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节 帛书《易传》乾坤集解之坤
——以《二三子》《衷》为中心
·《易》曰：“龍戰于
（野），亓（其）血玄黃。”孔子曰：（6上）“此言大人之廣德而柂（施）教於民也。夫文之李（理），采（彩）物畢存者，亓（其）唯龍乎？德義廣大，灋（法）物備具者，（6下）[亓（其）]唯（聖）人乎？'龍戰于
（野）’者，言大人之廣德而下
（接）民也。'亓（其）血玄黃’者，見文也。
（聖）人出灋（法）教以（7上）道（導）民，亦
（猷-猶）龍之文也，可胃（謂）'玄黃’者，故曰'龍’。見龍而稱莫大焉。”
坤卦上六爻辞说：“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孔子说：“这是讲大人扩充其德而施教于民众。那文理、彩章、物色皆存于一身，岂不是只有龙吗？德行仁义广大，法制训典都具备，岂不是只有圣人吗？'龙战于野’，是讲大人广施德行，向下接触民众。'其血玄黄’是文采的表现。圣人制定法制训典去引导民众，也象龙的文采，可以说是'玄黄’了，故称'龙’。因此，出现龙，就称是最伟大的。”《左传》文公六年：“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彩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孔颖达《疏》：“彩物，谓彩章物色，旌旗衣服，尊卑不同，名位髙下，各有品制。”“
（龍）單（戰）于
（野），亓（其）血玄黃。”子曰：
（聖）人信
（哉）！隱文且
（靜），必見之胃（謂）也。（42下）
（龍）
（七十）變而不能去亓（其）文，則文亓（其）信于……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孔子说：这是讲圣人施用于世啊！内隐文德而笃实，必然会显现出来。龙七十变也不会脱去本有的文理，说明龙的文理是由内在文德引伸外显的。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帛书《衷》与《二三子》观点一致，都是以讲龙文（纹彩）。而传本《易传》与帛书明显不同。《二三子》中龙是即阴即阳、阴阳一体的，而今本《易传》中的龙只有阳性，没有阴性。壬，位北方也。阴极阳生，故《易》曰“龙战于野”。战者，接也。象人褢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叙也，与巫同意。壬承辛，象人胫。胫，任体也。《九家易》曰：阴阳合居，故曰“兼”。阳谓上六，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阳者变化，以喻龙焉。荀爽曰：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阴阳相和，故言“天地之杂也”。许慎《说文·壬部》与《九家易》同训“战”为接，但是他们与传本《易传》同样认为龙只有阳性，“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是指坤卦上六仍然属于阴性。而且“接”是阴阳交接之义，而不是接近民众。可见帛书关于龙德即阴即阳、阴阳一体的观点并未传承于后世，虽然继承了训“战”为“接”，但释读理路并非坤卦为龙，而是用卦气五行说之。关于以上《周易》传承的矛盾，今蠡测其源流。孔子晚年喜好周易，他研究《周易》一有悟处便与弟子交流，如帛书《要》（成书下限：前168年以前）“孔子籀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淮南子·人间训》（刘安：前179至前132年）中记述：“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孔子家语·六本》（领纂者是孔子裔孙子思：前491年至前400年）和《说苑·敬慎》（刘向：约前77至前6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我推测，以上孔子论损益的四处文献应该是同源的，《说苑·敬慎》中涉及《序卦传》、《系辞传》、《彖传》的内容所以不见于帛书《要》，是由帛书《易传》重视《连山易》的特征决定的。