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王宏泰

作者:淡然wam

原创

我的爷爷王宏泰,出生于1880年。爷爷是“山”字辈,按后修族谱的顺序,是王家第六代子孙。(道、可、金、邦。江、山、悠、长。文、易、全、志。)他有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二,因“山”字辈取名“宏泰”,“泰山”的“泰”。其他兄弟也是以名山命名。听说在邦子辈和江字辈出过两个物,都是省级以上的官员。后来我们这个族谱就没有出过大人物了。我爷爷虽说是个平凡的人,但他的一生却不平凡,做了几件大好事。他做的这些好事,是值得我们这些子孙后代效仿和传承的。

他的人生有十五年对他的家人和我们这些后人来说是空白的。他十六岁离家出走,三十岁还家。他对这一段经历,只字不提。只知道他在上海,做什么不知道。看他的气派和身手,在上海一定干着不平凡的事。

在爷爷那年代,年轻人娶老婆最讲究的是一双脚。三寸之內称为“金莲”。谁取了一个“金莲”的小脚做老婆,说话比别人都响亮,面上也很有光,站在人面前都高一头。若是娶了一个大脚老婆,就像做了一件丢人的事,人前人后都矮一节。媒婆上门提亲,男方都会问,女孩的脚有多大?甚至在有的男人眼里,再美丽的脸蛋,也不如一双小脚好看。

我的爷爷有个童养媳,他俩同龄,叫银杏。没有缠过足。因为她家贫穷,买不起裹脚布。家里三个姐妹都是大脚。

爷爷很嫌弃这个童养媳,几次想退掉这门婚事,但太公和太奶奶不允许,爷爷也没有办法。

他俩很少碰面,总是绕着走。16岁的那年春天,爷爷在天井(大房子房顶中间有一块长方形露天的地方,用来采光的)旁和她相遇。趁银杏不注意,他一肩膀把她扛到田井里。然后离家出走了。

爷爷离家的第二年,江北受了旱灾,(爷爷的老家在江北桐城)生计困难,太公就举家(现六口,夫妻二人带二儿二女。本来四个儿子,四个女儿。老二宏泰离家出走,老四偷偷的跟着戏班子学猴戏去了。二个大女儿己经嫁人了。现在身边只有老大,老三两个儿子,二个未出嫁的女儿。)逃荒到江南。离老家将近200公里的南陵县一个叫沈家庄的地方住了下来。

太公带着他两个儿子,帮人家打短工维持生活。闲着的时候到处转转,他发现在沈家庄的北边,四五里地的地方,有个山冲,有一二里路长。山淖里没水的地方,长了一些草和很少的柳树,被水淹着的地方都是空白处。可开垦很多的田地,也不需要费多大的力气。(那时候人少地广,荒芜的土地很多。只要不懒,能吃得苦,挣个温饱是不成问题的。)这条山冲是本庄沈财主家的。

太公租下这一条山冲,把家就安在山冲的上半截。全家人吃苦耐劳,奋力苦战,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经过两年的时间,开垦了100多亩荒田荒地。

几年以后,他们又在山坡的阳面,建起了五栋20多间简单的土墙茅屋;住人,储备粮食,住牲口,放农具。从此这个六口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了自己的名字——王庄。

天道酬勤,连续几年的风调雨顺,太公家的日子一年好似一年。他买下了开垦的所有田地,还有周围的小山丘。

家里是年年丰收,年年添丁加口。从六口的一个小家,十几年后,成了一个20口的大家,人口翻了三倍多。

孩子多,缺少人照顾。吃饭的时候,总是摔了碗,又丢勺;这个碰着,那个又磕着。一餐饭几个人都忙不过来。后来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在一个又厚又长的木櫈上,剜十几个碗一样的洞,每个洞边上用细绳系着一个勺子。把饭和菜盛在里面,孩子们在一条矮长櫈上坐成一排,高櫈和矮櫈固定在一起,挪不动。孩子坐在上面很稳。吃饭时你看我,我看你。相互竞争,吃的是又多又快,不浪费饭菜,又安全。给大人省了很多的功夫。

俗话说,人走鸿运狗都上洞缸。家里的一条大黑母狗,大便的时候上厕所。这条狗,还有一条母牛,都是从江北划水过来的。由于船小载不下它们,它们就随着主人的小船,从江北游到了江南。可想这条狗和这条牛的毅力有多坚强。这条狗和那条牛是我们祖上的两个传奇。

那时候山上的野兽很多,特别是狼和野猪,成了家禽和庄稼的大敌。

家里的人口多,养的家禽也多。不建圈,只搭一个大棚子,晚上鸡鸭鹅之类的禽就在里面过夜。

一百多亩的田地,收了这个种那个。山上的野猪多,经常下山糟蹋庄稼。这些保护家禽,看护庄稼的责任就全落在狗的身上。

那条母狗几年以后,也成了一个二十多条狗的大家族。其中有两条狗很特别,全身长着青灰色的绒毛,个头比家里的狗要大得多。熊头虎背,强壮而勇猛,彪悍而凶狠。四条腿粗壮有力。跑起来像射箭一样快。打起架四五条狗也不是它的对手。太公他们说,这两条狗不知是母狗和哪个野兽杂交的后代。或是狗熊或是大灰狼,都有可能

这群狗开始有几个房头的爷爷晚上领着四处查看庄稼。自从那两条狗长大以后,就不用主人带领了,每天吃过晚饭以后,那条母狗就代着它的儿孙们出去了,再不需要主人操心了。家人拴两条弱小的狗看护家禽,若有狼来侵犯,那两条狗就拼命地叫,人和外面巡逻的狗听到叫声,就会立刻赶来。家禽一次也没丢过。

这群狗一年到头不知给家里捕猎多少个獐子麂子野兔野猪等。晚上听到外头狗叫门和抓门的声音,太公就知道狗又逮着大野兽了。

逮到野猪獐子麂子之类的大野兽,那两条青灰色的大狗,就分别在野兽的左右两边,用嘴巴咬着它的耳朵,控制着它的行动,后面用尾巴狠狠的抽打,驱赶。其它的狗则前后左右护拥着,形成一种很强的阵势。吓的野兽不敢反抗,乖乖地服从。若是兔子之内的小动物,它们就把它咬死放在门口,不去惊动主人。

这群狗不单是我们王家的福星,连这周围的邻村都沾了光;庄稼没有野兽糟蹋了,就连小偷强盗都不敢进王庄。这上下横直几十里地,都知道这群狗的厉害。

那条母狗活了20几岁,在我太公去世的第二天,也死了。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太公舍不得那条狗,把它带走了?或是那条狗舍不得主人,跟着去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当地人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

田地多,需要牲口也多。这十几年,太公家的牛,从一条己发展到七八条了。有的是买来的,有的是那条母牛生的。

这群牛、农忙的时候帮助主人耕田耕地,农闲的时候根本不要主人放养,早上上山吃草,晚上回牛栏睡觉,进进出出都有那条老牛带着。如果有哪条不懂事的小牛糟蹋了庄稼。它上前就是狠狠的一牛角,从不顾惜。所有的牛在它的管束之下,是服服帖帖。晚上那条老牛就睡在牛栏的门口,不让别的牛夜间乱跑。除大雪封门,主人送水送料,补充营养,就再不需要人操心了。

这条老牛死了以后,太公念它是王家的功臣。把它埋了,埋了一个很大的坟包。立一块大石碑,上面写着:“老牛坟”。

有的人说,太公埋这条老牛,是就这个机会埋银元。不然没有必要把老牛坟堆的那么大。由于当时时态混乱,银元放在家里不安全。

2007年我路过那个地方,听说老牛坟被盗了。盗墓的是两个中年男人。就是过去,那个叫沈家庄的村上人。其中的一个,几天以后就死了。有人说是盗墓时急火攻心、累死的。有人说是报应。另一个自从盗墓以后身体也一直不好。听说那个老牛坟里,埋了足有200多斤银元。

都是传说,也没有人去考证。

如果老牛坟里真的有银元,太公没有说。我想是因为一直都是战乱,怕这些钱害了晚辈。为了保护子孙的安全,一直保守着秘密。或许想等待合适的机会把它挖出来。

还有一个原因,太公去世的很突然,没有机会说。我想埋银圆这件事,唯有太公是知情人。

日子富裕了,思念儿子的心情就更强烈了。爷爷离家出走己整十五年了,音信全无。家人想出去寻找,可没有地点,没有方向,就好比是大海捞针。就打消了出门寻找的念头。

派人到江北去探过消息,但也没有回过江北。临走只好把江南的新地址交给了本家兄弟。爷爷若回家,一定先回江北。到了江北,他就一定能找到现在的新家。

这一等又是几年,太奶奶实在等不及了。说自己的年岁大了,忽然一天走了,连儿子的最后一面也见不着。无奈之下,她就用老辈子传下来的一个方法,召唤儿子。这个办法是否管用,她不知道。但她一定要试试,否则她就熬不下去了。

