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和不另类

今年北京的天气有些反常，还没到盛夏就已经热得不行，于是只能放弃自己最大的爱好——逛街。不过“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呆在家里也可以翻翻《精品购物指南》，累了再看看电视里的生活频道。看着看着，我坐不住了，浑身发冷，像发了疟疾。你猜我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一些时髦青年在自己身上到处打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这样虐待自己？他们说这是“另类”，是“有个性”的表现。原来如此。

我不禁想起了老子和尼采，两个因“另类”而大吃苦头的可爱的傻瓜和智者。一提起老子，很多人的脑海也许马上会浮现出一个白须飘飘的老者形象，但仔细读一读《道德经》，相信很多青年都会引他为知己。彷徨、苦闷，觉得自己跟大家格格不入，也就是现在的时髦用词“很另类”，这是老子在《道德经》中经常呈现给读者的形象。“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老子发的牢骚，说的反话，一点也不比现在的“另类”青年少，他甚至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怒吼：“我愚人之心也哉！”（我试着把它翻成白话：“我他妈的真的是个笨蛋吗？！”）但是，老子绝对不是为“另类”而“另类”，他为自己的想法不能为大家接受而深深苦恼：“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然而，孤独是天才的宿命，最不愿“另类”的老子最后还是做了最“另类”的一件事——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不知所踪。

相比较而言，尼采的“另类”似乎更有现代感。类似“找女人去吧，但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的言论，简直是“酷毙”了。可是尼采因“另类”而付出的可怕代价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茨威格这样描述尼采：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是一出独角戏：在他的一生这短暂的场景里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物。在雪崩一样坍塌下来的每一幕里，这个孤独的战斗者都独自站在自己的命运那雷雨交加的天空下，没有人站在他身旁，没有人走近他，没有一个女性以温柔的存在来缓和那种紧张的气氛。……尼采总是独自诉说，独自战斗，独自忍受痛苦。他不对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任何人回答他。更可怕的是：没人听他的。

为了引起众人的注意，“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像喊叫，越来越手足并用”。“最后他发明了一种舞蹈，一种在刀光剑影中的舞蹈，他伤痕累累、流着血在人们面前表演这种新的致命艺术，但没有人能够领会这种叫闹玩笑的意义和这种硬装出来的轻松背后那种身负重伤的激情”。这种“致命艺术”没有观众倒在其次，要命的是，它对尼采自己却也是致命的——他最终发了疯。

在尼采的内心深处，他无比渴望友谊和爱情，可是它们一个个地破灭了，于是“我必须永远做一个殉道者，以度过彻底贷出了的一生”。

不论是老子还是尼采，他们的“另类”都是不得已的。受一种神圣的使命的驱使，他们的思想在同时代人中显得卓尔不群。他们因此而受尽世俗的折磨。为了摆脱这种折磨，除了发疯、出走和死亡，似乎别无他法，因为他们无论在日常生活中多么与众人一致，他们的“另类”仍是要无可救药地显现出来。但是我们要感谢这种“另类”，正是这些“另类”的思想，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而如今那些往自己身上打孔的“另类”青年，他们思想平庸，就算往身上打更多的孔，除了给自己增加一些痛苦外，没有更多的作用。

小编注：此文刊发于2001年7月6日《检察日报》急话闲说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