由于“明而动”释卦象卦德不合帛书《易传》风格，所以不见于帛书《易传》，而“丰之盈虚”仍是义理风格，故见于帛书《衷》论“刚柔之失”。《说苑·敬慎》孔子论损益的记载，反映了孔子从帛书《易传》阶段向传本《易传》阶段的转化，所以这一年孔子刚刚七十岁，孔子、颜回开始依据《易象》著述《易传》。传本《易传》没有孔子研究损益二卦的这一段。我认为孔子晚年所以让他的传易弟子去掉帛书《要》篇的损益卦内容，还有出于六经折中的目的，孔子在《要》篇认为唯此一部《周易》可以统领五经，“能者由一求之，所谓得一而群毕者”，孔子之所以阐述损益大义，就是为了说明《易经》为群经之首的道理，故本篇文字称为“《要》”。孔子在《要》篇说“吾好学而才闻要，安得益吾年乎？”此时孔子已到人生的终点，他已经没有精力将刚刚领悟的《周易》本义广传于弟子，他明白那些不在身边的弟子们很难接受孔子这时的思想，就像《要》篇中长期陪在老师身边的子贡尚且对孔子学易产生一而再、再而三的强烈质疑，孔子自己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以孔子的智慧，他知道后世的儒士们不一定会接受他晚年的《周易》观，后来的孟子、荀子极少谈及《周易》就是如此（这与佛陀晚年讲大乘佛法，而其弟子五百年内却仍然修习佛陀早年传授的小乘佛法如出一辙）。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不想因《要》篇中强调“得一而群毕”而使后之儒士丧失对五经的学习信心，毕竟绝大多数儒士不是《周易》经师的根器，《论语》引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五经之说，可得而闻也；易经之说，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不想那些虔诚的但根器不足的弟子，因为迷信老师而抛弃五经，而导致学业无成的下场，于是《要》篇主题逐渐被淡化。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说：“《世家》'晚而喜《易》’一段放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孔子归鲁之后，当时孔子已六十八岁，处于其生活的最后阶段。查《左传》哀公十一年，子贡正在鲁国。至哀公十五年冬，子服景伯前往齐国，子贡为介。第二年四月，孔子逝世，子贡批评哀公的致诔，随后为孔子庐墓六年。”子贡是孔子晚年的贴身弟子，“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话正是子贡对孔子晚年研究《周易》所得成果的中肯评价。战国时期的《郭店楚简·语从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意思是说《易经》可以会通天道和人道，即“性与天道”也。传本《易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二三子》关于龙德的即阴即阳观念实际出于古人对龙的常规认识，《管子·水地篇》、《庄子·天运》、贾谊《新书》、刘向《说苑·辨物》、许慎《说文·龙部》皆视龙德阴阳一体。孔子晚年研易，起初也是按龙德的即阴即阳观念释读乾坤二卦，但是到了最终把此观念去掉，而改以龙属阳的观点，所以今本《易传》中的龙只有阳性，没有了阴性。虞翻以“旁通”说解易，正是受了即阴即阳观念的影响，这说明“即阴即阳”观念没有完全肃清。《说文·壬部》与《九家易》训“战”为“接”只是留下了一个尾巴，“即阴即阳”的主体思想已经不存。“旁通说”是违反逻辑的循环论证，也就是诡辩，虞翻解易理路在清代和民国仍然盛行，大大阻碍了学人探究《周易》本义的正途。如相反者而亦可取象，则乾之初九亦可取象於坤而曰'履霜’，坤之初六亦可取象於乾而曰'潜龙’矣，而可乎？夫圣人设卦观象，象本即卦而具，所谓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也。今乃舍本卦而取於旁通，刚爻而从柔义，消卦而以息解，不适以滋天下之惑乎？虞仲翔以旁通说《易》，动辄支离，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纵观虞易，颇多舛误，其于重卦问题之说明，欲依爻之而不尽依爻之，欲依旁通而不尽依旁通，欲依消息而不尽依消息，欲依爻例而不尽依爻例，结果虞氏遂不能统一其例而错乱秩序；张氏惠言依傍虞氏家法，对于六十四卦之衍变不能尽得其纲纪统理，其所立论往往以误传误，徒滋惑乱耳。