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的“推广普通话运动”
雍正皇帝听不懂，闽粤士子学官话——满清的普通话推广运动
2020-05-18 07:51
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当年康有为来见光绪皇帝谈变法一事，康有为操着一口难懂的广东话，让光绪皇帝听的是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此变法的时候也是懵的，最后导致了变法失败。这个段子的真实性咱们暂且不提， 但是说实话，当时的广东、福建官员去见皇帝的时候，他们的话皇帝真的听不懂，这也引发了一场清王朝的“普通话运动”，当时应该叫“官话运动”。今日一文，日航君便与各位看这清朝的普通话运动。
雍正皇帝：我听不懂啊！
一、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话呢？
关于推广普通话运动，还是要从雍正皇帝说起。 话说当年雍正皇帝接见来自福建、广东一带的官员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那些官员基本上都说着自己家的家乡话而并非官话，导致雍正皇帝听不懂。
雍正皇帝便想了，我自己听不懂不要紧，但是如果这些官员以后去了外地做官，那么百姓也听不懂他们的话，这就需要多一个传话的人。如果中间多了一个传话的师爷，这个师爷趁机扭曲官员的意思，搞一个“中间商赚差价”，那么受苦受难的就是老百姓了。这可真的是想一时越想越怕。于是雍正皇帝便写到：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乃系乡音不可通晓……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转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
语言沟通上存在困难是一方面原因，我们想一下，在康熙时代必然也存在着这种语言不通的问题，但是康熙却没有去推行普通话运动而是在雍正时期推广的普通话运动，这其中必然也是有原因的。
而另一方面原因是雍正皇帝想要借助普及语言一事来增强广东、福建一带的认同感，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天地会的问题也让雍正头疼不已
在雍正时代，来自反清复明势力的威胁依然非常大。因为当年南明、郑成功等人留下的印记太深，导致当时广东福建一带依然有着诸多反清势力。雍正皇帝深知，面对着这种情况光靠一味地剿灭是不行的，这一批反清势力只会“野火烧不尽，吹春风吹又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雍正皇帝决定通过语言为纽带，增强广东福建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以分化绞杀反清势力。 正如当时有人说“欲令远僻海疆，共臻一道同风之盛”。
雍正皇帝一直以来在民间都有着得位不正的传说，因此其内心也十分恐慌，曾静案中涉嫌的“华夷之辩”便是其中的表现之一。这种华夷之辩中的痛苦，也是雍正皇帝内心的痛点之一。因他甚至做了《大义觉迷录》一书来为自身辩解。因此语言一事，势必会成为雍正皇帝为自身正名的一个手段。
在此之中，雍正皇帝努力为自己营造出一种华夏正朔的感觉。具体表现就是雍正皇帝带头去推广官话，表现出一副“正其音”的捍卫文化正统的样子。不得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之中，恰恰是有将“雅言”“官话”等视为大一统与华夏的象征的寓意在其中，在判断是否蛮夷之时，正是依靠文化、语言上的认同感来进行判断的。
雍正皇帝将自己塑造成了华夏一统的代表人物
二、官话运动究竟在做什么？
既然说完了雍正皇帝普及官话运动的原因，那咱们接下来就要说说这场运动究竟在干什么了。
首先呢，雍正皇帝用非常严厉的口吻督促广州、福建一带的官员去学习官话，力度非常大。当时这两地的官员如果学不会官话的话，那么就不让他们参与科举考试。考虑到其中很多官员已经说惯了家乡说，“舌音难转”，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成的，于是雍正皇帝给了他们八年时间让他们去学习官话，然后希望能够学有所成。当时雍正皇帝亲自下谕说：
“如八年之外，不能官话者，举人贡生监童俱暂停其考试，遵照在案。”
可以说在这种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之下，广州、福建一带开始轰轰烈烈的学习官话的的运动。当时很多广州、福建一带的官员和希望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均进入到了其中充当学生进行官话学习。
