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评余华《爱情故事》：“青梅竹马的可怕”

余华的语言有一种硬朗的润泽，是的，它兼有硬朗感同时又兼有润泽感，有着小小的铿锵又有着让人愉悦的流淌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把中国小说的叙事语言推向了一个高度，我以为。

“青梅竹马的可怕”——余华《爱情故事》

（节选）

文 | 李浩

一直存在两类作家（当然这一区划并不是那么的严格，但界限却是恒在的），一类是影响大众阅读的作家，另一类则是影响作家的作家。卡夫卡是影响作家的作家，但因为名声的显赫他同样会被大众有限度地接受，无论这一限度是否远比阅读者以为的更根深蒂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古老的《一千零一夜》都具有通俗性，然而它们同样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作家。不过我想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众阅读和作家阅读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趣味分野，大众更愿意通俗和易懂，夸张与离奇，在阅读中尽可能不耗费什么力气，而作家们则更看重“对未有的补充”和启发性，影响作家的作家往往会对后来的作家们提供“唤醒”，让他突然意识到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进而让他“急迫地试图”完成自己的创作。影响作家的作家其写作一定包含着诸多的可能和极为精细的设计，它让后来的作家们叹服，在品啜中获得无穷的滋味；而大众阅读则更多地愿意晓畅、迅速，“险象环生”“好看”——这两类作家在写作上的诉求是不同的，朝向也是不同的，但方式方法上却可互通有无。在我看来余华属于那种影响作家的作家，他的影响力的彰显更多的是因对作家们的影响而得以完成，中国70后的作家和部分的80后作家多数曾从余华的写作中领受惠泽，他的写作具有强烈的启示性，完成度极高，可以从多个层面去学习和得到。他也是少数短篇、中篇、长篇都有绝佳表现的中国作家之一。

在余华的短篇中，往往会呈现那种精致之美，充盈的诗意之中包裹的又往往是生存的残酷以及被击碎的哀叹，张力强劲。是的，余华的文字（尤其是前期作品）时常有种冷峻气息，但说他“血管里流淌的是冰凌”虽然漂亮但并不确切。荣格在谈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时说过，“乔伊斯头脑的这种奇异的特征表明，他的作品是属于冷血动物的，更具体地说，是属于蠕虫家族的”——严格地说，它其实并不适用于对余华的评判，对余华这类写作的评判。余华不属于那个蠕虫家族，他的冷和酷是认知需要而非情感性的，他有意直面那种残酷性甚至部分地夸张化，均是因由小说内在力量的需要，这种文字间的克制冷静恰恰在阅读中强化的是情感投入，这种方式更有益于对阅读者的情感唤醒。在这点上，他更接近于卡夫卡在《变形记》和《在流放地》的表现而不是《尤利西斯》。

海明威

《白象似的群山》

无论余华有心还是无意（我个人更倾向于有心），我想我们都会拿他的这篇《爱情故事》与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进行比对，它们都是短篇幅，它们的叙述核心都是一男一女，堕胎手术或孕情检查，同样地，男女各有心事，他和她的心事的向度是不同的……

“青梅竹马的可怕”

《白象似的群山》是一个道德故事，一个男人，美国男人，用种种的手段说服了西班牙姑娘，并“陪同”她去堕胎。《爱情故事》本质上也是一个道德故事，只是它在旧文本的基础上更有演进。在《白象似的群山》中，作为爱情的部分已经发生着摇晃，男人的话语里渗透了某种自私、狡猾、虚伪，他试图用堕胎的方式化解掉属于自己的危局的意图是掩饰不住的（尽管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曾为这个美国男人百般辩解）。故事以一个片段的方式结束于他们在小酒馆前的等待，但我们似乎可以想到之后的可能结果：女孩堕胎。她以服从的方式试图挽留住这个男人，但是……而在余华的《爱情故事》中，他按住了那样的发生——女孩堕胎，男孩依然在她身侧，并且和她进入到婚姻中：从青梅竹马到花好月圆，中间的波折似乎可以看作是微澜，这个男孩在一九七七年秋天和女孩去检查时同样渗透出的倨傲暴躁、自私和怯懦都可有所忽略，它并未深入地影响到所谓的“结果”。然而。

