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嫌弃”是假，“打情骂俏”是真，苏轼与迷弟黄庭坚如何相处？

别人眼里的黄庭坚，是可堪大任的“清才”（王安石语），可托付终身。苏轼眼中的黄庭坚，是志同道合，可神交的友人。熙宁十年（1077）他赴徐州任途中经过济南，与李常小聚，“得见足下（即黄庭坚）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褒奖黄诗不落俗套、自出新意。黄庭坚听说后化身“迷弟”，连写两首诗，自比微不足道的小草，但有着远大的志向，愿与像苏轼这样的高大青松平生相依，结为挚友。“大小材则殊，气味固相似”，他特别强调，自己和苏轼是“气味相似”之人，字里行间，全是对东坡的仰慕和崇拜，言辞间“执礼甚恭，如见所畏者”，俨然视自己为苏门弟子，此后两人不时隔空唱和。

元丰二年末（1079），黄庭坚因“收受有讥讽文字而不申缴”，受乌台诗案牵连，被罚铜二十斤。他在国子监任满后，本已受荐授著作佐郎，因此事牵连，下放地方，改授知吉州太和县。从县尉、学官到一县之长，其实是升迁，黄庭坚手中也掌握了处理政务的实权，但他并没有多开心，一是对新法的不满，二来苏轼谪居黄州后闭门谢客，“不复作文字，自持甚严”。继室谢夫人又因病去世，苏黄二人共同进入了人生的低谷期。黄庭坚并没有因受牵连“取关”苏轼，他曾致书苏辙，转达音问，苏轼对其“既丧妻，绝嗜好，蔬食饮水”的动向了解得很清楚，尽管两人从未见过面。

直到元祐元年（1086），苏轼重返京城，神交十年的笔友才相聚东京（今开封），一时间，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齐聚京师，与苏轼酬唱往还，谈诗论文，共同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黄庭坚元丰八年（1085）入京为秘书省校书郎后，寄居在京城西北的酺池寺，苏轼住阊阖门外白家巷中，黄庭坚有诗《雨过至城西苏家》：

飘然一雨洒青春，九陌净无车马尘。渐散紫烟笼帝阙，稍回晴日丽天津。花飞衣袖红香湿，柳拂鞍鞯绿色匀。管领风光唯痛饮，都城谁是得闲人。

讲的就是元祐元年（1086）的一个雨后，独自来到苏轼家中的情形，借雨后天晴表达拜访苏家的喜悦。文人学士云集汴京，闲暇之余，少不了游赏宴集、唱和酬答，苏轼私邸仿若文艺沙龙，聚集苏门中人来此挥毫泼墨、品评切磋。一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人聚于苏宅，忽然有旨，令翰林学士苏轼撰《沿路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银合茶药诏》，东坡磨墨伸纸，落笔写下“于赫神考，如日在天”，然后问诸位：“能代下一转语否？”弟子们纷纷推辞，过了一会，东坡援笔续写道：“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诸生叹服。黄庭坚曾向苏轼请教作文之法，东坡教以熟读《礼记·檀弓》，庭坚深以为然，如今有机会当面受教，自然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家乡寄来了名产双井茶，给东坡旧居士拿一些，附赠一首七言律诗《双井茶送子瞻》：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东坡回以《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

江夏无双种奇茗，汝阴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汤雪生玑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

两首诗皆押“书、珠、如、湖”四字，这是当时文人和诗的一种玩法，庭坚再次韵和之：

一月空回长者车，报人问疾遣儿书。翰林贻我东南句，窗间默坐得玄珠。故园溪友脍腹腴，远包春茗问何如。玉堂下直长廊静，为君满意说江湖。

苏黄如此往返和答，达8次之多，越往后越难，愈出愈奇。有学者统计，从元丰八年（1085）岁末到元祐四年（1089）四月苏轼离京赴杭州任，他们相互唱和的诗统计有35题之多，如果加上别的相同题目的诗作，则多达40题。此外黄庭坚还有几首题咏苏轼的诗，这是个不小的数目，有时一个题目不仅苏黄之间唱和还会有其他人参与和诗，如苏轼作《武昌西山》诗，和者多达三十余人。这时期的唱和对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刺激很大，苏轼一走，“诗伴”没了，黄庭坚又患了头眩症，诗兴大减，一个数据颇能说明问题：“在今本黄集中，作于元丰八年六月至元祐四年的诗达400首，而作于元祐四年至元祐八年的诗却不足20首。”

有意思的是，苏轼在与庭坚唱和中一改其放笔直书清雄豪迈风格，有模有样学起“庭坚体”，他恐怕最早注意到“黄诗自成一体”，说每见鲁直诗文，未尝不佩服，“鲁直诗文如蝤蛑（即梭子蟹）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飨尽废”，将其诗文比作鲜美可食的海鲜，然不可多食，否则会“发风动气”，为什么会这么说？因黄诗过于强调“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难免走向极端，使作品显得堆砌补缀，缺乏生气。黄庭坚也“嫌弃”苏轼“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毫无句法可言。苏轼向来喜开玩笑，“迷弟”不堪示弱，两个相互欣赏、文学趣味不同人之间的“打情骂俏”被一些人视为感情不和、互相讥嘲的证据，实在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