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没怎么影响大清社会,反而给德川幕府敲响了丧钟|文史宴

文/Shiki

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奠定的江户盛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再度出现危机。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之后欧美强国强势进入东亚,锁国体系不再凑效,而且幕府对民间资本的管控因为欧美的保驾护航而难以得逞。幕府财税手段捉襟见肘的同时,地方强藩却抓住新的经济机遇崛起,倒幕运动因而兴起,德川幕府在没有重大失政和暴行的情况下,因为财税问题而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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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专题:

德川家康的制度怎样终结日本战国时代

德川幕府的三次大改革,堪称古代东亚的良心改革

江户盛世开始动摇

在盛世背后,江户幕府早就暗流涌动。石高制体系和近世日本农业生产上限的限制,使幕府既不能继续增加实物年贡来扩大税基,又无法继续增加已经枯竭的矿产量。

依靠实物税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近世日本,因为物资水平限制,规模不大的火灾、歉收都可以冲击幕府脆弱的财政体系,更不要说宝永地震、明和大火、天明饥荒这类大灾害。

延享年间幕府收入达到180万石,明和年间国库储存400万两,到天明年间却减少到收入145万石,库存只有80万两。由于缺乏近代全国性金融体系进行融资、转嫁压力,幕府只得再次求助于充满传统东方国家艺能的货币改铸,甚至采取激进的滥铸手段,动摇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元文体系。

被称为“贿赂殿样”的田沼意次主持下的文政改铸就是如此,发行的文政1朱金,品位仅为12%,银币也降至35%,大赚了184万两。

这次贬值并不是单纯的改铸收益,还带有利用行政手段加强金银货币一体性的企图,幕府先后发行明和5分,明和1分银,降低银的品位,铸成计数货币,无需称量。通过这种自降身位的办法成为金币的辅助货币。

金为主,银为辅是日本货币变迁的一条暗线,直接影响到后来明治日本采取本位货币的态度。再后来松平定信的宽政改革、水野忠邦的天保改革,虽然反复尝试提高货币品位、开仓赈灾,并且强行解散已经跨越地区阻隔,形成商业行会的株仲间,还派遣大量官僚进行市场监督,但是经济形势的变化已经越来越超出幕府的控制。

与此同时,物价的暴涨暴跌引起农民和武士纷纷破产,实物年贡受到波及,逐年下降,1843-1844年间,幕府改铸货币增加的收入,占到每年岁入的25%-33%,1863年则占去财政收入的68%。

物价的上涨使幕府最后的半个世纪里,收支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膨胀。1843年的收入为1832-1842年均额的4倍,到1863年的时候,达到1832-1842年的6倍;1863年幕府支出达到了705万两的规模,几乎是1843年财政支出的4倍以上,幕府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平均年度亏空达到8万两。

鸦片战争冲击德川幕府

天保十一年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引起朝野一片震动,坐享两百年太平江山的幕府一边发出天保令,要求各地尽可能避免和外国船只发生冲突,一边加强海防,但越是大力发展海防,却越是遭到守旧派的反对。

处于靠近外缘的西南萨长和北方松前在修造炮台的同时加快了日用产业向军用产业的转化,各藩从地主到农民纷纷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组织,标志着自中世以来兵农分离的武家体制从地方开始瓦解。

如果说天保年间,幕府还可以继续下放给地方各藩发行藩札、改革财政的权力,继续试图通过货币改铸来缓慢调整收支,勉强维持平衡的话,佩里开关就直接打破了脆弱的平衡。原本封闭的日本接入世界近代经济体系,就有如卷入巨浪的小舟一般,完全失去了所谓平稳改革的可能。

日本人把“侵略者”佩里供起来

有此胸怀

遂走上与大清截然不同的道路

大量供应国内市场的生丝、茶叶、执掌、水产品、蜡出口国外,引起供求失衡和出超,以这些出口产物为导火索,本来经过文久改革,涨幅逐渐下降的整个市场物价再次飞涨,1857-1858年间,以占出口额60%以上的生丝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开埠通商后,依托工业化流水线量产的西方廉价产品迅速占据日本市场,侵蚀着传统的本土经济。