后来焦氏循依据旁通求通易辞，义据精深，颇可采取，但他解说旁通，又证以辞之所之，未免陷于逻辑上之循环论证也。虞翻所说“旁通”，来知德谓之“错卦”，《易经集注·易经字义·错》：乾错坤，乾为马，坤即“利牝马之贞”。履卦兑错艮，艮为虎，文王即以虎言之。革卦上体乃兑，周公九五爻亦以虎言之。又睽卦上九纯用错卦，师卦“王三锡命”，纯用天火同人之错，皆其证也。又有以中爻之错言者，如小畜言“云”，因中爻离错坎故也。六四言血者，坎为血也。言惕者，坎为加忧也。又如艮卦九三中爻坎，爻辞日薰心，坎水安得薰心，以错离有火烟也。尚秉和将“旁通”说为“伏象”，于省吾在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序言说：《乾凿度》谓“鼎象以器”。毛奇龄《仲氏易》说：“鼎有足有腹有耳有铉，而卦文俱象之。下画偶似足，二三四画奇皆中实，似腹，五画偶似耳，上画奇似铉。”按毛解甚确，而先生于本书从端木国瑚之说，谓“鼎之象不在鼎，而在伏象屯”，舍鼎形之实象而信伏象，未免疏失。自虞翻之后，来知德、张惠言、焦循、尚秉和等经师皆用“旁通”说易，此智者千虑之失也，“旁通说”的谬误至王引之、方东美已被看破，可惜至今仍然有不少人继续使用，这是可悲的。我们看前边的《二三子》和《衷》都有以乾释坤，以坤释乾的“旁通”理路，原来后世的“旁通说”的滥觞在这里，都是龙的“即阴即阳”、“阴阳一体”之德“惹的祸”。据《束晰传》，晋汲冢竹书（约公元前299年）中的《易》书有《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师春》一篇。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评汲冢竹书《易》云：“《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孔子研易只有临终的五年时间，而且是手不离卷，“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而且如《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由于孔子的学易弟子出道有早晚，那些早一步回国的弟子就听不到孔子以后的言论，毕竟这与早年孔子传授五经不同，这就造成了不同的易说。孔子去世后，子夏讲易学于西河，但孔子门人中有人认为他对易学修养不够，这说明孔子的弟子对《周易》的领悟已有所不同。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说明司马谈的时代《易传》文本的不统一，只有象司马谈、司马迁这样的孔子正宗的传易大儒才有“正易传”的资格。今本《易传》正是孔子的传易经师留下来的，这个法脉记载在《史记》中。·《易》曰：“聒（括）囊，無（无）咎無（无）誉。”孔子曰：“此言箴（缄）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过，多事多患。[小人]（13下）可以衍矣，而不可以言。箴（缄）之，亓（其）
（猷-猶）'聒（括）囊’也。莫出莫入，故曰：'無咎無誉’。”二厽（三）子问曰：“独無箴（缄）于
（聖）人[之]口乎？”（14上）孔子[曰]：“
（聖）人之言也，德之首也。
（聖）人之有口也，
（猷-猶）地之有川浴（谷）也，财用所
（繇-由）出也；
（猷-猶）山林陵澤也，衣食庶（14下）物[所]
（繇-由）生也。
（聖）人壹言，万世用之。唯恐亓（其）不言也，有何
