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现代历史学的困境，如何向大众讲述历史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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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5日，北大历史系教授陆扬做客北大博雅讲坛，讲述了古代历史学向现代历史学的演进、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变化、历史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形成和基本规则、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等问题。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
「古今之别：史学的变化及其脉络」
对于今天的历史学，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什么是它不做的，或者，什么是它的局限——当然，局限不是绝对的，随着学术的演进，某些原来认为不能进入的领域或不能深入研究的课题，因方法提升或资料扩展、视野拓展等而会有突破。但是，这一基本立场还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历史学这门学科本身在今天有哪些局限？
只有在这个认识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在做历史研究时，知道哪些问题没有办法做出轻率的判断，或者有哪些我们要尽可能避免，才能够发挥历史学本身的特长。在这个基础上理解，现代的历史学是怎么产生的，它是怎么成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历史表述方式。
当然，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史记》、《资治通鉴》或其他各类古代著述，也可以读我们今天对同样的时段做出的研究。如果你对西方的历史感兴趣，可以读阿拉伯作家的作品，也可以阅读古希腊的历史学著作。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所从事的研究，跟古代的历史学家究竟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对于这类的问题，在理解历史学意义的前提下，我们能够获得一些基本认识。
非常巧合的是，北大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林·亨特的《历史学为什么重要？》；另一本比较专业，是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的《历史学研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是意大利非常著名的百科全书式历史学者，《历史学研究》最有特色的地方是通过对西方而不只是欧洲，而且涵盖了更广泛的领域，如波斯的史学、古代犹太的史学等，到20世纪以来史学史的变化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和分析，来勾勒出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及其特色的变化和基本方法的变化。所以，史学史在他那里，实际是了解历史学本身演变发展过程的一种手段。
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作为20世纪前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融合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很多精华，因为他的学术经历非常漫长，史学研究方法跨越20世纪初到20世纪后期。莫米利亚诺虽然承接了古典的传统，但他并没有排斥后现代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有自己的回答。比如，他与后现代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的著名辩论，他们对历史学的研究途径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但两人之间能够互相对话。
莫米利亚诺一生没有写过专著，他所有的著述都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之前北大出版社还出版过《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这一本《历史学研究》主要内容是关于近现代的，当然也有关于古代史家非常精彩的论文——比如，关于希罗多德在历史学领域地位的研究。
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学之父”——当然，这是在西方史学背景下做出的判断。表面看来，这样的课题很难出新意，但这篇文章提供了你完全意想不到的判断和分析，又非常合理。他最惊人的一个结论就是，希罗多德成为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实际是近代才出现的事情。在古代的世界，从古希腊一直到17世纪甚至更晚，人们并没有认为希罗多德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著作被认为非常不可靠。因为他采用了大量口头记录，而不是书面记录。虽然他的著作广为传颂，但其可靠性遭到了质疑。
跟希罗多德相对的另一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对希罗多德提出了强烈批判修昔底德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如果你没有体会到这个事情对你直接的影响，你不可能对它做出准确的判断。这影响导致了西方史学后来一千多年的发展。换句话说，修昔底德转换了希罗多德的立场，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从远古一直叙述到接近他的年代，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的战争史》完全是当代史。从莫米利亚诺的角度来看，西方史学在很长的时间内强调的是当代史，而不是古代史。在这一点上，西方史学一直排斥希罗多德这套用口传资料构建历史知识的模式。这跟中国的史学有很大差别。
