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战争 | 夫妻之战的破坏性离婚障碍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微信公众号ID: jiazuqiyezazhi）
2021年2月8日，河南省商丘市天伦花园小区业主武广才被关押了1年8个月之后，终于重获自由，罪名是“虚假诉讼罪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这一切都源于蓝翔技校创始人荣兰祥与孔素英的离婚案。同样身陷囹圄的还有其他6位业主，而他们都是天伦花园小区274位业主中的普通一员。
2020年4月20日，刚刚服刑2年3个月的孔素英刑满释放，再次被警方带走，理由仍然包括两年前入狱的同一罪名：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出狱后的孔素英被诊断为抑郁症且有轻生倾向，她依然表示将继续举报荣兰祥的多种犯罪行为。在与蓝翔技校创始人荣兰祥离婚近四年后，夫妻恩怨仍未真正了结。从正式提出离婚至今已有整整十年，引发蓝翔技校百人跨省打斗、三个女儿和妹妹堂弟等多人入狱、四子女登报与母亲公开反目、天伦花园小区多名业主获罪等激烈冲突。
同样是漫长的离婚历程，中证万融创始人赵丙贤与陆娟的离婚案至今仍悬而未决，股权之争的系列诉讼持续了九年方有定论。2019年6月的一审判决中裁定鉴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具备分割条件，所以婚烟关系仍然暂时不作处理。之后赵丙贤撤诉，但陆娟依然坚持上诉，双方仍在拉据战中。之后赵丙贤也遭投资者向证监会举报，称其为打赢离婚官司，涉嫌操纵中证万融持股的沃华医药，以及利益输出、向法官行贿等（东方证券财富贴吧，2020）。这两对夫妻均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结婚，2010年左右感情破裂，在长达十年的离婚纠葛或财产争夺中，都发生过暴力行为、法庭诉讼、入狱或拘禁等极端的破坏性冲突。
我们从表1双案例对比中，可见这两对夫妻离婚过程之持久、冲突之激烈。在漫长的离婚拉锯战中，最关键的就是争夺夫妻共同财产――资产障碍成为影响最深远的离婚障碍。在本组案例中，我们以社会交换理论和分配公平理论作为研究视角，以“冲突过程五阶段模型”复盘夫妻之战的全过程。我们希望能够深入分析这两对夫妻如何陷入冲突的漩涡之中，以及离婚障碍和财务分歧是如何使夫妻双方从势不两立最终演变为置一方于绝境的极端境地。
社会交换视角和分配公平视角下的离婚财务分歧
分析影响离婚风险因素的不同视角，包括家庭系统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分配公平理论、行为理论和危机理论等。社会交换理论关于婚姻关系发展和破裂的解构，主要是基于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等原则。
社会心理学家蒂博特和凯利提出了“比较水平理论”，从婚姻满意度和婚姻破裂两种维度将婚姻结果与期望值进行对比。婚姻结果代表在婚姻中获得的收益和成本，包括爱、金钱、地位等，而期望值可称为“比较水平”（Comparison Level，Nye，1979；Thibault与Kelley，1959）。作为对照的参考点，一方可以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得出可以接受的婚姻结果。
“替代性比较水平”（Comparison Level for Alternatives）则表示离婚后所能够获得的收益，也是维持婚姻关系可以接受的最低收益。当婚姻结果高于“比较水平”时，婚姻满意度相对较高，此时更应该维持婚姻。反之，如果婚姻结果远低于“选择比较水平”，就应该选择离婚。这两者又与婚姻关系满意度密切相关（Thibault 与 Kelley，1959）。
夫妻共有财产对于离婚的影响同样是离婚理论研究的焦点之一。有研究认为共有财产与离婚呈负相关关系，会降低夫妻离婚的风险。比较水平理论认为婚姻收益和成本、“比较水平”和“替代性比较水平”的共同作用，包含三种竞争性假设。第一种认为资产与离婚之间存在负相关是一种假相；第二种认为资产有利于夫妻保持婚姻关系，降低离婚的可能性；最后一种则认为资产可以通过降低“选择比较水平”，使人认为离婚之后的生活并非最佳选择，以防止离婚的发生。
对家族企业夫妻而言，庞大的共有财产令离婚更加复杂，以社会交换理论和比较水平理论对离婚进行深入研究显得较为重要。共有财产是影响离婚的重要因素，频繁的财务纠纷可能意味着更低的婚姻满意度（Britt与Huston，2012）。财产分歧令人不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破坏性冲突（Dew与Dakin，2011；Stanley 等，2002）。根据分配公平理论，对财产不平等的感知会先于实际的财产分歧，而财产分歧是财产不平等认知与离婚之间的调节变量。
“我们想不出生活中有哪一个领域比金钱更会引发控制权问题。”共有财产是影响婚姻过程的主要因素之一（Britt 等，2010）。婚姻中的各种冲突预示着婚姻满意度的下降、婚姻痛苦的增加以及离婚可能性的增加。
在夫妻相争之殇系列案例中，几乎所有冲突都会以财产分歧的形式最终爆发。我们在本组案例中尤其发现，随着冲突阶段的发展和冲突策略的变化，财产分歧成为影响离婚的关键因素，直接决定了双方婚姻关系的进程。
夫妻离婚之争中的财产障碍
婚姻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承诺。有研究将承诺分为个人承诺、道德承诺和结构性承诺三类。个人承诺主要是指想要留在婚姻关系中的感觉，道德承诺指的是感觉在道德上有义务留下来，结构性承诺是指由于离婚障碍而被迫留在婚姻中（包括可行性替代方案、社会压力、终止程序和不可收回的投资等）。结构性承诺包括外力约束，例如难以办理离婚手续，或者除婚姻之外没有其他选择（Johnson 等，1999）。
