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笔下的郁达夫7】周黎庵：忆郁达夫

郁达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很多人试图从小说中去了解他，往往会误以为他是一个抑郁的、神经质的人，因而也给人造成了“颓废”的印象。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与郁达夫有过交往的名人吧，在他们的笔下，郁达夫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耐心地读下去，就会发现真实的郁达夫其实是很可爱、很生活化，他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随和而亲近，郁达夫小说中的“我”只是小说中人物而已。

专栏

【名人笔下的郁达夫】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怀鲁迅》

忆郁达夫

周黎庵

岁聿云暮，怅念旧游，乃人之常情。而况烽烟阻隔，去国万里；尺素犹难，聚首何期？畴昔诗人，率多几岁暮怀人之作，或羁游踪，或睽远山，假文字以寄想思，所以图良晤于来日也。余不能诗，偶缀散章，期以多人，既消永日，又偿想思，亦可补“古今”之余白云尔。

达夫先生和我没有深交，严格而论，实在算不得是什么朋友的；但我在这“怀人集”总题之下，却把它列为第一者，实在有两重原因。

其一，达夫（恕我节省了“先生”两字，虽然一般朋友都是这样称呼他）的人缘最好，只要和他有杯酒之缘的人，无不时时在想念他，觉得他是一个最可爱的朋友；再则他在新文坛上的业绩，在我看来，也是第一人。达夫的学问，实在广博无涯，决不限于一隅。古今中外新旧，他都是精绝。要是仅仅当他是一名小说家，则他的小说早已落伍。和他同时得名的小说家，不是都无声无臭了吗？只有他仍旧光芒万丈，这是他学有所基的地方。我把他写在篇首，也可以表示我是中国第一名文人的朋友，无非是借他以自重而已。“我的朋友郁达夫”，盖亦一非常光荣的名词也。

其二，达夫曾于民国廿二三年之间，送我一副对联：

满地淡黄月 中酒落花天

大概是他在杭州酒后意酣落笔的。上款书“黎庵兄正”，下款“郁达夫”，钤印章两，一朱文：“达夫郁氏”，一白文：“富阳人也”。字写得歪歪斜斜的，实在也不很高明。只因古今社成立，颇需要一些补壁的挂件；因为他是文人，遂把它从尘封中找出来，张之壁间。于是见者孔众，以为我和达夫颇有往来，朴之社长遂以《忆达夫》为题，命我执笔。这两者，便是我把达夫列为篇首的原因。

达夫的名气，固然20年前大家已知道，但单单论小说，我实在并不十分表示敬意。盖他的工作，不过是开山，未足成为正果。后来读了他的散文，才觉得炉火纯青，确是第一流之笔。及见其人，更是万分倾倒。昔张船山（问陶）风流蕴藉，一时文人，多欲来世愿为夫子妾者（见乾嘉时人诗文集），我于达夫亦有此感。他虽不是美男子，却很有令人倾倒的魔力。

我遇到达夫，已是他移居杭州之后了（大家当记得鲁迅翁有《阻达夫移家杭州》一首名诗）。大约是民国廿二三年的春日，我要到杭州去消磨几天春假。恰巧林语堂先生也挈眷游杭，遂结伴同去。语堂虽是洋学生，人是很风雅的，这次和太太同行，虽然差一点；但我们常常见面，还不要紧。不知道在车上又碰到几个美国女人，我那时却是一个道地的反英美派，因为我在教会学校里念了十几年书，实在把那些冒险家恨之刺骨。语堂虽声明她们不是牧师，然而，也不过是美国四五流作家；要我和她们在一起谈笑游览，还不如躲在租界寓中看书的好，实在有些游兴索然了。于是实行分道扬镳，他们玩他们的洋山水，我一人看自己的土风景。但是西湖又这样小，熟人不时要碰头。碰在一起不免又要陪着吃饭之类。大概语堂也很觉得讨厌吧，把那些洋女人丢给了太太，偷偷儿约了我到一家酒店去吃饭。他说有一位非见不可的朋友给我介绍，那便是达夫。

那时达夫不过三十六七岁，一袭缊袍，伫立在西湖畔一家酒楼门前，真令我想起他的名作《采石矶》中黄二尹的风度。那天谈话很多，大都是关于德国文学的。达夫是留日学生，德文的程度比英文好。由文学而哲学，不免提起叔本华和尼采，由这两位便非谈到女人不可。达夫说他俩都是花柳病患者，在遗书日记中发现证据很多。提起花柳病，达夫便滔滔不绝地申诉，他大约是个患者吧，所以有很多宝贵的经验。语堂的口中亦风流自赏，实则是一个能言而不能行的道学君子，所以也谈得很起劲，他而且发明了一条定律，便是：凡朋友之间闲谈，每从正经之事谈起而滑入猥亵，以至于畅论性的经验；而其结束，则每因太太之加入而倏然终止。这种定律，实在是不易拟的，虽我从事于法律的人，也只好如此。但事实却是事实，虽有道学君子当亦不河汉斯言。

