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探源(三十)“西土九州”说解开华夏东迁线路之谜
（一）绕不开的难题
对于所有主张包括夏朝在内的华夏早期文明曾在中东或者非洲（以下简称西土）的学说而言，殷商之际东迁线路的考证无疑是一个既绕不开又极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较早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苏三在《难以置信：殷商与腓尼基人》一书中认为腓尼基人参与了商朝的政治建设，而他们来到东土的路线主要是海路，即从迦南经红海，印度洋沿岸到达山东，再进入中原。而对于三星堆文明，苏三则认为来自闪族人，他们同样是通过海路从中东过来，在广州一带登陆，并北上进入四川地区（《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应该说，这个利用海路东迁的观点很新颖，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史书和传说来看华夏早期文明似乎一直是内陆文明。
其后大多数的研究者更关注陆上的通道。比如罗灵杰认为商人就是曾经占领埃及的喜克索斯人，他们被埃及人驱逐后自中东，中亚，西北一路到达中原，走的是完全是陆路（《跨越三千年的姻缘》）。
又如刘光保认为商人最初来自古埃及，后来分海路和水陆两支到达印度河谷建立哈拉帕文明，到商汤之时又向南从陆路进入中国西南，再进入四川（三星堆），最后到达中原（《发现夏朝》）。
最近又见网友广百宋斋的博文，他亦认为华夏文明最初为古埃及，中期迁至两河苏美尔，后迁至哈拉帕，在夏朝末年由夏桀率族人通过“蜀身毒道”入境云南，最后北上四川广汉。
从古埃及到中国的陆上的线路确实不是一般的遥远。试想上万族人，携带生活物资和传国重器，一路上有无数高山峻岭、大河激流，更还需要穿越并不友好的国家或部落，这么艰巨的任务很难相信会一次完成，所以上面三种陆路东迁的线路都是分步完成，从出发到完成隔着几百上千年。
但这也带来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必须证明不仅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这些政权都是华夏文明所建，而且它们彼此之间还要有符合史书记载的朝代传承关系，而这远非现有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所能支持。
海色清澄从《山海经》出发，发现华夏文明早期所居为非洲，而黄帝、大禹分别是古埃及历史记载中第一、第五王朝的开国法老。虽然具体的王表以及夏朝的疆域与前面提到的几位研究者的主张有所不同，但在华夏民族从西土东迁到达中国这个总的结论是一致的，因此也需要解决东迁线路的问题。
（二）出发和进入的地点
我们首先来确定东迁进入的地点。
和前面三位研究者一样，海色清澄也认为三星堆一带最有可能是大规模东迁的进入点，因为这里既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量高等级的玉璋、玉琮、玉璧和青铜尊，而且还有大量金杖，金面具，海贝、象牙、蜻蜓眼等来自中东、非洲、印度洋沿岸文明的器物。这在国内所有的考古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显然这里就是东西文化集中交汇的中心。
接下来的关键是找出东迁的出发点。
我们知道地名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和地理背景，特别是对于移民城市，很可能会沿用家乡的地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美城市有许多来自欧洲大陆的地名，其背后就有当年殖民战争的历史渊源。
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四川与山东的地名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广汉学者白剑在《华夏神都》一书中就举了不少例子，例如：四川岷江古作汶江，而山东有汶河；古蜀有若水、江水和蒙山，齐鲁亦有；蜀地有多处“泰山”，有多处地名含“泰安”，有数量众多的岱庙等等。据此他推测两地有移民的关系，并提出了有缗氏西迁入蜀的假说，即史书记载中有缗氏因反抗夏桀而从山东逃亡至四川定居。
当然也有一个疑问：夏王朝占据中原，有缗氏一族要大规模逃亡，应该往北或南方，而不太可能是从东方往西方向去。
另外，由于种种原因，四川历史上有好几次大规模的外来移民，但都是来自相邻的地区，而不是来自于间隔比较远的山东。
所以从地名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可以推测在古代应该有一波华夏移民从山东迁到四川，古蜀的文明是来自山东的移民所建。但从历史地理的逻辑来看，这样的移民似乎又不太可能真的会发生。
那么这些带有山东烙印的地名会不会并非来自本土的山东，而是先民东迁时从西土带来的呢？
无独有偶，从史书记载来看，商朝的都城似乎也是从山东迁到四川的。
我们都知道商人有多次迁都，其中最后一次也著名的那一次迁都发生在商王盘庚时期，《竹书纪年》记载：
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
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盘庚是从一个叫奄的地方迁到一个叫北蒙的地方，并且命名为殷。这个北蒙，我们已经发现很可能就是三星堆而不是河南安阳。（参见《探源》第二十九）。
而“奄”，现在一般是指山东省曲阜市。盘庚之前的商王南庚和阳甲都以奄为都城，所以总算下来迁都之前商已经在奄定都了二十年。
但在曲阜甚至整个山东却并没有发现类似三星堆那些明显来自受到域外文明影响的东西。
因此我们可以同样怀疑是这个“奄”并非指现在的山东曲阜，而是西土的一个地名。盘庚是从西土的“奄”直接迁到东土的“殷”的。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西土的“奄”在哪里，并且它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山东的一个地名，难道西土也有山东吗？
（三）西土“徐州“和彭祖
我们先简要介绍海色清澄关于西土九州的假说。
观察非洲/中东和亚洲的东部的地形，就会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非洲大陆的基本骨架是由中部的高原(E)和北边的尼罗河(B)和南边的赞比西河(F)构成，而亚洲的东部是秦岭(E*)和黄河(B*)长江(F*)，也是一南一北两条大河。再看东部海岸的轮廓，两者就更象了：非洲有非洲之角(D)，而亚洲有山东半岛(D*)；非洲有红海(C)，亚洲对应有渤海(C*)。红海东面是阿拉伯半岛(A)，而渤海外有辽东和朝鲜半岛(A*)...