<箴（缄）>焉？”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孔子说：“这是讲要约束小人之口。小人喜欢多说，言多必多失，小人多事而多有祸患。[小人]可以求富饶，但不可以多言，封住他的嘴巴，那就象'括囊’一样，不能出也不能入，所以说：'无咎无誉。’”弟子们问道：“为何单独不约束圣人之口呢？”孔子说：“圣人所讲的话，是道德的先导。圣人有口，就象山川河谷一样，财物由这里产出；就象山林陵泽一样，衣食众物由这里产出。圣人一句话，万世得受用。唯恐圣人不说话，岂有约束圣人之口的道理呢？”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口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荀子》曰：“仁人绌约，暴人衍矣。”（仁慈的君子俭约，凶恶的小人富足。）又（有）口能敛之，无舌罪，言不当亓（其）时，则闭慎而观。《易》曰：“括囊，无咎无誉。”子曰：“不言之胃（谓）也。[不言，何]咎之又（有）？墨（默）亦毋誉，君子美亓（其）慎而不自箸（著）也，渊深而内亓（其）华。”《易》曰：“聒囊，无咎，[无誉]。”子曰：“不言之胃也。[不言，何]咎之又？墨亦毋誉。君子美亓慎，而不自箸也，渊深而内亓华。又口能敛之，无舌罪；言不当亓时，则闭慎而观。君子言于无罪之外，不言于又罪之内，是胃重福。”《周易》坤卦六四说：“括囊，无咎，[无誉]。”孔子说：“这是讲不言啊。不言，怎么有咎害呢？默然不语，不自我称誉。君子以慎言为美，而不自我昭显，光华深藏于内。能慎言，无口舌之罪，是说时机不当，则闭口慎言而静观。君子确定不会获罪时则言，会获罪时则不言，就会获得双重之福。”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帛书《衷》与传本《易传》观点相近，它们与《二三子》观点有所不同，《二三子》强调只有君子有发言权，小人不能有发言权。这有悖于孔子的“民本”思想，也有悖于孔子崇尚《诗经》的传统，《诗经》中多有民众（小人）之言也。根据《孔子家语》与《说苑》记载太庙金人三缄其口，太庙乃皇室贵族祭祀之所，故三缄其口乃是告诫君子，传本《易传》正是言君子之慎，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彧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史记·周本纪》记载基本相同）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都指责他。召公报告说：“民众承受不了了。”厉王很生气，找来卫地的巫师，派他监视指责天子的人，卫巫报告后便杀掉他们。从此国人没有谁敢说话，路上遇见只用眼色来示意。厉王很高兴，对召公说：“我能禁止诽谤了，这些人不敢讲了。”召公说：“这是你堵住了他们的嘴巴。堵住民众的嘴巴，比堵塞河流还要可怕。河流若被堵住而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多，民众也是如此。因此治理河道的人要排除堵塞，让水流畅通，治理民众的人要引导百姓说话。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要让列卿列士献呈民间诗歌，乐官献呈民间乐曲，史官献呈史书，师氏进箴言，瞍者朗诵，蒙者吟咏，百工劝谏，平民的议论上达，近臣尽心规劝，宗室姻亲补过纠偏，乐官、史官施行教诲，元老重臣劝诫监督，然后天子再斟酌取舍，因此政事才能施行而不与情理相违背。民众有嘴可以说话，好比土地上有山岭河流一样，钱财开支就从这里产生出来；好比高低起伏的大地上有平川沃野一样，衣服食物就从这里产生出来。能口出议论，政事的好与坏能借以反映，才可做好事而防止坏事，方能使财源旺盛、衣食富足。民众心里所考虑的在口头上流露出来，这是很自然的行为，怎么可以强行阻止呢？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还能支撑多久呢？”厉王不听劝告，于是国都里没有人敢说话，过了三年，国人便把厉王放逐到彘地去了。帛书《二三子》“圣人之有口也，犹地之有川谷也，财用所由出也；犹山林陵泽也，衣食庶物所由生也”是引自《国语》的“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二三子》把“民之有口”的价值加到了“圣人”身上，主张堵住小人的嘴巴，完全背离了“天子听政，庶人传语”的古训。这说明传播帛书《易传》的经师在思想上与“民本”主义背道而驰，不象儒家正宗，倒象秦始皇倡导的法家思想。帛书《易传》竟然混进了如此低级的言论，足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正《易传》”呼声的必要性。