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笔法”到底是什么？你只需看懂这三个方面
文/彧白 三余书社原创文章
这篇文章我们来谈一谈“二王”的笔法秘奥。
关于笔法的问题我们从一段书论谈起。唐朝的书法理论家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谈到：
“蔡邕授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授于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之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
蔡邕笔法得授神人之说固不可信，然笔法之玄奥，恐滥觞于此。
以上笔法的传授谱序基本是在父子、师徒、同事之间流传，其盛极之时乃是在魏晋，所以我们常常说的“神秘笔法”其实就是“晋人笔法”，其代表人物也就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汉简与马王堆帛书
这种笔法形成的缘起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其偶然性在于汉代以来造纸技术的发展，自蔡伦改变了造纸技术之后，人们的日常书写用纸从竹简以及昂贵的绢布逐渐演变为了光滑的纸张，这种光滑的纸张，不仅增大了书写面积，在书写的流畅性上也是前人之所难及，从而使书法的笔法进一步丰富。
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
其必然性在于魏晋时期（220年——42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分裂的时期之一，在制度的破坏与重建当中，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成为了士族阶级的主流思想，加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带来的文化融合，从而使书法艺术得到了一种空前的思想解放，楷书、行书、草书的体例逐渐确立，并且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而以“二王”一脉为主导的“晋人书风”到了历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了后世书法家学习的源泉。
张怀瓘在其著述《书断》中讲到过这样一则故事：
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 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 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这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传授王羲之笔法的典故，在王羲之晚年的时候，也曾写成《笔势论》一篇留给儿子王献之，并且嘱咐王献之“勿播于外，缄之密之，不可示之诸友”。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许多的核心内容都是密不外传的，包括武功中的心法，菜谱中的核心秘诀，中医当中的秘方等等，跟书法的笔法如出一辙，秘而不宣。
其中以“二王笔法”为核心的晋人笔法乃是在张芝、钟繇等人笔法的基础上的阐发，而隋唐以后的笔法系统皆是从“二王笔法”当中的接续和再发展。
后世之人对于“晋人笔法”的阐释颇多，欧阳询有《用笔论》、张怀瑾有《论用笔十法》、颜真卿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皆阐述了笔法之精要，然单纯论及“二王笔法”并无甚说服力，我们以唐人以后的日常书写状态对于晋人笔法，便能从中看出某些端倪。（唐人以后的书写状态基本延续至今，并无多大差异，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晋人笔法与唐以后用笔之对比从而挖掘出晋人笔法之秘钥）
要分析笔法首先要从执笔开始讨论，执笔方式的改变是魏晋笔法走向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晋人与唐人执笔法
唐太宗李世民在《笔法诀》当中说道：
“大抵腕竖则锋正，锋正则四面势全。”
腕竖锋正的概念自此而滥觞，而晋人的书写状态一般多为一手执笔，一手执卷的书写状态，笔随纸走，从而绞转多而提按少，这也是为什么晋人笔法较之唐人更为丰富的一个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的毛笔
此外，晋人笔法不同于唐人之后与书写工具的变化也有关系，晋人多用硬毫笔，如鼠鬚、兔毫、狸毫、鹿毫，等等，这类笔乃是笔锋较短的笔，无法形成唐宋之后长峰笔的“铺毫”状态，所以晋人的书写线条充满了爽利和质感。
那么上面所述神秘的“晋人笔法”究竟为何呢，我们从三个方面试析之？
起笔
晋人起笔与后人不同，晋人笔法乃是采用“一搨直下”方法起笔，讲究“空中动作”，即毛笔落纸之后要顺势调为中锋，这种调锋动作乃是瞬间完成。
王羲之《兰亭序》与颜真卿《颜勤礼碑》中的横画
我们看左边王羲之《兰亭序》中的横画，与颜真卿《颜勤礼碑》中的横画，同样是一个“横画”，晋人的笔法乃是空中入纸，落纸调锋瞬间平出，而唐人以后的起笔当中乃是采用“欲上先下，欲左先右”的“藏锋”笔法。
此为晋人起笔之特点。
行笔
晋人笔法乃是多用“裹锋”为主，而唐人以后的笔法乃是多用“铺毫”为主，两种不同的用笔特点，所形成的线条质感也有所不同。
王羲之《平安帖》中的“集”字与董其昌所书“集”字
我们以王羲之《平安帖》中的“集”字与董其昌所书“集”字为例，便能看出端倪，王羲之所写写“集”字，乃是通过“裹锋”以及“绞转”的动作来处理直线和曲线的关系，而右边董其昌所书“集”字，如图中红色箭头位置，乃是铺毫所形成的“圆肥”姿态，其表现形式，前者似铁画银钩，后者如飞鸿踏雪，意趣颇有不同。
王珣《伯远帖》与王献之《鸭头丸帖》
沈尹默先生曾经对二王的传世摹本进行细致分析之后，也曾得出过相应的结论，晋人笔法乃是以“万毫齐力”的笔法行进，而唐人的笔法多为“平铺直上”，例如王羲之《鸭头丸帖》中的“束腰型”线条以及王珣《伯远帖》中的香蕉行线条。这样的笔法乃是以“裹锋”、“绞转”笔法完成，而非唐人常用的“万毫齐铺”的笔法。
此乃晋人笔法行笔之特点。
收笔
晋人笔法当中的收笔多以“驻笔”和“蹲笔”为主，“驻笔”乃是行笔到笔画的末端时候，笔尖送到笔锋结尾之处，再具体的笔法展现上并没有“回护之势”。而“蹲笔”则是以行笔到结尾处轻按转笔以启下一笔的动作。而唐人的收笔之处多是“回护之法”，这种用笔方法与晋人当中的“衄挫”用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王羲之《丧乱帖》与杜牧《张好好诗》
我们看王羲之的《丧乱帖》与杜牧的《张好好诗》，其收笔之态全然不同，晋人运笔流畅而无迟滞，这种笔态乃是张芝“一笔书”的书写惯性所影响，而唐人的收笔乃是以唐楷为基础的笔法训练的产物，所以晋人收笔多“蹲笔”，而唐人及其以后的收笔多为回锋收势之态。
此为晋人笔法收笔之特点。
笔意
晋人用笔和唐人用笔从整体上看，在气韵上也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行书用笔与楷书用笔的书写形制。
王羲之的“是”字与赵孟頫的“是”字
我们以王羲之的“是”字与赵孟頫的“是”字为例，来看一下晋人笔法与唐人以后笔法当中的“笔意”差别。王羲之的字乃是以“裹锋”和“绞转”用笔为主，这样的笔法形成的状态是以“空中动作为核心的的笔笔牵代，而经过唐楷训练之后的赵孟頫则是以提按为主的“楷法”写“行书”。
“是”字的前两笔王羲之为“一搨直下”笔法入笔，而赵孟頫前两笔是明显的楷书用笔，到了第三笔才渐渐转变为了行书。
最后一个“捺笔”，王羲之是典型的晋人用笔，“驻笔”收笔，而赵孟頫则是唐楷中的提按之法收笔，跟楷书中的钩法很类似。然而各种意趣却大差离格。
此乃晋人笔法之笔意特点。
邱振中先生指出：
“唐代楷书是楷书发展史，也是整个书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像是一道分水岭，在它之前，笔法以绞转为主流，在它之后，笔法以提按为主流。”
这句话大概可以成为晋人笔法与唐人之后笔法差异的一个集中总结。从书法工具、书写方式以及书写意趣上的差异，使得晋人笔法成为了唐人以后诸朝代都遥不可及的一座高峰！
文/安伟波，号彧白，三余书社签约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