但是，莫米利亚诺同时也指出，修昔底德强调，要用你自己亲眼听到、看到的事件做资料，实际是把历史逐渐局限在政治史、政治事件和当代史等。这个情况，一直到近代才出现反转。随着近代学者对史料的认知、史料的性质、价值的认识逐渐扩大，我们才发现，实际上，希罗多德在很多地方非常前卫，也许他具体的描述不一定准确——当然，莫米利亚诺也指出，通过很多民俗学的调查，以及其他古代考古资料的发现，意想不到的是，很多原本认为是天方夜谭的描述，现在看起来确实有根据，并不像以往那些批评者认为不可靠。所以，我们对希罗多德的看法逐渐改变，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创始者的地位得到恢复。
像莫米利亚诺这样的学者，可以说是打通古今，而且能够从各个角度去考虑史学的变化及其脉络。当然，阅读这部著作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这知识储备可以在阅读中不断的扩充。
希罗多德雕像
「现代历史学的一个重大变化」
相比于莫米利亚诺这部著作，林·亨特的《历史学为什么重要？》主要针对的是一般的知识大众。我们知道，林·亨特是一位文化史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我个人也受过她不少影响，尤其是她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她从文化史的角度，从当时人们的语言、服饰、礼仪，包括政治宣传等，去看一个剧烈的革命运动是怎么产生的，一定程度上能够摆脱原来的社会结构包括像阶级关系等切入方式。林·亨特认为，像这样一种革命行为，它隐含的政治逻辑、文化逻辑往往非常复杂，不能单纯从某些角度出发去分析，而要从更多的层次去看，所以她在这方面非常有成就，也非常有眼光。
同时，林·亨特也非常重视历史教育，因为本人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写过好几种针对一般读者的著作，解释历史学在当今社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这两本书对照来读。
任何历史学家都会受到时代的刺激，这个刺激并不能决定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但它会隐隐约约地影响到你对于课题的选择或什么样的现象变得重要。我相信，写《历史学为什么重要？》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国面临的对事实或者真相的挑战。在我们今天网络时代或碎片化时代受到各种各样挑战的背景下，我们更有必要讨论，为什么历史学仍然非常重要。这本书特别强调历史学应该在公共史学中扮演积极角色，这恰恰涉及到现代历史学的一个大难题。也就是说，现代历史学的发展对学科的要求越来越严，在方法上变得越来越细致，且对于历史现象的判定变得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多元。
在历史学的表述上，现代历史学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它越来越强调采用一种严谨的语言——当然，严谨的语言可能因人而异。但总体来讲，现代历史学对语言表达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历史学。这样的一种语言表述，使得历史学的专业研究和知识大众之间存在着一个越来越大的鸿沟。关键原因在于，历史学已经不再只是强调知识传递，传递的方式变得非常重要，就是我怎么去讲故事或怎么去阐述历史现象，阐述的语言变得同样的重要，而不仅仅是我知道历史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或有哪些原因。而且，传递方式成为衡量一个历史学者的学术训练是否严谨、思考是否周密、对历史学本身的局限是否了解的标准——什么是你可以说的，什么是你没有办法说的，什么是你可以表达的，什么是你没有办法表达的……
小说家可以在小说里对某一个历史事件做种种的描述，但这些话在历史学著作里可能就完全不能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著名中国史学者史景迁，钱锺书先生访问美国时应该跟他有过接触。钱先生后来开玩笑说，史景迁是一个不成功的小说家。因为他的历史著作叙事性非常强，类似于像小说家写故事，这与他那一代很多史家不同。但是，我一直在思考钱先生这句话，它恰恰说明了文学创作跟历史学之间的差别。即便采取文学的方式，采取叙事体的方式，历史学家都不能像小说家那样去创作，因为你必须照顾到你的证据究竟在什么层次、允许你说怎么样的话、做怎样的说明等。我举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想强调一点：现代历史学的一个困境在于，历史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全球化逐渐展开，不同的族群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让其他人群了解自己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越来越多关于历史的版本。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另一种趋势，个人的声音淹没在无数声音里。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个人的声音、个人的经验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变得越来越重要。
历史学家究竟怎么去平衡这两者？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但是，历史学家必须要让一般公众了解他的工作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判定和描述，为什么他会讲这样的话。今天历史学碰到很多困境，但也恰恰证明了历史学本身需要利用它自己掌握的这些知识和手段来表达。
林·亨特的这本书，首先提出的就是公共知识、公共记忆的问题。公共记忆的问题，也包括教科书问题。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内，教科书在世界各国变成了非常富有争议的主题，教科书成为对历史认知的争夺场所。当然，教科书最后的完成版本，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里会有不同的结果。但这个现象本身也说明，大众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点，让他们了解过去的历史。而历史学家在这中间，往往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他们要把历史的复杂层面告诉给大众，但又不能够简单地告诉他们——历史学本身的多元性，可能让人无所适从。