韩非子、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然而他们都是荀子的弟子。荀子实际是提倡发言的，《荀子·非相》说：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不喜欢言谈，不乐于言谈，那一定不是真诚的学士。所以君子对于言谈，心里喜欢，行为信守，而且乐于谈论，所以君子是能辩说的。人们莫不喜好谈论其所推崇的，而且君子尤为突出。所以用美好的语言赠送人，比金银珠宝还贵重；把善言拿给别人看，觉得比让人观看礼服上的彩色花纹还要华美；把善言讲给别人听，觉得比让人听钟鼓琴瑟还要快乐。所以君子对于言谈是不会厌烦的。鄙陋的小人与此相反，他们只注重实惠，而不顾及文采，因此一辈子也免不了卑陋庸俗。所以《周易》说：“就像扎住了口的袋子，既没有责怪，也没有赞誉。”说的就是这种迂腐的儒生。·《卦》曰：“履霜，堅冰至。”（18上）孔子曰：此言天時
（譖-渐），戒葆（保）常也。歲始於[東北，成]於西南，溫始[於東北]，寒始於[西南]☒（18下）☒，德與天道始，必順五行，亓（其）孫貴而（19上）宗不傰（崩）。
坤卦初六说：“履霜，坚冰至。”孔子说：这是说天时渐变，告诫永保常道。一年始于东北，成于西南，温始于东北，寒始于西南……圣人德行与天道同时开始，必然顺从五行，他的子孙富贵，宗庙不会崩塌。《易》曰：“履霜，堅冰至。”子曰：孫（遜）從之胃（謂）也。歲之義，（37下）始於東北，成於西南。君子見始弗逆，順而保㝅。《周易》坤卦初六说：“履霜，坚冰至。”孔子说：“这是讲顺从的意思。一年，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君子看到开始，知道不可逆转，要顺乎天道培养子弟。”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或热焦沙，或寒凝水，故圣人谨慎其所积。天者阳，始于东北，故色玄也。地者阴，始于西南，故色黄也。《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帛书《二三子》、《衷》用夏历（《连山易》）和五行理论解释坤卦初六。夏历和《连山易》（后天八卦）认为东北是一年的开始（正月建寅）。火生于寅（东北），水生于申（西南），所以说“温始于东北，寒始于西南”。《淮南子》、荀爽都继承了帛书《易传》的思想。传本《易传》不用夏历（《连山易》）与五行，《小象传》用坤卦直接解释，坤为纯阴，初六是开始，所以说是“霜”，随着阴气的增长，结冰就会来到。帛书《衷》推广到《周礼》的师保制度，《大戴礼记·保傅篇》：“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顺，此三公之职也。”《系辞下传》第八章：“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言》则进一步推广大到《春秋》义理，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这是引用《文言》。·《卦》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孔子曰：“[此言]□□□□或（域）也。直者，□避也；方者，☒大者，言亓（其）直或（域）之容焉。☒□也，置无不□[□]，（20上）故曰'无不利’。”《周易》坤卦六二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孔子说：“这是说……地域。直，是指懂得趋避；方，是指……；大，是说正直地域所容纳。直方大，……设立没有不利的，所以说'无不利’。”“《易》曰：'直方大，不[習]，吉。’言
（聖）[人]之屯於文武也。”此《易贊》也。