海色清澄认为《山海经》所记载的地理就是大禹所在西土，而大禹在西土治水成功取得统治权后，根据主要河流和山脉将西土划分为九州，即为《禹贡》。
当华夏文明迁到亚洲东部后，应该也是发现了西土和东土的相似性，因此基本上完全按照西土的地理名称为东土命名，也同样划分为九州。所以今天我们读《山海经》，就会发现虽然山脉河流大致走向正确，但书中山脉的长度比现实中的普遍要大许多，这是因为西土和东土的地形虽然总体十分相似，但西土的绝对幅度却是远大于东土的。
这样，对于古史中同一个地名，就可能有两处实际的地理位置，一处在西土，一处在东土，并且两者的对于各自大陆的相对位置是一致的。
这也意味着对于一个地名，由于东土和西土地形相似，我们可以根据它在东土的位置，反过去大致推断同名地点在西土的位置。
山东，古代为徐州。如果以非洲之角和山东半岛作为参照，那么西土的“徐州”就应该是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即东非埃塞俄比亚(A)到索马里(B)一带。而奄在东土为曲阜(A*)，则在西土的位置最可能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B)很可能对应古代的彭城(B*)
对于上面西土徐州的推断，我们可以从四川出土的部分文物得到很好的支持。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小的铜跪坐人像。朱大可，苏三等人认为这座像非常象是古埃及的侏儒“喜神”贝斯（Bes）：一副丑脸，戴羽冠，大耳，蓄须，罗圈腿，还喜爱把两手放在膝盖上。
苏三还进一步认为四川出土的汉朝时期所谓说唱俑表现的其实也是“喜神”。
应该说朱和苏二人对这个侏儒人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而且说唱俑的形象和“喜神”贝斯几乎如出一辙。
不过海色清澄认为他的其真正身份远不止于此，他的原型实际上是华夏传说中的东夷领袖彭伯（即彭祖）。
贝斯神在古埃及是性爱、战争和音乐之神，而华夏的彭伯亦是房中术鼻祖、战神和鼓乐神，可见两者的属性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古埃及流行的乐器是叉铃或竖琴，而华夏对应的是乐鼓。
另外，贝斯神其实并非古埃及本地神，而是来自于索马里一带，即西土徐州，而华夏的彭祖也是来自于古代的徐州！
不仅如此，索马里在古埃及称为朋特（Punt）,而彭祖则出自彭城，这两个地名连读音都一样，Punt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来自彭城。
这个发现实际上又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另一个和四川与山东相关的地理文化之谜：彭祖故里。我国目前有两个彭祖故里，一个是古代山东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另外一个却在离得很远的四川眉州，附近还有彭县，彭山等和彭祖相关的地方。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过知道了四川和西土“徐州”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十分明显了。
同理，四川境内那么多有山东烙印的地名，并非直接来自于山东，而是当年东迁时从西土“徐州“带过来的。而现在山东的许多地名，则应是在划定东土九州之后从西土映射过来的。
（四）海上高速公路
明确了东迁的起始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中间的线路。
显然是有陆路和海路陆两种可能。
相信盘庚一定会选择海路，为什么呢？这不仅是因为船只的运输能力远大于陆上的如马车等交通工具，更在于北印度洋的季风和洋流构筑了天然的海上高速公路。
自古以来，北印度洋每年都是三月到九月盛行西南风，而十月到来年的二月盛行东北风。也就是说船只在印度洋沿岸只要是夏季从西往东或者冬季从东往西，就可以始终顺风航行。
利用季风航行会有多快呢？如果船足够大，季节足够好，甚至可以从红海越洋直达印度西海岸，而中间只需要二十天，（参见《中国古代航海史》郑和下西洋的航行数据，下同）。
即使假定盘庚年代尚未掌握直接越洋技术，而是始终沿海岸航行，即从红海内港出发，先到霍尔木斯港，再住南到印度西南部也只要六十多日。
印度洋的东部也具有相同的季风系统，因此同样可以沿印度东海岸坐船快速到达孟加拉湾。
这时他们会上岸然后从“蜀身毒道”进入四川吗？肯定不会，因为这条看似是连接四川和印度/孟加拉两地最近的通道，实际上极为险恶、完全不适合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一点可以由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从缅甸撤往印度的行军得到证实。