事实上，历史学的困境并不是今天才有。20世纪初，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希望能够产生新的历史思考方式。最有名的例子，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他的《为历史学辩护》是在狱中所写，尽管没有完成，但后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经典指导性著作。当时，法国、西欧的人文学越来越科学化。在布洛赫的时代，还是集中在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细节之上，人文学被学体系所威胁，他要为历史学辩护，说明为什么历史是一门独特的学问，它可以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借鉴科学的方法，但它本身并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科学，因为历史研究本身非常具体。
「现代历史学的形成与规则」
那么，历史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是怎么形成的，它有哪些基本的规则？
我们今天讲的历史学，主要在西方学术体系下产生出来。历史学家通过这套方法回头去看，比如中国古代史家的特点，刚才讲的莫米利亚诺举的希罗多德的例子，就非常有意思。我看这篇论文的时候，脑子里马上出来的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两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
在中国古代，虽然《史记》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历史撰写的角度来讲，《汉书》更受尊崇。这个差别和莫米利亚诺讨论的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非常类似：司马迁写作《史记》，利用了大量口传记录，在中国古代的史学脉络里，这类史料是不受到重视的。大家可以做一些比较，这两者之间有非常类似的地方，但如果你不读莫米利亚诺，可能想不到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们今天对司马迁的认识，可能会超过古代对司马迁的认识。
至少从史学的意义上来讲，现代历史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把研究对象客体化，这是跟古代历史学历史著述的最大差别。古代无论是撰写哪一段历史，永远是把过去跟现在联系在一起。过去出现的变化，无论是道德法则，还是宗教法则，或者其他原则产生的意义，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判断。也就是说，古代历史是历史的一部分，而这恰恰是现代史学家所排斥掉的。这并不是说古代的历史跟现今的发展是隔断的，而是说现代史学的一个前提是要强调我们必须在以往的时空中去理解那段历史发展的意义。这个观点实际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兰克——西方近代史学的关键性人物和奠基者。
但是，后来对兰克有不少误解，大家会把他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也就是通过对史料的批判，通过对史料中呈现出的史实，来确定哪些真实发生，哪些没有发生，然后把真实发生过的材料和信息集中起来，建立历史分析的脉络。但实际上，这一看法是片面的。其实，兰克的另一重要观点，就是把过去跟现代加以切断。兰克讲过，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指导我们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时代，然后对未来做出预测。但他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针对过去的研究，并不是把它作为现在的一部分，而是把过去当作过去。
后来有很多学者分析，认为兰克这句话体现出两个非常关键性的思想：第一，他要把过去放在过去的背景下加以研究，并不是以今天的立场去判断。比如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特别是唐代的历史，都有宋代的政治在脑海里。很多唐代政治变化过程，都有司马光的判断，以至于他对什么样的史实做什么样的选择，他在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因后果上做了种种自我意识强的批判性讨论。这恰恰是兰克要否定的。兰克并不认为古代历史的意义体现在今天的变化中，而是要回到古代特殊的境况里，他特别强调对古代史料的判定，不强调用一种观点去笼罩所有的历史。
另外，兰克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特点，都有它在历史上扮演的独特角色。兰克秉持历史进化的观点，但这个看法本身可以引申出我们对古代历史的尊重。当然，在兰克的时代，这种观点不会成为主流。但是，今天如果回过头去看，现代史学的体系里边蕴含着这些特点。
再有一点，经过20世纪到今天，历史学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没有一套固定的方法。当然，并不是说历史学没有方法，而是说历史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手段完全取决于研究对象。因为历史学是研究时间维度下人的行为发生变化的一套学问，所以不同的时间维度可以使同一种行为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古代某人的思想在古代社会里完全不受重视，但我们今天可能会认为他的思想富有前瞻性。
但是，如果没有今天所产生出来的这种新思想，你可能不会去发现那个价值。所以，那个价值完全取决于你对时间框架的界定。凡此种种，表明历史学在方法上是多样多元的。跟科学相比，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历史学在同一专业领域、同一学术共同体里，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方法的强调。有的学者可能认为，乾嘉时代的考据学仍然非常有用。有的学者可能就认为，我们对历史学的分析方法，任何一种手段都有很大的局限，都不可能帮助我们达到真相的彼岸。一些比较极端的思想可以同时共存，而且在历史学科里边也可以得到认可。我们并不能说某一种方法就完全不对，某一种的方法就完全正确。关键取决于他关心的议题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从我的一般了解，自然科学可能很少会有这样大的分歧。