然而危机还是来了。它甚至更有“本质性”。

小说中，余华让“我”一遍遍地这样提及：

“难道你不觉得我太熟悉了吗？”

“你对我来说，早已如一张贴在墙上的白纸一样一览无余。而我对于你，不也同样如此？”

“我们唯一可做的事只剩下回忆过去。可是过多的回忆，使我们的过去像每日的早餐那样，总在预料之中。”

“在你没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在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和傍晚五点的时候，我知道你要回家了。我可以在一百个女人的脚步声里，听出你的声音。而我对你来说，不也是同样如此？”

“因此我们互相都不可能使对方感到惊喜。我们最多只能给对方一点高兴，而这种高兴在大街上到处都有。”

…………

重新提到余华的那个漂亮的短语，“青梅竹马的可怕”。男人的这些话的确含有“强词夺理”的片面性，我们暂时略过被他的话语引发的道德评判，而转向对这些话语的认真审度：它会不会是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和看法？它是否是一种真切存在？

没错。它存在。或多或少，或淡或浓。否则我们也不会创造“熟视无睹”这样的成语。即使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也需要新鲜和调剂才有恒久的保持，而我们常见的却是消损，不断的消损。消损可以说是一个常态，这完全可以在心理学中找到合理的解释，不过处在消损中的男人和女人出于种种的规约、计算和考虑，有时会装作它并不存在，有时会忽略它回避它，而已。在日常中，在生活中，大约每个人都有一个“沉默的幽暗区域”，有时它完全像深渊一样宽泓，但多数人采取的是回避策略，不看它，不知它，不问它。久而久之，我们也会“遗忘”掉它的存在。但作家们不同。作家们往往注意的，或者更注意的就是这个沉默的幽暗区域，他一次次向深渊处窥探，并通过小说的或诗歌的方式把我们引向这个深渊，让我们和他一起面对。卡夫卡的《变形记》，他采取的方式即是如此，通过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让我们和他一起窥见在父母之爱、兄弟之爱这一珍珠上的暗影，让我们和他一起窥见，在爱的掩藏之下那些属于个人人性中的被忽视的微点，让它放置于显微镜下：于是这些私和伪，第一次被他“放大”到那个惊人的样子，它显示了它的吞噬力和它的可怕。余华的《爱情故事》同样如此，他把我们引领到“青梅竹马”这个词的面前，然后把一个显微镜递到我们手上。

我们于是窥见。

原来，在这个美妙的词的后面，确实有一道不被注意过的深渊。

对于这个男人来说，熟悉已经消磨掉了他大致原本就稀薄的爱情（在“我”描述两个人之间的第一次时，里面的爱的成分就是相当薄弱的，只提到了“欲望的一往无前”），甚至已经消磨掉了他的欲望，在经历了一九七七年秋天的怀孕事件和后面的婚姻之后，这十年的时间里他过的只是平淡而平庸的“日子”，它没有惊喜，一览无余，总在预料之中，每天都是旧的。

“'我们从五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二十年后我们居然还在一起。我们谁还能指望对方来改变自己呢？’她总是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些慌乱。”——小说中如是说。它意在标明，他和她都已无可改变，没有改变的指望，惊喜不会在改变中出现，一览无余是生活的必然。“她总是”，小说也在提示我们这个男人大约不止一次地这样抱怨过，他的怨怼也是积攒起的。被生活和日常磨掉的缺损由他的怨怼来填补着。

在小说中那个女孩（后来的“她”）一直“后知后觉”，“我”所说的这种磨损、消耗和惊喜的匮乏在她那里似乎并不存在，她安于这样的生活，安于那种平静和平淡——《爱情故事》中男孩（“我”）和女孩（“她”）对待事物、事件的态度上的不同也是非常值得品味的点，如果说“青梅竹马”有A、B两面，她就处在与这个男孩（“我”）不同的那一面。我们看到她被动于安排，但她总能一以贯之地接受，更多地表现出的是略有木然的安于。在她那里，也许爱是一种更为坚固和未曾消损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她觉得生活只能如此，最好如此，并不存在更好的选择性。无论怎样说她都能唤起我们的悲悯，她，在这样的生活中。 她和男孩（“我”）之间形成着一种不同频的力量。

