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荐读 | 叶淑绫—书评《世界人类学：权力系统内的学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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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刊》专辑
《考古人类学刊》
第76期（2012）：139—152
书评《世界人类学：
权力系统内的学科转变》
作者
叶淑绫
荐文原由
推荐此文，旨在与留公子此前推送的《史上最全！英国G5大学人类学专业解析》以及《英国G5人类学：剑桥大学人类学硕士专业申请深析》的申请指南提供理论素材。
在《考古人类学刊》的2012年76期，围绕两个主题发布了8篇刊文，其中一个主题是关于“新世纪人类学的挑战”，而本文则是该主题的第一篇书评。留公子将会陆续整理发布该主题的另外一篇刊文。
关于G5大学人类学以及独立细述剑桥人类学的专业深析，请参考留公子文章：
作者介绍
叶淑绫 副教授
叶淑绫，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目前是国立台东大学公共与文化事务的一名副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在社会文化人类学、南岛民族比较研究、亲属与性别人类学。
教授邮箱：rainysl@nttu.edu.tw
叶淑绫副教授在国立台东大学官网简历：
https://pca.nttu.edu.tw/p/404-1028-6177.php?Lang=zh-tw
1.
前言
由Gustavo Lins Ribeiro和Arturo Escobar （2006）所编辑的 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ystems of Power，邀请不同的学者分别对在日本、西伯利亚、中国、墨西哥、法国、西班牙、非洲、英国、秘鲁、澳洲、印度、和巴西等地的复杂情境中所发展的人类学进行描述，他们并且肯定在各地不同的时空脉络中所发展的人类学，对于「世界人类学」的形塑皆扮演可能的贡献。这本书提出「世界人类学」这个概念与计划，是试图多元化和复数化人类学现存的图像，创造新的知识生产的结构，反对将文化的多元性贬抑到单一的模式之中。同时也鼓励人类学者形塑新的跨国社群，以及创造新的对话和交换的可能性，让未来人类学能成为包容异质、重视多元性和创造性的社群。这本书从世界体系、知识的地理政治、多元性、和地方化欧洲等脉络来谈「世界人类学」的计划，一方面批判地检视目前由核心与边陲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所形塑的人类学实践，另一方面则试图透过具体的行动，让人类学的伏流和边陲知识成为可见，让「世界人类学」内部交换模式和沟通实践的多元化，得以丰富与滋养人类学的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世界人类学：权力系统内的学科转变》
2.
世界人类学的脉络
Gustavo Lins Ribeiro 和 Arturo Escobar 在〈导言〉中提到，从Wallerstein 的世界体系的概念着手，可以突显出当代社会科学和学院也被权力关系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扩张所结构的特色，在边陲或南方人类学者的论述中尤其反映出这个观点。例如，在瑞典学者 Tomas Gerholm 的人类学世界体系观点的启发之下，日本学者 Takami Kuwayama 提到，美英法三国构成人类学世界体系的核心，这三国的集体权力让其他国家的人类学成为边陲。由人类学核心国所界定的世界体系决定了关于他者或他文化的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所涉及的政治关系。在这些核心国家中，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决定了何种知识应该具有权威和应该受到关注，而知名人类学期刊的评审制度，则进一步加强了世界体系的不对称结构，导致在边陲生产的知识，不论其重要性和价值为何，只要不符合核心国所界定的标准和期待的话，就注定在地方埋没的命运。
日本学者 Takami Kuwayama
近年来，世界体系的概念被另外两个重要的观点所丰富，一个是知识的地理政治（geopolitics of knowledge），另一个则是地方化欧洲的计划（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ojects）。由 Walter Mignolo 所发展的知识的地理政治，透过边界思考（border thinking）和权力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等概念，来强烈批判以欧洲中心主义所解读的现代性，并且建议从外部来检视现代世界体系，以及从殖民的差异性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如此一来，才可能将拥抱知识的多元性（epistemic diversity）作为一个共同的计划， 透过拥抱 diversality 来超越以欧洲中心主义所结构的世界体系，超越现存人类学世界体系的僵化模式。因为目前的体制阻碍了不同文化思维交流的复杂形式的形塑，所以需要改变。而 diversality 这个新字汇的采用，是为了突显「朝向普同的人类学」和「朝向多样性的人类学」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建设性张力。「世界人类学」的计划就是要包纳diversality，将 diversality 作为全球不同的文化思想相互交流的重要观点。
再者，「世界人类学」的计划也与 Dipesh Chakrabarty 地方化欧洲的尝试相互关联， Dipesh Chakrabarty 透过展现欧洲的思维和经验是特定时空的产物，而非具有超时空的普同性，来试图超越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并且尝试从现代性的边陲来检视是否有更新和转变目前主流认知形式的可能性。不过，他的地方化欧洲的计划目的并非采取极端的作法，来断然拒绝和欧洲相关的现代性、自由价值、普同、科学、大论述、和整体化解释等特性。换言之，虽然理性、科学和普同等一些用来界定欧洲成为现代的要素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但是历史发展至今，这些要素已经不再仅属于欧洲文化。对 Chakrabarty 而言，欧洲的思维模式在思考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性的经验时是不适当的，但却也是不可或缺的。他建议以对话的态度来避免浪漫或二元对立的立场，他同时也意识到如果没有启蒙理性主义的普遍性，当代探讨社会正义议题的社会科学可能并不存在。不过， 他也强调，在当代全球化的学术世界中，如果将不同文化理解生命的多元形式全都转译为普同的欧洲类别，却也是相当可议的。
3.