康有为
这两省首先都建立起了很多的正音书院，福建一带叫做书院，广州一代叫做社学。福建的正音书院有112所，广州的正音学社则高达近千所。其实这一点并非是说明福建不如广州重视，广州的社学还承担着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充当学堂，而福建的正音书院则是专门的学习官话的书院，因为广州的社学功能更加多样，因此数量也就更多。
有了学校，那么自然就需要老师了。最初的时候雍正下令让广东、福建两省的官员自己去延聘“官话读书之师”，这个命令说起来非常搞笑，因为广东、福建两地基本上就没有会说官话的人，因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根本实行不下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雍正皇帝允许他们去外省聘请老师来这两地教授官话。
正音书院
时光飞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检查官话推广效果的时候，雍正皇帝发现惨不忍睹，不得已又延期了四年。 八年时间过了，已经到了乾隆元年，当用官话与这一批官员交谈的时候，这一批官员脸上多流露出了一种茫然的神态，说明推广效果不佳。
当时官员到了朝廷面见皇帝，都要拼命地说官话，这也引出了这么一件事情。说当时福建某总兵陈汝捷上京见乾隆皇帝，在面见皇帝的时候，乾隆皇帝发现陈汝捷说话的时候满头大汗，神色不济。他以为陈汝捷得了重病，因此才这样。当询问陈汝捷原因的时候，陈汝捷说出了这样一个让乾隆皇帝哭笑不得的答案：
“系福建归化人，官话费力，应对每形艰涩。”
陈汝捷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福建人，官话说的不太好，但是在朝廷之上必须说官话，因此在说话的时候我很发愁小心翼翼害怕露出福建口音来，因此才如此惶恐。乾隆皇帝知道这件事之后，便也没有去惩罚陈汝捷的口音问题，说明官话推广运动也逐渐走向失败了。
乾隆皇帝时代，官话运动已经逐渐流于形式
到了乾隆三十九年，朝廷干脆直接就宣布，推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官话运动宣告失败。乾隆皇帝表示：
“五方乡语不同，在有志向上者，学习官音无待有司之督责，若乡曲愚民，狃于所习，虽从前屡经设法，而一传众休，乃属有名无实。”
乾隆皇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方言，如果说有志向学习官话的人，那么即便是官府不督促他，他也会去主动学习。如果是不想学习官话的人，你去逼迫他学，那么效果不太好，最终只能流落于有名无实。这话说出来颇有一丝老师的无奈感，就这样这场运动就结束了。
因此在晚清时候，康有为如果真的见到了光绪皇帝，那么一定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情况，康有为听得懂官话，但是光绪皇帝听不懂广东话。我写过一篇论文，是关于云南状元袁嘉谷的，说当时袁嘉谷到京城去参加科举考试，那一年正好是公车上书那一年，康梁等人在京城中演讲，说在场的很多人听到广东一地人的演讲的时候都昏昏欲睡。我思考了一下，可能不是讲的不好，而是听不懂话的原因。
袁嘉谷
三、官话运动为何最终草草收场？
最后我们就要来探索一下，为什么这一场推行了将近五十年的官话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了呢？
失败原因一：缺乏师资力量
学语言，非常需要一个好老师的引导，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送孩子学英语喜欢找一个有外教的学校学习的原因。
当时在广东、福建一带教授官话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附近的浙江省聘请的老师。要知道在清代，这个各地的语言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浙江老师的官话往往也不甚标准，带着浓浓的吴语味道。例如说“来，请”这句简单的话，在当时的浙江人嘴里就是“蓝，青”，这样教出来的效果我们可想而知。
因此由浙江老师教了广东、福建学生官话之后，雍正皇帝一听还是那一股子味道，“仍系乡音”，因此可见效果并不好。
又比如说在福州，因为找不到外省老师，于是便从附近找了几个驻防的旗人来教授官话。在没有统一课本的情况下，这些旗人教课的头几句话就是“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们都是奴才”。我们在上文说了，这个广东、福建一带残留的反清情绪还是比较大的，因此这样迂腐的教课方式更加引起了当地士人的反感。
