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800年帝王之都历史的北京，科举最高等级的会试、殿试多数都在这里举行。800年间北京考出了约250名状元，近5万名进士。

坐落在高碑店的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收藏了木、石老匾额500余方，其中有明清状元、榜眼和探花题写的匾额。

科举匾也称功名匾。明清两朝，具有举人资格的人，经全国会试，成绩及格被录取，称为进士。会试中选后，可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

殿试只定名次，分为三等称三甲。一甲三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称为“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称为“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称为“同进士出身”。

状元，榜眼，探花为进士中最优秀者，状元最为荣耀。获得状元后，只有三个人才能给你题匾：一是皇帝；二是老状元；三是状元自己。

馆藏科举牌匾中历史最久的状元匾

此匾为明朝永乐16年（公元1418年），状元曾棨（qǐ）为江西同乡、状元萧时中题写，距今已有600余年。“状元及第”是石匾，两侧及上下边缘浮雕文武状元及耕读形象。写匾人曾棨32岁中状元，受匾人萧时中26岁中状元。

明朝崇祯十年丁丑科状元刘同升为自己题的匾额

刘同升（1587年－1645年），江西吉水人，授翰林院修撰。其父探花出身，与大剧作家汤显祖是同年进士，两人曾同朝为官，意气相投，久而久之结成了儿女亲家，汤显祖把小女儿詹秀许给了探花之子刘同升。

刘同升所处的时代正是明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不但文才出众，兼通武略，且颇有血性，同清江人杨廷鳞一道在赣洲起兵，举起了反清旗帜。无奈生不逢时，无力回天。刘同升著有诗文《锦鳞诗集》、《明名臣传》等。

翁方纲（1733～1818）为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乾隆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书法与同时代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

此匾字体运笔沉酣，墨色浓厚，笔划丰满，筋劲骨健。匾额上还写有孔子教导弟子颜渊的四句名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显示翁方纲有足够的资格去教育后生。

“孝廉方正”为清代特设“制科”之一，雍正元年，将汉代荐举“孝廉”和“贤良方正”的选拔人才科目合并为一科，下旨各直省的每府州县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备用，以后每逢皇帝继位即荐举一次。

宣统元年科举（常科）废除，“孝廉方正”成了唯一选拔官员的方式，这块牌匾见证了这项制度。从落款看，黎殿元曾为宣统元年奉旨办理选官任务的官员之一，受此殊荣，立匾铭记。

汪廷珍曾任上书房总师傅、礼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等职，立朝30年，以文章品谊高天下，被誉为“正人”。金光悌曾任光禄寺少卿、内阁侍读学士和刑部尚书等职。任刑部尚书时，主审和珅贪污大案，和珅托人深夜送金八千两，意欲托情免罪，被金光悌严词拒绝。

李绂（fú）为清代名臣，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对李绂办理雍正年间会试舞弊案的情节有不少描述。抡（lún），意为“挑选、选拔”。抡元，指国家通过选拔方式发现的人才，是对受匾人的一种赞誉。

清代考选贡生有五种名目，拔贡是其中之一，每十二年考选一次，且十分严格。魁，是文章魁首之意，题匾人以“拔魁”二字褒扬受匾人成绩优异。恩普为乾隆55年进士，嘉庆年间曾任礼部侍郎、户部侍郎和会试副主考等职。

彭启丰为雍正丁末科状元，家族四代人中出了两个状元、一个探花，四个进士。“提刑”为清代管理地方司法、刑名之官员的称呼，此匾为褒奖优秀官员而作。

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始于隋炀帝大业4年（公元607年），一直沿袭到清光绪31年（1905年），历时近1300年。

科举考试后，通过考试的士子参加由朝廷主办的盛大庆祝宴会，以示恩典。由于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分设文武两科，由此形成著名的科举四宴。其中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宴、会武宴为武科宴。

”圣朝仪羽“为赞扬之语，又为期望之词。赞其相貌伟岸端庄，期望其恪守法度，为国效力，早日成为栋梁之才。由乾隆年间江西巡抚、刑部尚书范时授等4位官员，为一位八品官员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