《易》曰：“直方大，不习，吉。”子曰：“性文武也，虽强学，是弗能及之矣。”“《周易》说：'直方大，不习，吉。’这是说圣人兼备文武之德。”这出自《易赞》一书。《周易》坤卦六二说：“直方大，不习，吉。”孔子说：“圣人天生具有文武之德，一般人即使努力学习，也不能赶得上他们。”·子曰：“《川（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子曰：“'直方’者，知之胃（謂）也。'不習’者，□[□]不安者之（56上）[胃（谓）]也。'無不利’者，无過之胃（謂）也。夫羸德以與人遇，則失人和矣。非人之所習也，則近害矣。故（56下）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孔子说：“坤卦六二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孔子说：“直方，是智慧的意思。不习，是不虑不安的意思。无不利，是没有过失的意思。德行较差的人与人交往，就会失去和乐。否定人的学习，就会接近灾害。所以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传本《易传》继承了帛书《易传》“性文武”、“方者义”、“义达矣”等义，并加以高度提炼。《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坤·文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直，《说文》：“正见也。从乚从十从目。”故《缪和》说“'直方’者，知之谓也。”方，为空间义，一为方正，一为方向。引申为合适的规则，即义，宜也。故，直为正见，方为合义。正见为文，“敬以直内”也；合义为武，“义以方外”也。“敬义立而德不孤”。故“大”。大，则“不习无不利”。直方大，与《礼记·大学》三纲领相合：“十目所见”为直，自知也，是“明明德”；“义以方外”，是“亲民”也；“敬义立而德不孤”、“大，不习无不利”，是“止于至善”也。又与佛之三觉合。《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乾是道体，坤是教体，故坤卦六二言“习”，帛书《衷》论坤卦反复言“文”、“学”、“诗书”。·《卦》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孔子曰]：“含章[□□□]□□□☒（20下）含亦美，貞之可也，亦□☒□□☒無□☒（21上）[或]從王事矣。□☒”坤卦六三说：“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孔子说：“含章……蕴含美质，守持正固正当适宜，或者跟着君王做事，不居功而有好的结局。”《易》曰“含章可貞，吉。”言美情之胃（謂）也。文人僮（動），小事時說，大【事】（39上）順成，知毋過數而務柔和。《易》曰：“或從【王】事，无成又（有）冬（終）。”子曰：言《詩》《書》之胃（謂）也。君子笱（苟）得亓（其）（39下）冬（終），可必（毕）可盡也。“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是说通过实践修学觉悟，最终能有发达的事业。《周易》坤卦六三说“含章可贞，吉”，这是讲美好的德行。文柔之人行动，小事待时而言说，大事循顺而成就。相知之时不可急迫，而是保持柔和。六三还说：“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孔子说：这是说学习《诗》《书》之义。君子要想取得成就，应该把《诗》《书》学透彻。《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文言》：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帛书《易传》与传本《易传》皆言“美”言“时”，前后存在继承关系。[·《卦》曰：“黃常（裳）元[吉。”孔子曰]：“☒（21下）元者也。元，善之始也。☒不入□☒□下□☒色之徒□☒。”坤卦六五说：“黄裳元吉。”孔子说：“……这是元。元，是百善的开始。……颜色……”《易》曰：“黃常（裳），元吉。”子（41下）曰：尉（蔚）文而不發之胃（謂）也。文人內亓（其）光，外亓（其）龍，不以亓（其）白陽人之黑，故亓（其）文兹（滋）章（彰）。《周易》坤卦六五说：“黄裳元吉。”孔子说：“富有文采而不自显之义。文柔之人内藏光华，外部就有荣光，不以自己的白业（善贤）宣扬他人的黑业（恶愚），所以自己的文采更加彰显。”《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帛书《易传》言龙德为文，与坤卦六五的爻辞“黄裳元吉”有密切关系。看过《周易》再看帛书《易传》会觉得帛书《易传》言乾卦似在言坤卦，这是因为帛书《易传》视龙为阴为文的缘故。帛书《二三子》在释坤卦六五时言“元，善之始也”，这句话在传本《易传》的《乾·文言》中。帛书《易传》视乾坤一体，龙德阴阳合体，而传本《易传》视龙德纯阳，这是两者最明显的差别之一。《川（坤）》六柔相從順，文之至也，君（26下）子“先迷後得主”，學人之胃（謂）也。“東北喪崩（朋），西南得崩（朋）”，求賢也。子曰：《易》又（有）名曰《川（坤）》，雌道也。故曰“牝馬之貞”（35下），童