太奶奶在自己住的正房廊檐上,靠一个长木梯子,晚饭烧好以后,拿一个煮饭用的水瓢,爬到梯子的上端,对着远方呼唤:“二娃,(这是爷爷的乳名。)母亲想你!快回家呀!全家人都想你啊!回家吧……”一边喊,一边用水瓢在空中舀一下,喊着喊着泪就流下来了。

记得我们小时候,受了惊吓,发高烧、晚上睡觉不安稳、眉毛竖立,母亲在吃晚饭之前也这样喊。她用一个小木凳子垫着脚,站在大门的中间,用一只手搭在大门框的上方,对着远方大声的呼喊,谁生病就喊谁的名字。说来也怪,母亲一喊,晚上睡觉就安稳了,也不发热了。当然,这种方法只能医治受惊吓的孩子。

等我们有孩子以后,就不好意思站在大门口大呼小叫了。母亲又叫我一个方法:晚上上床睡觉时,把孩子搂在怀里,用左手轻拍床沿,喊一声拍一下,说一些诱惑和安慰孩子的话。天亮的时候再喊一遍。喊一两个晚上,孩子睡觉就安稳了。

母亲说,娘的声音传千里。受了惊吓、孩子的魂魄迷路了,听到妈妈的喊声就会闻声而归。

不要不相信,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亲身经历。我在这里说,是想告诉那些年轻的妈妈,如果你家的孩子晚上睡觉不安稳,经常从梦中惊醒,不妨用这种方法试试,很管用。

言归正传。

太奶奶喊了一个月以后,那是八月初的一个下午,是个大好的晴天,太阳快偏西的时候。王庄的冲口,驰来一匹高头大马,一个彪形大汉,威风凛凛的骑在马背上,向王庄飞奔而来。太公和他的几个儿子正在田里种油菜,那匹大马渐渐的近了,他们看到马背上的那个男人高大魁梧,头戴一顶黑礼帽,身穿一套灰色的骑士服,脚穿一双黑色的长筒皮靴,腰上挎一把长剑,一件黑披风在背后随风飘扬,飞舞。带着一副圆形的墨镜,目不斜视直奔王庄而去。

太公看这个人朝家去了。又好奇,又担心,和几个儿子扛着农具就往回赶。

正在路边地里捡棉花的几个妯娌,看见那个人朝她们奔来,吓得蹲在棉花地里不敢站起来。听到哒哒哒的马蹄声走远了才敢探出头来。看到她们的公公和丈夫都往家里赶。也顾不得棉花没捡完,也一个个拎着箩筐往家跑。

太奶奶正在挪柴烧晚饭。那匹高头大马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停下了,马上一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正冲着她笑。太奶奶不敢多看,吓得丢下柴禾就往屋里跑。那个年轻人跳下马赶上太奶奶:“母亲,你不认识我了吗?”

太奶奶听喊,转过身来。那个年轻人取下墨镜,赶上几步,跪在太奶奶的面前:“母亲,我是宏泰啊!”

太奶奶听说是她儿子:宏泰。颠着小脚,紧赶两步,取下爷爷头上的黑礼帽,在他的脸上搜寻了片刻:“二娃,真的是我的二娃!”

正赶回来的太公,和其他的家人,听说是爷爷回来了,放下农具围上来。仔细的辨认——不再是15年前的那个少年了。眼前的这个男人,身材高大,虎背熊腰,魁梧健壮。方形的脸上,两道乌黑的剑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挺拔的鼻子下面是一张刚毅的嘴巴,脸上的每块骨骼,无不透着男子汉的刚强、果断和勇敢。

妯娌们拎着装着棉花的筐子,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心里想:我们家还有这等的人物,长的好标致,好威武。心里是又敬佩又羡慕。

孩子们也从别处闻声而来,钻到爷爷的身边,扬起一张张脏兮兮的小脸,好奇的看着这个陌生人。有几个小一点的孩子,鼻子下拖着两条鼻涕,呆呆的看着,鼻涕快流到嘴里的时候,才想起,用手背揩一下,或是一吸,两条鼻涕又缩进鼻孔里。手上都拿着用泥巴做的鸡鸭鹅牛狗等小动物横型。

兄弟几个站在旁边望着爷爷笑。太公和太奶奶高兴的直流眼泪。

吃过晚饭以后,家人们都围坐在堂屋里。妯娌们都把各人房间里的油灯端了出来,堂屋里比平时亮了几倍。孩子们也都洗干净了,围在父母的身边。爷爷给每个孩子两块银元的见面礼,接过银元的孩子,在大人的催促下,怯生生的说一声:“谢二叔。谢二伯。”然后就很安静的围坐在父母的身边。

分别这么多年,家里人都有很多话想说,很多话想问。但最想知道的,还是爷爷离家以后,都到了哪些地方?做些什么事?受过多少苦?

爷爷说,他离家以后,爬上轮船。由于走的匆忙,身上没有带钱。他在船上帮人搬运行李得一些小费维持吃喝。听说汉口码头好挣钱,他就到了汉口。在那个码头上,他做了半年的苦力。又听说上海好挣钱,他又来到上海码头,在那里做了将近一年的搬运工。因为身上有点家传的功夫,后来经人介绍来到了上海滩。从此就一直在那里帮人做事。

“这回回家,就不走了吧?”太奶奶急急忙忙的问。

“还是要走的。前一个月,忽然心神不安,吃不下,睡不着。一心只想回家,有两个早上,我做梦:好像母亲在喊我。”他看一眼,紧挨着他坐着的太奶奶:“我担心母亲有什么事,就急匆匆的赶回来了”。

太奶奶两只手紧抓着爷爷的一只手说:“我能有什么事啊,我是想你!”她指着屋檐上靠的那只梯子说:“我天天早上天不亮就爬上去喊你回来吃早饭,晚上又爬上去喊你回来吃晚饭。我都喊了一个多月了。二娃呀,母亲总算把你喊回来了。可不能说再走的话了。”说着,她抽出一只手揩眼泪,揩干眼泪,马上又抓着爷爷的手,一刻也不敢松开,生怕他又跑了。

“这些天,我白天赶路,晚上让马歇脚。走了七八天,四天前到了江北,二伯伯说你们早来江南了。我也知道家里都平安,就不急了,在那里逗留了两天。今早天还没亮,我就赶着回来了。”爷爷又接着说:“这十几年我在上海也挣了一个家,房子和家具都有。”

“有没有成亲?”太奶奶有点担心的问。

“没有。”

“哦,那就不叫家。有老婆的家,才叫家。”太奶奶放心了。“改天叫你的兄弟跟你一道去,把能搬回来的东西,搬回来。搬不回来的东西就在上海给卖了。回家来,母亲给你寻一个好姑娘成家”。

“那些家产虽然是我挣的,如果我不留在上海,就不归我了。”

太奶奶听后,沉思片刻,然后很慷慨的说:“不给就不要了,做一套房子,制一房家具不难”。

爷爷笑了笑,没有再提回上海。

太公把围坐一圈的家人,介绍给爷爷:

“那是你大哥的一家子,你大嫂,三个光头,两个女娃,你走的第五年成的家。

你三弟,两个光头,两个女娃。二十二岁成家,抱着女娃的,是你三弟妹。

老四,那个大一点的女娃(指靠在桌边的那个)还有那两个光头,歪在他母妈怀里的两个猴子精,下雨天就围着他的大大,要学耍猴棍。”

四爷爷七八岁的时候,就跟一个叫“红光”戏班子走了。被一个演猴戏的角收作了徒弟。他走的比爷爷早。那一年戏班子在江北王家祠堂里唱了几天戏。四爷爷模仿着猴子的动作,像模像样。班头在太公面前讨要过几回,太公都没有答应,后来四爷爷就偷着跟他们走了。四爷爷18岁的那一年,红光戏班子来到三里镇演出。离我们王庄只有二十几里路。太公听说后就赶到了那里,找到了四爷爷,把他带回了家。回家以后几年,农闲的时候四爷爷还到戏班子里演几个月的戏。后来太公说戏子的地位低,被人瞧不起,死活不让四爷爷再去演猴戏。为此父子俩是经常大战。太公拿棍子打他。他轻轻的一跳就上了屋顶,这个屋顶跳到那个屋顶。太公哪里能撵上他,急得在下面直跺脚:'小短命鬼,快下来吧,屋顶踩通了,下雨天又要补漏了。’把他关在家里打,他一个纵步就上了楼,在上面做着各种猴的动作。把太公的气得哭笑不得。听说他的猴棍耍的最快,只看到一个圆圈,根本看不到棍子。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加上长久不练也生疏了,也就不想再演猴戏了。

