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七年（3）盟向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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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05年的下半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没有记载。

唯独《左传》有记载：

“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

“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

可见《左传》选材的标准和其他两传有所不同。

前面的文章我们说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出生就带着“教化读书人”的使命，带着霸道总裁的气质，而《左传》则是在先说清楚事情的基础上再进行褒贬。

使命不同导致选材不同，选材不同导致风格不同，风格不同导致读者不同。

这就像我写《读左传》，正儿八经的标题，加上正儿九经的内容，阅读量永远都是几十个到百十个。但如果改写成腾讯新闻体，比如《鲁王回寝宫，看到王后床上不堪一幕》，《齐王向郑太子忽提亲，太子忽说出一番话，齐王当场愣住》等标题，阅读量肯定上升。

但这样的文章看着一时爽，过后也不想，二三十年后，扔进垃圾场。

这与我写文章的初衷不符，所以偶尔骚气一下可以，持续骚气就成冒傻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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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现在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南部。

“向”，在今河南济源市南，另一向国，姜姓，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境，有说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大店西南，包括临沂部分，临沭部分。

这两个城邑为什么都要向郑国主动求和呢？因为这两处城邑都在隐公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712年“周郑易田”的名单上。

“王取邬、刘、功蒍、邗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chī  ）、樊、隰（xí）郕（chéng）、欑（cuán）茅、向、盟、州、陉（xíng）、隤（tuí）、怀。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左传·隐公十一年》

周天子也就是周桓王，跟诸侯国郑国商量，拿周天子的下属，司寇苏忿生的十二个城邑，换取了郑国的四个城邑：邬、刘、蒍（wěi）、邘（yú）。郑庄公同意了。

司寇是六卿之一，是王国内负责司法和纠察的最高长官。孔子就做过鲁国的司寇。

但苏忿生又是谁呢？此人大有来头。

苏忿生是己姓。在周公做的《尚书·立政》篇中，周公说：“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史官，司寇苏公规定要认真的处理刑讼案件，使我们的王国长治久安。现在规定慎之又慎，依据常例，使用中罚。）

让周公都称赞的人，可见其地位不一般。实际上，苏忿生在周灭商以及西周初年，与周公、召公是齐名的，人们尊称为“苏公”。因为灭商的过程中功劳很大，又因为明察秋毫，在周国内威望很高，国人称他为“苏子”。所以周天子在现在黄河的几字形右拐弯的地方，划了十二个城邑给他建立了苏国，是全球苏姓的祖先，后世尊苏忿生为狱神。

因为苏国的国都在温，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焦作温县附近，所以苏国又叫温国。苏国的国君是苏子，所以温国又叫苏子国。你看，名人建国，连国名都可以有三个。

更为神奇的是，温县当地流传的传说中，苏忿生是苏妲己的弟弟，在周武王灭商的时候因父亲苏护和哥哥苏全忠都被纣王杀害，愤而投周，并且在周灭商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当然，还有传说，说《封神演义》中性如烈火的冀州侯苏护，原型就是苏忿生。到底谁是谁，民间传说向来说不清楚，只博读者一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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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温国一共就十二个城邑，一下子都换给了郑国，等于温国实际上灭国了。周天子难道连灭商功臣，自家的司寇都不管了吗？

确实不管了。据《左传》的注解说：“苏氏叛王，十二邑不为王所有”。由注解来看，是苏忿生背叛了周桓王，因此周桓王干脆把温国送给了郑国，任由郑国讨伐，作为交换，还从郑国拿到四个城邑。这一手乾坤大挪移玩的是溜溜的。

但事实确实如此吗？怕也不见得。《左传》的注解说，“为桓五年（前707年）从王伐郑张本”。就是说，这个事情为温国后来在桓公五年，也就是公元前707年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那个事件，提前打埋伏。周郑之战那一仗我们之前用大篇幅讲过，周桓王被郑国用鱼丽之阵打败，还被射中一箭。

既然已经背叛了周天子，为什么还跟周天子一起去讨伐郑国呢？我认为，《左传》的注解有时候会犯“由果推因”的问题。就是用现在的情境去推测一件事情形成的原因，这种方法大概率是对的，但偶尔也会有偏差。

当然，没有一种方法是百发百中的，任何方法都有例外。

我推想，周王室和温国交恶的原因应该有两个：

• 一个是内因：两国应该平时有一些龃龉，主要原因在温国与周王室接壤，必然会在边界上产生一些小的纠纷，比如今天你堵了我的水源，明天我割了你的麦子之类的。虽然苏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不错，但那都是上一个朝代的事情，祖先在战斗中解下的情谊，八世之后，比纸还薄。但这并不足以导致周王室和温国形成灭国之仇。