人类学历史的回顾
回顾人类学的历史，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深深地和世界体系的动力连结在一起，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建构、和他者性等因素在国家与国际情节中的变迁角色所调节。和英美法人类学学界规范的论述形式与体制实践相关连的主流人类学，在1960 年代受到去殖民化、反帝国主义抗争、民权运动、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主义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不小的危机感。当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被揭露时，Eric Wolf 所称的「人类学的纯真年代」开始终结。人类学的批判成为极度痛苦的文学，深化了人类学自我再现的模糊性。人类学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同伙、暴力的小孩，抑或是准备好成为质疑西方霸权的革命性场域。在后现代的时刻，客观主义的、规范的、和本质主义的文化概念受到强烈的批判，反之，任何文化事实皆是历史化的、多音的、政治的、和论述的特色被加以强调。
但是，后现代的批判也有相当程度的侷限。例如，南非人类学者 Archie Mafeje 认为，这些批判仍是将人类学所存在的学术环境视为理所当然，并且保护这些理所当然的学术实践。多数的批判不但无法看到，在知识的去殖民形式中被殖民者的角色，而且他们大多数对于非主流人类学仍抱持沈默的态度。可以说在人类学先前的批判之中，多元性这个议题尚未被适当的处理，而且过去不同文化思潮的交流也时常侷限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虽然目前某些单位研究人员国籍的多元性持续增加，但是这个发展并没有相应带来多元人类学的生产与理论发展。
再者，人类学从发展之初即倾向跨国主义，比如包亚士领导的 Jesup 北太平洋探险队的跨国合作，影响西伯利亚人类学的发展。而人类学的研究也时常意味着移动到外地去进行他文化的研究，还有这个学科也透过西方大学体系向全球的扩张而发展。「世界人类学」计划的发展也和人类学内部的跨国动力学紧密相关，既关注各地人类学在跨国交换的过程中所开展的不同历史，且跨国的网络与活动也可以成为培养「世界人类学」多元观点的重要场域。例如，日本人类学在帝国主义、国族主义、和跨国主义相互交错影响之下，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轨道。中国人类学也同样被国族主义、跨国主义、和反西方霸权的互动所影响，即使在 1980 年代之后逐渐国际化，中国人类学并没有迈入西方所支配的单一道路之内，反倒是在强调国家优先的基础上，让乡村发展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等在地化的力量持续形塑中国人类学的特色。另外，墨西哥和秘鲁人类学的发展虽然深受主流人类学特别是邻近美国的强烈影响，但是从拉丁美洲经验发展出来的特殊网络也在形塑这两国的人类学。加上国内土著人口的多数存在，强大的国族建设计画，以及对于种族和文化的持续争辩等内在因素，都在影响秘鲁和墨西哥人类学的国家与跨国体制的建构。
从各国人类学不同的发展过程来看，虽然各地的人类学不可避免采借且调适自身， 以符合主流人类学所发展的观点，但是在国内外复杂关系所交错的地方情境中所发展的人类学，仍有其独立自主和多元创造的时刻，而这些时刻就是它们作为「世界人类学」的时刻。因此，「世界人类学」的计划期望突破西方与非西方或中心与边陲的二分关系， 试图创造与思考各式各样的人类学目前和未来可以相遇交流的共同空间。作者们强调即使是在特定霸权结构的宰制压力之下，也要努力滋育人类学的多元化。就各地人类学的发展情形而言，要找到全然脱离西方人类学的人类学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本土人类学的观点也历经了多由西方所中介的批准过程。目前人类学内部信息的不均等交换和多元性时常以下列的方式被描绘，包括中心相对于边陲人类学、帝国建构相对于国族建构的人类学、主流相对于非主流的人类学、或者北方相对于南方人类学等。但是，这样的描绘方式其实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到当前复杂的跨国秩序。