太公笑笑,用手捶几下大腿,站起来用手叉着腰扭扭。人老了身上不是这里酸,就是那里痛。活动活动筋骨舒服点。扭了几下,坐下来接着说:“都成家了。你的两个妹妹也都有孩子了。你也老大不小了,不能再飘了。成个家安心的过日子。”太奶奶也跟着附和:“是啊,老大不小了,早该成家了。”

在家的这些天,白天爷爷跟着他父亲和弟兄下地干活,晚上趁着月光在屋后山坡的草皮上习武练拳。太公跟在后面偷看了两回,心里疑惑。有一天他忧心忡忡的问爷爷:“二娃,你在上海到底做什么呀?怎么有那一身的好功夫?我看七八个人也不是你的对手。”

爷爷见太公问,就说:“在外面做事,没有一些功夫是很难立足的。我是跟着一个大老板后面做生意。你放心,我不会做杀人放火的事。”

太公把晚上看到爷爷练武的事告诉了太奶奶。并说爷爷现在练武的套路,跟祖上传下来的根本不一样。要厉害的多。太奶奶听后心里就更加不踏实了。她想:儿子这一身的好功夫必定是为打打杀杀才学的。另外他自己挣的家产却带不回来,肯定是受人牵制。这么一想,她决定不再放儿子回上海。于是就到处托媒人给爷爷说亲。

中秋节已过,爷爷准备启程回上海。太奶奶说什么也不放他走,藏起了他回来时穿的那一身衣服。叫孩子们看着那匹高头大马。只要爷爷一提到回上海,太奶奶就哭。心里就盼着媒婆能给爷爷寻一门好亲。

8月19是个好日子,一大清早树上的喜鹊就欢蹦乱跳,对着太奶奶的家门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太奶奶心想:今天一定有喜事临门。果然,半上午的时候,媒婆就喜气洋洋的来跟太奶奶说:桥东金家有个闺女,名叫金花,十五岁,长的是如花似玉,身材又好,特别是一双脚,三寸都不到。是个上等的美人。

桥东金家,太奶奶知道,早年听太公说过。是个本份的厚道人家。他家祖传的小儿科很有名。上下几十里,无人不知。给人看病只收本份的医药费,从不宰人。但不知道他们家还有一个闺女。

太奶奶把这件事告诉了爷爷。爷爷心里还想着回上海。经太奶奶的再三劝说。爷爷打算见见那个女孩,再作决定。

根据媒婆描述,是合意的。但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必须要自己亲眼见见。但是过去是不会相亲的,两口子在没有结婚之前绝不允许见面。都是父母之命,媒说之言。

一天爷爷在路上遇到一个卖针头线脑的货郎。他上去跟货郎攀谈起来。开始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后来爷爷提到桥东的金家,又提到金花。并且实打实的告诉了货郎:金花是媒婆给他介绍的未来的媳妇他想亲自见一见那个姑娘。

提到桥东金家,货郎说这方圆几十里他都很熟悉。桥东村他一个月要去一两次,金家的姑娘也经常在他的货担上买一些针头线脑,现在已经快一个月没去过了。爷爷听他如此说,就跟货郎谈了一个条件:现在就带他去桥东村,负责把金家的姑娘引出来,让他亲眼看看。如果能办到,就给货郎一块大洋。开始货郎不相信,后来看爷爷说的认真,心里好高兴,一块大洋!他要多少天才能挣到?这一趟买卖,即使不成,对他也没有任何损失。他心里有数,这块大洋他赚定了。

货郎收起拨郎鼓,挑起货担,带着爷爷大步流星朝桥东村方向走去。

到了桥东村头,他卸下货郎担,拿起拨郎鼓,不停的转动,鼓点敲打着鼓皮“咚咚咚,咚咚咚……”伴着货郎叫喊声,响彻整个村庄。

这是一个五六十户的大村庄,看着房屋和村子的气象,就知道这个村庄很兴旺。

货郎没有在村头久留,挑起货担,摇着拨郎鼓,一路吆喝,向金家方向走去。

来到金家大门前的一棵桂花树旁停下,还在不停的吆喝:“新到一批上好的丝线,颜色齐全,杭州货,快来看看。”

爷爷在门前一个用石块堆起的半节矮墙上坐下,抬起一脚,架在矮墙上。随手拨一根狗尾巴草在手上转动。看着货郎吆喝,好像是在看热闹。

货郎看金姑娘没出来,又提高了嗓子:“这一次的胭脂水粉比上一次更好:细滑鲜艳。涂在脸上很舒服哟”。不大一会儿,门里走出一个窈窕的姑娘,一米六左右的身材。上身一件紫红色的碎花大襟中袖紧身小褂,下身一条黑色的拖地洋褶裙。一条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胸前,随步轻轻晃动,给这个身形多增添了几分妩媚。

货郎见了,立刻招呼:“金姑娘,上次你要的彩色丝线,这次给你代来了,快来看看,中不中意。”

爷爷心想:这个货郎,原来你们早有约定。怪不得答应的那么爽快。

货郎招呼生意,其实也是暗示爷爷——这个就是你要找的姑娘。

那姑娘虽说只有15岁,但身材已是婀娜多姿。一身合体的衣裙,更是衬托出她丰盈完美的体形。一双小脚藏在裙子里面,举步轻摇,行动似杨柳扶风,风姿绰约。

她来到货郎担旁边,背靠着桂花树。(由于脚太小,她站到哪里都需要有个依靠。)挑选着自己的所需。

货郎一边从货担底层拿丝线和胭脂花粉,摆放在货担的上层,供金姑娘挑选。一边对爷爷说:“那位大哥,你也过来挑选几样给家人吧。都是上等的货色。”他的意思是希望爷爷能近距离的看看金姑娘。

爷爷懂得他的意思,就走了过来。看了一眼摆在上面的胭脂花粉和丝线:“都是女人用的东西,我一个男人也不懂,算了吧。”说着瞄了一眼金花。

货郎也不理会。只顾向金姑娘介绍胭脂花粉和丝线的好处。

只一眼,爷爷就记下了她的容颜:圆圆的脸蛋,稚气、纯朴、俊秀,大大乌黑的眸子透着灵气,白皙的脸颊渗着丝丝青春的红晕。丰满的小嘴,涂着唇红,在厚嘟嘟的两腮中间,无比的娇媚。但又使人无法心生邪念:那张脸好比是一朵红色的芙蓉,可欣赏而不可亵玩。

晚上,爷爷把见到金姑娘的事,告诉了太奶奶。太奶奶想听听爷爷的想法:娶金姑娘他是愿意的。但心里就是放不下上海的那笔财产,那是他十几年的心血,上千块大洋的家产,就那样不要了,他心里很难接受。但又想想自己这么多年在外头漂的日子,没有亲情,只有利益。看看眼前这其乐融融的一大家子,兄弟姐妹都已成家,唯独自己还单漂。回上海成家,过安稳的日子,不是那么容易。还有,父母的年岁己大,自己还没有尽到一天孝心。想来想去,他下定了决心——不再回上海。

太公和太奶奶听爷爷说不回上海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们开始给爷爷张罗婚事,先是请媒人到金家提亲。又给爷爷准备新房,(说是新房,就是爷爷现在住的那个土墙茅屋的房间。墙的四周用石灰水粉刷一下,隔楼上铺几块木板挡个灰尘,隔个风。请木匠打一张床,二个柜子,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用红漆刷一刷,摆在房里,就是新房了。)又是准备到金家的财礼。爷爷不好意思要家里出钱,尽自己代回来的钱办这场婚礼。家人帮着操一份心,出一份力,尽份心意就好。

腊月初八,是爷爷的大喜曰子。太公杀了两条猪。一条是给金家办酒席的彩礼。一条留着自己家办酒席。

金家和王家,都是大户人家,简单的一摆,两边酒席都各有二三十桌。

做新娘,一生一世只有一回。爷爷为了金花嫁的风光,请了吹鼓手,租了一顶八抬大轿。热热闹闹的把新娘娶过了门。

从此,爷爷把一颗想回上海的心收了回来。天天跟着父亲和兄弟在田地里干活。下雨的时候也练练武功,也教孩子们练一些功夫。

爷爷不但会舞棒弄剑,童子功,轻功,缩骨功等,都非常的厉害。

爷爷说童子功主要是强身健体,回家的初期早晚还练,结婚以后就丢掉不练了。轻功,缩骨功练了两年也丢了。他练轻功的时候,把一块高沿的空坡箕放在地上,沿着坡箕沿跑,坡箕却丝毫不动。没事时,他拿一把铲田埂的板铲,抛到晒场的中间,板铲直立,爷爷一个老鹰腾空的姿势,脚尖轻轻一踮,就轻巧的站到那个铲把上。半蹲着,向后勾起一只脚,两手张开保持平衡,能在铲把上能停留一分多钟。四爷爷的轻功那么好,却佩服的五体投地。

