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历史名人】演义之外的传奇——诸葛亮 ‖ 吴映熹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吴映熹
古往今来，不论朝代，无论阶层群体，社会各界都对诸葛亮推崇备至，不吝赞美之辞。据文献可考，对于诸葛亮，三国时有“忠武英高”之称，晋有“岂神之祗，岂人之精”的感慨，唐时的武侯祠碑铭中有“锦江清波，玉垒峻岑，入海际天，如公德音”的赞美。写出了著名《蜀相》的“诗圣”杜甫，一生中有多达20余首诗吟咏或提及诸葛亮，宋代苏轼也曾面对其画像道：“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君王、武将中亦不乏他的欣赏者，如李靖曾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正奇兼善者如孙武、卫青、诸葛亮廖廖数人耳”，清朝康熙皇帝更是直接表示：“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此外还有百姓中广为流传的故事、戏文，自发形成的祭祀活动等，数不胜数。
如果放到今天，“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的诸葛孔明，可谓是统一了各“圈”审美的明星人物。观其一生的为人、为臣、为官之路，也的确可用“义、忠、信、智”4个评价极高的字进行概括，正如明代宋濂所言，“其师以正动，义也；委身事君，忠也；开诚布公，信也；御众以严，智也”，而“其功之不能成，天也”《庄子》说“自古风云多变幻，不以成败论英雄”，这一点在诸葛亮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不过，他为众人所熟知的形象多来自于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即使是在随处可见三国文化遗迹的四川，追其本溯其源，大多也是通过演义、戏曲和民间传说形成，并非历史意义上的遗迹。那么历史中真正的诸葛亮，是否也是这样一个足智多谋、德才兼备的“千古完人”呢？
诸葛亮生于儒学传家的仕宦家庭，家乡在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省沂南县）。在家乡生活的13年中，因幼时母、父先后病故，托由叔父诸葛玄抚养照顾。14岁时，诸葛亮随叔父离开家乡赴豫章（今江西南昌），次年投奔荆州牧刘表。17岁时，诸葛玄病逝，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失去主要的生活依靠，在刘表帮助下移居隆中耕读。当时的隆中距襄阳城西20里，但属南阳郡管辖，所以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自己“躬耕南阳”。
湖北襄阳古隆中
经过10年的结庐勤耕与苦读，以及在荆州广交师友，诸葛亮学识才智大进，被庞德公、司马徽等人誉为“卧龙”。其朋友徐庶、石韬、崔州平、孟公威等也都是很有才华的人物，其岳父黄承彦亦是沔南名士。虽然诸葛玄与刘表有旧，但诸葛亮没有出仕，而是躬耕向学，待时而起。直到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27岁的诸葛亮献上《隆中对》，提出“兴复汉室”的战略规划，才是他仕途的开始。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34岁时，奉刘备之命率军从荆州西援，与刘备会师成都，从此定居，直到54岁病逝于五丈原前线，入蜀定居达21年。诸葛亮入蜀到成都定居以后，只在平定南中叛乱和北伐时（即所谓“六出祁山”）远离蜀地，所以在他54年的生涯中，有近20年的时间生活在成都及四川，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岁月奉献给了蜀郡；这一段时间也是他事业成就达到高峰的时期，是他得以留名青史、成为名臣贤相的完成时期。
有人评价诸葛亮：“一生廉洁奉公，淡泊名利；治家严谨，家风纯正；谦虚谨慎，从善如流；严于律己，勇于担责；忠贞不二，慎始全终，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正身律己、忠臣贤相的典范。”简而言之，就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念进行了完美的实践。
《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最基本的“修身”开始，直到达成“平天下”的理想，将个人与家国天下统一了起来。
诸葛亮身处黄巾起义爆发的时代，政治局面混乱，社会动荡不安，现实以及身世使得诸葛亮从小便能直接、深刻地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在隆中时，诸葛亮除亲自田间耕作，还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读书、游历，结交有声望有学识的名士，可谓格物致知；在增长见识的同时，也扩大了自己在荆州地区的影响力，为后来刘备通过他人举荐而“三顾茅庐”埋下了可能性。
至于“正其心，诚其意”，诸葛亮用贯穿一生的“忠”作为答卷。他一生对刘备与蜀汉忠心耿耿、从一而从一而终，即使在白帝托孤、刘备过世之后，依然对后主刘禅鞠躬尽瘁，掌权而不贪权，最后甚至为了蜀汉的事业，在五丈原的军旅中劳累至死。“忠”作为儒家思想中核心观念的“仁”最重要的一类外现，无疑在诸葛亮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份忠君爱国的精神，亦使他成为我国历朝历代忠臣的最高代表与典范。
“修身”之后，便是“齐家”。诸葛亮的家风主要体现在《诫子书》《又诫子书》《诫外生书》等家书之中。《诫子书》是诸葛亮临终时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涉及立志、勤学、修身、养德等方面内容；《又诫子书》是诸葛亮写给养子诸葛乔的家书，专门谈论饮酒问题；《诫外生书》是诸葛亮写给外甥庞涣的家书，谈论立志的重要性。其中有名的文段，如 《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又如《诫外生书》：“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明显寄寓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旨在告诫晚辈不可放纵、不勤学、“不接世”，认为真正的人才，应当为国家及社会所用。诸葛亮劝诫子弟心志拳拳、意境旷远，在传承诸葛家风的基础上，熔铸了自身独特的人生感悟及家国情怀，是培育良好家风、涵养正气的典范之作，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此外，诸葛亮自身更是心系天下，站在忠义的高度谨慎处世，与《出师表》中所说言行一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将治国安邦、济世安民作为自己最高理想和人生追求，把家族命运与国家前途、黎民苍生相系。在隆中之时，诸葛亮就“自比于管仲、乐毅”，渴望像管仲、乐毅一样能有机会辅助明君，兼济天下。担任蜀相时，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深受百姓爱戴。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虽受到魏晋正统史观的约束，与《三国演义》的小说式记述不同，摒弃了诸多溢美之词，但依然不难看出对于诸葛亮的推崇备至，关于其“治国”有如下的记载与评述：