要对目前人类学内部不均等的交换进行批判，不应该采取非此即彼的异位角度，而是要试图超越既存的权力结构，让各式各样既存的文化主体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众声喧哗地进行对话与交流。但是，这进一步涉及目前英语成为国际学界沟通的主要工具，对于「世界人类学」的理想可能带来的威胁。单一语言化的结果不但持续加深信息取得与扩散的既存不平等，也威胁学科的创造力与概念多元性的发展。目前很多英语界的学者书写的论文没有引用任何一篇非英语的文本，这对于歌颂多元性的人类学而言是有问题的。应该透过对世界各地人类学文本的承认，来修正既存的不均等关系，让人类学的生产多音呈现。同时也要鼓励非主流人类学者的作品以非英语进行发表，以增加水平交换的机会，创造更多非正统的对话与沟通的管道，以建构和加强更多异质的专业网络与计划。
在过去二十年，跨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快速全球化的发展，已经让人类学者在其内运作的社会和体制脉络产生相当大的变革，各地人类学者对于知识论的关注也同样历经变迁。「世界人类学」的概念对于知识和异类的议题讨论特别合适，因为此概念活化理论与政治的反思性的潜力持续地在增强。知识的差异和「世界人类学」的相关性可以摆放在现代性的大脉络之中进行丰富的讨论，由于现代知识的殖民性质，可以说关于知识的议题就是关于现代性的议题。虽然来自中心的学者清楚地了解现代性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是不断被磋商、竞逐和混和的过程，他们却仍然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普同。但是，许多社会行动者的实践，则暗示了对这类普同现代性的宣称抱持怀疑的态度。
澳洲原住民
以 Sandy Toussain 介绍澳洲人类学时谈到的澳洲原住民土地宣称运动为例，人类学者要面对的不仅是在多元场域生产且走向多元方向的多元知识，还要面对转译和无从比较的议题。这些因素迫使人类学者走向不可预期的方向，但这反而与「世界人类学」的可能发展密切相关。因为人类学者涉入原住民土地权宣称的过程，不只是为人类学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也为人类学生产丰富的资料，比如说对原住民土地所有权有较广泛的了解。再者，这个过程也逼人类学者去面对许多重要的问题，包括如何诠释文化信仰和实践的延续与变迁的问题？系谱资料的真伪？可以在法院被法官认定为证据的事物？这些证据之物和传统之间的关连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对传统主流人类学的批判，以包容更多元的人类学发展，也涉及人类学的知识如何在熟悉人类学的群体之外被听闻且被了解。例如法律和人类学的论述相当不同，人类学者在土地宣称的脉络中所呈现的多重知识，却很少是说服法官的证据知识。人类学者必须努力对那些拥护他种知识形式的人传达复杂的资料，因为除了那些被赋予权力和权威的法官之外，有时甚至和人类学者合作进行土地权宣称的原住民也不太了解人类学的知识。
人类学不该只是一种傅柯式的批判实践，而是应该更积极地为替代梦想提供梗概， 成为为自身也为世界包纳多重可能性的无穷计划。综观人类学的历史，不同地方和不同年代都有饱受争议的人物、替代的知识、失败的实验、以及创造与革命的时刻。在这些边陲性、争议和大胆的创新之中，反而更能清楚地看到「世界人类学」发展的要素。比如说，Eduardo P. Archetti 介绍法国人类学时提到，在一般的人类学史描述中，谈到Dumont，可能会看他对于印度、卡斯特体系、和个人主义等议题的影响。但是，如果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社会人类学的历史，看 Dumont 所发展的观点和模式在不同地方的影响力，反而显示出在渐增的国际化的情境之中，观念的复杂性和无所不在。像挪威的人类学者就针对 Dumont 对性别角色与关系的忽略进行检讨，而巴西的人类学者则应用Dumont 的理论来理解现代性的复杂。不过，在法国人类学的发展，和欧美传统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反倒是未受到 Dumont 理论模式的影响。这呈现出 Dumont 的贡献在边陲被中心化，在中心反而被去中心化，也彰显出人类学成为国际学科的错综复杂的方式。
4.