官话课本
失败原因二：缺乏语言环境
如何快速掌握一门语言？答案就是将这个人放到说这个语言的国家。有的人在出国之前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是移民到了美国之后，语言环境就会让他去模仿说英语，最后也能说出一嘴流利的英文，这便是语言环境的作用。
当时的广东、福建士人的生活环境就是在广东、福建两地，基本上很少外出，因此官话对于他们来说日常作用很小，仅仅是供考试与见皇帝时候用的，因此缺乏相应的语言环境，这便导致他们学习热情不高。据记载：
“偏方士子溺于土俗，转瞬限满，而问以官话，多属茫然。”
这里的“溺于土俗”就非常形象了，他们生活在了家乡话的环境之中，你让他们突然掌握一门与身边人格格不入的语言，这样压力太大，很难实现。
当时的士子们，可能很想大喊我爱本地方言
失败原因三：乾隆皇帝不再重视
在古代君主制的环境下，还是君主的一言堂。如果当时乾隆皇帝愿意坚持，我估计广东、福建一带的士子依然会咬着牙去掌握官话。但是乾隆皇帝此后却不再重视官话普及了，原因是此时的满人已经开始逐渐被汉人所同化了。
在“新清史”的观点中，认为满清之所以特殊，正特殊在他们在汉化的同时依然保持着满人的特色，但是当这个特色逐渐被汉地习俗所同化的时候，不由得便会引来皇帝的担心。当时的满人都开始讲官话而逐渐放弃了本民族语言满语，这一点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担心，因此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满语的普及之上，例如说多加强调满语之作用，将满语视为录取官员、应试入场的依据等。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便没有心情去管官话推广一事了，官话推广也逐渐冷了下来。
此后更加注重满语学习
四、总结
从雍正六年开始到乾隆三十九年结束，这一场清王朝发动的推广普通话的运动便失败了。其实我们可见，在明清两代均有想要普及官话的行动，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在古代中国可以“书同文，车同轨”，但是说同样的话还是很困难的。我想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古代的流行性太大，大家基本上一辈子就住在自己家中也不外出。到了现代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人们不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外出旅游，一嘴通用的普通话都是必需品，现在的中国普通话普及情况已经变得非常不错了。
文：日航通鉴 图：来自网络与站内，侵删
明清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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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干朝的“推广普通话运动”
© 郭晔雯
提起清朝的第五位皇帝，雍正皇帝爱新觉罗俏甘真，广 为人知的是他充满悬疑的继位经过，以及他当政以后的政 治铁腕。殊不知，雍正帝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下令推广 官话（普通话、国语的前身）的帝王，正是这位满族皇帝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推广普通话运”。动
五方音殊
神州大地幅员辽阔 ，五湖四海口音众多 。北京城里的一句“枪挂在墙上 ”， 到了仅仅70公里外的平谷（今北京市平谷区）的方言里，就走样变成了”墙挂在枪上勹 近处尚且如此 ， 若是出个远门 ， 从“天子脚下”到了江南乃至岭南的话，口操各种汉语方言的当地人与一口京腔的 北京人之间，就真变成了“鸡同鸭讲”。
方言分歧， 自古亦然。《礼记》就有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唐代的陆德明在《经典释 文》里也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 河北江南 ， 最为巨异。“为了各地中国人口头交流的需要 ， 从上古时代起 ， 汉语就有着共同语的存在，《 论语·述而》篇载：“ 诗书执礼，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齐鲁音。”所谓“雅言“其实指的就是在周 代比较通行的民族共同语，而“齐鲁音”指的就是齐鲁一 带的地方方言。此后历代王朝的“中原雅音”， 以及明清两朝的“官话”指 的也都是当时汉语的“正音”。但即便如此，不少”处庙堂之上”的朝廷大员， 也大都依旧是“乡音无改鬓毛衰”， 更有甚者，有个倒霉蛋居然因为口音问题而断送了仕途， 此人名叫刘昌言， 他的不幸”事迹”见于宋代文豪欧阳修的《归田录》。