走入崩坏期之后,幕府的财政收支中,像征收御用金、货币改铸这样临时性质的收入,远远大于作为经常性收入的地租年贡。

御用金本来是向商人进行低息借款,过去一直逐年返还。开关以后,幕府不断通过增加下一次征收额的方式抵消了上一次应该连本带息偿还的部分,过去比较稳定,拿来垫付支出的年贡收入被拿去作为御用金债务的抵押,这不仅在透支幕府的信用,也在蚕食作为经济支柱的年贡收入。

与此同时临时性开支也在飞速的增加,不停往幕府这条大骆驼加稻草。1863年仅用于武器、船只购买,就达到49.6万两,占去了幕府年支出的9.3%,此外还有为了应付攘夷派而加强的京都警卫、为了借重天皇权威而增加到京都觐见的费用等等临时性支出。

跟这些政策性的收支比,市场跟幕藩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更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秩序。

尽管随着经济发展,江户初期的土地限制逐渐形同虚设,农民间的土地交易实际上相当常见,但是通过交易集聚土地之后,再想进一步获得土地支配所有权就有点困难了。农民购地成为町人固然不难,不过领主会限制他们过多获得城下町的住所,以抵制农村资本进入城市,通过这样保持地方领主和属下家臣本来的名分秩序。

市场则用自己的方式绕开幕藩的统制。封建主们在各地专门设立“在乡町”统一贩售,方便收税,农村的商人就联合负责长途转运的商团,顶着禁令,直接在农作物产地和交通便利的地方进行贸易。到后来,连最大的统卖市场大坂,各类棉布和籽棉的上市量,都减少了35%-62%不等。

幕府和大名们转向拉拢城市里最富有那些商人,让他们把棉纱之类纺织原料和织机借给农民,以图提高生产的同时,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控制,那些已经致富的农民就雇佣劳动力,自行购置织机,形成农村本地的手工纺织工场,抵制官僚资本的统制和渗透。作为御三家之一的尾张藩指定大商人搞统制专卖,把织机税提高了四倍,而且派遣村吏落实到每个农民头上,小商人就选择在夜间偷偷装船发货来避开管控,农民们则干脆把手上的织机借给相邻的藩领,罢工抗议,使尾张藩的重商政策未能贯彻。

市场物价也在鼓励农民和中小商人进行反抗,江户期日本农作物因为产量爆发,市价在持续下降,用于耕种的肥料农具的价钱却在上升,比较富裕的农民自然更不愿在直接经营土地上花费精力,而是将土地租给贫困的农民,形成近代寄生地主的雏形。

这样,无论是统卖市场萎缩,农民小商贩绕开领主大商人搞走私,还是土地租佃发展,都是在釜底抽薪,削弱封建领主直接征收贡租的比重。

开港以后,幕府推行《五品江户回送令》这类政策限制地方商人直接进口境外的纺织原材料,但今时不同往日,在外国大使馆抗议和外国商会雄厚的财力支持下,外贸的主导权已经很难为幕府和特许商控制,而逐渐转向民间市场力量。

困难重重,幕府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增征削俸这类简单粗暴的手段。越来越多农民陷入贫困,甚至破产,在东国破产的农民,又有相当多一部分加入了旧式封建体制更牢固的西国,以长州为例,两个奇兵队吸收了大量的东国破产武士和农民,成为了倒幕势力在草根阶层的主力。

许多倒幕武士来自德川幕府的基本盘东国

不仅中下层武士和外藩大名离心加剧,直属武士团的俸禄也受到克扣,使得本来是作为幕府核心的御三家也不乏倒幕之士。

经济变动下的强藩崛起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安政通商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了“同种同量”的原则。美国人忽略了美日双方货币的成色,自作主张制定了以金兑金、银兑银,相同重量进行等值兑换的规则。

这样成色99%的天保一分银,跟成色89%的美国银元,按“同种同量”等值兑换的话,日本无疑是吃亏的,只能哑巴吃黄连,看着金银在所谓的等值兑换中流失。另外日本金贱银贵(1分银:天保小判≈1:4.5,洋银:金≈1:15.5),外商们可以通过劣质洋币进行套利,导致日本国内白银大量外流。

为了遏制贵金属外流,幕府先是发行贬值过的安政2朱银和新金币,结果导致洋银购买力大大下降不得不作罢。不久,幕府又将流通中的金币(小判、1分判)升到原来的3倍而保持银价不变,暂时遏制了洋人的抗议,但货币流通量增加了1倍有余,使得物价进一步飞涨。

