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史

楚国

楚国史

作者：魏昌

弁言

叙言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历史与文化

第二章 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第三章 春秋时期楚国的崛起

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第六章 晋、楚并霸与弭兵

第七章 吴破郢与春秋末楚国的复兴

第八章 春秋时期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第九章 春秋时期楚国文化的发展

第十章 战国初楚国的内外形势与吴起变法

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统治时期楚国的鼎盛

第十二章 战国中后期楚国的逐步衰落

第十三章 楚国的败亡

第十四章 战国时期楚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十五章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的重大成就

第十六章 楚国民族关系

弁言

　　对于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假如说“光辉灿烂”，诚然正确，可惜未脱俗套，全无传神之妙。也许，只有借用《文心雕龙》评楚辞的话“惊才绝艳”，才足以当之。

　　令人遗憾的是，在全国通行的历史教材中，楚国的历史和文化至今仍被等闲视之，而北方中心论或者中原中心论则几乎成了定律了。有见于此，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缘由就在于“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群言》1993年第6期)信哉斯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楚人的国祚大致与周人的国祚相等，也有约八百年之久。楚人的创业精神比周人的创业精神更为卓绝，“筚路蓝缕”这个形容创业惟艰的成语正是楚人的典故。至于楚文化，则不仅不比周文化逊色，而且可以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希腊文化竞辉。

　　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内容宏富，需要许多学者去做殚精竭虑的研究。假如能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相反亦相成，那就表明楚学真正繁荣起来了。

　　友人魏昌先生对楚国史情有独钟，孜孜致力，兀兀穷年。先前已出过一部《楚国简史》，近来又写了这部《楚国史》，成果之丰硕实属难能可贵。

　　从《楚国简史》到《楚国史》，恰似王安石游褒禅山，“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只要经过比较，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楚国史》既保留了《楚国简史》精洁明快的风格，又包含着《楚国简史》语焉未详的新意和引而未发的创见。

　　以实为贵，这是魏昌先生治学所信守笃行的宗旨。论据求其严实，论点求其平实，论说求其朴实，这样的境界不是浅学者流所能达到的。

　　张正明

　　1996年7月10日

叙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亲笔题写书名的魏昌同志的力作《楚国史》即将出版问世。这是楚史、楚文化研究中一件值得注目的好事、大事。这本书所包含的内容，是他多年来对楚史、楚文化教学与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是他运用考古学资料为历史研究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魏昌同志这部著作，是以通史的体例著述的，从楚人的早期历史文化起，然后按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的顺序，全面系统叙述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发展过程，既“纵通”，又“横通”，读后印象完整清晰，是一部很好的楚国史教材，填补了我国楚史教学的空白。

　　楚国八百年的兴衰史，在人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且对后人总结兴亡得失，亦具有一定启示意义。这部书从楚国的建立、发展、崛起、称霸、鼎盛至衰亡的全过程，叙述甚详，史料翔实，立论有据，令人印象深刻。为楚国史的研究作了开创性的科学实践。

　　楚文化璀璨夺目，博大精深，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魏昌同志广泛引用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古文献，进行归类评述，把楚国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阐述得颇为全面精当，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学问之道，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要取得成果，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赞誉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功之美，而究其原因，却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我和魏昌同志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学友，深知他饱经风霜，历尽坎坷。然而他有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数十年的教学、研究中，硕果累累。特别是对楚文化潜心研究，长年累月，孜孜不倦。他才思敏捷，观察深刻，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他身上具有一般知识分子所没有的一些优良秉赋。也许这些地方正是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和建树的原因所在。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内涵及作者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实践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

　　滕壬生　　　　

　　1996年7月于古荆州

今人新著，摘自《国学导航》http://www.guoxue123.com/new/0001/cgs/002.htm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历史与文化

　　一、楚族的渊源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

　　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

　　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

　　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

　　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

　　郭、胡二先生倡楚族东方说，至今仍影响深远，不少学者从此说。

　　与东方说相反，有的学者持西方说。如姜亮夫认为楚之先祖高阳氏颛顼发祥地在祖国西北境，即昆仑山一带(《楚辞学论文集·说高阳》(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

　　岑仲勉则进一步把楚之先祖与西亚拜火教相联系，认为远古楚人即米地亚人(《两周文史论丛·楚为东方民族辨》(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周谷城在其《中国通史》(上册)指出，楚人之自称“蛮夷”，

　　这当然是因为事实上楚所统治的本为蛮族或苗族之故。

　　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第一册)中认为熊绎之被周王朝封为子爵，居丹阳，就是因为熊绎的祖先是从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故楚国是为“苗的楚国”。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些学者联系江汉流域的地下发掘成就，认为此有一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即“先楚文化”，其创造者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本来就源自荆楚地区。俞伟超在其《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一文中指出：

　　如果同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相比较，江汉平原的这些虽有类型差别的原始文化(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笔者注)，可以归为一个大系统。从分布的范围来考虑，这个文化系统应当就是楚文化的祖先。

　　后来在《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中，又进一步根据徐旭生指出的先楚与三苗同属南方的“苗蛮集团”的论断，联系考古文化成就，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即楚之先祖应为荆楚地区的土著居民，属于苗族或苗蛮集团。

　　应该承认，上述诸说，尤其是东方说与苗蛮说是有充分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作依据的，应存其说而不应轻易否定它。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今天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经过几千年来长期融合而成的。我们认定某一民族的族源，首先要尊重传统的说法。远古时期由于书写条件的限制，古代历史大都寓于古代神话与传说中。这些神话与传说，虽然充满“神”味，不少甚至还不无荒诞奇特，但去粗取精，其中确也蕴含着历史的真实。古人根据这些神话传说编撰成书，一般是可信的，应该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今天人们(不仅是汉族)追祖溯源，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故传统的说法与心态，应予以充分的尊重。同时，族源问题，指的是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居支配地位的那一部分人，而非后来形成的某一民族群体。民族形成原本如滚雪球一样，由少而众，越滚越大，故族源指的是这一民族的轴心部分。依据这两个前提，我们对楚族的族源问题，在现有条件下是可以逐渐取得共识的，或能取得大体一致的认同，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坚韧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有重大意义的。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史记·楚世家》说：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礼》亦为此说。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一开始就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在部落集团形成民族过程中，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频繁进行，部落联盟的各级军事首长充分展示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涌现出不少杰出的英雄人物。恩格斯称这一时期为“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英雄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的“五帝”(关于“五帝”的说法不一，《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礼记》以太、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帝王世纪》以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皇王大纪》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实际上就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由于黄帝对民族融合与社会开发贡献最大，他就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这个英雄时代的第一个英雄，后来的华夏族、汉族或其他民族，都尊黄帝为自己先祖，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黄、炎同源，他们出自何方，古代文献也有明确的记载。《国语·郑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故黄、炎二帝，均源自少典氏(有熊氏)和有[虫乔]氏(蛇氏)部落集团，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和陕北一带，并以地名为姓。他们“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史记·五帝本纪》)，炎、黄集团相继进入中原地区后，与东之东夷、南之苗蛮集团或杂居相处，共同开发，或激烈争夺，黄帝集团就在这一“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中崛起，先战胜了九黎，后又兼并了炎帝集团，一统中原。《史记·五帝本纪》说：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同，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丸山，一作凡山，今山东临驹境。岱宗，即泰山。空同，即崆峒山，在陇右。鸡头，山名，在陇西。一说为崆峒山之别名。熊，即熊山，今河南偃城境。湘，即湘山，今湖南岳阳境。釜山，今河北怀来境。按此说法，黄帝集团势力已东至海，西至崆峒，北至河北，南至江，此虽为传说，但其政治、文化影响所波及范围，则是可能的。

　　黄帝势力的发展为颛顼的活动奠定了基础。据说，黄帝有二子，一为玄嚣，一为昌意（《史记·五帝本纪》。）又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国语·晋语四》）说明黄帝集团繁衍的后代越来越多，裂变成众多的分支，所以到了黄帝之孙颛顼时代，颛顼集团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冠以“颛顼”称号的氏族部落足迹遍及祖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囊括万汇以为一家”(顾颉刚《史林杂织初编·颛顼》(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版)。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了。《吕氏春秋·古乐》：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

　　《大戴礼·帝系》：

　　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

　　《汉书·地理志》：

　　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竹/作]入绳。

　　若水，今金沙江支流雅砻江。绳水，即金沙江。可见颛顼源自今四川金沙江流域。后来由西而东，才辗转徙至黄河流域。《左传·昭公十七年》：

　　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杜预注：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

　　《山海经·大荒北经》：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北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

　　附禺山，有说即浚县浮丘山。濮阳、浚县均在今豫北。可见颛顼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中原地区。《山海经·大荒东经》：

　　东海之东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徐旭生解释说：

　　按孺与乳二字古义相通假。这里大约是说颛顼幼稚的时候曾经在少昊氏族内被养育的意思。《帝王世纪》所说“颛顼生十岁而佐少昊”，也同《大荒经》所说不背缪(《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帝颛顼》(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年增订本)。

　　少昊是东夷集团之一大族，与太昊并世而立，成为东夷的庞大部落联盟集团。太昊的活动中心在陈(今河南淮阳)，少昊活动中心在曲阜，地处豫、鲁一带。“少昊孺帝颛顼”，“颛顼生十岁而佐少昊”，说明颛顼集团与东夷集团关系密切，不仅地缘相近，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而且还有血缘关系，是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融合的生动例证。由于颛顼是黄帝之后，亦由西而中而东而南，与东夷及周围氏族部落融合步伐加快，所以许多氏族部落均称为颛顼之后。见于史料记载，有虞氏、夏后氏、祝融八姓、乃至匈奴、苗民都说是颛顼的后裔，和黄帝一样，颛顼成为另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祖先的象征。楚族之先祖上溯至黄帝、颛顼，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看来是符合民族融合轨迹的。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之后也。

　　帝喾高辛是黄帝另一子玄嚣之后，是继颛顼之后另一个“五帝”之一，故帝喾虽非颛顼之后，但仍属黄帝集团(《路史》引《世本》：“帝喾年十五佐颛顼有功，封为诸侯，邑于高辛。”)。颛顼之后重黎、吴回、陆终均居火正，亦为黄帝集团中一举足轻重的部落群，与帝喾集团同处于中原地区。火正，古五行官之一。《汉书·五行志》：

　　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罗泌《路史·前纪》：“……祝融氏……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以为谓。”《礼记·月令》：“(孟夏之日)其神祝融。”可见火正祝融，生当火官之首，死为火官之神，其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由于远古时代人们对火、对天体(日月星辰)的崇拜，火正、祝融就作为“掌祭火星”一种特有的祭司职务出现，它就非黄帝集团所独有，亦为其他部落集团所具有。《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吕氏春秋·孟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可见炎帝本身就是火正，人神一体，掌管天地万物民人。《山海经·海内经》称炎帝之后亦有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炎、黄同源，各有祝融，并不奇怪。《山海经·大荒南经》：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欢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马雚]头。

　　炎融，即祝融(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0月第1版)。欢头，即兜，传为“苗裔”(裴马因《史记集解》)，可见南方苗蛮集团亦有祝融(《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正因为古代传说时代祝融之多，楚族究竟源自哪一支祝融，后人的断定当然就难以划一。如前所述，我们认定楚族是黄帝集团之后，故其直系祖先当是重黎、吴回和陆终。

　　重黎及其后既为帝喾高辛的火正，所以其活动中心当应离高辛居邑不远。裴[马因]《史记集解》：“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师是。”《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墟也。”杜预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郑，今河南新郑。新郑与“帝丘”濮阳、偃师相距不远，足见颛顼、高辛部落集团一直是活动在一起的。《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山，即河南嵩山。直至夏时，楚之先祖仍为祝融，且始终居住在黄河中游。可见楚之先祖世居火正，是发迹于中原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具有先进文明的部落集团。附:楚族族源表

　　二、楚地先民及其文化

　　荆楚地域广袤，或荆，或楚，或荆楚，历来通用。《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荆地即“九州”之一。《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荆，指荆山，今湖北南漳西。衡，指衡山，《汉书·地理志)以为即今湖南衡山西的衡山。汉，即指汉水。故荆之古地域，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楚，亦荆。许慎《说文解字》释“荆”为“楚木也”，释“楚”为“丛木，一名荆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国号，亦得二名。”荆、楚同义，指同一种植物，与楚之先民发迹于荆山是分不开的，故古文献或以荆楚、楚荆联称，如《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御簋》：“　御从王南伐楚荆，有得。”《史墙盘》：“弘鲁昭王，广纰楚荆，往狩南行。”我们这里说的楚地，指的是发迹于荆山、扩及今汉水流域为中心的江汉地区。这是楚国的腹地。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带，北抵方城，南至衡，西起夔，东抵鄂。若从战国时楚国势力的扩展，楚国的版图则几乎囊括半个中国。当然，那是楚国先后军事征服的结果，并非楚国的发祥地。在楚国的腹地，即荆楚地域内，历来就有先民在此辛勤开发，对创造本地区的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见于考古发掘材料，早在二、三十万年前，楚地就留下了先民活动的足迹。1956年在清江畔长阳下钟家湾的岩洞中就发现了古人类的化石，被命名为长阳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1989年5月，湖北郧县博物馆在该县曲运河口学堂梁子上发现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6月，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认为“这是在中国大陆至今所发现，显示人类祖先直立人进化为较进步人种的最完整标本”，将其归入直立人范畴，因其地命名为“郧县直立人”。其特征与某些早期智人化石(如长阳人)颇相类似。学堂梁子属汉江北岸的四级阶地。从地层中发现与郧县人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有七、八十种，主要有豪猪、弥猴、豹、熊、犀、鹿、牛等。郧县人是研究晚期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的传承关系的珍贵标本(李天元《从郧县人头骨化石的形态特征看其学术价值》(1993年3月14日《中国文物报》)。郧县人及其伴生动物的发现，为认识江汉流域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1992年底，在修筑宜黄公路中，在江陵荆州镇郢北村又发现了距今约五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据1993年1月17日《中国文物报》载，1992年10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江陵荆州镇郢北村鸡公山发掘。此文化遗址在湖北、湖南等平原地区首次揭示出多层旧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的地层叠压关系。其中在距今约四五万年前或更早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清理出古人类的活动面，揭示多处当时人们生产留下的遗迹，如由砾石围成的5个圆圈等，这是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上的活动遗迹。此外，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砍斫器、刮削器等石器。它的发掘将使中国的旧石器人类在平原地带的居住生活的探索研究有新突破。)。继旧石器时代后，在江汉地区先后发现了千余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反映了氏族制社会先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状况。由此可见，在楚国腹地江汉地区内，一直有先民在此活动生息，辛勤地创造了原始文化。

　　大溪文化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因最早发现于四川巫山大溪而得名，约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前期相当。其分布范围约西起巫山，东至湖北监利，北达汉水东北岸，南至洞庭湖北岸。江陵、公安、松滋、钟祥、天门、京山等地都是分布较集中的地方。属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其年代约与仰韶文化晚期相当。各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红陶、黑陶、灰陶、白陶之分。前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则黑陶增多，红陶相对减少。典型器物有内[佥欠]口圆底盘、筒形瓶、深腹豆和瓮等。如江陵蔡台出土的红陶盆、灰圈足碗，公安王家岗出土的白陶盆，松滋桂花树出土的器座罐、[佥欠]口涂腹豆等都是造型轻巧实用的器物。其中公安王家岗出土的瓮，壁厚坚实，容量大，既可盛食物，又可盛水，说明其时先民经济生活已渐趋充实。在器壁纹饰上亦颇具特色。陶器表面常先施一层红色陶衣，然后主要以黑彩绘上水波纹、人字纹、平行线纹、戳印纹、刻印纹、指印纹等纹样，明快流畅，古朴生动。

　　与此同时，鄂东和鄂西北等地亦出土了与大溪文化相类似的器物，说明这一带先民与江汉地区先民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约距今五千年左右，江汉地区先民与黄河流域、长江下游等地域先民一样，都相继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江汉地区这一时期文化，因最早在京山屈家岭发现而称为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是承袭大溪文化而来的，与中原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为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分布范围，约北至河南南部，南至洞庭湖北岸，东到黄冈以西，西达三峡，中心地区在汉水中游的京山、钟祥、天门等地和[氵员]水流域一带。

　　早期屈家岭文化以黑陶为重要特征。主要器物有曲腹杯、豆、圈足罐、小罐、鼎等。其中如钟祥六合出土的高圈足豆，黑色，圈足从上至下有整齐的小孔，美观大方。松滋桂花树出土有瓶形壶、细颈壶、小口罐等，其中瓦棱纹罐灰色，容量较大，纹路清晰，既美观又实用。公安王家岗出土有曲腹杯、浅盘豆、鼎、[佥欠]口深腹豆、带盖罐、系耳罐等，还出土了一些小罐(明器)，说明其时氏族成员已开始分化。

　　晚期屈家岭文化陶器以灰色为主，主要器形有双腹碗(鼎、豆)、直颈鼓腹壶、瓮、碗、盆等，大小不一，各具特色。如钟祥六合出土的罐有大、中、小各类，盆口大腹深，瓮腹大口小，鼎则带盖密封，三足偏矮近地。已开始采用快轮制陶法，表现在陶器的底部，可以清楚地看到绳割的偏心纹，许多双腹器上腹都一样，仅下部适当变化。有少量彩陶，其中蛋壳彩陶杯和彩陶纺轮是最有特色的器物。现见于天门邓家湾出土的蛋壳彩陶杯、壶，薄如蛋壳，轻巧美观，代表了制陶的最高水平。同时，在江汉地区各处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大小不同的陶纺轮，质地一般为泥质橙黄陶，形体轻巧，彩绘鲜艳，图案以旋涡纹、编织纹、太极图纹为主。纺轮如此多且又大小不一，说明这时手工纺织不仅已相当普遍，而且纱和布还有粗细之分。

　　约从公元前四千六百年至公元前四千年前，江汉地区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为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在八十年代初，考古学界称之为湖北龙山文化。后来由于在天门石家河出土的器物最多，并具有典型意义，有学者又称为石家河文化。它分布的范围，东至鄂东，西至鄂西，北至豫南，南至洞庭湖，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当。

　　石家河文化以灰白陶(或黄白陶)为主，彩陶基本消失。器形复杂，许多大型器物前所未见。如天门邓家湾出土的大型方格纹缸，容量大，可盛粮食或水。松滋桂花树出土的，三足有耳，口呈双面形，有大有小。晚期还出土了大陶瓮，是埋葬婴儿和成人尸骨的瓮罐。这种埋葬方法和平原地区多湖泊沼泽有关。器物纹饰以绳纹、篮纹并重，还有方格纹、宽带状堆纹等纹样。轮制器更多，豆、盘、碗多以镂孔圈足为特征。此外，天门邓家湾还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小陶塑人物和动物。人物形态不同，神态亦各异。动物有鸟、鸡、狗、羊、象、龟、兔等十多种。这些陶塑特征鲜明，生动有趣，是我国原始艺术的结晶。如兔竖耳、羊卷角、鹰勾嘴、象长鼻，各具特点。又如人狗相戏、鸟栖狗背等连体造型，生趣盎然，不仅反映了先民熟练的雕塑技巧，而且还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说明其时人们审美能力已大大提高一步。

　　石家河文化中还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在瓮棺中发现了稀世珍品----玉雕。玉雕选用灰白色、黄褐色和青灰色等软玉作玉料，除雕刻成管、坠、珠、璜、环、璧等装饰品外，还有人头像和各种动物形状的玉器。玉人头像头上戴帽，耳下垂环，是氏族制瓦解的活标本。动物玉器有飞鸟、跃鱼、鸣蝉等，或动或静，造型简洁，十分逼真。其中以玉虎头、玉蝉和玉鹰最有代表性。玉虎头雕刻正面入手，耳朵直竖，眼睛圆睁，机敏而威严。玉蝉体扁平，双目外凸，双尾分叉，灵巧而高雅。一个瓮棺就有一件或几件玉蝉，反映了先民对蝉的钟爱。玉鹰作展翅飞翔状，目前所见仅荆州博物馆一件，堪称稀世珍宝。这些玉雕大多穿有小孔，可作佩带之用，既是装饰器物，也同时是最早的礼器。楚地多产玉石，后来楚国多玉器，是有其悠久的玉器雕刻历史的。

　　上述各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除大溪文化打制石器尚有一定比重外，其他文化遗址均以磨制石器为主，且相当精致。既有大型的石斧、石铲、木柄石锄，又有精巧的刀、凿等小工具，全面而多样。与此同时，公安王家岗、松滋桂花树、京山屈家岭等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含有稻谷的红烧土、陶片和谷灰渣，说明当时江汉平原的原始农业，以种水稻为主。经鉴定，屈家岭遗址中的水稻，品种为粳稻，是用籼稻培育出来的，可见种植水稻已有很久的历史。由于江汉平原古属云梦泽薮，各处遗址还出土了猪牙、猎下颚骨、牛角、兽角、鱼骨、网坠、箭簇等，说明其时狩猎经济还占有重要地位，原始畜牧业也就在这一基础上发展了起来。石家河文化还出土了鸟、象、兔等陶塑品，说明此地自古多飞禽走兽，难怪后来楚君(王)好打猎，并以云梦泽为游猎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实物均笔者在荆州博物馆所见，这些文物反映了该三种文化的基本面貌。）从迄今考古材料所见，在江汉平原及其边缘地带，从长阳人到旧石器时代的鸡公山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都说明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先民在此辛勤开发、生育繁殖，创造了原始文明。这一先民，究属何部落族系，从古文献的零星记载，是可以获得符合实际的确定的。据传说，在氏族制后期，我国黄河、长江流域有三大部落集团，即黄河中上游的炎、黄集团，黄河下游的少昊、太昊集团和黄河以南南蛮集团。三大部落集团为争夺土地和人口，争战不已，极其激烈。待中原各族融合为华夏族并建立一统中原的各王朝后，视周边各族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邦，长江中游和江汉地区一带先民，当然被视为蛮夷、楚蛮、南夷，故楚地之先民，实属南蛮集团，是和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同时发展起来的，他们所创造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其他各地域文化一起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南蛮，作为族名，只是一种泛称。《礼制·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距，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文身，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可见除中国华夏族之外，夷、戎、狄、蛮乃四方之民，皆各有“性”，“不可推移”，是不同的民族群体。在不同的民族群体之内，又有不同的族系，南蛮也不例外。《春秋大事表·四裔》就把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卢戎，即蛮，故南蛮实含蛮、濮、巴三族。蛮、巴、濮的古地域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范围大致相当，当是这些文化的创造者。《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韩诗外传》将其纠正为：“三苗氏，衡山在其南，岐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三苗，即苗蛮，南蛮集团亦称苗蛮集团。《山海经·大荒北经》：“颛顼生头，头生苗民，苗民[敕/厘]姓。”按此说法，三苗亦源自炎黄集团。苗民因“弗用灵”(《尚书·吕刑》。)、“匪用命”(《礼记·缁衣》)，故在尧、舜、禹三代，中原集团就对三苗攻伐不已，三苗退居南蛮，成为江汉地区蛮民的一支(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11月第1版)。而有学者则认为，三苗就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0月第1版)。

　　但不论取何种说法，在以江汉地区为中心的古荆楚地域内，确实存在众多的土著居民，他们艰辛地创造出了原始文化，为后来璀璨夺目的荆楚文化奠定了基础。

　　三、季连部南徙与楚族的形成

　　《史记·楚世家》：

　　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之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记其氏。、

　　《国语·郑语》则谓祝融之后有八姓。前者说季连之后中微，或在中原，或在蛮夷，未交代清楚。后者则说：

　　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也。

　　点明芈姓季连部从蛮俗，建立了荆国。前已指出，楚之先祖从帝喾起，均居火正称祝融，至夏时是夏王朝的重要成员或盟国。后商人兴起，起而代夏灭夏，楚之先祖在此夏、商交替之际，分崩离析，出现了祝融六姓或八姓的四处流落的局面【转载发现此误，祝融六姓非起源于夏商，而在帝喾时期】。芈姓季连部，就在这一背景下离开故地新郑一带，辗转至丹淅、荆山和汉水流域一带了。

　　根据考古学界发掘和研究证明，原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序列文化，在夏、商之际发生极大的动荡，主要表现在陶器制作上，“突然大大增加了黄河流域的影响”，“说明此时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力量，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枣走廊，直抵长江北岸”(俞伟超《寻找楚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这一论证与上述有关文献记载是相吻合的，说明北来之芈姓季连部与原来荆楚地区先民相融合，终于形成号称“荆楚”、“楚蛮”的民族，这就是后来对一统中国和中华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楚族。

　　楚族出自黄帝或颛顼之后，是指族源而言，楚族之直系祖先则应是季连。如《史记·楚世家》就明确指出：“……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后来史家，如三国时韦昭、西晋时杜预，都从此说。季连，芈姓，这在陆终之前是不见记载的。《帝王世纪》：“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可见颛顼一系，均姬姓。但自祝融陆终之后，《史记·楚世家》记有六姓，《国语·郑语》则记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女云]、曹、斟、芈。这从人类的演进过程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早在远古时期，先民已认识到婚姻同本身的繁殖有密切的关系，故逐渐严格限制“同姓不婚”。一个姓就是一个通婚单位，最初当是一个氏族。由于同姓不婚，必然要求本姓(氏族)的后代与另一个姓(氏族)的后代通婚，这样必然在一个姓之下出现了一些新姓，一个氏族(或部落集团)也就裂变成若干个新的氏族了。姓，原义为生。《号甲盘》即写作　。《白虎通·姓名》：“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说明姓，本来就是人的自然生殖，是人出生后的标记。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远古时代，当然把生的根因归于女性，所以许慎在其《说文解字》释“姓”说：“人所生也。古之神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为姓。”同时，先民由于对男女交媾及怀胎生育，不能作出科学解释，于是认为与人的初生相距不远或常见的某种自然物(动、植物等)有直接的关系，从而产生了图腾和图腾崇拜。因此，姓是母系氏族制的产物，后来随着“母权制”为“父权制”所取代，女性的姓，亦渐为父系氏族所承袭，图腾的色彩也渐淡化了。陆终之后六姓或八姓，当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季连是祝融之后，当姬姓；芈姓，又当从母姓，标志着一个新的氏族的出现。《史记·楚世家》索隐：“芈，羊声也。”《说文解字》释芈，“羊鸣也，从羊。”故芈姓的图腾可能是羊。羊即羌。《说文解字》：“羌，西戎，羊种也。……西方羌从羊。”可见季连母来自西方羌这一部落集团。《世本》：“陆终娶鬼方氏妹，曰女女贵]。”《后汉书·西羌传》、《世本》宋衷注等考定，鬼方即西方之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出版)标明羌方([羌系]方)，与西羌的地理位置是一致的。商朝高宗(武丁)武功显赫，《周易·既济》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后汉书·西羌传》亦谓“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商代《新获卜辞》还有“伐芈”的记载。可见芈即鬼方，即西方羌或其中之一支。黄帝部落源自西北，历来与西羌通婚，至祝融陆终仍娶鬼方氏之妹，其后(末子)并以母姓为姓，既说明季连其时仍带有母权制的遗风，又进一步证实楚族源自黄帝族系，与西方之羌有着血缘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季连姓芈，举族南徙后又从蛮俗，故华夏族视之为“楚蛮”、“蛮荆”，楚人亦毫不隐晦地自称为“蛮夷”，就不难理解的了。季连部南徙楚地后与土著蛮民相融合，这就铸成了楚族亦夏亦夷亦蛮、非夏非夷非蛮的独特性格与印记。所以楚族是多元而统一的民族，恰似中华民族的缩影，这种历史现象，表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

　　四、楚人的早期文化

　　楚人先祖的黄帝集团，不仅使“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而且率先跨进文明时代的门槛，对冶铸华夏文明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史称楚之先祖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史记·五帝本纪》。）可见颛顼既通政事，又善教化；既谙观象授时，又精培植万物，真是一个大圣大哲，使原始文化达到了顶点。当然，颛顼和黄帝一样，都是一个传说的人物，在地行踪达于北南西东，在天可“乘龙至四海”(《大戴礼·五帝德》)，甚至连“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的“北维”，亦为颛顼所建，后人追述其事，亦人亦神，朦朦胧胧，神味十足，然“'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在传说中却折射出远古时代原始文化的真实。故颛顼是可信的，他首先是现实中的人，尔后才赋予特定环境的神。正因为颛顼是人，他又对原始宗教，即“自发的部落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关于这点，《国语·郑语》记楚国观射父答楚昭王的问话，是颇耐人寻味的，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观射父认为，在远古时期民神不杂，有“男觋”、“女巫”专司掌信仰之事，“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礼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显然，这已非最原始的宗教信仰，而是在社会生产力达到相当发展的程度，才有可能出现“民神不杂”的局面。男觋女巫，实际上就是社会分工的标志。这时人和神是对立的，人神有别，故“民神异业，敬而不渎”，与最原始的人神平等、万物有灵的信仰方式是有区别的。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少昊、颛顼之际，社会生产力又进一步发展了，并已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以至“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神同位”，各族各部落均可自由信仰，信神敬神的特权业已丧失。这是阶级对立的反映，但它与部落联盟的统一权威与信仰特权却是相悖的，所以颛顼从加强自己的权威出发，必须在宗教信仰上作出重大改革，以“绝地天通”，集部落联盟军事首领(“人”)和宗教领袖(“神”)于一身，这样，原始宗教的色彩也就随之暗淡或消失。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颛顼所进行的原始宗教改革，表明楚人之先祖积有深厚的文化知识根底，故后来楚人历世序天地，就非偶然。

　　颛顼之后，重黎、吴回是帝喾的火正，为祝融。吴回之子陆终可能是帝尧时的祝融(《国语·楚语下》：“……尧复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可知帝尧时仍以重黎之后为火正，此陆终即帝尧时的火正(祝融)。《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耳今]隧。”融，祝融；回禄，火神，后用作火灾的代称。终夏一代，重黎后裔始终居火正祝融之位(据《尚书·尧典》、《史记·历书》等载，重黎的后裔还有羲和，也是掌天地之官，亦当为火正祝融一类人物)，故司马迁说：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重黎氏世序天地。

　　火正，即远古时代的火官。《汉书·五行志》：

　　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正。

　　《史记·楚世家》：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可见火正亦称祝融，祝融是火正的尊称。《国语·郑语》记史伯语：

　　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火，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韦昭注：淳，大也。耀，明也。敦，厚也。言黎为火正，能理其职，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曰“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历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时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

　　可见祝融，在地是火正，在天若火神，是通天达地、造福人类的远古时代的圣人。《左传·襄公九年》：

　　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口朱，以出内火，是故口朱为鹑火，心为大火。

　　大火(心)，星名，在中国古代恒星区划体系二十八宿中，属心宿的第二号星，简称“心宿二”。在重黎任火正时，约公元前24世纪左右(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记，帝喾时在公元前2372年)，大火在春分前就“昏见”(黄昏时东方升起所见)了，于是火正“出火”(《礼记·郊特牲》：“季春出火，为焚也。”此虽记为周代“出火”烧荒的仪式，但当承袭远古习俗)，放火烧荒，隆重祭祀，宣告新的一年的春耕生产开始了。至季秋，大火“昏状”(黄昏时在西方落下)后，火正收起火种，又一次祭祀，称“内火”。由于岁差，大火昏见季节逐渐推迟。后来火正为了不误农时，由观测大火昏见改为观测鹑火([口朱])南中(鹑火恰在南方正中)了。正因为当时火正是依靠观测大火(星)的昏见来确定春耕的时令，这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最早的历法----“以火纪时”(《左传·襄公九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算出年、月的大致天数。在远古的刀耕火种时代，火正观象授时，指导农业生产，故史伯称之“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功大矣”。屈原对此引为自豪，在《离骚》中一开始就说“联皇考曰伯庸”。《路史·后纪》：

　　祝融，字正作祝庸。伯者，爵名。

　　竟称火正为侯伯，表达了后人对火正的敬仰之情。重黎之后的羲和，观象授时更加进步。羲和的传说很多，或一人或四人。据《尚书·尧典》所记，羲和实为四人，他们已能确定春、夏、秋、冬四季，观测星象亦由大火或鹑火发展为“四仲中星”：鸟、火、虚、昴。《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尚书·夏书》载：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记有学者推算其时在公元前2165年，而另有学者推算在公元前1948年。）据《尚书·胤征》载，这次日食因羲和“沉乱于酒，畔官离次，[亻叔]天纪，遐弃厥间”，饮酒失职，未及时报告，以致出现“啬夫驰，庶人走”的惊慌奔逃场面。从中可见羲和已能观测日食了。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中说：

　　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话和宗教是最难相容于纯粹的逻辑分析了。

　　如果说颛顼、重黎、羲和等传说，亦人亦神，若人若神，反映了楚人先祖掌握原始文化知识的真实；而楚地流传下来的，或后来楚国文物描绘出来的远古各种创世神话、宗教信仰，虽然神味十足，但作为原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却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并非虚幻。

　　半个多世纪前，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是一部先秦时期最为完备的中国体系创世神话”。

　　它记述了雷电中诞生了创世造化神雹戏、蛮荒混沌状态下雹戏女祸开天辟地，化育万物；帝俊生日月；炎帝祝融奠三天辨四极；共工循定日月运行规律，确定朝夕昼宵，完成了宇宙开辟的整个创世过程”(阮文清《楚帛书与中国创世神话》,《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它是源自楚地，由楚之先民保存下来的珍贵创世神话资料。论其时间，比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为早，论其内容，比该书记述的“盘古开天”的神话更加完整。楚帛书的问世，与楚之先祖有关传说是相印证的。如火正祝融，既是火神，又是雷神，吴回的“回”是雷字的简体，吴回即雷神；火神、雷神与日月神的关系也很密切，帛书所说的“帝俊乃与日月之行”，有学者认为帝俊即帝舜，即帝喾，祝融为帝喾之火正，“反映了两个分别奉高辛和祝融为始祖的部落集团之间的主从关系”(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第1版)。祝融既为火正，帝喾也当然就是日月之主神了，他们共同地创造了宇宙，实际上也就共同地创造了原始文化。

　　宗教既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原始宗教，包括先民对自然崇拜、对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也必然是和原始文化同时产生、结伴而来的。

　　楚先民对自然的崇拜，主要表现在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电、风雨等的崇拜。战国楚帛书提到的雹戏，就是对雷电化生万物的伟大自然力量的崇拜，“帝俊生日月”，就是对日、月的崇拜，火正之为祝融，就是对火，从而对火神、对太阳的崇拜。当先民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各种自然现象，加以概括和归纳，于是萌发出天地的观念。战国楚帛书说的“奠三天，辨四极”，说明祝融时代，楚之先祖也有天地观念了，并予以祭祀。保存在《山海经》、《楚辞》、《庄子》等有关神话传说中，天神有日神东君、月神夜光，雷神丰隆，地祗有山鬼、河伯等，说明楚之先民祭天祀地，长盛不衰，故《汉书·地理志》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人之如此“重淫祀”，楚地之如此多神话，恰是楚之先祖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的结果。

　　楚族与远古时代其他民族一样，在对自然现象认识的同时，也试图对自身的生死作出解释。人缘何而生，先民初始的认识是模模糊糊的，笼罩着神秘的气氛，楚人的图腾和图腾崇拜，大致也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屈原在《天问》中问的“女岐无合，焉取九子”，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面貌。同时，先民对自然现象不能作出科学解释，当然就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人的灵魂不灭、鬼神观念也就随着产生了。因此，先民的祖先信仰和图腾崇拜是结伴而来的。图腾崇拜就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方式，也同时是一种原始的文化现象。

　　楚人的图腾崇拜是什么，或龙或凤或其他某种生物，至今说法不一，究其原因，一是楚人出自黄帝、颛顼集团，这一庞大的血缘群体，其内部的各氏族部落，图腾和图腾崇拜必然是多种的，影响到楚人的图腾崇拜也当然难以划一；二是楚之先祖南徙后，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和新的氏族或民族的融汇，图腾崇拜也就会进一步多样化，形成楚人图腾崇拜的丰富内容。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有关文献记载和出土的一些文物得到证明。

　　楚人出自黄帝，而黄帝血缘体内就有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的，又因楚人姓芈氏熊，历代国君都冠以熊号，其最早居地又以“熊”命名，如“有熊”、“熊山”、“穴熊”(即熊穴)等，故有人认为楚族以熊为图腾。楚祖季连母亲是羌人，而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说文解字》。）羌族即以羊为图腾，故有人认为楚人从母姓，亦当以羊为图腾。还有人认为楚人后来以荆、楚(灌木)为族名兼国号，曾以“荆楚”为图腾。上述以熊以羊以荆楚为图腾都有一定道理，但见于楚人著述或楚地出土文物，楚人的尊龙崇风现象则更突出，故以龙或凤为图腾的说法更多。

　　楚人尊龙，有关古文献记载颇多。《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南北相通，此南祝融，亦当可认为北祝融。融，“从鬲，虫省声。”(《说文解字》。)虫即蛇，蛇即龙的原形。《淮南子·地形训》：“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天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烛龙，人面龙身，衔烛以照幽明。《楚辞·天问》：“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日安不到，烛龙何照?”《楚辞·大招》：“北有塞山，[辶卓]龙[赤色]只。”烛龙、[辶卓]龙，即龙，在天上。又：“东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龙并流，上下悠悠只。”此蟠龙又在海中。《楚辞·离骚》：“为余驾飞龙兮，九瑶象以为车。”“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屈原笔下的龙，从天空至海洋，无处不至，寓以无穷的力量。另外，从楚地的传说和迄今所见的楚文物中，也常以龙喻人或寓意，处处表现出龙的独特形象。《庄子·天远篇》记孔子称老子是龙，“吾乃今于是乎见龙”。《汉书·高帝纪》、《陈留风俗传》记西汉开国皇帝楚人刘邦，其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在雷电中，交龙于上，娠而生之。刘邦是其母与龙交媾而生，这是楚先民图腾崇拜的印记。《新序·杂事》记“叶公好龙”故事，流传甚广。这个叶公，据《通志·氏族略》记，就是楚庄王的后裔叶公子高，他那样念念不忘龙，当然是出于对龙的敬畏，故龙真的出现了，又吓得失魂落魄，五色无主。见于楚文物与楚帛画以蛇为主题的，不胜枚举。如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有龙、凤等形象彩绘木雕小座屏、江陵雨台山出土的有二十条蛇(龙)缠绕一起的漆卮，都是突出了龙的地位的。又如郢都东门称“龙门”，钟称“九龙之钟”，说明楚人也常以龙状地状物。至于楚幽王死后的木棺，上面及四周都饰有浮雕的龙(邓峙一《李品仙盗掘楚王墓亲历记》(《安徽文史资料》1964年第1辑))，除了留有图腾崇拜的痕迹外，更由于社会的发展，这龙已具有王权象征的意义了。总之，楚先民对龙始终是充满了敬仰之情的。

　　楚先民以凤为图腾，有关学者说得极为透辟(张正明、滕壬生、张胜琳《凤斗龙虎图像考释》(《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山海经·海内经》：“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在楚先民的眼里，凤是一种神鸟。《春秋演孔图》：“凤，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征之。”此凤，是火之精，实际是火正的神灵。屈原《远游》：“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白虎通·五行》：“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鸾鸟、鸾，亦即凤，可见楚先民视祝融与凤为一体，是图腾崇拜的反映。童书业说：“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以为即兜，亦即丹朱，本为日神，即'日中之　鸟’，'兜’与'丹朱’亦鸟名，则楚人似本亦鸟为图腾之族。”(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由于楚人把凤视为祝融的化身，故凤的本领神通广大，赋予人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如屈原《离骚》谓“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楚地出土的文物，凤的图象亦特别多，如江陵雨台山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虎座立凤、江陵马山出土的凤龙虎纹绣、安徽寿县出土的凤龙青铜塑像，凤的形象都是那样光彩熠熠，令人神往。

　　我们知道，图腾崇拜是先民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的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方式。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对原有的一些动、植物的崇拜，也脱离了原有的躯壳，原本的图腾也失去严格的意义，更多的是在追忆先祖的传说，把原有的图腾加以艺术化抽象化，赋予超人格的力量，具体的图腾，也就升华为更高层的信仰对象，变成象征性的观念形态了。《礼记·礼运》说：“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鱼有]不[氵念]。凤以为畜，故鸟不[犭戊]。麟以为畜，故兽不[犭戊]。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众多的图腾崇拜，随着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发展，也就集中为对四种灵物----吉祥物的崇拜。后来以五取象的天地说出现后，除四灵物外，又增加了虎。上述楚人对龙、对凤的崇拜，一方面固然是原始图腾崇拜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后来人们把具体的图腾加以神化，龙、凤在楚人的手下，也就成为神灵的和艺术的形象了。楚人从先民的图腾崇拜到后来精湛的艺术创造，充分说明楚人是一个拥有先进文化知识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

第二章 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一、商王朝对“荆楚”的征战与影响

　　商人之先祖契是帝喾高辛氏之后，与楚族一样，同是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乌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商颂·玄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鸟卵而生，故有“玄王”(《吕氏春秋·有始览》：“北方曰玄天。”故有学者认为玄王，是为北方之王。)之称，因佐禹治水有功，为帝舜封之于商，当是尧舜之际的重要军事首领人物之一。“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下》)，由契至汤，共传十四代，汤兴灭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灭，或抗商被商灭，楚之直系先祖季连部举族南徙，在丹、淅一带，避开商的兵锋，求得生存与发展。

　　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很大的发展。它在巩固王畿统治的同时，还不断地对周边地区进行征服战争。西北众多的方国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对江淮至山东沿海一带的群舒、夷方和江汉地区的荆楚，也常举兵征讨，迫其臣服。《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荆楚是商王朝统治下“南乡”的一部，也臣服商王朝。“南乡”诸部由于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剥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终商一代，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至后期，也愈演愈烈。见于殷墟卜辞记载的，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多　亡祸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镇守，凶吉如何，商王朝惴惴不安。又如：“癸亥卜，王曰：　余自征?不征?”由于“南土”(“南乡”)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统治者竞卜问是否亲征(卜辞均引自《盘龙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见于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也正是上述《诗·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可见这次战争规模很大，商王朝势力已进一步深入到更广阔的地域；但荆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

　　随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征战或征服，先进的商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了。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祖国西北、东北各地和荆楚地区的汉东、汉西以及湘赣一些地方，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和遗物，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和文化影响，不仅扩及西北、东北一带，而且也已深入到荆楚及长江以南地区了。1954年，武汉地区人民在防洪抢险中，离汉口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商代遗址，由于该城址为盘龙湖所环抱，故名盘龙城遗址。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东南残存城垣，夯土筑成。城垣外陡内陂，外有14米宽的深沟环护。城内东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主柱、筑墙技术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完全一致。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简陋民居残迹。作坊为酿酒、冶炼、制陶各业。城较远处另有大型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一件青铜钺和一件大圆鼎，堪称为商代青铜器珍品。青铜器在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各方面均与二里岗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遗址还发现有炼锅陶片、铜渣、孔雀石、红烧土和木炭等，说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是就地取材冶炼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它充分说明商文化已深入影响到江汉地区了(参见《盘龙城和商的南土》、《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铜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出土了铜镞(《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数量虽少，但说明商青铜文化也已传播到汉水以西之地了。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汉地区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发达，商代陶器文化虽已传入，但土著陶器与中原陶器仍是并驾齐驱，各领风骚。见于江陵荆南寺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按其特征不同，可归类为两组。一组为鬲、盆、簋、爵等，常见于河南郑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一组为豆、鼎、碗、罐等，则为本地所独有(此为荆州博物馆所展出实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虽一脉相传，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断地传播过来，这就决定 发迹于江汉地区的楚人，必然会采夏夷之长技，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国文字(汉字)起源于图画，当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于省吾《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书”俱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楚地其时迄今虽未发现自己的文字，但从后来楚国文字的特点看来，它与中原先秦文字结构基本相同，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