爷爷的缩骨功,不是一般的厉害。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绳子把他绑起来,或是绑在树上,或是绑在其它的地方,他都能全身而退。家里过年用来蒸糯米做甜酒的饭蒸了子,那么小的一个小木桶,套在他的头上,他将两个肩膀缩一缩,收一收,身子一晃一晃,那个小木桶就从头上掉到了脚下。爷爷说练这种功夫是很痛苦的。没有很强的毅力是练不成的。

孩子们见一样,就想学一样。尤其是轻功。爷爷说,那个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他教孩子们一个很实用的功夫:板凳功。爷爷常说:“一条板凳走天下”。而且这个功夫,不管是聪明的孩子还是笨一些的孩子都能学会。防身又健体。为了教孩子学板凳功,他给每个小孩做了一条小长板凳。教孩子们时,很有耐心,一点一滴,毫无保留。

我小的时候见过父亲耍过这套功夫。他两只手抓着板凳档子的下方,左拐右拐,上下翻滚,斜档直打,收放自如……我看的目瞪口呆,父亲说,他打的不如爷爷三分之一的自然,快捷。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怕三四个小伙子也不是他的对手。

自从爷爷回家以后,十里八乡接骨疗伤都来找他,爷爷从不收一分钱。说能解别人病痛,是件积德行善的事。接骨疗伤对他来说是件小事。

他把这门医术,全部传授给了他的儿子们。我的父亲还有两个叔伯,一生不知给别人接过多少骨折,疗过多少次伤,也不收一分钱。逢年过节的时候,记着恩情的人,买一些东西来感恩,父亲总是推让一番。不记这份情的人,父亲也从不说什么。

有这门医术,不但能解别人的痛苦,也常为自家人解痛苦。小时侯,不是这个脚扭伤了,就是那个骨错位了,痛得难熬,经父亲的手一摸就好了。不能不佩服。

我的四叔,接骨疗伤,更高一筹。一次他给朋友家帮忙,回家晚了。天黑路滑,掉进了一条沟里。把大腿骨摔断了三截,中间一节摔成不规则的三瓣。同伴把他背回家后,他坐在床上,忍着剧烈的疼痛,一边摸一边捏一边接。把断了的骨头和捏开的骨片移到原来的位子上,固定包扎好。静养一个多月以后,他撑着拐杖下地走路了。那条伤腿短了一厘米,他把鞋底增高一厘米,走起路来才看不到瘸。在医院里拍片子,医生看到那些被拼起来的骨头,简直不敢相信,只凭手感,不借助任何医疗设备,就能把那些断骨和捏开的不规则的骨头片,拼接的那么完好,真是一双神手。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爷爷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那一年,他36岁。 俗话说,祸不单行。太公头天还在地里收割小麦,第二天早晨喊他吃早饭,人就没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太奶奶因为思念过度,下半年也跟着去了。他俩是这一大家子的梱桶圈,圈断了,这个家也就快散了。

当年又闹了一次蝗灾,粮食紧缺,家里开始闹矛盾。兄弟也各有私心,妯娌嫌奶奶脚小,做事不利索,每天只能烧烧饭,洗洗衣服,外面的农活根本帮不上忙。俗话说,没有不散的宴席,第二年正月十六那天,他们分家了。爷爷只分得自己房间里的东西。生活用品,牲畜,田地都没有分到。这些共公财产,都是在爷爷回家之前挣下的。“一个好汉难养三口。”他们说,这几年,奶奶因为脚小不能在田地里干活,只有爷爷一个人在外面种田种地,已经占便宜了,就不能再多分东西了。

父母在的时候是一家,繁事父母操心,一碗水端平,一家人有吃有喝,什么都不愁,才有兄弟情深。现在父母去了,又是荒年,兄弟们各有家口,也就顾不得手足之情了。

奶奶坐在床上,一手挪着铺盖,一手揽着三个孩子哭。爷爷什么话也没说,出去了。傍晚的时候才回来。第二天天不亮又骑着那匹高头大马走了。

下午回家的时候,那匹马不见了,牵回了一条水牛,牛背上拖着两个大麻袋。一袋装着生活用品和锄头钉耙之类的农具,另一个袋子里装着种子和粮食

兄弟们都在各自的屋里垒起了小灶,单开伙了。

奶奶踮着个小脚,点燃了大锅灶,烧起了他们五口之家的晚饭。这是他们在这个大家庭里的最后一顿饭。

天还没亮,爷爷不知从什么地方借来一辆牛车,搬了两件简单的家俱,桌子椅子和两个柜子,挪一抱稻草捕在牛车上,展开铺盖把三个熟睡的孩子和奶奶抱到车上,扬鞭而去了。

天渐走渐亮,大约走了十多里路,翻山越岭,一路颠簸,来到了一个山丘旁,在一个三间土墙茅屋旁停下。茅屋不大,大概只有六十几个平方米,大门朝南。爷爷说,这房子就是我们以后的家了。他把奶奶从牛车上抱下来,推开茅屋门,奶奶紧跟在后面。堂屋和厨房没有隔墙,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在靠西北的拐角处,有个用泥土垒起的小灶,旁边摆着一担己装满水的水桶。房间没有门。里面靠后墙用砖头码起一个大床,上面担着几块板,己经捕上了厚厚的稻草。

爷爷把三个孩子,在大床上安顿好。从牛车上搬进来一个大麻袋,里面装着锅碗瓢盆和一些粮食。爷爷把一口锅按在土灶上,奶奶开始烧她的早饭。爷爷又把桌椅放到堂屋里,两个柜子搬进房间。卸下牛车,牵着牛,扛着一把锄头出去了。

那天奶奶揽着孩子哭的时候,爷爷骑着那头马在这方圆二三十里的地方跑了一个圈。中午他来到这里。这房子里原先住着一个孤老头,爷爷给他接过骨头。路过这个地方,爷爷想进来看看他。推开门,里面什么都没有。到对面村庄一打听,说这位老人己去世一年多了。老人的二亩田地和这三间土房,现已归他侄儿所有。他侄儿就住在对面的村子,这村子叫新屋。爷爷来到新屋,找到他的侄子。说想租他叔叔的三间土房和两亩田地,他的侄子早知道爷爷的为人,就爽快的答应了。当场就签下了契约。爷爷住下来以后,他效仿太公的做法,租下周围所有的荒田荒地,不但白天,有月光的晚上也在抛荒播种,可以说是不分昼夜。不好的年头,别人家没有吃喝,爷爷家的粮食却吃不掉,经常的救济一些苦人家。

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乞丐,由于荒年要不到饭,隔二天就到爷爷家讨一顿。后来就不走了,也跟着爷爷下地干活,爷爷见他可怜,就把他收下了。这个小乞丐名字叫有吃。他说他家在江北,家里很穷,常常的饿肚子。娘希望他以后有口饭吃,就叫他有吃。娘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去世了。他是从江北一路讨饭过来的。

这个有吃,头上长着一头的白赖秃子。坐在哪里,两只手就不停的抓。被赖秃子折磨的愁眉苦脸,黄皮骨瘦。爷爷见地受罪,就叫他用温水把白秃屎泡洗掉,秃屎洗掉以后。整个的头上红浠浠的没有头皮,渗着黄水和血水。爷爷把芝麻炒香锤成粉,用蜜糖调匀敷在他头上。油润患去,缓解疼痛,又能将虫子引到芝麻上来,一天换一次,一个星期以后就长了头皮。爷爷又在山上挖一些草药,垂出质水,叫他每天在头上涂几次,涂了几个月。漫漫地,头上长一些黄黄的绒毛,又过几月,绒毛渐渐变得浓密,后来是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根本就看不出当初是一发不生的秃子。长出头发以后的有吃,身上也长了肉,却是一个帅气的小伙子。长大成人以后就入赘在附近村子一个姓朱的人家。入赘后还仍然在爷爷家做长工。

