限。
总之，敦煌道经首题下如“土”“白”字标识文字并非“千字文帙号”，而是贮藏地的简称，这类文字也不能作为是否“入藏”的标志。敦煌文献中有少量的官颁道藏零本。但唐代敦煌地区是否有完整系统的道藏，《三洞琼纲》等道藏目录是否对全国道藏的编制产生重大影响，都还很有疑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敦煌吐鲁番道教文献综合研究”（16CZS005）阶段性成果
[1]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25。
[2]郑阿财《敦煌本〈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考论》，《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页137。
[3]许蔚《〈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的成立年代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14年4期，页81。
[4]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77-78。
[5]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420。
[6]《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第24册，页753。
[7]《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页483。
[8]《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页512
[9]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四《经籍考第五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页1802。关于《三洞琼纲》所收经目的卷数，有三说，详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2012年版，页118-119。笔者认为此3744卷一说最为可靠，首先因为这是宋代国史的记录，而后世徐铉、王钦若等校正道经可能都参考了《三洞琼纲》，其记录应较可靠。其次，北周时道士上经目有二千四十卷，至开元时增加一千余卷，还有可能。若如《太上黄箓斋仪》《道藏尊经历代纲目》等书所载，开元道藏有五千、七千多卷，较北周增加两三倍，这似乎不太可能。
[10]原卷未见，此据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一文（载《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版）
[11]《道藏》，第24册，页749。
[12]《道藏》本亦有此文，但有部分异文，如“装潢”作“装褙”，显然已是后世窜改过的面貌，故本文用敦煌本。
[13]关于佛教大藏经，本文借鉴了方广锠的的定义，参《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页10。
[14]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页112。
[15]《敦煌道教文献研究》，页24。
[16]荣新江《柏林通讯》，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页384。
[17]《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页24。
[18]详参郜同麟《德藏吐鲁番道藏文献叙录》，《西域研究》2018年第4期，页39-41。
[19]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页118-119。
[20]《道藏》，第9册，页346。
[21]参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郜同麟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