那他们会怎么走呢？他们一定会沿着海岸继续向南航行到达缅甸伊洛瓦底江的河口，然后沿江北上到达今密支那附近，再经保山进入云南，最后沿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到达四川。在四川境内亦有利用岷江或沱江水路航运的可能。
由于伊洛瓦底江是一条非常适宜航运的河流，所以这样一条看起来有点南辕北辙的水路才是最为便捷和高效的。
海色清澄估计盘庚东迁这条线路总的时间在一年左右，中间可能需要若干次靠岸获得补己，所需的船只也要五、六十左右（参照比盘庚略早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女王哈特谢普苏特发往朋特的船只：船长约21米，能载200余人和大量货物）。故从航行时间和船队规模来看，这样的远航在当时无疑是可行的。
（五）东迁与大秦国的渊原
以上是我们对盘庚东迁线路的推测，但这样一条以海路和水路为主的航线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令人费解的未解之谜，海外大秦国就是其中之一。
据《后汉书》等史书记载，这个在海外极西之地的大秦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并且大秦人不仅长得象中国人，他们还自称是中国的属国！
大秦国甚至在汉朝时遣使渡海而来，遗憾的是汉朝派遣的使者甘英却受阻于大海而未能到达大秦。
目前史界一般认为大秦国就是东罗马帝国，但此国为何为华夏之人所建，这令史家百思不得其解，对此也基本上是回避。
海色清澄发现大秦国实际上就是主体在今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帝国，为与罗马帝国并列的当时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参见海色清澄《东土西土》系列博文）
我们研究盘庚东迁之所以要谈到大秦国，不仅因为它是多家史书明确记载在海外西土为华夏人所建之国，而且从大秦国到中国的线路实际上就我们在上一节推测的那条盘庚东迁线路。
让我们来看史书《魏略》中海上直达大秦的通道的记载。
“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
安谷城应该是扼守波斯湾入口霍尔木兹海峡的港口，就是如今的阿巴斯港一带。
从阿巴斯港到红海西岸只需沿阿拉伯半岛海岸一路往西航行便可直达，确实可以说是“直截海西”。当然，反方向回程航线也一定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了“风”在航行中的重要性。“风”应指北半球的印度洋季风。所以从阿巴斯港快速来回阿克苏姆就必须在特定的季节才行。这正符合“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的描述。
《魏略》又记载：
“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
当年的永昌郡就是云南西部而益州就是四川。
大秦人从海路能够到达靠近越南的地方，又能从水道通云南四川，据夏德等人考证，这水道就是缅甸的伊落瓦底江。史书上确有大秦人几次通过掸国（今缅甸）到达中国的记录。
所以我们所推测的盘庚东迁线路就是大秦国到中国的线路，他们从埃塞俄比亚经红海沿印度洋再到缅甸，最后到达四川。
如果我们深究下去，还会发现商王朝和大秦国之间不仅仅是东行线路吻合，它们之间有着更多的历史联系。
我们已经知道商代的埃塞俄比亚就是奄，我们还知道它后来的国名叫作大秦。这里其实大有玄机，因为如果我们探究到历史的最深处，就会发现奄是殷商王朝重臣飞廉的封国，而飞廉这个人在记载中又正是秦人的祖先！
所以这个海外大秦国应是东迁的殷商王朝留在西土的华夏人中的秦人所建，西方人古代称中国为秦也正是因为他们最先接触到的中国人是留在西土的大秦人。
（六）总结
看起来惊涛汹涌的无边的大海，只要掌握了治海权，有若干个友好港口停靠补给，就可以避开陆路的天然险阻和敌对势力，利用季风和洋流，相对快速到达远方，这中间并不需要几代人或十几代人，通常也不需要在过程中占领土地建立政权。
商王盘庚十四年，盘庚率万余华夏族人从今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一带的海港乘船出发，利用印度洋季风，沿海岸一路向东到达缅甸并由伊落瓦底江北上航行至密支那，再转陆路经中国云南保山进入四川，最终到达并定都广汉三星堆，整个行程大约用时一年。而他们携带的含有非洲特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铜锡铅料也成为三星堆、新干、盘龙城乃至殷墟早期部分青铜器的原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