• 另一个是外因：郑国自从跟随周平王东迁，在新郑建国以后，一直在不停的扩张，灭掉了周边的郐（kuai）和虢（guo）等国家，温国与郑国接壤，平时必然会受到郑国的压迫。根据“你欺负我，我让老大收拾你”的诸侯国斗争规则，温国必然是在周王室多次投诉过郑国。但周王室东迁洛邑以后，国力下降，权力下降，对日益壮大的郑国无能为力，这也导致温国对周王室的失望。

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下，温国对周王室离心离德，有脱离周王室管控的倾向。这时候，周王室也受到了郑国的压迫，干脆来个合纵连横，把想闹腾的温国送给郑国。

这一招非常狠辣，不但打压了蠢蠢欲动的其他诸侯国，告诉他们：看到没，再闹就把你们送给郑国，让郑国人占领你们的国家。其他的小诸侯国本来就战战兢兢，军事上不能与郑国抗衡，只剩下周天子这杆大旗能靠一下了。这一下，马上就安静了。

其次又挑动了郑国和温国的战争。温国是个独立的诸侯国，虽然在名义上被周王室送给了郑国，但不可能坐以待毙。所以郑国虽然得到了一块名义上的土地，但无法进行有效统治，温国人动不动来个保卫边境，郑国就得消耗本来就紧张的军事力量。这对强敌环伺的郑国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周天子用“交换”的名义，还能从郑国那里换到四个城邑。拿十二个换四个，从数量上看，周天子非常大气，但从实际上看，给郑国的十二个城邑，郑国很难吃得下，而郑国给周天子的四个城邑，距离周王畿之地非常近，周天子一口就吞下了。

最后周天子打压了温国，震慑了其他诸侯国，挑起了郑温两国的战争，自己又得了四个城邑。如果说苏秦张仪是战国的纵横家，周桓王就是春秋的纵横家。

也因为有这个手段，所以周天子可以在“周郑易田”的五年之后，纠集起多个诸侯国联军，浩浩荡荡的杀向郑国。如果周郑之战的结果是周天子胜利的话，那么历史肯定改写了。不过，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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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传》中，左丘明继续说“君子因此而知道桓王会失去郑国了，认为'按照恕道办事，是德的准则，礼的常规。自己不能保有，就拿来送给别人。别人不再来朝见，不也应该吗’？”

这么说就有点迂腐了，在春秋时代，小孩子才按照“礼”去办事，大人都是看利益的。国与国之间，第一衡量的要素当然是利益。郑国崛起，郑庄公作为权臣，慢慢的想制天子以令诸侯，周天子奋起反抗，是很正常的。这时候再顾忌什么礼仪，就会像宋襄公一样，被“仁义”所累。

现在时间到了公元前705年，夏天，属于温国的两个城邑“盟”和”向”主动求和于郑国。

为什么要主动求和呢？既然温国十二城邑都“交换”给了郑国，那郑国去接收就可以了，为什么还会出现“求和”的字眼呢？这其实侧面印证周天子的计策成功，温国不愿意窝囊的亡国，一直在抵抗郑国。但两国国力相差太远，抵抗了7年，终于扛不住了，所以向郑国求和。

但是不久，这两个城邑就背盟了。背盟这个词就意味着两国曾经求和成功了。这时候郑国已成中原小霸王，连孤军深入去齐国违和都能把野蛮人打得满地找牙，郑庄公志得意满，哪能容许公开的背叛。

所以，秋天，“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

从《左传》的行文习惯上来说，这支部队规模不大，也侧面说明，盟和向这两座城邑的抵抗力量已经在7年抗战中被消耗殆尽了。

这时候，周天子如及时雨一般出现，“王迁盟、向之民于郏”。“郏”是郏鄏，也叫成周，在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郑庄公、齐僖公、卫宣公出兵讨伐盟、向，结果得到了两座空城。那时候人口稀少，人力就是生产力，只得到了地，没得到人，没得一点用处。

此举印证了我之前的推测，周桓王并不是真的想把温国十二城邑交给郑国，而是合纵连横之举。现在看到盟、向两个城邑的人民撑不住了，就赶紧把他们迁走了。

那么盟、向二城邑的人民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周桓王求助，而是先去向郑国求和呢？嗯，如果你被人卖了，你会不会再回头去寻求他的帮助呢？

在盟、向二城邑的人心中，他们是被周王室抛弃的人，因为迫不得已，只能投降郑国。谁知道刚签完合同，周王室就告诉他们，其实周王室一直没有忘记他们，他们可以整体移民到首都，拿首都户口，分房分地，分配工作，他们当然喜出望外。跟郑国签了合同？谁签的，什么时候签的？签了吗？

可想而知，带着这种心情到首都定居的人，对周王室的忠心会上升到什么程度呢？

春秋啊，真是个个都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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