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
「“史无定法”：不能用简单术语涵盖所有现象」
第二点，历史学真正的魅力，在于它对历史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致。当然，有的同行会认为，我们现在的研究虽然很深入，但过于碎片化了。年轻一代的学者常常会用“内卷”这个词汇来提醒大家，我们的历史学进入了某种困境。我理解“内卷”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你在数量、细节上不断深入，但没有在整个历史思考框架中获得突破；跟以前相比，并没有在层次上不断超越，只是在细节上不断深入。
我并不认为，今天历史学的危机，纯粹是因为这种现象。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也预示着历史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了，它对每个部分的研究已经超过了以前的学者。这本身也是历史学的特点，就是它的具体性，这跟一般公众认识的历史学可能有差别。
一般的历史教育会强调，通过历史的研究和学习，会发现一些基本规律。但现代历史学的魅力体现在怎样通过非常具体、非常细腻的研究，去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历史面貌。历史学家不是对历史做裁判，而是让我们认识到人的复杂性，而这个复杂性是在历史的维度里呈现出来。我们不是从简单的哲学的命题出发去讨论人的复杂性，也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复杂性做判定，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他人、理解生活中接触到的任何现象，然后在这个理解上做出反应，支持或反对什么，都有一个历史的维度，而这个历史维度本身是非常复杂、非常多样的。
法国一些历史学家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在专业领域的研究训练非常扎实，对史料的掌握非常全面。另外，他们很重视历史的思考，不断反省我历史研究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保罗·韦纳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写过好几种关于历史学意义的著作，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论断。首先，他强调“史无定法”，我刚才讲的是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史无定法，也就是我们认识到，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有各种方法存在，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方法本身没有价值，而是这些方法具体落实到历史研究中，必须尊重历史资料、研究对象和问题本身，而不能把一种知识体系或者一种方法用到所有的研究课题上。
保罗·韦纳 就认为，历史学的重要问题在于它的参照，你对于任何历史课题怎么去研究，取决于你采用的参照体。这就涉及到林·亨特《历史学为什么重要？》所提到的第二个重要议题：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怎么看历史。全球化对历史学直接的冲击，就是原来的参照体已经不够用了，你在考虑任何重要问题时，视野必须拓展。一个研究法国历史的学者，可能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国古代发生了什么，或者在阿拉伯世界古代发生了什么，或者其他区域、族群的历史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你用了这个参照体以后，会对原来的历史判定有很大改变。所以，你用什么样的参照体，决定了你最后对历史的解释是什么样的。这个参照体也告诉我们，历史学为什么非常重要，它拓展我们对人的世界的理解：你不仅仅是理解自己熟悉的世界，而且要理解你原本不熟悉的世界，然后通过你对不熟悉世界的理解，发掘出更多的意义。其实，这本身是历史学家要做的工作。
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他认为历史不能化约。虽然我们在历史讨论、分析时，会用种种名词术语。保罗·韦纳举例说，像“开明君主制”这个词汇，虽然我们平常经常会用，但这些词汇本身有很大的局限。因为没有一个客观抽象的“开明君主制”，有的只是中国古代的开明君主或英国法国的开明君主。一定是在一个很具体的框架里，才能描述出所谓的“开明君主制”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包含的特性能够引申出怎样的历史意义，不能用一个简单术语涵盖所有这些现象。
而且他认为，所谓历史典型，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我们自己历史学训练和认知做出的判定，不同的历史学家会做出迥然不一样的判断。所以，所谓的“典型”也是一个选择，它是为了我们叙述历史的方便而做出的一种努力。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典型或类型，实际上都是人为的选择。换句话说，史学的特点在于它既要能具体化，同时又能让读者能够认识到你看待变化过程的基本脉络，这两点需要不断地得到平衡。基于此，他认为，历史学跟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非常不一样，跟科学就更不一样了。
「历史学的关怀：与现实保持距离，摆脱个体的狭隘经验」
第三点，历史学研究始终没有脱离日常生活，这跟科学的研究不一样。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抽象，科学研究得出的很多理论跟日常所经验到的可能完全不一样。但在历史学的领域，个人的经验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和分析不能脱离日常的生活经验，重要的是，你的生活经验只有不断扩展，才能够了解跟你完全不一样的境况及其发生的变化。
史学家怎样与现实保持联系，这是历史学今天面临的困境之一。在《历史学为什么重要？》中，林·亨特特别提到这一点；在另一本讲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里，她也特别提到这一点。
