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骨铮铮，到底取法源于何处？

柳公权像

在中国书法史上，柳体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柳之前，自然率意的魏晋楷书及法度谨严的初唐、中唐楷书都出现了万人景仰追随的宗师，产生了多种风貌鲜明的体态样式。而在柳公权之后，再也不曾出现过能与这些宗师相媲美的楷书大师。元代赵孟頫虽然亦以楷书精美为人们师法，但其楷书是以古为新，并没有完全跳出古人的藩篱而自立门户。因此，探讨柳体形成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柳体是如何形成的？

后世从未深究。言柳体者，多斤斤于从其书法作品的表面构成而上探其师法渊源：

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宋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

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而不及颜之体局宽裕也。(宋朱长文《续书断》)

柳诚悬书，《李晟碑》出欧(阳询)之《化度寺》，《玄秘塔》出颜(真卿)之《郭家庙》，至于《沂州普照寺碑》，虽系后人集柳书成之，乃与褚公神似焉。(清刘熙载《艺概》)

诚悬虽云出欧，其瘦硬亦出《魏元预》《贺若谊》为多。(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柳诚悬《平西王碑》(即《李晟碑》)学《伊阙佛龛》(褚遂良书)而无其厚气。(同上)

《李晟碑》局部

以上诸说虽然只是从师法上探源，但可以使我们看到，柳公权师法极广，这是柳体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柳公权建造柳体大厦的基础。

从柳公权前期的书法特点可以看到，柳公权师法的不只是欧阳询，也不只是颜真卿，而是『遍阅近代诸家』，上及魏晋。其取法之广博、临学之精诣、历时之长久，在中国书法史上可以说是罕见的。

六十岁以前的柳公权一直致力于向历代书家学习，以笔下能备有诸家之体引为得意。虽然这种临仿还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但它却使柳公权充分而精熟地掌握了历代书法尤其是初唐及中唐欧、虞、褚、陆、颜诸家笔法的精粹，为构筑自己的艺术殿堂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如果全面细致的研究，我们还可以看到，柳体结体上独特的特点，在前辈书家笔下也曾经出现过，如『家』字弯度极小的竖弯钩，在虞世南的『象』字中也出现过，虽然弯的形态不同，但其修长的形态十分相似。

这在虞世南笔下是偶然出现的，但在柳公权笔下，这种修长的形态就成了常态，成了自家面目的标志。『备有诸家之体』六个字足以说明柳公权已经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他在晚年能够集诸家之大成，创制出以结体法度森严、笔法灵活多变为主要特色的新体就是必然的了。

书法是表现人的性情的艺术，柳公权的性情的创造出柳体的心源。

清刘熙载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见

《艺概》)。唐孙过庭曰:『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则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见《书谱》)。

尽管现代不少人对书如其人颇有异议，但书法与人的性情密不可分却是公认的事实。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内擫，王献之的外拓，张旭的颠，怀素的狂，虞世南的温润，欧阳询的险劲，褚遂良的秀媚，颜真卿的伟岸，都表现了各自的性志才学。

同是师法古人，然创出新体的风貌不一，这主要是因为性志才学的不同，其中性志是决定书法风貌的最根本的因素。柳体的形成也是如此。除了其师法古人——法源以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根源心源。

柳公权生活在晚唐黑暗险恶的宫廷政治的漩涡之中。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这对他的性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史籍所记载的柳公权的点滴言行中，我们可以略窥其性情和心迹。《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

便殿对六学士，上(文宗)语及汉文恭俭，帝举袂曰:『此濣濯者三矣。』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唯公权无言。帝留而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濣濯之衣，乃小节耳。』时周墀同对，为之股，公权辞气不可夺。

这段记载生动地表现了柳公权骨鲠不阿的性格，这种性格反映在书法上则是峻健刚劲的风格，这种风格贯穿于柳公权书法创作的始终，即使在其书法创作的前期——集古的阶段也是如此。