文化间际性的概念
这本书从世界体系、知识的地理政治、多元性、和地方化欧洲等脉络，来说明现今人类学不尽理想之处，进而认为有必要对目前人类学实践的相关知识和体制进行重大的变革，在目前独白式的霸权环境中，努力营造多中心的景象。不过，「世界人类学」的计划虽然致力于复数化人类学现存的图像，让人类学不再只被核心霸权所形塑，而能对全球化众声喧哗的可能性抱持开放的态度。但是，这个计划的最终目标并非多元文化论，而是文化间际性（interculturality or interculturalidad）的政治和理论立场。如 Nestor Garcia Canclini 所言，多元文化的概念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因而建议彼此尊重的相对主义政策，但是这种作法反倒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分隔。反之，文化间际性指涉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质和纠缠，观看群体建立关系与交换互动时的所作所为。换言之，多元文化和文化间际性意涵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模式，多元文化假定了对于异质的接受，文化间际性则强调互动的脉络，暗示不同与差异是在磋商冲突与互惠的授受关系之中形塑而成的。因此，在肯定世界各地所发展的人类学皆有能力对话地贡献于一个复调多声且跨国的知识建构过程，且强调多元人类学知识建构的必要性的同时，本书的作者们并没有将权力、历史和知识的复数化本身视为目的，反而认为这些复数化的过程是迈向在多元性的伞翼下后同一性政治的步伐（a step toward a post-identitary politics under the umbrella of diversality）。
相应于美国的多元自由主义，在南美安地斯地区所发展的文化间际性的观点，是透过现代性和土著性的复杂连结，来挑战由现代性所全面支配的本体论和知识论。强调不同文化的主体虽然可能在现在性的特色中，找到价值的来源和同盟，但却不必然走在迈向现代性的明确路途中。因此，对于许多原住民和族裔运动者而言，寻找知识的替代核心，以及进行替代知识的创造，是他们奋斗的重要目标。这些社会运动者似乎比学者更为清楚，人类所生存的世界是由多元的时间、生计型态、和知识所组成的。文化间际性的概念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在权力的脉络之中对话与交流的过程，这个观点也为人类学者带来丰富的机会，去深入了解知识论的议题，以及对人类学进行多元的实践。
再者，Marisol de la Cadena 在介绍安地斯人类学时提到，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族裔社会运动者、以及相关机构之间对于文化间际性的争论，也突显出翻译和能否比较性的议题。在 1960 年代秘鲁作家兼人类学者 Jose Maria Arguedas 试图对此议题提出看法， 他透过一个同时是现代和非现代，西方和非西方，却不可视之为杂种的连结实践，努力建构同时由魔法和理性所激发的多元本体论。Arguedas 在 60 年代所出版的小说「所有的血（All the bloods）」，在当时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知识论革命。60 年代的秘鲁盛行的是现代化理论和线性的历史论述，当时国家采行涵化（Mestizaji or acculturation）的人口政策，目的是要提升落后的印地安土著，将他们转变成为农民或都市人（cholificacion），让拉丁美洲的未来和北美邻国有并驾齐驱的可能性。但是，其实这种论述也意味着明明和北美人处于同一时空的印地安人，要安然接受他们被再现为是位处于落后的演化阶段。
秘鲁作家兼人类学者 Jose Maria Arguedas
同时，60 年代也是秘鲁的大地主和土著农民之间剧烈冲突的时期，农民运动的成员受到正统马克思理论、依赖理论、和土著政治的共同启发，他们利用冲突来成功地夺取大牧场的土地。Arguedas 的小说虽然同情农民的奋斗，不过，他透过小说所规划的蓝图， 却与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脚本是相互冲突的。左派知识分子认为起义的农民受到阶级意识的启发，将会脱离印地安的传统与迷信，去印地安化，而进入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左派的革命计划需要的是农民或工人，而不是迷信的印地安人。但是，Arguedas 透过小说来争论这种单线式的转变，因此对于当时鼓吹现代化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言， 这部小说挑动了他们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而更加不可接受的是，这部小说对无论是左派激进或者右派保守计划所设想的单数现代主体的支配性，提出了一种知识论的挑战。