从古代开始，历史学始终扮演了公众教育的角色，通过提供某一版本的古代历史或者以前发生的历史，让公众产生一种群体的凝聚力；或者通过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给予公众的一种道德感。像古代中国的历史教育，很大程度上受到道德法则的制约，所以它扮演了公众的角色。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它的具体性可以让公众联系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验。因为那是非常具体的东西，历史学在这一点上往往最有效。但恰恰是这一点——这种公众教育的角色，在现代历史学发展以来越来越受到削弱。因为现代历史学强调的，不是对某一历史版本或者历史行为的简单判定，而是历史变化中所牵涉到的各种因素、各种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在19世纪，包括兰克就有一种非常简单的看法，认为要把准确的历史知识信息抽取出来，你做这一点我做那一点，最后拼接在一起就是最准确的历史画面。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否定这个看法，因为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因果关系不一样，互相之间未必能够兼容。这也就提醒历史学实际上是有局限的。我们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去尊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资料，乃至于不同的方法所获取历史变化的信息，我们必须对这些不同的变化加以尊重——这是现代历史学的态度，但这个态度恰恰并不适合于公众教育。这里边还涉及到另外一点：历史学家跟现实之间的关系。
无论中国还是中国以外的历史学传统，史家往往有一个现实关怀。历史学在中间扮演的角色，就是通过叙述分析，讲述一个现代的故事，它是要讲述一个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焦虑。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完全没有受到现实的刺激。因为可以值得关注的现象实在太多了，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成为我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刺激，这当然很难避免，但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我个人一向主张，历史学者应该跟现实保持相当距离，这并不是说你不关心现实存在的问题和时代境况，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种距离，才可以使历史学者避免被自己的偏见，或者被自己狭隘的这种观点所笼罩。因为你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和个人经验所影响，而历史学很大程度上需要摆脱个人狭隘的经验，去体会不同时代、不同境况下另一群人、另一个体的经验。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进入他的思维，我们也不可能复制历史上的现象，但历史学者至少可以跟自己所处的现实保持相当的距离，跟他研究对象要保持一定距离，尽可能地做到客观。
我最近看到，《天使时间：康托洛维茨传》（本文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版本）出版了。德国20世纪著名史学家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的著作，他主要的研究完全集中在中古时代，某些部分很难理解。《国王的两个身体》中译本的导读是一位知名学者写的，导读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试图把康托洛维茨的历史研究，跟他所处时代出现的德国纳粹等历史现象挂钩。《国王的两个身体》是讲中古时代政治神学产生出来的一个思想模式，认为国王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国王有一个“自然之体”，他个体的肉身，可生病、会疲弱、可朽坏；同时，国王另有一个“政治之体”，永远存续、不可朽坏。这给欧洲基督教框架下的君主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这一政治合法性在后来慢慢演变，逐渐被打破。这一过程非常复杂，连西方的学者都认为这个书有的部分非常难读。写导读的这位中国学者，特别强调他这种观点跟当时的德国现实存在挂钩，认为康托洛维茨写这本书是要回答德国出现的宪政危机。
《天使时间：康托洛维茨传》作者的岁数已经很大了，我听过这位学者的一个讲座。他进行大量研究后再三强调，所有的资料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康托洛维茨关心的是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前后出现的宪政危机。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完全是针对历史上的政治神学来进行论述。当然，他不是不关心现实，但他的研究跟现实之间不能简单画上等号。这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很容易从历史学的著作里，引申出历史学者要为当代的政治寻找答案。但是，真正优秀的历史学家在对现实保持关怀的同时，在具体的研究中恰恰非常严谨。他关心的问题，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学的背景下做分析。这当然是我要提的一点题外话。
现代历史，越来越强调历史的书写。从古代开始，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之所以流传很广，往往跟它的书写有关。写作越是生动，叙述的细节越是丰富，往往越是会受到欢迎。这跟我们现代历史学意义上的书写有很大差别。现代历史学的书写，强调的是严谨性，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任何历史资料，包括书写的、物质的，背后都有一个特定形成的脉络。所以，现代历史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对史料或对史学资料价值的争辩变得越来越复杂，它并不仅仅止于判定真伪。实际上，很多学者在19世纪就已经认识到，真伪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两分法，任何史学资料都有很复杂的层面。现代史学将这一点变成了普遍接受的前提，越来越认识到史学资料本身的复杂性。