在柳公权的思想中，虽然有儒，有庄，有禅，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庄与禅，尤其是禅。

尽管柳公权没 有像同时代的白居易、裴休那样成为居士，也见不到他谈禅的只言片语，但他的行为却有十足的禅味：

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柳公权于书法亦只强调『心正则笔正』，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柳公权『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 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均见《旧唐书·柳公权传 》)，但仅止于『诵』(说讲)而已，不著文字传世。他『十二能为辞赋』，但今所见柳公权诗包括与文宗的联句在内仅有六首(见《全唐诗》)，其中三首还是应制而作。文仅有碑文数篇，一篇《小说旧闻记》记的尽是奇闻异事。

文宗朝时，大臣进献诗文著作成为风气，柳公权也无动于衷。他是全然超脱的:

超脱于宫廷政治——身居三品二品高官达二十七年之久，从不涉足政事。对皇帝的劝谏也仅限于帝德而无涉治国方略。

超脱于是非恩怨——敬宗时，王播厚赂宦官求领盐铁转运使，身为起居郎的柳公权曾与朝臣一起上殿，论其奸邪。王播死后，仍为其书写碑文、墓志。宋人以为这是迫于人情，其实这正表现出禅宗『不思善，不思恶』的破执精神。正是这种破执精神，使他打开着与人交往的大门，无亲无疏，善恶不计；晚唐宫廷的险恶，又使他在人事交往中紧闭心扉，密不可测，因而在此起彼伏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中他从未卷入人事纷争的漩涡之中。

柳公权甚至超脱于世俗生活的一切:

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版，问遗岁时巨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笥，缄縢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鸥，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见《旧唐书·柳公权传》)

正是这种交往上的开放与心扉的紧闭，正是这种生活中的全然超脱，使柳公权书法的结体形成了四周舒放、中宫紧密、壁垒森严的特色，使他的书法散发出超逸的禅味。其体态神情恰如宋代独具只眼的米芾所说：

『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见《海岳名言》)。

柳体书法的形成还与他宫廷中显要的地位及书法深受皇帝垂青有关。

唐代楷书以尚法为突出的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楷书书体在魏晋南北朝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唐人建立楷书的法度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是楷书在碑碣上的广泛应用。正如清人梁巘所说:『唐人书多碑版。凡碑版有格，欲取格之齐，故排兵布阵，方正端严，而法胜焉』(见《承晋斋积闻录》)。碑版的庄重性促使书写者精心构思，精意书写，而不能一任自然。张旭所谓『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使大』(见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诸法，正反映出碑版对楷书结体布局的客观要求。

碑版书法的创作，对欧、虞、褚、颜诸家形成个人书法的规范——法度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柳公权也是如此。较之前辈书家，其客观条件更为优越。他不仅可以在前辈书家既成法度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法度，而且有充足的精力和广阔的市场。欧、虞、褚、颜诸家都是在为官之余从事书法创作，柳公权虽是高官，却他政事不 问，专心作书。由于身居显位，书法深受皇帝垂青，使他的书法拥有了众多的追求者，求其书写碑文墓志者不绝于门，『问遗岁时巨万』。

从柳公权留传后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不仅专心从事书法创作，而且主要是从事碑版书法的创作。虽然他不能在碑版书法创作中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但却可以在碑版的界格之内展现自己的艺术追求，他以毕生的精力去完善楷书的法度，去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

因而他所创制的柳体不仅风貌独特，而且法度森严，极具装饰之美。其结体之精 确无以复加，甚至不容有丝毫的移易；其用笔之精到，也没有丝毫的懈怠；其笔画之阴阳向背配合之精妙，更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如果柳公权没有身居宫廷显位这样独特而优越的条件，他就不可能以毕生的精力研究、发展、完善楷书的法度。

正是凭借这样的条件，他才能够集楷书之大成，把楷书的法度推向极致，从而为楷书书体的发展作了总结， 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后一位成功地创制出新体的楷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