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一页极具个人色彩的时代剪影】◆陈洁
——《上学记》有感
文靖在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袒露自己做这本口述史作品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己在清华做研究生时上葛兆光先生的课，他不止一次感慨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做录音记录，存留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也多多少少带有一丝“抢救”的意味。正是受其启迪，文靖定期去何兆武先生家拜访，倾听其对过往的记忆和感怀，拜访后再根据录音材料，一字一句地整理，安排结构，撰写成文，这断断续续耗费了将近两年的时日。
《上学记》并不难读，我一天的时间就愉快地读完了。此书按时间顺序，讲述了何兆武先生在西南联大及其前后的经历，勾画了何先生从1921到1950年的生命轨迹。何兆武先生系清华大学教授，在历史学、哲学、思想史等方面颇有建树，也曾翻译大量西方经典著作。而他学术的积淀跟在西南联大的这段求学经历密不可分。
去年电影《无问西东》的热映，使得“西南联大”这所传奇的大学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也激荡起无数的疑问……这所在抗战期间，从北平迁居西南边陲，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临时大学，在物资匮乏，战火连绵，生死堪忧的社会背景下，为何诞生了那么一群追求真理的学习之人？为何催生了那么一代如雷贯耳的名家大师？为何培养了那么一批后起惊世的学生？
去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坐在那排简陋的茅草教室，连桌子都没有，只在椅子扶手处有个小木板的教室，愈发觉得物质的匮乏并不等同于精神的贫瘠，相反当时每个人内心都无比充盈，精神都无比富足。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多次提及，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是他人生中最惬意的一段美好时光。我想除了在抽离了历史背景后，隔着悠悠的岁月望回去，事情都会打上诗意的影子外，这段时光的确自由而且充满不可置疑的信心：未来一定会更好！在内忧外患之下，学人的理想都很单纯：赶走日本侵略，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每个人也在为这一理想的实现助力。如何先生在书中所说：“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虽然头顶的茅草随时都可能被敌机掀掉，随时警报都会拉响，随时都会撤离防空洞，但这也浇不灭他们学习的热情，撤离到何处，行走的课堂就移到何处。由于转乱，政府对思想的管控较少，校园里到处洋溢着自由的因子。图书馆里各派书籍都可以看到，各派观点都可以博弈。教师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课程，有老师讲世界古代史，讲了一学期连古埃及史都没讲完。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有的时候只有2个同学来听，但这并不耽误老师认真备课的程度，很多教案，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经典的学术著作。
虽然书中把回忆截止到1950年，但何先生也经常由历史观照到现在，谈一些之于1950年之后社会现象的个人见解。比如说到图书馆的问题，一些国外和港台的书有审查看不到，何先生说：“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比如文革时候，政治至上，何先生就在书中反思：很多传统的东西实际和阶级斗争无关，还举例有人在文革中提出红色代表革命，所以红灯应该走，绿灯应该停止，这种说法就有些盲目。思想的井喷，确实需要宽松的土壤。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时期，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
除何兆武先生自身求学经历以外，书中也多有提及其师长同窗，于是很多耳熟能详的名人大家频频出现，读者借个人叙事，也可以窥探触及到那个时代的场景和脉搏。在平常、严肃、坚实的历史书写框架和我们的认知之外，很多人的趣闻轶事生动地破土而出。如跑警报时，梅贻琦安步当车，吴晗惊惶失措；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头发留得很长，衣着不修边幅，经常说笑话，还抽烟，一副颓废的样子；杨振宁年少轻狂说：“爱因斯坦老糊涂了吧”；刘文典与蒋介石会面，蒋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就傲气十足反问：“你就是蒋介石吗？”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
何兆武在书中说：“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所以书中常能看到何先生就自己的感受对一些事情做出的坦率而棱角分明的评述。何兆武对哲学家冯友兰就颇有微词，主要集中在冯友兰对政治紧跟高举，曾写《应帝王》等为蒋介石捧场；做梁效的写作班子顾问，写迎合江青的诗“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这样大胆坦率的言论自然招致意见相左之人的奋力回击。李真在《粤海风》2009年第三期上就以牙还牙写了《给大师泼脏水的口述臆想历史——读何兆武<上学记>》一文，捍卫冯友兰，条条批驳了何兆武之于冯友兰的评述。像《应帝王》是借用《庄子》中的篇名，倡导“无为”的领导方式，并非为捧场之作。做梁效写作班子顾问也是政治高压的被迫之举，写给江青的诗根本无从考证。这样一部涵盖个人情感色彩的回忆，褒贬憎恶之间，必有牵扯和异议，所以《上学记》在重版过程中，对于一些内容也有所修订。
从受访者的角度来看，毕竟这是对过去的再回忆，因为时间久远，难免会出现记忆的偏差问题；因为自身阶级和地位等的变化，在回忆过去的时候，过去可能在改变，甚至用以描述过去的语言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变化；受访者可能会有意回避一些话题，像《上学记》里提及，何兆武的三个姐姐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个人命运却一个疯掉，一个自杀，一个漂泊在外，之于家庭问题何兆武先生就不愿回忆，尽管这些回忆对于反观上个时代政治与个人命运的纠缠很有好处；就算是受访者不刻意作伪，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自认为正确实则不精准的历史回忆和看法；被访者的回忆还可能受访问者的诱导，受现实的影响，《上学记》还有一个姊妹篇《上班记》，遵照何先生意愿暂没有出版，不知是不是书中的叙述和很多人事有牵扯的缘故。
尽管我也认同，口述史不同于其他历史专著，可以渗透进自己的感情和倾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弃历史真实。允许各执一端，争锋相对，在往返拉锯中还原一份真实给读者。这是口述史学的存有个人色彩的弊端，但也是口述史学的魅力所在！口述史学的出现，丰富了历史研究方法，扩宽了历史资料的来源途径，以往历史上的失语群体可以更多地走近历史视野；口述史学也使得历史资料有血有肉，更具生动性。口述史学作为新兴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出现各种问题也极其正常。关键是不能因噎废食，以困境作为否定口述史学的理由，而应该让口述史学在质疑中完善成长。呈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口述史学获得更大的认同，发挥更大的效力，同时促进史学的多途发展。
除此，《上学记》在很多方面也给人以启示，像上个世纪的教学读书状态与今日之差别，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把名字写在水上”的淡泊心态对于生活的意义等等。如何兆武所言：“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本书，回溯一个有呼吸、看得见、摸得着的民国，在书中找寻和回归，寻找最真实的幸福和自由，回归最质朴的价值观念。
最后，想用电影《无问西东》的一句台词来结束此文：“他们的爱与风华，只问自由，只问盛放，只问深情，只问初心，只问勇敢，无问西东。”愿70多年前中国学人的理想和追求，落地生根，未来越来越好，社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