　　商王朝是当时中原一文明大国。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奴隶主贵族脱离生产，以专门从事管理国家军政大事、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传授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这样，教育的场所学校也就产生了。《孟子》载：“夏曰校”、“殷曰序”，《汉书·儒林传序》则记“殷曰庠”。“序”和“庠”都是学校。在学校里，不仅商王朝的王亲贵戚、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国部落后裔亦可前来学习，以利于加强商王朝的统治。见于殷墟卜辞记载，有“戊戌卜，雀，若，教”、“丁酉卜，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卜，多子其[征]止](徒)学”、“多子学”等内容，说明商代学校是接受周边方国部落，其中也包括荆楚的贵族及其子弟前来学习的。楚国后来在语言、文字及物质文化方面，与诸夏同步发展，显然与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二、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商周时期，已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方国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和其他班爵封号一样，是奴隶制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封号，臣属于周。《史记·周本纪》亦载在周文王时，有“楚子”“往归之”。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刘向《别录》记：“鬻子，名熊，封于楚。”所以，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左传·[亻喜]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让之。”夔是季连的别支，后来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人先谴责，后除灭。正因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如《楚宝》戴：“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过三百余年，楚武王还为此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史记·楚世家》。)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师，当有许多言谈轶事，故后又辑成《鬻子》一书传世。《汉书·艺文志》就载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汉书·艺文志》就把他列为“道家”。这样看来，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同上。）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蔡启商，[甘/大/心]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商纣子武庚勾结管、蔡，发动叛乱。周公果断东征，历时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此基础上，又建侯卫，营成周，巩固了统治，使西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个中原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并把奴隶制推向极盛阶段。周王室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对鬻熊之后熊绎封于楚蛮之地，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张正明《楚文化史》。）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看来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因此，一部楚国历史与文化史的起点，应从丹阳说起；而丹阳究在何处，也当然就成为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热点。《汉书·地理志》谓丹阳属今安徽当涂境，《水经注》即已否认，故此说已为后人所不取。《水经注》否定了此说后，称今湖北秭归为熊绎之始国，故丹阳在秭归。另外，《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语、《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宋仲子语，谓丹阳在今湖北枝江。这两种说法来源均较早，今天亦多有学者持此两说。清人宋翔凤在其著《过夜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徒郢考》中，则首倡丹阳今河南淅川说。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阳的地望。此说日渐盛行，今人从此说者甚多。张正明、喻宗汉依据古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进一步认为，鬻熊所居丹阳在今丹水之阳，熊丽所居丹阳在讨睢山之间(《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绎所居丹阳则在睢山与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间，亦在南漳境，故他们认为，丹阳地望，实为异地同名(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1990.9江汉论坛专刊)。楚人南徙丹、淅一带后，在商末周初期间，迫于商、周的压力，是难以向东、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进，故从鬻熊至熊绎几代，以故地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荆山一带，进行开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踪的。地面扩大了，然熊绎都丹阳，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实上，今淅川发掘出了众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见其地确为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说外，还有学者认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左传·昭今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绎辟在荆山，实属山林蛮荒之地。筚路，杜注：“柴车。”孔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蓝缕，杜注：“敝衣”。《方言》说：“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筚路蓝缕”，是说熊绎等先辈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车，带领部众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充分显示了楚人不畏艰苦，敢于与自然斗争的精神。从鬻熊至熊绎几代，随着楚国的建立，楚族也就从氏族制进入到早期奴隶社会了。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上文说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说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谨。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左传·[亻喜]公四年》记楚成王十六年时，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楚国马上认错，表示以后照常进贡就是了。苞茅，杜注：“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说文解字》作[艹/酉]，释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凶匕]酒，是为[艹/酉]，象神歆之也。”[艹/酉]，从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这就是缩酒的仪式(缩酒之礼)。荆楚盛产茅，《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就有“包匦菁茅”的记载。楚人居丹、淅至睢、荆山一带后，可能就掌握了这种祭祀方法，后来则传至中原地区。《周礼·天官》说：“祭祀供萧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艹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置，立也。[艹/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在岐阳盟会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国国君地位不高，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可能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的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楚人对此亦极为重视，引以自豪。楚人姓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缩酒为职，以职为氏。“熊”从“[今]酉]”(见于楚器上，楚国国君(王)自称“[今/酉]某，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楚王bo，铭文有“[今/酉]章”二字，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鼎，铭文有“[今/酉]肯”、“[今/酉][于/心]”等。)，“[今/酉]”即“[艹/酉]”，[艹/酉]，像神饮酒；“[今/酉]”像人饮酒，是“[艹/酉]”的人格化，“熊读入喻纽，[今/酉]读入影纽，古清浊不分，于声至近”(商承祚《寿县新出土楚王鼎考释》(《国风》第4卷，第3期)。

　　[今/酉]、熊通假，后来一律把“[今/酉]”写作“熊”字了(张正明《楚文化史》。）所以楚人姓芈氏熊，即以缩酒祭天(神)为氏。这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下，楚人进贡苞茅、主管缩酒祭祀，是极其荣尊的职责。当然，有学者以为楚人的图腾是熊，故氏熊(持此说学者认为，楚人是黄帝之后，而黄帝据说有“六兽之师”，其中就有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部落之一。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文中说：“楚人首领，世世冠以熊字，似熊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为图腾祖遗影。”)。

　　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败

　　楚国是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举族投周之后，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一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史记·鲁周公世家》。）后来，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时，楚与周关系亦属正常(《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亻及、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究其原因，一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传说是帝誉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亲善关系的基础。二是周初克殷，后又周公东征，足见殷商残余势力与东方方国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东向，重点打击东方方国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蛮荒之地，势弧力单，只得卑事周天子，当不会引起周王室的重视。

　　但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甚致在诸侯盟会上，都没有与盟的资格。周王室对齐、晋等诸侯国均有赏赐，而楚国则无。时过五百多年，楚人对此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如春秋中后期，楚灵王就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因此要与周王室“求鼎以为分”。右尹子革告诉他：“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这种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必然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导致征服和反征服战争。事实上，早在周初，周王室为了加强对楚国和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势力的控制，在汉东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国，在南阳盆地，又有申、吕等姜姓国(姻亲国)。楚国慑于周王朝的强大，不得不进贡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时期，东都洛邑建成，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初步巩固了对“东土”的统治。周共王时，楚国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所以到周昭王时期(约公元前1000椙?77年)，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据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可见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这次，一般认为其时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兕，古代犀牛一类动物。《左传·宣公二年》：“犀兕尚多。”)。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大部丧失。这次失败归咎于天时不利，实际上周王朝军队当遭到楚军强有力的伏击。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据鲁纪年推算，当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这次攻楚，周昭王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周昭王死因，《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这里说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设计献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屈原在《天问》中写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周昭王累累南征，当然不是为了贪求什么，而是由于楚国的勃兴，引起周天子的惊恐，不得不领兵亲征，企图遏制楚国的发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败亡，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发展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

　　四、熊渠对周王朝的公开对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国势日趋衰落。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级不同的奴隶主贵族，已呈现升沉兴衰的波动，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政治失势，田地荒芜，家境日蹙，而原来地位低下的贵族，则注意生产，招徕奴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样就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在这同时，广大奴隶人民群众，由于不堪忍受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奴役，或逃亡，或奋起抗争，奴隶制危机已日益加剧，江河日下。

　　周王朝对周边方国或臣属民族，除索取贡物外，又不断地进行征服战争，掠夺人口和财富。所以，周王朝与周边各部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边各部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与周王朝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已非昔日周王朝能轻易地予以征服或压服了。据《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时，西北境犬戎诸部日益强大起来，有时竟骚扰到宗周(周公东征后，西边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称为“宗周”。东边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称为“成周”。)附近。周穆王亲自领兵攻打犬戎，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白狼、白鹿或系氏族徽号。）从此，周王朝与西北犬戎各部关系更加紧张。正当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诸部乘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周穆王闻讯后急忙回军东向，并不得不向楚国求援。楚国大举出兵，与周王朝一起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此从《后汉书·东夷传》、《博物志》所记。）昭、穆之后，西周进入共、懿、孝、夷、厉诸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12-842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迭起，井田制开始崩溃(据周共王《卫鼎》铭文载：裘卫以绢帛等交换矩伯一个“里”，说明西周井田制下“田里不鬻”的格局开始瓦解。)周王朝统治更加腐朽没落。北方的[犭/严]狁、西方的犬戎、东方的淮夷、南方的荆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统治岌岌可危。《汉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约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一度被迫自镐徙都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周夷王时，“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见诸侯，[勤见-力]礼废。

　　与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国势穷蹙相反，楚国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国势则蒸蒸日上，由弱而强。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可见熊绎以后历代，为了站稳脚跟，对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

　　《史记·楚世家》：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

　　庸，杜预注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荆山西，故地处楚国西陲。它历史悠久，曾随同周武王灭商。熊渠攻庸，除了为巩固自己的后方外，还在于削弱庸这一古国地位，以播扬楚国的声威。扬粤，即扬越(此扬粤(越)，地处荆楚。《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扬粤(越)在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地区。旧解扬越因扬州得名，是因战国后越人散布古扬州各地，说明春秋战国后，扬越由西而东，向扬州流徙。)，指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区域的越人。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东鄂之别。《括地志》说：“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邓县境。东鄂，则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此鄂，当指东鄂。据《史记正义》说，原邓之西鄂，是后来东徙至鄂州的。）鄂，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是当时炼铜业的中心。在鄂境内，今大冶铜绿山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商周时期一直就是一个著名的炼铜基地。熊渠攻打越扬，兵锋直抵鄂，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夺取那里丰富的青铜原料，并试图把扬越至鄂一带，纳入楚国管辖范围之内。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后，熊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长子康为句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句，裴[马因])。熊渠把如此广阔的“江上楚蛮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力图把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增强国力，以与周王室对抗。

　　楚人长期臣商，后又从周立国，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实行以王为首、分封诸侯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当然，熊渠的分封，只是一种尝试，后来随着周王朝的衰败，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国并未实行，但其奴隶主贵族政体的基础----采邑制则是普遍推广的。楚国后来出现的许多大贵族，如若敖氏、[艹/为]氏、屈氏等，就是从最初实行采邑制发展而来的，[艹/为]氏、屈氏并以采邑为氏。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从熊绎至熊渠(约公元前1027-963年)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与中原各诸侯国一样，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五、西周末年周、楚矛盾的继续发展与“汉阳诸姬”

　　周厉王末年，“专利作威，佐礼进祸”，致使国人财力穷尽，“民不堪命”。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始有准确纪年)，“邦人”(国人)、“正人”(百工正长所属之人)、“师氏人”(宿卫王宫的军卒)，怒不可遏，冲进王宫，周厉王狼狈出逃，朝政由诸侯掌管(《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竹书纪年》则谓“共伯和干位”。)。楚国自熊渠之后，历经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四代国君，执政时间都不长(约公元前857年，周厉王立，熊渠自去其王号(熊渠卒年不详)，前828年，熊严卒，前后共约29年。在此期间，历经四君，除已知熊勇、熊严分别执政十年外，熊挚红、熊延两代不足十年)，其事史料记载亦缺乏。公元前827年，周宣王立，楚国也恰为熊霜初立。在周宣王初立、力图“复文武之境土”时，楚国则一度政治波动，发生了争夺君位事件。据《史记·楚世家》载：“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循。”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由于楚人仍沿袭母权制遗风，“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传·文公元年》。，君位传袭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故熊霜死后，君位未能传其子，出现了“三弟争立”。在争夺君位斗争中，仲雪死，叔堪逃亡，在濮地避难。濮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方国部落。《尚书·牧誓》记参与周武王伐纣灭商战争的，有“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人”。可见濮是姬周的重要盟国和属国。西周时期，濮人散居楚之东、西、南境，即汉水两侧，号称百濮。楚人为能在楚蛮之地立足生根，与濮人关系当属良好，故叔堪争君位失败，逃到濮地，变服从俗。“芈姓有乱，必季是立”(《左传·昭公十三年》)，君位仍传到少弟季徇，即熊徇，楚国政局才稳定了下来。周宣王因经共和时期的相对稳定，继位后即频繁对外用兵，号称“中兴”。熊徇在位22年，国势一度复振，于公元前800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卒，子熊[鄂-力]立。公元前791年(周宣王三十七年)，熊[鄂-力]卒，子熊仪立，号若敖，周宣王统治进入后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势复又转衰。楚国这时可能由守转攻，对外发展，与周关系重又紧张了起来。公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熊仪二年)，周宣王攻伐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周军大败。在此同时，对南方也发动了大规模战争，结果也失利。据《史记·周本纪》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南国，三国吴人唐固说在南阳。前蜀人韦庄以为在江、汉之间。从西周长期对东南夷和荆楚的用兵看，此“南国之师”，也当指东南和荆楚地区。周王朝对荆楚等南国用兵失败，只得又在太原一带清查户口人丁，补充军队。可见这次失败是很惨重的。《诗经》有关篇章，对周、楚间的争战，也有反映。如《诗·小雅·采[艹/已]]》：“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无老，克壮其猷。方叔率止，执讯获丑。”《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氵光][氵光]。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这些诗篇虽然都是歌颂周宣王武功之作，不免有夸大成分，但确也反映了楚国与周王朝激烈冲突的事实。

　　周王朝为了加强对荆楚的控制，“以蕃屏周”，陆续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间，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亲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清人易本火良《春秋楚地问答》说“汉阳诸姬”“西自汉水以东，南自汉水以北，东至于光、黄，北至于淮汝”。）“汉阳诸姬”，重要的有如下一些诸侯国：

　　随(今湖北随州市境)。《世本》：“随国，姬姓，不知始封者为谁。”原在汾水流域，昭、穆时期，不断攻打荆楚，随亦被徙封于江淮汉水之间。童书业指出：

　　汾水流域附近之国名地名常出现于江淮汉水之间，如江淮汉水间有随、鄂、沈、黄、唐等国，汾水流域附近亦有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随国国力最强，是汉东大国，并为汉阳诸姬盟国之首。

　　唐(今湖北随州市西北境的唐县镇)(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2月第1版)。姬姓，与随一样，原在汾水流域，后徙封于汉东。

　　申(今河南南阳市北境)。姜姓，姬周姻亲国。《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太姜。”故地应在今陕西泾渭间。《左传·隐公元年》孔疏：“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申绝。至宣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谢。”此谢，《国语·郑语》说在南阳，《汉书·地理志》说在宛北，《大清一统志》说在南阳北，故申在今南阳市北境。

　　吕(今南阳市西北境)。吕与申同为姜姓国。《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申、吕。”所以，吕与申一样徙封于南阳一带。“吕”，亦作“甫”，吕侯受命制《吕刑》，亦称《甫刑》。可见吕国历史悠久，吕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治国经验。

　　曾([曾阝] 、缯，今南阳市北一带)。《国语·郑语》韦昭注：“缯，姒姓，申之与国也。”故缯、申关系密切，当地处今南阳市北一带(南阳市北方城有缯关，历代史家认为此即曾的始封地。）郭沫若《中国史稿》说湖北孝感地区发现的周成王时代的青铜器，记载着周成王南征经过的曾，后来封有姬姓侯，从此有学者认为周初之曾，还是姬姓之曾，原姒姓曾，已东迁齐地。曾从昭、穆以后也是“汉阳诸姬”的重要古国。

　　厉(赖，今随州市东北)。姬姓，与随、唐比邻，同为周的重要属国。

　　贰(今湖北应山境)。偃姓，周之封国，与随、郧比邻。

　　轸(今湖北应城境)。偃姓，周之封国，贰、轸关系密切。《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珍贰。”郧([云阝] ，今湖北安陆境)。《通志·氏族略》：“[云阝] 氏，亦作[[女云]，亦作郧，又邑作云。”[[女云]姓，祝融八姓之一，与楚同祖。《路史·后纪》说：“云近楚，若敖父子娶焉，后灭之。”按同姓不婚遗制，应非[[女云]姓，故有学者认为是姬姓国。

　　蓼(今河南唐河境)。偃姓，地处申、吕南，唐、随北。

　　以上诸侯国，地处汉东、汉北，犹如汉东北一道屏障，紧紧地束缚住楚国，阻遏着楚国的北上与东进，并可随时配合周王朝打击楚国。

　　在淮水流域，周王朝的主要封国或属国有：江(嬴姓，今河南正阳西南)、息(姬姓，今河南息县境)、弦(姬姓，今河南息县南)、黄(嬴姓，今河南潢川境)、蒋(姬姓，古期思县，今河南固始境)、蓼(偃姓，今河南固始东，非前述唐河境的蓼)等。在淮北及江、淮间，亦有众多的封国与属国，无疑都严重地阻障着楚国的发展。

　　六、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初步发展

　　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标志着楚国已从氏族制进入早期奴隶制。早期奴隶制的基本特点，是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留有氏族制遗风。楚国的国君，既是一国之主，又是楚族一族之长。协助国君料民理国的是大贵族----“敖”。敖即豪(氏族酋豪)，是氏族贵族蜕变过来的，成为楚国统治集团的支柱。入春秋后，煊赫一时的若敖、[艹/为]敖，就是“敖”权力膨胀的结果。楚立国后，国君由“敖”拥戴，而有的国君本身亦称“敖”。如西周末年熊仪，称若敖、熊仪子熊坎，称霄敖。楚国国君的继承制度，也已确立。从鬻熊开始，一般是父死子继(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恒在少者”，如前所述)，也伴以兄终弟及。如熊挚红传弟熊延、熊勇传弟熊严等。从这种君位继承情况看，君族已牢牢地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国君集政权、族权于一身，已非昔日氏族制民主推举氏族首领或军事首领了。

　　楚人是在臣服商周，又与商周王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楚国也建立了军队，并日益强大。商王武丁时期，商王朝军队攻打荆楚，“裒荆之旅”，可见其时荆楚已有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当然，这里的荆楚，是泛指居住在江汉地区的包括楚人在内的众多方国部落，并非指楚人一族。西周时期，随着楚国的建立与发展，楚国军事力量也日趋强盛。终周一代，周王朝视楚国为敌国强国，不惜倾全国力量，累累攻打，证明楚国确实存在有完善的组织系统，深谙作战方法的军队。熊渠的西击南征，政治、军事目的非常明确，表明楚国军队无论在指挥作战或组织行动方面，均已渐趋成熟。

　　西周是继夏、商后第三个统一奴隶制王朝，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各臣属之邦都有深刻的影响，荆楚地区也不例外。据目前考古材料所见，在汉水以东的今湖北蕲春境内，1958年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湖北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其中有木柱、木板、木制的楼梯，是长江流域特有的木构建筑。遗址还出土了陶器、骨器、铜器、漆木器、卜甲骨等。1960年在蕲春之西北、随州之东的红安金盘遗址，发掘出了丰富的文物。其中陶器有鬲、鼎、[缶本]、罐等，青铜器有刀、矛、镞，还有铜范等(《湖北金盘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4期)。今黄石市境内铜绿山铜矿的冶炼，继续得到发展。

　　在汉水流域附近，1966年在京山坪坝苏家垅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共97件，其中7件有铭文，铭文有“曾侯中子[彳才游-氵-方]文”、“曾中[彳才游-氵-方]父”等内容，说明铜器主人为曾国国君。其主要礼器组合为九鼎八簋(缺一簋)，此外，还有鬲、豆等器物(笔者在荆州博物馆所见。）

　　在汉水以西，1961年在江陵万城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铜器17件，有簋、鼎、戈、觚、爵、尊、觯、卣等。其中9件有铭文，文中“邶子”、“邶柞”字样，当为邶国的遗物(同上。）邶，古邶国。《说文》：“邶，古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诗谱·北[庸阝]卫谱》。熊[鄂-阝]是熊徇之子，于公元前800-791年在位，时值周宣王晚期。

　　此外，1980年在湖南麻阳发现了西周之际的古铜矿井，可见西周末楚人已进入这里开采铜矿了。另据西周某些铜器铭文中，有关于周王朝南征“俘金”的记载(如周昭王时《过伯簋》，其铭文说：“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楚国有可能在熊渠之前就会铸造青铜器了。刘彬微说：“就现有资料而言，已发现的青铜器，其年代上限还到不了西周初期楚人立国之时。最早的楚铜器年代虽可上溯至西周中期，但西周中晚期的楚铜器数量甚少，……。”(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铜器和铁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1版)。可见终西周一代，楚国青铜器的冶炼与铸造尚不成熟，规模也不大。

　　1975年冬至1979年秋，湖北省有关考古人员在湖北当阳赵家湖，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楚墓共297座。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棺椁大多保存较好，分一棺一椁墓、单棺墓、无棺墓三类。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组合有鼎、鬲、豆、罐；鬲、盂、豆、罐；鬲、盂、罐；鬲、孟、长颈罐；鼎、敦；鼎、敦等。铜器组合有鼎、簋；鼎、簋、盏；鼎、敦等。还出了一定数量的兵器和少量的漆木器。高应勤、王光镐把墓葬分为四类七期。四类，即甲类、乙A类、乙B类和丙类。甲类墓出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乙A类春秋战国后，先出陶生活用器，后出仿铜陶礼器。乙B类则自始至终出陶生活用器。丙类墓无随葬器物。其中属于西周后期和两周之际墓葬，是迄今各地发现的楚墓时代最早的一批(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墓葬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从墓葬形式和随葬器物分析，王光镐认为，甲类墓纯属中原风格，即姬周文化因素。乙A类墓周式多于蛮式，乙B类则蛮式多于周式。此蛮式，即指江汉土著鬲文化，鬲称“蛮式鬲”或“苗式鬲”，并非名符其实的“楚式鬲”。楚文化因素的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则始自春秋晚期，才在甲类墓和乙类墓中所见(王光稿《楚文化源流新证》。）因此，西周后期 赵家湖墓群中，尚不见有楚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明显迹象。

　　张正明认为，赵家湖楚墓出土器物就种类、形制而言，虽与中原文化因素大同小异，但毕竟是楚文化遗物，说明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这里是楚人的聚落。甲类墓出有铜礼器鼎和簋，陶礼器有鼎、簋、鬲、罐、豆等，其墓主是楚国国人中的下等部落贵族。他们受华夏文化浸染，总是模仿华夏礼制。乙A墓无铜礼器出土，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鬲、盂、罐、豆，墓主是平民和下等部落贵族，既受华夏文化影响，又吸收了蛮夷文化因素。乙B类墓主大抵是土著蛮夷，当属野人。丙类墓无随葬品，墓主地位当更低下。由于墓葬规格的不同，说明当时已存在国野、贵贱、贫富的分化，原始社会正在解体，阶级社会即将形成(张正明《楚文化史》。）从上述两位学者论述中，可知楚人建国后，既模仿华夏文化，又吸收土著居民文化因素，逐渐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荆楚文化。终西周一代，楚国经济、文化获得初步发展，为入春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西周末、春秋初楚国君若敖、虫分冒时期，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又说：“若敖、虫分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从这些记载看，楚国尚在艰苦创业，势力还不强大，仍属所谓“荆蛮”阶段。但从熊渠西击南征、势力直抵长江流域看，又证明楚国经济实力已大为增强，政治、经济中心亦开始南移。上述所引有关考古发掘材料，与《左传》、《史记》有关记载，大致是吻合的，反映了西周时期楚国经济、文化初步发展的粗略状况。)

第三章 春秋时期楚国的崛起

　　一、春秋初年中原各国形势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周幽王死（周幽王是个有名的暴君，他在位时，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又废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以褒姒生子伯服为太子。申后父申侯联合犬戎和吕、[曾阝]等国，引兵攻镐京。幽王兵败，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下，西周亡。），子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由于镐京残破和犬戎的威胁，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在郑武公、晋文侯、卫武公、秦襄公等卫护下，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史称东周。东周包括春秋(公元前770-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221年)两个时期。前者为奴隶制瓦解时期，后者为封建制确立时期。

　　春秋时期因与孔子所撰《春秋》年代相当，故以此书得名。但有关史籍所记春秋时期的上下年限，与《春秋》年代并不一致。《春秋》一书始自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终至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史记·六国年表》记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记起始年与《史记》同，终点则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了叙述方便，我们采取流行说法，即把春秋时期定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周王室从此更加衰微，辖地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豫西一隅之地。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名存实亡，王室经济日绌，各诸侯国不再朝聘贡奉，周天子不得不转向诸侯“告饥”、“求金”，奴隶制政治、经济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

　　与此同时，各地邦国林立，除地处黄河中下游的“虞、夏、商、周之胤”的华夏诸国，仍为当时经济中心之外，地处黄河上游和长江流域众多邦国也日益发展强大起来。所谓夷戎狄蛮的各周边民族在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下，或内迁或向中原各地发展势力，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亻喜]公四年》。）之势，时而对中原各国构成严重威胁。

　　《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邦国强大起来了，他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挟天子以令天下”（《战国策·秦策一》。）展开了争当“霸主”的角逐，以获得昔日周天子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恩格斯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从此，中国历史正如孔子所指出的，原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进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出现了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空前复杂尖锐的局面。这就是春秋时期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

　　春秋初，见于史书记载的，中国境内约有一百多个诸侯国。在黄河中下游的，主要有周、郑、卫、齐、鲁、宋、杞、陈、蔡、曹、滕等国；在黄河上游的，主要有秦、晋、虞、虢、梁、[艹/内]等国；在长江流域和江汉地区的，主要有巴、楚、随、申、息、邓、郧、绞、州、蓼、吴等国。夷、戎、狄、蛮等众多民族则杂处错居其间。《国语·郑语》说：“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庄)、襄于是取周土，晋文侯于是定天子，齐庄、[亻喜]于是乎小伯，楚[虫分]冒于是乎启濮。”楚国经周代的发展，春秋时期就脱颖而出，登上与中原大国争霸的舞台。

　　二、熊通称王与在江汉地区的开拓

　　周平王东迁，正值楚国君若熬(熊仪)二十一年。若敖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前764年卒。卒后其子霄敖(熊坎)立，在位只六年。霄敖死后，其子熊[目旬]立，是为[虫分]冒。[虫分]冒在位十七年，至公元前701年卒，其弟熊通杀虫分]冒子而代立，是为楚国历史上著名的楚武王。

　　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741年的30年间，是春秋大国争霸揭开帷幕阶段，也是楚国崛起时期。《左传·宣公十二年》说：“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见若敖、霄敖、[虫分]冒三代，都是身体力行，率领国人部族，继承先辈事业，埋头实干、艰苦奋斗的国君。其时，中原国家，如郑、齐、晋等初露锋芒时，楚国亦以积极进取精神，向周围地区发展。《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先君[虫分]冒所以服陉隰也。”《左传》这里是叙述楚庄王攻打庸时，师叔建议学习先君[虫分冒用骄兵之计打败陉隰之例，来制服庸。可见[虫分]冒是很会用兵的国君。陉隰，孔疏：“本是他国，[虫分冒始服之也。”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说：“荆州府以东多山[奚谷]之险，因名。”又，《国语·郑语》所说的[虫分]冒“始启濮”的濮(韦注：“濮，南蛮之国。”)，是一个古老的部族，曾参加过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散居在楚之东西南部，与楚人为邻，号称百濮。虫分]冒攻打陉隰、濮人，表明楚国经长期惨淡经营后，乘周平王东迁、诸侯坐大之际，也决心沿着熊渠开辟的道路，大胆地取进攻态势了。若敖、霄敖、[虫分]冒三代的积聚与进取，无疑为熊通果断地僭号称王及其扩张，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741年，[虫分]冒熊[目旬]卒，弟熊通杀[虫分]冒子而代立(此从《史记·楚世家》。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则以熊通为虫分冒之子)，是为楚武王(前740椙?90年)。他在位期间，正值东周衰微，中原诸夏亦较混乱之际。郑是姬姓国，但郑桓、武、庄公三代，却乘机发展自己势力，与东周王室矛盾公开化，由周郑“交质”发展到“交恶”，公元前707年终发生大战，结果周王师惨败，周桓王也被射中了肩膀。周天子的威严扫地，郑国俨然成为春秋初之霸主。但郑毕竟处于四战之地(郑与东周王室比邻，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并无长足的实力，郑庄公也只是昙花一显的人物。晋国内乱不止，孝、哀、闵侯均为庶支所杀。齐初政局不稳，特别是齐襄公因与其妹、鲁桓公夫人文姜私通而杀鲁桓公；又言行无常，欺凌大臣，导致内乱，齐襄公终被杀。秦居西陲(今甘肃天水南)，至公元前753年(秦文公十三年)，秦初有史以记事。后虽向东发展，但始终为黄河和河东强国所阻。这种形势对楚国显然是极其有利的。

　　熊通即君位后，一方面利用先君“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有利形势，着力经营，增强实力；另一方面谨慎地向周围开拓，以巩固后方。据《左传·庄公十八年》追记：“初，楚武王克权，使缗尹之，以叛，因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斗敖尹之。”权、那处，均在今湖北荆门南。权，子姓，商武丁之后裔，是历史悠久的古国。熊通灭权后，又迁于那处，灭其国改为县，任命县尹，是春秋初年最早设县的行政改革(顾颉刚指出，权县是“春秋第一县”(见《禹贡》卷七：《春秋时代的县》))〗。又据《左传·哀公十七年》记子谷语：“观丁父，[若阝]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若阝]，今河南淅川西南。州，今湖北监利，蓼，今河南唐河南。上述各地，除州外，均在汉水中上游。熊通攻占这些方国后，又大力开辟南蛮之地，国力大大增强。中原国家对此极其惊恐，公元前710年(周桓王十年，楚武王三十一年)，郑庄公与蔡桓侯在邓(蔡地，今河南漯河市东南)相会，讨论对付楚国的计策(《左传·桓公二年》。)邓之会，反映了中原国家对楚国日益强盛的惴惴不安的心态。熊通在后方立住脚跟后，就决心扑向汉东，解除“汉阳诸姬”对楚国的威胁。经郑重考虑后，他首先把进攻目标指向随国。“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三十五年)，熊通率军攻随，驻于随地瑕。随侯指责熊通攻随无礼，熊通回答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随侯答应为之周旋，熊通见随无可乘之隙，便收兵回国了。对熊通的尊号(王)要求，随侯果然向周王室作了转告，结果遭到拒绝。

　　熊通得知周王室不肯尊他为王的消息，愤怒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同上。)〗于是自立为王，称为楚武王。这年为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另据《左传·桓公八年》载，这年夏，楚武王在沈鹿会合诸侯，黄、随不来参加。楚武王一方面派[艹/为]章前往黄国进行指责，另一方面又亲率军以攻打随国。经速杞(随地)一战，随军溃败，随侯逃跑。同年秋，楚迫随订盟而回。随不参加沈鹿之会当然是秉承周王室的意旨，后被楚国打败，不得不屈服订盟，说明随侯已被迫尊熊通为王。这样，熊通先在沈鹿会合诸侯，尊王之举得到诸侯的支持；后又用武力打败随国，迫使姬姓国随侯的承认，熊通的王位地位也就合法化了。

　　熊通称王后，立即向濮人大举进攻，“始开濮地而有之”(同上。)，占有今川、鄂交界的广大地区。公元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在鄂西，后迁川东)君遣使至楚，请与邓通好。楚武王允许，派大夫道朔送巴使往聘，半途被(邓属邑，今湖北襄樊市东北)人劫杀。楚、巴于是出兵围，邓来救，结果邓被打败，人宵遁。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楚屈瑕将与贰、珍结盟。郧为阻遏楚国势力东进，驻军于蒲骚(郧地，今安陆东南)，联合随、州、绞(今郧县西)、蓼等国，谋略攻楚。楚屈瑕、斗廉乘随等四国军队未至，出锐师袭击蒲骚，大败郧国军队，其他各国军队不敢出，贰、轸只得屈与楚订盟。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斗廉(楚大夫)富有战略斗脑，表现突出。他提出“师克在和，不在众”，只要自己团结奋战，就不怕敌之众多。当屈瑕按惯例要先占卜，斗廉反对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体现了楚人朝气勃勃、积极进取的精神。

　　公元前700年(楚武王四十一年)，屈瑕率军惩罚绞，以“无[扌干]采樵者以诱之”(《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绞师，迫其订城下之盟而还。第二年，楚武王又命屈瑕攻打罗(今湖北宜城西)。屈瑕曾败郧、绞军队，倨傲轻敌，不接受建议，不防备，至罗地后，被罗与卢戎(蛮之一支，居今湖北南漳东北)打败，屈瑕自杀。楚武王引咎自责，其他将领免于处分。楚国攻罗虽失利，但经累年频频出击，占领了汉水中上游大片土地，汉东、汉北的道路已被打通，为楚国后来北上争霸，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由于周庄王责备随侯不该承认楚僭号称王，楚武王极其愤怒，不顾自已年迈体弱，亲自领军第三次攻随。据《左传·庄公四年》载，这年春，“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杜注：“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孔疏：“楚本小国，地狭民广，虽时复出师，未自为法式，今始言荆尸，则武王初为此楚国陈兵之法，名曰荆尸，使后人用之。”孑，即[卓戈]，兼有勾与刺两种作用，是一种新式武器。可见楚武王在对周围用兵中，进行了较大的军事改革，既适应远近战争需要，发展了新的战略战术，又以新式武器武装楚国军队，战斗力当已显著提高。楚武王临行前，心跳不舒，但仍统军前往，不幸病逝于军中。令尹(令尹，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官职，见于史料，始在楚武王时设置。)斗祁、莫敖屈重秘不发丧，继续前进，“除道梁[溠]，营军临随”(《左传·庄公四年》。“除道梁溠”，意在溠水上架设浮桥，便于行军)，随侯恐惧，只得求和。屈重以楚武王特使的名义同随侯在汉水之滨缔结了盟约。随后，斗祁、屈重胜利班师，渡过汉水后才为楚武王发丧。

　　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创县制，设令尹，置陈兵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又三次领兵攻随，威震东周王室，多次出兵征战，慑服汉东诸国，开拓江汉，扩大了楚国疆域，为楚国的崛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楚武王不愧为楚国奠基者之一。

　　三、楚文王“始都郢”与“始通上国”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卒，其子熊赀立，是为楚文王(前689?75年)。

　　楚文王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为了奠定楚国的根基，他即位后采取的第一大战略行动就是把都城定在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关于“始都郢”的时间，《世本·居》说是“武王徙郢”；而《史记》的《楚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都说是楚文王时期，后者说得更加具体：“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另据《后汉书·地理志》江陵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更明确地指出在楚文王继位后，由原都丹阳迁入新都的。楚武王慑服汉东诸国，楚国势力已伸入江汉地区腹地，故楚文王即位后即迁都于郢，实际上是对楚武王战略行动的承袭与发展。

　　至于始都郢的地址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史家意见是不一致的。自杜注为湖北江陵北纪南城起，一直成为流行的说法，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近人根据史籍与考古发掘材料，进一步考证了郢都的地址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石泉认为：

　　春秋、战国的楚郢都及秦汉江陵城应在当时的沮漳二水间(今蛮河流域下游)、汉水以西不远处。今楚皇城遗址(指今湖北宜城西。笔者注)应即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江陵城故址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10月第一版)。

　　张正明认为郢都先后有好几个，文王始都郢，在今宜城境。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楚昭王出逃，后虽回郢，但楚吴战争未息，公元前504年，楚王迁都于[若阝]，而仍称郢。几年后，楚昭王又迁都于江陵，即纪南城，也仍称郢。故楚国以纪南城为都，长达220年左右(张正明《楚文化史》。）王光镐认为，“如果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实实在在地面对纪南城遗址的地层、遗址、遗物材料，它之绝非楚郢都当毋庸置疑”。所谓郢都，无疑是一座相当都城建制的城，……这是一座楚宣王至楚顷襄王元年前后的楚陪都，称“[艹/乔戈]郢”。“真正的楚郢都应在汉水西部的今宜城楚皇城遗址(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

　　此外，还有其他不同说法，此不一一列举。我们这里采取的是传统说法，即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始都郢(纪南城)起，至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取郢都、楚徙都陈，一直定都在此，前后长达411年之久(其中楚昭王时曾有短时迁徙)。

　　郢都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兼有水陆之便，东接云梦，西扼巫巴，北连中原通衢，南临长江天险，不仅自然条件优越，而且战略地位重要，从此成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楚文王定都郢后，表明楚国已牢固地控制了江汉地区。为承继楚武王“欲观中国之政”的意愿，立即全力北进。当时汉东道路已被打通，楚文王的主攻方向是在汉北，以直接叩开北通中原的大门。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二年)，楚文王领兵攻申。申，姜姓国，周宣王所封，是原西周王朝控制荆楚的重镇。攻申必经邓。邓在今湖北襄樊市北，是楚文王的母舅之国(楚武王夫人邓曼是邓人。）但它与楚近邻，当时征服邓更有直接意义。邓人对此是有警觉的，如骓甥、聃甥、养甥等三位大臣就力主乘机杀掉楚文王，说：“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左传·庄公六年》。)邓侯不听。楚文王经邓攻打申后，回归时果然又攻打了邓国。楚文王这次虽未灭申、邓，但楚国势力实际上已伸入南阳盆地。

　　楚文王在北伐取得初步成果后，又图谋东向，以扩大北上的通道。恰在此时，地处汝水之蔡(今河南新蔡西南)和地处淮水之息为息侯夫人息妫发生矛盾，给楚文王出兵蔡、息提供了机会。据《左传·庄公十年》载，蔡侯娶陈(今河南淮阳)女为妻，息侯亦娶陈女息妫，当息妫出嫁息侯经过蔡时，蔡侯无礼，息侯恼怒，遣使至楚要楚文王攻打息国，息向蔡求救，楚可借口攻蔡。楚文王依计行事，于公元前684年(楚文王六年)秋，出兵攻蔡，在蔡之莘地大败蔡国，并虏蔡侯归，接着又把他释放了。这件事影响很大，《史记·楚世家》说：“楚强，陵江汉小国，小国皆畏之。”杜预《春秋》注说：“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上国”指中原华夏之国，一向被华夏诸国视为蛮夷小国的楚，现以强有力的面貌出现在中原的舞台上，为诸夏所侧目。过四年，楚文王又灭息以为县，虏息妫，并长驱直入蔡国，占领其地。

　　正当楚文王东拓北进节节胜利时，齐国经一段时间内乱后，公元前685年(楚文王五年)，齐桓公立，以管仲为相，进行改革，开始强大起来。公元前679年(楚文王十一年)，齐桓公盟宋、陈、郑诸国，开始称霸。楚文王也不示弱，第二年，即公元前678年(楚文王十二年)，为了彻底打通北入中原的通道，与齐桓公抗衡，出兵攻邓，一举灭掉了邓国。史籍虽无楚灭申的具体时间记载，但从前述“伐申过邓”来看，灭申与灭邓时间大体是一致的。至此，北通中原的大门业已洞开。同年，楚文王以郑厉公复位“缓告于楚”(《左传·庄公十六年》。)为由，发兵讨伐郑国，直抵栋(今河南禹县)而还。郑是姬姓国，又是春秋初期大国，楚文王竟借口惩罚，足见楚国已挺进中原与齐国争霸了。《史记·楚世家》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文王和齐桓公几乎是同时步入春秋大国争霸的历史舞台的。楚武、文王两代经不断奋战，“欲观中国之政”的愿望已经实现。清人顾栎高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取罗、[若阝]，以鄢郢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顾栎高《春秋大事表》。)楚文王的定都郢与北进，为后来楚国北上争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楚国奴隶制政治的发展

　　楚国国君原不见称号，如鬻熊至熊绎，均称名，冠以熊字，熊绎后三代，亦称熊×。至第八代国君熊渠时，封三个儿子为王，进行试探。后虽悄然罢去，但却表明这时楚国君已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企图僭号称王。

　　熊渠之后，历代国君仍具名，但至熊仪时，则号若敖，熊坎号霄敖。熊坎子熊[目旬]，称[虫分]冒。“[虫分]冒”与“敖”音同，亦为敖。可见“敖”是对国君的尊称，是氏族制军事首领或酋长演变过来的特殊称呼。楚武王以后，楚国国君也有称“敖”的，如楚文王子熊B052称庄敖，楚康王子员立，称郏敖。春秋后期，公子比、黑肱、弃疾联合推翻楚灵王统治，弃疾又以恐吓手段迫使比、黑肱自杀，自称王，是为楚平王。平王葬先已称王的公子比于訾，称訾敖。故注家说楚国不成君无号谥者，多以葬地冠敖号(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3月第1版)。后来有的国君后裔也以先祖称号为氏的，如显赫的若敖氏。同时，楚族本身就是庞大的血缘联合体，所以见于史籍，除了国君称敖外，有的大贵族也有称敖的，如莫敖氏、敖氏等。至熊通称王不称敖，一方面说明楚势已强，敢于公开与周王室对抗，另一方面也显示国君的至尊地位已经确立，楚国的奴隶制政治已走上了新的阶段。

　　随着王权的确立，楚武、文王时，楚国奴隶主专制统治，日益加强，统治机构也日臻完善，并涌现出了一批颇有政治、军事、外交才干的贵族。根据《左传》等有关篇章记载，楚武王时开始有权威的官职是莫敖。莫敖屈瑕曾代表楚武王与贰、轸结盟，郧欲令随、州、绞、蓼攻楚，从中作梗，屈瑕当机立断，在蒲骚大败郧国军队，终盟贰、轸而还。接着又领军打败绞国，迫其订城下之盟。从这些政治、军事行动看，屈瑕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代表楚武王领兵出征、结盟，主持军政大事。另一位莫敖屈重，当楚武王在攻打随国途中病逝，他以楚武王代表的身份与随订盟，并与随侯会于汉水之滨。可见其时莫敖位尊权大，是仅次于王的官职(贵族)。就在这次攻随时，楚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令尹的官名与首位令尹斗祁其人《左传·庄公四年》。）尽管令尹斗祁列在莫敖屈重前面，但当时令尹作用却无莫敖突出。楚文王时继续设置令尹(《左传·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武王时令尹斗祁，文王时令尹彭仲爽，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两位楚国令尹)，莫敖一职地位从此逐渐下降了，令尹则位显权重，成为执掌楚军政大权的百官之首(据《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楚康王时莫敖排列在令尹、司马之后。故从楚成王以后，令尹已为百官之首，莫敖一职的性质与地位则已转变。)。从莫敖到令尹，应是楚国官制的重要改革，因为莫敖，毕竟带有旧氏族贵族的色彩，而初时的令尹，并非一定由贵族担任。如楚文王时的令尹彭仲爽，就是“申俘”。

　　楚武王时期，除设莫敖、令尹外，还设有军率。“[若阝]俘”观丁父被任为军率后，在克州、蓼，服随、唐，开拓群蛮之地等战役中立了卓著功勋，故为楚国后人所追述。可见军率一职，是指挥战争的重要职务。后来楚官制中不再见有此职，可能是楚武王在战争中临时设置的军事指挥职务，战罢即撤。

　　据《说苑》载，楚文王时有一个叫保申的，严厉批评楚文王贪恋田猎、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行为，并以“先王之命”予以笞打。这个保申就是类似“师保”之官。楚人好卜，保申既掌保养、教诲之职，又司申卜、问凶吉之事。商周奴隶社会的天人合一、政权神权并重的统治特点，楚国其时亦已具备。

　　此外，楚武、文王时期，众多的文臣武将累累见于史籍，如武王时有参政议政与决策的斗伯比(斗伯比，楚大夫。他为楚武王攻随服随，出谋画策，起了重要作用。据《左传·桓公十三年》载，他认为莫敖屈瑕骄傲轻敌，伐罗必败，可见是楚武王身边很有才干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以及出使随、黄等国的章、领军出征的斗廉等。楚武、文王时期，楚国已建立起以王为首，王、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政治体制。

　　对已征服的各地统治，楚国仿照周制，亦实行封邑制。如早在西周时期，熊渠就分封三个儿子于“江上楚蛮之地”，后来氏又“食邑于[艹/为]”。春秋以降，直至战国末，楚国封邑制长盛不衰，所以封邑制是楚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楚国的兴衰相始终。但另一方面，楚武王又开创县制，灭权后改为县，这可能与鉴于西周分封制导致诸侯坐大弊病有关。楚文王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七年》)，从此，楚国县制也日益发展，与封邑制长期并存。

　　楚武、文王县制的创立，是楚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对楚国的崛起与强盛，起了显著作用。首先，楚文王时期设立的县，均在楚国北境，既是北通中原的信息窗口，又成为争霸中原的战略要地。如权、那处，均在今湖北荆门境，是当时北通中原的门户。申，在今河南南阳境，紧连方城(申之北有方城山，南北绵亘数百里。楚国筑城于此，成为战略要塞，号称楚国长城)，成为楚国北上的战略要地，对后来楚国称霸中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息，则在方城南淮水北，成为后来楚国东拓江淮必经之重镇。可见楚武，文王灭国为县，是从战略需要考虑的，是楚国奴隶制政治、军事发展的重要步骤。

　　其二，加强了君主专制，削弱了世袭贵族势力。县之长官，先称县公、尹，后又称令、大夫，一般仍由贵族担任，但已不是“封”，而是“使”(任命)。如楚武王克权，先任斗缗为尹，后迁权于那处，任阎敖为尹。而战略要地的申，历春秋各代，几乎每一、二代就有一位新的县公，足见申县已由楚王直接控制。