结束婚姻关系必须要克服各种离婚障碍，包括婚姻契约义务、生存与安全需要、道德价值观、社会规范压力、子女和经济成本等。这些障碍有助于婚姻关系的维持，但在夫妻感情破裂时会产生消级影响力，形成“空壳婚姻”。离婚障碍无异创造出一座“婚姻监狱”，将夫妻双方囚禁其中。
本组双案例尤为如此，离婚障碍在冲突过程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方式，例如，初期的离婚障碍包括子女、家人及社会规范等。孔素英接受《华商报》采访时被问及：“你说你被打了20多年，为什么去年才起诉离婚？”她表示为了孩子，“之前孩子还小，老人也一直劝，我不想家庭破裂，一直在忍。现在孩子都长大成人了，他们也都支持我离婚，都说'只要妈妈能过上正常生活就行’。”她一再自曝家丑，“现在我的亲人都还被关着，这对我的打击确实很大……我现在都快家破人亡了。”而在中证万融案例中，陆娟则以儿子抚养费为由提起诉讼。
夫妻财产障碍是一种结构性承诺，离婚后分割财产可能会降低生活水平，导致离婚作为一种选择的吸引力下降，由此产生阻碍离婚的力量（Johnson，1991；Zagorsky，2003）。婚姻吸引力会提高婚姻质量，而离婚障碍将使离婚变得更加困难。关于离婚的定性和定量研究表明，离婚障碍对于不幸福的夫妻更为突出（Johnson等，1999；Previti与Amato，2003）。
离婚障碍下的家族战争冲突过程和强度
冲突分析的既有文献主要分为微观、宏观和经济三个维度。微观维度从心理学视角分析，主要集中在自我及人际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冲突原因、冲突动力学和冲突结果的自我行为、人际行为等变量。宏观维度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侧重以团队、部门甚至是整个组织作为冲突动力学的分析单元，以便对社会冲突的功能和障碍进行分析；第三个维度则是从经济分析视角出发，使用各种经济模型对个体决策，甚至是复杂的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我们在夫妻系列案例中对夫妻之间的冲突也将采用三维度分析，从核心家庭中夫妻冲突的微观层面，到家族企业组织的宏观层面，再考量涉及夫妻共有财产的经济模型分析。
我们在本组双案例中引入组织行为学家罗宾斯和贾奇的冲突过程五阶段模型，将冲突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见图1）。我们将这个组织行为学模型应用于从家族及企业的冲突，用以深入分析案例呈现出来的实际冲突过程。
在此案例中我们将原模型中“冲突管理意图”调整为之前沃尔核材案例中所采用的“托马斯-基尔曼（BT-TK）冲突行为扩展模型”，以突出当夫妻处于冲突状态时，可能采用破坏、阻塞、排除等破坏性行为。案例在第四阶段所发生的系列冲突事件，也证实了这些意向最终会演变为实际行动，波及整个家族及企业层面。
本组双案例的离婚过程都长达近十年，其间发生了极为激烈的暴力冲突，并引发了牢狱之灾。男方都采取了决绝的法律手段，置女方于牢狱之中。蓝翔技校案例中孔素英先被判刑2年3个月，2020年刚出狱又以相同的罪名被再次拘禁。中证万融案例中陆娟也曾因抢公章一事被拘禁三个月。
家族企业是激烈情绪的舞台，以失望、愤怒、仇恨和爱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Fineman，2000）。家族企业有时也是一个残酷的竞技场，家族成员最好和最坏的情绪会以最强烈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情绪混乱”同时混杂着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如爱恨交织等。在家族和企业的双重身份下，心理所有权和心理契约是造成家族企业情感混乱的主要原因（Brundin与Sharma，2012）。
正是由于对公司的强烈认同，家族成员往往不愿意离开公司（Lansberg，1981；Salvato等，2010），否则会丧失苦心经营的主要社会舞台。这种充满情感的体验会导致愤怒、沮丧、悲伤，以及对未知、未来和模糊的恐惧。家族通常是一个情感团体，而家族企业则是一个经济实体。家庭成员为了实现职业发展和商业利益可能会与所爱的人进行竞争。家庭成员对公司的心理所有权也会引发冲突（Harris 与 Sutton， 1986）。
在漫长的离婚过程中，夫妻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投入更多，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个人身份和公司地位，在此过程中会经历情感混乱。“这里有我一半的心血，他想让我净身出户，我不服。”孔素英如是说。荣兰祥和孔素英上世纪80年代共同创业，后期荣兰祥借助岳父的背景创立了蓝翔。因此，夫妻后期冲突过程中，包括岳父等在内的多位家族成员都牵连其中。
家族与企业两大系统的重叠导致了情绪混乱。在本组案例中，情绪混乱的过程更加漫长而激烈。我们在图3中引入了分析冲突强度的光谱模型，所有的冲突都位于光谱的某一点上。强度范围从“完全没有冲突”到“毁灭性冲突”两个极端点之间连续分布。越向下冲突越微弱、间接，张力越可控；而越向上冲突越严重，越容易导致侵略性和破坏性激烈行为。我们研究的多个家族战争案例最终都上升到了顶部的毁灭性冲突，从身体攻击到消灭对方的公然行动。夫妻关系一旦上升至冲突强度光谱的顶部，家族战争就会无可避免地激烈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