一方面，Arguedas 提出一种另类的土著社会运动，表面上好像可以作为现代左派运动的重要同盟者。但是，这部小说所呈现的却是一种非现代的混杂逻辑，强调文化修养和现代政治对于土著运动而言是重要的没错，但它们必须被选择性的使用和翻译，而不是以根除所有属于本土的方式来被全盘接受。同时 Arguedas 认为国家计划的进行也应该考虑土著的知识形式，这个观点进一步挑战了社会主义者的知识与权力的前提，社会主义者所需要的是已经自神灵和魔法中解放的理性同伙，左派的解放政治是将理性视为基本的教条，但是这本小说明显反对只偏重理性的立场。另一方面，Arguedas 也在建议另类的知识政治，他虽然不否认西方理性的必要性，却也认为西方理性可能是无法翻译的，更别说是掌握或者取代安地斯印地安人的存有方式。不过，他所提议的不只是一种多元主义式的容忍，还是一种多元本体论的观点，是一种既一般又独特的国家主义，同时是理性的也是魔法的。在他的小说所开创的魔幻写实的文类中，怪异不再被视为怪异，而是有如一般的事物。同样的，在他的生命里，怪异也被视为一般，作为他的主体性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研究的客体。
在 60 年代和随后数十年，秘鲁学界在现代化理论和严格的政治经济立场的影响之下，让 Arguedas 对另类知识形式的政治建议消声匿迹。Arguedas 的遭遇显示了知识生产的政治，也彰显了秘鲁主流的社会科学家如何受到欧美知识形式的支配，否定Arguedas 的尝试，在一个边陲的中心贡献于西方现代化普同知识的霸权。直到 80 年代之后，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在拉丁美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反抗，印地安文化的回归，以及诉求土著权利和民族自决的社会运动逐渐增强的政治重要性，施行土著公民权的要求，种种因素开始引发当地人对现代化简单普同的理论观点进行挑战，也向涵化理论必然迈向现代人的目的论进行对抗。过程中众声喧哗，要求国家尊重不同民族的独特性， 同时也挑战国家的霸权。80 年代的土著运动的领导人，同时结合乡村和都市经验，巧妙地挪用现代实践并进一步转变其逻辑。例如，这些政治抗议运动夸大地使用安地斯山脉的仪式图像和法规，因此将属于世俗领域的政治去世俗化，也让这些去世俗化的政治仪式挑战官方版的国家历史，意图让土著运动者的身影和观点进入政治的万神殿之中，以进一步将历史去殖民化。
虽然重写历史和转变国家政治惯习的过程也充满了斗争，但是至少松动了土著演化宿命的论述，让土著异质性的政治得以开展。更重要的是，土著知识分子的公开战斗意味着复数知识的揭竿，过去被科学思维界定为地方的、不合格的、和不合法的认知方式开始起义，这让知识边境的可能性逐渐浮现，在那里理性和非理性知识同时存在，透过社会行动来混合组织，以进行转变现代国家的政治计划。在拉丁美洲，这些尝试被称为文化间际性（interculturalidad），意图创造一个承认人民多元性的多民族国家（plurinational state）。文化间际性的概念反对之前盛行的涵化理论（mestizaje）在权力和知识方面的殖民性，以及它背后所意涵的历史阶段性论述。这个概念有个具有野心甚至激进的视野， 企图锻造一个各种人群和文化都能够基于正义公平和谐共居的世界，要创造一个新的国度，营造一个能生产不同知识型态的场域。土著的社会运动相当关注另类知识中心的创造，要形塑一个多元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是只为了土著或生产土著知识而存在，而是为了新的概念、新的分析架构、新的类别、和新的观点的生产而存在。
另外，文化间际性的概念也在反思批判现代科学作为独白体的形式，这种形式透过建构自我指涉的类别，不允许奇异和差异包含进现代知识的界线之内。而作为现代知识的人类学也是透过创造和维系土著作为他者，以及透过排除土著自我了解的能力来建构人类学自身。因此，Marisol de la Cadena 建议未来的人类学应该由关系的知识论
（relational epistemologies）所连结，将关系的知识论视为在地的知识位置（a situated knowledge position），一方面假设普同类别的历史偶然性，二方面则将普同的类别放在与地方思维对话的过程中使用。并对普同类别和地方思维两者之间的转译过程要赋予严厉且批判的关注，让地方知识成为可见。关系的知识论致力于消除主客体的位置，将他者视为能言、能思、和能知的自我来进行互动。如此一来，将有潜力发展克服西方独一性的多元能力，有潜力创造复数人类学现身的条件，且集体地成为一个全世界而非只是西方的学科。人类学研究他处的异文化，是一个由非西方的地境所成就的西方社会科学，要肯定人类学所处的位置的确能够贡献于他种知识形式的能见度。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深刻地认知人类学的知识是地方和普同之间、小历史与大历史之间、以及独特与一般之间转译的对话过程。
5.
