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考中峰寺

文/朱德贤前序对于中峰，是一种情怀。因为笔者是中峰人，生活、工作一直在中峰，是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孕育了我，于我有大海之恩，故常戚戚然不知以何为报。今年愈不惑，一事无成，越发惶惶然。对于与中峰寺的牵连，更是余丝不断，小学这里是我的母校，在它的庇护下、传说中，我懵懂成长。在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了解它过去的执念，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后来，编辑《蟠龙中峰》给了我初步走进它的机会，我们查阅古迹、实地走访，访问百姓，终于将中峰寺的介绍，假以成文。然正是这次接触，也让我有了更多的疑惑，不得甚解。一、为什么全国有这么多中峰寺？打开百度，数不枚举：1、中峰寺为峨眉山古刹之一。晋时为道教寺庙，称乾明观。北魏时明果和尚降伏蟒蛇有功，庙中道士承师学佛，遂改观为寺。因地处白岩中峰之下，故名中峰寺。宋时中峰寺已是峨眉山著名禅林。2、中峰禅寺,座落在江苏省苏州市枫桥镇支英村的观音山上,是座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名闻遐迩的千年古刹。3、中峰禅寺位于河南虞城夏邑交界处，初建于唐朝开元年间（约公元713——741年），距今1300余年，曾与开封相国寺齐名。……把范围缩小，再百度重庆中峰寺，也有如下结果：

它们散布于大足、荣昌、永川、沙坪坝、綦江……所以，这种想一探究竟的冲动，越发强烈。曾试图分析命名中峰寺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因地形命名，如峨眉山中峰寺，因处于白岩中峰之下而得名，这类命名时间一般可以追溯到宋元以前，当然也有例外。二可能与元代僧人中峰明本有关。中峰明本曾师从元代高僧高峰原妙。俗姓孙，号中峰，法号智觉，西天目山住持，仁宗曾赐号“广慧禅师”，并赐谥“普应国师”，人称“江南古佛”，是元代最为杰出的高僧。他推动了禅净合一的进程，并将禅及汉人文化带到了藏传（蒙古）与南传佛教（云南）为主导的地区，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之间的理解，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更深融合。中峰禅师的影响，其横向远播到今蒙古国及云南，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纵向则深远影响明清佛教、禅宗之发展。其语录文集，为明清习禅之人所必读。而由其承接的上至大慧宗杲、高峰原妙，下接天如惟则、千岩元长的杨岐派禅风，绵延不绝。后人不禁发出“中峰一系，遂成明清两代中国禅宗的主流，如今禅宗丛林，无不是中峰明本禅师后世儿孙”的感叹。故而明清以后叫高峰寺和中峰寺如此之多，就是最好的说明。但笔者对佛家文化一窍不通，不敢妄下断言，对中峰寺命名的研究只能自己想象，不敢付诸于笔墨，一怕贻笑大方，二则是自信心不足。只是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在綦江也有两座中峰寺，足见我的孤陋寡闻，也越发不敢贸然落笔。二、《（道光）綦江县志》对中峰寺的记载的疑惑：“中峰寺：在县西北八十里双山。宏治十八年建。”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峰人，这条记录中双山的地名，实在不知所指，查阅綦江区山名，几乎找不到双山的名字。郭扶镇有双山，也相距太远。后有人在《僰俗》中发文章，讨论双山在哪里？大家也是一头雾水。就这样，双山的疑惑只能被冠以古今文化变异、地名变迁等理由而自我安慰。