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这一点其实是帮助我们今天的人。如果你对历史学感兴趣，你可以从中获得很好的教益，你会对接触到的这些书写的东西，包括媒体的新闻、个人的叙述，甚至法庭的文件，都会对它形成的脉络有更深入的了解。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你才能进一步判定它具体的史学价值是什么。这当然是现代史学非常重要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现代历史学在分析历史时，往往在史料本身上花了很多精力。比如说，它是属于哪一类的史料？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写成的？它可能针对的读者是什么？任何一个历史的书写，都有一个潜在的读者群体。这个读者群体，我们有可能是了解，有可能完全不知道。我们就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或者提供某种假设，让我们知道这个书写本身可能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做的。凡此种种，都是现代历史学很重要的特色，但这个特色本身很难通过一般公众史学的手法加以呈现，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没有人有耐心解读——所以，现代历史学跟公众之间有种种的问题。
历史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不同的时空下人的经验可能完全不一样。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古代世界某一时刻人的体验。在不同的体验下，可能你的感觉、反应完全不一样。
我举一个视觉上的例子，大家可能看过电影《角斗士》，男主角被卖为奴隶，成为角斗士又回到罗马的那一刻，电影呈现出的宏伟——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罗马的场，如果从今天的建筑来看，斗兽场当然还是很宏伟，但我相信，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一个叙利亚人或埃及人第一次来到罗马，看到斗兽场时的震惊程度可能让我们很难想象——因为他一生中没有见到过这么宏伟、这么不可思议的建筑，这种感受当然会让他对罗马帝国产生崇拜或羡慕，乃至嫉妒或仇恨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这种体会，我们今天很难感受到；这种古代世界的体验，是我们今天不能够理解到的。这一点，在林·亨特的《历史学为什么重要？》里面也提到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今天的认知，可能将来的人越来越不能体会。
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著名的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写的《中世纪的秋天》。这本书非常著名，用生动的比较描述了欧洲中世纪即将到达尾声但又发展非常成熟的时代种种生活的面相。这本书是20世纪写的，反映的是15世纪的社会。开头第一段说，对500年前的古人而言，历史事件的轮廓比现在看起来要清晰很多，欢乐与悲痛、好运跟厄运似乎比今天的人感觉更加分明，每一种经历都更加直接或者绝对，所以他说，人们对悲欢的感觉很像是儿童的感觉，每一个事件、每一次行为举止都有一个特定的界限，生活有它的特定模式。
我当然不是中世纪的研究者，不能判定说约翰·赫伊津哈对中世纪当事人这种情绪的描述，今天我们还都可以接受。但至少，我觉得他的敏感很有价值。他认识到，在一个不同的时代里，人们哪怕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所接触到的这些事件，情绪反应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今天对时间的观念，跟古代人对时间的观念非常不一样；古代希腊人对时间的观念，跟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对时间的观念又不一样。古代希腊人可能把历史看做循环，比如希罗多德就认为，很多历史事件的意义要很长时间以后才体会出来。为什么？因为神在干预你的社会生活。这跟中世纪很不一样，中世纪认为，任何东西都是循环的上帝的时间，但对一般人来说这循环的。古代中国虽然有很强的循环论特点，但总体来讲有朝代的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制约着你对任何发生事件的判定。无论是政治危机，还是饥荒天灾，古人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决定了他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究竟是忍耐，还是要对抗。这跟我们今天的意识完全不一样。而且，宗教时代跟宗教信仰逐渐衰落的时代，人们的反应也很不一样。所以，经验本身非常值得重视。
「个体的作用怎么在历史学中凸显」
在今天的社会，世界各个区域互相之间的沟通，因为信息技术越来越强化以后，我们怎样去认识个体的作用？个体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现代的社会，国家机器、商业机器越来越制约着我们生活的模式。虽然个体看起来很自由，但实际上在无形之中受到制约。从福柯开始到布尔迪厄，都有这样的讲法。但我可能要提一个比较特殊的看法，就是个体依然在现代社会能够发生作用，这可以从历史学研究获得启发。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发展出来的历史学，越来越强调要呈现出过去被淹没的人群或个体，或者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这跟过去的历史学有很大差别。因为过去的历史学强调进步，从一点发展到另一点，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向前，这当然包含着很强的西方观念。你怎么去衡量社会进步，当然是以西方的很多观念作为依据。我们姑且不谈这些观念本身会存在问题，但这个思想模式本身造成的结果，会导致我们忽略看来不重要的历史时代，忽略不重要的人物或者不重要的群体。