（獸）也，《川（坤）》之類也。是故良馬之類，廣前而
（圜）後遂臧，尚（上）受而順，下安而
（靜），外又（有）美
（刑-形），則中又（有）【□□】（36上）臧壽以□□乎畀以來羣，文德也。是故文人之義，不侍（待）人以不善，見亞（惡）墨（默）然弗（36下）反，是胃（謂）以前戒後。武夫昌（倡）慮，文人緣序（绪）。
《易》曰：“先迷後得主。”學人【之】胃（謂）也，何先主之又（有）？天氣作□，（37上）寒暑不
（暴），亓（其）寒不涷（凍），亓（其）暑不曷（暍）。
《易》曰：“東北喪崩（朋），西南得崩（朋），吉。”子曰：非吉石也。亓（其）【□】（38上）□要，誠與賢之胃（謂）也。【武】人又（有）柫（拂），文人有輔，柫（拂）不撓，輔不絕，何不吉之又（有）？坤卦六爻柔顺相从，是文德的极至。君子“先迷后得主”，是说使人觉悟。“东北丧朋，西南得朋”，是说求贤。孔子说：《周易》有卦名坤，讲的是雌道。所以说“牝马之贞”，是雌兽，属于坤卦柔顺之类。所以良马之类，前胸广阔，后臀浑圆，于是藏实优良。牝马行走，背负重物而柔顺；牝马休止，安宁而静处。外有美形，则内有……良善康健，以此……吗？顺从而回归牝马同类，这是文柔之德。所以文柔之人的义涵，是待人以善，发现恶则默然自省，不再重犯，这就是以前戒后。武刚之人谋划事业，文柔之人循序顺成。《周易》坤卦说：“先迷后得主。”孔子说：这是使人觉悟的，怎会没有常道呢？天气的作用，冬夏气候正常不乱，冬天不伤于寒，夏天不伤于暑。（这就是常道。）《周易》坤卦说：“东北丧朋，西南得朋，吉。”孔子说：这不是告诉人们场所的，是求诚信与贤良。武人以刚直匡正君主，文人以文柔辅助君主，匡正而不折，辅助而不绝，怎么能不吉利呢？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帛书《衷》“上受而順，下安而靜。……畀以来群，文德也”，与《彖传》“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相近，都是对卦辞“利牝马之贞”的阐述。帛书《衷》中孔子解释“西南得朋”仍然带有朋贝来自西南的原始痕迹。段玉裁《说文注》：“贤本多财之称。引伸之凡多皆曰贤。”《彖传》的解读与帛书《衷》不同，“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项安世说：“臣之事乎君，妇之从乎夫，皆丧朋之庆也。”譬如女子年轻时有很多同性朋友，后来离开她们与男子成亲，此失去朋友而有喜庆。《川（坤）》之至德，柔而反於方，《鍵（乾）》之至德，（28下）剛而能讓。坤卦的至德（用六），是柔顺而返回到方正。乾卦的至德（用九），是刚健而能文让。用六即坤之乾，坤卦六个阴爻全部变为阳爻。帛书《衷》认为是“坤之至德，柔而反于方”，方，仍然属于坤德，还没有回归到乾德。故此句被《文言传》释彖辞部分继承：“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小象传》“用六永贞，以大终也”，乾为天，为永为大，是坤德归于乾德了。《文言传》的诞生顺序：帛书《衷》乾坤——帛书《二三子》乾坤——《乾坤凿度》乾坤（反复开凿度量乾坤二卦，故曰“乾坤凿度”：参见第9-2节 从帛书《易传》、《乾坤凿度》“十翼”到传本《易传》）——通行本《易传》之《文言传》。冯时：《周易》乾坤卦爻辞研究（《中国文化》2010年02期）程善德：帛书《二三子》篇孔子释《易》研究（曲阜师大2011年硕士论文）刘大钧：续读帛书《二厽子》（周易研究2011.2）傅惠生：帛书《易传》中“损”“益”卦论疑案探析（2.帛书与今本《乾》《坤》卦论比较）张克宾：帛书《易传》乾坤之义疏论（《孔子研究》2010年01期）（本文引自李守力著《周易诠释》，最新修订日期为2021年4月25日，为文化传统平台原创发布，本链接可用于个人学习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