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立润 陶建武：中国政治信任实证研究：全景回顾与未来展望
全文字数：5500字 阅读时间：约17分钟
编者按：政治信任是中国政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是关系中国政治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相关的学术成果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论说。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对学术界有关政治信任已有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了已有文献的核心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我们认为，向各位读者推介这样一篇有关以往研究成果的综述性文献是值得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健
中国政治信任实证研究：全景回顾与未来展望
梅立润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陶建武 遵义市汇川区沙湾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摘要：政治信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并且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第一，学界对政治信任涵义的理解主要有政府信任说、政治体系说、社会信任说、政治机构说等四种代表性观点；第二，学界主要从体制性信任、政治机构与人员信任两条进路对政治信任进行本土化的可操作测量；第三，转型中国的政治信任呈现出政府信任差序化、政府信任阶层差异化、政治信任U 型分布、政治信任流失加剧等核心特征；第四，国内学者解释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路径主要有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个人特征路径以及媒介传播路径；第五，政治信任的高低变化对政治参与行为和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今后国内学界应从建立系统的政治信任测量框架、注重政治信任基础性数据的收集、注重政治信任的历史变化分析、注重政治信任的横向比较分析、全面系统研究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行为的关联性等五个方面实现政治信任测量的精细化，以期深入把握国内民众的政治信任现状，提高实证研究对民众政治信任培育和提升的分析力和预测力。
政治信任是理解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核心概念，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是一个政治体维持政权稳定和推进有效治理的基础。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信任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术界目前对政治信任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政治信任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类，其中，政治信任的实证测量是研究政治信任的关键，但是我国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实证研究成果零散而未形成体系。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国内学术界所作出的有益探索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梳理，厘清政治信任的内涵及其测量维度，勾勒政治信任的内在特征，探索解释政治信任来源的多重路径以及政治信任的功能定位及其会产生的实践影响，以期为未来政治信任的测量研究提供理论、方法及拓展方向上的启示。
一、政治信任的涵义及其操作化测量维度
总的来看，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信任涵义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政府信任说。这类观点从狭义上理解政治信任，将政治信任等同于政府信任，即主要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国内学术界已就政府信任的测量达成基本共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主要是指对广义政府（涵盖行政、司法、立法等）的信任。第二种观点是政治体系说。这类观点认为，政治信任就是民众对政治体系的期待、支持与认同。
第三种观点是社会信任说。这类观点认为，民众之间的普遍信任和民众团体内部的特殊信任是共和国存在的基础，因此社会信任属于政治信任的范畴。第四种观点是政治机构说。这种观点首先将社会信任说剔除在政治信任的涵义域之外，并超越了广义的政府机构说，将政治信任测量的范围延展到政党和军队等机构。
一些国外学者对政治信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政治信任的操作化测量提供了启示。他们一般将政治信任分为宏观或组织层面的信任与微观或个人层面的信任，宏观层面的信任主要指民众对于政府绩效以及整个政治体制与制度的信任，也包括对于某一特定的政治制度的信任，微观层面的信任主要指民众对政府官员或政治领导人的信任与评价。总体来看，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测量主要遵循以下两条进路。
第一条进路是体制性信任测量进路。体制性信任主要测量公众对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及其运行原则的认可，综合不同学者的测量方法来看，测量维度包括民众对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党或政府决策、政府的政治行为等的信任。他们的调研数据大多以自行采集为主，调研群体主要涉及全国民众、农民群体、政府服务对象、大学生以及新中产阶层。
第二条进路是政治机构和人员信任测量进路。机构信任和人员信任的测量方法在2000年以后被广泛使用，机构信任的测量方法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主要原因在于机构信任量表有更好的效度和信度。此外，机构信任量表也为深入分析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提供了可能，通过民众对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评价，可以归纳民众的政治信任结构，有利于对政治信任进行类型学划分。