　　楚王由于直接掌握县，便可大胆放手地在县建立军队，成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如后来见于史籍的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就是以县为单位的楚国地方部队。而其中尤以申、息之师最具有战斗力，御秦抗晋，南征北战，为后来楚之立霸，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出河南邓县往北往西，许多以申营为地名，与当年申之师频繁出征不无干系(笔者曾带领学生至西安、洛阳等地进行史迹考察，途中所见称“申营”的地名不少，可能与当年申地军队征战有关。因乘车途经这些地方，未查阅当地史籍记载和实地考察，或不实。）其三，国家直接向县邑征收军赋，增强了国力。灭国为县后，县邑是要直接向国家缴纳租税的，如《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庄王服宋后，庄王弟子重以为有功，请取申、吕为赏田。申公巫臣反对，理由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 ，以御北方。”楚康王时，司马掩书土田，其目的就是“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他能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土地、摊派军赋，如无国家直接控制的县邑，是不可能进行的。楚武、文暨后来成、庄诸代，楚国之迅速崛起，饮马黄河，观兵周疆，北争中原，与县邑源源不断的物力、人力的供应支援，有直接关系。因此，楚武、文王首创县制，是一次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它标志着楚国奴隶制的重大发展。

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一、楚成王即位前后楚国政治的短期动乱

　　公元前676年(楚文王十四年)，那处之尹阎敖因被巴人打败而逃跑，为楚文王所杀。阎敖之族因而发动叛乱，巴人乘机攻楚。第二年，楚文王率军反击，被巴师败之于津(一说今湖北枝江西，一说江陵南，即沙市)。楚文王归，楚大阍(大阍，官名，楚人称为大伯。杜注：“若今城门校尉官。”)鬻拳拒绝入城。楚文王转而伐黄，败黄师于[跞昔-乐]陵(黄地，今河南潢川西南)。同年六月，楚文王返国途中，至湫(今湖北宜城东南)病逝(此从《左传》，楚文王在位十五年。《史记》则记文王在位十三年，即在公元前677年卒。）楚文王卒后，其子熊堵敖立，是为堵敖(杜敖)。堵敖与其弟熊恽(熊[君页])均为楚文王与息妫所生。

　　公元前672年(堵敖三年，此从《左传》，《史记》则为堵敖五年)，堵敖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在随国的帮助下，袭杀堵敖而代之，是为楚成王(《史记·楚世家》。

　　据《左传·庄公十四年》载，楚文王灭息虏息妫归是在公元前680年(楚文王十年)，故息妫所生熊堵敖、熊恽兄弟两人，均很年幼。所谓“堵敖欲杀其弟熊恽”，当非真实，实际上则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企图推翻堵敖的贵族失败后逃到随国，借助随国力量而获胜的，因而熊恽是依靠政变手段夺得王位的。屈原《天问》所谓“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反映的就是这种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历史真相。

　　堵敖在位三年，政局动荡，无所作为。公元前671年，熊恽即位，是为著名的楚成王(前671-626年)。楚成王即位时年幼，军政大权掌握在令尹子元手里(从《左传》等所记子元行为看，子元可能是倒堵敖、立熊恽的主要策划者，故楚成王立后，即以其为令尹，主楚国政。）子元，楚文王弟，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对文夫人(息妫)极其无礼。《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子元竟在成王母宫室旁边建馆舍，振铃铎，跳《万》舞，惑以淫乱。由于文夫人泣诉反对才停止。接着，子元又仓促起兵攻郑，郑国“县门不发，楚言而出”(不闭城门，出兵而效楚言)(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楚子元等既入城，见其县门不发，复操楚语而退出。杜注谓郑出兵而效楚言，误矣。”)，子元疑有伏兵，中原诸国接着又来救郑，子元害怕，慌张退兵。子元回来后，变本加厉，公然住进王宫，企图挑逗文夫人，斗射师谏阻，反被囚禁。公元前664年(楚成王八年)，申公斗班怒杀子元，子元内乱遂平。楚成王即位前后，时经十余年，政局动荡不安，楚武、文开创的王业，一度受到削弱。

　　二、斗子文毁家助国

　　子元内乱平定后，楚成王以斗子文为令尹，自己亦日渐成长，楚国政局从此稳定，并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北上争霸。

　　斗子文，又名斗谷於菟，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令尹之一，对楚国的强大和北上争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身世，《左传·宣公四年》有详细的记载，说：

　　初，若敖娶于[云阝]([云阝]，即郧)，生斗伯比。若敖卒，以其母畜于[云阝]，淫于[云阝]子之女，生子文焉。[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杨伯峻《春秋左氏传)注：梦即楚之云梦泽，在江北)。虎乳之。[云阝]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

　　据此说法，子文系楚国君若敖熊仪之后，或熊仪之子别封斗邑，为斗氏之祖，亦号称若敖（张君《楚国斗、成、[艹/为]、屈四族先世考》(《楚文化觅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班固称“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汉书·叙传》。）可见斗射师、斗班、斗子文均属若敖氏之族，对平定子元内乱，起了重要作用。正因此，子文才被任为令尹这一要职的。

　　《左传·庄公三十年》说：“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会笺》说：“时楚国府库空竭，子文，财巨室，积财不少，故自减少家产，以纾其难也。”子文任令尹时，正值楚国统治集团内争和子元内乱之后，困难重重，子文能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毫不犹豫地“自毁其家”，尽力相助效劳，使楚国迅速度过了难关。因此，若敖氏之族从稳定楚国政局，到解决国计民生困难，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子文执政后，留下的历史佳话也很多。据《说苑》载，子文族人犯法，被廷理(廷理，楚国执掌刑法之官。)拘捕，后听说是子文族人，立即释放。子文听说后，对廷理批评说：

　　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

　　子文一方面批评廷理，另一方面又教育族人主动伏法，廷理害怕，就对其族人执行了刑法。另据《国语·楚语》、《战国策·楚策》等记载，子文又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执政者。如《国语·楚语下》说：

　　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一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之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战国策·楚策一》记载莫敖子华语：

　　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故彼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

　　从上述记载，可知斗子文是春秋前期颇为先进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子文任令尹期间，还有一大历史佳语，也是值得注意的。《论语·公冶长》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从有明确记载看，子文从楚成王八年任令尹后至楚成王二十五年让位子玉，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在这二十七年中，他曾“三仕”、“三已”，一方面说明其地位之重要，楚成王曾三次请他出任令尹；而另一方面，所谓“三已”、“三舍”则是子文主动请求的，具有荐贤、任贤的意思。如他让位于子玉，就是在子玉攻陈、取焦、夷，城顿立有大功的情况下提出的。当吕臣反对时，子文理直气壮地说：“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任，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可见子文的让位，是为了荐贤，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子文是继斗祁、彭仲爽之后的著名令尹，前两位见于史籍记载不多，但从子文的言行和政绩看，可知楚国任命的令尹，应具有文武兼备的治国本事。

　　三、楚、齐争战与楚成王后来居上

　　楚文王时期，齐、楚已呈对峙之势，但楚国因楚文王早死，堵敖在位三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楚成王年幼即位，子元乱国，至公元前664年(楚成王八年，齐桓公二十二年)子元乱平、子文被任为令尹，楚国政局才渐趋稳定。其间历经十余年，楚国无力外顾，社会经济发展当亦受到影响。齐桓公则气势正盛，横行中原，号称“侯伯”。齐、楚对比，楚国暂时落后了。

　　楚成王、斗子文执政后，面对齐桓公这位赫赫威名的第一霸主，他们毫不气馁，一方面立足于实际，巧与周旋，另一方面则捕捉时机，大胆进取，在与齐桓公的争霸中，有声有色，取得了重大的业绩。

　　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初立，由于齐国强大，楚国采取了尊周亲诸侯政策。“(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史记·楚世家》。)楚国这一策略，不仅取得了与齐等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而且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城。

　　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当时齐、楚争夺的焦点。自公元前666年楚子元伐郑失败后，楚成王、斗子文于公元前659年、658年、657年三年中连续攻郑，郑国招架不住，郑文公已欲求和。郑大夫孔叔以“齐方勤我，弃德不详”(《左传·僖公三年》。)为由反对，郑才继续亲齐。齐桓公为救郑防楚，亦连续三次与中原各国会盟。齐、楚关系极其紧张。

　　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春，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他们打败了楚的与国蔡国后，即挥师突入楚境。面对气势汹汹的八国军队，楚成王、斗子文毫不惧怕，沉着应战。楚成王先遣使至齐军处，责问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当管仲答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洒”和“昭王南征而不复”为由时，楚使立即承认未进贡包茅之过，对周昭王南征不复，则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君其问诸水滨。”齐桓公不听，仍继续进军，驻于陉(陉山，楚国北塞，今河南漯河市东)(《左传·僖公四年》。)。楚成王毫不示弱，亦率大军迎战，迫使齐等八国军队退驻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史记·楚世家》。）齐、楚双方一方面在对峙，另一方面亦在寻找妥协的办法。这年夏，楚成王派屈完到齐等国军队驻处进行试探。齐桓公企图压服楚国，当屈完来时，即陈八国之军，“与屈完乘而观之”，并恐吓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答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齐桓公权衡得失，只得与屈完盟于召陵(《左传·僖公四年》。）召陵之盟，是齐、楚双方经武力对峙之后达成妥协的产物。楚成王、斗子文在齐桓公亲率的八国军队面前，沉着镇定，文武两手，以战逼和，充分展示了突出的政治、军事才干。

　　召陵盟后，楚国继续北上东进，与齐国争霸。公元前655年(楚成王十七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以定周太子之位，周惠王不满，使周公宰孔召郑文公，说：“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文公果然“逃其师而归”(《左传·僖公五年》)，不与盟。斗子文乘隙举兵灭弦(今河南息县、潢川间)，弦君奔黄。弦，姬姓国，又是齐之姻亲国，楚首先灭弦，是因为弦的姻亲国江、黄原为楚之与国，齐桓公霸盛时，二国叛楚与齐结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同上）。故楚成王、斗子文首先拔掉这颗眼中钉，以挫江、黄，打击齐桓公。

　　公元前654年(楚成王十八年)夏，齐桓公率齐、鲁、宋等国军队攻打郑国，围郑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以惩罚郑之不盟首止与亲楚行为。同年秋，楚成王亲率军北上攻围齐之盟国许(今河南许昌)，救援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许以救郑”(《左传·僖公六年》。)之举。由于其他各国也出兵救许，楚成王也就退兵了。但他并未回到郢都，而是驻兵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观察动静。许僖公恐惧，在蔡穆侯带领下，赴武城向楚成王请罪。《左传·僖公六年》载：“许君面缚，衔璧，大夫衰[纟至]，士舆榇。”《史记·楚世家》则载：“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两者记载虽略异，但楚成王北上围许救郑，声势浩大，诸侯震动，则是事实。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齐桓公也就全力攻郑，以阻止楚国北上。郑在齐等中原国家打击下，只得向齐请和。公元前651年(楚成王二十一年，齐桓公三十五年)，齐桓公与诸侯盟于葵丘，郑、许均被迫与盟。在此形势下，楚成王并不急于与齐桓公正面争夺，而是继续东略，迂回打从，以削弱对方。

　　公元前649年(楚成王二十三年)，楚成王以“黄人不归楚贡”(《左传·僖公十一年》。)为由，攻打黄国(今河南潢川西北)。第二年，又出兵灭黄。《谷梁》说：“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可见楚在灭黄的同时，又攻伐江国(今河南息县西)。灭黄之后，又继续东进，于公元前646年(楚成王二十六年)，攻灭英(今安徽金寨东南)、六(今安徽六安东北)。至此，楚国势力已推进到淮河中游一带。

　　公元前645年(楚成王二十七年，齐桓公四十一年)，楚成王以为徐国(徐戎所建，今江苏泗洪南)亲齐亲中原诸国，即兴兵讨伐。齐桓公急忙会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盟于牡丘(今山东聊城东北，当时属齐地)，决定救徐。各国国君“次于匡(今河南睢县西)以待之”(《左传·僖公十五年》)，由鲁大夫孟穆伯率各国军队前往救徐。《谷梁》说：“次，止也，有畏也。”可见，各国国君是被迫前来抗楚救徐的，自己却不敢亲临前线。正面抗楚不利，同年夏，齐等国军队又攻打楚之与国厉(今湖北随州东北)，企图抄袭楚国后方，以解徐之围。同年冬，宋乘曹军远出，袭其国，楚于是乘机大举进攻，败徐于娄林(今安徽泗县东北)。齐桓公以八国之众不敌长驱直入之一楚，足见楚成王大胆果断，齐桓公已不能与之匹敌。同年，齐管仲卒。此后两年，齐桓公虽曾伐厉伐英，以“报娄林之役”(《左传·僖公十七年》。)，企图挽回在淮泗地区的败势，但已无济于事。公元前643年(楚成王二十九年)，齐桓公卒，齐国霸势转衰。

　　楚成王与齐桓公争霸，历时十余年，结果楚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其原因除了客观上因管仲先死、齐桓公力竭，齐国已力不从心、明显地走下坡路外，主要的则是楚成王、斗子文审时度势，谨慎谋划、奋发进取的结果。楚、齐争雄的历程，充分地显示了楚国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趋势。

　　四、楚、宋泓水之战与楚成王实霸中原

　　齐桓公卒后，无亏等五公子争立，并互相攻伐，易牙等杀群吏，立无亏，太子昭奔宋。次年，即公元前642年(楚成王三十年)，宋襄公率曹、卫、邾等国军队平齐乱，太子昭得立，是为齐孝公。其时，齐国霸业骤然衰落，郑文公立即朝觐楚国。楚成王很高兴，竟把贵重的青铜赏赐给了郑国(《左传·僖公十八年》。）可见，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威望很高，但宋襄公自恃定齐有功，企图承袭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这样，宋与楚的直接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宋，子姓，是周初商代贵族微子启的封国。据有今豫东及苏、鲁、皖接壤地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它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国之一，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宋襄公时，国势正盛 ，亦具有一定的实力，故称霸欲望甚炽。楚成王针对宋国和宋襄公这一特点，就注重笼络人心，先挫其威，后削其力，恩威并举。

　　公元前641年(楚成王三十一年，宋襄公十年)，齐乱刚定后，宋襄公急于称霸，先执滕宣公婴齐，继而又会曹、邾、[曾阝]等国于曹南鄙(曹南鄙，范宁《谷梁》注：“曹南，曹之南鄙。”杜注：“曹虽与盟，而犹不服，不肯致饩，无地主之礼，故不以国地，而曰曹南。”)。[曾阝]君后至，宋襄公使邾君执而祭(人祭)于睢水之社。对这两件事(执滕子与用[曾阝]子)，左师子鱼评论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左传·僖公十九年》。)同年秋，曹不服宋，宋襄公又围曹。宋襄公求霸心切，对周围国家滥施暴虐，弄得众叛亲离，人心丧尽。同年冬，陈穆公“以无忘齐桓之德”、“修桓公之好”同上)，邀请诸侯盟于齐。参加盟会的有陈、蔡、楚、郑、鲁等国(《春秋·僖公十九年》。）杜注：“地于齐，亦与盟。”这样，与盟的共有六国，几乎是当时中原主要国家都参加了盟会。六国中，楚国实力最强，故真正主盟者是楚成王。会上各国在中原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实际上承认了楚成王的霸主地位。

　　宋襄公不甘心失败，第二年又“欲合诸侯”。鲁人臧文种闻讯后，指出：“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意思是说，顺从众望，霸业或可成功；如一意孤行，强迫他人顺从自己欲望，则很难成功。一语道破了宋襄公利令智昏、违背众望之所为。公元前639年(楚成王三十三年，宋襄公十二年)，宋襄公果真发起鹿上(宋地，今安徽阜阳南)之盟。由于中原诸国已从楚，所以宋襄公“以求诸侯于楚”，楚成王佯许之，以观动静。这件事，已隐藏危机，公子目夷指出：“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同年秋，宋襄公得寸进尺，又会楚、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于盂(宋地，今河南睢县境)。楚成王恼怒已极，“执辱宋公”(《史记·楚世家》)，宋襄公威风扫地。楚成王随即举兵攻宋，败宋师。冬，楚成王盟鲁、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于薄(即亳，宋地，今河南商丘北)，当众释放宋襄公，以示仁义。楚成王对宋襄公先执后释，犹如掌上玩物，足见无论在政治或军事方面，宋国均远不及楚国。

　　但是，宋襄公“聋[目贵]”(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已极，在强楚面前不 仅不立即罢手，反而在获释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38年(楚成王三十四年，宋襄公十三年)，联合卫、许、滕等弱小国家攻郑，以讨伐其从楚。郑自齐桓公卒后，一直亲楚，这年春，又朝楚。郑、楚关系密切，伐郑即与楚争，故楚成王立即兴兵攻宋以救郑。这年冬天，双方在泓(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大战。《史记·宋世家》对这次战争的经过与结局记载如下：

　　(襄公)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师大败，襄公伤服。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泓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战争。《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楚世家》等均有记载。)

　　泓之战，宋军大败，宋襄公本人也被射伤。第二年，宋襄公病伤而死，宋国从此也就退出了争霸的历史舞台。宋襄公与楚成王争霸时间不长，但其残忍、伪善与虚弱的面目暴露无遗，与楚成王的睿智大度、求实进取的作风适成鲜明的对比。旧史称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实属不符。楚成王即位后就与齐桓公争雄，并步步进逼，后来居上。齐桓公卒后，楚成王实际上已称霸中原。宋襄公不自量力，妄图代齐桓公而霸，与楚成王较量中，一败再败，毫无霸业可言。童书业一针见血指出：“所谓'宋襄霸业’，实为楚成霸业。”(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泓之战后，楚国进一步向中原挺进。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楚以陈亲宋，楚成王命成得臣(子玉)讨伐，取焦(今安徽亳县)、夷(城父，亳县东南)，筑城于顿(今河南项城西)而还。子文以子玉攻陈有功，推荐他任令尹。第二年，宋成公初立，即“如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宋始从楚。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顿之君迫于陈攻而奔楚。令尹子玉率军围陈，陈从此从楚。次年，楚成王以夔国(芈姓，今湖北秭归东)国 君不祭祀祝融和鬻熊为由，遣子玉等率军讨伐，虏夔君归，夔亡。楚国加强了对长江上游地区的控制。楚成王因齐桓公早死，宋襄公继而败死，其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说苑·敬慎》)，成为势盛一时的中国霸主。

　　五、晋国崛起与楚国城濮之败

　　晋国，姬姓，是周初分封的古国之一，都唐(今山西翼城)。春秋初期，分裂内乱，后为曲沃武公所统一。晋武公在位二年即卒，其子晋献公继位。晋献公迁都绛(今山西翼城东南)，并继续吞并周围的霍、魏、耿等十几个小国，才有今山西南部，并继续向河西、河南地进攻，成为北方一新兴强国。晋献公为高度集权，尽杀群公子，又宠信骊姬，废嫡立庶，酿成内乱，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外，先后到过狄(在狄处住了十二年)、卫、齐、鲁、宋、郑、楚、秦等国，均受到礼遇。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至楚时，楚成王待以诸侯之礼，重耳十分感动。楚成王问何以报答，重耳回答说：“若以君之灵，得返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居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右属　(盛箭之器)，以与君周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居楚数月，应秦之召入秦。第二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国立为国君，是为晋文公，是年六十二岁。

　　晋文公在外十九年，历尽艰辛，深察民情，了解晋国内外情势。随从流亡人员有狐偃、赵衰、贾佗等，都具有政治、军事才干。这就为晋文公治国图强，提供了有利条件。就在晋文公即位这一年，即公元前636年(楚成王三十六年)，周襄王被其弟太叔带与狄人赶走，周襄王告难于晋、秦等国，晋文公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出兵迎回周襄王，并处死太叔带。周襄王感激，赏地八邑，于是晋拓疆至南阳(太行山南、黄河北)，晋文公获得“尊王攘夷”的政治资本。

　　晋国的崛起，一些中原国家又转而从晋，晋国影响迅速扩大。如原从楚已达三年的宋，“叛楚即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秦本来有德于晋文公，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秦、晋两国联合伐(今河南淅川西，称下，楚之与国)，直接挑起与楚的冲突。其时，齐、鲁发生争端，鲁先向晋乞师，继而又向楚乞师，以攻伐齐、宋。在中原国家心目中，楚、晋两强，都是自己依靠的对象。晋文公要称霸，楚成王要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晋、楚之争，一触即发。

　　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三十八年)，楚成王派令尹子玉、司马子西领兵攻宋围缗(宋邑，今山东金乡东北)，又出兵与鲁国军队联合攻齐，取谷(齐邑，今山东东阿)，把齐桓公之子雍安置在此，以申公叔侯留戍。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大夫。楚成王于是加强了对齐鲁之地的控制。公元前633年(楚成王三十九年)，楚成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宋的进攻力量，又联合陈、蔡、郑、许诸国之军，共同出击，楚等各国还与鲁国国君“盟于宋”(《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在此同时，楚成王又遣子文治兵于睽，子玉治兵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宋已成为楚、晋争夺的焦点。

　　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晋国君臣亦紧急商议，采取对策。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当宋向晋告急时，先轸认为：报施救患，取威完霸，在此一举。狐偃建议：先攻曹、卫(即不与楚正面交锋)，楚军必来救援，宋、齐必然无事。晋文公于是阅兵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以[谷阝]谷将中军，[谷阝]溱佐之；以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此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史记·晋世家》则说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以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次年，即公元前632年(楚成王四十年，晋文公五年)，晋文公亲统大军攻伐曹、卫，取卫五鹿(今河南濮阳南)，入曹，执曹共公，企图逼楚军撤宋围北上。这时，形势骤变，晋、齐两国国君盟于盂(卫地，今河南濮阳东南)，卫国国君请求与晋结盟，晋不许，于是卫国国人驱逐其君而取悦于晋。鲁亦背楚附晋。晋又贿赂齐、秦，孤立楚国。

　　楚成王迫于上述不利形势，退居于申，命申公叔侯自谷撤军，命子玉解宋围。子玉不肯，请求出战，楚成王恼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左传·宣公十二年》谓楚“其军之戎，分为二广”，故西广为二广之一。东宫，即太子之宫甲。六卒，杜注：一卒为百人，六卒则六百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江永《群经补义》，以一卒三十乘，六卒一百八十乘。）这样，子玉除原率围宋之军队外，楚成王又另增派了少量军队。子玉很老练，并不轻易撤宋围北上进攻，而是派大夫宛春对晋文公说：只要晋“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显然，这是子玉以楚之“三施”逼晋受“三怨”的策略，以达到“一言而定三国”的目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但晋文公争霸决心已定，故采取了先轸的建议，一方面拘留宛春，另一方面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与楚绝好。子玉的计谋落空了，大怒，即率军进攻晋军。

　　晋文公早就作了精心的部署，战斗开始后，“退三舍　(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避之”，避开楚军锋芒，至于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西南)，造成“君退、臣犯，曲在彼”之势，然后以胥臣所率下军击溃楚右师陈、蔡之军，原轸、[谷阝]溱领中军伏击楚之中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楚之左军，左军溃。至此，楚军败，“晋师三日馆、谷”而还。子玉及时收兵，故其亲率的中军不败。子玉败归，楚成王逼迫其自杀(城濮之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史记·晋世家》等均有详细记载。）城濮之战，是关系中原全局的战争，也是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郑地，今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楚成王功亏一篑，未获霸主美名。尽管如此，楚国战后实力仍强，楚成王实际上仍为大国强国之君。童书业说：“……(楚国)不特庄王为霸主，成王亦为霸主也。是时微晋人大挫楚锋，楚将有中原而或代周，春秋历史之形势必大变矣。”(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楚国城濮之败，历来怪罪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不听楚成王劝止，骄傲轻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楚成王曾以《军志》语：“允当则归”、“知难而退”等劝阻子玉。又载，子玉临阵前曾说：“今日必无晋矣。”这些都是指责子玉骄傲轻敌的根据)，终导致失败。子玉“一言而定三国”落空，对晋文公的作战决心始料不及，临战前对敌我双方形势认识不足，以致指挥失误，这点子玉是有责任的。但城濮败北，真正根子在楚成王本人。因为围宋抗晋立霸是楚成王亲自制定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他令子玉伐宋围缗，并联合陈、蔡、郑等国围宋，又盟于宋，以协调对晋的斗争策略。接着又令子文、子玉分别治兵备战。子玉是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方针策略的。但在形势变化时，楚成王从前线退下来，“入居于申”(楚方城内)。当子玉请战时，又调遣军队支援，这明明是自己退居后方，让子玉去前线指挥作战。可见楚成王的进攻部署是明确的，退却部署则是混乱的，这不能不是最高统帅的失误。子玉见左右师失利，所率中军立即收兵，保住了主力，亦不失为大将的明智。子玉死后，晋文公很高兴，说：“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史记·晋世家》。)城濮之败、子玉之死，无疑是楚成王争霸道路上的严重挫折与损失。

　　践土之盟，晋文公霸业达到顶峰。会后，晋等国围许攻郑，以打击楚之与国。郑不久向晋请和。公元前628年(楚成王四十四年，晋文公九年)，楚成王遣大夫斗章赴晋请和，晋文公亦遣大夫阳处父至楚回报，“晋、楚始通”(《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双方均取友好态度，标志着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的结束。这一年，晋文公卒，子立，是为晋襄公。

　　公元前627年(楚成王四十五年)，晋襄公以许附楚，派阳处父领军与郑、陈联合攻伐。楚令尹子上即率军北击晋之盟国陈、蔡。陈、蔡从楚，子上又攻郑，阳处父即侵蔡救郑。子上救蔡，与晋军夹[氵氐]水(今河南鲁山西南)而对峙。双方皆无意决战，晋军归，楚军亦归。楚成王子商臣谮子上受晋赂，楚成王杀子上。第二年，楚成王死，楚、晋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六、楚穆王继续北上争霸

　　据《史记·楚世家》载，楚成王原立商臣为太子时，曾征求过令尹子上意见。子上说：“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楚成王不听，仍立为太子。商臣对子上怀恨在心，[氵氐]水退军，乘机谮子上，以致楚成王错杀子上。公元前626年(楚成王四十六年)，楚成王又想废商臣，改立王子职为太子，商臣与其师潘崇谋，以太子甲兵围攻楚成王，楚成王要求食熊蹯(熊掌)而死，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允，楚成王被迫自缢死。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前625-614年)。

　　楚穆王在位十二年，国内形势基本稳定，特别在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楚穆王镇压了企图谋杀自己的楚大夫斗宜申(子西)与仲归(子家)后，统治更加稳定。此时，各国形势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晋襄公卒，晋卿争立新君，相互攻杀，第二年，晋襄公之子继位，是为晋灵公。晋灵公年幼，无志图霸，实力已不如前。河西之秦已渐崛起，秦穆公亦力图插足中原。公元前628年(楚成王四十四年)，晋文公卒，秦穆公即命孟明视等袭郑，次年灭滑(姬姓，今河南偃师东南)而还。晋与姜戎在[肴殳](山名，今河南灵洛、灵宝间)截击秦军，秦全军复没。秦原有恩于晋，从此则世为仇敌，相互攻伐不止。楚、秦则利害相同，结为姻亲之国。据秦《诅楚文》载：“昔我先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相壹。绊以婚姻，[艹/绝]以斋盟。”楚成王与秦穆公建立的两国友好关系，有助于楚国的继续争霸。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国势不盛，对楚国扩张，不形成障碍。楚穆王就是在这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继续向北、向东进取的。

　　公元前624年(楚穆王二年)初，晋联合宋、鲁、陈、　卫、郑等攻打楚之与国沈(今安徽沈丘东南)，沈溃。四月，秦军渡河攻晋，至[肴殳]，埋葬[肴殳]之役秦军尸骨而还。秋，楚军出动攻围江国(嬴姓，今河南息县西南)，晋亦即举兵攻楚救江。第二年，秦又攻晋，楚乘机灭江。江既是晋的盟国，又是秦的同姓国，楚穆王乘秦、晋交战之机，迅速攻灭，显示了楚穆王的机智与果断。

　　公元前622年(楚穆王四年)，秦军攻打从楚之[若阝](下[若阝]，今河南淅川西南)，楚穆王未予理会，不久，让君南迁建新都，史称上(今湖北宜城东南)。楚国西境息宁，即移兵东向，同年秋，楚穆王遣成大心(子玉子)、仲归(子家)率军灭“叛楚即东夷”(《左传·文公五年》。)的六(偃氏，今安徽六安北)。冬，楚公子燮又率军灭蓼(姬姓，今河南固始东北)。

　　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秦穆公、晋襄公相继卒，晋又争立新君，秦、晋交战不断，第二年，晋赵盾(大夫，主持国政)与齐、宋、卫、陈、郑、许、曹之君会盟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开始由大夫主盟诸侯。这种形势对楚国北进是极为有利的，楚国有识之士已敏锐地观察到这点。如《左传·文公九年》载，楚大夫范山就及时地对楚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公元前618年(楚穆王八年)春，楚穆王听从了这一意见，即挥师北上，驻于狼渊(郑地，今河南许昌西)，攻打郑国，囚禁了郑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郑国被迫与楚国和。待晋国来救，楚军已还。夏，楚国又攻打陈国，以惩罚陈之附晋，占领了陈的壶丘(今河南新蔡东南)。秋，楚息公子朱自东夷伐陈，为陈所败，公子筏被俘。陈以小胜大，反而惧怕而请和。冬，楚穆王遣越椒访问鲁国，以示亲善。

　　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夏，楚穆王杀斗宜西、仲归，消除了内患，于这年冬，会陈、郑、蔡等国国君驻军于厥貉(今河南项城境)，策划攻打宋国。宋昭公被迫请求归服，并亲自引导楚穆王狩猎于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左传·文公十年》谓宋昭公“遂道以田孟诸”。）宋、郑、陈等中原国家转而附楚。麇(今湖北西北部)君本从楚伐宋，中途却逃归，楚穆王于次年即兴兵伐麇，败麇军于防渚(今湖北房县)，兵锋直抵锡穴(麇都，今陕西白河东南)。

　　厥貉之会和“田孟诸”，是楚国城濮败北后霸业复盛的表现，说明楚国仍是左右中原局势的主要强国。

　　公元前615年(楚穆王十一年)，群舒(偃姓，包括舒鸠、舒蓼、舒庸、舒鲍等部)叛楚，令尹成嘉(子孔)率军镇压，执舒君，进而攻打巢国，楚国势力进一步向江淮地区发展。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一、楚庄王即位初应付危局与三年“不蜚”、“不鸣”

　　公元前641年(楚穆王十二年)，楚穆王卒，子旅(侣)立，是为楚庄王(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年轻(《国语·楚语上》：“庄王方弱。”韦昭注：“方弱，未二十。”)，外有劲敌晋国虎视眈眈，内有贵族野心勃勃，随时蓄谋叛乱，可谓内忧外患，形势极其严峻。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元年)，楚庄王即位不久，晋就会宋、鲁、陈、卫、郑、许等国国君于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说今密县东南)结盟，把矛头对准楚国。其时，群舒不稳定，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率军前去攻讨。留守在郢都的公子燮(庄王傅)和子仪(庄王师)乘机发动叛乱，在郢都加修城墙，准备抗拒子孔、潘崇统兵回攻都城。又派人前往谋杀子孔，未能得逞。公子燮与子仪于是挟楚庄王将往商密(今河南淅川西)一带逃跑，为庐(今湖北南漳东)大夫戢梨与叔麇所诱杀。楚庄王还郢，“二子作乱”彻底失败。公子燮，王族，谋求令尹之职而不得，故对王室不满。子仪，即若敖氏斗克，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晋、秦攻时被秦所俘，公元前627年晋、秦[肴殳]之战后，秦因被晋打败，就释放了子仪，与楚结好。子仪认为自己有功，却得不到重用，故亦对王室不满，与公子燮一起叛乱(《左传·文公十四年》。）楚庄王平定了这场叛乱，从而清除了内患，统治才较稳定。第二年，即公元前612年(楚庄王二年)，晋以蔡不参加新城盟会，又出兵攻伐，迫使蔡与之订立城下之盟。至此，原从楚之中原诸国又改从晋，给楚国以极大的压力。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秋，楚国发生大饥荒，周边民族纷纷起来反叛，严重地威胁着楚国的安全。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戎(山夷)先在西南反叛，楚军出击，又移兵东南作乱，至于阳丘(今地名不详)，以犯訾枝(一说今湖北钟祥境，一说今湖北枝江)。庸(今湖北竹山西)与群蛮(庸附近)、麇(今湖北西北)、百濮亦伺机叛楚。楚国形势紧张，“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封锁了通向中原的门户，以加强对晋及中原诸国的防备。面对这一严重现实，楚国君臣不安，拟迁都于楚之险地阪高(今湖北当阳长阪，一说今湖北襄阳西)。贾力排众议，说：“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贾的意见很明确，庸首先挑起了这次叛乱，只要把庸制服了，群蛮百濮自然慑服自退。如迁都，是自己被动挨打，你迁到哪里，他也可以打到哪里。楚庄王接受了贾的建议，果断地出军回击，麇与百濮不久果然罢归。

　　楚庄王于是集中力量攻打庸人。由于当时粮食匮乏，楚庄王“振廪同食”，上下无异，与士卒吃同样伙食。进军至句 (今湖北均县西北)，派庐戢梨进击庸人，兵抵庸方城(今湖北竹山东有方城，是为庸之方城，非楚国方城)，遭到庸人的猛烈抵抗，楚将子杨窗被俘。子杨窗逃出来后报告说，庸与群蛮人众，声势浩大，不如尽起楚国军队会合进攻。大夫师叔(潘　)反对，他建议援用先君[虫分]冒征服陉隰的骄兵之计，才能取胜。楚庄王采纳了这一意见，派少量军队与庸人接战，七战七败(佯败)，庸人果为所惑，以为楚军不堪一击，就不设备。正在句督战的楚庄王见反击时机已到，即乘[马日](传车)，赶到前线，会师于临品(今湖北均县境)，直接指挥作战。他兵分两路，命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石溪、仞均今均县境)攻打庸人。秦、巴其时亦出兵相助。在楚庄王亲自指挥的楚、秦、巴联军打击下，群蛮慑服，与楚庄王订盟而退。楚庄王又乘胜一举灭掉庸国。

　　楚庄王灭庸服群蛮百濮，具有重要意义。楚国从此进一步巩固了后方，加强了与巴、秦的联系，可以全力北上图霸。顾栋高说：

　　灭庸而楚内乱夷矣，连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灭庸以塞晋之前，结秦以挠晋之后，斯不待陆浑兴师，而早知其有窥觎周鼎之志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可见，灭庸之役，不仅显示了楚庄王的杰出才干，也为后来立威定霸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楚庄王即位初，内忧外患，形势危急，严重地考验着这位年轻的君主。结果，楚庄王镇静若定，安然地渡过了难关。但楚庄王毕竟是一位青年人，执政初幼弱，无经验，而是经过苦心磨炼才成熟起来的。《史记·楚世家》载：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是岁灭庸。

　　《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亦有类似记载。可见楚庄王即位后，一方面依靠贤佐旧臣应付困难局面(如庐戢梨、叔麇愤而起来平定“二子作乱”、贾反对迁都力主出兵回击、子越、子贝疾速进兵等)，另一方面又寓淫乐之中观察忠奸动静，以鉴别清浊，整饬吏治。“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实际上就是蓄意磨炼意志，内理朝政、外争强敌这一抱负的自白。故其“淫乐”是一种手段，结果则是“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政治上焕然一新。“是岁灭庸”、“国人大悦”，正是经过刷新政治后，才使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很快取得了平叛内乱的重大胜利的。当然，《史记》等古籍记载是很简略的，且颇富有神秘色彩，但联系楚穆王卒后的楚国动乱政局及稍后若敖氏叛乱看，楚庄王即位后“自静三年”(贾谊《新书·先醒》)，外不启北门，内整肃朝政，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二、观兵周疆，问鼎轻重

　　楚庄王经平定内乱与灭庸后，统治已趋稳定，遂萌北上图霸之志。其时，中原国家仍以晋实力最强，它西抑秦东制齐，秦、齐虽渐上升或恢复，仍非晋之强劲对手。但晋当时国君晋灵公，却十分残暴无道，对内残害臣民，对外受赂无信，故国内统治既不稳定，国外威信也日益下降，这就为楚庄王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

　　公元前610年(楚庄王四年)，晋会卫、陈等诸侯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以郑有二心于楚，拒绝郑穆公与会，经郑子家书告赵盾，申辩郑居大国之间不得不从强令的苦衷，晋才允于请和。从中亦可知楚已复强，郑不得不考虑与楚改变关系。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郑即以晋无信，伐齐、伐宋，皆因受齐、宋赂，半途而废，于是叛晋而“受盟于楚”(《左传·宣公元年》。）附晋之郑，现在主动与楚结盟，说明随着楚国的稳定与实力的增强，一些中原国家，开始看风使舵，认真选择自己的出路了。恰在这时，陈国国君共公卒，楚庄王不派人前往吊[口言]，陈灵公一气之下，与晋结盟。楚庄王见时机已到，立即亲领大军攻陈，接着又攻宋。晋赵盾率军会宋、陈、卫、曹诸国军队于　林(今河南新郑北)，攻郑以救陈、宋。楚庄王派贾率军救郑，与晋军遇于北林(今新郑)，晋军败，大夫解扬被俘，晋军只得退回。

　　同年冬，晋为摆脱被动局面，攻打秦之与国崇，想迫使秦来救，然后便于向秦求成，不料秦国并不理会。晋又攻郑，以报北林之役。这样，第二年，即公元前607年(楚庄王七年)春，郑受楚命攻宋，以打击晋国。郑、宋战于大棘(宋地，今河南睢县南)，宋军大败，郑囚华元(右师)，获乐吕(司寇)，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华元逃归，为宋筑城。筑城之役人歌而讽刺说：“[目旱](大目貌)其目，皤(大腹貌)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多须貌)，弃甲复来。”(《左传·宣公二年》。)秦为报复去年晋侵崇之役，出兵攻晋，围焦(今河南陕县南)。秦、晋关系紧张。同年夏，晋赵盾解焦围，接着联合卫、陈攻郑，以报大棘之役。楚庄王立即命斗椒(子越)领兵救郑，赵盾以斗椒属若敖氏“殆将毙矣，姑益其疾”(同上。)为由，悄然退去。郑攻宋、秦攻晋，以及赵盾不敢与斗椒正面交锋，都说明其时楚国实力日益上升，晋国则在走下坡路，“不竞于楚”(《左传·宣公六年》。）正当晋国外争不利时，国内又因晋灵公暴虐，这年为赵穿所杀，赵盾等立公子黑臀为国君，是为晋成公。晋成公初立，即于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就率军攻打郑国，抵达延阝](今河南郑州北)，郑被迫与晋和，订立了盟约。

　　同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攻打陆浑之戎(即姜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左传·宣公三年》。）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左传·宣公三年》杜注)，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表示蔑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取代周王室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

　　楚庄王现兵周疆、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楚国已进入空前强盛时代，实际上支配着中原局势。

　　夏，楚庄王观兵周疆后，为了打击晋成公，即移兵攻打郑国(《左传·宣公三年》：“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故攻打郑国，实为教训晋成公)，晋未出兵对抗。此后，楚庄王连续北上用兵，声威也日益远播。

　　三、镇压若敖氏叛乱

　　若敖氏源自春秋初楚国国君熊仪。熊仪即君位后，又号称若敖，熊仪之子斗伯比即以若敖为氏，因别封斗邑，故亦称斗氏。因此，若敖氏之族属王族的分支，在熊仪之后，特别是在武、成、穆、庄诸代，均居高位，是楚国举足轻重的大姓之一，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作过突出的贡献。如斗伯比正值熊通(楚武王)称王发展时代，在楚武王攻随服随与称王中就立了大功。另一位若敖之后斗廉，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春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观点，闪烁着唯物主义战斗精神。楚武王创设的令尹，也是首先从若敖氏之族中挑选出的斗祁充任的。楚成王初立，子元乱国，为斗班所杀。斗谷於菟(子文)任令尹，其弟子良任司马。子文“毁家纾难”，佐楚成王东征北战，争霸立业，功勋卓著。其后，子玉任令尹，子西任司马。子玉死后，子上曾继任令尹。就是到楚穆、庄时，若敖氏出任令尹的，也有四人(楚穆王时任令尹为成文心、子孔。楚庄王时令尹除子孔外，还有子扬、子越)，可见若敖氏之族长盛不衰，在楚国扩展过程中，权势日趋膨胀炽盛，不仅与王室存在矛盾，而且也招致其他贵族大姓的不满。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子文荐子玉接替自己继任令尹时，大夫叔伯([艹/为]吕臣)就以“子若国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表示怀疑与非难。城濮之战前夕，子玉在[艹/为]治兵，[艹/为]贾又在子文面前抨击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断定子玉必败。子玉对此很反感，向楚成王请战(围宋攻晋)之理由，就是“愿以间执谗匿之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矛盾竟演化到甚至想在战争中以侥幸取胜来回敬对方的抨击。楚成王在关键时刻，看来是支持贾、贬抑子玉的，如他要子玉撤宋围，说晋文公是“有德者不可敌”的。当子玉派子越去向楚成王请战时，“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同上。）一方面与贾攻击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少与之师”，并以若敖氏武装充数，一反常态，完全不是从战争大局考虑的。战争拉开后，楚左右两军受挫，子玉亲自指挥的中军(主力)却安然无恙，照理是过中有功，子玉却被迫自杀，连晋文公也感到意外。司马子西不久被贬为商公，吕臣则被任为令尹。以子玉为首的若敖氏成为城濮败北的牺牲品。从中可见楚成王对有军事指挥才干、却又锋芒毕露的子玉是信不过的，王权与若敖氏的矛盾，已呈现表面化。

　　楚穆王即位后，虽先后以子玉之子成大心及其弟子孔为令尹，但王室与若敖氏的矛盾并未消退。原被贬为商公的子西，心怀不满，沿汉[氵斥]江将入郢(顾炎武《补正》：“(子西)将入郢为乱。”)，恰好被正在渚宫(渚宫，楚之别宫，地在今湖北江陵城内。)的楚成王发现了，楚成王并未深究，仍任为工尹。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子西又串通子家(仲归)谋杀楚穆王，谋泄，两人均为楚穆王所杀。

　　楚穆王卒，楚庄王刚即位不久，子仪(斗克，若敖氏之族)与公子燮乘令尹子孔、太师潘崇领军去攻打群舒之机，发动叛乱，结果被庐大夫戢梨所杀。这场叛乱，子仪是利用公子燮求令尹不得的不满情绪而发动起来的，显然是主要策划者。楚庄王虽仍以子孔(若敖氏)为令尹，但又不出号令，日夜淫乐，暗中观察动静，当与若敖氏有关。三年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政，任伍举(疑为伍参)、苏从以政，若敖氏之政敌贾也被任为工正。

　　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正当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凯旋回来时，若敖氏、氏这两大姓之间的斗争也愈益尖锐化。其时，若敖氏子杨(斗般，子文子)、子越(斗椒，子良子)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主宰着楚国军政大权，贾则为工正。子越是个状似熊虎、声若豺狼的野心家，为其伯子文所厌恶。《左传·宣公四年》记载说：“初，楚司马子良(子文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这不免有宿命论的色彩，但也反映了深谙楚国政治的子文，对若敖氏权力膨胀而引起的后果的严重忧虑。事情果不出子文所料，子越为司马时，野心不死，贾看清了这一点，便诬陷令尹子扬(斗般，子文子)，子扬被楚庄王所杀，子越得以晋升为令尹，贾亦升任为司马。但斗争并未结束，子越的野心也并未因升任令尹而熄灭。《佐传·宣公四年》载：“子越又恶之(指贾)，乃以若敖氏之族，围伯嬴(即贾)于　阳而杀之，遂处蒸野，将攻王。”另据《史记·楚世家》载：“九年(楚庄王九年)，相若敖氏(指令尹子越)。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从这两则史料记载，可以获知贾与子越矛盾又告激化，“子越又恶之”、“人或谗之王”，都指的贾在楚庄王面前攻击子越，子越于是倾其族将贾囚杀。同时，若敖氏与王权矛盾继续尖锐化，看来楚庄王是支持贾的，故子越孤注一掷，先杀贾，再谋害楚庄王，夺取政权。至此，若敖氏经武文成穆诸代的兴盛与挫折，终于与王室摊牌，挺而走险了。