没想到，我的同门师兄“搬螃蟹”在《对不起中峰人民，恭喜万兴了》一篇帖子中，发现了双山中峰寺，并且详细解读了双山中峰寺可能就是《（道光）綦江县志》中记载的中峰寺。我大喜，双山之惑终于得解，甚慰。并被师兄闲云野鹤般的人生、严谨探求的文史情节所感动，同时为自己如蜀之富僧，囚笼于俗世而自鄙。大喜过后，冷静下来，新的疑惑也因此而生：双山中峰寺就是《（道光）綦江县志》中记载的中峰寺吗？恐怕未必，故作此前序。关于中峰寺具体位置的探究对于《（道光）綦江县志》关于记载中峰寺的几个关键词是：“县西北”“八十里”“双山”，将中峰寺的方位、距离、具体落点进行了定位。现就此展开分析研究，以飨读者。“县西北”（方向）、“八十里”（距离）的探究一、关于綦江地理方位历史上对于边界的认定，由来重视。追溯綦江历史，就发生过“綦桐争界”这样的事件。所以，在各县的边界地区，往往立有界碑，以定疆域。那綦江有哪些界碑呢？綦江东界碑位于綦江区最东的莲花山，与南川区接壤。历史上，綦江与南川交界处曾多次分合，从未划线立碑。因边界不清，边民常为地界发生争吵斗殴。清同治十一年( 1872 年)十月，由四川省重庆府派专员勘界划线，綦江县知事（县长）田秀栗在原綦江县和原南川县分界线的山脊梁上立了一块綦江县东界碑。綦江西界位于丁山狸狮村1组刘罗沟路边一个山峰大岩石上，这里是綦江与贵州习水坭坝村交界处。岩石上大书“綦江西界”。綦江南界位于安稳镇崇河村，贵州与綦江的川黔公路交界处，上刻有贵州北界，此同时应为綦江南界。綦江北界位于古南镇北渡大桥过去210国道江津与綦江交界处。这些界碑的确定，将綦江各部的大致位置，分得格外清晰，它们大致以綦江河为横轴，分为东西两面。今天的綦城河东、河西之称，就是例证。由此，我们看《（道光）綦江县志》中方位的描述，也大多源出于此。二、《（道光）綦江县志》里中峰寺附近位置有关记载。双山中峰寺附近位置的记载双山中峰寺位于上、下太公山之间，小地名为金钗井。《（道光）綦江县志》对它附近地方的记载有：“金钗场：北三十里”“万兴场：北二十五里”“太公山：在县东北二十里，山有二石，宛如垂钓状，故名”。这些描述都统一把双山中峰寺定位在綦江北部甚至偏东的位置。从距离看，最远的地方也不过三十里，这和今天的距离差别不大。由此可以看出，双山中峰寺与“县西北八十里”不符。中峰镇中峰寺附近位置记载中峰镇中峰寺位于中峰镇中峰村老街。《（道光）綦江县志》对它附近的地方记载有：“三角塘：西北一百六十里”“平滩沟：即永兴场，西北六十里，期一四七”“三会场：西北三十里，期三六九”“广佛寺：在城西北一百里大垭场”，这些记载都将方位定于綦江西北方向。从距离看，平摊沟六十里，三会场三十里，如果从三会场经观音沟、朱家沟，过回龙庙，到达中峰寺八十里距离正好；如果从平摊沟（今永新场镇）过来，略短。如此比较：中峰镇中峰寺正好与“县西北八十里”相符。“双山”（具体地点）探究双山中峰寺位于上下太公山之间，故而得名，中峰镇中峰寺背靠印子山。经比较，《（道光）綦江县志》关于中峰寺具体地点记载与双山中峰寺吻合。那么，就凭此判断《（道光）綦江县志》记载的中峰寺就一定是双山中峰寺吗？这需要从县志记载具体地点的方法、该地点的规模、影响力等全面比较。《（道光）綦江县志》具体地点记载方法的探究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对于一个具体地点的记载，大致都是采用地区+方位+距离+具体地点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俗称为“顺藤摸瓜法”。如“鹿山：在思里,县东北三十五里，即今岑狮坝。”地区，思里；方位，县东北；距离，三十五里；具体地点，今岑狮坝。这样的描述清晰明了，简短易懂。这种记载方法除了上述优点，还代表了作者记录的思路，层层递进，直至终端。如“鹿山：在思里,县东北三十五里，即今岑狮坝。”思路是：在思里——县东北——三十五里——岑狮坝。为方便读者进一步理解，特进行图表说明。写作方法地区方位距离具体地点鹿山在思里县东北三十五里岑狮坝辨识度容易容易较难较难出错率不容易不容易容易容易写作思路划范围指方向测距离最后落点（表一）为了将写作思路更加细化，特列数轴说明，希望读者不要认为繁琐。

