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帘听政的最高境界
今晚想继续讲讲刘娥。
之前有个疑惑，宋朝这么多士大夫，怎么会容许刘娥一个女人垂帘听政十多年，这事儿太不合常理了。更不合理的是，慈禧太后等待光绪长大后还装模作样把权力移交出来，而刘娥一直把持朝政不肯撒手。即便如此，后世对于她的评价还一边倒称赞！
中国历史上站在权力巅峰的女人就那几个，武则天自己改朝换代的事情都做了，这个刘娥比不过。退一步来论，她似乎把”垂帘听政“演绎到了最高境界，慈禧太后自愧弗如。
刘娥在政坛上崛起的轨迹值得盘一盘。
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刘娥非常深地介入到北宋的朝局之中，而这个契机跟宋真宗有关。
真宗作为一个典型的“守成之君”，有点怂。从小养在深宫，论历练和能力，比他的父亲和伯父都差许多，历史上最大的政绩就是和辽达成的“澶渊之盟”，可这属于城下之盟，不算体面的胜利，而对于崛起中的党项李继迁，他也是一筹莫展。
大中祥符末，真宗突发中风，至天禧四年（1020年）春，病情不断加重，不光话没办法说利索，脑子也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这种状态下，真宗已无法再独自处理政务了，他很自然想到让刘娥来帮忙。
聪明的刘娥倒也驾轻就熟，“政事多中宫所决”，慢慢刘娥成了真正拿主意的人，真宗只是最后象征性地把把关罢了。
随着真宗的身体每况愈下，朝堂内的各派政治势力也开始伺机而动。
01 寇准的霸道
其中尤以寇准、丁谓两派大臣的内斗最为激烈。曾在澶州前线“挽狂澜于既倒”的寇准无疑是宋初最著名的大臣之一，寇准忠诚正直，但也有他的缺点，个性偏狭，讲话得罪人，因而也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在当了一段时间的宰相与枢密使后，他就因为王钦若的排挤被罢相。
《寇老西儿》中的寇准
到了天禧三年（1019年），时在判永兴军任上的寇准一心想要再回到政治中枢，为此他不惜违背自己的原则，联络辖区内的巡检朱能和内廷的宦官周怀政，一同炮制了一份“天书”进献给真宗，真宗果然龙颜大悦，寇准于是再度入朝为相。
很快以他为中心，结成了一个以同为宰相的向敏中（寇准入朝后不久即病逝）、参知政事李迪、同知枢密院事周起为主要成员的“拥寇派”。
但让寇准没想到的是，他此次踌躇满志的拜相却不经意间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比王钦若更可怕的劲敌——时任参知政事的丁谓。
丁谓和寇准的关系其实刚开始并不差，寇准早年还向宰相李沆推荐过丁谓，但李沆似乎已经看穿了这个人是睚眦必报、不愿屈居人下的。果不其然，两人共事后很快因一件小事结下了梁子，“谓在中书事准甚谨。尝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谓甚愧之。由是，倾诬始萌矣。”
寇准或许以为他这样调侃丁谓并没什么恶意，但丁谓一定觉得大丢了面子，心里也埋下仇恨寇准的种子，他逐渐将枢密使曹利用、同知枢密院事任中正、知制诰钱惟演网罗在周围，形成了一支和寇准敌对的派系。
02 反寇大联盟
在寇准、丁谓两派阵营的分划中，刘娥其实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因素。
仔细考究起来，当年在有关立刘娥为后的问题上，寇准、李迪都是坚定的反对派，反而丁谓很支持刘娥立后，他曾经还怂恿时任翰林学士的杨亿赶紧草诏，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
只可惜杨亿他不吃这一套。站在后人的角度，我们大可以赞赏寇准等人是坚持原则，丁谓则是见风使舵的小人，但将心比心，站在刘娥的立场上，说让她对寇准、李迪有好印象实在是很难。
更糟糕的是，当了宰相的寇准还继续地找刘娥麻烦。刘娥代理朝政很快引起了寇准等人的警觉，他们担心真宗一旦晏驾，历史上外戚专权、女主临朝的局面会重演。
其实，身为皇后的刘娥此时在外朝根本没有什么能安插得上的人脉。她在得势以后，让前夫龚美改姓刘，做她的兄长，勉强算是个亲贵；这之后，吴越钱氏的后人钱惟演又和刘娥攀了亲戚，成了刘美的妻舅，除了这两个人，刘娥能信得过的也别无其他了。
似乎是看准了刘娥势单力孤，又或者是对这个摇拨浪鼓起家的川妹子太过蔑视，寇准借着刘娥有亲属在四川“夺人盐井”一事，主张严办，即便真宗表态说可以网开一面他也不领情，这下寇准和刘娥的关系彻底搞僵了，更驱使刘娥与丁谓一派联合，双方靠钱惟演互通消息，“反寇大联盟”就此形成。
03 寇准未遂的政变
人心是复杂的，虽然真宗和刘娥做了一辈子“恩爱夫妻”，可眼看自己大权旁落，真宗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史载“帝意不能平”，而朝中的各方势力此时又都盯着真宗身故后的崭新权力版图，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天禧末年的政争很快达到高潮。
寇准的想法是尽快把太子推到前台，以“太子监国”的名义处理政务，这样不仅斩断了刘娥打着真宗的旗号染指皇权的途径，也等于在接班人身上投了资，将来作为“佐命功臣”可占尽先机。