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物资一再涨价,使得以生丝、棉花、小麦等为依托的纺织业、食品加工行业陷入原材料减少,导致生产减量,幕府收入难以通过经济手段逆转,整个经济结构陷入混乱。

征收御用金几乎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1865年,幕府打算对大坂的商人、直辖地的豪农、甚至加上寺院的收入,一起进行征收,但是由于过往褥羊毛太狠,此次应征者只有7人,只得转头找上江户商人,对他们许以高利息。

随着幕府权威一步步的丧失,到1867年,御用金越来越难征收了,只得又从分区改为按行业征收。1866年征收御用金的手段开始升级为一次认征、分期缴纳,意味着征收御用金转入长期化,从临时性收入逐渐向经常性收入转变。只是这些新增的“经常性收入”跟平常的赋税比,一点也不寻常,需要幕府反复的交涉才能确定下来。

内忧外患的幕府寻思废除参勤交代这个祖制,试图缓解各藩压力,获取税收和内部稳定的空间,结果江户人口锐减,市场萧条,富商外逃,使得向大户征收御用金来作为应急收入的办法也行不通了。

到1867年,因为西方廉价产品的持续冲击,日本的对外贸易从出超转向巨额入超,洋银迅速上涨,幕府再也无法轻易通过得到优质廉价的铸造原料来进行改铸,来获得收益了。此时的幕府,走到了尽头。

在日本从近世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地方大名悄悄崛起,也在挣脱幕藩体制的约束。

宽政年间的德岛藩依仗本地强大的靛蓝产业,整合本地商人向关东销售股份,把江户、大坂的商人拉入自己的组织,对搞出行会解散令的幕府反将一军。

然而地方领主搞的殖产兴业,毕竟缺乏全局视野,更多情况下,仅仅是为了应付大名们沉重地债务,因而频频超发藩札,很快就失去信用退出流通市场。

危机下外样大藩通过采取比幕府更极端的重商主义才得以生存,长州藩在村田清风主持下,把从事纸蜡米盐行业的商人收编起来,而负债500万的萨摩藩,更是严格执行“7公3民”进行分配,垄断黑糖经营,禁止私售,一些藩在垄断物资专卖的同时,还在要道和港口设立关卡,进行监督和征收关税。

地方强藩运用比幕府更狠的手段崛起

诸如公款借贷刺激商业,物资专卖这些招数,本来是田沼改革玩剩下的东西,更早渡过殖产兴业阶段的幕府,拥有更多资源调配的空间,受到更多来自外界的冲击和压力,而逐渐放松管控。

越来越多研究认为,幕府自身也在进行“近代化努力”。此话固然不差,然而假设显得更加松动的幕府,能够执行“缓慢平稳的近代化改革”,难道就不是奢望吗?

在市民和商人们通过手工业或者寻租特权发财,享受岁月静好的同时,幕府也一直在竭尽全力求生。盛世浮华,灯红酒绿背后,早已危机四伏,如履薄冰。江户享保、宽政、天保三大改革,有哪次不是扩大政府权能,充满激进的人为干预呢?

幕府之所以“温和”,无非是幕藩体制圈定士农工商、地方中央各自藩篱之后,幕府较少干预寻租链条,而获得较大发育空间的结果。

随着商业发展,为了调节货币和价格,市场出现冲破分封藩篱,统一全国的趋势是很自然的。然而,所谓让“现今诸侯,不论大小,无不垂首,以求续计渡世”的大商人们,在幕府各种征收御用金、重组银座废除特权的打击下,也不过是日本传统寻租链“官主商从”本质的一个脚注,而那些小商人尽管具备绕开统制发育的能力,但发育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冲击幕藩结构。

幕藩势力的变化往往落后于市场,而又频频压制市场势力。既然市场无法用和谐的形式来主导近代化,那么“幕府也在近代化”,往往意味着幕府最终会自己结束所谓“平缓渐进”的秩序。甚至可以大胆设想,德川家自己就会结束幕府,强化中央集权,这一切,现实中早就写在文久改革,小栗忠顺提出最早的“废藩置县”这条建议上面。

不过这一切,都在1867年戛然而止了。在时代大潮中,日本被推入更加波澜难测的明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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