“你没有失魂落魄。”她说。

“你不用安慰我，我确实失魂落魄了。”

“不，你没有失魂落魄。”她再次这样说，“我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只有一次失魂落魄。”

我问：“什么时候？”

“现在。”她回答。

小说至高潮处戛然而止，它反复出现和被强调的是“失魂落魄”这个词。无疑，男孩在一九七七年秋天的行为确可认为是“失魂落魄”的，但在她的眼里却并不是，真正的失魂落魄出现于“现在”，也就是他强硬地提示了青梅竹马的可怕并提出分开的“现在”。

何出此言？

这是个问题。

小说最大的爆发力集中于“失魂落魄”这个词上，它那么集中地在篇尾出现而前面却没有呼应性的埋伏，这是余华有意安排的险棋，他要用突然性来强化效果。问题是，如何理解“失魂落魄”这个词，如何理解他在一九七七年秋天的表现不能算失魂落魄而现在才是？

这个难以用另外的词来完整解释的词，这个可以吸纳你的经验、思考而总感觉仍有未明的、未被完全说清的词，恰是小说最为晦暗的妙笔。

艺术的，道德的

余华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多给人以精致的美感，结构讲究，叙事精到，语言中有着充盈的诗性——阅读余华的小说往往是一场充满着趣味和起伏感的美妙旅程，它时有险峻，时有平静，时有丝缎展开时的滑畅，时有极具吸纳力的涡流……余华的语言有一种硬朗的润泽，是的，它兼有硬朗感同时又兼有润泽感，有着小小的铿锵又有着让人愉悦的流淌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把中国小说的叙事语言推向了一个高度，我以为。在余华那里，尤其是在他的短篇小说那里，他的精心和才华同时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一向耐心而谨慎，我一向认为小说是设计出来的，那种完整性、那种了无痕迹的自如恰是耐心和谨慎的表现。

余华擅用比喻，那些奇妙的而又极有准确性的比喻是余华小说中最让人惊艳的魅力之一，它让余华的小说总有不断闪烁而起的光，这光构成了通道。余华擅用比喻，说他擅用其实还包含了他在排布比喻时安插上的精心，他不会让比喻连接比喻让它们过于繁华而又在相互的争夺中失色，也不会让某一段叙述过于平淡而找不到语言亮点的所在。是的，比喻的使用其实可以看出他的精心布局，更不用说情节和细节的使用了。

小说开头的第一段，从平常的叙述开始，是介绍性的，但它里面有意地设置了起伏感，不是简单的事件描述。公共汽车，男孩和女孩，当叙述之光打在女孩身上时，余华使用的比喻是“女孩此刻的心情像一页课文一样单调”。后来，他又说“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将这种旧报纸似的生活继续下去”，又说“你对我来说，早已如一张贴在墙上的白纸一样一览无余”“他们的说话声在夜空里像匕首一样锋利”“我感觉自己像是被装在瓶子里，然后被人不停地摇晃”……这些比喻有着良好的新颖度，它让我们的汉语甚至生出了些许的陌生；而它们落在小说的那个情境里又让你感觉太贴切、太美妙、太精确了，以至任何一种描述包括使用貌似更准确的客观叙述都远达不到它所提供的精确。

余华

除了语言的诗性美妙，我觉得余华的语言还有另一微妙，就是他充分地发挥着语言的、故事的“计白当黑”的能力，他让语言生出多重和歧义。他应当熟谙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海明威把自己的写作比喻成在海上漂浮的冰山，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只是海面上的八分之一，而八分之七都在海面以下，它属于省略或有意的掩藏。它必须是有意的掩藏，也就是说，海面下的八分之七，作家知道，懂得，对它的省略是种故意，而不是非要依借阐释甚至是过度阐释来完成的：余华的《爱情故事》也是如此。在解析它的“故事讲述”的时候我已经提到，譬如“她的第一次怀孕也是在那时候”，譬如“她总是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些慌乱”，譬如“她”回答说“我”真正的失魂落魄的“现在”……它们有丰富的言外之意，它们有着暗暗的提醒，它们，有时会自己形成涡流。