刘昌言是福建泉州人，宋代的福建人已经被时人称为“语颇撩”， 意即方言十分难懂。此公一度颇受宋太宗赏识，因此官运亨通，坐火箭般被提拔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但身为河北人的宋太 宗很快就发现和这位福建籍的枢密副使商量军国大事有困难，因为刘
昌言在“奏对时”说的都是闽南老家的“南音”， 致使皇帝抱怨“理会一字不得＇，完全听不懂。于是“圣眷忽解”， 刘昌言只得滓悖丢官回家。
到了宋代，虽然汉语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 很大变化 ， 但是位于今天河南省洛阳一带的中原大地， 一直因为“河洛不南不北 ， 当天地之中， 为声气之萃”而被视为正音所在。不过， 风水轮流转，到了“惟我圣朝兴之北方”（周德清《中原音韵》序）的元代，随着帝国统治中心的向北转移，此前并不起眼的北京话初 次登上了
“正音”的舞台。朱元璋从江南起兵 ，历史上首次从 南至北统一天下，虎踞龙盘的金陵同北京并称大明 王朝的南北二京。由此， 南北二京的言语，便成为有明一代的“官话”。以致到了晚明的天启 崇祯年间 ，地处南方边远的广西、贵州诸省的百姓 一见骑骏马、着好衣又说着 北京话的入就忙着退避三舍—— 这色人等十 有八九乃是 东厂、锦衣卫从京城派出的特务，谁人惹得起？
清语与官话推广
明失其鹿，群雄共逐之 。征战过后， 山海关外的满洲八旗问鼎中原，建立了清王朝。清廷入关以后推行“国 语骑射”， 完全不买前明留下的两京官话的账。早在入关前的天聪八年 (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就下 过这样一个上谕“朕闻国家承天创业， 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弃国语而效他国， 其国未有长久者也。“千是， 清初所谓“国语”（也叫“清语,,) 既不是京城里的“北京官话", 更不是远在江南的“南京官话”（此时连“南京”二字都不复存在了， 已被清廷改名江 宁），甚至都不属于汉语， 而是北方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中的一支：满语。
入关之初， 执掌帝国权柄的满洲大员们大多不懂汉语， 不识汉字，朝廷不得不“每部置启心郎一员， 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 , "每遇议事”，这些人就坐在王公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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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旁，充当同声传译。相反， 地方督抚们以汉人居多，同样看不懂朝廷用满文写的诏书，也只好“每处乃委内院 笔帖式数人代司清字（即满文）文书”，庞大帝国的运转居然要依靠“启心郎”与“笔帖式”这样的翻译才能正常维持，这还怎么谈得上是“四海一家”呢？
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 语言的利用和认同， 实际 上是对这种语言 所承载的文化的利用和 认同。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传统和习惯的力量占据了上风， 在上亿汉人 的汪洋大海中， 总计不足 百万的 满族入“居之既久，渐染汉习”，甚至涌现出了纳兰性德这样风度翩翩宛如汉家贵公子的大才子 。康熙十年(1671 年）， 由于满洲官员都已经谙熟汉语，“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 衙门”的满汉翻译统统下岗。纵然如 此，倒也不意味着南方的“远僻海疆”也能“共臻一道同风之盛 ”了。雍正帝在接见大小臣工陈奏履历的时候，碰到了和当年宋太宗 一样的问题，“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 通晓";况且天高皇帝远的广东、福建等地又是天地会等
“反清复明”势 力比较活跃的 地方，若再加上官民言语不通，显然不利清廷统治的巩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推广