　　若敖氏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叛乱的声势也很浩大。楚庄王从大局出发，开始采取妥协态度，提出以“三王之子(楚文、成、穆王之子孙)”为人质(《左传·宣公四年》。)谈判解决。但子越骄狂已极，拒不接受。楚庄王于是亲领大军出征，会师于漳。同年秋，王军与若敖氏之族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子越向楚庄王连射两箭，一箭射在铜钲上，一箭穿过车盖，均几乎伤着楚庄王，军队惊恐，开始后退。楚庄王急中生智，派人传令说：先君楚文王克息时曾得到三支利箭，子越偷走了两支，现已射完，用不着害怕了，军队才稳定下来。楚庄王接着亲自击鼓，王军奋勇进击，很快把若敖氏的叛乱镇压了下去。

　　子文之孙克黄，时任箴尹，子越率族叛乱时，正出使齐国，回来至宋时，听到镇压叛乱消息，有人劝他不要回去，他以君命为重，还是回国向楚庄王复命，然后自拘于司败，主动请罪伏法。楚庄王念及子文之功，仍使克黄担任箴尹，改名为“生”(《左传·宣公四年》。）楚庄王镇压了若敖氏叛乱，消除了隐患，加强了王权，巩固了统治，有利于楚国的图霸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若敖氏在楚国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应因子越领其族叛乱而予以根本否定。

　　四、“孙叔敖治楚”

　　孙叔敖([艹/为]敖、[艹/为]艾猎、[艹/为]饶)，期思(今河南固始境，一说今河南淮滨境)鄙人，楚国君冒之后。其父贾(曾任工正、司马)，其祖父为吕臣(曾任令尹)，与若敖氏并为楚国之大姓。[艹/为]贾被子越(若敖氏)杀后，其子孙叔敖不得不从邑避居期思野鄙，过着“处士”(《史记·循吏列传》：“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即所谓隐士。)的生活。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若敖氏叛乱被镇压后，当时令尹虞丘(沈尹)荐举孙叔敖代己而任令尹。故孙叔敖出自公族，他的出任令尹，除“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淮南子·人间训》。)、享有一定名望(《吕氏春秋·赞能》：“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外，也同孙叔敖之父为若敖氏所杀、楚庄王决心起用氏之后有关，当非偶然。

　　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据史籍记载，担任令尹的除孙叔敖外，还有其他五人(先后担任令尹的有子孔、子扬、子越、虞丘、子佩等五人。）《韩诗外传》、《列女传·樊姬》谓“孙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桓谭《新论·国是》则称“孙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国大治，庄王以伯”。可见孙叔敖任令尹时政绩最突出，佐楚庄王成霸立业，名垂史册。楚庄王时先后既有六位令尹，故孙叔敖任令尹时间当不会太长，应在楚庄王称霸高峰时期。

　　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楚国经济、政治、军事均有重大发展，这当然是楚庄王即位后，内平隐患、外抗强晋，实行开明治国路线的结果，但与孙叔敖以身作则、勤于政事、精明干练、忠心辅佐也是分不开的。所谓“孙叔敖治楚”，即指孙叔敖任令尹前及任内，为民办事，政绩斐然，不愧为一代名相。

　　首先，兴建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按《淮南子·人间训》说法，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就“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期思陂”(《大平御览·地部》：“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

　　孙叔敖任令尹后，继续兴建水利工程，据《史记·循吏列传》裴[马因]集解引《皇览》说：“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古沮、漳水入江通云梦泽，此项工程当在沮、漳水下游，建成后对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这样，楚国南之沮漳水流域，北之汝水流域，都兴建了水利工程，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绎史·孙叔敖碑》说：“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孙叔敖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方针与实践，不仅为楚庄王争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我国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二，自律廉洁，注重法治。孙叔敖出自期思“鄙人”，与乡里父老群众相处较密切，如《说苑敬慎》载，他出任令尹时，吏民皆来祝贺，有一位父老却穿粗衣，戴白帽来吊，孙叔敖立即正衣冠出迎。父老见孙叔敖态度诚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淮南子·道应训》则记有一狐邱丈人告孙叔敖说人有“三怨”：“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答以“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荀子》、《韩诗外传》等亦有类似记载。这说明孙叔敖出任令尹，受到吏民的关怀，纷纷告诫，孙叔敖亦能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任令尹后勤于职守，处处自律，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如《新论·国是》载：“叔敖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尝乘栈车，牝马，披羊之裘。从者曰：'车新则安，马肥则疾，孤裘则温，何不为也?’叔敖曰：'吾闻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无德以堪之矣。’”《韩非子》、《盐铁论》等亦有类似记载。《孙叔敖碑》则称他“专国宠权而不崇华，一旦可得百金，于殁齿而无分铢之蓄。破玉块不以宝财遗子孙。……病其临卒，将无棺[木郭]”。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孙叔敖卒后不久，其“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足见孙叔敖生不宠权，死无积财，堪称念国忧民、“奉法守职”的“廉吏”。

　　孙叔敖在执政中注重法治。据《说苑·至公》载，荐孙叔敖为令尹的虞丘(庄王封为国老)，家里有人犯法，孙叔敖法不徇情，“执而戮之”。虞丘亦喜，称赞孙叔敖“奉国法而不党，施刑禄不，可谓公平”。由于孙叔敖奉公律己，带头执法，楚国吏治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史记·循吏列传》载，孙叔敖执政后，“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列女传》更称其时“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食”。

　　其三，整顿军制，增强战斗力。《左传·宣公二十年》载：“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也。”意即谓孙叔敖选择楚国有关行之有效的军政典令，进行军事改革。在行军时，右军从将军之辕所向而进退，左军追求草藤为宿备，前军探道，以旌为标帜告后军，以防不测。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百官各建其旌旗，以表明其地位与职司，并依此而行动。这样，孙叔敖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灵活作战，做到“军政不戒而备”，具有更大的战斗力。正因为孙叔敖进行了有效的军事改革，故在楚、晋之战中，楚获大胜，楚庄王因而得以称霸。

　　为了加强北境建设，孙叔敖又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他遣封人(具体筹办者)筹度工程，上报司徒。封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饣侯]粮(干粮)，结果三十天完成，顺利地实现了预定计划。这项工程不仅建立了北进之基地，加强了与晋争战的实力，而且也说明孙叔敖重科学技术，具有突出的治国才干，正如杜预所称“《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左传·宣公十一年》及杜注。）其四，求实务实，开楚国一代政治新风。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孙叔敖报告说：“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孙叔敖听后，立即命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然后向楚庄王作了禀报，楚庄王赞同，结果“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又载，“楚民俗好庳(下，指底座低下)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捆(门限)。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司马迁评论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皇览》记载说：“民传孙叔敖曰：'葬我庐江陂，后当为万户邑。’”可见孙叔敖求实务实作风，深受吏民欢迎，树立起一代政治新风。

　　孙叔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司马迁作《循吏列传》，把他列为第一人，司马贞《索隐》赞其“奉职循理，为政之先”。《吕氏春秋·情Q欲Y》说：“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楚庄王的立威定霸，与孙叔敖的奉职循理、忠心辅佐是分不开的。楚庄王、孙叔敖“主明臣贤”(《韩诗外传》)，其霸业政绩，永垂史册。

　　五、德刑并重，威服陈、郑

　　陈、郑地处楚、晋中间地带，故楚、晋争霸，必首先争夺陈、郑。楚庄王镇压若敖氏叛乱后，任孙叔敖为令尹，政治稳定，国力增强，就全力北上攻陈伐郑，与晋展开了正面交锋。陈是小国，力量不强，故时而亲楚，时而附晋，受到晋、楚两国交互攻伐。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楚庄王刚平乱后，即兴兵伐郑，陈惧，转而附楚。晋毫不示弱，亦立即出兵救郑，伐陈。次年，晋为讨伐陈国亲楚，又继续攻打陈国。楚则攻打郑国，郑被迫与楚和。公元前602年(楚庄王十二年)，郑又转而与晋和，晋成公于是会宋、鲁、卫、郑、曹等国国君于黑壤(即黄父，今山西翼城东北)。在此形势下，次年，陈只得与晋和，楚不放手，立即出兵攻陈，陈又转而附楚。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晋成公又会宋、卫、郑、曹等国国君于扈(郑邑，今河南原阳西)，陈不与会，表明陈已坚定从楚，不畏惧晋等中原国家的压力。但陈国国君陈灵公却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徒，与大臣孔宁、仪行父一起与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通奸，他们三人还穿着夏姬的汗衣，“以戏于朝”。大夫氵曳]冶谏阻，反而被杀。这件事影响很坏，据说孔子还进行了抨击《左传·宣公九年》。）过一年，即公元前599年(楚庄王十五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变本加厉，竟然在夏姬家喝酒取乐，谓“其子为似以为戏”(《左传·宣公十年》及杜注。）夏姬之子夏征舒已年大为卿，见此情景，恼羞成怒，射杀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奔楚，陈灵公太子午奔晋。夏征舒自立为君(《史记·陈世家》。）第二年夏，楚庄王经伐郑服郑后，即与郑、陈盟于辰陵(陈邑，今河南睢阳西北)。据《左传·宣公十一年》载，这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政，伐陈”。对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今年楚庄犹以夏征舒为陈侯而与之盟，则此冬讨征舒，非仅因其杀君而已。或者夏征舒杀灵公而自立，陈国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乱，楚亦因而讨之。”可见楚庄王为了稳定陈国局面，再一次举兵伐陈。攻入陈后，“杀夏征舒，　诸栗门。因县陈”(《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庄王灭陈为县后，百官皆贺，唯楚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回来后复命而退，不贺。楚庄王使人责问其故，申叔时答道：“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同上。)申叔时以“蹊田夺牛”的故事告诫楚庄王，行义讨伐乱国之臣，诸侯是欢迎的，如因此而贪其地灭其国，则又会失去诸侯的。楚庄王听后立时清醒过来，高兴地说：“善哉!吾未之闻也。”(同上。)仍恢复了陈国，迎陈灵公子午为国君，是为陈成公。孔宁、仪行父也被送回陈国。为显耀武功，从陈国乡取一人，集居一起，谓之夏洲(据《清一统志》说，其地在今湖北汉阳北)。楚庄王灭陈后又复陈一事，当时影响很大，受到普遍称赞。如《淮南子·人间训》载：“诸侯闻之，皆朝于楚。”《孔子家语·好生》载：“孔子读史至楚复陈，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楚庄王在讨陈服陈的同时，也全力与晋争夺郑国。从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至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的七年间，楚伐郑六次，几乎年年出兵，晋有时救郑，有时因郑与楚和又转而伐郑，争夺极其激烈，郑国忧心忡忡，深受其苦。如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楚伐郑，晋来救，郑败楚师于柳棼(郑地)，“国人皆喜，唯子良(公子去疾)忧曰：'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左传·宣公九年》。)第二年夏，郑惧楚报复，请和，楚与之盟。晋以郑叛之，立即会宋、卫、曹之师伐之，郑又与晋和。冬，楚庄王以郑附晋，又举兵攻讨，晋亦又会宋、卫、曹救郑，逐楚师于颖北(今河南禹县之北)。随后晋等四国军队还驻守在郑国，以防备楚国的进攻。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春，楚庄王从争霸战略出发，再一次亲率大军攻郑，进抵郑邑栎(今河南禹县)，郑国难以支持，惶恐不安，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公十一年》。)遂从楚。晋这次未出兵往救，说明楚势旺，晋已回避。楚庄王见陈，郑已服，遂与之盟于辰陵(陈邑，今河南睢县西北)。但楚庄王以为郑在晋、楚交兵过程中，时而亲晋，又时而亲楚，故从楚是迫不得已的，“自是楚未得志焉”(同上。）尤其是郑在辰陵之盟后，“又徼(求)事于晋”(同上)，故于第二年(公元前597年)春，为彻底服郑，楚庄王又亲率大军攻伐。这次攻郑声势浩大，晋不敢及时来救，郑穷困已极，郑襄公只得肉袒牵羊迎楚请罪。《左传·宣公十二年》对此作了详细记述：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哭)于大宫(太祖之庙)，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哭)，守阵者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夭，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子良出质。

　　楚庄王对陈、郑均采取宽容怀柔态度，先以兵讨之，后以德服之，充分显示了这位霸主的睿智大度。《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士会语：“楚君讨郑，怒其二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读言](音独，痛怨)，政有经矣。”这种评论是很恰当的，楚庄王之所以能立威定霸，与这种德刑并重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六、[必阝]之战

　　公元前597年春，楚攻郑时，“郑告患晋”(《史记·晋世家》。)但延至夏六月，晋才派荀林父率三军救郑，这样晋、楚发生大战，史称[必阝]之战。

　　晋军以荀林父将中军，先谷佐之；士会将上军，[谷阝]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还有其他诸多大夫将领，阵容齐整。当他们领大军赶到黄河边时，闻郑已附楚，荀林父认为“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主张撤回，待楚军走后再伐郑。士会除赞同荀林父意见外，还详尽地分析了楚国情况，认为其时楚国“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是难以战胜的。先谷则坚决反对，并擅以其部过河。知庄子(下军大夫)指斥先谷行为，认为遇敌必败，即使免于战死而归，“必有大咎”。韩献子(司马)对荀林父说：“彘子(先谷)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己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荀林父遂率全军南渡。

　　其时，楚庄王驻军于[延阝](郑地，今河南郑州市北)。沈尹(一说沈尹即孙叔敖)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闻晋军已渡河，楚庄王想回师。嬖人(宠臣)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不想战，两人争执不下。伍参进而对楚庄王说：“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谷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庄王接受了这一意见，要令尹孙叔敖命令军队掉转车头北进，驻于管(今郑州市北)。

　　晋军渡河后驻敖、[高阝]二山之间(今河南荥阳北)。郑卿皇戌奉命至晋军前，表示郑已服楚，只是权宜之计，对晋国并无二心；又说楚军已疲劳不堪，郑军坚决协同作战，楚国必败。先谷更加得意，认为“败楚、服郑”，在此一举。栾武子(即栾书)认为楚势正盛，且早有准备，不能轻信郑卿皇戌之言。赵括(中军大夫)、赵同(下军大夫)支持先谷；知庄子、赵朔(下军主将)支持栾武子。晋国将领之间的意见分歧进一步加深，荀林父也就更加举棋不定。此时，楚庄王仍争取议和，派出使者到晋军驻地，对荀林父等将领说楚国此次出兵，只是教训郑国，并非想得罪晋国。士会也说晋军是为郑国而来，与楚国无关。先谷则使赵括更改士会对楚使者说的话，称晋军此来是奉命把楚军赶出郑国，非与楚战不可。楚庄王毫不介意，又遣使“求成于晋”。但由于双方陈兵相持，剑拔弩张，故双方将领都出现了私下挑战事件。如楚许伯等先单车挑战，晋魏[钅奇]先挑战，后赵旃夜至楚军挑战，楚庄王怒不可遏，亲以左广(三十乘战车)追逐赵旃，晋军为接应魏[钅奇]、赵旃，亦出阵迎战。令尹孙叔敖说：“进之!宁我薄(追)人，无人薄我。”乘势号令三军，迅速进发，于是“车驰、卒奔，乘晋军”，像潮水般压来，晋军中军主帅荀林父不知所措，击鼓宣布：“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抢渡，先上船的以刀砍掉后攀船舷的人指，船中的断指多得可用手捧。士会率领的上军较谨慎，故未败损。至黄昏，楚军进驻于(今河南荥阳东北)。晋军残部已溃不成军，“宵济，亦终夜有声”。

　　第二天，楚军移驻衡雍(今河南原阳境)。晋军尸横遍野，楚大夫潘党建议收晋尸筑武军(收晋尸而封土)，建京观(建表木以书之)以示子孙勿忘武功。楚庄王不以为然，认为周武王伐纣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自己则无一德，何有武功以示子孙?于是只在黄河边祭祀河神，修建神庙，向祖先神灵告捷后，就率军回国了(之战经过，详见《左传·宣公十二年》。）[必阝]之战是楚、晋争霸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大战。从此，楚国声威大振，晋国一时不敢南向与楚抗衡，为楚国称霸中原铺平了道路。楚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原因是楚庄王在关键时刻能听取臣下建议，善于捕捉战机，果断进击。在战争中又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的士气，一举而取得了胜利。同时，令尹孙叔敖与楚庄王息息相通、配合默契，伍参精辟分析对方军情，为楚庄王决策提供了正确的依据，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楚国其时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举国团结一致，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战争结束后，楚庄王拒绝了关于“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的建议，深感自己“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已荣，何以丰财?”(《左传·宣公十二年》。)所以楚庄王不仅军事上争霸，也重政治影响，做到“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同上)，这也是这位霸主可贵的地方。

　　[必阝]之战后，这年冬，楚庄王又乘胜伐萧。宋以蔡师相救，萧人还俘虏了楚公子丙和大夫熊相宜僚。楚庄王使人告之勿杀，我即退兵，但萧人不予理会，竟将两人杀了。楚庄王愤怒至极，遂围萧。时值隆冬，将士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丝棉)”(同上)，士气高昂，很快就击溃了萧国。

　　七、围而不攻，逼宋从楚

　　晋、楚争霸中原，争夺宋国是主要目标，宋之臣服与否，也是称霸的重要标志。昔日楚成王败宋，称霸中原；楚穆王于宋“田孟诸”，亦有实霸中原的标帜。故楚庄王平群蛮百濮后，即于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与晋争夺宋国，并于北林(今河南新郑)大败晋军，晋大夫解杨被俘。第二年，楚又命郑伐宋，战于大棘(宋地，今河南睢县南)，宋军又败，宋被迫筑城。其后，楚庄王重点打击陈、郑，对宋暂置一旁，宋则坚定附晋。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楚庄王以陈、郑已服，形势对己有利，就命左尹子重攻宋，自己也前往前线声援(《左传·宣公十一年》：“王待诸[延阝]。”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此[延阝]当离陈、宋、郑不远。”)，但无结果。[必阝]之战后，楚庄王率军攻萧时，宋竟然以蔡国军队相救。萧溃，宋又参加晋、卫、曹等国的清丘之盟。盟后，宋即援引“讨贰”(《左传·宣传十二年》。)的盟约，讨伐附楚的陈国，公然与楚国为敌。

　　楚庄王为了彻底降服宋国，在[必阝]之战后，把矛头指向了宋国。公元前596年(楚庄王十八年)，楚庄王为报复宋救萧之举，亲领军攻宋，但这只是教训性的。第二年，当作好了充分准备后，楚庄王决定派申舟出使齐国，指示他“无假道于宋”(《左传·宣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无假道者，不请于宋而迳过其地也。楚庄禁其假道而欲其迳过宋国，正欲以挑衅。”《仪礼·聘礼》有“过邦假道”之礼。）申舟在楚穆王“田孟诸”时，又因“宋公违命”，申舟“[扌失](笞击)其仆(宋公之卿)以徇(示众)”(《左传·文公十年》)，得罪过宋国。故楚庄王的用意在于向宋国挑衅，试探宋人的态度。申舟至宋时，宋人果然制止。宋国执政华元说：“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以宋为楚国之野鄙)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左传·宣公十四年》。)竟杀了申舟。楚庄王获此消息后大怒，“投袂而起。履及于窒息，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同上。）这一年(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十九年)秋九月，楚庄王亲率大军攻宋，把宋国团团包围。

　　宋国君臣惊恐，派乐婴齐赴晋告急求救。晋景公想派兵救援，大夫伯宗反对，认为“天方授楚，未可与争”(《左传·宣公十五年》)，待楚衰后再见机行事。但宋一直是晋之盟国，失去它又很痛心，所以宋景公派大夫解扬(原被楚俘，此时则已归晋)去宋诡称晋军即至，不要降楚。解扬过郑时被郑人所俘，并献给了楚军。楚庄王要他反其言(晋军不来救)，不料解杨在宋军前大呼晋军即将来救，切莫降楚。楚庄王开始想杀他，既而又感其为臣讲信难得，就把他释放了。

　　过一年(公元前594年)五月，楚军围宋已很久了，粮食将尽，宋又坚守不降，楚庄王准备撤军。申舟之子申犀要求为父复仇，继续攻宋。申叔时献“筑室，反耕者”(同上。)之计，即在宋境修建军营，屯兵耕作，以示持久围城不去之意。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其时，“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折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兵去”。《左传·宣公十五年》记叙得较详细，《史记·楚世家》记叙略同。楚庄王见宋已服，就与宋结盟，宋以华元为质，楚释围罢兵而回。楚庄王围宋，前后达九个月之久(《春秋》、《左传》等记从公元前595年秋九月至第二年夏五月，前后为九个月。《史记》则称围宋五月。此从《春秋》)，晋国始终不敢出兵，足见楚国霸势强盛。楚庄王逼宋从楚，不轻易举兵攻城，后见其穷困难支，又主动撤兵。这种兵临城下，围而不破、逼其诚服之举，也属我国军事史上罕见的战例，具有深远的影响。

　　围宋之役，震撼了中原国家。如鲁国大臣孟献子(公孙归父)建议鲁国遣使去宋向楚庄王“聘而献礼”，“谋其不免也”(《左传·宣公十四年》)，鲁宣公赞同，派孟献子去宋拜见楚庄王，加强了楚、鲁之间的关系。

　　楚庄王在位期间，继承祖业，发扬楚人“筚路蓝缕”精神，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称霸中原，威播四方，使楚国霸业进入了鼎盛时期，“天下大事尽在楚”(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楚庄王在争霸的同时，又能举贤赏劳，发展生产，整顿吏治，以法治国，国内政治相对安定。楚庄王不愧为春秋时期著名的霸主之一，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八、鞍之战与蜀之盟

　　[必阝]之战后，晋受楚挫，转而向东扩张，大规模地对赤狄用兵。公元前594年灭潞(赤狄一支，今山西潞城东北)。次年，晋又攻取申氏(今山西屯留北，一说今河北永年东北)、留吁(今屯留南)、铎辰(今长治市东)等赤狄其他各部。当取得上述进展后，晋景公即欲会盟诸侯，以图在东方确立霸势。为使盟会成功，于公元前592年春，晋景公遣[谷阝]克聘齐，要齐国参加。适鲁国季孙行父、卫国孙良夫亦至。[谷阝]克跛，良夫眇，行父秃，齐顷公母亲萧同叔子见到好笑(三传、《史记》等所记略同。）谷阝]克怒，回国后请求伐齐。晋景公不同意，说：“子之怨，安足以烦国?”(《史记·晋世家》。)但[谷阝]克立誓要报复此辱。

　　这年夏，晋景公会鲁、卫、曹、邾等国国君于断道(今河南济源西)，谋讨背晋之国。齐顷公惧盟会中受辱，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大夫赴会。齐四大夫果然受辱，并拒绝齐国参与盟会。晋、齐两国矛盾进一步加深。

　　公元前591年(楚庄王二十三年)春，晋景公联合卫世子臧攻打齐国，兵至阳谷(今山东东平西北)，齐顷公被迫请盟，齐公子强质于晋，晋军撤回。鲁国与齐国本来不和，不愿事齐，见齐与晋结盟，便遣使赴楚乞师伐齐。这年七月，楚庄王病逝，楚共王初立，楚以丧辞鲁之请，故“楚师不至”(《左传·宣公十八年》。)鲁惧，次年与晋结盟，投靠了晋国。齐亦与楚结好。鲁国虑及齐、楚会出兵讨伐，于是治理军赋、修缮城郭，准备抵御。这时，楚经料理楚庄王丧事后，也把注意力转向东方，一方面与齐结盟，另一方面把矛头指向晋国，争夺晋的与国。

　　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春，齐军攻打鲁国北鄙，攻取了龙(今山东泰安东南)，南攻至巢丘(距龙不远)。卫为援鲁，出兵攻齐(《史记·卫世家》)，败于新筑(卫地，今河北魏县南)。鲁、卫紧急向晋求援，晋派出七百乘兵车往救。[谷阝]克(晋中军主帅)说七百乘兵车是当年城濮之战的兵力，自己无法与昔日先大夫相比，请求派出八百乘兵车。晋景公同意了，[谷阝]克于同年夏，率兵会同鲁、卫两国军队，攻打齐国。双方大战于鞍(今山东济南市西北)，齐军大败，晋军进抵丘舆、马径(今山东淄博南，一说益都西南)，齐被迫归还鲁之“汶阳之田”《左传·成公二年》。）冬，楚为救齐，令尹子重尽起楚师伐鲁，先攻打卫国，后又从蜀(鲁地，今山东泰安东南)攻鲁，兵抵阳桥(今泰安西北)。鲁国不支，只得向楚求和，赂之以执斫(木工)、执针(缝工)、织[纟壬](织工)各百人，以公子公衡为质。子重允许，接着，与鲁、蔡、许等国国君及秦、宋、陈、卫、郑、齐等国大夫会盟于蜀。晋在楚北上伐卫、鲁及会盟各国中，始终不敢出兵对抗(同上。）蜀之盟，规模大，与国多，除中原一些国家参加外，连当时大国齐、秦亦与盟，是春秋时期一次著名的盟会。此事虽发生在楚庄王卒后二年，但楚共王即位年幼，掌握军政大权的是原令尹子重，故此盟实际上是楚庄王霸业的继续。童书业在论及楚庄王霸业时说：“楚共王即位，成二年：侵卫，遂侵鲁，师于蜀，侵及阳桥，鲁及楚平，楚合齐、鲁、宋、卫、郑、陈、蔡、许、秦、曹、邾、薛、[曾阝]十四国盟于蜀。此为楚霸之顶点。”(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然而楚庄王毕竟已卒，故各国慑于楚威，并无诚意，人称“匮盟”(《左传·成公二年》：“……于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故曰'匮盟’。”匮，匮乏，意谓此为缺乏诚意的盟会。）

第六章 晋、楚并霸与弭兵

　　一、晋、楚的继续争夺

　　楚庄王卒，其子楚共王(熊审，前591-560年)自称“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左传·襄公十三年》)，缺乏治国经验，亦无争战阅历，全靠令尹子重等一班旧臣支撑，楚国霸业开始衰退。晋国虽一度复强，但内忧重重，已非昔日可比。秦虽已渐崛起，齐亦不失为东方一大国，但秦、齐仍随楚、晋角逐，自己无力支配中原局势。故楚庄王卒后，中国出现晋、楚并霸局面。同时，由于中原长期争战不已，各中小国家普遍厌战，楚、晋实力亦已下降，故在争夺的同时，又出现弭兵运动。这就是在楚庄王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原的基本形势。

　　蜀之盟，楚国霸业达到鼎盛；但盟后不久，晋与楚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蜀之盟后第二年(公元前588年)春，晋国为了教训郑国附楚，会合宋、鲁、卫、曹等国军队伐郑。郑公子偃领军抵御，击败了晋等国联军。郑自恃兵强，又以许恃楚而不事郑，在击败晋后不久，又举兵伐许，抢占了许国的田地。再过一年，即公元前587年(楚共王四年)，郑又派兵去许国疆理田地，为许所败。郑接着讨伐许，取[钅且]任、冷敦之田(今河南许昌境)。晋国见有机可乘，以救许为名，兴兵攻郑，楚国毫不示弱，亦立即派子反(公子侧)率军救郑。于是郑、许两国国君在子反前争是非曲直，子反不能决，说：“君若辱在寡君，寡君与其二三臣共听两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侧不足以知二国之成。”（《左传·成公四年》。)公元前586年(楚共王五年)，许灵公果去楚国告郑，郑悼公亦至楚争讼。郑理曲不胜，楚囚禁郑臣皇戌与子国(公子发)。郑悼公不服，回国后就遣公子偃赴晋请盟，背楚亲晋。同年秋，晋派赵同与郑悼公盟于垂棘(晋地，今山西潞城北)。冬，晋以郑服，又会齐、鲁、宋、卫、曹、邾、杞之君与郑悼公盟于虫牢(郑地，今河南封丘北)(《左传·成公五年》。)。稍后，晋又欲会诸侯，宋共公托故推辞。郑背楚附晋及诸侯与郑盟，是楚国争霸之失策，使自己处于被动。

　　公元前585年(楚共王六年)，楚国不甘心轻易失去郑国，令尹子重举兵伐郑。晋中军帅栾书(栾武子)即率六军救郑，与楚军遇于绕角(今河南鲁山东)，楚见敌众，主动撤退(《左传·成公六年》载，晋、楚两国军队在绕角相遇，“楚师还”，可谓主动撤退。《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则记晋用析公之谋，夜临楚军而楚军“宵溃”。）晋军遂攻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两县之军救蔡，御诸桑隧(今河南确山东)。晋军是战是退，将帅意见不一。赵同、赵括欲战，荀首、士燮、韩厥谏不可。他们说：“吾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是迁戮也。戮而不己，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左传·成公六年》。)栾书持慎重态度，就撤军了。可见楚国霸威犹存，晋仍不愿贸然与之正面较量。次年，楚子重又伐郑，驻军于　(今河南襄城)。晋亦又会齐、宋、卫、鲁、曹、莒、邾、杞之君救之。郑共仲、侯羽趁势众围攻楚军，俘获了楚郧公钟仪，把他献给了晋国。晋与各国盟于马陵(今河北大名东南)而还。再过一年，即公元前583年，晋栾书又领军伐蔡，接着犯楚，俘获楚大夫申骊；攻沈，俘沈国国君揖初。这样，原从楚之中原诸国，又尽入晋国怀抱，楚国霸势随着衰退。

　　在此同时，晋重新经营东方，拉拢齐国。公元前583年(楚共王八年)，晋景公遣韩穿赴鲁，命归汶阳之田给齐。对这种反常行为，季文子当即就向韩穿指出，汶阳之田，原为鲁地，晋初使齐归鲁，现又命归齐，“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左传·成公八年》。)晋景公这种出尔反尔、牺牲鲁国利益去取悦于齐国的行为，果然引起中原各国的不满，“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左传·成公九年》。）晋景公惧，第二年春，又会齐、宋、鲁、卫、郑、曹、莒之君于薄(卫地，今河南长垣东)，以重温马陵之好。季文子认为此举无益，对范文子说：“德则不竞，寻盟何为?”(同上。)楚国抓住“诸侯贰于晋”这一时机，采取拉拢与打击相结合的方针，立刻与晋争夺与国。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楚以重赂求郑，郑成公与楚公子成会于邓(楚地)(此从《左传·成公九年》。《史记·郑世家》载：“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于盟。”)。同年秋，郑成公害怕晋攻伐，又亲往朝晋。晋以其贰于楚，执之；又命栾书领兵伐郑。楚令尹子重也立即举兵伐陈以救郑。冬，子重又自陈伐莒，莒无备，渠丘(今山东莒县东南)、莒(莒都，今莒县)、郓(今山东沂水东北)皆溃。楚军进展顺利。次年，即公元前581年，郑人立新君(郑成公子)，向晋表示不会因郑成公被拘留而屈服。晋栾书说：“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左传·成公十年》。)遂会齐、宋、卫、曹伐郑，郑赂晋请和，晋释郑成公回国。

　　晋对郑成公的亲楚行为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楚共王“少主社稷”，依靠子重等一班旧臣辅佐，虽霸势转衰，但仍遵循先君北上争霸路线，继续与晋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保住了大国霸国的地位。

　　二、第一次弭兵之会(宋西门之盟)

　　从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卒，至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的十一年间，晋、楚一方面进行激烈的争夺，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实力下降，已开始进行和平试探。

　　从晋国来说，与楚争夺，虽有时稍占优势，但自从公元前583年(晋景公十七年)，晋命鲁归汶阳之田与齐，已引起中小国家的不满。它虽然讨好了齐国，却侮辱了鲁国，也使其他国家“贰于晋”。次年，郑成公主动来朝时，晋又横蛮地拘留他，得罪了郑国。公元前581年，鲁成公朝晋，晋疑其亲楚，不让他回国。次年，鲁成公被迫接受盟约后，才准其回国。这件事更加不得人心。

　　正当晋滥施霸威、诸侯多对之有二心时，秦与白狄也乘机伐晋。公元前580年，晋景公卒，子晋厉公立，为稳定局势，争取与秦和好，于是晋、秦约定会于令狐(晋邑，今山西临猗西)。据《左传·成公十一年》载，晋厉公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止于王城(秦邑，今陕西大荔东)。两国夹河而盟。秦大夫盟晋君于河东，晋大夫盟秦君于河西。秦桓公回来后就背盟，与白狄谋划伐晋。所以，晋已力不从心，郑、鲁受辱，其他各国貌合神离，存有二心，秦始终抱敌对态度，白狄又时来犯，与楚争霸已感不支，开始转向与楚弭兵。

　　从楚国来说，楚庄王卒，楚共王年幼执政，霸势转衰，原中原与国，纷纷倒向晋一边。子重等一班旧臣虽竭力维持，但与晋争夺往往处于被动。而子重等又居功自傲，在强敌面前，不顾国家利益，伸手要赏田，目的未遂，又贪婪侵占，终演成内乱。据《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后，令尹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屈巫，申县之尹)认为“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庄王接受了这一意见，没有把申、吕赏给子重。子重对申公巫臣怀恨在心。子反要娶夏姬，申公巫臣自己想娶她，出面阻止，这样又得罪了子反。申公巫臣于公元前589年利用出使齐国之机，携带夏姬去齐，适逢齐在鞍之战中被晋打败，申公巫臣就奔至晋，晋任以为邢大夫。楚共王即位后，子重(令尹)、子反(司马)利用特权灭申公巫臣之族而分其家财。申公巫臣怨恨，请出使到吴国，晋景公欣然同意。申公巫臣到吴国后，吴国国君寿梦非常高兴。申公巫臣教吴人乘车和战阵之法，使其叛楚。吴国从此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徵瓦埠湖东南)、伐徐(今江苏泗洪南)、入州来(今安徽风台)。“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通中原诸国)”。吴国日益强大起来，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

　　晋、楚争霸，直接受到祸害的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宋、郑等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广大臣民一样，也渴望和平，停止战争。第一次弭兵之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十八年)秋，晋、楚在激烈争夺的同时，已试探媾和。据《左传·成公九年》载，晋景公视察军府，面见楚俘钟仪(公元前584年被郑俘，郑献给晋)，与他作了一番友好的交谈。范文子建议释放归楚，“使合晋、楚之成”。晋景公同意，“重为之礼，使归求成”。这年冬，楚共王也及时遣公子辰赴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次年(公元前581年)春，晋景公又派大夫籴[艹/伐]聘楚，以“报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左传·成公十年》。）夏，晋伐郑而释郑成公回国，这也是在晋、楚媾和气氛中出现的举措。

　　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晋厉公元年)，宋卿华元得知晋、楚两国使者互访，谋求媾和，就主动出来斡旋，促成晋、楚结盟。华元本人与晋正卿栾书、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就先后奔赴楚、晋，“合晋、楚之成”(《左传·成公十一年》。）其时，晋还谋求与秦结好，夹河而盟。经过华元的努力，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厉公二年)五月，晋大夫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达成协议，盟于宋西门之外，史称“宋西门之盟”(“华元弭兵”)。盟约说：“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甾(灾)危，救备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坠)其师，无克[月乍]国。”(《左传·成公十二年》。)盟成，卫、鲁、郑等国国君赴晋受命(《春秋·成公十二年》：“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琐泽，晋地。）同年秋，晋遣[谷阝]至聘楚，“且[涖]盟”；冬，楚亦遣公子罢聘晋，“且[涖]盟”，相互承认盟约。十二月，晋厉公和楚公子罢盟于赤棘(晋地)。宋西门之盟一时得到了贯彻执行。

　　三、鄢陵之战

　　宋西门之盟，只是晋、楚双方暂时缓解激烈争夺之举，并未带来真正的停兵与和平。晋国由于它后方面临狄人与秦的袭击，急需与楚作一妥协，然后转向打击狄、秦。秦自[肴殳]之役后，一直与晋不和。尽管晋主动求和修好，但往往一厢情愿，为秦所不顾。所以秦、晋矛盾始终很尖锐。就在晋、楚宋西门会盟之际，秦就鼓动白狄攻晋。盟后，晋腾出手来攻狄，败之于交刚(今山]西[阝显]县境)。晋为集中力量打击秦国，于盟后次年，即公元前578年(晋厉公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春，晋征师于诸侯，并会齐、宋、卫、鲁、郑、曹、邾、滕之君于京师(《春秋·成公十三年)。夏，晋遣吕相(魏相)赴秦，历数秦恶以绝秦，把责任推在秦国身上，以鼓动诸侯支持晋国，参与伐泰 。吕相的绝秦书，开后来檄文之先河(《左传·成公十三年》。）接着，晋厉公率晋国四军(中、上、下、新)与上述各国军队联合伐秦，败秦军于麻隧(秦地，今陕西泾阳北)，然后渡泾河，进抵侯丽(今陕西礼泉东)而还。时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各国联军已深入到秦国腹地。曹宣公、成肃公(周大夫)皆卒于军中，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同上)。可见这次战争规模是很大的，秦所受到的损失也是很重的，以至一时不敢与晋抗衡。

　　晋打击秦的目的得逞，势力更盛，中原诸国实为晋之属国。楚恪守盟约，未及时援秦，已使自己被动。公元前577年(楚共王十四年)，郑恃晋势，公子喜(子罕)率军攻打楚之亲国许，为许所败。郑成公不甘失败，马上亲领军攻许，攻入外城，许被迫以叔申之封田向郑请和。

　　郑如此欺凌许国，当然为楚难以容忍。所以楚国已考虑北上，打击郑国，与晋对抗。

　　据《左传·成公十五年)载，公元前576年(楚共王十五年)，楚将出军北伐，子囊(公子贞)说：“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共王支持子反的意见，遂率军伐郑，至暴隧(今河南原阳西)。接着又伐卫，至首止(今河南睢县东)。郑子罕反袭楚，取新石(楚邑，今河南叶县境)。晋中军帅栾书对楚意欲报复，韩献子反对。这年冬，晋士燮、齐高元咎、宋华元、卫孙林文、郑公子[鱼酋]、邾人会吴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稍北)。吴始参加中原诸国盟会。显然，晋与各国与吴相会，目的就是把予头指向楚国，特别是鼓动吴抗楚。许在此形势下，害怕郑国再次讨伐，就请求迁到楚国。楚共王同意，遂遣公子申“迁许于叶”(今河南叶县南)。许从此成为楚国附庸，其旧地为郑所有。

　　楚与晋抗争，焦点仍在争郑、宋。故楚对郑除攻伐外，又采取求和的方针。伐郑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北)遣公子成赴郑，以汝阴之田(今河南郏县、叶县间)求和。郑获利，即叛晋，郑子驷与楚共王在武城结盟。楚对郑一打一拉，取得成功。同年夏，郑子罕领兵攻宋，先宋军败郑于[汋]陂(今河南商丘、宁陵间)；继而宋军骄而不警，又为郑败于[汋]陵(今宁陵南)。郑背晋，又败宋，显然是楚北进的重大胜利，晋也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所以当郑伐宋不久，晋国君臣就准备兴师伐郑。《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侯将伐郑。范文子(士燮)曰：'吾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栾武子(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晋一方面出动四军(上、中、下、新)，一方面派人前往卫、齐、鲁乞师，参加作战。

　　郑国君臣闻讯，即向楚告急。楚共王决定出兵救郑。以司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统领三军，并会同蛮军，疾速进军，以救郑。

　　五月，晋军渡河，闻楚军将至，范文子欲返，栾武子主战。六月，晋、楚两国军队遇于鄢陵。晋臣大都主战，唯范文子仍不欲战，主要是晋国内部矛盾已日益尖锐，故宁可“释楚”而缓解“内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晋国大臣大多数主战，唯士燮始终主退。

　　士燮见厉公骄侈，群臣不和，如战而胜楚，内忧益滋，故欲释楚以缓和国内矛盾，非惧战败也。”)。但两军已相遇，一解即发，范文子已无法控制局势。

　　甲午日晨，楚军逼近晋军营垒布阵，晋军吏惊恐。栾书说：“楚师轻佻，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谷阝]至说：“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指子反、子重)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采纳[谷阝]至意见，统军迎战。两军对阵，楚共王登上巢车(楼车)，望晋军，并让大宰伯州犁(伯州犁，晋伯宗之子。伯宗在晋被害后，伯州犁逃来楚国，时任大宰。)进行“战祷”。晋厉公则让苗贲皇(苗贲皇，楚斗椒之子。斗椒在若敖氏叛乱中被楚庄王所杀，苗贲皇畏罪逃到晋国，晋赐以苗色。)立其侧。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采纳这一建议，先攻楚之左、右军，后攻中军。晋将吕[钅奇]射中楚共王目，楚共王召来养由基，给他两支箭，令其射吕[钅奇]。养由基一箭射中了吕钅奇]的颈项，吕[钅奇]伏于弓套而死。携另一支箭向楚共王复命。楚共王不顾中箭疼痛，仍坚持指挥作战。战斗从晨至暮，楚军略受挫，但双方胜负未定。楚共王决定明天再战。子反派军吏视察伤员，补充步兵与车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战车马匹，命令明日鸡鸣时吃饭，整装待命，投入战斗。晋苗贲皇也通告全军作好准备，明日再战，并故意放松对楚俘的看守，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备战情况。楚共王听到晋军已有准备后，立即召见子反讨论对策。子反当晚醉酒，不能应召入见。楚共王无奈，引军夜遁。楚军退至瑕(随地)时，子反为子重所逼，畏罪自杀(同上。）鄢陵之战虽然是晋、楚争霸的继续，但它毕竟是弭兵运动过程中的插曲，和过去激烈的争霸战争迥然相异。战之前，晋遣使至齐、鲁、卫诸国“乞师”，但战之日，齐军始至，鲁、卫之军则刚从国内动身。临战时，晋军内部是战是和，意见不一。楚军少挫，与晋胜负未分，楚共王就悄然退兵；而作为中军主帅的司马子反，竟临阵醉酒，在战争史上实属罕见。至于战斗中，晋将[谷阝]至见楚共王必下，“免胄而趋风”，脱下头盔，快步趋前，向楚共王表示恭敬。[谷阝]至与另一晋将韩厥明明可以追获郑成公，却故意放掉，更富有戏剧性。这些迹象表明，晋、楚一方面在打，另一方面则仍以和为重，双方都留有余地(《左传·成公十六年》。)。

　　由于晋、楚在鄢陵之战中持郑重态度，故晋争郑服郑问题并未解决。战不久，晋即在沙随(宋地)重会诸侯谋伐郑，接着，晋、齐、宋、鲁、邾等国军队伐郑，继而伐陈、蔡。郑子罕出兵夜袭，宋、齐、卫三国军队被击败。次年，即公元前574年，郑子驷主动出击，攻晋之虚、滑 (今河南偃师)，卫出兵援晋。夏，楚遣公子成、公子寅领兵戍郑，助郑抗晋。不久，晋厉公果然会周、齐、宋、鲁、卫、曹、邾等各国军队攻郑，楚子重率军援救，晋等各国军队害怕，主动撤退。冬，晋又会上述各国军队伐郑、围郑，楚公子申率军救郑，各国军队又畏楚强而退(左传·成公十七年)。鄢陵之战为争郑而起，但晋并未征服郑，战后又多次伐郑，楚亦多次出兵救郑，可见鄢陵之战只是晋、楚的一次正面冲突，并未展开决战，战后双方实力未减，仍保持着两强并霸的态势。

　　四、晋悼公复强与楚争霸失利

　　晋自公元前589年鞍之战后，[谷阝]氏势力大长，在鄢陵之战的前一年，即公元前576年，三[谷阝]([谷阝][钅奇]、[谷阝]　、[谷阝]至)对“好直言”(向执政进直言)的大夫伯宗“谮而杀之”(《左传·成公十五年》)，其子伯州犁被迫奔楚。鄢陵之战即将揭开，中军副帅范文子已察见晋厉公骄奢，群臣不和，一直主退，以防内忧日滋。鄢陵战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4年，晋厉公见[谷阝]氏、栾氏、中行氏权重，想全部除掉，遂使其外嬖之臣(宠臣)胥童、夷阳五(夷羊五)、长鱼矫杀三[谷阝]。劫持栾书、中行偃于朝，晋厉公不杀，仍复其职位。栾书、中行偃见[谷阝]氏被杀，害怕遭受同样命运，乘晋厉公游于匠丽氏(居翼的宠臣)时予以拘留，接着又杀了胥童(《左传·成公十七年》。）第二年，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不以君礼葬(《左传·成公十八年)。杜注：诸侯葬车七乘。晋厉公仅葬一乘，故“不以君礼葬”。）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后，使人迎晋襄公十四岁的玄孙周子(子周)于京师(洛邑)，立为国君，是为晋悼公。