概言之，政治信任具有不同层次的内容，既指向政治共同体和政治制度，也指向国家机构，还指向官员和公务人员。在当前中国，公众对政治的硬核部分（即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等）整体上持有较高的信任度，而对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的信任水平则因人而异。因此，国内学者对民众政治信任的测量大多采取复合策略，既选取体制性信任，也选取机构和人员信任复合式测量民众的政治信任。
二、转型中国政治信任的核心特征勾勒
尽管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的来源有较多探讨，然而对中国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与特征的讨论相对较少。为拓展与深化中国政治信任议题的研究，我们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尝试勾勒出转型中国政治信任的核心特征。
（一） 政府信任差序化
中国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存在“中央－地方”的层化现象，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呈现由中央向地方逐级下降的谱系，公众对越接近中央的政治机构越信任，而对越基层的政治机构越缺乏信任。与“差序政府信任”的理论判断相一致或者相近的论断还有：“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政府信任的差序化”等。既然存在“差序政府信任”，那么“差序政府信任”是否仅存在于某些特殊群体（如农民、大学生）之中，还是普遍存在于全国样本之中？吕书鹏通过2002、2008、2011年亚洲民主调查数据分析后发现，差序政府信任是真实存在的。
（二） 政治信任阶层差异化
转型中国政治信任在纵向上呈现“央强地弱”的差序化特征，在横向不同阶层间又具有何种特征？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逐渐分化，由之导致政治信任的阶层差异越来越明显，总体而言，分享改革成果较多的阶层政治信任度较高，而没有收获改革成果甚至利益受损的阶层政治信任度偏低，但是各阶层对不同对象的信任情况比较复杂，那些越是被人们关注的对象，民众对之的信任度越低。
（三） 政治信任呈U型结构分布
王向民将政治信任的对象分为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类，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目前的政治信任呈U 型结构分布，即在抽象的国家和政府方面，青年学生表现出极高的政治信任，而在具体的制度运行、官员行为和政策制定方面，青年学生的信任度却不太高。然而，在政策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方面，青年学生的信任度又表现出极高的峰值。
（四） 政治信任流失加剧
虽然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的政治信任水平处于比较高的状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和复杂化，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正呈下降趋势，政治信任的流失加剧构成了转型中国政治信任的另一大特征。
三、解释政治信任来源的多重路径
除了探讨政治信任的内涵与操作化测量以及勾勒转型时期中国政治信的核心特征，政治信任的生产与来源也获得了较多关注。总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学理上将政治信任的来源路径大致归纳为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个人特征路径以及媒介传播路径等四种。
（一） 理性选择路径
理性选择理论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认为理性计算和追求效用最大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政治信任来源的理性选择路径也认为，民众的政治信任选择是建立在计算与权衡自身利益得失基础上的，而民众计算与权衡自身利益得失的根基是其对政府行为表现、政府绩效、政府能力等方面的政治接触和具体感知，这些接触和具体感知促使民众做出相应的政治信任选择。
（二） 社会文化路径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政治信任是在政治领域之外形成的，植根于文化规范和通过早期社会化塑造起来的一种长期而又根深蒂固的信念。社会文化路径认为，政治信任的来源与社会化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资本有关。
（三） 个人特征路径
从个人特征路径探寻政治信任来源的诸多研究要么直接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政治面貌、户籍、民族、经济收入等个人特征作为自变量与政治信任进行相关性分析，要么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探讨某个独立自变量与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大多发现了个人结构性特征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四） 媒介传播路径
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使得中国民众的诸多政治体验都是间接性的感知，媒介传播在民众的政治图像与认知构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民众主要通过传播媒介来获取政府的相关信息，对政府的了解也是建立在媒介传播的基础上，其政治信任也是经过媒介建构的信任。因此，媒介可谓是民众政治信任的重要生产者之一。其中，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是培育公众政治信任的主流媒介，而网络媒体则是非主流媒介。诸多学者也陆续将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单独的自变量，并就其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综合来看，除了上述代表性文献重点强调某一个或几个特殊自变量对政治信任高低变化的影响外，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采取混合路径解释政治信任来源，他们认为，混合路径至少在实证研究上并不相互排斥。
四、政治信任的功能定位及其对政治实践的影响
政治信任具有哪些功能？政治信任的高低变化会对政治实践产生何种影响？随着政治信任研究的推进，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探讨政治信任或者政治不信任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后果，也是国内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议题。
（一） 政治信任的功能定位