……其他的妙，应在阅读中（包括反复的阅读中）体会。

我想我需要承认余华的《爱情故事》是一则“道德故事”，它的里面有着潜在的道德追问，虽然余华并非站在“我”的一方也未站在“她”的一方，虽然这一道德追问更多的是唤起作为阅读者的我们并由我们发出的。和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一样，我们看不到任何一句具有价值判断的话，也没有标明作家情感和好恶的形容词，没有，它有的只是貌似的客观，让小说中的“我”按自己的理由来说话，哪怕有些话我或我们并不那么认可。

呈现，让我们信以为真，并从另外的角度审视小说中的他和他说的，发现它的合理也发现它的问题所在……真正优秀的作家会在他的故事中“藏身”，他不会前呈地介入对其中的人物指手画脚，哪怕他对其中的人物有着特别的爱恨。从这点上，我极为认同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悬置”，小说的智慧产生于道德悬置的地方，它不是说我们对人物、事件和情感没有判断，不是，它说的是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应对处在故事中的人物思想、行为有指向性、道德性干涉，那样会导致故事的“失真”，也会影响故事的说服力，我们需要知道假设我们设定了一种真实，那就必须要接受它的“必然后果”。

本文作者李浩

小说里的“我”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一览无余的生活实在匮乏得难以忍受，他认定青梅竹马有着它的可怕，作为作家的余华绝不应对他的认知有半点儿的“校正”，不能，他需要保证他预设的真实和后果的必然；至于“她”，作为作家的余华理解也好，同情也好，厌倦也好，可怜也好，在完成文本的过程中并不重要，他没有权利把“她”从“她的生活和她的想法”中拉出，他要做的只能是接受后果，并将它艺术地呈现出来。

“人类渴望一个善与恶能够被清楚地区分的世界，因为他有一个天生的、不可扼制的愿望，就是要在他理解之前做出判断……他们只能这样来对付小说，那就是把小说的相对和模糊的语言翻译成他们自己绝对肯定的、教条的话语……这种'是与不是’囊括了一种无能，无能容忍人类事物最基本的相对性，无能正视上帝的不存在。”在《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中，米兰·昆德拉的这段话实有振聋发聩之感，我们的批评太多时候做的就是这样的事，他们无视小说的艺术伦理和独特的呈现诉求，他们希望确定，希望善恶在出场的时候就戴着脸谱。

作家的写作当然存在它的道德性，那就是在习焉不察中、在繁复混乱的生活表面做出自己的“发现”，他要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并用小说的方式来呈现它、确认它、强化它。认知和思考交给聪明的阅读者吧，他们会通过作家呈现的世界来追问：生活如此吗？非如此不可吗？有没有更好的可能？

如是，等等。

“真正的作品不需要指控，作品的逻辑足以表达道德的要求，得出结论是读者的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如此说道。

本文选自李浩《匠人坊——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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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坊——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

李浩/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7月出版

《匠人坊——中国短篇小说十堂课》是身兼小说家和文学教授双重身份的李浩的文学评论合集，十篇有关中国短篇经典的批评，独辟蹊径，坦率自如。

鲁迅《狂人日记》、沈从文《丈夫》、张爱玲《封锁》、莫言《枯河》……十位中国作家的代表作，读者们并不陌生，作者凭着创作者的清醒自觉，撷取这些经典小说的字句或片段，从主题、结构、人物、语言、情节设定等处着手分析，剖析技巧是如何出现在小说里的，写作者的手法如何，显示的成效如何。作家李浩引证典据，联动宽广的东西方文学阅读经验，掇拾被忽略的写作技艺之美。

“一个艺术家，当他进行批评的时候，既表露他的好感，同样也表露他的反感。”对这些已可称经典的作品，作者并不简单地一味说好，而是将自己的写作与阅读经验锻铸为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在更深入、更高拔的层面，对这些短篇经典条分缕析，层层剥茧，祼露出写作艺术的奥秘、探索思考的魅力。他的坦诚全然建立在写作技艺的探讨上，其批评有着不依傍外物的公正性和通透感。这本文学评论深刻、不花哨，写作者和普通读者可以一起跟随它探访那些暗中闪光的写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