　　晋悼公是一位年青有为的君主，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载，他即位后，“始命百官，施舍、己责(赐予并免除百姓对国家的拖欠)，逮鳏寡，振废滞(起用被废黜淹滞的旧贵族)，匡乏困(救济贫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佥欠]，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社会矛盾一时缓和，政治亦迅速趋于稳定，“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晋悼公与楚争霸，首先进行争宋。原来宋在鄢陵之战前一年，宋共公卒，司马荡泽(唐山)为削弱公室，杀公子肥(此从《左传·成公十五年》。《史记·宋世家》作“杀太子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此肥，似为宋共公太子，“应嗣位而尚未即位”。)。右师华元使司徒华喜、司城公孙师帅国人平乱，杀荡泽。左师鱼石、大司寇向为人、少司寇鳞朱、大宰向带、少宰鱼府等宋五大夫与荡泽同为桓族(宋桓公之后)，惧而奔楚(《左传·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3年(楚共王十八年)夏，郑乘晋厉公被杀、晋悼公初立之机攻宋，至曹门(宋西北城门)，又会楚军取朝郏(今河南夏邑)。楚、郑联军进而攻占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使奔楚的宋鱼石等五大夫居此，并以三百乘兵力帮助戍守。秋，宋派老佐、华喜率军围城，力图夺回。冬，楚子重再度伐宋，以救彭城。宋华元赴晋告急求援。中军将韩厥说：“救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指抑止楚国)，自宋始焉。”(《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悼公于是统军救宋，楚军撤退。

　　公元前572年(楚共王十九年)，晋以栾[厌/黑〗]领军，与宋、鲁、卫、曹、莒、邾、滕、薛等国组成联军，为宋攻打彭城，宋五大夫投降，晋国把他们安置在瓠丘(壶丘，今山西垣曲东南)。

　　齐国未参加联军，晋即进行讨伐，齐被迫以太子先为质于晋。这年夏，晋韩厥、中行偃又率齐、鲁、卫、曹、邾、杞等国军队伐郑，破郑外城，在[氵育水边打败郑国步兵。接着，晋等国军队又乘胜南下，进攻楚国的焦、夷(均在今安徽亳县境)和楚的盟国陈。晋悼公和卫献公还驻于戚(卫邑，今河南濮阳北)，以为声援。秋，楚子革救郑，并攻打宋之吕、留二邑。郑大夫子然亦攻宋，取宋地犬丘(今河南永城西北)。次年，楚共王为争彭城，命郑攻宋，但郑一国作战，无结果。至此，楚联郑两次攻宋，均未夺回彭城。晋悼公初立，即大会各国援宋夺取彭城，又迫使齐服，可见晋国内稳定，国势复振，楚国则转向被动不利。晋争宋问题解决后，立即把矛头对准郑国。

　　郑一直亲楚，但楚失彭城，宋五大夫投楚又被迫降晋，故郑国内部对楚、晋政策发生动摇。

　　《左传·襄公二年》载：“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据杜注，其意谓郑服于楚，楚对郑需求过甚，郑不堪负担，故子驷欲改臣服晋。其实，从楚或从晋，都得承担需求，子驷的本意就是担心从楚怕得罪晋国，不如改从晋以避免被动。郑成公不同意，以为楚共王为救郑而伤目(指鄢陵之战)，“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弃其功背其盟誓)”(《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七月，郑成公卒，其子郑僖公立。晋乘机攻郑，郑诸大夫欲从晋，执政大臣子驷奉郑成公言，未同意。这年，晋两次会宋、鲁、卫、曹、邾、齐、滕、薛、小邾(后四国是第二次与会)等国大夫于戚，决定在虎牢(郑地)筑城以逼郑，郑于是害怕而背楚事晋(《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夏，晋以郑服，想进一步与吴修好，孤立楚国，晋悼公于是会周单公(单顷公)及诸侯于鸡泽(今河北邯郸市东北)。晋悼公还派荀会迎吴王寿梦于淮上，然“吴子不至”(《左传·襄公三年》。）吴虽未莅会，楚之属国陈则不堪楚令尹子辛(原令尹子重于这年春伐吴失败而心疾发死)求索过度为由，主动请服(同上。）楚失宋、郑、陈后，公元前568年(楚共王二十三年)夏，吴王寿梦派大夫寿越赴晋，解释不会鸡泽之故，并请修好。秋，晋等盟国就与吴王寿梦会于戚，晋以盟主身份，命各国戍陈以备楚(《左传·襄公五年》。）楚共王为了改变对自己的不利形势，重又与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陈自公元前570年鸡泽之会背楚从晋后，楚国一直对它用兵不止。公元前568年，当楚出兵质问陈之叛楚原因，陈人回答说：“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同上。)楚共王立即杀了子辛。楚为失陈而杀令尹，这件事非同小可，故《春秋·襄公五年》郑重记载：“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子辛)。”陈不理会，仍参与晋等国与吴戚之盟，故有晋命诸侯戍陈之举。子辛被杀后，子囊为令尹。晋卿范宣子已意识到楚国绝不会轻易失陈，权衡得失，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讨陈。陈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有事，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左传·襄公五年》。）主张放弃陈国，以免鞭长莫及，成为包袱。当年冬，楚子囊即不顾诸侯戍陈，率军攻陈。公元前566年(楚共王二十五年)，子囊又领兵攻陈围陈，晋悼公虽又会宋、鲁、陈、卫、曹、莒、邾等各国国君于[为阝](郑邑，今河南鲁山境)，谋救之，然陈人害怕，陈执政大夫庆虎、庆寅为使陈哀公从盟会中逃脱，就让陈公子黄(陈哀公弟)被楚所执，陈哀公担心国内另立新君，果然自会逃归，背晋附楚(《左传·襄公七年》。）郑背楚附晋后，楚与晋争郑也一直很激烈。公元前566年[为阝之会时，郑僖公赴会，至　(郑地)，为不愿背楚之子驷所杀(同上。)。其子郑简公立，仅五岁。公元前565年(楚共王二十六年)，郑子国、子耳攻蔡，楚子囊即为蔡伐郑。郑六卿不知适从，或主“从楚”，或主“待晋”(等待晋国救援)”(《左传·襄公八年》。）子驷说：“民急矣(楚军压境)，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其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同上。)于是决定与楚和；但又怕得罪了晋国，又遣使告晋，说：“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同上。)公元前564年(楚共王二十七年，晋悼公十年)，晋出动四军会齐、宋、鲁、卫等国军队攻郑，郑惧而请和，与各国盟于戏(今河南登封嵩山北)。但晋以郑盟词说“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故“不得志于郑”(同上)，复又会合各国军队攻郑，因军队远师疲劳，有归志，只得中途而回。不久，楚共王领兵来攻郑，郑子驷不顾对晋“口血未干而背之”(《左传·襄公八年》)，又与楚和，盟于中分(郑都城中里名)。郑在晋、楚激烈争夺下，只得采取“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的政策。

　　子驷这种两面应付政策，固然是晋、楚所逼不得已之举，但既两面应付，也必然招致双方不断的打击与勒索，使郑国疲于奔命，蒙受巨大的灾难。公元前563年，晋悼公会各国伐郑，驻军于牛首(郑邑，今河南通许北)。郑子驷原与尉止有隙；子驷又作田洫，使司氏等四族丧失了田亩，于是尉止与司氏等五族作乱，杀子驷，子西、子产、子等率众平乱，子孔继掌国政。这时，晋等国来攻，又筑虎牢城(当在原来基础上扩大或加固)而戍之，郑被迫与晋和。在此同时，楚令尹子囊率军来救郑，与晋等国军队“夹颖而军”(《左传·襄公十年》。）郑见晋等国不会恋战，又与楚盟。晋等无奈，率军撤退，楚军亦还。公元前562年(楚共王二十九年，晋悼公十二年)，郑国诸大夫对此局面已极其忧虑，想寻求一条出路。他们认为：“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左传·襄公十一年》。)楚、晋相争，郑诸大夫已感到“楚弱于晋”，与其两面应付，不如与晋固结，总可以减轻一些负担。这种政策，显然是原来子驷两面应付政策的重大转变。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选择以“恶宋”为突破口，故意向宋挑衅，以引发晋、楚相争，“晋能骤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同上。）这年夏，郑果然向宋挑衅，晋悼公即会各国伐郑、围郑，郑请盟，秋盟于亳北(今河南郑州北)。楚闻讯，向秦国求助，楚共王于是领楚、秦联军伐郑，郑简公迎接，与楚、秦联军一起伐宋，以激怒晋国。晋果然恼怒，遂“悉师(晋与各国军队全部出动)以复伐郑”(《左传·襄公十一年》)，声势浩大。郑又派人赴楚，告之“将服于晋”(同上。）楚共王无奈，怒而执郑国使者，却不敢出兵与晋等国军队对抗。郑赂晋以兵车百乘，悝、触、蠲三乐师，歌钟二肆，女乐二佾。晋悼公以乐之半赏赐给魏绛，表彰他对帮助自己和戎与争霸之功(同上。）次年，楚虽联秦伐宋，“以报晋之取郑”(《左传·襄公十二年》)，但已无济于事。晋悼公与楚共王争霸，明显地占了上风，郑大夫作出“楚弱于晋”的分析已为历史所证实。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年)，楚共王疾，他自以无德，少主社稷，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请谥为“灵”或“厉”(皆恶谥)。卒后，子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共王临死前自感惭愧，要臣下给予恶谥，这种自责精神，说明他未忘记先祖霸业。子囊寥寥数语，既充分肯定了楚共王的霸绩，也指出他失而知过，看来是十分中肯的。

　　过两年，晋悼公卒。晋、楚争霸从此转入尾声。

　　五、第二次弭兵之会(宋蒙门之盟)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子楚康王(前559-?45年)立。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卒，子晋平公立，晋、楚关系史，乃至我国古代春秋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

　　晋平公新立，为确立霸主地位，即于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会宋、鲁、卫、郑等国国君于溴梁(今河南济源西)。齐灵公不至，仅派大夫高厚赴会。晋以邾、莒侵鲁，又通齐、楚，执两国之君，高厚害怕，中途逃盟(《春秋左传·襄公十六年》。）许原已被楚迁于叶，这时见晋势强盛，许灵公弃楚从晋，遂请迁于晋，许国大夫则反对，晋于是伐许，并进而攻打楚国，以报宋杨梁之役(公元前561年，楚为报晋取郑，联秦攻宋，进驻杨梁(今河南商丘东南)。楚公子格率军与晋军战于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楚军失败。晋军接着攻至楚方城之外，因许未迁，复又伐许而还(《左传·襄公十六年》。）这是楚康王、晋平公时双方发生的一次较大的战争，但这次战争也只是局部性的，晋以自己一国之军独进，楚亦未出动主力，且许请迁晋并未实现，所以对双方影响不大。

　　此后，晋、楚间又出现弭兵运动。这次弭兵，除原有的因素仍在起作用外，随着晋、楚双方与各国形势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晋国早在晋景、厉公时期，内部矛盾就很尖锐，晋厉公本人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中丧命的。晋悼公立，政局一时稳定，但他是依靠网络贵族与对外争夺，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

　　晋悼公复强，时仅十六年。卒后，国内矛盾迅速暴露出来。公元前554年(晋平公四年)，晋中军帅荀偃卒，晋平公以范宣子为中军帅，主国政。过二年，栾卒，其妻栾祁(范宣子女)与家臣私通，惧子栾盈，向其父范宣子诬陷栾盈将作乱。栾盈好施舍，颇得人心，范宣子听信了栾祁的话，就逐栾盈，杀其党十人(皆晋大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栾盈先奔楚，后奔齐。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栾盈在齐庄公帮助下，潜入曲沃(栾邑)，因得魏纾掩护，昼入晋都绛(今山西侯马市)。范鞅挟持魏纾入宫，栾氏孤立无援。范宣子焚“丹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杜注：“盖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丹书，以红色书于简牍。”)，使奴隶裴豹杀栾氏家臣督戎。栾盈失败，固守曲沃。晋国这次内乱，充分暴露了晋六卿(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专权，勾心斗角和矛盾重重的局面。晋平公听命于众卿，君权日弱。栾氏虽被镇压下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盈氏之族党。栾鲂出奔宋。书曰'晋人杀栾盈’。”)，然晋卿大夫之家权力日重，公室日卑，国力下降。

　　晋国的外部形势也日益陷于被动。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为政，征诸侯之币重，郑子产致书范宣子说：

　　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即子产)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指晋)，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昧昧)也!将焉用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只得减轻诸侯之币。范宣子死后，赵文子(赵武)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晋对从国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郑子产致书抨击。晋为了改善与各国关系，也一再减轻各国进贡数量，申之以礼，借以缓和与盟国的紧张关系。

　　晋虽一直希望与秦修好，而秦则始终亲楚而敌晋。在楚、晋相争中，楚几次得到秦军援助，使晋受到极大的压力。公元前559年，晋会同中原各国军队大举攻秦，至泾(泾水，或泾水渡口)，都不肯渡水。后虽渡过泾水，但晋下军帅栾[厌/*4/5〗黑/-*4/5〗]竟抗命，率其部东归。中军帅荀偃无奈，只好命令全军撤退。此役劳而无功，晋人称之为“迁延之役”(《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亲楚与晋为敌，对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晋对齐虽采取谨慎与拉拢政策，但齐国一直把矛头对准晋之与国鲁，从而引发与晋的直接对抗。从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十六年)起，齐连年攻鲁之北鄙，并使邾攻鲁之南鄙，还公然不与晋之会盟(公元前557年溴梁之会)。公元前555年(晋平公三年)，晋联合鲁、宋等盟国大规模地攻打齐国，围齐都临淄，东侵及潍水，南略及沂水(《左传·襄公十八年》。)。齐被迫与晋讲和。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齐庄公四年)，齐先助晋栾盈返晋，继而出兵伐晋，深入晋国腹地，及闻栾氏败，才收兵而归。次年，晋会各国将伐齐，齐乞师于楚，楚康王即“伐郑以救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齐庄公被崔杼杀，齐景公新立，晋等又乘机伐齐，齐又被迫赂晋请和。晋、齐虽和，但齐的威胁依然存在。

　　晋平公即位后，面临国内矛盾重重、国外楚、秦、齐威胁，属国又恐生二心，故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属国以礼相待，减轻求索，并进而考虑与楚再度弭兵。

　　前已指出，楚自鄢陵之战失败后，已渐走下坡路，与晋争夺与国时，往往处于劣势。在此同时，楚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楚在鄢陵之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恶”(指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左传·成公十六年》)，内部倾轧，指挥不力。其后，右司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左传·襄公二年》)，对外受贿赂，在内又争权，结果被杀。令尹子重卒后，继任令尹的子辛，又对小国求索无厌，任令尹不过二年又被杀。此两人被杀，《春秋》均予以醒目记载，反映了楚国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已达到了何其严重的程度。楚共王卒，楚康王初立，为了整肃政纪，曾对统治集团成员作了调整，“以靖国人”(《左传·襄公十五年》。）但在新任九位大员中，五人为公子，余四人为世族，实际上是在公族大姓之间进行调节平衡，实现权力再分配。其间，公子午(子庚)任令尹，政绩平平，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子庚死，楚康王要任命子冯为令尹，子冯先征求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多宠”，指的是公族大姓势力强大，左右国家政局；“王弱”，说明楚共王死了以后，王权也开始削弱。

　　楚共王即位以来，楚国政治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即公族与世族及世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晋及其他国家，为客国效劳。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声子(公孙归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谈话中，详尽地列举了楚国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给楚国带来严重危害的事例。他考察晋、楚相争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告诫子木：“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他希望楚国统治者勤赏、畏刑、恤民，实行礼治，再不要滥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国。蔡声子的话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们不能不感到忧虑，转而考虑与晋弭兵。

　　楚申公巫臣自教吴叛楚后，楚、吴关系一直紧张。楚既北争中原，与晋正面对抗；在东方又与吴结仇，更使自己陷于被动。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国为了打击吴国，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习，挑选军吏、士卒，大规模地进行东征。结果为吴所败，吴取驾(今安徽无为境)，楚人咎子重，子重心疾发而死。这年夏，晋会诸侯于鸡泽，吴王寿梦未赴会，但过两年，吴王寿梦则派使者去晋致歉，请与晋及中原诸国通好。从此，吴与晋等结盟，进一步与楚为敌。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吴即乘丧攻楚，结果失败。晋等国虽应吴请出兵攻楚，然因各国意见不一，结果中途作罢。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楚康王即位，即命令尹子囊伐吴，吴军不出，楚军回还途中失去警戒，结果被吴自皋舟之隘拦腰截击，楚军不能相救，被打得大败。子囊回来后不久就死去了，临死前嘱咐子庚(继任令尹)：“必城郢!”要子庚筑郢城以备吴(《左传·襄公十四年》。《续汉书·地理志》刘昭注云：“江陵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东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楚国两任令尹均为战吴而死，楚人不能不以此为训，故一段时间内，楚持郑重态度，再未贸然出击。直至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楚经训练成水军后，才出动水军攻吴，但因不设赏罚，军政不善，“无功而还”，此即为楚、吴舟师之役(《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冬，吴召舒鸠(楚之属国，今安徽舒城)叛楚，楚康王亲自领军讨伐，舒鸠否认叛楚，楚康王领军还。次年秋，楚令尹子冯死，舒鸠又叛楚，楚新任令尹子木率军攻讨，吴军来救，被楚军打得大败，遂灭舒鸠。冬，吴王诸樊率军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被楚巢牛臣射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联合秦军伐吴，至雩娄(今河南商城东)，闻吴有备而还，转攻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由此可见，自楚共王以来，晋联吴攻楚，使楚面临晋、吴北、东夹击，已日益疲于应付，陷于困境。楚康王虽力图略吴，并取得一些胜利，但终无法摆脱吴的严重威胁。

　　综观上述，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自鄢陵之战后，国内政局不稳，盟国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离心日显，都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都想息兵罢战，把原来的弭兵运动变成现实。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晋赵文子(赵武)执政，采取“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政策，就是基于对楚等国倾向于弭兵的分析得出来的。他对穆叔说：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指子木)。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就是说，今后对各国减少勒索，和楚国停止武力相争，转向以“礼”相待，弭兵是可以实现的。赵文子不失为一位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政治家。

　　第二年，即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会同陈、蔡伐郑，郑卿子产认为“晋、楚将军，诸侯将和，楚王是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宁可让楚国攻伐也不抵御，从而让弭兵愿望早日变成事实。子产的这种态度，也不失为一明智之举。

　　宋国左师向戌也认识到弭兵已是大势所趋势，他本人又与晋赵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遂于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晋平公十二年)，先至晋提出弭兵问题，赵文子与诸大夫商议，韩宣子说：

　　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艹/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之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晋国同意。至楚，楚国亦表示赞同。至齐，齐人先犹豫，后考虑到晋、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告秦及其他国家，都表示赞同。于是这年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晋卿赵文子与宋平公、滕、邾之君，以及齐、鲁、卫、陈、蔡、郑、曹、许国大夫盟于宋都商丘蒙门(东北门)。秦同意弭兵，但《春秋左传》未记其代表出席会议，可能与远处西陲，交通不便有关。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各国随来军队以篱笆编织为墙，不为垒堑，以示友好。晋、楚军队分处北、南两头。经向戌斡旋，晋、楚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晋、楚之从交相见”，即晋之盟国要朝楚，楚之盟国要朝晋，奉晋、楚为共同霸主；秦、齐亦大国，秦不朝晋，齐亦不朝楚。邾、滕分别为齐、宋之属国，故不与盟。

　　盟会期间，双方明争暗斗，气氛很紧张。晋人见“楚氛甚恶，惧难”，甚至作好撤退准备。

　　在歃盟时，“晋、楚争先”，“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各不示弱。晋臣叔向(赵文子副手)委婉地劝赵文子“子务德，无争先”，“乃先楚人”，楚令尹子木于是首先歃血盟誓(先歃者为盟主)。此即第二次弭兵之会，亦谓“向戌弭兵”或“宋蒙门之盟”。

　　次年夏，齐、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国国君朝晋；冬，鲁、宋、陈、郑、许等国国君朝楚(《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宋蒙门之盟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标志着弭兵运动的成功。

　　宋蒙门之盟是宋西门之盟的继续。如果说宋西门之盟是弭兵运动的先声，那么，时过三十余年后的宋蒙门之盟，弭兵运动则终成事实。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未发生过大的战争，这显然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会，毕竟是晋、楚平分霸权的产物，“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宋、郑等国“仆仆于晋、楚之廷”、“苦于供亿”(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负担同样是很沉重的。

　　第二次弭兵之会是春秋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晋、楚争霸基本结束，楚转向与吴争战；晋与齐、鲁等国一样，国内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公室日卑，卿大夫之家日盛，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过渡。

第七章 吴破郢与春秋末楚国的复兴

　　一、楚灵王图复霸业及其失败

　　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十五年)冬，楚康王、令尹子木(屈建)卒。第二年夏，葬楚康王时，鲁、陈、郑、许等国国君送葬，至郢都西门之外，各国大夫还送葬至墓地，可见葬礼是很隆重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楚康王子熊麇继位，是为郏敖。康王弟王子围为令尹。郏敖幼弱，军政大权实为王子围所掌握。

　　王子围是一位野心勃勃、觊觎王权的人，故在公元前543年(郏敖二年)，一方面培植亲信(如罢)，另一方面杀司马掩而取其室，以去“令尹之偏(佐)”，断“王之四体(手足)”(《左传·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1年(郏敖四年)春，王子围与晋赵武、齐、宋、卫、陈、蔡、郑国大夫、许、曹国君盟于虢(郑地，今河南郑州市北)，以重温宋蒙门盟之好。盟中，“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左传·昭公元年》)，公然使用楚王的服饰设施，在各国面前，表明自己虽令尹，实楚君。这件事已引起各国的关注，认定王子围篡位必不可免。王子围为“行大事(篡位)”(同上)，命其弟公子黑肱(子晰)、太宰伯州犁去　(今河南鲁山东南)、栎(今河南新蔡北)、郏(今河南郏县)等地筑城，以扫除障碍。这年冬，王子围去郑国访问，还未出境，闻郏敖有疾，立即返回，要伍举一人去郑。王子围回来后，借“入问王疾”(同上。)之机，以其冠缨绞杀郏敖，又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公子比，王子围二弟)出奔晋，子晰在外筑城，闻讯后逃往郑，伯州犁在郏地被杀。熊麇被葬在郏地，故称为郏敖(《左传·昭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楚人于楚子麇不为谥，乃以其葬地称之。《楚世家》中号王为敖者四，熊仪为若敖，熊坎为霄敖，此二人在有谥法以前；而杜敖(即《天问》之堵敖)、郏敖则在有谥后。”)。王子围于是即君位，是为楚灵王(前540-529年)。

　　楚灵王是一位立志兴霸.夺取天下的雄心勃勃的君主。《左传·昭公十三年》说: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

　　即位初任罢为令尹、启疆为太宰，国内初安后，即选择郑为突破口，迅速北上争霸。公元前539年(楚灵王二年)，楚灵王责郑来楚朝新君，郑进退两难，遣罕虎至晋，朝或不朝，请晋定夺。晋执政韩宣子使叔向回答说：

　　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实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左传·昭公三年》。)

　　晋无可奈何，以宋蒙门之盟为重，允其朝楚。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三年)春，楚灵王遣伍举赴晋，“愿假宠以请于诸侯”(《左传·昭公四年》)，想会诸侯为盟主，征晋同意，晋平公很难堪，想不同意。司马侯说：“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左传·昭公四年》。)晋国又一次无可奈何地允其会诸侯，只是表示“有社稷之事”(同上)，不得自往。晋对楚之如此忍让妥协，其原因正如郑子产所分析的那样：“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名。”(同上。)夏，楚灵王会蔡、陈、郑、许、徐、滕、胡、沈、小邾等国国君，以及宋世子佐、淮夷于申。鲁、卫、曹、邾等国未来与会。申之会，是楚灵王图谋复霸的一次尝试，按伍举的意见，楚灵王对诸侯应以礼相待，便于笼络各国。但楚灵王急功近利，想乘申之会的声势，举兵攻打东吴。会中，以徐国国君为吴女所生，对楚有二心，予以拘留。秋七月，楚灵王统领各国军队伐吴，先攻围朱方(吴地，今江苏镇江北)，攻克后，执杀齐庆封（公元前548年，齐崔抒杀齐庄公，自为右相，以庆封为左相。公元前545年，庆封被逐，奔吴，吴封其居地朱方)，灭其族。楚灵王还军时，又灭赖(今湖北宜城南)。命人在赖筑城，打算迁许于此。楚灵王复霸心愿初步实现，所谓“召诸侯而来，战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左传·昭公四年》。）正当楚灵王东向取得进展时，吴国也不示弱，即于同年冬，举兵伐楚，攻入棘(今河南永城南)、栎、麻(今安徽砀山东北)。楚沈尹射奔赴夏[氵内]，[艹/咸]尹宜咎、启疆分别在钟离、巢、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城筑城，以加强戍守。

　　楚灵王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于其后两年内，又两度大规模地对吴用兵，结果还是无功而罢。

　　第一次，公元前537年(楚灵王四年)，楚灵王会蔡、陈、许、顿、沈、徐、越等国军队伐吴，闻吴军出动，楚启疆率军尾随，企图见机袭击，却不防吴军反扑，败楚军于鹊岸(今安徽无为西南江岸)。楚灵王急忙乘[马日](传车)赶到罗[氵内](今河南罗山)。吴王夷末为缓和吴、楚紧张气氛，并探听楚军虚实，派其弟蹶由前来犒师。楚灵王率军自罗[氵内]东渡，进抵汝清(今江、淮间)，见吴早有防备，只在坻箕山(今安徽巢县南)检阅军队，向吴军示威而已，并未进攻。这次大规模行动就这样因吴有备，不敢深入作战，无功而还。为了不得罪吴国，被拘执的蹶由也释放回国了。楚灵王害怕吴国来犯，派沈尹射、启疆分别在巢、雩娄(今安徽金寨东北)驻军待命，以防不测(《左传·昭公五年》。）。

　　第二次，公元前536年(楚灵王五年)，楚、吴冲突，由徐国(今江苏泗洪东南)引起。这年秋，徐太子仪楚(此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杜注，以仪楚为“徐大夫”。参见《左传·昭公五年》。)聘楚，楚灵王以徐亲吴，拘执仪楚。仪楚逃归后，楚灵王惧其叛楚，派[氵曳]伐徐，吴国闻讯后出兵来救。楚灵王于是命令尹子荡领兵攻吴，驻军豫章(今安徽霍丘、六安至湖北应山一带)，进抵乾奚谷](今安徽亳县东南)，在房钟(今安徽蒙城西南)被吴军打败，宫[广既]尹弃疾被俘。令尹子荡归罪于[氵曳]而把他杀掉，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左传·昭公六年》。）楚又失败而告终。楚灵王即位后，为了解除东吴的威胁，曾连续三次采取大的战略行动，均因吴国已强，自己实力不支，无功而罢。

　　楚灵王是一位“汰侈已甚”(《左传·昭公五年》。)、讲究排场的国君。据《左传·昭公七年》载：“楚子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及即位，为章华宫，纳亡人以实之。”这里说的是章华宫。该篇接着又载：“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这里说的是章华台。可见“宫”或“台”是一大整体工程，所费时间甚长，耗资极大。《国语·楚语上》记伍举语：“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疲)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治)之，数年乃成。”《水经·沔水注》：“台高十丈，广十五丈。”公元前535年(楚灵王五年)，章华台建成后，楚灵王欲与诸侯共庆落成，各国拒绝，唯鲁昭公前来参加(《左传·昭公七年》。《国语·楚语上》载：“灵王为章华之台，数年乃成，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而后使大宰启疆请于鲁侯，惧之以蜀之役，而仅得以来。”）。可见此项工程，不仅为楚国臣民所厌恶，也为他国所不取。

　　楚灵王东进无功，又伺机北上。公元前534年(楚灵王七年)，陈公室发生内乱。原来陈哀公欲废太子偃师而立嬖子留，将留托付给公子招和公子过(两人皆陈哀公弟)。公子招、过杀偃师，又逼陈哀公自缢，于是立公子留为国君。楚灵王闻陈乱，派公子弃疾以立偃师之子吴为由，出兵围陈。同年十月，灭陈为县，遣大夫穿封戌为县公(陈公)(《左传·昭公八年》。）第二年(公元前533年)春，楚灵王在陈地会见鲁、宋、郑、卫四国大夫，以加强在中原各国的地位。接着命然丹迁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之民于陈，公子弃疾迁许(当时在叶)之民于城父，然丹又迁方城外之民于许(叶)(《左传·昭公九年》)，以其频繁的迁徒，加强对北境各地人民的统治。

　　公元前531年(楚灵王十年)夏，楚灵王在申地，以重礼召见蔡灵侯。蔡大夫忧心忡忡地说：

　　“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恨)。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左传·昭公十一年》。)蔡灵侯惧楚怒，还是应召而去。到申地后，蔡灵侯和随从七十人果然被杀。楚灵王接着遣公子弃疾率军围蔡。蔡近楚，一直是楚之属国，公元前533年陈之会不见蔡人来，可见楚灵王对蔡已有戒心，故此次对蔡采取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北上图霸的重大步骤。

　　楚灭陈围蔡，晋国君臣震动。荀吴对执政韩宣子说：

　　(晋)不能救陈，又不能救蔡，物以无亲。晋之不能亦可知也已。为盟主而不恤亡国，将焉用之?(《左传·昭公十一年》。)

　　这年秋，晋会齐、宋、鲁、卫、郑、杞之使者于厥[来犬/心](其地不明)，谋救蔡。会后，各国并未出兵，晋仅派大夫狐父赴楚，请求楚灵王宽免蔡国，为楚灵王拒绝。厥[来犬/心]之会暴露了晋国的虚弱性，故这年冬，楚灵王灭蔡为县，杀蔡灵侯太子，把他作为牺牲祭祀冈山(同上。）公子弃疾被任为蔡公，并兼任陈公(原陈公穿封戌死)，是为“陈蔡侯(公)”(《史记·楚世家》。）接着，楚在陈、蔡、不羹(西不羹，今河南襄城东南；东不羹，今舞阳北)筑城，以加强威慑及在中原地区的力量。关于这点，楚灵王自己说得很明白：“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皆赋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北图顺利，灭蔡后第二年，即公元前530年(楚灵王十一年)，又挥师东进，冬猎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领兵围徐(吴与国)，以威胁吴国。楚灵王驻军乾[奚谷](今安徽亳县东南)，“以为之援”。这次出兵声势浩大，楚灵王“皮冠”、“秦复陶”(秦所遗羽衣)、“翠被”、“豹舄”(以豹皮为衣履)，穿着华丽，威风凛凛，俨然以霸主自居。他在与右尹子革谈话中，追及先王熊绎侍奉周天子，却得不到宝器，受尽歧视，今应向周“求鼎以为分”；又谓“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也应索回(同上。）这些要求，虽只是话题，但却确实表达了楚灵王恢复霸业的意愿。

　　楚灵王连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不止，这次又远离都城对吴用兵，时值寒冬，雨雪连绵，军民不稳。原来被楚灵王打击或剥夺的大姓贵族及其他反对力量，乘机叛乱，夺取政权。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公元前529年(楚灵王十二年)，原“群丧职之族”氏、许围、蔡洧、蔓成然(斗成然)“启”(唆使)越大夫常寿过(越大夫常寿过在申之会中受到侮辱，故怨恨楚灵王。这次本来是助楚伐吴的，却被唆使，首先起来作乱。)发动叛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原被楚康王处死的观起之子观从，畏罪逃往蔡国，依附蔡大夫朝吴。楚灭蔡后，观从又随同朝吴侍奉蔡公弃疾。乾[奚谷]前线乱起，观从认为恢复蔡国报父仇时机已到，与朝吴谋划，假借蔡公弃疾之命，召公子比(奔晋)、公子黑肱(奔郑)至蔡郊，观从以实情相告，并强与之盟，入袭蔡城。弃疾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他治蔡时，“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艹/执] ，不抽屋，不强[勹亡] ”(《左传·昭公六年》。），深得国内外好评。这时见楚灵王统治已动摇，即与公子比、公子黑肱盟于邓(今河南漯河东南)，结成推翻楚灵王统治的政治、军事同盟。盟会决定让陈、蔡复国，以煽动陈人、蔡人起来反对楚灵王统治。邓之盟后，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及蔓成然、蔡朝吴率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在氏、许围、蔡洧、蔓成然等“丧职之族”的配合下，攻入楚国内陆。当进入城郊时，陈、蔡打算筑军垒树陈、蔡军旗，公子弃疾知道后，立即对他们说：“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已。”阻止了这一行动。公子弃疾派人先入郢都，串通“正仆人”(宫廷仆人之长)杀掉楚灵王太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等三公子以长幼为序，分别即位为王(公子比)、令尹(公子黑肱)、司马(公子弃疾)(楚共王有宠子五人，楚康王为长，楚灵王次之，其余顺序为比、黑肱、弃疾。）攻入楚内陆军队驻于鱼陂(今湖北天门西北)。公子弃疾一方面清除楚灵王亲信，另一方面派观从率军奔赴乾[奚谷]，向楚灵王原率军队宣布：“先归复所(复其禄位、居室、田里、资财)，后者劓。”楚灵王率军回还，至訾梁(今河南信阳)，部众溃散。又闻太子禄及公子罢敌被杀，悲痛得从车上摔下来。右尹子革建议楚灵王回到郢郊，听候国人选择处置，楚灵王说：“众怒不可犯也。”未采纳。子革又建议先入大都(县)，然后向诸侯求救。楚灵王说：“皆叛楚矣。”子革最后建议先逃亡到诸侯国中去，以听大国的处理。楚灵王说：“大福不再，祗取辱马。”子革无望，只得回去投奔公子弃疾。

　　楚灵王众叛亲离，想沿汉水而去鄢(楚别都，今湖北宜城西南)。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感楚灵王不杀己父之恩，就到处寻找楚灵王，遇王于棘围(此从《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遇王饥于厘泽，奉之以归。”)，把他接回家中。这年夏五月，楚灵王自缢身亡，申亥以其二女殉葬(此从《左传·昭公十三年》。《国语·吴语》：“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室中。”)。

　　公子弃疾原为陈、蔡公，实力最强，这次又握有重兵，故楚灵王死后，就进而谋取王位。当时国人对楚灵王生死不明，每夜均惊呼楚灵王回来了，人心惶惶。公子弃疾利用这一形势，派人于乙卯(五月十七日)夜，在都城各处大声喊叫：“楚灵王到了!”国人惊恐。又派蔓成然对公子比、公子黑肱谎称国人已杀司马弃疾，“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按事先布置，这时又传来“众至矣”的呼叫声，公子比、公子黑肱被吓得当场自杀。公子弃疾于是即王位，改名熊居，是为楚平王(前528-516年)。

　　楚平王即位后，任命子旗(蔓成然)为令尹，葬公子比于訾，称訾敖。杀一囚犯，穿王衣，冒充楚灵王尸体，使其在汉水飘流，然后收尸埋葬，“以靖国人”。过几年，芋尹申亥把楚灵王的灵柩如实上报，楚平王又予以改葬。楚灵王死后，原围徐的楚军回撤，在豫章被吴国打败，楚荡侯等五帅被俘。楚平王并未反击。

　　楚灵王在位十二年，东伐吴，北图霸，灭陈、蔡，在东、北各地多处筑城，一时楚国霸主地位得到加强。但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争战不停，“国人苦役”(《史记·楚世家》)，终使自己走向败亡，“一国弃之，如遗迹矣”(《国语·楚语下》。)成为一位引为历史教训的“人鉴(镜)”(《国语·吴语》。)式的人物。

　　司马迁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史记·楚世家》。)楚灵王继楚共、康王霸势转衰后，力求重振霸业，并确有所建树，“志小天下”，在春秋大国争霸的历史氛围中，自无可非议；但他急功近利，不顾国内外客观条件，盲目进取，又举措暴众，忽视人心的向背，“操行之不得”，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司马迁的评论，客观中肯，令人深思。

　　二、楚平王“息民五年”与伍子胥被迫奔吴

　　楚平王是在内乱中登上王位宝座的，对楚灵王的“失民”举措，不得不引以为训。所以，楚平王即位后，一反楚灵王之所为，对内“息民五年”(《左传·昭公十四年》。)，注重“礼”治，对外务求“自完”、“以持其世”，“不求诸侯”(《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平王取得王位，依靠陈、蔡、许、叶等的帮助，所以在起兵时就答应恢复陈、蔡，公元前529年即位初，就马上恢复陈、蔡两国，使陈故太子偃师之子吴归于陈，是为陈惠公；使蔡故太子有之子庐归于蔡(新蔡，今河南新蔡)，是为蔡平侯。原被楚灵王迁于楚本土的许、胡、沈、道、房、申等，楚平王又让其返回故地。对原追随公子比、劝其杀自己的观从，则召回任为卜尹。这些措施，即所谓“宽民”、“宥罪”(《左传·昭公十三年》。），符合“礼”的标准。

　　当楚国内乱时，晋国认为时机已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同上。)。即谋“征(召)会”，首先约会吴，吴王夷末鉴于楚、吴冲突未息，没有同意。这年(公元前529年)七月，晋治兵于邾之南境，甲车四千乘，盛况空前，向诸侯示威。晋昭公接着会周卿士刘献公及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之君于平丘(今河南封丘东)（《春秋左传·昭公十三年》。晋因听信邾、莒关于鲁国经常攻打他们的控诉，故不许鲁昭公入盟。）楚平王不敢过问，昔日楚灵王抑制晋之威势尽失。

　　吴王夷末见楚平王初立，晋又大会诸侯，楚国孤立，即举兵攻取州来(今安徽凤台)。楚令尹子期(子旗)请求反击，楚平王以为“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左传·昭公十三年》)，没有同意。次年(公元前528年，楚平王元年)，楚平王为实行“礼”治，又遣然丹、屈罢选民检阅，安抚国民，救济贫乏，结好四邻，息民五年。关于这一政策，《左传·昭公十四年》作了详细的记载：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熏力，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　　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楚平王在“息民”的同时，对居功自傲、结党营私的著姓权贵，也不惜以坚决打击。就在这一年秋，令尹子旗与养氏相勾结，贪求无厌，楚平王果断地杀子旗，灭养氏之族。为了不忘旧[熏力]，又使斗旗之子斗辛居郧(郧公)(《左传·昭公十四年》。）从此可见楚平王实行“息民”政策是很认真的，既“抚其民”，“赦罪戾”，又“诘奸慝”，楚国政治因而一度是比较清明稳定的。楚平王一时不失为一位头脑清醒、志在求实的君主。

　　公元前525年(楚平王四年)，晋以周、楚之间的陆浑之戎“甚睦于楚”、“以其二于楚也”(《左传·昭公十七年》)，就借故出兵攻伐，陆浑之戎毫无察觉，结果被攻灭，其君逃亡到楚国，部众则逃亡到甘鹿(今河南宜阳东南)，多为周所俘获。楚平王未出兵相救。这年冬，吴公子光率舟师攻楚，战于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南)。楚军先败，司马子鱼战死；继而楚军反击，大败吴军，获吴王乘舟余皇(舟名)。吴公子光率部夜袭，又夺回余皇(同上。）此役吴、楚各有胜负，但楚取守势，是被迫还击的。其后两年中，楚平王为避免与晋发生冲突，使许自叶迁于析(白羽，今河南西峡)；使工尹赤迁阴地之戎于下阴(今湖北光化西)，使令尹子瑕在郏(今河南郏县)筑城。显然，这都属于防御性措施，当时鲁大夫叔孙昭子就评论说：“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以持世而已。”(《左传·昭公十九年》。)“不在诸侯”，是楚平王“息民”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然楚平王在对外取守势的同时，也并非毫不进取，如公元前526年(楚平王三年)，楚平王闻蛮氏(戎蛮，今河南汝阳东南、临汝西南)内乱，又无信，就派然丹诱杀其君嘉，攻取其地，既而又复立其子(《左传·昭公十六年》)，以缓和矛盾。

　　楚平王“息民五年”后，政局日趋稳定，国势亦渐恢复，即可向外图谋进取时，却因贪恋女色，重用佞臣，从而把楚国引向歧途。据《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平王原为大夫聘蔡时，与蔡地[具阝]阳(今河南新蔡境)封人之女同居而生太子建。即王位后，使伍奢为建之师(傅)，费无极为少师。费无极不受太子建宠信，就转而想谗害太子建与伍奢(费无极是楚国名声狼藉的“谗人”，对楚国危害极大。公元前527年(楚平王二年)，楚大夫朝吴有功于楚平王，费无极恐其有宠，挑拨其与蔡人关系，朝吴被迫出奔。楚平王怒责费无极，费又说朝吴有异心，迫其出奔，“翦其翼”(《左传·昭公十五年》)。太子建当知费无极之所为，故不被信任。）他向楚平王建议为太子建娶妻，楚平王同意，就为太子建娶秦女，并命费无极前往迎娶。费无极又转而劝楚平王自娶。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六年)正月，楚平王果然自娶(秦女嬴氏)。这年夏，费无极对楚平王说：“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若大城城父，而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平王同意，一方面使太子建居城父，以经营北方；另一方面自己亲率舟师伐濮，以拓土南方。费无极这一建议与楚平王的立即付之实施，应该说是有助于楚国的重振霸业的，但可惜的是只过半年，即于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费无极却又诬陷太子建与其师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左传·昭公二十年》。《史记·楚世家》记，费无极“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有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可见费无极上述南北并进的建议，并非从楚国战略利益出发，而是为了清除太子建、伍奢这一不利于自己取宠的异己势力的。楚平王听信费无极谗言，立即拘执伍奢，并命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建。奋扬知太子建蒙冤，先使人相告，太子建被迫奔宋。

　　伍奢子伍尚和伍员(字子胥)，都很有才干。费无极不放心，又进一步陷害其子，说不杀伍尚兄弟两人，将为楚患。楚平王以不杀伍奢为名，诈召伍尚、伍员。伍尚对伍员说：

　　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左传·昭公二十年》。)

　　伍尚应召归，结果伍奢、伍尚均被楚平王所杀。据《史记·伍子胥传》、《吕氏春秋·异宝》、《战国策·秦策》、《吴越春秋》等载，伍子胥历尽艰难，先奔逃至宋，投太子建。适逢宋有华、向之乱，就与太子建奔至郑。郑国君臣对他们很友好。太子建至晋时，却答应回郑与晋里应外合而灭郑。谋泄，郑定公与子产杀太子建。建有子名胜，伍子胥就与胜经郑、许，然后出昭关(楚地，今安徽含山小岘山上)，夜行昼仗，膝行匍匐，“乞食于吴市”。至吴后，“耕于鄙”。

　　这一年冬，蔡平侯死，太子朱立，但地位卑弱。次年(公元前521年)，朱被迫奔楚。费无极乘机勒索朱叔父东国的贿赂，然后对蔡人说：“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将立东国。若不先从王欲，楚必围蔡。”(《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蔡人害怕，遂改立东国。朱向楚平王申诉，楚平王将讨伐蔡国。费无极又谗朱对楚有二心，楚平王听信，未出兵。

　　从上述记载可见，楚平王“息民五年”后，一反常态，忠奸不分，听信佞臣费无极，杀忠臣伍奢、伍尚，迫使足智多谋、颇有才干的伍子胥出逃，酿成我国历史上一大冤案。对属国问题又未妥善处理，这对后来与吴的争夺都是不利的。

　　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秋，吴王僚见形势对吴有利，遂出兵伐楚，攻打州来。楚令尹子瑕(阳[勹亡] )、司马越率楚、顿、胡、沈、蔡、陈、许等七国军队驰援，吴军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抵御。楚令尹子瑕卒于军中，军无斗志。吴公子光对吴王僚说：

