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后、七大前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是谁？

回顾党史，我党由新生一步一步走向茁壮的过程之中，引领我党发展的领导人亦曾几度更迭。

　　尤其是在陈独秀建党之后——毛主席带领我党走上正确道路之前，其间存在一个充满曲折的探索过程。

　　若基于官方上的领导人，我党自建党以来历任领导人分别为：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向忠发被捕后代理）、博古、张闻天、毛主席……那么回到产生实际领导作用层次，“六大”后“七大”前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是谁？

　　

　　陈独秀

　　一、“六大”——向忠发

　　提及实际领导人，无法绕开的的便是身为官方领导人的向忠发，导致“六大”后“七大”实际领导人几度更迭的原因之中，不乏他的一部分。对于向忠发这个名字，多数人是较为陌生的，毕竟在诸多历史痕迹之中很少有他的出现。

　　

　　向忠发

　　但毋庸置疑的是，向忠发乃是经由“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官方领导人。

　　此后向忠发由此直至1931年6月22日被捕，一直担任我党领导人职责。然而实际上向忠发能够出任我党领导人，与他工人阶级的出身不无关联。

　　彼时受限于国内背景，“六大”成为了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展开的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方面予以极大程度的指导与干预。

　　众所周知，苏共的革命路线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发展，因此在指导六大的过程当中，共产国际与苏共方面强调了工人阶级出身的重要性，即“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正因如此，向忠发以其工人阶级出身成为了，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位领导人。

　　然而实质上向忠发并不具备实际领导我党发展的能力。与此同时，从其后来被捕之后当即投降出卖同志的行径便可窥见，向忠发甚至在思想上也不具备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素质。

　　正因如此，向忠发担任领导人的这一时期，我党的实际领导人几度更迭，行走于一片曲折之中。

　　

　　二、蔡和森

　　作为我党领导人的向忠发并不具备实际领导能力，那么自然便需要由其他人顶上相应的空缺，弥补其中的不足。因此作为“六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蔡和森，便成为了我党的实际领导人。

　　然而成为实际领导人之后的蔡和森，尚且未能久居于此，便随着一起事件的不断演变而离开领导岗位。而这起事件便是“顺直省委问题”。“顺直省委问题”乃是党史之中颇具影响的重要事件，它的本质乃是顺直省委内部矛盾严重，以及地方与中央之间产生意见分歧。

　　为了处理这一问题，中央曾在1927年8月到1928年底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三度改组省委、四度更换省委书记等，由此足可窥见问题的严重性。

　　“六大”举行之前，于1928年1月蔡和森作为中央巡视员在经由考察之后，召开了省委改组会议，希望通过改组省委来解决上述问题。然而蔡和森进行省委改组之后，并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顺直省委问题”，间接导致了顺直地区党组织走向混乱与分裂。

　　

　　蔡和森

　　在中央文件之中，曾对蔡和森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的弊端如此评价，“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反而带有个人意气及派别成见。”与此同时，对于蔡和森的处理中央也有一定程度的肯定“改组会的召集在当时挽救顺直党组织是很有必要的。”

　　总而言之，“顺直省委问题”当中蔡和森的处理方式存在很大作用，但也留下了一定的隐患。

　　正因如此，后来中央对该问题作出总结之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蔡和森政治局常委、委员资格，仍留宣传部工作。

　　而在此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争议，首先便是蔡和森主动提出辞职。其次，周总理后来亦曾表示，蔡和森并未被辞去相应职务，而是在后来的人事变动中被选掉的。此外，后来李立三对“立三路线”的检讨中也曾谈及“不正确的开除蔡和森同志”。

　　总而言之，因为“顺直省委问题”处理不当的缘故，蔡和森不再作为我党的实际领导人，而继任者便是李立三。

　　

　　李立三

　　三、李立三

　　李立三于“六大”中当选为中央委员，而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此后随着蔡和森离开了领导岗位，李立三转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接替蔡和森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由此开始领导中央。

　　