语堂的定律立刻见效，猥亵的谈论，因为一位女客的加入而终止了，她便是那时达夫的太太王映霞女士。那时她的年龄总已在30以上，达夫和她结褵已十年于兹，小孩也有四个了。但是风姿依然，确有使人倾倒的地方；尤其是谈吐风度，果然名不虚传。她的面貌，很像银幕上的琼·克劳馥，再加上风度的优美，无怪乎后来有《毁家诗纪》那一幕轩然大波了。

映霞女士很能喝酒，达夫更是以酒出名；然而语堂却不胜蕉叶，很使人扫兴。其实达夫的酒量并不怎样，只是有定力，不肯乱喝总以不醉为度；这一点是被我后来所效法的。映霞女士在席间说些什么，我已记不起。只有一点，我觉得很不满，便是达夫的老太太不日做寿，他们要赶回富阳去祝嘏，映霞女士非要借杭州市长的汽车，而达夫却不以为然。从这一点上，很可看出她酷慕虚荣，因为那时的市长是周象贤，而他的汽车是浙字第一号也。

第二天语堂因事先回沪了，我独游无侣，就去找达夫。那时他的“风雨茅庐”尚未兴建，住在国立浙江大学旁的一家民房内，邻处还有省立图书馆，是十分适合一个学者之环境的；只是离旗下远一点，略感美中不足些。达夫不在家，被人约游北高峰去了；映霞女士在洗发，我因饱览达夫的藏书。事隔多年，连屋中的情形都忘了，只记得室中悬鲁迅翁联云：

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稻粱谋

下款书集龚定庵句，实在这并不是集句，而是定公七律中的一联。《古今》上似乎也有人谈过它，所以在此一提。

达夫和映霞女士所生的四个儿子都很活泼可爱，我携有照相机，替他们母子拍照不少；可惜现在都已散失。后来听说有一位夭折了，这也是使达夫伉俪失欢的一个原因。
    这一晚的约会是预定的，我请他们在湖滨大同酒楼吃饭，达夫虽去游北高峰，却在湖滨相侯，叫我和映霞女士同去。这一顿大家都酒喝得很多，座中还有几位会喝酒的人物。散了之后还要到湖中去棹舟，几乎翻了舟淹死。

我回到上海不久，便听说达夫要造“风雨茅庐”了。他申诉建造的计划，虽然十分高兴，却颇有不得已的苦衷。原来“风雨茅庐”的建造，地基值3000多元，是杭州一位富家捐助的，建筑费也由一位朋友填款。但达夫总不能不张罗一些。因之，经济上便更据拮了。那时语堂和《论语》半月刊的发行人不欢，辞了编务，《论语》便改由达夫主编；但仅是挂名，实际不负责任，每月亦不过百元编费。这对朋友实在并不是十分好的事，但达夫也接受了下来，不过编的无声无色，他毫不过问，却很起劲的替代《论语》而起的《宇宙风》半月刊写文，这也是达夫为人的圆滑和可爱的地方。

廿四年很冷的冬天，我又见他一次。他由杭来沪，住在四马路一家小旅社中，我深夜跑去看他。先我而在者，有陶亢德兄和蜀人海戈。一间局促的小室中，除简单的行李外，仅有一捆旧书，旅况是很萧索的。达夫说此行是来张罗一些钱，预备卒岁之需。但是凑来的一些仅有的钱，又都被旧书所诱，花了一大半买了。翌晨要回杭去，映霞女士将在车站侯他，势必大失所望。因之心事很重，连谈话也提不起兴致。但我们还是要尽地主之谊，提议去吃宵夜。达夫再四不肯。他自己处境很窘，也当人家和他一样，这是他忠厚的地方；结果还是到一家羊肉店去吃了一些。他菜也不多点，酒也不肯多喝，只吃了一碗粥了事。在那时候，我看见达夫名著《迟暮》中主人公的影子。

达夫在那时实在已给压迫得透不过气来。文人而有艳妻，委实不是幸事。残冬的深夜，看到达夫那种情况，实在为之不欢。我在归途中想，他携着一捆旧书回杭，车站上相接的一幕，一定又是很不堪的吧！

达夫有兄，是在沪做法官的，官当然有钱，更有汽车洋房之类，妯娌之间一比较，映霞女士便要相形见绌，达夫为了这个，便不得不抛妻离子，去应陈公侠（仪）之召，到福建去做官了。这一来，演出家庭惨变，使达夫投老炎荒，现在更踪迹不明，思之令人可叹。

现在的达夫，究竟怎样了呢？战乱以来，关于他的消息虽多，可靠与否，却无从证实。有的说，他已从南洋回到香港了，我希望他这样，可以离故国近一点。

达夫今年大约总有四十六七岁了吧，名士老去，美人迟暮，是应该找一个很安适的归宿处所矣；再不堪载笔江湖，诗酒落魄了。我默祝他晚年有一个较好的境遇。

周黎庵

（1916 ~2003.8）名劭，浙江鎭海人，散文家、明清史家。。 东吴大学法学士，十七岁开始写作，19世纪三十年代末历任《宇宙风》等杂志编辑，并出版《吴钩集》、《华发集》等著作。四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执业律师。 五十年代起复回出版界担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