　　楚令尹死，其师　。帅贱、多宠，政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吴王僚采纳了这一建议，遂与楚等国军队战于鸡父(楚地，今河南固始东南)。吴以罪人进攻胡、沈、陈三国军队，三国军队见吴军不整，争先恐后地抓获俘虏，军队大乱。吴军主力乘势攻击，三国军队大败，胡、沈之君与陈大夫被俘。接着又击败许、蔡、顿三国军队，于是楚军大败。十月，吴军应太子建母之召，并亲为之开城门，吴军于是攻入蔡之[具阝]阳，取建母及其宝器而归(太子建母为蔡女，楚平王娶秦女，建母归蔡，居于[具阝]。）楚司马越追赶，不及，畏罪自缢。其时，囊瓦(子常，子囊之孙)任令尹，惧吴，又“城郢”(杜注：“楚用子囊遗言，已筑郢城矣，复增修以自固。”(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对这件事，沈尹戌评论说：“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据《史记·吴世家》等史籍记载，公元前518年(楚平王十一年)，楚边邑卑梁女与楚边邑钟离(卑梁当近此)女(一说小童)因养蚕而争采桑叶，二女家怨相灭，两国边邑长怒而相攻。吴王僚、楚平王得知，也发兵相攻。这年十月，楚平王率舟师攻入吴境，越公子仓与大夫寿梦率军前来与楚军会合，楚平王至圉阳(楚地，今安徽巢县南)而还。吴军尾随楚军，趁楚军无备，遂破巢和钟离而归。至此，楚防吴前哨已被突破，楚国的安全已受到威胁。沈尹戌指出：“亡郢之始于此矣。王一动而亡二姓之帅(指守巢、钟离大夫)，几如是而不及郢?”(《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但《左传》无楚、吴边邑女(小童)“争桑”记载。)公元前517年(楚平王十二年)，楚平王为防备吴的进攻，遣射在州屈(今安徽凤阳西)、丘皇(今河南信阳)筑城，分别迁茄人、訾人居住。遣熊相[礻某]和季然分别在巢、卷(今河南叶县南)筑城郭。

　　次年(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十三年)，楚平王卒。楚平王在位十三年，初期推行“息民”政策，有利于楚国的恢复与稳定。但在此同时，又奉行“不在诸侯”、“自完”方针，故其“息民”，只是被动应付，不在积极进取，实际上并无多大成效。特别是当国势稍趋恢复，就“奢侈纵欲，不能制下、检民以德”(陆贾《新语·无为》)，又宠信佞臣费无极，杀害忠良，迫使太子建、伍子胥与胜等出逃，进一步加剧了楚国政局的动荡不安。至后期，外争吴失利，又频频筑城扰民，“使民不安其土，民必忧，忧将及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给楚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患。楚平王治楚十三年，楚国的国势进一步衰落下去。

　　三、吴人入郢

　　楚平王卒，子熊壬(熊轸，或作熊珍)立，是为楚昭王(前515椙?89年)。楚昭王年幼，军政大权掌握在令尹子常手里。

　　公元前515年(楚昭王元年)，吴王僚乘楚丧、楚昭王初立之机，遣其弟掩余、烛庸率军攻楚国六(今安徽六安东北)、潜(今安徽霍山北)等地。同时派季扎访问“上国”(中原诸国)，先至晋，以观察晋等国动向。楚莠尹然、王尹麇率军救潜，沈尹戌率军在穷(今安徽霍丘西南)阻遏吴军，令尹子常率舟师抵及沙(今安徽怀远东北)而还，左尹[谷阝]宛、工尹寿率军亦至潜，这样楚军先阻后截，吴军在穷、潜间进退两难，陷于困境。

　　吴公子光以为自己是“王嗣”(吴王寿梦有四子：诸樊、余祭、余末、季扎。寿梦死后，诸樊、余祭、余末相继为王。余末死后，应传位季扎，季扎“逃位”，于是立余末子僚为王。公子光是诸樊之子(或谓余末子，不同母)，故称自己是“王嗣”，当立为王。），早有谋王位之志。伍子胥奔吴后，不久投靠公子光。知光欲谋王位，特求得勇士专诸引荐给光。

　　光见吴军在外受困，国内空虚，正是夺取王位的好时机，于是与专诸谋，在堀室(窟室)埋伏甲士，宴请吴王僚。专诸置剑于炙鱼中以进刺死吴王僚，专诸则当场被吴王僚卫士所杀。公子光即位，即为吴王阖闾(阖庐)。季扎回来，“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阖闾又立专诸子为卿，政局很快稳定了下来。在前线与楚军对峙的吴公子掩余、烛庸闻讯，分别逃往到徐与钟吾(今江苏宿迁北)。楚军闻吴乱，亦还。当吴国政局稳定后，楚国又因楚昭王新立年幼，费无极乘机陷害[谷阝]宛，唆使令尹子常杀[谷阝]宛及其族、党，迫伯氏之族出逃，酿成新的冤案，危害初安的政局。据《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载，左尹[谷阝]宛，“直而和，国人悦之”，费无极与其狠狈为奸的右领鄢将师视之为眼中钉，就在令尹子常面前诬陷[谷阝]宛要暗害子常，子常听信，即令攻[谷阝]氏，并以火烧之。[谷阝]宛得知，被迫自杀。子常、鄢将师又杀了与[谷阝]宛相好的阳令终(中厩尹)与其弟完、佗，以及晋陈(楚大夫)及其子弟，尽灭[谷阝]氏之族、党。此即“[谷阝]宛之难”。

　　晋陈之族不服，大呼道：“鄢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令尹尽信之矣，国将如何?”国人对此不满，议论纷纷。沈尹戌向子常尖锐指出：“三族，国之良也，而不愆位。吴新有君，疆场日骇。楚国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只得于这年(公元前515年)九月，杀了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以悦于国”。在费无极诬陷[谷阝]宛及子常灭[谷阝]氏之族、党时，与[谷阝]氏亲善的伯氏之族被迫逃亡到吴国，后来伯[喜否]为吴太宰以谋楚”(《左传·定公四年》。《史记·吴世家》谓“楚诛州犁，其孙伯亡奔吴，吴以为大夫”)，楚国又增添了新的敌视力量。

　　令尹子常是一位“贿而信谗”(《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的人。他信谗言，灭[谷阝]氏等三族，迫伯氏逃亡，摧毁了楚国的忠良。又贪利索贿，公然欺凌压榨来访之国。据《左传·定公三年》载，公元前507年(楚昭王九年)，蔡昭侯朝楚，带来两佩(佩玉)两裘，一佩一裘献给楚昭王，留一佩一裘自用。子常想要，蔡昭侯未献给他，子常竟粗暴地扣留他三年。唐成公朝楚，带两匹肃爽马，子常想要，唐成公不肯，也被扣留三年。后唐人献马给子常，子常才让唐成公回国。蔡人仿效唐人，献佩给子常，蔡昭侯得释。蔡昭侯归及汉时，投玉于水，发誓说：“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立即赴晋，以其子元与蔡大夫之子为质，请求伐楚。第二年(公元前506年)，晋应蔡请，即会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杞、小邾等国国君及周、齐之大夫于召陵，谋伐楚。晋荀寅向蔡昭侯求赂，未得，就以“国家方危，诸侯方二”、“弃盟取怨，无损于楚”(《左传·定公四年》。)为由，劝范献子(晋主卿)不要攻楚。晋国君臣权衡得失，就辞蔡昭侯而未轻易兴兵。召陵之会，虽未伐楚，但与会国之众，说明楚国失礼于蔡、唐，不得人心，各国不满。

　　当楚国令尹子常为政，“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国语·楚语下》。)，对外又欺凌小国，陷于孤立被动之际，吴王阖闾则立志图强立霸，即位后任伍子胥为行人(外交官，一说“将相”)、伯为大夫(一说太宰)，共谋国事。伍子胥向阖闾建议说，要兴霸成王，“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禀，治兵库”(《吴越春秋·阖庐内传》。）又推荐避乱于吴的齐人孙武，阖闾任以为将。孙武主张改革图强，与阖闾议论晋六卿强弱，认为赵氏田制，大其亩而轻其税，可以成功(《孙子兵法·吴问》。）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伯等辅助下，国力迅速强大了起来。

　　吴王阖闾经短期休整后，即于公元前512年(楚昭王四年，吴王阖闾三年)，要徐、钟吾执拘公子掩余与公子烛庸，以清除原吴王僚的势力。两公子逃奔到楚国，楚国将他们安置在养(今河南沈丘东南)，“将以害吴”(《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怒，执钟吾之君，接着攻徐，引山水灌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此为我国古代“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记载”)，遂灭徐。徐君奔楚，沈尹戌领军救徐，就灭夷(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把徐君安置在此(《左传·昭公三十年》。）经此次战役后，吴王阖闾为了进一步打击楚国，就向伍子胥询问攻楚的战略战术。伍子胥回答说：“楚执政众而乖(多而不和)，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突然袭击而又速退)焉，一师至(至楚境内)，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左传·昭公三十年》。)此即“子胥之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吴王阖闾完全赞同。次年(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即按伍子胥谋略行事，以一军攻夷、潜、六，楚沈尹戌率军救潜，吴军还。吴又用另一军攻围弦(今河南息县南)，楚左司马戌、右司马稽率军救弦，进抵豫章，吴军又退。

　　公元前508年(楚昭王八年)夏，桐(古国，世属于楚，今安徽桐城北)叛楚。吴王阖闾使舒鸠氏(桐之北，今安徽舒城)引诱楚军出击，秋，楚令尹子常果然领军伐桐、吴，进抵豫章。吴潜师于巢，在豫章打败楚军。接着，克巢，俘楚守巢大夫公子繁(《左传·定公二年》。）《左传·定公四年》载：“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可见除上述两起重大军事行动外，吴军几乎连年出动骚扰，楚国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王阖闾以为大举攻楚入郢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征求伍子胥与孙武的意见。伍子胥、孙武说：“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史记·吴世家》。)前已指出，蔡、唐由于受到楚令尹子常的侮辱，耿耿于怀，决心报复。这年春召陵之会，晋等国虽未兴兵伐楚，但同年夏，因沈(楚之属国)君不会召陵，晋支持蔡攻灭了沈国。秋，楚国出兵包围了蔡国，以惩罚蔡灭沈之举。伍子胥助蔡“谋楚”，蔡昭侯于是又“以其子乾与大夫之子为质于吴”(《左传·定公四年》。）不久，吴王阖闾、蔡昭侯与唐成公达成协议，共同攻楚。

　　这年冬，三国联军(唐小力弱，主要是吴、蔡军队)，在吴王阖闾、蔡昭侯、唐成公以及伍子胥、孙武、伯等率领下，对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吴军乘舟溯淮而上，在淮弃舟，改行陆路，会合蔡军，西进至豫章与楚军夹汉水对峙。在决战时，左司马戌对令尹子常说：“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阝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左传·定公四年》。)按此部署，子常与吴军在汉水周旋，左司马戌率方城外军队毁吴舟，还塞三关(今豫鄂三关：九里、武胜、平靖，古称大隧、直辕、冥[阝厄]，为汉东险隘)；然后子常领军渡汉水出击，左司马戌自后夹击，使吴军腹背受敌，一举而歼之于汉东。子常无异议，就按这一谋略分头行事。

　　子常虽高居令尹之职，在用兵上却是一个无能之辈。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吴在举兵伐楚时，“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公子结)为将，吾则侍而杀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可见伍子胥所畏惧的是公子结，子常则并非对手。楚武城大夫黑以楚革车不如吴木车耐久，建议速战。大夫史皇则挑拨说：“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三隘道之统称)而入，是独克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同上。)子常争功，不顾先与左司马戌商定的策略，就率军先济汉而阵，自小别至大别(二山皆在汉北、淮南)，三战皆北。子常自知不能胜吴，想临阵脱逃，史皇告其如致死以克吴，尚可以免贪贿致寇之罪，子常才未逃跑。

　　十一月庚午日，楚、吴两军对阵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吴王阖闾弟夫概对阖闾说，子常不仁，其臣无死志，如率先出击，楚军必逃，继而大军进攻，吴必胜。阖闾没有同意。夫概于是率其部五千人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逃，楚军乱，吴军进击，大败楚军。子常逃到郑国，史皇战死，此即柏举之战。

　　柏举战后，吴军追击楚军至清发(今汉水支流[氵员]水)。夫概认为困兽犹斗，建议待楚军半济而后攻击，阖闾按此计，又大败楚军，此即清发之战。吴军穷追不舍，待楚军做好饭正要吃时，吴军又追来了，楚军只得弃食而逃。吴军吃饱饭(楚军做好的饭)，又继续追击，在雍[氵筮](今湖北京山西南)，再一次打败楚军。楚左司马戌闻讯，自息(今河南息县西南)而还，在雍[氵筮]打败吴军，但楚军主力已失，左司马戌孤军作战，几经战斗，遍体鳞伤，自知将死，又耻为俘虏，自杀身亡。吴军五战五胜，直奔郢都。

　　吴军兵临城下，楚昭王携其妹季芈畀我仓皇逃亡。渡睢水(沮水)后，命[钅咸]尹固把点燃的火燧系于象尾，冲散吴军。接着渡过长江，进入云梦泽。楚昭王在此受到起义群众的袭击，又逃奔到郧。郧公斗辛(蔓成然子)弟怀为报楚平王杀父之仇，要杀楚昭王，郧公不允，与另一弟巢护送楚昭王至随。吴军跟踪而来，以“汉阳之田，君实有之”(《左传·定公四年》。)为条件，要随人交出楚昭王。楚昭王兄子期(公子结)长相与楚昭王相似，穿着楚昭王衣服，要随交给吴人。随人占卜，不吉，就郑重地对吴人说：

　　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安辑)楚境，敢不听命?(同上。)

　　吴人词穷理亏，就引兵而退。楚昭王免难，遂刺破子期的胸部，取血与随人盟，以示感激与至诚。楚昭王在危难中化险为夷，是楚国对随国历来采取正确政策的结果。

　　当楚昭王逃难在随时，子西伪为楚昭王车服，立国于脾[氵曳](今地不详，《汇纂》以为在今江陵附近)(《左传·定公五年》。)，以召集溃散之军民。后得知楚昭王所在地方，又与楚昭王会合在一起。

　　吴人入郢，“以班处宫”(《左传·定公四年》。“以班处宫”，《左传·定公四年》记得很简略。《谷梁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等则记得很具体，其中不乏渲染之词，并不足信。）杜注：“以尊卑班次，处楚王宫室。”楚国宫后及豪门之家受到极大的侮辱。

　　吴军破楚入郢，不仅使楚国统治集团蒙受凌辱与损失，而且也给楚国人民带来灾难。楚申包胥赴秦乞师，对秦哀公痛切陈辞：“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喻吴为蛇、豕，贪害楚国)，虐始于楚。”(《左传·定公四年》。)次年，楚子期反击，将焚吴军居麇之地，子西说：“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左传·定公五年》。)足见吴攻楚，楚国军民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尽管楚国统治集团腐朽，特别是令尹子常索贿聚敛，残害忠良，但在亡族灭国的关头，全国军民均以族国为重，起而反抗。原来楚国民众反抗楚王室的斗争，立即转变为反抗吴人入占与破坏的斗争。子西之所以能在败乱中集结溃散军民，军民又随从与保护楚昭王，就是军民团结一致，不甘凌辱，起来反抗的例证。尤其是当楚昭王落难在随时，申包胥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赴秦乞师救楚。他依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七日勺水不进。秦哀公感动，为之赋《无衣》(诗)，申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不愧为楚国历史上突出的爱国者。楚国军民的奋起抗吴，必然迅速改变楚国在战场上的不利形势。同时，吴人入郢，各国震动。除了秦答应出兵相救外，历来与楚亲善的越国亦及时出兵攻吴，迫使“吴使别兵击越”(《史记·吴世家》)，有力地牵制着吴国。

　　据《左传·定公五年》载，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夏，就在越军攻入吴国时，秦亦派子蒲、子虎率车五百乘，随申包胥入楚。子蒲因不知“吴道”(战法)，由楚军先与吴战，子蒲则率军在稷(今河南桐柏境)与楚军会合，在沂(今河南正阳境)大败夫概。在柏举之战中被吴俘虏的楚大夫射之子，主动收集楚散卒投奔子西，在子西指挥下，又败吴军于军祥(今湖北随县西)。秋七月，楚子期、秦子蒲灭唐(今湖北枣阳东南)。

　　吴王阖闾腹背受敌，前有楚、秦联军，后有越军，战场形势已向不利于吴国方向转换。阖闾弟夫概乘机逃回吴国，自立为王(夫概王)。阖闾气急败坏，引兵攻击，夫概兵败奔楚，楚昭王封他在棠(今河南西平西)，是为棠氏。阖闾率吴军与楚、秦联军再战，先在雍打败楚军，随后又被秦军打败。吴军驻于麇(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在雍附近)，子期、子西以火攻，吴军败；接着又战于公[地[胥]之(今湖北襄樊市东，参见扬伯峻《春秋左传注》)，吴军又大败。

　　这年九月，吴王阖闾只得引兵撤退，楚昭王返回郢都。楚昭王为了迅速恢复统治秩序，立即论功行赏。当时得到奖赏的有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逃亡途中负季芈)、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斗怀等九人。其中斗怀(斗辛弟)，初谋弑王，故子西主张取消对他奖赏。楚昭王说：“大德灭小怨，道也。”仍与其兄一样给予奖赏。楚昭王奔随渡臼水时，蓝尹不与王舟，而渡其帑(妻)。至楚复国安定时，楚昭王要杀他，子西说：“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效焉?”楚昭王顿时省悟，“使复其所，吾以志前恶”。申包胥不肯受赏，说：“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遂逃赏”。此外，吴人入郢时，为楚国保存了“鸡欢之典”的蒙谷，以及随从和保护楚昭王有功的屠羊说，也拒绝受奖赏，前者“自弃于磨山之中”(《战国策·楚策一》)，后者返其“屠羊之肆”(《庄子·让王》)，也是我国历史上一大佳话。楚昭王妹季芈主动要求嫁给钟建，以报答逃亡途中背负之恩。楚昭王答应，并任仲建为乐尹。楚国经郢破之难后，楚昭王能以“德”为重，功则奖赏，过则不究，一时君臣团结，国家稳定。

　　吴王阖闾攻楚破郢，是图谋已久的行动。公元前506年对楚五战五胜，最终进入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吴王阖闾本人，以及伍子胥、孙武、伯[喜否、夫概等在领军作战中，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伍子胥从政治上分析“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在军事上提出“为三师以肄”，“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等战略战术，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前，能从政治、军事作综合分析考虑，无疑是军事斗争中一大建树。但吴入楚后，很快由胜转败，也是值得总结的。究其原因，一是从吴国总体力量看，是不可能独吞楚国的，楚国毕竟是历史悠久、经久不衰的大国强国；二是吴入楚后，面临楚、秦、越等国的反攻与打击，腹背受敌，当时外部条件也不允许吴再在楚国呆下去；三是吴国内部不和，如夫概有异志，入郢后又与子山(吴王子)争处令尹之宫，竟闹到火并程度。此事影响很大，斗辛指出：“吾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有乱，则必归，焉能定楚?”(《左传·定公五年》。)更主要的，吴攻楚入郢，毕竟是一场惊夺性战争，给楚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其非正义性质是很明显的，故尽管有杰出的军事家在指挥，也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这点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楚国在吴军长驱直入、国都沦陷、楚昭王出逃情况下，全国军民奋起反击，完全是一场反掠夺与凌辱的正义自卫战。所以，楚国之所以很快地反败为胜，主要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形成军民团结、上下一致，共同抗击敌人的局面。《淮南子·泰族》说：“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子西等集结溃散军民舍身再战，左司马戌宁死不屈，以及楚昭王逃亡途中，军民保护代死的场面，无一不闪烁着楚国军民恋乡爱国尊君爱族的思想光辉。

　　楚国是一个大国强国，竟败在后起吴国之手，不能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其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其中重要教训之一是楚平王后期忠奸不分，致使人才外流，国内动荡，对外又“不在诸侯”，放弃进取，终日益陷于被动挨打局面，故楚平王后期已埋下失败的祸根。楚平王死，楚昭王年幼即位，令尹子常主政，他不仅不认真检讨以往的过失，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迫害忠良，还贪欲索贿，欺凌小国，把楚国进一步引向歧途。因此，楚国败在吴国脚下，楚平王、令尹子常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伍子胥、伯[喜否]虽受到陷害，被迫出走，在吴国的政治、军事实践中，也表现出突出的才干，但他们助吴攻楚破郢，蹂躏故国，凌辱父老亲戚，这种狭隘的复仇思想与行为，不能不是一个污点，亦应受到谴责。

　　四、楚昭王“迁郢于[]，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

　　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败归后，吴、楚之争并未因此结束。特别是夫概兵败奔楚，更是阖闾的心腹之患。所以，当吴国稍为休整后，即于次年(公元前504年)四月，又大举攻楚。

　　吴王阖闾子终累(此从《左传·定公六年》。《史记·吴世家》作夫差。终累为夫差兄。)败楚舟师(水军)，获其帅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在此同时，又败楚司马子期所率的陵师(陆军)于繁阳(今河南新蔡北)。楚国水陆两军失利，君臣不安，于是“迁郢于，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左传·定公六年》。）吴迫楚迁都，这是对楚国的第二次重大打击。看来这次打击对楚国君臣来说，教训更其深刻，“楚国大惕，惧亡”，令尹子西认为人心可用，“喜曰：'乃今可为矣。’”(同上。)在吴国严重威胁下，楚昭王、令尹子西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迁郢于，二是接受教训，改变政策，休养生息，加强治理。(今湖北宜城东南)，离江较远，可以避免吴国强大水军的威胁，又临汉水，便于交通，发展生产。西邻荆山，北接南阳盆地，进可取，退可守，而其时与秦盟好，与晋关系亦趋缓和，这一环境，正好提供了“改纪其政”的良好条件，有利于楚国休养生息，着力恢复。至于何时返郢，《汉书·地理志》说在楚昭王时期，具体时间不明确。据《左传·哀公四年》(这年为楚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1年)载，楚国伪辞“吴将[氵斥](溯)江入郢，将奔命焉”、图谋北进来看，其时已由复迁回郢(纪南城)了。公元前504年(楚昭王十二年)迁都，公元前491年前迁回，其间数年至十年左右，正好是集中精力进行整顿恢复时期，与“迁郢于，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的说法是相吻合的。在“改纪其政”取得成效后，楚国就转守为攻，又积极向外进取了。

　　公元前496年(楚昭王二十年)春，顿(今河南项城境)君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楚、陈联军遂灭顿。夏，吴王阖闾乘越君允常卒、勾践新立之机，兴兵攻越，战于[木隽李(今浙江嘉兴南)，吴军败，阖闾受伤而死，子夫差继立(《左传·定公十四年》。）从此，吴、越关系进一步紧张，楚、吴关系则趋于缓和。

　　原胡(今安徽阜阳)国国君乘吴入郢之机，尽俘与胡近邻的楚人，楚国安定后，又不事楚，楚国于是于公元前495年(楚昭王二十一年)，出兵灭胡(《左传·定公十五年》）。

　　公元前494年(楚昭王二十二年)春，楚昭王对蔡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柏举之战，吴几乎灭楚，蔡国起了重要作用。据《左传·哀公元年》载，楚昭王这次伐蔡，是作了认真部署的。他首先组织了楚、陈、随、许等国联军，这些国家的国君都领兵随同楚昭王一起前来，可见声势很浩大。然后围蔡(新蔡，今河南新蔡)，离蔡都一里处构筑厚一丈、高二丈的堡垒，以防止蔡人出奔和吴军来援。按令尹子西的预定计划，屯驻九昼夜。蔡人穷困，男女各系累(绳索)而出降。楚欲迁蔡人于江、淮间，蔡昭侯伪听命，各国军队于是撤退。然蔡昭侯与楚结怨太深，当楚等各国军队撤退后，又叛楚从吴，请求迁于吴国。次年(公元前493年)，吴军入蔡，迁蔡于州来(下蔡，今安徽凤台)。蔡人“哭而迁墓”(《左传·哀公二年》。杜注：“将迁，与先君辞，故哭。”)，怨恨蔡昭侯。过两年，即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蔡昭侯将赴吴，蔡国大夫恐其又迁，杀蔡昭侯，立其子翔，是为蔡成侯(《左传·哀公四年》、《史记·蔡世家》。）蔡经楚打击和此次内变后，力量已大为削弱，无力再与楚为敌。

　　正当楚国报柏举之战、逐步巩固东方前哨时，吴、越大战再起，结果吴败越于夫椒(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野心勃勃，企图北上争霸。晋则内乱不已，公元前493年(楚昭王二十三年)，晋国范氏、中行氏在郑、齐等国支持下，与赵、韩、魏战于戚铁(今河南濮阳西北)，赵鞅临阵誓师，宣布废止旧的奴隶制，采取发展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政策(《左传·哀公二年》记赵鞅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结果打败了范氏、中行氏与郑国军队，并获齐助范氏之粟千车(《左伟·哀公二年》。）因此，晋其时已无力外争，霸权已名存实亡。楚昭王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即转而图谋北方。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夏，楚在攻克夷虎(蛮夷叛楚者)后，一方面宣言“吴将[氵斥]江入郢”，一方面命左司马皈、申公寿余、叶公诸梁征集蔡(上蔡)、方城外之兵民，攻打蛮氏(戎蛮)，袭其邑梁、霍(皆今河南临汝西)，单浮余则围攻蛮氏(今河南汝阳东南)，蛮氏溃散，蛮子赤逃亡到晋国的阴地(今河南卢氏东北)。楚司马又征集丰、析(今河南淅川、西峡、内乡一带)与戎狄之民为兵，逼近上雒(今陕西商县)。楚左路军进驻菟和(今商县东)、右路军进驻仓野(今商县东南)，然后对晋阴地命大夫(阴地为晋东南之要地，此地如失守，晋都新绛门户洞开，故晋君亲命之大夫守卫，以示重要)士蔑威胁说：“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少习山在今商县境)以听命。”(《左传·哀公四年》。)少习山地位重要，如打通它，即可西与秦联盟，东取阴地，渡河以逼晋都。士蔑惊恐，请示晋执政赵鞅，赵鞅回答说：

　　“晋国未宁(指范氏、中行氏之难)，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同上。）士蔑于是召集九州之戎，诈称给其地并为之筑城，诱执蛮子赤及其五大夫，在三户(今河南淅川境)交给楚国。楚司马又复诈为蛮子作邑，立其宗子，尽俘蛮氏遗民以归。晋为进一步向楚表示友好，晋定公还嫁女给楚(《左传·哀公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记：“杨树达先生《读左传》曰：'时晋不竞，畏楚殊甚，故有此事。金丈有晋公　，乃晋定公嫁女于楚事，以此文合勘，知嫁女所以求欢于楚。’”)。由此可见楚昭王“改纪其政”，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左传·哀公元年》载，吴军攻入楚国时，吴王阖闾曾使人召陈怀公。陈怀公为难，向国人征求意见。逢滑以为吴、楚胜负未定，“楚未可弃，吴未可从”，陈怀公于是不应召。公元前494年(楚昭王二十二年，陈闵公八年)秋，吴王夫差败越后，“乃修先君之怨”，乘胜伐陈，进行报复。过五年，即公元前489年(楚昭王二十七年)春，吴王夫差又“复修旧怨”(《左传·哀公六年》)，再次攻打陈国。楚昭王说：“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救。”(同上。)乃亲自领军前往救援，驻军于城父。秋七月，楚昭王将出战，却身染重病。他自感不支，先后把王位让给公子申(子西)、公子结(子期)，均不肯接受。后又让位给公子启(子闾)，启五次推辞，然后才受命。楚昭王不顾病重，领军进攻大冥(今河南项城境)，终劳累过度，病情加剧，卒于城父。子闾说：“君王舍其子而让(公子申等三人均为楚昭王弟)，群臣敢忘君乎?以君之命，顺也；立君之子，亦顺也。二顺不可失也。”(同上)与子西、子期商议，秘密转移军队，封锁消息，迎立楚昭王子熊章(越王勾践女所生)为王，是为楚惠王(前488-?32年)，然后从容撤军回国，安葬楚昭王。

　　楚昭王年幼即位，在位二十七年，正当青年有为时期。他接受郢亡的沉痛教训，重用子西、子期、子闾等人，改革政治，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使楚国得以迅速复苏，重又步上争霸行列，东却吴，北抑晋，楚国又以大国强国的姿态屹立于江汉与江淮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后，楚国仍为南方泱泱大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重要原因之一。楚昭王不失为楚国历史上一有作为有贡献的君主之一。孔子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左传·哀公六年》。)所谓“知大道”，即指楚昭王深谙国内外形势，认真而又谨慎地治国；所谓“不失国”，当指楚国经吴破郢大难后，又渐复苏，仍保住大国地位不变。孔子的这一评价，确是十分中肯而贴切的。

　　五、白公胜夺权斗争的失败与楚惠王的继续对外扩张

　　楚惠王即位后，各国形势继续出现新的变化。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后，轻视越、楚，全力北上争霸。为伐齐、晋，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组织民力，筑城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凿邗江(邗沟)，南引江水，北过高邮西，折东北入射阳湖，至今淮安北入淮，以通漕运，然后挥师北上，在两次打败齐国、并迫使伍子胥自杀(《左传·哀公十一年》载，伍子胥以为越王勾践为心腹大患，主张释齐而伐越。夫差不听，命其出使于齐。及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败齐后，赐剑使伍子胥自刎。)后，公元前482年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先歃血(争做盟主)。不料越王勾践经整顿休息后，国力已渐恢复，趁夫差北上、国内空虚之机，出兵袭吴，攻破吴都姑苏。夫差闻讯，仓皇回军，但已无能为力，只得以厚礼请和，越王勾践自度一时不能灭吴，就允其和。从此，吴让位于越，已无力再与楚争战(《左传·哀公十五年》载，公元前480年(楚惠王九年)，楚令尹子西、司马子期乘吴被越打败之机，率兵攻吴，进军至桐(桐水入丹阳湖处，今江苏高淳南)。吴国无力还击)，楚国长期受累于东吴的局面，即告结束。

　　中原诸国，特别是长期与楚争霸的晋国，自春秋中后期以来，公室早已日渐卑弱，新兴的地主阶级展开了长期的夺权斗争，没落的奴隶制逐步解体。公元前493年，赵、韩、魏联合战胜了范氏、中行氏后，进一步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在此同时，鲁国“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齐国则政归田(陈)氏，都是新兴封建势力与旧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其他如郑、宋等一直是楚之与国盟国，也都发生过夺权的尝试，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这些国家或地区长期的、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不能不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楚国一直是实行以王为首、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其统治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晋、鲁、齐，以及邻近郑、宋各国新旧斗争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公开向王权挑战的事件棗白公胜夺权斗争。

　　白公胜，楚废太子建之子，楚平王之孙。太子建被郑人杀后，胜逃奔到吴国。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487年(楚惠王二年)，令尹子西召胜回国，“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

　　巢已被吴占，故胜邑不在巢。《左传·哀公十六年》谓“使处吴境(楚、吴边境处)，为白公”，据杜注，此白县邑，在今河南息县东，恰临吴处。

　　白公胜回国后，仿效中原诸国新兴势力争取民心措施，亦积极争取民众，准备夺权。《淮南子·人间训》载：“屈建告石乞曰：'白公胜将为乱。’石乞曰：'不然。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竹/完]龠之信，关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而乃论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胜果为乱。”白公胜的这种礼贤下士、大斗斛出、轻斤两入的举措，正是当时中原诸国新兴势力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有效经验，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公元前479年(楚惠王十年)六月，吴国攻打楚邑慎(今安徽颖上北)，被白公胜打败。胜于是以献吴捷(战利品)为名，领兵入郢，“遂作乱”(《左传·哀公十六年》。）七月，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劫惠王。白公胜欲以子闾为王，子闾不从，亦被杀。接着置楚惠王于高府，楚大夫圉公阳凿宫墙而入，把楚惠王背到昭夫人处(惠王母)躲避(此从《左传·哀公十六年》。《史记·楚世家》则记，楚惠王被劫持高府，胜“欲弑之”。楚惠王被救至昭夫人宫后，“白公胜自立为王”。）叶公子高(沈诸梁)时在蔡(州来，今安徽凤台)，闻白公胜发难后，遂率方城外之军前来镇压。他由都城北门而入，得到箴尹固和国人的协助，打败了白公胜。白公胜逃到山中，自缢而死。石乞被俘，拒绝告知白公胜尸体所在，被烹死。白公胜弟王孙燕逃奔到　黄氏(吴地，今安徽宣城境)。

　　叶公子高兼任令尹、司马。稳定后，子西之子宁(子国)为令尹，子期之子宽(公孙宽)为司马。叶公子高告老于叶(今河南叶县)(《左传·哀公十六年》。）白公胜的夺权斗争，历来称为“白公之乱”(《左传》哀公十六年、十七年及《国语·楚语下》等均谓“白公之乱”、“白公为乱”、“白公作乱”)，近人亦多持此说。郭沫若在其《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及其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则指出是春秋时代楚国新兴势力发动的“一次革命”。白公胜是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因父在楚受谗，逃至郑又被郑人所杀，故对楚王室和郑国怀有复仇心理，回国后即请求令尹子西讨伐郑国，子西从楚、郑战略利益考虑，不理会白公胜要求，而和郑结盟(《左传·哀公十六年》。）。白公胜难以容忍，发难后即杀子西、子期，并劫持楚惠王，子闾不肯接受王位，又杀子闾，狭隘的复仇心理和残忍滥杀面目，暴露无遗。子西等对楚国的复苏是有功劳的，且召胜回，又完全是楚惠王、子西等所为，故白公胜恩将仇报，为后人视为“上逼君，下乱治”(《韩非子·说疑》。)的叛逆之臣。但是，如从春秋时代大背景着眼，当时各国(包括楚国)奴隶大众暴动、新兴地主阶级起而夺权，风起云涌，连绵不息，在王室专政、公子辅政的楚国，白公胜这次发难，又不能不具有向旧势力的代表棗楚王室展开夺权的性质。白公胜在斗争中采取“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卑身下士、不敢骄贤”的政策，正是春秋社会阶级关系大变动的产物，反映了在楚国这一古老的大国里，也出现了新的斗争内容，因而白公胜事件，在“作乱”的形式下，却赋有新的时代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新兴势力要求冲决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愿望。

　　白公胜夺权斗争之所以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楚国以王为首、公子辅政的奴隶主专政的体制还很牢固，楚国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还很幼弱，无法冲决旧势力的牢笼。白公胜虽然提出了一些开明政策，但在行动中不讲究策略，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对准在楚国国人中颇孚众望的子西、子期、子闾，使自己很快陷于孤立和被动。同时，白公胜又毕竟是王族出身，怀有极端狭隘的复仇思想，故其举措是不明智的，一开始就丧失人心。在关键时刻，又犹豫不定，未采纳“焚库、弑王”(《左传·哀公十六年》。)的建议，延误时机，导致速败。

　　白公胜夺权斗争的失败，影响是很深远的。楚国一方面虽仍以大国强国加入争雄行列，另一方面则内部深蕴危机，旧贵族势力始终很强大，缺乏生气，楚国也就逐步衰弱下去。

　　白公胜失败后，楚惠王继续向外扩张。陈原乘楚国发生白公胜事件时，“恃其聚”(《左传·哀公十七年》。)(积聚粮食)而攻楚，楚安定后，楚惠王即于公元前478年(楚惠王十一年)，命武城尹公孙朝(子西子)率军夺取“陈麦”(同上。）陈国抵抗失败，这年秋七月，遂灭陈为县。

　　公元前477年(楚惠王十二年)，巴人攻楚，围(今湖北襄樊市东北)。楚令尹公孙宁、寝尹吴由于、工尹固(一作屈固)率军迎击，在大败巴军，封子国(公孙宁)于析(今河南淅川西北)(《左传·哀公十八年》)，开楚国封君之先例。

　　公元前476年(楚惠王十三年)春，越国为了麻痹吴国，发兵攻楚，挑起与楚国的冲突。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击越军，至冥(越地，今浙江长兴西南)，不及，乃还。秋，楚沈诸梁(叶公子高)为报复越国，率军攻打东夷。三夷(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一带)与楚盟于敖(东夷之地，亦今浙江滨海处)(《左传·哀公十九年》)，楚国势力已东及海。

　　稍后，越灭吴，尽收吴地。越王勾践循着吴人足迹北上争霸，但此只是春秋大国争霸的尾声，春秋时代已经结束，更加剧烈的战国封建兼并战争时代开始了。

第八章 春秋时期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一、农业

　　楚人由北而南，后又辟在荆山、睢山一带，故自商、周至春秋初，农业生产仍属刀耕火种，以种粟为主。楚武、文王以后，楚国向南、向东开拓，逐渐占据江汉流域，又向当地居民学会火耕水耨，掌握了植稻的生产技术。《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应劭释：“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见裴[马因]《史记集解》。)古代先民烧荒，这是很普遍的，故无论种粟植稻，都要先烧草作为肥料。水稻又得“水耨”，除去杂草，沤于水中，既作肥料，又保证水稻生长。江汉平原，古代农业历来先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均有稻壳出土，可见楚人占据江汉平原后，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耕作水平也逐步提高。

　　生产工具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冶炼业已很发达，除了制造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外，也制造出了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生产工具有锛、镰、斧、削、锥等(参见《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秭归官庄坪遗址的试掘》等有关发掘报告。）铜镰的出现，说明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由于役使奴隶大众劳动，故制造青铜生产工具较少，楚国亦不例外。

　　据现有考古资料和有关专家研究，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还能冶铸“生铁”，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见于考古发掘资料，计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龙洞坡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识字岭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剑、削、鼎形器各一件、淅川下寺楚墓出土铁剑一件、长沙丝茅冲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窑岭楚墓出土铁鼎一件。）铁器的使用虽然处于初期阶段，迄今为止出土的铁器数量还不多，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对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最终导致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牛耕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应该出现了。但楚地目前还未见有犁出土，故难断定春秋时期，楚国已使用牛耕(犁耕)。不过，楚庄王灭陈为县，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予以讽喻”(《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康王时有一大夫复姓师祁、名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从当时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现象，故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开始使用牛耕，不是没有可能。

　　楚国地处水泽之乡，水利资源丰富，随着青铜、铁农具的出现，水利灌溉事业也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史记·河渠书》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沟江、淮之间。”楚武、文王以后，南进东拓，在江汉、江淮间，修沟开渠，为楚国水利事业和水路交通，均奠定了基础。

　　见于史料记载，楚国最早出现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水陂和芍陂。前者如《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其灌区在期思、雩娄周围，即今河南固始一带。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后者如《后汉书·王景传》、《水经注》载，在今安徽寿县南，孙叔敖筑芍陂王象等撰《皇览》谓战国楚顷襄王时期，楚大夫子思造芍陂。今人亦多有持此说。

　　这项工程，楚亡后，历代不断维修利用，成为“淮南田赋之本”(《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史记·循吏列传》裴[马因]集解引《皇览》说：“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沮水，即古睢水，与漳水汇合注入长江。这项沮漳水下游的大型水利工程，对包括郢都在内江汉沃野的农业生产，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还“截汶坟之水，作塘以溉田”。

　　《庄子·天地》载，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劝其用桔槔提水，那丈人答道：“非吾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的记载虽属寓言，但却也反映了楚国确已普遍凿井灌田，并已使用桔槔这一先进的灌溉工具。

　　从上述史料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利事业是很发达的，既引水作池(陂塘)，蓄、灌并用；又凿井灌田，就地取水，故楚国入据汉汉、江淮后，农业生产突飞猛进，粮食产量亦显著提高。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及群蛮百濮反叛，在此紧急关头，楚庄王“振廪同食”(《左传·文公十六年》)，打开国家储备的粮库，保证军队食用，前往平叛。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悬赏捉拿，按“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赏粟五万石，爵执”(《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及至吴后，助吴王阖闾攻楚，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淮南子·泰族训》。其他如《新书·耳痹》、《博物志》等亦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粮食充足，有储藏粮食的“廪”、“高府”，动辄赏粮五万石，这在春秋时代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

　　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吴还为两国边境民间女(小童)“争桑”而动用军队，相互攻打，足见在江淮一带，楚国的种桑养蚕业，亦得到普遍发展。至于其他农副业，上述《庄子》所记的“圃畦”，就是指的种植蔬菜果木一类的园圃，可见楚国农副业和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发展。

　　二、手工业

　　随着农业的发展，楚国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铸造业、冶铁业、丝织业和木漆器业等部门。

　　楚国青铜业的发展，是随着楚人的南下东进取得的。继熊渠对外扩展后，楚武文成穆庄诸代，南入江汉，北争中原，东拓江淮，师夏师夷越，兼收并蓄，在青铜器冶炼铸造、造型与纹饰等方面，均有重大创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今湖北大冶的铜绿山，是楚国产铜的主要基地。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有关专家研究，该铜矿实行地下开采，采取了竖井、斜井、平巷和盲井相结合的方法。为保证安全，矿井中设置了矿井支架，下铺设木制水槽，以防塌崩堵塞和积水带来的危害。采掘工具主要有铜斧和竹、木、石质的生产工具。矿石取出后，即就地筑炉冶炼。炉为竖式，包括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分。炉渣由于就地处理，故现在遗留有大量的铜渣。经化验，铜渣含铜量为0.07%，足见炼铜技术水平是很高的。楚国在这里炼出红铜后，运到郢都等地铸造成不同类型的青铜器。

　　目前出土的春秋时期的楚青铜器，数量多，出土地方遍及湖北、河南、湖南等地。1978年至1979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达4百余件，还有在其他地方出土的楚青铜器，为我们了解楚青铜器铸造工艺、器型和文饰等方面提供了实证。在铸造工艺上，楚人已掌握了分铸焊接法、铸镶法和失蜡法。所谓分铸焊接，即把器身和附件分别铸成，然后用铜、锡作焊剂把两者焊接起来。所谓铸镶，即因纹饰复杂，需先修整，置于铜器铸型内，然后合模浇入铜液铸成。所谓失蜡，即先做成蜡模，雕缕纹样或器物形状后，再在蜡模的外表涂以泥浆(土、炭等混合物)，硬化后形成铸型，然后加热熔去蜡模，便可铸器。春秋中后期楚国掌握的这些铸造工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第一流的(张正明《楚文化史》。）春秋时期楚国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和中原各国一样，礼器最多的是鼎。楚国的鼎，由于其形态特殊，考古界学者称之为楚式鼎，有于鼎([鼎于])、“升鼎([鼎升)、罐形鼎([氵俗]兴)等。其他礼器和生活用器有簋、盏、敦、壶、缶等。乐器主要是编钟，包括甬钟、钮钟、钟。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编钟共52件。楚人尚武，故楚青铜兵器数量多，制作亦精，有戈、矛、戟、剑、钺、匕首、镞等。楚国铜器纹饰大致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加细致柔美，具有自己的特点。纹饰主要有蟠螭纹、蟠虺纹、龙凤纹、窃曲纹、兽面纹(饕餮纹)、云雷纹、鸟纹、圆涡纹等。

　　随着治铜技术的提高，春秋中晚期，楚国也掌握了冶铁技术。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出土了铁器，但目前所见数量不多。1976年，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的钢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一件的钢制武器，其含碳量为0.5-0.6%(《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春秋时期楚国的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无论从历史文献或地下发掘资料中都证实了这一点。如《国语·楚语》中有关于“玉帛之类”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则说楚庄王爱马，曾“衣以文绣”。《史记·楚世家》等记楚、吴边邑小童争桑而引起两国交兵，更直接说明楚、吴两国对种桑养蚕缫丝的重视。湖南衡东霞流市出土的蚕桑纹尊(青铜器)(周世荣《蚕桑纹尊与武士靴形钺》(《考古》，1979年第6期))，是植桑养蚕的生动例证。

　　楚国漆器出土数量多，制作精，成为荆楚物质文化一大特色。根据滕壬生研究统计，目前所见春秋时期出土的漆器有6件，包括漆瑟、耳杯、卮、豆，以及用黑漆镶嵌的铜鼎等。其他出土的漆器，有的器形不详，有的保存不好，难以断定(腾壬生《楚漆器研究》(香港两木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1版)、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史》第四章《漆器》。）漆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楚人生活水平的状况。