世界人类学的六问
不同于国际人类学（international anthropology），「世界人类学」的概念强调营造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类学空间，多元性而非单一权威的实践，一个共享的母体，一个竞争中的普同。Gustavo Lins Ribeiro 和 Arturo Escobar 在本书的导言以及 Johannes Fabian 在本书的结语中，进一步透过「who, what, how, where, when, what for」这一系列的问题来看「世界人类学」如何挑战目前既存的人类学。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这本书也建议要学习去问学院领域之外可能引发的问题，至少过去二十年在边陲的文化政治运动者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正在生产的关于社会文化过程的知识是需要被严肃看待的。
首先，关于谁在研究人类学和人类学研究什么的问题，研究主题和知识生产者的多样化也是造成人类学转变的核心所在。尤其，人类学在二十世纪的基本转变之一即是来自于研究客体的主体位置的变化。也就是曾经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客体，在今日成为研究的主体，是知识的共同生产者。未来人类学的研究应该转向彼此，带着对知识、知识论和政治差异关注的眼神，将既存的人类学世界体系去中心化，致力于建构多中心的理论架构，是迈向「世界人类学」的必要条件。依循此作法，才能发掘和人类学相关的其他议题，以及研究这些议题的其他方法与观点。亦即，研究对象和主题的变化也会对如何实践人类学产生影响。目前，人类学如何实践的问题已经不再受到一统的科学方法所保证，知识论的革命为人类学的实践带来更为自由的空间。
关于在何处实践人类学的问题，人类学的田野地点不再必然位于他处，可以是这里和他处，或者这里与他处的相互连结。如果田野地点的多元化可以让人类学脱离自十八世纪发展以来负责研究原始人和异文化的学术分工，那么也会增加「世界人类学」多元地景发展的可能性，不再受到单数人类学和普同的现代性所侷限，而能致力于发掘各式各样相互竞逐且无穷的普同主义。另外，Johannes Fabian 也提到在十几年前，人类学的空间讨论可能会涉及领域、田野、和中心与边陲的关系，但今日则必须开始掌握网际网络所开启的虚拟空间。不过，人类学在虚拟空间中的位置尚未被充分地了解，应该在「世界人类学」的计划之中被认真考量。
再者，关于人类学的时间化（temporalization）的问题，Fabian 谈到人类学在去殖民化之后，对所有社会与文化是共时性（co-temporaneity）的认知，让人类学将研究焦点也转向现代社会，研究自己的社会。他建议在目前「实践」似乎比「文化」较适合作为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策略」和「计划」等概念似乎比「惯习」和「设计」较符合人类学所观察的行动，「反抗」似乎比「顺从」较常用来形容集体行动，而「生产」和「发明」似乎较「再生产」和「传统」来得有趣。不过，他也认为仍须持续地将「文化」、「惯习」、「传统」等面向视为调查的主题，让这些面向与「实践」、「策略」和「发明」等面向之间可以维持动态的张力。
至于人类学实践所为为何的问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与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有必要生产可以应付人类迫切需求的知识，或与特定政治形势相关的知识。有的则认为知识是为了促进重大社会变革而生产的。很少人像 Clifford Geertz 一样，认为人类学的实践是为了扩展人类论述的范围，了解不同文化应对困境时的解答，将它们纳入人类言说可供咨询的纪录之中。这些对人类学实践所为为何的不同立场虽有意义但不够充分，目前对于这些立场如何进一步发展也尚未明朗化。