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并不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但当代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颠覆这种观念，让我们看到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族群、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有血有肉的经验以及他们对历史造成的影响。那么，这种个体的经验怎么通过历史资料来体现，往往比较困难。这也是历史学在现代发展中获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如果对现在的历史学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会找到一些非常好的方法，帮助我们去看到历史或者现代社会那些不能发出声音的人，他们内心世界是怎样，他们被迫在某一种情况下发出声音。我们应该通过某种手段去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这并不只是某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从最近美国发生的政治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政治在过去四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原来被全球化抛弃的人群，或者因为美国社会变化、因贫富差异而居于下风的这些人群，突然用某种方式表达出他们的愤怒，然后马上变成具有政治效应的后果。这种情况可以告诉我们，历史学在这一点上是有用的，它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找到那些沉默的大众，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声音。
我举个历史上比较有趣的例子。法国学术界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米歇尔·德赛图，他跟福柯是同代人，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对话，互相受到对方的影响。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宰治着人们的行动和思维模式，个体往往很难摆脱这种权力的束缚。有时候，这种束缚是无形的，但你的行为规则、你对事物的态度，已经按照这套模式去运作和进行了。
德赛图就不一样，他认为个体仍然是有作用。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个体可以反抗，个体的反抗方式是多样化的，而且这种反抗的结果会呈现出变化。也就是说，你个人同样有作用。德赛图写过很多理论性的著作，也有很多不好懂。他还写过一本非常精彩的历史著作，研究的是中世纪法国非常有名的宗教裁判事件。在法国叫做劳顿的小地方，一个修道院里全是修女。欧洲在一世纪以后出现过一个时间非常长的宗教裁判运动，也就是天主教教会对教会内部异端加以清除，等于是思想上的整顿。在这个过程中，教廷派出很多神父到各个教区调查，要把有异端思想的人找出来，最激烈的方式是从肉体上进行消灭；但一般来说，更多的是通过说服把这些人从异端的危险边缘拯救回来。
这就涉及到当时留下的很多资料。在20世纪中期，法国历史学家就开始把这些宗教裁判所的资料当做田野调查。因为修道院里的修女或村落里的农夫，历史上完全没有他们的声音，没有他们的想法和内心世界，也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表达出来。宗教裁判留下的审讯记录，使他们用某种方式把内心的想法流露出来——当然，可能是用忏悔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修道院里的修女也一样。以往一些法国学者研究这个事件的时候，把这些记录看做是他们日常生活里的自然反应：他做了什么，他的欲望是什么，尤其是他个人的情欲，等等。
但德赛图的看法与众不同。他有很多对材料的分析，也有很多理论性的说明，但他认为，这些修女在审讯记录里表达的观点，未必是她日常生活里实际发生的，而是她想要发生的。因为她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表述内心，就利用了宗教，因为这个过程正好是忏悔的过程，她说什么都不会受到惩罚。所以，她就把内心的观点和想法，包括情绪和感情上的追求，一股脑儿说出来。这是德赛图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如果没有现代对女性的研究、对感情历史的研究，可能很难想到这一点。如果在19世纪，同样的材料，不会有学者想到这一点。但是，德赛图的发现显示，任何一个个体，哪怕是在中世纪那么压抑的宗教环境里，都可以找到一个渠道来表露，然后造成变化。因为你要解释历史为什么会产生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一两个人造成的，而是很多人造成，那一定是无数的个体，在自己的努力中慢慢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然后，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遇到特定的条件突然爆发，历史的变化就产生了。所以，德赛图的研究本身有多重的意义。
我不是说这个研究本身的结论我们需要全部接受。但从这里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点，德赛图强调，在任何历史环境下，个体的作用仍然重要。因为其他社会科学不可能这么具体落实到个人，这个故事只有历史学家才可以把它聚集到某个个人或群体上。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凸显个人的力量或少数群体的力量，才能够让我们知道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
历史学其实很难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个体的作用怎么在历史中凸显出来。所以，有很多历史学家在呼吁，我们应该回归到人。回归到人，并不是回归到一个群体或一个集体的人，而是要回归到一个有血有肉、有自己思想的个人，这个工作本身可能非常富有挑战性。而我相信，这对历史和关心历史的读者来说，这种对个体的关心可能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