　　楚国建筑技术有重大的发展。入春秋后，楚国为了北上争霸，顺伏牛山，连结所经各水堤坝，南北连绵数百里，号称楚之长城棗“方城”。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中原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军北上，屈完声称“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逼迫齐桓公与楚签订召陵之盟，可见在此之前已开始建筑方城。方城的建筑，注重以地制宜，一方面顺山形筑城，另一方面又沿诸水河岸筑堤为城，无疑是军事建筑一大创造，在古代战争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楚国都市建筑也自具特色。郢都(纪南城)顺丘陵地势而建，北有纪山，西有八岭山，东北与雨台山相邻，东临诸湖(庙湖、海子湖、长湖)，气候宜人，既无水患可虑，又可引水入城，便于漕运与交通。市区内布局也很恰当，王城、贵族府第居东，西南部则为冶炼作坊区。城门有三门道，中门宽，边门窄，人车分流，交通秩序井然。为引水入城，还建筑了水门，宽度达3米以上，便于行舟，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上城门建筑工程。城墙高宽相等，坚固稳定。城垣建筑采用夯筑方式，每夯层厚度仅10厘米左右，坚实牢靠。宫室建筑既多又精。楚王室除建有王宫外，还有众多的离宫，如渚宫、章华宫(台)、荆台、匏居台等。楚灵王所修建的章华宫(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离宫。其遗址在今湖北潜江龙湾(关于章华宫(台)遗址所在，历来说法不一。除了今潜江龙湾外，还有说在今监利天竺山、沙市今章华寺、河南商城古汝阳城内、安徽亳县古城父境内等地。楚人有新迁居一地，仍袭其旧名的习俗，故作为楚君(王)的离宫，章华宫亦有多处，上述各说，当是有可能成立的)，此经八十年代多次调查试掘，出土文物甚丰，是迄今所见楚宫室最完整的建筑群。其中放鹰台出土了筒瓦、板瓦残片及长方形等形状的红砖，可见楚灵王时期已掌握了烧制砖瓦技术，砖、瓦已用作建筑材料。还出土了一件青铜门环，青铜当亦已用作建筑材料。台基系夯土结构，台柱有方有圆，比一般房柱粗大。廊檐下面是用贝壳铺成的路面，结实美观(陈跃钧《湖北省潜江龙湾章华台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湖北省考古学会编《楚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5月)。从此足以说明春秋中晚期，楚国宫室建筑，无论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都达到了先进水平，“是我国古代第一座层台累榭”，“作为游宫建筑群和园林建筑群的鼻祖，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有并非无足轻重的地位”(张正明《章华台遗址琐议》(湖北省考古学会编《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5月)。

　　楚国还有地下宫室建筑。据《左传·成公十二年》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谷阝]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悬焉。[谷阝]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楚国在宫中作地下室，把钟鼓悬挂在那里奏乐，无论是宫室建筑，或是钟鼓演奏的音乐效果，都是一个创造。另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公元前552年(楚康王八年)夏，楚令尹子庚卒，楚康王要子冯任令尹。子冯担心国家政局不稳，就装病住在地下室，“下冰而床”，“重茧，衣裘”，寒气裘人。可见王室与贵族府第，因楚地夏天酷热，建筑了地下室以避暑。

　　此外，楚国由于对外作战需要，已能制造车、船。据《左传·宣公十五年》和《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载的“楼车”和“巢车”，说明楚庄、共王时期，楚国已普遍使用战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春秋中后期，楚国已大量制造战船，训练水军，与吴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墨子》有关篇章记载，鲁班曾至楚，为楚国制造“舟船之器”和攻城的“云梯”，说明楚国车船制造业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三、商业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期楚国商业和城市也开始繁荣起来。

　　楚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是促使楚国商业发展的基本条件。《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木屯]、[十/早|人/十]　、[木舌]、柏，砺、砥、[奴/石]、丹，惟菌[竹/路]、[木苦]，三国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纟熏]玑组。九江纳赐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可见商、周以后，楚地丰富的物产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春秋后，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交往更加活跃。晋公子重耳(晋文公)流亡在楚国，曾对楚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甲，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皆君之余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管子·轻重戊》载：“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可见楚与晋、齐等当时所谓中原“上国”的经济交往是很密切的。郑、陈是楚北上与齐、晋争霸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楚、夏经济交流的枢纽。《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楚国与中原各国的货物交换，也得力于郑、陈等国商人的南贩北运。

　　楚国商业的发展，与实行重商政策是分不开的。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结果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令尹孙叔敖作了反映，孙叔敖立即下令恢复旧币，然后对楚庄王说：“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安’。臣请遂令复如故。”楚庄王同意，“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这说明楚国当时最高统治者，对商业和市场管理十分重视，故能做到体察下情，倾听百姓呼声。

　　楚国北上争霸，既是军事扩张，也同时是师夏之长，着力与先进国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建成强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楚达成的宋西门之盟，其内容就是：“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左传·成公十二年》。)充分反映了楚国对经济交流的重视，努力保护商业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楚国对他国商人也是给予优厚待遇的，如《佐传·成公三年》载，原被楚所俘的晋人知[艹/冖/缶]，郑国商人曾策划助之逃跑，后晋、楚互相交换俘虏，知[艹/冖/缶]被释放回国了。郑国商人在楚国既能设法帮助晋国俘虏逃跑，说明楚国对他国商人实行保护政策，外国商人来楚国经商比较自由。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国难当头时，开“屠羊之肆”的屠羊说挺身而出，保护楚昭王出逃。后来楚昭王复国了，要奖赏他，他不受，又去开他的卖羊肉铺子了。可见楚国重商尊商，使商人能安心自己的职业。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也出现了，“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春秋时期楚国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如浙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当是从沿海各地进入楚国市场的。据《史记·越世家》载，楚国有“三钱”之币，即金属货币。铜币主要是铜贝，椭圆形，背面平，正面凸起，有文字，字形像蚂蚁，两口像鼻孔，故称蚁鼻钱。又因它取象于贝，似古文“贝”字，像一人面，故又称“龟脸钱”。上面提到的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场混乱，不得不取消更币令，此钱币当是铜贝。金银币是否在春秋时期出现，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此可存疑楚金银币何时产生，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是产生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种说法。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具体年限，又有不同说法。如持春秋时期说的，舒之梅就认为“楚国金币在春秋即铸行”(《楚国经济发展脉络》，《江汉论坛》1984年第4期)。朱活认为“把楚国开始铸行爰金系于春秋晚期，确实比较近情”(《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第1版)。黄德馨亦持此说，以为“爰金经过春秋中期的酝酿孕育后，于春秋晚期正式产生”(《楚爰金研究》，光明日报社1991年第1版)。持战国说的，则以公元前278年东迁陈郢为界，有东迁前、后出现爰金的不同意见。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别集·印子金跋》中指出：“其文云郢爰、陈爰。郢、陈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寿春后，仍然以金作币郢。”认为东迁后才有金币。彭信威则进一步认为在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才铸有金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张正明《楚文化史》说：“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然而，现有的先秦金银币的铸造年代可能都属于战国晚期，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其中有属于战国中期以前的。”)。

　　四、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奴隶.平民.新兴势力反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斗争

　　商末周初楚人立国后，和中原各国一样，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阶段。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楚国社会性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

　　楚国虽被华夏视为“蛮夷”之国，但在南北文化交流中，楚人仿照周制，在政治上，实行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专政；在经济上，推行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井田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史的土地制度，都经历过氏族公社、共产制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这样几个阶段。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的具体表现形式。恩格斯说：

　　如果你在某一地方看到有陇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2页。

　　这里说的“农业公社”(“农村公社”)，就是我国夏商以来所出现的井田制。楚人由北而南，是从氏族制进入奴隶制的，也自然经过农村公社(井田制)阶段。尤其是春秋时期，楚国在征服各地过程中，把占领地区的土地与居民分封给奴隶主贵族和卿大夫，这样井田制就成为以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贵族奴役剥削奴隶和农民的单位。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掌握的耕田通称为“籍田”。“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田籍千亩，诸侯百亩”(《国语·周语上》注)，是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奴役剥削奴隶集体劳动的一种方式，称为“籍法”或“助法”。楚国地处江汉、江淮平原，实行井田制及其剥削方式，与中原各国基本上是一致的。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二年)，楚司马[艹为]掩“[广/匕](治)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把土地划分为九种，然后按“井衍沃”的标准分别摊派军赋，可见楚国井田制确实是存在的。《左传会笺》说：“町、牧、井，楚国有之，今检而整修之。”童书业亦谓“井田之制，其有无久已纷纭，然左氏有'井衍沃’之文，可证井田实有”(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楚国也存在“国”(“都”)和“野”(“鄙”)的区别。《国语·楚语上》说：“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国有都鄙，古之制也。”国是指都城及其周围地区，除居住着各级奴隶主贵族及受他们奴役的各种工匠外，还散居着奴隶主阶级的下层，这些奴隶主的各个阶层，统称为“国人”。国人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利，但也必须服兵役，出军赋，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奴隶主专政国家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柱。如楚康王即位五年，师徒不出，担心“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左传·襄公十八年》)，于是于公元前555年决定对郑进行攻伐。又如公元前529年(楚灵王十二年)，楚公子比等乘楚灵王在攻吴前线之机，发动政变，右尹子革劝楚灵王返回郢郊，“以听国人”，楚灵王以为“众怒不可犯”，不敢回去《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明国人在关键时刻举足轻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野是指广阔乡村地区，居住着从事农牧生产、受尽奴隶主贵族奴役剥削的广大奴隶和平民，称为“野人”、“鄙人”或“庶人”。如孙叔敖家境中落，未出任令尹之前就是“期思之鄙人”。可见楚国都鄙对立是很突出的，是井田制另一表现形式。国、野的尖锐对立，是阶级对抗的产物，反映了楚国奴隶主贵族和广大奴隶、庶民之间的深刻矛盾。

　　自春秋中期后，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由于青铜农具和铁器的使用，大量的旷土隙地得到开垦，成为“庐田庑社”，贵族、卿大夫对土地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公开要求赏赐或兼并，井田制也开始逐步瓦解。据《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庄王之弟子重以为在围宋之役中有功，向楚庄王要求取申、吕两邑作为赏田，楚庄王应允。申公巫臣反对，说：“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庄王省悟，就没有把申、吕两邑赏赐给子重。及楚庄王卒、楚共王继位后，子重就杀巫臣之族，“而分其室”。申、吕早已成为楚国县邑，土地直接由王室掌握，并直接向国家缴纳军赋，如赏给私人，国家就失去这一征收军赋的基地。子重虽然没有取得赏田，却夺取了申公巫臣之族的私产，说明贵族、卿大夫之家的田产私有化程度已在加速加深。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右司马公子申“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左传·襄公二年》)，结果被杀。这件事，《春秋》予以突出记载：“楚杀其大夫公子申。”公子申权势财欲膨胀，竟公然向小国索取贿赂。不久，令尹子辛又对小国求索无厌，贪婪无度，又被杀。上述要求赏田及“取其室”、“侵欲于小国”(《左传·襄公三年》。，均发生在楚庄、共王时期，说明在楚国盛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霸主地位的确立，楚国最高统治集团不仅权力相倾，其经济基础----奴隶社会土地公有制(井田制)也开始动摇，一些贵族、卿大夫，不惜以一切手段来扩充自己的私产。

　　到楚康王时期，由于井田制危机日益突出，军赋征收制度也更加紊乱，难以适应争霸需要，所以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子木当上令尹不久，就要初任司马的掩整治军赋，规划军备。这是春秋时期一件大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

　　楚[艹/为]掩为司马，子木使[广/匕]赋，数甲兵。甲午，[艹/为]掩书土、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鸠薮泽(聚集薮泽之所出，以备征用)，辨京陵(别之以为冢墓之地)，表淳卤(标明盐碱地)，数疆潦(计算水淹之地)，规偃猪(规划计算陂池之所出)，町原防(堤防间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别为小井町)，牧隰皋(水岸下湿，为刍牧之地)，井衍沃(平美之地，如《周礼》制以为井田)，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兵、甲之数。

　　从此记载看，[艹/为]掩的任务是实地调查九种不同的田地，然后按井田的标准，计算出等级不同的数字，编入簿籍，以征收军赋(包括车、徒兵及其武器装备)。可见[艹/为]掩[广/匕]赋，是楚国一次重大的军赋整顿与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国家征收军赋的标准，是根据土地的区别，具有“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的性质。从此，国、野严重对立的局面被冲破了，国人与庶人的差异逐步消失。第二，楚国在长期的征服过程中，多实行灭国为县、或名为国实为县政策，这就为全国[广/匕]赋提供了客观条件。奴隶主贵族与卿大夫的特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对其私田或赏田，亦应缴纳军赋，在政策上并无特殊。第三，整顿军赋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征收数目以井田为标准，这就意味着楚国实行了井田制，而井田制这时亦已开始瓦解，“今检而整修之”。 [艹/为]掩[广/匕]赋效果怎样，我们无从得知，但以井田为标准，只是一个征收等级与数字，而井田制本身则已名存实亡，故除了“井衍沃”外，其他八种土地只能因地制宜，按比例缴纳。春秋中后期，楚国土地制度已非单一的公有制，而是公私并存，土地私有现象已日益普遍。

　　[艹/为]掩[广/匕]赋是井田制瓦解的产物，实际上是承认田产私有的合法性。从此，贵族和卿大夫抢夺和兼并土地的现象也就愈演愈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在楚康王死后不久，任令尹时就杀大司马[艹/为]掩，“而取其室”。即位后，又“夺[艹/为]居([艹/为]掩之族)田”。接着，贪婪欲望越来越炽烈，竟夺子文之后斗韦龟、蔓成然之邑，“故[艹/为]氏之族及[艹/为]居、许围、蔡[氵有]、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起来反抗楚灵王。楚灵王这种“不礼”行为，就是带头违背礼制，破坏公田制，兼并他人田宅，扩充自己财产。楚灵王尚且如此，其他各级贵族、卿大夫之抢夺兼并之风，当更盛行。

　　随着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成为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的自耕农。如《楚史[木寿]杌》(已佚。现据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北京新1版)所印本。)、《韩诗外传》等所记传闻，楚国其时已有人身自由的一般庶族地主和自耕农。如《楚史杌》记楚庄王筑台劳民伤财，有一个叫诸御已的，“违楚百里而耕”，挺身而出，前去谏阻楚庄王，临走之前，把耕种任务交给“其耦”者，其身份很像一个自耕农。《韩诗外传》还说有一个叫北郭先生的，很能干，楚庄王派人以赍金百斤去聘请他为“相”，他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说：“夫子以织屦为食，食粥踩履，无怵惕之忧者何哉?与物无治也。今如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国之忧，其可乎?”北郭先生觉得有理，就没有应聘。这位北郭先生看来就是颇孕众望的庶族地主。楚庄王时著名令尹孙叔敖，原来就是“期思之鄙人”，这位“鄙人”虽然是因为家庭中落而在“野”的，但他毕竟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或“处士”(《史记·循吏列传》。）孙叔敖后来患病，临死前对儿子嘱咐说：“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吕氏春秋·异宝》。)这位令尹还是要他的儿子耕于野，自食其力。楚平王时，伍子胥被迫奔吴，先也是“耕于野”(《左传·昭公二十年》。）楚昭王时有一位所谓“楚狂”接舆，“躬耕以食”，不肯接受楚昭王邀请去“治河南”，于是“夫负釜[曾瓦]，妻藏织器，变易姓字，莫知其所之”(《韩诗外传》)，也是一位男耕女织的农民或庶族地主。从以上零星的记载或传闻来看，楚国自春秋中期后，国、野已逐步消失，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已上升为楚国社会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在此同时，一些奴隶主贵族和卿大夫，面临井田制的崩溃和奴隶的逃亡，也被迫改变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把土地划分成小块，招徕逃亡的奴隶和破产的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就在奴隶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了，形成了一种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春秋中期后，随着田产私有制的建立，楚国和中原各国一样，“工商食官”的局面也开始打破了。从楚国春秋时期出现的大量器物看，手工业分工已很精细，除了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外，也已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在此同时，私商也出现了。《史记·循吏列传》所记载的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结果“市乱，民莫安其业”、“百姓不便，皆去其业”的那些“民”或“百姓”，就是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私营商人，并非官商。楚国为了管理这些私商，还设有市令，市令之下又有贾师、胥师等官员，以征收市税，保证市场井然有序。另据《说苑·贵德》记，孔子至楚时，有一个“献鱼者”因“天暑远市，卖之不售，欲思弃之，不如献之君子”，这位“献鱼者”就是一个既捕鱼又卖鱼的个体劳动者兼小商人。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护卫楚昭王出逃的屠羊说，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坐贾。楚人范蠡佐越王勾践雪了会稽之耻后，乘扁舟，游江湖，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号称“陶朱公”。可见楚国尊商风气之盛，像范蠡这样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当在越国大功告成后，即激流勇退，弃官经商。

　　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春秋中期后，楚国奴隶、平民起义和新兴地主势力参政夺权斗争，也风起云涌，连绵不断。

　　据《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子冯因“国多宠而王弱”，不肯任令尹，楚康王只得任子南为令尹。但子南亲信观起，“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尚书大传》说：“庶人木车单马。”观起竟有马数十乘，可见其势炽盛，已非一般庶人，而是一位朝气勃勃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为楚国君臣所不容，“楚人患之，王将讨焉”。结果子南被杀，观起被车裂，徇于四境。这是春秋时期一件大事，故《春秋》特书：“楚杀其大夫公子追舒(子南)。”子南死后，楚康王又任[艹/为]子冯为令尹，[艹/为]子冯的身边也有八个亲信，“皆无禄而多马”。 [艹/为]子冯的好友申叔豫在朝中竟不敢与他说话。[艹/为]子冯到申叔豫家问其原因，申叔豫说子南有亲信，结果一个被杀，一个被车裂，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艹/为]子冯顿时省悟，慌慌张张地亲自驾车回家，辞退了那八个亲信，楚康王才放心，[艹/为]子冯也才保住了性命。可见在楚康王时，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已很强大，并试图跻进政治舞台，使得楚王室和旧贵族对此惴惴不安，深以为患。楚康王死后，楚灵王在其篡位前后，肆无忌惮地抢夺他人田产，又无休止地发动对外战争和奴役各地人民，这样就使得楚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终汇成一股从上至下的反抗楚灵王斗争的洪流。公元前530年(楚灵王十一年)，当楚灵王驻军于乾、国内不稳时，观起的儿子观从乘机鼓动上层贵族起来反叛。随后他在前线宣布的“先归复所，后者[鼻刂]”的政策，不仅对楚灵王身边贵族大吏有利，而且也反映了自耕农和庶族地主的利益，所以楚灵王很快众叛亲离，陷于孤立被动的境地。右尹子革劝他回郢郊，观望国人态度，楚灵王深知国人早已怨声载道，不敢回去，自缢身亡。这场斗争，如从弃疾等王室及上层贵族来看，可说是一场阴谋夺权事件；如从国人或广大平民、奴隶(包括楚灵王所统率的军队)来看，则是一场反抗楚灵王残暴统治的斗争。观从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积极鼓动各个阶层起来推翻楚灵王的腐朽统治，是有进步意义的。从观起到观从，反映了庶族地主的兴起，其政治代表，已开始进行参政或夺权的尝试。

　　楚平王即位后，面对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被迫实行“息民”和“抚民”政策。但井田制的瓦解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是无法克服的，所以楚平王后期，楚国社会重又陷入混乱之中，“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左传·昭公十九年》)，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出现了。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国利用楚国内部矛盾重重、对外又欺凌小国、失信于他国的局面，对楚国发动了全面进攻，郢都很快沦陷，楚昭王仓促出逃，“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左传·定公四年》。）楚昭王狼狈不堪，又仓皇奔郧奔随，在随国的保护下，才幸免于难。楚国起义群众(“盗”)，聚集山林水泽，公开攻击楚昭王，说明楚国人民，包括奴隶、平民已以武装斗争的形式，起来反抗楚王室的腐朽斗争。

　　前已述及，公元前479年(楚惠王十年)，在中原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进行长期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影响下，春秋末楚国也爆发了白公胜的夺权斗争。这是自春秋中叶后，楚国奴隶制瓦解、新兴封建生产关系出现的产物，是春秋时期各国新兴地主势力夺权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绝非偶然的孤立的历史事件。

第九章 春秋时期楚国文化的发展

　　一、语言、文字与典籍

　　楚人和其他各地先民一样，随着地区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形成自己区域性和民族性的语言----“夏化的语言”(张正明《楚文化史》。）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公元前666年(楚成王六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可见，楚人操“楚言”，与中原各国及其他地区是不同的。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先民共同创造的，彼此交流融汇，故各地语言既相异又相通。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

　　见于文献记载，楚言词汇不多。最突出的一例，是《左传·宣公四年》谓令尹子文原名为斗谷於菟，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斗，为子文之氏。春秋以后，随着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彼此促进，楚国成为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沟通夏夷、消除隔阂的作用。

　　楚国文字当在建国前就应已出现，但迄今为止，见于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中晚期楚公[受豕-又]钟、楚公逆的铭文。春秋时期，楚国铜器增多，铭文也大量增加。从这些铭文看，如与华夏文字相比较，其共性是主要的，但也有自己的个性。如楚字扭曲波折，为“虫篆”的雏型。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

　　楚国典籍丰富。《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可见楚国有自己的史籍，名为《[木寿]杌》，与鲁国《春秋》是并行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古今解此四书者甚多，因己亡佚，其内容不详。既是楚人能读，应与楚人传闻或著述有关。《国语·楚语下》记楚大夫王孙圉语：“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人视左史倚相、观射父这两位大学问家、大巫师为两大国宝，足见楚国典籍丰富，把掌握典籍，“能作训辞”、“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的人置为至尊的地位。屈原在《天问》中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内容广泛，天地万物，人神典故，源远流长，无所不包，应与楚国丰富而深奥的文化典籍有关。

　　二、鬻子思想

　　鬻熊(鬻子)，商末周初人，是楚国的缔造者，楚人把他与祝融一样视为楚之先祖。《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又记楚武王语：“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贾谊《新书》更称周文、武、成三代均以鬻熊为师，请教国事。这样显要的地位，故其语为后人相传记录，成《鬻子》一书。

　　《鬻子》，《汉书·艺文志》列为道家，已佚。现存本为清末叶德辉校辑本。贾谊《新书》和《列子》亦存有鬻子的思想言论。

　　鬻子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王道，或称为“治国之道”和“兴国之道”。他说：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其道首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缘五帝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久。

　　又说：

　　昔者颛顼年十五而佐黄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黄帝之道而行之。昔者帝喾年十五而佐帝颛顼，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颛顼之道而行之。(《鬻子》。)

　　此皆尚远古“禅让”之道，称颂五帝治天下的“王道”。王道与贤人相佐是分不开的。禹之治天下，得皋陶“七大夫以佐其身”；汤之治天下，得伊尹等“七大夫佐”，才得以“天下治”。因此，治天下，天下治，必须用贤。

　　圣人在上，贤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王道衰微，暴乱在上，贤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同上。)

　　圣人主政，贤人再多也不够用；王道衰微，贤士再少也显得拥挤不堪。鬻熊及其后封于蛮荒之地，立国创业维艰，故特别崇尚“王道”、“贤佐”，系统地提出了圣人治天下的理论，与楚人一开始面临的险恶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春秋以后，北儒南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走向。作为道家的先躯，鬻子在宇宙观上，虽然没有像后来老子那样提出道----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论，却也涉及宇宙生成的观点。如他说：

　　天地辟而万物生，万物生而人为政焉。

　　又说：

　　有天然后有地，有地然后有别，有别然后有义，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有道然后有理，有理然后有数。(《鬻子》。)

　　这道虽然仍落实在王道或“人为政”这个立足点上，但他明确提出“天地辟而万物生”的观点，却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

　　正国为鬻子能把“人为政”与万物生成及其社会现象、自然现象联系考察，所以在他的认识论中，已初具唯物辨证法因素。如他认为：

　　日有冥，有旦，有昼，有夜，然后以为数。月一盈，一亏，有合，有离，以数纪。同上。)

　　在《列子·天瑞》记鬻熊语中，鬻子对宇宙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指出：

　　运转无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往来相接，间不可省，畴觉之哉?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是鬻子已经涉及到宇宙本体论的问题，所谓“运转无已，天地密移”，认识到宇宙是运动的；二是基于这一前提，认识到天地万物“损盈成亏，随生随死”，事物是变化的，相辅相成的。

　　据贾谊《新书·修改语下》载，周武王向鬻子问道：

　　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奈何?

　　鬻子答道：

　　唯。攻守而战乎同器，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由和而可也。

　　在守、攻、战上，既可以用“和”，也可以用“严”，但严不若和。“严”与“和”，就是刚与柔的关系问题。《列子·黄帝》记鬻子语：

　　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

　　柔与刚、弱与强，是对立的，但也是可以转化的。在手段上取柔和弱，才能达到刚和强的目的。这就是说，刚不若柔，强不若弱，柔能克刚，弱能守强。但柔克刚、弱胜强，不是消极静待的，而是要经过“积”的努力，即积极地创造条件，才能实现柔、弱向刚、强的转化。这是很富有辩证法色彩的，给后来道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鬻子的严不若和、刚不若柔思想的形成，与其生活的特定处境是分不开的。商王朝从盛转衰，周人从弱转强，使鬻子悟出了柔克刚的道理。同样，自己子事文王，举族投周，也必定走的是这种转弱为强的道路。叶德辉《校辑〈鬻子〉序》说：“以鬻子之学治楚，其效必速于黄老之治汉，申韩之治蜀焉。”可见鬻熊思想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无疑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尽管今天所见鬻熊思想是后人摭拾传闻，但其思想价值与历史地位则是客观存在的。鬻熊既是楚国的缔造者，也同时是楚国思想的开拓者。

　　三、民本思想与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

　　在奴隶制早期的夏、商时期，“天命”决定一切，人们视上帝为至尊的主宰者。神权、王权合一，国家机构为神学统治思想所笼罩。西周初，周王亦自认为受命于天，称为“天子”。但又鉴于商代夏、周又代商的历史事实，统治者已深感“天命靡常”，故在维护“天命”的同时，又提出了“保民”观点，民本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末，特别是入春秋后，随着王权旁落，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开始形成，“保民”思想也迅速发展，“敬天”、“尊神”的观念则相应动摇，人们纷纷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的见解，打破了传统神学统治思想的束缚。楚国在这一变革时代，民本思想也勃然兴起，出现了以“庇民”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楚成王时代著名令尹子文，在楚成王年幼受欺、困难当头时，不仅“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左传·庄公三十年》)，而且任令尹后，明确提出了“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国语·楚语下》。)的观点，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处处以身作则，表现出了一位生气勃勃的政治家的面貌。据《国语·楚语》、《战国策·楚策》有关篇章记载，子文身正清廉，生活俭朴，“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楚成王得知后，不得不“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进)子文”。《潜文论·遏利》还说他“三为令尹，面有肌色，妻子冻馁，朝不及夕”。子文之所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就是因为在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国纷起争霸的动荡变革时期，认识到“民”的重要性，如无民众的支持，统治者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同上。）如果自己贪而富，民众必然起来反对，那结果是不堪设想的，随时都会垮台。所以，子文得出结论：“我逃死，非逃富也”，“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庇民”，即“恤民”、“保民”，是从“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的认识中得出来的。一方面，时代的变动、人民大众的威力，使得子文及其他政治家，不得不由“敬天”转向“保民”，“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另一方面，时代的需要，造就了如子文这样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其后，楚庄王、孙叔敖和其他一些有头脑的政治家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在之战前，晋栾书告戒晋人莫要以为楚军骄而老(疲劳)，因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楚庄王)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之战后，楚庄王又拒绝了潘党关于“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的建议，以为“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作为一个国君，思路很开阔，考虑的问题很多，但无论是治国或治军，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民生在勤”、“民欲犹多”、“民安”与“和众”，说明楚庄王的“保民”观念是很强的。孙叔敖是继子文之后又一著名令尹，他出任令尹前后，为民治水造福，功勋卓著。任令尹期间，以民为重，廉政忘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吾……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荀子·尧问》。)对自己和妻室，要求严格，“栈车牝马，粝饭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肌色”，真可谓“子文之统”，“忧国忘私”(《孙叔敖碑》，不愧为楚国之“良大夫”(《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楚庄王之所以能够兴霸立业，显然与君臣这种“保民”思想、“忧国忘私”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楚国经武文成穆庄诸代的努力，终立威定霸后，楚国一些君臣确实忘记先祖之业，追求奢侈享受，“保民”观念淡薄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贤大夫或有识之士，出面谆谆告戒，要以民为重。如楚灵王筑章华台后，自鸣得意，伍举就直截了当地指出：

　　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国语·楚语上》。)

　　提出“安民”是大事，不应大兴土木。楚灵王又城陈、蔡、不羹，劳民伤财，以威慑诸侯，范无宇不以为然。楚灵王居然还以“是知天咫，安知民则”为由进行驳斥，右尹子革马上指出：“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国语·楚语上》。)重申天、民一致，民为天生，民不可疏忽。楚灵王在位十二年，“国人苦役”(《史记·楚世家》)，“民患王之无厌”，“从乱如归”(《左传·昭公十三年》)，终落得王冠掉地、身败名裂的结局。楚灵王垮台，孔子认为“失仁”(《左传·昭公十二年》)，刘安等则认为“失民”(《淮南子·泰族训》)，都和“保民”思想联系起来考察，反映了终春秋一代，楚国的轻天重民思想始终很突出，与春秋时期大变革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在此同时，楚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法也有很大的发展。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就已产生了，《尚书·洪范》记载的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五行”)，《周易》记载的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自然物质(“八卦”)，以及它把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就是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的萌芽。春秋时期，楚国在物质生产和图存争强的斗争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法表现得朝气蓬勃，显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军事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楚莫敖屈瑕用武力逼迫贰、轸订盟。这时，郧国军队驻于蒲骚，联合随、绞、州、蓼，准备截击楚国。屈瑕很忧虑，楚大夫斗廉建议屈瑕驻军郊郢，抵御四国，自己率锐师夜袭郧国，如打败郧军，四国必不敢出兵。屈瑕要请求济师(增兵援助)，斗廉不同意，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屈瑕要占卜，看能否取胜。斗廉又反对，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不信天，不信鬼神，充分相信自己，对胜利满怀信心，表现出了一个朴素唯物者的胆识与气魄。

　　楚国历来被华夏视为蛮夷之邦，楚国君臣也正是在这一歧视下发愤图强、北上争霸的。他们敢作敢为，无视周天子的权威，显然也是在重人轻天的思潮冲击下表露出来的。如熊渠公然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立三个儿子为王，率先否定了周天子君权神授的地位。其后，熊通自称楚武王，熊赀称楚文王，熊恽称楚成王，都和周初几位著名国君名号相对峙，彻底否定了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对传统的天命观的否定。楚庄王稳定了统治后，立即率军北上，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当王孙满答以在德不在鼎时，楚庄王嗤之以鼻：“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同上。)对周王室君权神授如此嘲弄，无疑是对神学统治思想的最深刻有力的冲击。

　　楚人崇巫重祀，但楚国有的君臣却力排众议，重实务实，并不相信鬼神。除上述斗廉反对占卜、以求实的态度指挥作战外，春秋末楚昭王在面临夭亡之际，不禳祭避祸，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据《左传·哀公六年》载，公元前489年(楚昭王二十七年)，楚昭王领兵却吴救陈，驻兵于城父时得病。占卜结果，说是黄河之神作祟。左右建议在郊野祭黄河之神，楚昭王不同意，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就不肯祭祀。这一年，天上出现了云彩如赤鸟一样，围绕太阳飞了三天。对这一灾异现象，楚昭王派人请教周太史。周太史说：“其当王身乎!若　(禳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马。”楚昭王又不同意，说：“除腹心之疾，而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又不肯祭祀。楚昭王先是尊重楚国的地望，不肯祭黄河之神，尔后又不肯祭天，宁可自己死去，亦不肯嫁祸于令尹、司马。这种不祭鬼神避祸消灾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证明终春秋一代，楚国信天命、重祭祀与轻天保民、不信鬼神的两种观点，是并行发展的，并存在激烈的斗争。

　　随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光彩熠熠。在这方面，楚国宛人范蠡的思想要算是一个典型。他从政经商，经历丰富，著《范蠡》二篇，已佚。他的思想言论见《国语·越语》和《史记·货殖列传》。他认为，“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下》)，天时、气节是随着阴阳二气的变化而变化的，国势的盛衰也不断在变化。强盛时要戒骄，衰弱时要创造条件，转弱为强。物价贵贱，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方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对商业经营的“积著之理”，强调要“守时”，即善于掌握经济活动的规律和有利时机。如“天与不取”，终会“反之为灾”，造成重大损失。可见范蠡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一样，都是饱含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因素的。楚国人才济济，思想丰富，在其土壤中孕育出如范蠡等这样一些大思想家并非偶然。

　　四、崇尚巫鬼之风与观射父的宗教思想

　　《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演变，原始宗教步入“人为的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后，更加兴盛而不衰。

　　楚人的信仰是多元的，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古尚书》说：“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谓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楚人对天的崇拜已非一般观念，而是有具体的对象的，如太乙(太一)、东君、云中君等。楚人的祭祀地宗，按照楚昭王的说法，是“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左传·哀公六年》。）江、汉、睢、漳，楚国境内的江河，代表着楚国的社稷，祭祀唯谨。泰山当然不祭，楚国境内名山亦不见有祭祀的记载。楚人对祖先(鬼)也是十分敬重的，丝毫不能大意。《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失以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可见祝融和鬻熊，楚人奉为先祖，是恭敬备至的。夔子不祭祀，楚成王先谴责，后灭国，夔子本人也做了阶下囚，何等严厉。此外，高辛氏、轩辕氏也列为信奉的对象。

　　敬天信鬼神必崇巫。巫，神通广大，能通天地、交鬼神、寄死生，是一些超越凡人、具有特殊秉赋的智者，“民之精爽不携者，而又能齐肃衷立，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语下》。）这里虽有男觋女巫之分，实际上都统称为巫(《周礼》，男亦曰巫，故实可统称为巫。）楚国是从氏族制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所以政治活动和科学文化知识，都蒙上了迷信的外衣，为“神事”所笼罩。巫，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还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参与政治的本领。《吕氏春秋·勿躬》说：“巫彭作医，巫咸作筮。”可见医既主卜筮，又深谙医道医术，故巫是一身而二任的，称为巫医。孔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要成为一个巫医，得需苦心积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另外，巫还“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国语·楚语下》)，在交结诸侯、参与国事中，也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故楚昭王时的观射父，既是一位大巫师，也同时是一位参与政事的大夫，地位极为显赫，被楚国奉为第一国宝。

　　楚人通天交鬼神，一是祭祀，二是占卜。楚人祭祀之风极盛，上至国君，下至国人庶民，莫不如此，故留有“重淫祀”之说。近年来在湖北江陵等地出土了不少“镇墓兽”或“辟邪”之物(湖北荆州博物馆展出的有江陵雨台山出土的“镇墓兽”、江陵马山出土的称为“辟邪”一类的根雕)，实际上就是楚人尚鬼神重祭祀之风的实证。

　　占卜当然是巫的职责。为社稷占卜的是卜尹，国君遇有大事，自己也行卜。如楚灵王即位前怀有夺天下之志，自己就占过卜。民间的男觋女巫占卜之风就更盛了。占卜的工具是龟甲，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楚灵王占卜不吉，“投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司马令龟，我请改卜”，就是例证。楚国君(王)在确定继承人，或在选官用人上，有时还采用“枚卜”(一个人一个人依次地卜下去，直到某个人得吉兆为止)这一独特方式。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共王有宠子五人，不知立谁，拿着一块璧遍祀“群望”，祈祷说：“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然后与巴姬把这块璧秘密地埋在祖庙的庭院中，让五子按长幼次序入拜，决定继承人。后来楚共王死，虽仍立长子(楚康王)为王，但也反映了楚共王不按惯例立长子为嗣，而企图求助于天神以达到“弃礼”的目的。又据《左传·哀公十七年》载，公元前478年(楚惠王十一年)，楚惠王与叶公枚卜新令尹，楚惠王弟子良得吉兆，叶公认为王子做令尹，会威胁王位，于是改卜子国为令尹。

　　敬天交鬼神的活动，本来就是原始宗教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动与天命论的动摇，入春秋后，楚人虽然一方面尚鬼神崇巫卜，另一方面在这一鬼风巫风的气氛中，又不乏求实务实的理性精神，使楚人的宗教生活饱含人情味和现实性。除了上面提到的斗廉提出“不疑何卜”外，还有很多事例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楚令尹子玉北上临战前，梦河神向自己索取琼玉，子玉不肯。大心(子玉子)、子西使荣黄谏，子玉还是不听。荣黄对大心、子西说：“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荣黄的意思很清楚，敬神是次要的，勤民是首要的，子玉之败(指城濮之战)不在不敬神，而在于不勤民。子玉视物重于神，是很实际的。神可敬，琼玉却不能给。然在特定的条件下，楚人又把自己与鬼神贴得很紧，相信鬼神是会与自己同命运共呼吸的。如公元前506年吴攻楚，楚在麇地战败，暴骨原野，无人收尸，第二年，楚反攻，吴军集结在麇，子期认为：“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结果施以火攻，大败吴军(《左传·定公五年》。

　　这里“焚”鬼神与敬鬼神是一致的，神灵与自己是心心相印的，绝不是可敬可畏而不可亲的。可见楚人在崇尚鬼巫的同时，已不乏理性精神，而崇尚鬼巫的真正目的，在于“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周易·观卦》)，体现了其“人为的宗教”的性质。春秋时期，楚国一方面是鬼巫之风长盛不衰，另一方面是理性精神与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春秋末，楚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宗教思想理论家观射父。

　　观射父，祖籍[若阝]人，楚昭王时大夫。《左传·哀公十七年》说：“观丁父，[若阝]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后来，观丁父的后人“佐开卜”，以巫卜为职业。楚康王时，观起被车裂，其子观从逃居蔡国，帮助楚平王夺取了政权，博得了楚平王的信任，被任为卜尹。观射父可能是观从的后裔，故承继了观从的事业，掌握了丰富的宗教资料。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十三年)，晋助周敬王伐王子朝，王子朝等奉周之典籍奔楚，故观射父又有可能直接阅读到周之典籍，加深了对周礼的了解，进一步把楚国的宗教思想与周礼联系起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宗教思想理论，对了解和研究楚国乃至我国古代的宗教发展，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观射父既参与国事，又通晓宗教礼仪，楚昭王有不明了的天地之事，都要向观射父请教。所以他的宗教思想理论，集中地保存在《国语·楚语下》所记观射父答楚昭王问话中。

　　首先，观射父对原始宗教的发展作了系统的考察，为后世对原始宗教的了解与研究，提供了可贵的依据。当楚昭王问以“《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时，观射父答道：

　　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牺牲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礻西/土]　之服，而恭敬明神者，以为之祝。使明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土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作为古代的宗教思想家，他不可能对原始宗教作出科学的解释，这样就难免有失实之处。如所谓远古时期民神不杂，有觋、巫专司敬天交鬼神之事，制定神位，安排祭品、服饰，知山川之号、宗庙之事，“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就不是原始宗教初期的状况。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人类的宗教观念约萌生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即“根源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类的思维能力也还处在低级阶段，对自然现象不可能有正确理解，于是自然界被神化，日、月、云等自然现象及动、植物等自然物受到特别崇拜，“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礼记·祭法》)，从而产生了拜物教，即最原始的宗教观----万物有灵论。因此，神是有意志的，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充满了神秘的气息，人与神也就处在分离状态，此即观射父所说的“民神不杂”、“民神异业”的情况。这时还不可能出现具有特殊秉性而又有文化教养的觋、巫，观射父显然湿淆了原始宗教发展的不同阶段，把后来出现的情况提前说了，这是应该指出来的。尽管如此，观射父的“民神不杂”、“民神异业”的说法，却指出了原始宗教最初阶段的实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母权制的确立与发展，由生殖崇拜而产生对祖先的崇拜，敬鬼神之风就随之兴起。这时，人的观念是绝对平等的，人与神的关系因而也是和谐统一的，故对本氏族的始祖或氏族的标志图腾，人人都可以顶礼膜拜和敬而祀之的，这就是观射父所说的“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情况。到“五帝”之一的颛顼时代，氏族制逐步瓦解，军事首领享有绝对的权威，在信仰的问题上，也需要有统一的神祗和神权，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民神无相侵渎”，杜绝地民与天神之间的沟通。这时，物质生产力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人类的社会分工也更加明朗而细致，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觋、巫才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司天以属神”的具有特殊秉性和有很高文化知识水平的阶层。从此，原始社会的“自发的宗教”，开始进入阶级社会的“人为的宗教”，楚人的鬼巫之风中也就充斥着统治者的心愿与意志。

　　观射父对原始宗教的产生与发展，为我们描述了大致的情况，他指出的“古者民神不杂”、少昊时代“民神杂糅”和颛顼时代“绝地天通”，真实地反映了原始宗教发展的轨迹，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原始宗教，无疑是有启迪意义的。

　　其次，在宗教活动上，观射父根据自春秋中期以来社会关系变劝、新兴封建势力发展的实际，一方面强调祭祀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提出要爱惜民力，切不可以过度。楚国与中原各国不同，尽管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亦已出现，但王权稳定，从来没有出现王权下移或旁落现象，所以天人感应观念和政权、神权并重的格局，始终没有动摇。但自春秋中期后，社会关系毕竟已出现了变动，这就使得统治者在宗教活动上要重新思考，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楚昭王主动询问观射父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出现的。观射父在回忆宗教的发展历程后，就现实的一些祭祀对象、要求等问题作了具体的回答，从而表明了他的宗教观。

　　祭祀是宗教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形式。观射父根据统治阶级的不同层次，以及被统治的庶民，明确地提出了不同的祭祀对象和“祀牲”。“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等级有别，“祀牲”也就不同。“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可见观射父完全按照商周以来宗教制度和周礼思想，来规范楚国的祭祀活动，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在此同时，观射父鉴于时代变革的实际，在宗教观和祭祀问题上，又提出了一些适应时代要求的见解。如他认为：“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天神是精明的，它对地民的要求，不是丰大的祭品(牺牲)，而是体具(身体完整)而清洁的祭品。他援引“先王之祀”为例，把“一纯”列于“二精”、“三牲”、“四时”等等之首，以表示对鬼神的虔诚，做到“心纯一而洁也”。作为贤君(圣王)，“一纯”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对楚昭王说：“圣王正端冕，以其不违心，帅其群臣精物以临监享祀，无有可慝于神者，谓之一纯。”可见观射父强调“圣王”率领群臣亲临祭祀时，做到“不违心”，不违背神的意旨。在奴隶制出现危机时，观射父如此强调最高统治者要虔诚，“无有可慝于神者”，对楚国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有告诫和规范作用的。在祭祀时间上，观射父更明确提出：“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齐肃以承之。”这与上面提到的“求备物，不求丰大”是一致的，都是着眼于“民力不堪”的角度提出的，无疑是宗教思想上一大进步，反映了楚国社会关系变革与民本思想兴起的实际。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又是和礼制紧密地结合起来的。观射父在考察远古时代宗教史后，直接承继《周易》“圣人以神道设教”思想，强调宗教活动在于教化百姓，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秩序。他在回答楚昭王问话中，反复提出了这个问题，说：

　　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礻/帝]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圭刂]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天子亲舂[礻帝]郊之盛，王后亲缲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摄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从这些言论中，足见观射父对“神道设教”思想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其要义，一是教化民众，民众对神虔诚，对贵族统治也就会服服贴贴；二是“抚国家，定百姓”，约束宗亲贵戚、名姓大族，以安定奴隶主贵族统治；三是以天子、国君为首，必须亲自主持 “[礻帝]]郊之事”、“宗庙之事”，身体力行，以收到“其谁敢不齐肃恭敬力于神”的效果。一句话，神道设教，目的就在于实现“上下有序，则民不慢”的局面。观射父把神道与礼制结合起来，使政权与神权趋于一致的观点，是再也明确不过的了。

　　这在当时中原各国敬天尊神思想削弱、理性精神高扬的情况下，楚国仍追求敬渎鬼神，教化百姓，不能不是楚国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一大特色。但是，观射父的神道设教思想，不仅教化民众，服从统治，且又对以王为首的各级贵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约束作用。从这点看，也是有进步意义的。楚人敬鬼神，必然也就崇巫卜，故楚国巫卜之风长盛不衰。观射父对觋、巫的评说是很精到的，对觋、巫的要求也很高。在他看来，从事宗教活动的觋、巫，并非一般的人，而是具有独特的秉赋和智慧的人，所谓“精爽不携者，而又能齐肃衷正”，且“智”(智慧)、“圣”(品德)、“明”(目明)、“聪”(耳聪)具备，故能“明神降之”，上通下达，沟通天地与结交鬼神。巫，也同时是掌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既通医，又能以训辞交结诸侯，参预政事。观射父本人就是这种觋巫的杰出代表。观射父把觋、巫提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就是从神道设教出发，使奴隶主贵族政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但是，觋、巫毕竟是现实中的人，人而能通天地交鬼神谙医道，一身而多任，当要进行严格的训练，这对科学文化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观射父的宗教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是楚国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五、老子思想

　　老子即老聃，春秋晚期人，具体生卒年不可考。他出生在苦县赖乡曲仁里，地处今河南鹿邑县与安徽亳县之间。此地本属陈国，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楚灭陈后改为县，虽旋即复国，但实际上已成为楚的属国。公元前534年(楚灵王七年)，楚又灭陈改为县，至公元前529年，楚平王虽又复为陈国，但楚国已在此经营五年，楚化更深。公元前478年(楚惠王十一年)，楚灭陈后，再未复国，终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其间大致是老子的成长与生活时期，故老子实属楚人。