例如，非洲人类学者 Pual Nkwi 在本书中提到人类学在非洲的发展和殖民主义密切关连，这使得非洲的独立国家将人类学视为无用的学科，对国家建设没有帮助。因此， 转向应用发展是复兴非洲人类学的必要手段，也是人类学对发展计划能够产生影响的方式。非洲人类学者并不苦恼于人类学作为学术抑或应用的争辩，他们必须在既存的侷限环境之中，试图发展出一个专业且政治的实践。如此一来，人类学学术取向或应用取向的区分在非洲并不明显。其他的非洲学者则认为有必要翻转既存的知识政治，来认真看待多元和立基于地方的人类学论述。如 Archie Mafeje 提出后民族学时代（ a post-ethnological era）这个概念，建议从非洲的观点来发展解构主义者的途径，强调非学科性（nondisciplinarity），不关心学科的规则或方法，对任何领域进行自由采借。也强调从非知识论（nonepistemological）的途径来超越对一般论述方法的遵守，进行由主体的文本所组成的新民族志实践，以及透过理论建构的后民族学途径，来超越目前人类学客体化和分类的必要性。像这一类的新实践，虽然具有争议性，但却可能产生新的思考形式和组织知识的新形式。
另外，在英国和澳洲，人类学在某些压力的影响之下，转向非学术、政策取向和政治取向的研究，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逐渐和大众高度关注的议题之间产生聚合，例如澳洲人类学者对于原住民土地权的研究，以及英国人类学者对于内部少数族群和欧洲英国文化认同议题的探讨。虽然这些聚合是在不理想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预算削减、审查要求、生产力论述和咨询工作增加等，迫使人类学所为为何不得不走向较为政治的方向，让人类学者处于必需小心应付的局面之中。不过，这也为人类学者创造新的场域， 让他们所生产的知识型态、使用的方法、和知识责任的规范都在历经转变。当报导人和参与观察等传统人类学概念的箝制开始松弛，主流实践开始消逝，提供掌握伦理和政治议题的「世界人类学」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现身。
关于人类学的用处与目的的议题，也可以从知识论的观点和政治经济的观点来进一步讨论。「世界人类学」计划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让知识和本体的差异处于显要的位置，且让这些差异观点和西方建构世界的方式进行对话。目前人类学面临的处境是，从前作为研究对象的当地人却成了挑战人类学的知识分子，「世界人类学」的实践者需要有新的概念和新的研究规划来回应这些挑战。虽然「关系的知识论」、「知识的差异」等应对的方案对于新情境而言是否有效仍有待观察，但是重点在于觉察极端差异，以及与差异相关的政治与知识论的问题，目前正在发展的拉丁美洲研究计划与观点就是以此作为核心议题。从殖民性的观点来重新界定现代性，包括了解自欧洲征服以来对于底层知识和文化进行系统性压制的过程，同时也考量对另类思维进行思考，以及对另类世界进行想象的空间建构，这样的思潮对于建构「世界人类学」的观点是特别具有价值的贡献。
另外，Susana Narotzky 在本书中是透过西班牙的例子分析人类学者对地方政治计划的参与，来回答人类学所为为何的问题，而这进一步涉及「帝国建构的人类学」和「国家建构的人类学」之间的差异。「帝国建构的人类学」倾向研究遥远的他者，「国家建构的人类学」则研究自身的社会，包括国家内部的他者。这个差异会影响理论的生产，因为对自身社会进行研究的人必须在一个较为政治化的脉络之中，适应、采用、和转变源自中心的既存概念或创造新的概念，这动力导致不同的人类学生产。不过，需要进一步确认的是，在什么条件之下，人类学者可以成功地发展较具洞察力的实践，在支配和剥削的真实生活情境中，来连接权力的施行和真理的生产。必须意识到许多的地方知识， 包括地方人类学的知识，是在知识和政治的张力中进行开展的，因此不能仅以规范的学术术语来评价这些地方知识。不过，要做到这一步却是困难重重，包括政治参与的知识论，以及人类学与当地人之间或人类学家内部世界观和研究方法的沟通性与相称性等难题。
综言之，如 Fabian 所建议，「世界人类学」应该持续作为一个浮动的概念。作为实践，「世界人类学」本身是浮动的。目前人类学研究有双重的驱动力，一个是全人类共享的人性，另一个则是对不同人群之间显著历史差异的知觉。过去人类学者是以现代主义对人性的观点来探讨全人类共享的人性，不过在今日，共享人性的议题有了更复杂的面向，包括生态、文化和政治等面向。同样的，直到最近，学术界才开始发展出一些语言来指涉在全球情境中历史差异的问题，例如用多元性（diversality）的概念开始去面对不同人群之间显著历史差异的议题。
非洲人类学者 Pual Nkwi 教授
6.
