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国保名单：留下了红色年代的特殊印记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诞生于1961年，这是文革开始前唯一的一批国家级文保单位名单（1964年准备公布第二批国保，然随着极左思潮的发展，导致国保计划流产。）这批文保单位名单的公布，正赶上新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59-1961）。同时，也是新政权以革命的方式来改造旧中国的关键时期。所以，无论是文保单位的数量，还是对文保单位选择的倾向性来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特殊时代的深刻烙印。（如乐山大佛、都江堰水利工程、悬空寺、拉卜楞寺、东岳岱庙、北岳庙、西夏王陵等，均未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文保名录）。但第一批文保毕竟是国内顶级文物古迹与革命标志地的大集聚，体现了新中国政府的眼光与水平，同时也凝聚了梁思成、郭沫若、夏鼐、刘敦桢等历史学、古建筑学界大师们的智慧与辛勤劳动成果，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在新中国邮票发行史上，代表中国文物最高水平的第一批文保，是邮票选材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当然，由于每年的邮票选题有限，180处第一批文保并不能一一展示在这片方寸天地里。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对于文保题材的取舍也有着重大的不同。这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49至1978年，革命文物引领一切，兼及对古代文化的知识普及1961年公布的文保单位，有33处为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上溯至1841年鸦片战争时期的三元里平英团遗址和1851年金田起义遗址；最终截至1957年的大连中苏友谊纪念塔和1958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与中苏友谊纪念塔，也创造了“最年轻国保”的记录～仅有两岁、三岁，且至今没有被打破。今人诟病郑州双塔、宋庆龄儿童科技馆等国保“太年轻”，但其毕竟已过而立。）这批革命文物，体现了“近百年国人反侵略和反封建的民族独立史”，也展现出“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完整过程”。（当然，有些在党史中容易出现分歧的纪念地，如通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等，暂时没有列入。关于高岗、彭德怀等领导革命的一些红色纪念地也未列入。）从建国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时间里，如以首次出现为序，天安门（1949年10月8日纪1《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金田起义遗址（1951年12月15日纪12《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百年纪念》）
平型关战役遗址（1952年7月7日纪16《抗日战争十五周年纪念》）、卢沟桥（1952年7月7日纪16《抗日战争十五周年纪念》）、泸定桥（1955年12月30日纪36《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二十周年》）
“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1957年8月10日纪41《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井冈山革命遗址（1957年8月10日纪41《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5月1纪47《人民英雄纪念碑》）、遵义会议会址（1960年1月25日纪74《遵义会议二十五周年》）、中共一大会址（1961年7月1日纪88《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瑞金革命旧址（1961年7月1日纪88《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延安革命旧址（1961年纪88《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此旧址的一部分建筑乃重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71年9月25日普14《革命圣地图案（第三版）》）、古田会议会址（1971年9月25日普14《革命圣地图案（第三版）》）、韶山毛主席故居（1971年9月25日普14《革命圣地图案（第三版）》），共15处革命文物，成为了新中国邮票的发行选题。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红色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原地重建，甚至异地重建之物。所以，其文保的象征意义，要远超过文物自身价值。待第二批国保公布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西柏坡革命旧址了。
这些邮票基本上是以纪念邮票和普通邮票形式面世的。其中，天安门城楼，作为新中国的国家象征，从1949年起，在纪1《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4《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纪8《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纪29《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纪37《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纪44《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54《国际学联第五届代表大会》、纪62《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6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一组）》、纪6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二组）》、纪6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三组）》、纪7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四组）》、纪7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五组）》、纪75《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纪78《庆祝匈牙利解放十五周年》、纪88《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纪97《革命的社会主义古巴万岁》、纪10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特15《首都名胜》等，以及为数众多的普通邮票上高频出现。这座明清两代皇家宫殿的门面建筑，在1949年后，所带有的革命意义，是超乎寻常的。这段时间的天安门城楼，基本上还是明清两代的城楼原物。待1969-1970年重建后，天安门城楼等于“仿古建筑”。令我感到疑惑的，是这座重建的城楼，于1970年以后的邮票中所呈现的，究竟是原来的风貌，还是现在的景观。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第一批文保单位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及其他，共147处。在30年的邮票发行选题中，所占据的位置就不太显眼了。在这30年里，曾经作为邮票题材发行过的，只有敦煌莫高窟（1952年7月1日特3《伟大的祖国—敦煌壁画（第一组）》、1953年9月1日特6《伟大的祖国—敦煌壁画（第三组）》）
布达拉宫（1952年3月15日纪13《和平解放西藏》）、颐和园（1956年6月15日特15《首都名胜》）、天坛（1956年6月15日特15《首都名胜》）、北海（1956年6月15日特15《首都名胜》）、嵩岳寺塔（1958年3月15日特21《中国古塔建筑艺术》）、大理千寻塔（1958年3月15日特21《中国古塔建筑艺术》）、应县释迦塔（1958年3月15日特21《中国古塔建筑艺术》）、洪赵广胜寺飞虹塔（1958年3月15日特21《中国古塔建筑艺术》）
八达岭长城（1961年6月20日纪87《詹天佑诞生一百周年》）、赵县安济桥（1962年5月15日特50《中国古代建筑—桥》）、杜甫草堂（1962年5月25日纪93《杜甫诞生一二五零周年》，文物价值不高的杜甫草堂能进入国保行列，或许要感谢郭老的垂青。）、安阳殷墟（1964年8月25日特63《殷代铜器》），共13处。这13处古迹邮票中，布达拉宫图案是为了配合纪念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八达岭长城图案是为了配合纪念1961年詹天佑诞辰100周年。而安阳殷墟，则主要是作为殷代青铜器的出土背景地，这与殷墟本身的关系并不大。在邮票选题方面，对于历史古迹题材的态度，说明这一时期文物工作的着力点，在于扩展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教育与激励功能，而不是放在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与宣传推广方面。（如此时为配合大跃进，在1958年发行了十三陵水库建设的邮票，而没有推出明代帝王陵墓的主题）所以在文革中，包括第一批国家重点文保在内的大批文物古迹，以“破四旧”之名惨遭损毁，也不是不符合逻辑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