奶奶这几年也做了不少的好事,她得到祖上小儿科的真传,这上下十几里路的孩子,有个头痛脑热身体不是,都到奶奶这里看。从不收取费用,如果有小孩子是因为饿出的毛病,奶奶就用小角箩装几斤米,或是用布包几斤米,叫她们回家煮点稀饭喂孩子。

爷爷和奶奶对穷苦人很慷慨,但对自家却一直保持着每日两餐稀饭一餐米饭的规定。哪怕是逢年过节也是如此。一年到头不舍得吃肉,只大年30晚上一餐,由于长期不吃油荤,孩子们见了大鱼大肉,都吃不下去,可怜的说,我想留两块明天吃。

苦省下的粮食全部卖了,买田地。爷爷心里的规划是,不管以后几个儿子,分家时每个儿子要有30亩良田,每个女儿出嫁,30元大洋作陪嫁。

孩子渐渐的大了,多了,房子不够住。爷爷就在那个山间土墙茅屋前面,做了三栋房子,中间一栋五间,座北朝南;两头各三间,四合院的形状,前方砌一道院墙,一个大门楼。都是土墙瓦房,从此人们就叫这个地方——大瓦屋。

有一年沈家铺有个大户人家,家里失火了,烧掉了所有的房屋和家俱。为了筹钱建房子和家具,他准备卖掉50几亩的良田,爷爷知道后就全都买下了。由于离家太远,就让他们本村的人租种。收上来的田租也不运回家,放在本村一个叫乔水升的家里。他家有间空房,这乔水升是奶奶表亲。爷爷一年给他几百斤的稻子做租金。稻子也只是暂时存放,有粮贩子来的时候就卖掉。

存放在这里的粮食,年年都要少几百斤。乔水升是个很好赌的人,老婆和孩子跟着他受了很多的罪。每年揭不开锅的时候,就吃爷爷存放在这里的粮食。年关不得过还偷着卖一些。爷爷口头上也警告过几回,叫他不要再赌。但都成了耳旁风。爷爷又不能把他怎么样,必定家里的老婆孩子还要靠着他过日子。

今年粮贩子来的早,还没到年边就来了。爷爷打开粮仓,稻子不见了,仓库的地板上和拐角处,全挪起来也不上两百斤粮食。爷爷派人找回了乔水升,问他稻子去哪了?他死活不吱声,在爷爷再三的逼问下,他才说卖了还了赌债。爷爷这一生最恨的是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人。听说把四五千斤的稻谷全部给赌输了。爷爷气得头晕两眼冒金花,他上前给乔水升两个嘴巴,说:“你这个畜牲,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居然把那么多的粮食全给赌输光了。今天非打断你一条腿,让你长长记性。”乔水升听爷爷这么说,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说:“二爷放过我这一回,下次不敢了。”他的老婆听说要打断他的腿,和二个孩子也一起跪倒在爷爷面前,哭起来。

爷爷知道,这娘儿三跟着乔水升受了多少的苦。

如果这两年不是他存放一些粮食在这里,这娘儿也不知乞讨流落在哪一方了?

所以,每一年少几百斤粮食,爷爷都没有把粮仓移走。他想还救济他们几年,等孩子大一些再租几亩田给他们种,自己养活自己。

爷爷今天不想再轻饶乔水升了。他要给他一点颜色,杀杀他的赌瘾。让他的妻儿有个真正的依靠。

爷爷叫人请来当地的甲长和保长还有他本家的叔伯和兄弟。当着他们的面,叫乔水升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两年还清他赌输了的四千五百斤粮食。现以房子做抵押。两年还不清,房子归爷爷所有。甲长保长叔伯兄弟签名作证,乔水升签名按手印。(其实爷爷这是逼乔水升戒赌。两个嘴巴打下去后,这笔帐就算了结了。)

爷爷这次来还有另外一件事,高家豆腐坊要常年雇佣一个长工。爷爷给乔水升接下了这个活。高家是一个厚道的生意人家,他跟爷爷的关系不错,开的工价也合理。为了防止乔水升接了工钱再去堵。规定他每月只领取家人的生活费,剩下的工钱年底结清。工资头两年有爷爷代保管。

在高家做事的时候,除了老板放假,不得无故的旷工。这些都必须写在保证书里,交给爷爷。

爷爷临走的时候对他老婆说:“稻仓里剩下的粮食,留给孩子吃。水升明天就去上工。

两年以后,乔水生的赌戒了。爷爷当着保长甲长还有叔伯弟兄的面,把乔水升两年前写给爷爷的欠条当面撕毁。并把这两年乔水升在高家豆腐房做的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了乔水升。并且督促他将这笔钱买了几亩良田。现在的乔水生也是一个有几亩田地,不愁吃不愁穿得庄户人了。

这件事情后,人人都说爷爷是好人,菩萨心肠。不但不要赔粮食,还给乔水升找了一份好工作。还帮他买了田地。多大的胸怀,何等的气概。若不是爷爷,乔水升这一辈子也过天上现在这样的好日子。

一九二七年夏天,离爷爷家二十多里的南面大山的那边,有个叫谷凼村的小村庄。面积不大,二百多亩田地,三十多户人家。四面环山,村子就在山凹里。村子的东西两头有两个峡谷,一条小河穿过这两道峡谷。小河的旁边是一条小路,顺着小河通向两头的山外。

五月初九这天,下了一天的大雨,晚上四面山上的洪水涌向这个小村庄。村里的人来不及上山,全部爬到门口的大树上。雨还在下,天黑的不见五指。大树在洪水的冲击中不断地摇晃,人们紧紧的求着树丫。不知是否会有人被摇到树下?也不知是否还有人没有爬上大树?每个人的心里都担着心。叫爹喊娘,呼儿唤女,一夜喊到天亮。

大水淹掉了房屋,淹没了庄稼。

家畜,家禽,家具,等生活用品,漂在水面随洪水流向远方。

不远的谷口堆挤着许多的草屋顶,一群鸭子为了避免浪的正面冲击,在水面上斜斜的奋力地向村子方向游着。一浪过去把它们压在水底,浪过之后又浮上水面,就这样的反复着。无论它们怎么努力,都难以前进。最后,只有随波逐流。

村上的人被困在树上,一夜一天。又冷又饿又困,树上的叶子都被吃光了,一些老弱的人都支撑不住了,到了第二旁晚,水才平缓了一些,也退了许多。峡谷越到谷下谷口就越小,水退的也很缓慢。村上会水的男人们,在地势比较高的几户人家,找来一个打稻的大木桶,划到每一棵树的下面,把树上的人一趟趟的运到山上,安放在一个大山洞里。

奶奶的一个小叔,就住在这个村里。受灾的第三天上午,他到了爷爷家,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爷爷问他山洞里还有没有人,

他说:“山上的路不好走,体弱病残的、女人和孩子们都在山上等着出外找吃的家人。”

爷爷跟奶奶说:“把家里的面粉全部都烙成面饼。我出去一下”。他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对面的村庄的村民,就陆续送来了一百多块面饼。面饼烙得又厚又大。

每年五月这个季节,家家的大米都不多了,都是以小麦为主食。爷爷给送面饼的每人两碗米。他们知道爷爷是为了受灾的人,才叫他们烙饼子。说什么也不要米。说,这也是他们的一点心意。

爷爷把这些饼子装进麻袋里,叫小叔带上山,发给那些还饿着肚子的人。说他明天早晨去看他们。

这一夜,爷爷碾转反则。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来到山洞,准备下山乞讨的人,还等着他。爷爷问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说:“只有带着老小出去讨荒了。”

爷爷说:“这不是长久的办法。今年过了,明天怎么办?现在才五月,如果再种一季水稻还来得及。”

“可谁家能拿的出种子呢?不说家被水冲了,就是没有给大水冲掉,这个季节,谁家还有稻子?”大家都这么说着。

“我家还有一些存粮。给你们每家一百多斤稻谷,种三四亩田。剩下的田地,想办法搞一些玉米种子种上。 明年就不愁了。”爷爷在心里算着,三十几户人家,需要三千多斤种子。家里的存粮不够,想办法弄个三五百斤,就行了。只是这三个多月,家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也管不了这些了,救急要紧。

爷爷看他们还在犹豫,就说:“种子是送给你们的,你们也不要有负担。不管下半年的收成是好还是不好,都不要你们还。你们受了这样大的灾难,我不能给你们更多的帮助,就想尽点力,帮你们度过难关。就不要再犹豫了。”爷爷说过这番话后,所有的人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经过大水淹过的田地,堆积着大量的淤泥,特别肥沃。种下去的庄稼,比每一年的收成都要好。这也算是老天开眼对他们的一份回报。

九月初九重阳节的这一天,谷凼村的男人们,肩上挑着稻谷,女人们手上提着鸡鸭鹅之类的家禽,举着一个用红布做的大横幅,上面写着:“感谢王宏泰大恩人!”浩浩荡荡,一路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来到大瓦屋。

这是爷爷没有想到的。他做的那点好事,却得到了如此隆重的回报,他为他们的这份厚义而感动。

爷爷支起二口大锅,煮了满满二大锅白米饭。杀了几只鸡,又杀了几只鸭。用几个大瓦盆盛着摆在桌上,让所有来的人都饱吃一餐。

爷爷要他们把送来的东西全部都带回,有这份心就够了。

“大恩人,你把全部的粮食都给我们做了种子,你们全家却吃了三四个月的菜糊,这份恩情我们是没法报答的。今天我们全村三十四户人家,每家都来了两个。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感谢的,带来的这点东西,请你一定要收下。另外,为了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想当面给您磕个头。”说着一齐跪下来,向爷爷磕了三个响头。

“起来起来!快起来!这是做什么呀!我王宏泰怎能受得起?”