“普通话”（当时称为“官话,,)的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展开了。
雍正六年 (1728年），清廷明发上谕，正式下令在闽粤推广“官话勹 雍正在 上谕里明确表示，“ 凡官员有粒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 ”，而福建和广 东两省人的语 言
“既皆不可通晓”，不但他们到外省当官”不能深悉下民之情”， 即使这两省的百姓”亦 必不能明白官长之意”， 致使”上下之情扦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尤其是因为官民上下语言不通 ，只 能让同时掌握官话和当地方言的衙署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这些人趁机”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类”。因此，“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饰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 多方教导， 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 不得仍 前习为乡音”。至于具体措施，则是“谕令有力之家，先于邻近延请官话读书之师 ，教其子弟 ，转相授受， 以八年为限”。要是八年还学不会官话，那后果就很严重了，“生员贡监不 能官话者，暂 停其乡试，学政不准取送科举；举入不能官 话者，暂停其会试，布政使不准起文送部 ；童生不能官话
者，府州县不准取送学政考试 倏学习通晓官话之时，再准其应试”。简单的一句话·不会官话，那么连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资格都没有 。
书院与师爷
有道是“学而优则仕", 到了清代，参加科举考试已经是士子们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现在既然科举考试被套上了“官话”的“紧雒咒＂， 闽粤两省立即随着“科举指挥棒”应声而动。在第二年（雍正七年，）福建全省九府二州就建起了正 音书馆、书院112所，广东情况则与福建稍异，不是以书院、书馆，而是以“社学”作为教习官话的机构，｀｀雍正七年奉文饬立以训官音”，仅省城广州的附郭县南海县与番禺县就各有 102所与47所， 而广东全省教习官话的正音社学则达到了近千所。
平心而论，单看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教习官话的场所的数量，确实蔚为可观。不过，若是再留意一下“师资力 量”，也就是在这些地方授课的官话教师的来源 ， 不免又让人啼笑皆非 。遵照雍正帝上谕所说的“先于邻近 延请官话读书之师 ”实行就如同笑谈一般，试想，连闽粤两省的朝廷大员都不谙官话，寻常人家的邻近哪里又有合格的“官话读书之师”呢？随后雍正帝自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雍正十二年 (1734年）下令，“设额外正音教职”，从邻近闽、粤的浙江等省选派官话教师。
虽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但一向自诩精明的雍正帝这次却又做了一个糊涂决定。浙江在语言学界的方 言分类上属于吴语区 ，其方言跟北方的官话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实际上，用于形容语音不标准的“蓝青官话”的称呼就是出自吴语 ，因为过去江浙 一带的乡绅迎接到访的客人必定先说”来，请（坐）", 而吴音”来”同“蓝“音近，
'请 ”与“青”音近。
既然过去江浙人的官话水平同 福建广东相比也只是半斤八两， 为什么 在雍正皇帝听来却没有“仍系乡音， 不可通晓”的感慨呢？这就要说到明清两朝浙江的 一项
“特产”了，那就是“绍兴师爷”。所谓师爷，是对旧时官署幕友的尊称。师爷在行政幕府中为 幕主出谋划策起草公文， 相当于现代的秘书。”绍兴师爷”是清代地方行政幕府中的绍兴人群体， 是清代幕客的主流 。他们擅刑名钱谷之学 ， 挟藩籍案牍之才， 遍游全国各地方衙门， 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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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绍不成衙”之称。既然官场上早已熟悉并习惯师爷们的江浙口音，自然不至于“不可通晓”了。不过，古语云：