写作思路是：第一步，划范围，在思里；第二步，指方向，在县东北；第三步，测距离，三十五里；第四步，描写具体地点，岑狮坝。作者想写一个地方时，第一、二步就已经具有了指向性，三、四步只是具体细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道光）綦江县志》记载中峰寺的思路是：县西北八十里的中峰镇中峰寺，而非处于县北偏东的上下太公山之间的双山中峰寺。为什么《（道光）綦江县志》作者想记录的是中峰镇中峰寺？清道光时期，中峰镇中峰寺影响力远比双山中峰寺大（见道光部分舆地全图）。

全图中，出现了中峰镇中峰寺，而没有双山中峰寺。双山中峰寺只在附里图中出现，谁规模更大，影响更远，不言而喻。从两个中峰寺的发展看，中峰寺维修与发展都正常进行，在民国废寺建学中成为中峰小学，后来能容纳近600学生的规模（笔者曾就读于中峰小学，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班，以每班50人概算），可见寺院的保存较为完好，规模也较大。而双山中峰寺几乎默默无闻，在街镇丛书文化遗存的收集中，已经没有录入（原因不详，但侧面也是一个影响力的证明），所以笔者在进行中峰寺资料收集的时候，将其忽略，除了再次说明笔者的孤陋寡闻，但其默默无名的状态也是事实，不然在《僰俗》关于中峰寺双山的讨论中，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不清楚。这些都是对《（道光）綦江县志》的作者写作思路的最好说明：怎么可能去记录一个默默无名的寺院，而放弃一个规模、声望都较为出众的寺院呢？为什么有双山这样记载的错误呢？我们对记载方法出错几率进行分析（见表一），我们发现：关于地区、方位的记载，一般不会出错，因为可以模糊定位，只要大致准确就行。今天我们向人介绍地方也往往采用这种方法。如：鹿山：在思里,县东北。反观距离、具体地点的记载，则需要精确定位，那相对就比较难。如“鹿山：……三十五里，即今岑狮坝。”这里的三十五里、岑狮坝都是准确数字和地名，这些数据，如果没有记录者实地走访，那出错的几率较大。这一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关于《（道光）綦江县志》中“中峰寺：在县西北八十里双山”的记载，最容易出错的是“八十里”（距离）和“双山”（具体地点）。《（道光）綦江县志》作者在“双山”描述中有没有出错可能呢？从当时的交通、编辑时间、编辑者等因素看，完全可能。一、首先从当年的交通条件看。清道光时期，科技水平远没有今天发达，今天的交通有汽车，有GPS定位导航，全綦江区的探访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而古人则比较艰苦，那时探访全靠用脚，山高路陡，并且兵匪横行，一天之内是绝对不能完成。由此来回的食宿、安全策划等都需要充分的准备才能成行。这些现实问题肯定会困扰着每一个编修县志的人。二、从编修《（道光）綦江县志》的用时看，其前后经历了两次编修，分别是：第一次：道光五年(1825)夏，知县宋灏见綦志稿“残缺错谬，不可卒读……礼聘邑孝廉罗星专任编辑。经过一百天的旁搜博采，校正核实，编写缮正，最后完成《綦江县志》12卷，共26个志。第二次：道光十一年，邓仁坤担任知县后的4年间，建树甚多，县内士绅屡进言增修县志。仁坤乃于道光十五年春延罗星任编辑，在原志的基础上进行增修……经过3个月而功告成。篇目照旧，内容增加十分之二三。①第一次用时一百天，第二次用时三个月，对于编修一本县志，两次用时均比较仓促，其中的走访应证显然时间不够。故而罗星在为《（道光）綦江县志》写序言时，也不得不感叹“为时亦促”。三、从编辑者的生活环境看。《（道光）綦江县志》主要编辑是罗星。