结语
最后，Gustavo Lins Ribeiro 和 Arturo Escobar 在导言中，透过巴西人类学者 Alcida Ramos 对「世界人类学乌托邦」的冥想，来进一步说明这本书所勾勒的愿景。「世界人类学乌托邦」是类似一些亚玛逊群体的多元语言主义，语言外婚的法则创造了多元声音的社群，一种有组织且团结的巴别塔。在此多元地景中，所有群体都能贡献各自的语言、观点、解答和计划，没有任何群体会丧失其认同或地方特色，这些认同与特色都能被保存作为象征资本，贡献于大同世界的营造。虽然人类学离此目标尚远，但至少已经开始想象这样的理想世界。假如把乌托邦视为是对未来意义的当下奋斗的话，那么「世界人类学」的计划的确有乌托邦的反射意涵在内。
「世界人类学」同时是智识的也是政治的计划，提倡的不仅仅是多元文化主义者所强调的包容的社会多元性，而是更积极地认为各地的人类学皆能得益于已在全球的空间中存在的学问。不过，要达到「世界人类学」的计划目标，仍需要一连串的变革与关注来达成，包括留意人类学之间不均等交换的情形，考量各式各样的历史、轨道、语言、概念架构、政治承诺、跨国主义和网络经验等。认真思考这些面向将可能开创新的对话， 以及不同的交战途径。需要让「人类学的整合」与「多元的人类学」这两个观点处于相互张力的状态之中，以非霸权和容许多元性的方式达到开放的整合，放弃传统普同的观点让多元性得以滋生，强调多样性是创造力的首要原则。
因此，「世界人类学」不该被认为是像一些后殖民理论的简单论述一般，是边陲人民对殖民权威进行反击的新尝试。不是这种下对上，边陲对抗中心的思维。相反的，应该思考目前是人类学水平扩展的时刻，当代的信息与沟通技术让世界各地人类学者之间有较多的水平沟通，因此能产生较为复杂的交换模式。这让人类学的实践有机会成为一个较为丰富的世界主义，有能力处理二十一世纪方兴未艾的种种挑战。「世界人类学」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机会空间，让在知识、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基础上，将多元性视为珍贵资产的人可以努力发挥的空间。综观人类学的历史，这个学科数次的死亡与重生显示人类学有能力改变自身，重新定义学科的旨趣与目标。人类学本来就擅长于留意不同时空中社会文化的差异，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召唤多元的国际声音和观点，对人类学知识的新探索积极地进行考量。既然人类学最基本的课程就是对差异的尊重，全球化的世界是人类学可以生生不息的完美场景。
理论素材简介
如开篇“推文原由”所述，该学刊为留公子此前推送的《史上最全！英国G5大学人类学专业解析》以及《英国G5人类学：剑桥大学人类学硕士专业申请深析》的申请指南提供理论素材，学刊本身非常具有可读性。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自 1953 年创刊，经 2007 年改版《考古人类学刊》，由 1953 年至今已发行超过六十年。是台湾地区、华文世界人类学相关文章刊登之最主要与最具悠久历史的专业期刊之一，也是唯一具人类学四大分支特色者。如果学术文章是学者展现对研究的关注，其收录刊登的人类学相关文章，诚如前主编谢世忠教授之言，当可呈现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轨迹、学科的成长与特质。因此，她俱备人类学史的特性，承载了台湾人类学发展的轨迹、成长的纪录、学者对话的空间、人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互动的平台。
这期的讨论主题为人类学在新世纪的挑战与发展，本专题书评所包含两篇较长的书评，就是试图透过新书介绍引介大家注意一些具有未来前瞻性之新想法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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