　　不过在李立三实际领导中央的过程之中，曾有短暂的一段时间，中央大权是交给周总理执掌的。

　　1929年11月周总理从苏联归国，以他经年累月沉淀而来的一份威望，自然是李立三所无法比拟的，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顺直省委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便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正因如此，当周总理归来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周总理制定新的中央工作计划，统筹大局。

　　1930年3月份，随着周总理因为工作缘故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汇报。领导中央的重任再度交给了李立三，然而这一次李立三却带着我党走向了“立三路线”。

　　“立三路线”的核心乃是，通过一省数省的发动，尤其是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其中有着非常明显的“左”倾错误，过于理想化而严重的偏离了实际状况。

　　而在“立三路线”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李立三等制订了城市武装起义，并集结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甚至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准备或将到来的战争。

　　此后我党在李立三的领导下，行走于“立三路线”仅仅三个多月时间，便付出了近乎毁灭性的沉痛代价。

　　彼时红军的武装力量相较于各地军阀而言，显然是不够看的。然而在错误的指导下，诸多地方武装急于组织暴动，反而在暴露之后被扼杀于摇篮之中，诸多城市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甚至瓦解。

　　

　　四、瞿秋白

　　1930年8月份，身在苏联的周总理与瞿秋白迅速返回国内，但是此时此刻自然无法挽回我党付出的沉重代价。

　　1930年9月，在瞿秋白的主持之下，我党于上海召开了第六届三中全会，而会议的内容自然是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以及对“立三路线”的批评。由此，李立三领导中央的时段就此告终，而瞿秋白则取而代之走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瞿秋白对中央的领导亦并未能持续太长时间，随着一个人的到来，以及背后一连串的阴谋，瞿秋白被迫离开。

　　

　　瞿秋白

　　五、王明

　　时间回到1925年11月，彼时的王明开始了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求学之路。而在“自我深造”的同时，他遇到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贵人”——米夫。

　　

　　米夫

　　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米夫，为了与校长间的互相对抗，拉拢学生是他所擅长的。而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王明，不遗余力的讨好米夫，由此两人之间一拍即合。

　　此后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互相“成就”的地方愈来愈多，米夫一度有心将王明送入我党内部的高层，以便于直接掌控我党。与此同时，王明的“教条主义”亦不乏这一时期之中米夫的“有心传授”。

　　早在“六大”召开之时，米夫便曾想要将王明安插进我党内部高层，然而在代表们一致的反对下，只能不了了之。

　　1930年12月，面对国民政府对苏共的大肆逮捕，米夫突然冒着生命危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抵达中国。与此同时，在他的要求下中央被迫同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在米夫不遗余力的支持下，王明通过六届四中全会轻而易举的窃取了中央权力。虽然官方领导人依旧是向忠发，但王明已独揽大权。

　　而随着此后不久，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直接成为了官方上的代理领导人。同年9月份，在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的状况下，王明选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跟随米夫前往苏联。与此同时，领导中央的重任便在他的指定下，交给了博古。

　　

　　王明

　　六、博古

　　1931年之时博古不过24岁，原本任职为共青团书记，不过由于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人员严重短缺，博古也就临危受命。此后的博古延续着王明时期的“教条主义”，不过在任职期间，博古亦存在不少于我党发展的有利举措。总而言之，功过皆有。

　　不过正因延续“教条主义”之缘故，博古的错误思想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溃败。

　　彼时博古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导致红军伤亡惨重，迫不得已开始了战略转移。

　　由此于我党我国历史长河之中的一大转折点，“遵义会议”拉开了历史帷幕。

　　

　　博古

　　七、毛主席

　　于“遵义会议”之中，博古针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所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大包大揽式的自我批评，与此同时不再担任主要官方领导人以及实际领导人之职责。

　　与此同时众所周知，“遵义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中便包含，确定了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而毛主席本人亦在遵义会议中，跻身中央政治局委员。

　　因此，毛主席经由遵义会议之后已经逐步开始掌握中央实际领导权力。至于担任官方中央领导人的则是张闻天，直到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方才确立了毛主席在官方上、实际上的领导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