政治信任作为公民个体与政治机构之间的联系枢纽，其功能定位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讨论。总体来看，国内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具有以下几种功能：
第一，政治信任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基础来源。由于政治信任是一种隐性政治支持，同时还是政治认同的具体表现，所以它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第二，政治信任能够简化治理、节省政策成本。第三，政治信任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政治信任除了具有合法性功能、秩序建构功能、简化治理、降低政策运行成本外，还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第四，政治不信任创设了制度改革的契机。政治信任的反面是政治不信任，两者相辅相成，此消彼长。事实上，政治不信任并非消极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特殊的正向功能。
（二） 政治信任高低变化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公众的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相辅相成，民众采取何种政治参与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政治信任高低决定的。公民政治信任首先影响的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此同时，公民的政治信任高低还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一方面，政治信任变化影响政治参与方式的选择。另一方面，政治信任变化影响基层选举参与。
（三） 政治信任高低变化对治理实践的影响
政治信任高低变化对政治实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民众政治参与方面，还体现在政府治理实践方面。还有观点认为，“差序政府信任”会增加改革阻力，致使改革被拖延和终止。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差序政府信任”会影响基层治理绩效。
五、我国政治信任实证研究的未来展望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强国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和难题，政治信任的培育对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强国建设赢得更大的政治与社会合力而言至关重要。政治信任实证研究理应为政治信任的培育做出理论贡献，虽然国内学者已经从实证层面对政治信任进行了较为科学地测量，得出了一些可信度较高的结论，但是许多研究结论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政治信任的测量也仍然存在许多“空白区”亟待“开发”，这都表明国内政治信任实证研究急需转型和拓展深化。
（一） 建立系统的政治信任测量框架
实证研究可以较好地弥补规范研究的不足，然而，中国政治信任的实证化表达仍然缺乏统一、公信度较高的研究设计，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系统的政治信任测量框架，或者说，诸多学者还没有就构建一个系统的政治信任测量框架进行努力和尝试，多是为了便于写作而采取他人的设计思路进行重复研究。至于政治信任到底包括哪些要素？涵括哪些结构层次？影响政治信任的自变量具体包括哪些？目前学界在这三个问题上自说自话、缺乏共识，由此也导致了实证测量结果很难在一个层次上进行对话。因此，未来的实证研究应该从建立一个更系统的、综合的测量框架着手，采取德尔非法、专家头脑风暴等形式确定测量量表，以便更科学、全面地测量政治信任。
（二） 注重政治信任基础性数据的收集
目前，国外政治信任研究的实证调查数据来源较广，并且时限较长，所以国外学者大多能根据已有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相较于国外，国内关于政治信任研究的数据库较少，基础性数据收集力度不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缺乏长时段的政治信任追踪调查。目前学界采集的政治信任数据绝大部分都是以课题名义进行采集，课题结题后缺乏后续跟踪研究。即便是被学界借用最多的CGSS数据库，也缺乏长时段、集中型的政治信任关注，不利于观察民众政治信任的变化情况；（2）因地制宜的自采数据较少。中国地大物博，很多问题都需要因地制宜采集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也必须细致、深入地了解不同地区、不同层次民众的不同实情，更科学有效地进行政治信任数据采集。
（三） 政治信任的历史变化分析
政治信任作为一种政治态度，会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因此政治信任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但是学界很少有学者关注到中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历史变化。
（四） 政治信任的横向比较分析
比较分析的意义在于捕捉政治信任内部的结构性差异和分化，为党和政府培育政治信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除了历史纵向比较分析之外，还应关注政治信任的横向比较分析。政治信任的横向比较分析主要是指应根据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政府层级进行政治信任测量，把脉问题，分析原因，找到培育政治信任的着力点。目前学术界的实证测量对象集中于农民群体和大学生群体，部分研究是全国随机性调查，少部分研究针对流动人口、青年以及中产阶层进行调查，横向比较测量做得不够，未来应该强化政治信任横向比较实证研究。
（五）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行为的关联性研究
目前关于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关联性研究得出了一些有益结论，大体揭示了政治信任对于政治参与行为的某种正向影响，但是这些关联性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主要以探讨政治信任与某一具体参与行为的相关性居多，缺乏对系统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因此，未来政治信任实证研究需要专门对这两者的关联进行精细化破题，以期形成一个系统的解释理论，为预测政治参与行为倾向提供政治心理维度的解读。
本文原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组稿：曾扬
文字编辑：李健
技术编辑：曹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