真宗对寇准的这番设想是赞同的，寇准还让杨亿草诏，本来整件事很机密，消息却走漏了。丁谓闻讯大表反对，说现在让太子监国，那以后皇上病好了要怎么办呢？
巧的是，真宗这时又不记得他曾对寇准说过什么了（是真忘记了还是害怕刘娥知道而假装忘记了就说不清了），寇准作为“替罪羊”被罢了相，但真宗仍然以太子太傅、莱国公的名义把他留在京城，对于寇党来说，他们和丁谓还没有分出胜负。
据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里的说法，寇准在“太子监国”的设想之外，还有一套更惊人的计划：“欲废章献（刘皇后），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这种“鱼死网破”的政变如果真得付诸实施，那刘娥的身家性命估计都难保了。
幸而，就在寇准于京城积蓄力量准备反扑的当口，他自己阵营内部出了“猪队友”。
替寇准伪造“天书”的宦官周怀政，自从寇准罢相后，就一直忐忑不安，真宗在清醒时也曾和周怀政聊过“太子监国”的事情，他便打算先下手为强，实施寇准的政变计划：“阴谋杀谓等，复相准，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结果，参与其事的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向丁谓告了密，周怀政很快被捕斩。
这次失败的政变使寇准彻底失了势。刘娥又趁机与丁谓一同把寇准之前伪造“天书”的抖搂出来，寇准最终被贬为道州司马，赶出了汴京。
可能是觉得这一连串变乱都是由“太子监国”的设想而起，生病生得脑子都糊涂了的真宗竟想要追究太子，危机时刻，李迪劝谏道：“陛下有几子，乃欲如是？”真宗才作罢。另一方面，在打倒寇准后，刘娥在内廷的权力已无法撼动，她与丁谓实际上已联手把真宗架空。
作为太子的“母亲”，刘娥也明白在事关“国本”的问题上不容有丝毫闪失，时任参知政事的王曾托钱惟演向刘娥传话，说：“太子幼，非中宫不能立，中宫非倚太子则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安矣。”刘娥对王曾这番话深为认同。
刘娥在天禧四年经受了政治斗争的初步考验，她联合丁谓打击寇准，虽有冷酷无情的一面，但考虑到寇准一方的计划已经有威胁她身家性命的可能，其作法似乎也有情可原。
更重要的是，在事关太子的问题上，刘娥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必须保证赵宋皇位的平稳过渡，因为就像王曾所言，这在根本上也维护了刘娥自身的利益。
04 该收拾丁谓了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窝囊的真宗终于一命呜呼，临终前他留下遗诏，“命皇后权处分军国事，辅太子听政”，刘娥就这样成为了大宋开国后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太后，在仁宗初期的十一年间，她实际上成为了北宋的最高执政者。
刘娥垂帘听政后，首先要解决掉过去的政治盟友——丁谓。
在打倒了寇准、李迪后，丁谓大搞政治清洗，朝中几乎已经没有了反对力量，他在外朝一手遮天、专横跋扈，官员黜置基本都靠他一句话，他又勾结宦官雷允恭，建议对于一般政务，只要让雷允恭传给太后，圈定后就可以颁下施行，不必事事由太后出面召集辅臣商量，这完全是想要把刘娥架空的节奏。
得意忘形的丁谓最终栽在了一件工程事故上。
原来真宗驾崩后，由丁谓担任山陵使，负责为真宗修建陵寝，结果都监雷允恭却在现场自作主张把陵墓位置移动了百步，结果地基泛水，陵寝的修建也耽搁了。
隐忍多年的王曾瞅准这个机会向太后告了状，说雷允恭竟将先皇陵寝移到了“绝地”，刘娥大怒，顺势将丁谓贬了官，最后将他贬到崖州司户参军，彻底断了他回京的念头。
打倒丁谓，让刘娥将朝政大权全数收回到自己手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擘画国家的将来了。
她在听政期间，出台了诸多政策，对于改革真宗晚年的弊政，扭转北宋国力都发挥了积极影响。
首先，她废止了真宗生前那些莫名其妙的迷信工程，下令停止修建宫观；其次，广开言路、澄清吏治，她于明道元年（1032年）开设谏院，听取下情，并严惩贪官污吏，朝廷风气得以振刷；最后，刘娥还做了一些为民造福的好事，譬如兴修水利，堵塞了困扰北宋多年的黄河滑州缺口。
《宋史》称：“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
可见刘娥临朝称制的成绩是得到后世肯定的。
05 群臣默许的无冕之王
然而，随着刘娥权势的日渐稳固，说她没有产生一点野心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从仁宗初年选用的两个年号上，就可以看出刘娥的内心渴望，“天圣”可以解释为“二人圣”，“明道”则是“日月道”，这无不是想向外界宣誓，她在政治地位上与仁宗是平起平坐的。
刘娥更是力图在王朝礼制上为自己的身份寻求新的突破。
这集中体现在她以女主之姿于明道二年（1033年）参谒太庙一事上。由于谒庙本是皇帝的特权，刘娥在准备仪式的时候曾希望可以完全穿皇帝的衮服，并佩戴冠冕，这一想法遭到维护既有秩序的大臣们的激烈反对。