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在当时的语境下，无疑是极高的认可。诸葛亮励精图治，革除弊政，广任贤才，注重法治；首设堰官锦官，发展生产，务农殖谷，富国强兵；南征平叛，改善与西南各族的关系；东和孙吴，多次出兵北伐曹魏，力图兴复汉室、一统天下。更为可贵的是，在诸葛亮公忠体国的思想和作风影响下，蜀汉官员形成了一种为官节俭、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造就了一个廉政时代，以至于在诸葛亮死后，依然维持蜀汉长达几十年的正常运转。
当时蜀国许多地方都上书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祀庙。《襄阳记》有载，在朝廷碍于礼制而暂时还不能为诸葛亮建祀立庙的时期，民间利用岁时节令祭祀诸葛丞相，形成“百姓郊祭，戎夷野祀”的情形。在《云南志》中也有具体的记载：“永昌城，古哀牢地……有诸葛武侯城，城有神庙，土俗咸生敬畏，祷祝不阙，骑马遥望庙皆下马趋走。”直到今天，在四川依然保留了大量关于诸葛亮的历史遗存，如成都武侯祠、武担山、九里堤遗址、万里桥、诸葛井、葛陌、都江堰、夹江诸葛亮点将台、青白江三国八阵图遗址、孔明乡与马刨井，西昌诸葛城、雷波诸葛亮点将台、越西诸葛忠武侯祠，绵阳诸葛双忠祠、涪水诸葛营、三堆子、饮马缸、诸葛寨、卧龙山、孔明泉，广元明月峡古栈道、剑门关，宜宾丞相祠、点将台、观斗山，内江隆昌武侯祠遗址、合江武侯祠遗址等。
成都市武侯祠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最后一步，也是儒家的终极理想——达到天下在一种等级秩序基础上的平等和公平。诸葛亮亲身经历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天下分裂、战乱不断等造成社会秩序大动乱的变迁，因而对人民在动乱中所经受的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和理解，渴望天下一统而致天下太平，最终使人民安居乐业。诸葛亮作为不世出的战略家，对于天下形势一直有着清醒的认知。对于“兴复汉室”这一目标，早在《隆中对》时，所提出的方针便是分阶段实施：第一步是“跨有荆、益”，与曹操、孙权形成鼎立之势；第二步是等待时机，当“天下有变”时，则两路出兵，夹击中原。这个先走向三分、再求统一的战略决策，是当时最全面、最具体、最有实效的立国方略b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在荆州向曹仁等发动进攻，于禁投降，庞德被斩，梁、郏、陆浑等地民众接受了关羽印号，反曹拥汉，以至于“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蜀后主建兴六年（228），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国的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而降蜀汉，足可见“兴复汉室”不仅是诸葛亮与刘备的个人政治理想，而且是在逐鹿之时的一面极具号召力的旗帜。
但后来的荆州之失、夷陵之败，使得蜀汉元气大伤，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更加无法动摇，意味着“兴复汉室”的可能已微乎其微。不过诸葛亮并没有放弃自己“平天下”的政治追求，在平定南中之后，“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从建兴五年（227）北驻汉中、建兴六年（228）第一次伐魏，直到建兴十二年（234）5次伐魏时病故军中。以弱小的蜀汉而讨伐强大的魏国，困难之大，聪明睿智如诸葛亮者是很清楚的，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际是“士为知己者死”精神的实践，也是想以“人谋”的努力而争取出现奇迹c。不但彰显出了儒家“自强不息”的品格，同时秉承儒家精神，为建立“泽及百世”的功业，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自古风云多变幻，不以成败论英雄。”诸葛亮所展现出的品质、所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正如评选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时，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副会长、武侯祠博物馆原副馆长谭良啸所说：“诸葛亮宁静淡泊的气质、忠贞不渝的情操、廉洁务实的作风、慎始善终的精神、为事业献身的忠义，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华，承载着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他的品德思想、治国治军才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葛亮治蜀造福于巴蜀人民。他死后一千多年来，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缅怀和赞扬。这种追思和敬仰，表达的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赞赏，体现的是我们民族在几千年奋斗中形成的历史观、伦理观、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原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