爷爷感动又惊惶,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爹娘,他怎敢受这一拜。马上上前扶起比他岁数大的一些人:“大灾之后,你们的日子有多难,我知道。如果你们非要留下这些东西,这是诚心让我心里不好过呀!”爷爷千说万说,他们才答应把鸡鸭鹅带回家。但带来的稻种,说什么也不肯再带回家,说来的时候已经挑累了,回去再也跳不动了。爷爷也就没有再坚持。

这件事在十里八乡很快的就传开了,保长和乡长都感到脸上有光;这一片的老百姓,因为爷爷而感到自豪。从此爷爷就成了这十里八乡家喻户晓的名人。

爷爷是个性情钢直的人,对不公平的事,爱打抱不平。

唐庄的村头,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唐是本地人,叫唐开源。另一户姓陈是后搬来的,叫陈双林。唐开源的老婆叫赵翠,性格霸道,好要面子,凡事都要占上风。陈双林的女人叫刘桂芳,性格软弱,怕惹事。两家是邻居。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吵闹闹,但无论有理无理,都是赵翠占上风。

八月初的一天,这俩个女人又吵起来了。赵翠的鸡到刘桂芳的鸡食盆里去抢食。刘桂芳拿着扫帚驱赶,被赵翠看到了,说刘桂芳把她的鸡打坏了,不下蛋了。上去就抓着刘桂芳的头发,把她按倒在地,骑在她身上就一顿暴打。本来刘桂芳比赵翠就矮,又是小脚,人已到中年。赵翠正值青春年盛,个头大,力气也大,又泼辣,打起架来又狠。刘桂方根本不是她的对手。赵翠抓着她的头发。狠狠的对着地上砸,在她的身上又是捶打,又是脚踢。没多长时间,刘桂芳就不动了,赵翠还骂骂咧咧:“装死么,我让你装。”说着对她的胸口,又猛踢几脚。然后回家烧早饭去了。

有吃已经结婚了,就入赘在唐庄村。婚后还在爷爷家打长工,晚上经常回家住。早上他下地干活路过刘桂芳的家门口,看她大清早的睡在地上。就喊了几声,见没应声。他走到她身边,又大声叫她,可她也没有动。他感到有些不对劲,把手指放在她鼻孔前,但没有呼吸的感觉,脸色也非常地难看,有吃觉得不好,就大声地呼救。

他的喊声惊动了周围所有在田地里劳动的人,他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赶到刘桂芳的家,看看人已经死了。

早上在田地里干活时,都看到了刘桂芳和赵翠在吵架。因为都忙着干活,也没有人来劝阻,没想到怎么就把人给打死了?

刘桂芳的丈夫陈双林和大儿子,清早就下地干活去了。听有人喊,说他家里出事了,才慌慌忙忙的赶了回来。二个小一点的孩子不知什么时候,都已围坐在他母亲身边哭了。

陈双林见这种情形痛苦万分,想抱起他的老婆。被人制止了,说:人命大是天。尸体不能动。拿床单盖着,等上头来人。叫他赶快派人去报案。

上午十一点多钟,县长带着仵作等一行人,坐在躺椅上,四个人抬着,向唐庄方向来了。

爷爷就在对面不远的田里割稻,能看到刘桂芳的家门口。

看到县长来了,大家都想知道县长怎么判这个件案子。都纷纷的放下手里的农活,来到现场。

爷爷说:“有吃,你也去看看。有什么情况,回来跟我说。”

仵作掀掉盖在刘桂芳身上的被单。解开衣裳,发现死者的胳膊,腿,胸口身体的各个地方,多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脸上和胸前还有许多抓痕,头脑壳的伤处还有许多的血污。

仵作,站起来向县长报告:“此人身上有多去青紫伤痕,头上的伤口有大片的血污。根据伤情来看,分明是锤伤,踢伤,拉伤,抓伤,打伤,砸伤。”

县长听了正待点头,唐开源一把抓住县长的胳膊:“县长大人,这外面太热。到我家坐坐,倒点水喝。”

八月初,又正当太阳正烈,实在热得有点难耐。县长见有人请他家去坐坐,也不知道此人就是唐开源,就虽他进屋了。

有吃听仵作这么说,就回来跟爷爷报了信。爷爷听后点了点头,继续干他的农活。

其他的人还在等着县长的判决。

大约一顿饭的功夫,县长坐着躺椅走了。所有观看的人也都陆续地离开。爷爷问那些路过他身边的人,案子的结果是怎样?

有个叫大发的告诉爷爷,说:“县长到唐开源家坐了半顿饭的功夫,就叫人把仵作喊了进去。县长问仵作:'你说死者全身的伤都是乌色?’但县长不等仵作说话,接着又说:'听说早晨刘桂芳跟唐翠因为两家的鸡抢食,发生过口角。吵过之后因为唐翠急着回来烧早饭,没有再理刘桂芳。这个刘桂芳生来脾气就很暴躁。本来想撵上门再跟她吵,但看唐翠关着门不理她,她是又气又急,这大热天的,结果得了乌痧。当时又没有人及时给她治疗——你看她身上都是乌色。这分明就是发乌痧死的。’仵作不便再说什么。这个案子就这么定了。”

“陈双林就这样的放县长走了?”爷爷又问

旁边一个小伙子接着又说:“他那个怂样,能把县长怎么?现在全家人都围着桂芳在哭。唉,分明是县长收了唐开源家的好处,这个贪官,不得好死。”

此时,县长已经走远。爷爷拿着镰刀,向县长走的方向大喊:“狗官,站住!狗官,站住!……”边喊边追。

这一行人,听后面有人大喊狗官站住。心里有事心里惊。不但不停下,反而加快了脚步。

正好对面来了一个赶牙猪的,手上拿着一个两米多长的猪兜嘴。

爷爷朝那人大喊:“拦住狗官,拦住狗官。”

那人听爷爷在后面喊,好像是说“打死狗官”。听得不太真切,又看爷爷向这边跑的急。

看过来的这一行人,也在跑。也不多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猪兜嘴就朝县长头上打下去。

(猪兜嘴,是用竹子破的篾编的一个篾兜兜。防止猪在路上吃庄稼时兜嘴巴用的。兜子用铁丝和洋钉固定在一根结实的两米多长的木棍上。)

一兜子打下去,用力过猛县长的额头,立刻就张了一个大口子,伤口里的鲜血顺着眼睛直流下来,县长用手在眼晴上揩了一把,眼前立刻血红一遍,什么也看不清。正好旁边有户人家,随从叫县长去搞点水洗洗。刚到门口,门里出来一个30几岁的妇女,手上端着一盆猪食水,朝县长头上泼来。县长的全身上下都是猪水。

过去都说县长是白虎星下界,不能随便出入民宅。否则会带来灾难。

刚才泼猪水的那个女人,是个寡妇。丈夫死了没几年。听说县长要到她家打水洗脸,怕又给她家带来不幸。就端了一盆猪水倒在县长的头上——解晦气。

县长大发雷霆,压着赶牙猪的回到县城。

爷爷想:祸事闯大了,县长是不会轻饶他的。肯定会派人下乡来抓他,须得按排一下了。

爷爷拿了几块银元交给有吃。叫他把牙猪和钱交给赶牙猪的老婆。就说她男人出远门了,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后来爷爷才听说这两口子脑子都有点问题。家里还有个小孩。爷爷不放心,给他邻居一些钱,拜托照应一下。

八月初,家家户户的秋收秋种才开始。爷爷家的田地虽说部分给了别人租种,但还有四五十亩田地,自己耕种。孩子还小,这些事都要他亲自安排。家里只顾有吃一个长工,有吃也只是一个闷头做事的伙计,大小事情的安排,全靠爷爷一人。如果他被抓走了,家里什么事就都瘫痪了。他必须在进去之前把这些事都做好,他知道,这一进去,也不是一两天一两个月就能出来的。说什么,现在也不能让他们逮着。

当天下午,公文就下到了乡里,命令立刻抓捕王宏泰。

接到公文,乡长口头上答复的很积极。但行动却是拖拖拉拉。这个案子,爷爷的为人。乡长心里都是清楚的。再说,这又是抢收抢种的季节,能拖一天是一天。

到了第三天,县长看乡里还没有把人抓到。县长把乡长狠狠的批评了一顿;说乡长没有派人下去抓。

“县长大人,你这可冤枉死我了,你的公文一下来,第二天一早,我就带人下去了。可王宏泰头天晚上就走了,这几天,我一直都派人守在那里。”乡长委屈的说着。

“他家的稻子就不要了吗?”县长问。

“都是他本家亲戚帮他在收。”乡长说。

“那就一起抓,我就不相信他能躲到哪里去。”

“县长大人,这不好吧?”