最后经过一番折中，刘娥得以以“皇帝衮服减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不佩剑，龙花十六株，前后垂珠翠各十二旒，以衮衣为名”的行头参谒太庙。严格来说，这套行头与皇帝的差距已微乎其微。
对于当时北宋的朝臣余士大夫来说，面对刘娥这样一位“史无前例”的太后，许多制度规范确实需要自行摸索，但有一个看法他们却是共同的，就是刘娥“临朝称制”毕竟是皇帝年幼时的非常状态。
随着仁宗年长亲政，这种“二圣共治”的局面就会结束，他们最恐慌的是刘娥会恋栈权位，不愿交权给仁宗，甚至还欲效法唐代的武则天。
据史书记载，刘娥在不经意间的确显露出了想要比肩武则天的意思：“太后尝问参知政事鲁宗道：'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后默然。”
面对鲁宗道这样耿直的官员，大概刘娥也明白想和武则天一样过把“女皇瘾”怕是不太现实。
不过，对于大臣们催促她早日还政给仁宗的谏言，刘娥的反应就固执得多了。
按照古人的习惯，十五即算成年，严格地说，刘娥天圣二年（1024年）就当归政仁宗，但她根本是毫无表示。
到了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都是二十岁的小伙子，连大婚都完成了，刘娥却仍准备于冬至日让皇帝率百官一道为自己上寿，这下可惹恼了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他上疏抨击刘太后：“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范仲淹认为刘娥这么做完全是不成体统，他更上疏要求她早日归政。但刘娥对此都拒不回应。
刘娥迟迟不愿归政，自然有热衷权力的因素，毕竟从真宗晚年参与机要以来，她已在政治中枢摸爬滚打十多年了，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却还是要回到她与仁宗——这个她抱养的孩子的关系上。
本质来说，刘娥现有的权力基石是她与仁宗的“母子关系”，但只有刘娥和宫里的极少数人清楚，这层关系是有问题的。
刘娥有理由担忧，假使她从垂帘听政的位子上下来，那么她将无力阻止仁宗获悉自己的真实身份。到了那时，感觉被恶意蒙骗了的皇帝又是否会对自己不利呢？
正是由于这层隐秘的恐惧，直到刘娥人生最后几年，她都拼劲全力想守护好这个最大的“秘密”。
明道二年三月，就在参谒完太庙不久，刘娥病重，走完了其跌宕精彩的一生。
据说在她弥留之际，刘娥还拽着仁宗的衣袖，仿佛有所嘱托，大臣薛奎告诉皇帝，这是太后还念念不忘要穿衮冕入殓，他郑重劝告仁宗，只能以后服给刘娥下葬。
06 死后还留伏笔
刘娥死后，仁宗的身世之谜便再也掩盖不住了，也许是太宗唯一在世的儿子“八贤王”赵元俨告诉他的，又或者是当年与刘娥一同抚养仁宗的杨太妃告诉他的，总之，得知自己并不是刘娥亲生儿子的仁宗简直五雷轰顶，顿时陷入巨大的悲痛中。
此时，有关仁宗生母李宸妃是被刘太后毒死的谣言又盛嚣尘上，为了验证传闻，仁宗亲自赶赴生母葬地洪福院，打开棺椁，他发现母亲“以水银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证明刘娥当年是以高规格安葬母亲的，不禁感叹：“人言岂可信哉！”心情渐渐平复下来。
不过，当年的刘娥真会如此大度吗？
其实这其中依然是有波折的，原来李氏在明道元年去世的时候，刘娥本就是想以宫女之礼草草下葬的，但宰相吕夷简坚持认为礼节应当从厚，显然吕夷简对仁宗的身世是一清二楚的，他告诫刘娥：“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
仁宗终究有一天是要知道自己身世的，厚葬李氏也是为刘氏家族留个退路。
最终，刘娥依照吕夷简的建议以“后服殓，水银实棺”，这才有了仁宗在洪福院看到的那一幕。
作为中国古代少有的女性政治家，刘娥在攀上权力顶峰后，无论是威望还是能力皆已不逊色于武则天，虽然也时而有野心的冲动，但她并没有肆意行使自己的权力，在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倒都能冷静下来做出理性的选择，这既有刘娥自身经历和个性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了宋代和唐代在内外环境上的不同。
“大宋武则天”并没有真正成为武则天，对于以后的宋代官员而言无疑是一种幸运，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这段历史里吸取了如何应对“垂帘听政”女主的经验（太后临朝的现象在两宋都将反复出现），如何在努力限缩太后“临朝称制”时间的同时，充分利用皇帝幼小的机会来培养和“打造”符合士大夫理想的“明君”成了他们努力的方向。
虽然这种培养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但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却由此愈发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