罗星是今永城镇人，“旧居巴界百花湾”“晚移居花门（现永城镇温塘）”“林泉怡养，不履城市者四十年”“邑中向无志乘，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始创修十二卷”。从《（道光）綦江县志》中关于罗星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罗星作为一个綦江东部的人，且常年居于巴界百花湾，对于綦江西部的中峰镇中峰寺的了解是有一定局限的。当然也不能凭此就说明罗星没到过中峰镇中峰寺，或者其它编修没有到过中峰镇中峰寺。这一点，可以从罗星第二次编辑《（道光）綦江县志》所作序中看出：“綦虽有旧志，实只抄写一厚本，讹错不堪。各家多有存者，可覆按也。经道光五年编刻，增至十二卷，为时亦促。以故沿革、人物各类，仍然考核未当。”“即编辑者亦远居巴界。只凭尺札往来，意主并蓄兼收，以备掌故。其实畧而未书者，正复不少。深有感于明人修志，连本朝事实不能举也。后之作者，将勿以拉杂为嫌乎？”从序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信息：1、罗星在写县志时，“远居巴界。只凭尺札（书信）往来”，可见在实地走访上是有欠缺的。2、“綦虽有旧志，实只抄写一厚本，讹错不堪”。綦江的旧志的情况一是“一厚本”，说明多且杂，没有归类；二是“讹错不堪”。因此，道光县志在编修时，不可能将其谬误一一勘正，所沿用的记载出现错误在所难免。3、“经道光五年编刻，增至十二卷，为时亦促。以故沿革、人物各类，仍然考核未当”，罗星自己也认为，在编修县志时，因时间短、任务重会出现“考核未当”的情况。当然这是编者一般的自谦之言，但未尝不是作者的心中的真心话。四、从《（道光）綦江县志》采用的资料来源看，共有四次，分别是：1、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邑庠生李梧庵受知县周作乐之命，参照其他郡邑的志书，在“遍蒐故家，仅得写本数页”的基础上，又“亲涉山川，博访典故”，编成《舆地》、《建置》、《食货》、《选举》、《官师》、《人物》、《艺文》、《杂志》等8个纲45个目的《綦志》稿。2、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因编修《重庆府志》而“檄取綦志”，知县徐振基从庠生綦天祜家得万历遗志写本……设馆请明朝遗老任立相重新编修，并以庠生杨岱协助采集资料和编辑……立相乃以綦天祜所存之万历遗志写本为基础……历五旬而成书，分元、享、利、贞4集，共计8卷。3、康熙三十八年七月，知县方岳为向府志的编修提供县志资料，又以贡生任立相，庠生杨岱、陈愚，武举杨苏等人任纂修，仍按原志稿的编次，博访康熙二十四年后十五年之史实，综核成志，于是年八月十五日完稿。但仍未付印。4、嘉庆八年(1803)冬，知县张九谷到任后……即与同官谋划续修，嘱少尉黄廷元负责，孝廉代大魁协助……阅一月而规模已具②。可见，《（道光）綦江县志》的资料来源比较复杂，其中取舍中难免出现疏漏，罗星在序中也说明了“与前志颇多互异”的困惑。综上所述，认为《（道光）綦江县志》记载的中峰寺就是双山中峰寺是欠科学的。它犯了一个逻辑错误，那就是把可能当成一定，把推测当成结论。所以写出的东西自然不全面，且不科学。对于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因时间流逝，典籍缺失，不能完全复原，保留它的争议性，未尝不是一种文史研究的乐趣。近有读者将“搬螃蟹”的文章当成结论用，让相关部门对中峰寺的相关资料进行修改。实不知作何回复，学术的多样性，就如花园里竞相开放的娇艳花朵，保留每一朵花的个性与芬芳，就是花园最大的美丽。为何要一花独放，而要求众芳凋零呢？①、②：摘自《（90版）綦江县志》747页《綦江县志》编修史略 。作者简介：清逸，本名朱德贤，綦江区中峰中学人民教师，健身达人，擅长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