“怎么不好啦?他们是在包庇罪犯。明天我派些人下去,你们要好好配合。”

“是。”乡长觉得事情严重了,糊不过去了。

回到乡里后,把这件事情宣布了下去。当天晚上就有人把消息通知了爷爷。

这几天,得到过爷爷帮助的村民,都放下手头上的事,帮爷爷抢收。得到消息以后,爷爷叫这些帮忙的就不要来了,免得被抓进去。

第二天,县里和乡里一共派下七八个人,先是到爷爷家里,然后凡是爷爷的田地,都搜了一遍,都不见爷爷的人影。

这几天,爷爷晚上乘着月光干活。白天就在山上睡觉。

又是几天过去了,县长看还没抓到人。就下令:凡是在田里干活的,统统都抓起来。

接连抓了几天,搞得人心慌慌。后来,没有人再敢下地干活,几百亩的庄稼田,看不到一个人。

爷爷觉得这样躲着不是办法,为了秋收秋种,为了大家过一份安定的日子,为了被抓进去的村民。他要提前去“自首”。他把家里的事情交代给了有吃。叫他把这个家照顾好。

第二天,他派人送一封信到乡里,叫乡长把这封信转交给县长。上面写着:给死者家里一个公道。把抓进来的人全都放了。我王宏泰就自首。否则我就上告到省城。

县长看了这封信,沉思很久。叫来人带一封信给乡长。

上面写道:就那件命案,约王宏泰明天上午九点,在乡里见面。请乡里妥安排。

乡长把这件事告诉了爷爷。爷爷答应了。

爷爷在到乡里之前,把一些事交代给了他的一位好友。这位好友叫贺应知。是一个私塾先生,为人正直。乡亲们有什么冤情要申诉的,都来找他写状子。他从不推辞,对别人的需求,总是认认真真,尽心尽力。是一位很受尊敬的教书先生。

爷爷来到乡里,不大一会儿,县上来人了。

县长本人没有来,说是公务繁忙,派了一个姓程的秘书做代表。他们来到乡长办公室里,秘书,乡长,爷爷三个人。没有废话,直接进入主题。

“我想知道这件命案,县长作何新的定论和判决?”爷爷问。

“死者家里有什么要求?”程秘书问。

“杀人偿命,按国家的法律来办。”爷爷说。

秘书懂得爷爷这句官话的意思。也不绕湾子,说:“这对死者家里没有好处。”

爷爷没有吱声,等待他的下文。

程秘书接着说:“你看这个命案,能不能用赔偿来解决?”

赔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恐怕也只能用赔偿来解决了。

安法律公判,对县长,对赵翠都是不利的。

赔偿,这对陈双林这个家,是很需要的。再说,人已经死了,就是判赵翠的死刑。刘桂芳也不能再活。弄得两家都是家破人亡。这不是爷爷想要的结果。还是用赔偿来解决最好。虽然不能给死者公道,给活着的人一条生路,也是对死者的一份安慰。

在来乡里之前,爷爷已跟陈双林商量过了。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唐开源能赔一笔钱。

“既然你说用赔偿来解决,那就依你吧。”爷爷说。

“那需要多少大洋?”程秘书问。

爷爷说:“不瞒你说,昨天晚上我已让他们两家达成了协议。赔大洋25块。虽然少了点,但唐开源也拿不出更多了。”

秘书听说他们私下里已达成了协议,连说三个:“好!好 !好!”给他省下了多少的口舌。

“你是怎么做到的?”程秘书问。

“这样做也是为了解决后顾之忧。”爷爷说。

“怎么说?”程秘书问。

爷爷说:“你想:这个案子,唐开源现在不给陈双林家一个交代。几年以后,陈双林家的几个儿子长大了,肯定会为他们的母亲报仇。到那个时候,死的可就不止一个人了。会给两家代来很大的灾难。所以仇恨还是要尽早的解决。我把这个厉害关系讲给唐开源听。他听了之后,也深刻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他表示愿意赔偿。但25块大洋,他表示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的。”

“那怎么办?”程秘书问。

爷爷又说:“自从赵翠打死了刘桂芳以后,不管白天和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尤其不能看到刘桂芳死的那个地方,一看到那个地方,她就浑身痉挛。精神压力很大。她没有想到会把人给打死。心里是既愧疚又害怕。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煎熬。现在一心只想搬离那个地方。想到她公公婆婆那里住。她公婆家离她家有四五里路。搬到那里,再到这边来耕种田地就不方便了。唐开源家有五亩水田。我跟唐开源说:'把你的三间茅草屋折价五块大洋。五亩水田算十块大洋。给陈双林700斤稻子算五块大洋。你再给陈双林五块大洋的安葬费,这事就算了结了。虽说以后要苦几年,但避免了后患。良心也安稳些。’他夫妻二人都表示同意。”

程秘书点点头。

爷爷接着又说:“陈双林虽然觉得老婆死得冤枉,但他也没有那个能力为老婆伸冤昭雪。能得到这些赔偿,他是想也不敢想的。这些赔偿,对他这个家庭是多大的帮助。有了房子,有了田地,大儿子以后成家就不愁了。这些赔偿虽然不多,可唐开源家已经是倾家荡产了。还能怎样呢?”

程秘书听了,心里对爷爷很敬佩。为了不相干的人家,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不怨,不气,不恨。心里却还想着如何把这件事办得更妥贴,还为他们想的那么远。想想这个人的胸怀和气魄,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是少有的。

办完了这件事,爷爷跟着程秘书来到县里。县长见爷爷到了,就把人质全放了。但赶牙猪的没有放。

下午县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审讯爷爷。他看着爷爷很长时间,秘书已把上午的事都汇报给了他。他心里很敬佩爷爷,但被打的这口恶气不能不出。

爷爷站在离他两米远的地方,看着他。

“你就是王宏泰?”县长问。

“是。”

“你指使郑毛毛殴打本县长,知道是什么罪吗?”

“我不认识郑毛毛。”爷爷说的是实话,他确实不认识他。

“就是那个赶牙猪的。”县长说。

“请问县长,郑毛毛我都不认识,他怎么会听我的指使?”爷爷问。

其实郑毛毛早就认识爷爷,至那年谷凼村的事,爷爷就成了他心中崇拜的大好人。

那天他听爷爷大喊:“拦住他”。

他也听不真,是“拦住他,”还是“打死他”。就不顾一切地举起猪兜兜就朝县长头上打去。

他知道爷爷是个行善仗义的人,打出事来不会不管他。万一放跑了县长,他就对不起爷爷了。

“不是你在后面大喊大叫。他会打吗?”县长又说。

其实,县长那天听得很真切,爷爷并没有说,“打死他”而是说“拦住他”。但他却被打了。这个罪就得有人来顶。要不然他的尊严,他的面子搁在哪?他的气怎么能消?再说,殴打县长在法律上是重罪。他不会轻易放过爷爷。

“你为什么要跑?作为父母官,你是怎么办案的?老百姓有难,你不主持公道。你却目无王法,你说你该不该打?”爷爷义正词严地说。

“好,你承认是你指使郑毛毛、殴打本官的。”

“我承认什么了?如果你非要说是我指使的,那你就把郑毛毛放了,他的罪过,我来承担。”

爷爷此次来,一是为了那些被押的村民。二是救郑毛毛。虽说县长是郑毛毛打的。不是他喊“难住他”郑毛毛也不敢打县长。既然事情出来了,他就不能当个缩头乌龟。丢下郑毛毛不管。再说县长也不会罢休。