”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取法其下， 法不得也。“浙江教师自己的官话水平如此，暹论他们教 出的福建广东学生了。
昙花一现
尽管闽粤两省的“推广官话运动”一时间搞得煞有声势，但成效却不甚显著，原议八年为期， 限令改习官 音， 至雍正十 二年(1734年），即运动推行7个年头之际，闽粤两省却是情况依 旧，＂偏方士子溺于土俗， 转瞬限满 ， 而问以官话，多属茫然”。 要是政府真的按照把官话同科举资格挂钩的规定执行 ，必然有大量不谙官话的福建、广东士入被拒于科举考试的大门之外，难 保这些人仕途无望之后不会走上“反清复明”的道路， 这毕竟与清廷通过科举笼络汉族士人的初衷相悖 ，于是以法令严酷著称 的雍正皇帝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放宽年限，允许福建“再展限四年”。
雍正帝并没有等到新的“再展限四年”之日期满就在雍正十三年 (1735年）去世，其子弘历即位，是为乾隆皇帝。雍正年间皇帝已经感慨“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 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 到了乾隆时期，满人进— 步汉化，
郡一邑士人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而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兴学正音的紧迫感，自然将其视为不急之务而漠然处之 。各地正音书院失去存在的理由之后也日渐衰败， 福建省各地的100多所正音书院大多在 乾隆十年至十七 年
(1745一 1752年）间就被“裁汰”而净。
到了乾隆三十九年 (1774年），清廷干脆直接承认了延续半个世纪的官话运动彻底失败 。乾隆帝公开表示，
“ 五方乡语不同， 在有志向上者 ，学习官音无待有司之督责；若乡曲愚民， 狂于所习，虽从前屡经设法，而一传众昧，仍属有名无实” ，至千应试科举的士 人，必然都是“文艺优长， 断无音韵赘牙之理”， 这等于是说雍正皇帝当年在朝中指责那些中进士点翰林的闽粤籍大小臣工乡音不 可通晓是睁眼说瞎话 ， 由此而来的正音运动纯属 多余之举。这是明眼人一望即知的， 地方官僚对此也心照不宣。就在次年，广东的“诸社学亦废＂，粤省正音也划上了句 号。从此直到20世纪初期科举时代 的彻底结束，清廷不再部议任何正音文件。与此同时，闽粤两省人也依旧不 谙官话，以至百多年后 的戊戌变法之时 ， 光绪皇帝依旧听不懂康有为、梁启超的“广东官话”， 于是，九百年前宋
代君臣之间“鸡同鸭讲”的一幕在19世纪末清帝国的朝堂里再次上演 ...闷.
先是不熟悉满语， 接着是语言体态竟像 汉人。面对这种
飞
情势，雍正之后的清朝统治者愈加重视满语，特别是乾隆帝，可以说他对满语进行了发疯 似的维护， 满语的水平被作为命官录用 、应试入场、官名列名等凭证。一向标榜师法祖父圣祖（康熙帝）的乾隆皇帝一心只关心满语的 命运 并屡次多方强调 满语的使用，而对父亲雍正帝留下的“推广官话运动”的工作则完全不以为然，几乎从一上台就开始改弦更张 。
乾隆帝在登基的第一年( 1736年）， 就下令广东省也依照福建省的先例”展限三年”。两年后，福建省的“再展限四年”也到期了， 乾隆帝索性以“从容之化”为由，议准间 粤推广官话”不必勒定年限”。这样，八年之期一变为十二年，再变为无期了。如此一来，两省的士人们和地方官员都如释重负， 庆贺“双赢” 一方面生徒不再担心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失去获取功名以光宗耀祖的机会，没 有了学习官话 的压力，另一方面， 州县官吏也可不虑一
雍正六年， 泰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 著 地 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 举人、生员， 贡、监、猷生， 不谙官话者， 不准送试 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 十三年， 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 弛其令， 令州县与士民相见， 及教官实心教导， 保荐时列入政绩。 十年， 裁福建四门书馆。 四十八年， 通政司行文各直省， 本章俗字字典所无， 难以翻清， 嗣后随本音释揭送内阁，
以便翻译对音 .....
——清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 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