爷爷想:过几次堂,县长就知道郑毛毛是什么样的人:拎起来一大挂,放在地上一大摊,智力还有点问题的人,留着他,在他身上搞不出什么名堂。关着他不放,就是找自己来替换。

皮肉之苦,爷爷不怕,他能扛得住。事情得解决,他相信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果然,当天下午县长提审郑毛毛,打了十几板子之后,就放他回家了。

于是县长就以王宏泰指使他人殴打命官的罪名,把爷爷关押起来了。

爷爷被关押以后,没有吃多少皮肉之苦。乡长有意想保护他,他把爷爷为老百姓所做的好事,都一一细说给县长听了。再说,县长被打主要怪郑毛毛这个蠢货。

县长心里敬佩爷爷的,但他也不会轻饶爷爷。他忘不了那次污辱。怎么样也要让爷爷坐几年大牢。殴打命官是何等的大罪。至少要判三年以上的牢狱。

爷爷进了大牢以后,贺应知老先生开始到处走动,想办法救爷爷。他有二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动员群众到县衙门口,列举爷爷为老百姓所做的好事,将功折罪放出爷爷。万一不行,写诉状上告。但事情还没有到万一的地步时,还不能真告。只是做一个筹码,逼迫县长放爷爷。如果真上告,县长要倒霉,案子要翻过来重审,爷爷也许没事。唐翠肯定要判死形,陈双林也许也得不到赔偿。郑毛毛还要重回大牢。这是爷爷不想要的结果。

贺应知老先生按排老百姓到县衙门保爷爷,也是给县长找台阶。县长可以这样宣布:放王宏泰是因为考虑到民意,考虑到王宏泰为民做的这些好事。本县长的荣辱比起王宏泰做的好事,算不了什么,所以本县长不打算再追纠。

这样县长不但体面收场,还落得一个:胸怀大度,心系百姓的好名声。

腊月初的一天,贺应知扛着一把在本镇伞厂里定制的一把大伞。让这次参加营救的老百姓,在伞上签上自己的名子。这些签名有谷凼村全体村民,还有爷爷所住的方圆几里路的老百姓。伞上签不下,他们就在被单上签名。

寒冬腊月,天寒地冻,这些为营救爷爷的百姓,天还没亮就跟着贺应知老先生向县城走去,一二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走了四五个小时,五十多里路。来到县衙门口,他们撑开大伞,展开床单,高喊:“放了王宏泰!他是好人!放了王宏泰!他是好人………………”

在这之前,乡长代着民意到县里去过几次,县长没有明确的答复,也不定案。快要过年了,贺应知老先生怎么样也要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也是对朋友和他家人的一个交代。

他头天到乡里,请乡长帮着周旋。如果县长还不打算放人,就决定上告。案子重审,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县长应该清楚。

爷爷被放出来了。身上头上长满了虱子。虎死不倒威,他在乡长的陪同下,精神抖擞地走出了县衙门。

可惜了陪伴他几十年的大辫子,由于长了虱子,不得不剪。还记得曹操马踏青苗,削发如削首的故事吗?

头发受之父母,没能保护好它,是大不孝。爷爷为此流泪了。

他在澡堂里洗去了污垢,泡掉晦气。在众人的簇拥下回到了家。

至牢狱之灾后,爷爷还是以前的爷爷。四邻八乡,家里有需要帮助的,只要找到爷爷,爷爷还是慷慨解囊乐于帮助。

离爷爷有四五里路的张庄,有个苏寡妇,丈夫死去多年了,她靠讨饭养大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虎子,小儿子叫石头。两个儿子长大以后,租种了地主家的几亩田地养家度日。两个儿子都没有婚娶,老大近两年染上了赌博。赌输了就找老娘要钱,本来就很穷的家,又是租种别人家的田地,能挣个温饱就不错了,里哪有闲钱供他赌博?如果要不到钱,他就对老娘捶打脚踢。

这一天傍晚他又回来找老娘有钱,正在捶打老娘的时候小儿子收工回来了,肩上扛着一把锄头,他看见哥哥如此地打老娘,气冲的一下就上来了,举起肩上的锄头狠狠的朝哥哥头上打下去。一锄头下去,哥哥的脑袋就打开花了,当场死亡。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苏寡妇将面临失去两个儿子,这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事实。

苏寡妇心里清楚,只要大儿子不戒赌,这样的结局迟早会来,但不知道死的是哪一个,如果死的是小儿子,她这把老骨头就再没了依靠。虽说大儿子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但他恶习不改,殃及他人,死了也怨不得别人。

苏寡妇为了小儿子的命,也为了自己将来有一个依靠,她要想办法救小儿子。

她来找爷爷求主意,爷爷知道她大儿子是家里的祸害。虽说是祸害,但谁也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生命。石头打死虎子理应尝命,可苏寡妇以后靠谁?思来想去,爷爷说:“你趁上面还没有下来抓人,赶紧带小儿子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另外请求左邻右舍做证,证明虎子是被石头误杀的”。

爷爷还叫苏寡妇把犁(用来翻耕田地的农具)上的犁壁儿下下来,用一根麻绳穿在犁壁的孔洞里,拎着麻绳。在耙(用来平整田地的农具)上下一根耙齿下来敲打。敲一下,喊一声:“虎子不务正业,烂赌成瘾,殴打老娘,逼要赌本。石头护娘心切,误杀了虎子。望父老相亲明鉴,帮我石头做证。可怜可怜我这对母子,苏寡妇向父老乡亲们磕头了………”

为什么爷爷叫苏寡妇用耙齿敲打犁壁儿?在过去有个说法:说明这个虎子,是个田不耕,地不种,(梨壁上面有丁有拐角)是个靠敲丁打拐东骗西拐过曰子的人。犁壁儿上面穿一根麻绳。是说小儿子如果被判死刑,老娘就没有了依靠,只有上吊。

爷爷又给了苏寡妇五块大洋,叫她买一副棺材把虎子好好安葬了,也是对死者的安慰。

苏寡妇这一喊,还真起了效果,开庭的那一天,本村去了许多乡亲为石头作证:虎子是被误杀。

石头总算保住了性命,但坐牢是免不了的。当时是战争年代,石头没做几年牢就回家了。不知是释放的还是逃出来的,也没人追究。

石头坐牢这几年,苏寡妇的生活一直都是爷爷帮着度过来的。给钱送粮从不计 回报,直到石头回家。

1937年开始抓壮丁,爷爷养了五个儿子。我的大伯早已到了入伍的年龄,开始有村干部和乡干部照着,还没有人敢到家里明抓。后来紧了,二伯和我父亲还有两个叔叔都已长大。在大瓦屋住不下去了,为了躲壮丁,爷爷将好卖的良田都卖了,二伯那时已入赘出门,代着剩下的四个儿子和几个女儿,逃到青阳县。

他们兄弟五个,除了我大伯姓王,二伯入赘到高家,改姓高了。我父亲和四叔五叔都改了姓。搬了新家以后,他们在人前很少说话,怕露了馅。

就这样东躲西臧的,我的四叔还是被抓了进去。他被关压在一个炮楼里,等待人数抓齐再送走。四叔是个机灵鬼。在大年三十晚上,乘哨兵松懈的机会,从架机枪的窗眼里逃了出来。他身材瘦小,所以才逃过一劫。

由于几年的抓壮丁,强壮的劳动力都不敢大明大放地耕种。又是战乱时期,土地大部分都荒芜了,家家户户都缺粮少食。

我的爷爷因为省粮食给子孙们度命,自己在1949的四月份饿死的,享年69岁。爷爷临去世前坐在一个卧椅上,他把家人都叫到跟前,指着天空上轰轰隆隆飞过的飞机,说:“这混乱的曰子不会长久了,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好日子在后头。将来是乌龙盘天下(现在的柏油公路),铁树都开花(现在的路灯),北京人在北京说话你们都能听到。”他说了这番话后就去世了。

爷爷是坐着闭上眼睛的,这是他生前的愿望。他说他不要倒着离开这个世界,要坐着离开人世。

爷爷的这些故事,我是听母亲说的。她九岁来到王家做童养媳,那一年也是灾荒年,很多家庭卖儿卖女。她和二妈一天进的王家。二妈比我母亲大一岁,也是饿的无路可走,才被爷爷收下的。二妈没有兄弟,只有女姊妹三个,爷爷养大二妈,看二妈的父亲膝下无子。又把二伯送给亲家做儿子,给亲家养老送终。

我爷爷的这些故事,有的是我母亲亲眼目睹,有的是听我奶奶说的。

听了母亲说这些故事以后,我就想:如果我能把爷爷这些事迹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让我们这些子孙后代能传承和发扬爷爷的品德。也算是尽了一点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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