　　《老子》又名《道德经》，分《道经》、《德经》上下两篇，为老子所作，后人略有增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与通行本《道德经》编次不同，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帛书《老子》的出土，为研究老子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老子是道家始祖，是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由于他生活在奴隶制没落、新兴封建势力成长时期，反映在思想领域中的是重民轻天思想的高涨，作为担任过周守藏史（《史记·老子列传》。）的老子，虽然一方面笃信天命鬼神，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勇气，废黜了天帝鬼神的神圣权威，提出了一个新的宇宙本体棗道。他说：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

　　又说：

　　有万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守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五章。）

　　因此，“道”或“大”，就成了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道”是“万物之宗”、“象帝之先”、“为天下母”，是第一性的，宇宙万物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道于是取代了上帝，成了宇宙万物老祖宗。道生万物的次序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二章。)

　　“一”指原始物质，是为元气，“二”指阴阳二气，“三”即为阴阳之气冲动而达到和谐统一，于是宇宙万物形成了。而生“一”而生万物的道，则非物质实体，是指“不知其名”、“视之不见”（《老子》第一四章。）的精神，即所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第二一章。）的那样一种超越一切而又独立自如的虚无本体。老子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三○章。）“有”也是一种物质元气，但它是从“无”派出生来的，故“无”也就是“道”。因此，老子的“道”、“无”或“大”，都同属一个概念，是恍恍惚惚、窈窈冥冥的超越感觉的精神力量。可见，老子在宇宙观方面，是一个客观唯心论者。但他摒弃了天命上帝，又认为“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第六○章。）从理论上摆脱了传统神学统治的思想束缚，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老子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既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他认为：“夫礼者，忠信是薄而乱首。”（《老子》第三八章。）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他否定了周礼的合法性，从这点看是有进步性的。但他又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五七章。)新旧交替，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所以法令越多，盗贼反而更多，社会也就越加不安定。既然“礼治”、“法治”都不行，老子于是提出了“无为而治”。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天道无为的基础之上的，是从属于“道”的。他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七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五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纟单]然而善谋，天[纟罔]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七三章。)

　　在老子看来，道是经常无为的，但它却能创造一切，统治者只要听其自然，无所作为，实行较为温和的政策，人民群众就会服服贴贴地服从统治，出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三七章。)那样一种局面。显然，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实质，就是要维护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不愿看到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为了真正做到“无为而治”，老子一方面反对统治阶级“有为”而治，以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子》第三章。)；奉劝国君“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同上。)；反对各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一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第三○章。)；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所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五章。)，只有实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才能收到“民利百倍”、“民复孝慈”(《老子》第一九章。)的效果。他还鼓吹：“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这就是说，民众只有成为愚昧无知的劳动工具，才便于统治者实行统治，这才是“圣人之治”。所以老子在教育问题上也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说什么“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第二七章。)。“善人者”和“不善人者”是相对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复归于同一，这就无所谓教育不教育了。一方面是“使民无知无欲”，另一方面又“不贵其师”，这个社会“虽智大迷”，却得其“要妙”了。老子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蓝图。他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章。)

　　这样的社会，车、船、军队、武器、文字等等都被废止了，人们无知无欲，永不迁徙，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生而不有”(虽生产而不私有)、“为而不恃(虽劳动而不据有劳动成果)、“长而不宰”(虽有长者却不拥有权力)，一句话，“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一章。)，完全回到氏族制社会。可见，老子目睹现实，深为纷繁的社会关系所困扰，看不见社会发展的趋势，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原来结绳记事的时代中去，这与“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完全一致的。应该说，老子不满当时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残暴性与虚伪性，指斥他们为“盗竽”，是有进步性的，但他又看不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所作所为，鼓吹向后看开倒车，向往人类社会的开端，则是一种没落的阶级意识，完全是行不通的。老子的从“无为而治”到“寡国小民”社会的描绘，是他所处时代与现实环境的产物。除了春秋时代这一大历史背景给老子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外，老子的故乡陈国，地处中国，一直为楚国北上争霸及其他中原大国争夺的焦点，人们深受其害，统治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一特定环境氛围下，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以及厌战反战、“寡国小民”思想就不是偶然的了。老子的天道观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素。老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看到客观世界变化无穷，认识到天地万物都存在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如他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第五八章。)等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老子还进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老子》第七八章。)又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六章。)要想制服对方，自己则先让一步，以后发制人。无疑的，这一弱胜强思想，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兵家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性，老子对事物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如他认识到事物的转化，却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与质的区别，事物的发展和转化，只停留在循环往复上面，“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反者道之功”，最终导向了形而上学，为相对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他还强调“圣人不行而知”，隔绝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说什么“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子》第四七章。)，显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先验论。老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宇宙观的哲学家，且思想丰富，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在中外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六、自然科学

　　春秋时期，楚国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楚人在天文历法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自商周以后，楚人进一步扩大了对星象范围的观察，历法也随着有重大的发展。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国既使用周正历法，也使用夏正历法。前者可能与宗教或尊周从周有关，后者则从生产实际出发。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其中所载的秦、楚月份对照表，均以夏正十月为年首，说明秦、楚关系密切，同用周正历法。表如下：

　　秦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楚 冬夕 屈夕 援夕 刑夷 夏尿 纺月 七月 八月 九月十月 荧月 献马

　　秦、楚两历，虽同以夏正十月为年首，但楚仍袭用周正历法部份的特殊月名，记月既用数字，也用月名，这在春秋及战国各国中，则是独创。楚官方颁行夏正十月为年首历法，民间则采用夏正历法，这也是楚国所特有的。不过，无论是夏正十月历法，或夏正历法，都以干支纪日，这与中原各国是统一的，说明自商周以来，夏夷文化已日渐融汇，在观象授时、发展农业生产上是步调一致的。春秋时期，我国数学有很大的发展。《周礼·地官·保氏》说：“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之一就是“九数”。郑众注，“九数”包括“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等九个方面，与生产实际是紧密相联的。楚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楚人在生产实践中，数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令尹孙叔敖城沂，事前工程负责人制订了包括筑城进度、所需材料工具、土方多少及其如何运送、怎样就近取土取水、城基丈量、需多少干粮、人员分工等详尽计划，结果该项工程三旬而成。可见这项城池建筑，是事先运用周密的数学计算方法，对土方、用工用料与干粮等数目，进行了精确的计算，才得以顺利完成。又如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司马[艹为]掩对楚国境内不同类型的土地、山林、水泽、田亩等作了精密的测量和计算，然后依据不同的收入确定军赋的数目。这是一项全国性巨大的土地测量和计算工程，如无相当的数学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度量衡和数学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数学知识的丰富，度量衡也出现了。现据长沙、江陵等地楚墓出土的算筹、天平和砝码看，春秋时期，楚人当已开始使用度量衡。

　　七、文学艺术

　　楚国(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棗神话，则在楚国(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非人亦人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祗或人鬼，都是那么有血有肉、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的，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吕氏春秋·音初》说：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南土，即南国，大江以南之统称；南音，即指南方国风之音。《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又如《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不仅使用语助词“思”，且在表现手法上已能巧妙地运用赋比兴，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此外，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诗言志。春秋时代，楚国贵族卿大夫和中原各国贵族卿大夫一样，在朝聘、宴会时，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示高雅和博学多闻。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楚庄王在[必阝]之战中获大胜后，潘党建议“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楚庄王引《诗·周颂·时迈》及《武》，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战争，安民定国，不在于炫耀武功。又据《左传·成公二年》载，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楚共王幼年继位，令尹子重率师伐晋救齐，出征前引《诗·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实行“惠恤其民”政策，国内安定，结果在蜀会盟诸侯，继承和发展了楚庄王的霸业。楚人类似引《诗》例子，终春秋一代，不乏记载。从此可见，楚国以王为首的贵族卿大夫，均精通诗书礼乐，楚国诗歌普遍地发展起来，与他们的重视与推崇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据《左传》等文献记载，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楚成王在与宋泓之战获胜后，郑文公夫人芈氏、姜氏前往慰劳，“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首或]”(俘虏与被杀敌人的左耳)。杜注：师缙，即楚之乐师。又如《左传·成公七年》载，楚郧公钟仪被郑人所俘，献给了晋国，晋人把他囚禁在军府。后来晋景公来军府巡视时，见到戴“南冠”的钟仪，便询问他的出身世职，钟仪回答说自己是“[氵令]人”，并说这是“先人之职官”。杜注：[氵令]人，亦作“伶人”，乐官。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钟建因背过楚昭王妹季芈逃难，楚昭王复国后，季芈要嫁给钟建，楚昭王同意了，任命钟建为乐尹(《左传·定公五年》。)。此外，《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的楚“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乐尹)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国语·楚语上》记楚灵王建筑章华台后，以“台美”而自鸣得意，伍举则认为：“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这里说的“金(钟)、石(磬)、匏(笙)、竹(箫)”是指乐器。《周礼·春官》说：“大师……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张正明认为，伍举列举的“金、石、匏、竹”，“是取八音的头尾来代表八音的全体。看来，春秋时代的楚国是八音俱全的”(张正明《楚文化史》。)。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是河南淅川下寺发掘的春秋时代楚墓出土的钟、磬等乐器文物。其中有编钟4套共52件，包括甬钟、钮钟，石磬3套，每套13件；还出土了一件石质的排箫和琴拨。此外，在湖北当阳曹家岗楚墓中，还出了两件漆瑟(已朽坏)。在八音之中，楚人尤偏爱钟。见于文献记载，楚国以钟为氏的楚乐官有钟仪、钟建和钟子期。钟仪不仅是乐官，还是郧公。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为了与楚国和好，主动释放了他，“使归求成”（《左传·成公九年》)，可见钟仪这位乐官地位突出，举足轻重。钟建娶楚昭王妹，任乐尹，成为王亲贵戚。钟氏地位如此显赫，与楚国视钟为重器有关。如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同上。)，前者是为了削弱楚国的经济实力，后者则企图在政治上动摇楚国的统治，可见楚人是把钟视为王权的象征的。

　　楚人不仅尚钟，而且还长于操琴。如乐师扈子援琴为楚作《穷劫之曲》，震撼了楚昭王的心弘，决心励精图治，振兴楚国(《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荀子·劝学篇》说：“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足见伯牙的琴艺达到了绝妙的境地，而这位琴手也是楚人(《左传》所记以伯为姓的伯州犁，是从晋国逃奔来楚国的，伯牙可能是伯州犁的族人，入楚而为楚人。)。《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了钟子期最赏识伯牙的琴艺，钟子期死，伯牙也破琴绝弦，终身不复操琴的知音传世佳话。今武汉龟山的琴台，就是后人为追念这两位知己的佳话而建造的。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春秋时代，楚国也有文舞、武舞和优舞。桓谭《新论》说：

　　楚灵王信巫祝之道，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而灵王鼓舞自若。

　　楚灵王的这一“鼓舞”，就是文舞。文舞也是一种巫舞，不过楚灵王引进宫室，“躬执羽绂”，以“羽绂”为道具，就显得典雅多了。文舞又称“夏龠”，是源远流长的。武舞，即“象舞”，亦称之为大武之乐。《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万”，舞名，“振万”，大武之乐的别称，即武舞。文夫人斥责其以“习戎备”之舞“而于未亡人之侧”，是一种违背先君惯例的反常之举。可见楚国的武舞，也是源远流长的，与诸夏是一致的。优舞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种戏剧小品表演的艺术形式，楚国在春秋时期亦已出现。《史记·滑稽列传》载，楚庄王时有一位倡优(乐人)，叫孟，擅长于以“谈笑”的技艺进行讽刺批评。楚庄王爱马，“衣以文绣”，“啖以枣脯”，马肥病死，楚庄王要以大夫之礼厚葬，群臣劝阻，竟下令说：“敢以马谏者，罪至死。”唯独优孟不怕，“入殿门，仰天大哭”，尽情讽刺挖苦，使楚庄王顿时清醒过来，仍以普通马对待。令尹孙叔敖死后，其子穷困潦倒，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扮成孙叔敖样子，往见楚庄王，楚庄王大惊，竟以为孙叔敖复生了。优孟于是诉说孙叔敖“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要楚庄王念及孙叔敖这位“廉吏”终生“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的高贵品质，对其后代要妥善安置。楚庄王感动，封孙叔敖子于寝丘。足见当时倡优的表演技艺是很高超的，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人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十章 战国初楚国的内外形势与吴起变法

　　一、战国初期各国形势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尽管各国的变革时间和程度不尽相同，但各国内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间的争夺也更加剧烈，出现了以兼并他国为目的的封建兼并战争。

　　一直与楚国对峙的北方大国晋国，早在春秋中期，“私家”(新兴封建势力)就日益强盛起来，并与旧公族不断地展开斗争。至春秋末，已形成政在家门，权归六卿(赵、魏、韩、智、范和中行氏)的局面。六卿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在各自的领地内，废除了“百步为亩”的井田制，实行新的田亩制和地税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

　　在新旧势力斗争的同时，六卿之间由于政治、经济的差异和矛盾，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继公元前493年赵、韩、魏打败了得到郑、齐等国相助的范氏、中行氏后，于公元前458年赵、韩、魏、智氏联合起来，又灭掉了范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55年，智氏势盛，韩、魏屈服，于是率韩、魏攻赵，围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古城营)三年不下，赵对韩、魏晓以唇亡齿寒之理，于是三卿联合起来，于公元前453年(楚惠王三十六年)灭掉了智氏，三分其地。此后，晋国君反朝于三家之君，晋公室名存实亡，“三家分晋”局面形成，韩、赵、魏实际上已成为三个独立的新兴的封建国家。公元前403年(楚声王五年)，周王室正式册命三晋国君为诸侯。

　　三晋中以魏发展最快，势力最强。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魏文侯即位后，求贤若渴，先后任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以吴起为西河郡守，以乐羊为将，以西门豹为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主要内容为：废除奴隶主官爵世袭制，按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尽地力之教”，发展生产；行“平[入《史记·吴起列传》。）秦国国力有限，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社会关系变革亦不明显。公元前408年(楚简王二十四年)，当魏取秦河西地后，秦简公为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也效法中原各国，实行实物地租，即“初租禾”。随着经济领域变革的成功，新兴封建势力在政治上也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统治。公元前387年，秦惠公卒，子出子即位，年仅二、三岁，其母及宦官当政，国内动荡不安。公元前385年(楚悼王十七年)，秦庶长菌改杀出子及其母，迎立出奔在魏的公子连，是为秦献公。秦献公长期生活在魏，目睹李悝变法的成效，当政后即着手进行政治改革。次年，宣布“止从死”，废除了用人殉葬制度。其后又制定户籍制度和建立县制，并于公元前383年修筑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城，自泾阳(今陕西泾阳西)迁都于此。秦献公的上述改革与都城东移，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加强与边防的巩固，为后来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燕国地处东北，战国中期后才逐步强大起来。江东之越，虽一度北上争霸，但自勾践死后，国势日渐衰弱。其他各国，如郑、宋、鲁等国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国力一直有限。故战国初，各国斗争形势以三晋相联为枢轴，攻秦伐齐逼楚，实际上是春秋时期大国激烈争夺的继续和发展。

　　二、战国初期的楚国

　　战国初期，楚惠王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在对外争夺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公元前473年(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后，勾践称霸诸侯，势盛一时。勾践为了缓解与楚国的关系，主动以淮上地与楚，此则有利于楚国的进一步东向。其后，楚通好于秦，当晋内部斗争激烈、三家分晋和越国渐走下坡路时，公元前447年(楚惠王四十二年)，楚即迅速地灭掉了蔡国。两年后，即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楚又灭掉了杞国(今山东安丘东北)。《史记·楚世家》说：“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自此，楚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公元前432年，楚惠王卒，但国威不减，第二年，即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楚又灭掉了莒国(今山东莒县)(《史记·楚世家》。蒙文通《越史丛考》谓齐先灭莒，楚顷襄王时为楚所灭。）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继承楚昭王事业，利用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内部变动、无力外顾和越国衰败之机，与秦和好，积极向东开拓，使楚国重又复强，以大国强国的地位步入战国的行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惠王不失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又一有作为的国君，他和楚昭王一样，为楚国的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在楚国对外争夺取得重大进展之际，楚国内部问题也积聚很多，日益演成难以克服的弊端。商末周初楚人立国后，仿效中原王朝，实行以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政治体制。王与奴隶主贵族是世袭的，各级官僚也就由这些世袭贵族轮流担任。为保证王权巩固，中央最重要的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令尹、司马，除了在武、文时代有破格录用非王族宗亲人员担任的例子外，一般均由公子(君王子弟)和世家大族担任。楚庄王时既用世家大族，亦用众公子为令尹和司马。此后，这种格局没有政变，一直延续至战国后。这种王室宗亲垄断政治的局面，一方面避免了王权旁落，另一方面也使政治守旧，缺乏进取的锐气。

　　楚人建国后，无论是令尹、司马或担任其他官职的官吏贵族，都以俸禄和“赏田”的形式，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此外，楚国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县邑制。县邑制在性质上与贵族食邑制已有所区别，然而统治县邑的县公拥有临土治民的权力，故亦享有政治、经济的特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贵族大吏权势的增长，春秋末战国初，楚国又兴起了封君制。封君制的特点，一是封地赐田，如《左传·哀公十八年》所记的“封子固于析”的析地，就是子固的封地。显然，这是楚国固有的“封邑”占有形式的继续。二是被封的贵族大吏，又给予以“君”的爵号，“很明显，封君是一种特殊的更为尊荣高贵的爵称”(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当然，封君并非楚国所独有，中原各国也行封君制，但楚国封君时间早、人数多，一开始就对楚国的政局，带来不利的影响。见于古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楚惠王时期的封君除了析君外，还有鲁阳文君、阳城君等数人。析君子国(公孙宁)是楚平王之孙，白公胜夺权失败后就担任了令尹。令尹而被封为“君”，使令尹的权势更加膨胀，经济实力更加雄厚，无疑有碍于楚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楚悼王时，封君更多，权力更大，终演成“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韩非子·和氏》。)的局面。

　　公元前432年(楚惠王五十七年)，楚惠王卒，子仲立，是为楚简王(前431椙?08年)。楚简王在位二十四年，除了即位初凭借楚惠王的声威，北伐灭莒及公元前413年(楚简王十九年)伐魏、攻至上洛(《竹书纪年》。)(今陕西洛南)外，别无建树。公元前408年(楚简王二十四年)，楚简王卒，子当立，是为楚声王(前407椙?02年)。楚声王在位仅六年，即为“盗”所杀(《史记·楚世家》。）一个国王为“盗”所杀，这在楚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例，显然是一起严重事件。由于史料缺乏，楚声王为何被“盗”杀死，无从获知，但既为“盗”杀，证明其时楚国社会动乱，楚国人民不堪忍受压迫剥削，只得挺而走险，起来展开反抗斗争。在统治阶级眼里，“盗”与民是同一概念，民即“盗”，“盗”亦即民，就是指起来造反的国人和庶民。联系公元前506年楚昭王仓皇出逃，途中被“盗”所攻击的史实来看，两起历史事件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在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背景下发生的，故楚声王被杀，是楚国积弊日深的直接反映。从中可见，战国后，楚国明显具有呈升沉双向发展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昭、惠王时期的复兴，楚国对外争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另一方面，楚国长期实行王室宗亲专政，“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与激化。

　　就在楚简、声王两代无所作为时，三晋竞相改革、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田氏夺权成功、秦国亦始实行“初租禾”，正朝气勃勃，力图向外扩张兼并，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这点看，楚国是落后了，故当公元前401年楚悼王即位后，就面临着内部危机四伏、外部各国虎视眈眈的现实，不得不作出历史的决择。楚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改革棗吴起变法，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三、吴起变法

　　公元前401年，楚声王子类立，是为楚悼王(前401-?81年)。其时，由于各国竞相改革成功，重又开始激烈的争夺。这时的争夺与春秋时期的争夺已明显不同，过去是争夺与国，旨在立威定霸；现在则是争城略地，吞并他国，具有新的封建兼并战争性质。

　　入战国后，魏国崛起，与秦争战不止。公元前408年，魏尽占秦河西地，秦退守洛水。魏败秦后，三晋解除了后顾之忧，即转向中原，首先集中力量打击齐国。公元前405年(楚声王三年)，田氏内乱，三晋乘机攻齐，大败齐军于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第二年，三晋乘胜进击，攻入齐长城(自今山东肥城西北，东至琅邪入海)，三晋声威大振。

　　齐国失败，三晋与楚国的矛盾骤然尖锐了起来，楚国短暂的宁静局面宣告结束。公元前400年(楚悼王二年)，楚抢先一步，与韩、魏争夺郑国地，三晋立即联合起来反击，攻楚至乘丘(今山东巨野西南)而还。楚国为了摆脱被动地位，接着连年攻周攻郑攻韩，为缓和与郑国矛盾，还主动归榆关(今河南中牟南)给郑，郑国也杀其相驷子阳以悦楚(《史记·郑世家》。）公元前393年(楚悼王九年)，魏为打击楚国，先攻郑，并筑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城。楚不示弱，亦于同年攻韩，夺取原郑国的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史记·楚世家》。公元前394年，郑之负黍叛郑，重归韩，故楚伐韩，取负黍。）过两年，即公元前391年(楚悼王十一年)，三晋联军大举攻楚，连败楚军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榆关，魏并攻取了大梁。楚国势孤害怕，只得“厚赂秦”(《史记·楚世家》。，向秦国求援，三晋才停止了攻击。接着，秦出兵攻韩国的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取六邑，有力地支援了楚国。

　　三晋见楚、秦合作，转而又与齐结好。公元前387年(楚悼王十五年)，魏武侯主动帮助齐田和谋求诸侯，齐与三晋结怨暂时得到消解。此后，魏、秦争夺进一步激烈，赵徙都邯郸，韩则全力攻打宋、郑，严重地威胁着楚国。

　　国外形势严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迫使楚悼王不得不寻找出路，以摆脱困境。正在此危殆之际，在魏国协助李悝改革、抗秦有功的吴起来到了楚国。楚悼王早就听说吴起能干，所以吴起一来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史记·吴起列传》。）吴起(?椙?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他年青时在外游学求仕不遂，却耗尽家产，为乡邻人所讥笑。吴起一怒之下，杀讥笑者三十多人，逃出了卫国，来到了鲁国，拜曾参为师，学习儒学。几年后，吴起母亲病逝，吴起以为自己尚未得仕，没有回去奔丧，曾参不悦，与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于是改学兵法，在鲁国担任大夫。齐人伐鲁，吴起为求得鲁国国君的信任，“杀妻求将”，领兵打败了齐国，初露锋芒。然鲁君不信任他，反而把他辞退了，吴起闻魏文侯贤明，李悝又在魏国主持变法，便来到了魏国。

　　吴起到魏国后,受到魏文侯的器重,“立为大将，守西河”(《吴子·图国》)。

　　又与李悝等人一道，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尤其在军事改革与实践方面，成就突出。他对士兵考核严格，训练有方，创立了“武卒制”(根据不同士兵的特点编制训练、作战，以提高军队战斗力)；他“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史记·吴起列传》)，著《吴起兵法》四十八篇(原书失传。后人将断简残篇编成《吴子》六篇，此书虽非原著，却也保存了吴起的光辉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齐名，故“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汉书·刑法志》。）吴起思想丰富，兼采儒、兵、法各家。他认为为政之道，应“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图国》)，故在内，做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史记·吴起列传》)，对外，使秦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同上)，对魏国的勃兴是有贡献的。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卒，魏武侯继位。约在公元前390年(魏武侯六年，楚悼王十二年)左右，吴起受到大臣王错排挤，被迫奔楚。由于吴起在魏国政绩卓著，军功赫赫，所以一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防御韩、魏。一年以后，晋升为今尹，主持变法。

　　吴起在楚国期间，注意调查研究，对楚国国情了解至深，故其变法措施，切中时弊，干净利落。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法审令”(同上)，实行法治。吴起总结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经验，深知法治的重要性，故他在变法中制定法令，公布于众。为确立法治的权威性，吴起还采取“倚车辕”(《韩非子·内储》。)的办法，即立一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为使思想认识和舆论一致，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这些措施，都有力地贯彻了“明法审令”的精神，在楚国臣民中增强了“废其故而易其常”(《说苑·指武》。必要性的认识，有利于变法的进行。

　　(二)减爵禄，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淮南子·泰族训》说：“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说苑·指武》说：“(吴起)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实行均其爵、平其禄政策，对立有军功和其他有功人员则授予爵禄，以解决分配不公，提高将士和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性。在此同时，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即解决“封君太众”的问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吴起列传》。）(三)“卑减大臣之威重”(《史记·蔡泽列传》)，整顿吏治。吴起认为，“大臣太重”与“封君太众”是楚国政治两大弊端，故在废除贵族特权的同时，又削弱大臣威权，“禁明党以励百姓”(同上)，禁止大吏结党营私，奖励百官尽忠守职，不超越所规定的权力。

　　在此同时，吴起还着手整顿吏治。一是“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战国策·秦策三》)，杜绝权门请托之风，廓清吏治；二是“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战国策·秦策三》。)，要求官吏公私分明，言行端正，不计较个人得失，立志为变法的新兴政权效力。三是“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同上)，裁减冗官，选贤任能，罢除无能无用之辈。显然，这些措施，不仅使吏治得到了整顿，而且对权贵大臣也是一种束缚，有利于削弱权豪的威势。

　　(四)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据《吕氏春秋·贵卒》载，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臣不得而为也。”楚悼王果断地支持吴起，“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另一方面改变了原来贵族把人口集中在地少人多地区的局面，有助于对荒蛮的边境地区的开发，促进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吴起变法，“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史记·吴起列传》)，以“争利于天下”(《说苑·指武》。，所以在变法中，“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史记·蔡泽列传》)，即注意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禁止丁民游手好闲，不务耕作。在此同时，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以保证军队得到给养，加强训练。

　　(六)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吕氏春秋·义赏》)，提高了筑城工程的质量，加强了郢都的建设。

　　吴起变法是在楚悼王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而楚悼王是在其父楚声王被“盗”杀后，由楚国“国人”所立，故其政权已具有新兴的封建性质。吴起来自魏国，其变法措施也如同魏国李悝变法，因而吴起变法，实际上是在新兴政权主持下的一次具有封建性质的改革。正因此，所以变法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吴起变法，均爵平禄，“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说苑·指武》)，主要是针对着旧贵族来的，故旧贵族“皆甚若之”(《史记·吴起列传》)，说明吴起变法切中楚国时弊，对旧贵族、旧势力的打击是极其有力的。同时，吴起又注意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令旧贵族迁往人稀地广的地区(当然也带去了劳动人手)，开荒生产，显然这都是有利于楚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自耕农的成长的，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这对楚国社会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对稍后楚宣、威王统治时期的强盛，是有直接影响的。

　　其次，它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在对外关系中，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引起了各国的惊恐。当时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的三晋，随着争夺土地的激烈进行，它们之间的裂痕也逐渐加深。公元前383年(楚悼王十九年)，赵筑刚平(今河南清丰西南)，大举攻卫，卫国不支，向魏求援。魏武侯出兵救卫，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赵又围卫，卫又向魏求援，魏于是出兵攻赵，夺得赵地刚平，进而攻至赵邑中牟(今河南灵壁西)，取赵河东地。赵国惊恐，只得向楚国求救。楚悼王毫不犹豫，立即出兵救赵，与魏军“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河”(《战国策·齐策五》)，兵锋直抵黄河两岸。赵乘机反攻，取魏棘蒲(今河北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北)。楚、赵大胜，楚国声威大振。

　　《史记·吴起列传》说，吴起变法，“要在强兵”，“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南平百越”，当即指对南方用兵，取得了胜利。“北并陈，蔡”，当指陈、蔡残余势力，并非指楚惠王时已经灭掉的陈、蔡两国。“却三晋”，即指上述援赵败魏之事，三晋相联局面瓦解，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三晋对楚国的威胁。“西伐秦”，不见于古文献具体记载，变法期间，楚、秦相安无事，当秦亦畏楚强，续续结好。“诸侯患楚之强”，楚国一扫过去贫弱局面，击败当时列强之首魏国，饮马黄河，有复重振昔日楚庄王称霸中原之势，故中原各国感到害怕。

　　其三，继续兼并和扩张，进一步开拓了楚国的疆域。除了“北并陈、蔡”外，主要是向南兼并开拓。《史记·吴起列传》谓“南平百越”，《战国策·秦策三》谓“南收杨越”，都说的是向南扩展。《后汉书·南蛮传》说：“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当指今洞庭湖一带；苍梧，则在今南岭一带，自洞庭以南至此，恰是古百越居住之地，进一步明确了《史记》、《战国策》的说法。从此，岭南各地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

　　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又朝气蓬地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时，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不幸病逝。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蓄谋杀害吴起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有的古文献还说吴起被射杀后，又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肢解”或“车裂”(《史记·吴起列传》等说被旧贵族射死。《战国策·秦策》等说吴起被肢解；《淮南子·缪称》等说吴起被车裂。郭沫若据此认为吴起被射杀后，又遭肢解，而肢解时则用车裂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吕氏春秋·贵卒》说：“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悼王儿子楚肃王即位后，按其法，“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吴起列传》。）对畏罪逃亡到国外的阳城君，亦被“收其国”(《吕氏春秋·上德》。）吴起虽死，旧贵族旧势力也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打击。吴起变法，切中时弊，完全符合楚国国情。由于楚悼王不幸早逝，吴起也就失去了坚强的靠山。旧贵族旧势力在变法中虽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变法时间毕竟不长，变法的成果并未完全巩固下来，所以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也就夭折了。此后，楚国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直至灭亡。“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统治时期楚国的鼎盛

　　一、战国中前期各国的激烈争夺与楚国的息民自重方针

　　楚悼王卒后，由其子臧立，是为楚肃王(前380-370年)。楚肃王在位十一年，因为吴起变法失败，七十余家宗亲权贵遭到诛戮，楚国一时空虚，政局显然也动荡不安。楚肃王为了稳定统治，对外妥协退让，未主动出击。如公元前377年(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今湖北松滋)，楚被迫筑扦关(今湖北宜昌市西)，进行防御(《史记·楚世家》。

　　公元前375年(楚肃王六年)，魏攻楚，战于榆关(今河南中牟西南)，韩国乘机而攻灭郑国，并迁都至郑(今河南新郑)(《史记·韩世家》。）郑自春秋以来，一直是楚国北上争霸的中间地带，对楚国来说，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楚肃王无能为力，历来曾是自己的与国，就这样轻易地被韩国灭亡了。公元前371年(楚肃王十年)，魏又攻楚，取鲁阳(今河南鲁山)，魏国势力伸入到楚国方城北，楚肃王仍未反击。可见，楚肃王对外是极其谨慎的，采取了休兵息民的政策。

　　公元前370年(楚肃王十一年)，楚肃王卒，由其弟熊良夫继位，是为楚宣王(前369-340年)。楚宣王卒，子熊商立，是为楚威王(前339-329年)。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各国内部改革持续进行，对外“广辟土地，著税伪财”(《墨子·公孟》)，兼并战争激烈，形势也更加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楚宣、威王一方面坚持休兵息民，保持实力，不轻易出击；另一方面则洞察形势，抓住有利时机，也大力加入兼并战争的行列，攻城略地，开拓疆域，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出现了最强盛的局面。

　　战国初，三晋配合，向外争夺扩张，势盛一时，其中尤以魏国最为强大，夺取的土地也最多，出现了魏独霸中原之势。其后，随着各自图谋本身扩张，三晋同盟也就瓦解了。如公元前381年，赵与楚联合，大败魏军，魏、赵关系破裂。公元前370年(楚肃王十一年)，魏武侯卒，公子莹与公中缓争立，魏国内乱。第二年，公中缓奔赵，赵、韩联合出兵干涉。赵国企图杀公子莹，立公子缓，割取魏地；韩国则企图使“魏分为二”以弱魏。因两国意见不合，韩、赵先后退兵，公子莹遂立，是为魏惠王。接着，韩、赵与魏之间不断争战，三晋分裂进一步加深。

　　三国同盟瓦解，魏国陷于孤立，发展一时受挫。这时，西面的秦国和东面的齐国也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了，魏与秦、齐的矛盾因而也就骤然突出尖锐化，和楚之间的矛盾则相对缓和了。秦自秦献公进行了一些改革后，国力日强，开始向中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如公元前366年(楚宣王四年)，秦败韩、魏军队于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公元前364年(楚宣王六年)，秦又攻魏，大败魏军于石门(今陕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由于赵国来救，秦军才退。当时各国震动，周天子(周显王)专此致贺，秦献公称伯。第二年，秦又攻魏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公元前362年(楚宣王八年)，魏相公叔座大败韩、赵军队于浍水(今山西曲沃东)北岸，擒赵将乐祚，攻取赵地皮牟(今山西翼城东北)等地，威逼赵都邯郸。秦献公乘机派庶长国攻魏，在少梁大败魏军，生擒公叔痤，攻取了庞城(即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魏虽然战胜了韩、赵联军，却被秦军打得大败。这一年，秦献公卒，秦孝公立。秦孝公决心继承秦献公事业，发愤图强。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国力进一步强盛起来。

　　魏国原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受韩、赵、秦包围，现又新败于秦，次年，即公元前361年(楚宣王九年)，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魏国何时迁都大梁，说法不一。此从《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古本《竹书纪年》。)]。魏惠王迁新都后，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继续魏文、武侯事业，魏国仍为中原强国。

　　齐国自田氏取得政权后，国家相对稳定。公元前357年(楚宣王十三年)，齐桓公田午卒，子因齐立，是为齐威王。齐威王任邹忌为相，进行政治改革，选拔人才，“齐国大治”《史记·田世家》。)]，国力也强大起来了。这样，随着秦、齐的强盛，魏与秦、齐的关系必然紧张起来，并进而发生激烈的争战。

　　公元前354年(楚宣王十六年)，赵又攻卫，迫卫朝赵。卫原朝魏，魏即出兵救卫攻赵，进围邯郸。秦乘机举兵攻魏，在元里(今陕西澄成东南)斩首七千，攻取了少梁。接着，秦又攻韩，占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北)、山氏(今河南新郑东北)，并在此筑城。秦国的势力已伸入到韩、魏交界处。第二年，魏仍围邯郸不去，赵只得向齐、楚两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孙膑率兵往救。田忌用孙膑策，进军大梁。魏军被迫回救大梁，与齐战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魏大败，魏将庞涓被俘。此即著名的“桂陵之战”(又称“围魏救赵”之战)。这一战役的胜利，与当时楚国出兵救赵，对魏国构成威胁是分不开的。

　　魏国受到西秦、东齐的打击，一时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它对楚国采取妥协政策，并未反击，然后集中力量对付齐国，并攻占了赵都邯郸。公元前352年(楚宣王十八年)，齐联合宋、卫攻围襄陵(今河南睢县)，魏惠王以韩国军队击败了齐等三国联军，齐国无奈，只得请楚将景舍出来调停，与魏国和解(《水经·淮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次年，魏又归还赵都邯郸，迫赵盟于漳水之上，强迫泗上宋、鲁等十二诸侯国来朝。

　　魏与齐、赵媾和结盟后，即全力西向击秦。公元前350年(楚宣王二十年)，魏举兵攻秦，围定阳(今陕西延安东)，迫使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惠王相会和好。

　　魏惠王与齐、赵、秦修好，声势盛极一时，“乘夏车，称夏王”(《战国策·秦策四》。)]，俨然以天子自居。公元前346年(楚宣王二十四年)，魏会韩攻楚，取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公元前344年(楚宣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召集宋、卫、鲁等国会于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秦亦派公子少官与会。会后，魏领诸侯朝见周天子。

　　逢泽之会是魏惠王称霸之举，会后即出兵攻伐未与会的韩国(据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第2版)考订，逢泽之会是魏国使用压力召开的，故遭到韩国等大国的抵制。参见《战国策·韩策三》、《韩非子·说林上》。)。公元前342年(楚宣王二十八年)，魏又攻韩，韩败，向齐求救。齐以田忌、田婴为将，以孙膑为军师，攻魏救韩。魏以太子申、庞涓为将，率十万众迎战。孙膑用“减灶诱敌”之计，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诱魏军至马陵(今山东范阳西南)，遭到齐军伏击，魏军大败，太子申被俘，庞涓自刎(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庞涓被擒，可能后被齐释放回魏国，再度为将，故参与马陵之战，失败自刎。参见杨宽《战国史》。)。从此，魏国转衰。第二年，齐、秦、赵乘魏之败，分别攻魏之东、西、北鄙，魏对秦反攻，又败绩。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秦派卫鞅率兵攻魏，魏使公子迎战，结果被卫鞅诱执，魏国又一次大败。魏惠王只得献部分河西地与秦请和。卫鞅因功被封于商(原名邬，改名为商，今陕西商县商洛镇)，故称卫鞅为商鞅(商君)。

　　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元年)，秦又攻魏，败魏于岸门(今山西河津南)，魏将魏错被俘。次年，秦孝公卒，商鞅被害，然商君虽死，秦法未败，初立的秦惠文王仍派兵攻魏，进围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

　　自战国初期魏国独霸中原至战国中前期魏国由强而衰的一百多年中，逐渐形成七强并立的局面。七强中，除燕国地处赵国东北，插足中原争战不多外，三晋间及三晋与齐、秦之间的矛盾与争夺，一直极其尖锐复杂。其中先强之魏与后来日强的齐、秦的争战尤为激烈。举足轻重的楚国，面临如此复杂形势，始终持郑重稳妥方针，实行积极的休兵息民策略，既不轻率出动，又伺机进击，显示出一个大国强国十分稳重的态势，这也正是楚宣、威王的精明老练之处。《战国策·魏策二》记魏因在马陵之战中为齐败，魏惠王要举兵报复，魏相惠施不同意，说：

　　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谓也。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罢齐，则必为楚禽矣。是王以楚毁齐也。

　　这里说的“休楚”，即指楚在内息民，对外休兵，保持实力，伺机出击。这里说的“以楚毁齐”，说明楚国强盛，举足轻重。楚国一直是一个大国强国，吴起变法时又强化了军队，并非无力量出击。当时中原各国对楚国是极其重视的，“好用兵而甚务名，终为齐患者，必楚也”(《战国策·魏策二》)，除了魏国偶而来犯外，一般都不敢对楚国轻举妄动。所以惠施所谓“休楚”与“以楚毁齐”，是很符合楚国当时实际的，反映了楚国自楚肃王以来，一直采取休兵自重和伺机进取的策略，保持了一个大国强国的地位。

　　二、出兵救赵，取魏睢、[氵岁]之间地

　　公元前361年(楚宣王九年)，魏国迁都大梁后，战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魏为了在中原地区扫除障碍，扩大地盘，对韩、赵施加压力，不断调整交换土地，终使自己在中原的大片土地连成一块，增强了国力。同时又与各国频繁相会，以调整关系，扩大影响。如就在迁都这一年，魏惠王与韩昭侯在巫沙(今河南荥阳北)相会。四年后，即公元前357年，魏围韩宅阳(今河南郑州北)，迫使韩昭侯与魏惠王又在巫沙结盟。公元前358、357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先后两次在葛孽(今河北肥乡西南)、[高阝](今河北高邑东南)相会。这样，公元前356年(楚宣王十四年)，迫于魏国的压力，鲁、宋、卫、韩等国国君均入魏朝见魏惠王。第二年，魏惠王入齐，与齐威王相会，并同猎于郊。在相会时，两人论宝，齐威王以得力大臣为宝，使魏惠王不快而去(《史记·田世家》。

　　同年，魏惠王又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东)相会。在此同时，其他国君也相互会见。如公元前356年，赵成侯与燕文公会于阿(今河北高阳北)；赵、齐、宋等国国君相会于平陆(今山东汶上北)。各国国君如此频繁相会，说明当时形势严峻，魏等大国纷纷拉拢与国，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魏国此时固然仍保持头号强国地位，但秦国商鞅正在进行首次变法，齐威王任邹忌为相亦开始改革，齐、秦实力亦正强，故魏、齐、秦之间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楚国君臣面对这一现实，冷静观察，相机行事，并非无所作为。如公元前358年(楚宣王十二年)，楚攻魏，决河水灌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之外。第二年，楚迎女于秦，与秦保持传统的姻亲关系，对中原诸国频繁的易地活动与相会，楚国则未介入。

　　前已提到，公元前354年(楚宣王十六年)，魏攻赵，进围邯郸，形势严重，赵向齐、楚同时求救。对此，楚国君臣专门作了讨论，商议对策。《战国策·楚策一》作了如下记载：

　　邯郸之战，昭奚恤(令尹)谓楚王(楚宣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赵也，恐楚之攻其后。今不救赵，赵有亡形，而魏无楚忧，是楚、魏共赵也，割必深矣。何以两弊也?且魏今兵以深割赵，赵见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己也，必与魏合而以谋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

　　从这段记载看，楚国君臣对当时各国纷争形势是很了解的，如何应付，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昭奚恤意见是不出兵，让魏、赵相并，两败俱伤，达到“两弊”目的。景舍意见是想使魏、赵“两弊”，必须“破魏”。但“破魏”的策略是自己少出兵，让赵、魏相拼而“相弊”，然后利用齐、秦力量去破魏。因此，两人意见虽有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保持自己的实力，削弱魏国。这一策略，充分体现了自楚肃王以来楚国实行的休兵息民与伺机进取的策略思想。

　　楚宣王采纳了景舍的意见，派景舍起兵救赵。景舍按既定策略，“少出兵”，所以邯郸仍为魏所攻破。景舍则乘机夺取了魏国的睢水、[氵岁]水之间的地区(《战国策·楚策一》。）次年，即公元前352年(楚宣王十八年)，魏虽在桂陵之战中失败，这时却以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齐、宋、卫联军。齐国只得请恰在前线的景舍出面调解，使齐、魏战争结束(《水经·淮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楚国既夺取了魏国的土地，又救赵助齐，与赵、齐结好，魏国则不敢得罪楚国，在关键时刻，同意景舍出面为齐、魏调解。在魏、齐、赵争战中，楚国举足轻重，获利最多，堪称“强国”(《史记·秦本纪》。）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宣王一次曾问群臣，北方诸国为什么那样惧怕昭奚恤，江一回答说：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从中可见楚国当时君臣团结，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为中原各国所畏惧。楚宣王、昭奚恤、景舍等对当时楚国的恢复与强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显然，这是楚国自吴起变法失败后，楚肃、宣王坚持奉行休兵自重的策略所取得的。

　　三、破齐泗水之上，“临天下诸侯”

　　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楚宣王卒，子楚威王立。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威王曾向莫敖子华问道：

　　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功，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

　　又记他自谓：

　　寡人[臣人不安席，食不甘味，必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

　　可见他在战国激烈争战中，关心国家存亡，力争把国家治理好。

　　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中，魏国大败，接着又为秦败，齐、秦、赵又不断来攻，处境日蹙。魏国屡次为齐国所败，所以魏惠王视齐国为最大仇敌，每每想以倾国之兵去进行报复。魏相惠施则主张“以魏合于齐、楚以案(按)兵”(《战国策·魏策一》。）不过，惠施的讨好于齐、楚，是包藏祸心的，并非真正要与齐、楚和平，而是企图挑起齐、楚间的冲突，利用楚国去打击齐国，即所谓“变服折节而朝齐”，激怒楚威王，达到“以楚毁齐”(《战国策·魏策二》。)的目的。

　　另据《战国策·魏策一》载，魏人犀首(公孙衍)亦对魏惠王进言道：“何不阳与齐而阴结于楚?二国恃王，齐、楚必战。齐战胜楚，而与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战胜齐败，而与乘之，是太子之仇报矣。”公孙衍与惠施意见不谋而合，充分说明当时魏国空虚，对东境的敌国齐国无力报复。在这种情况下，魏惠王果然依靠刚任齐相田婴的关系，于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六年)至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朝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史称“会徐州相王”。

　　“徐州相王”，是战国中前期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魏国的霸主地位已经丧失，从此战国时代的封建兼并战争已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魏、齐“相王”(相互承认为王)而“卑秦、楚”，不仅楚、秦等大国不满，其他国家也深感不安。楚威王对此愤怒已极，“寝不寐，食不饱”，第二年，即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即亲领大军伐齐，与齐将申缚遇于泗水之上，进围徐州，大败申缚。赵、燕两国也乘机分别出兵攻打齐国(《战国策·秦策四》。，此即“徐州之战”(《战国策·齐策一》。）楚威王打败了齐国，因齐相田婴参与了“徐州相王”的策划，便逼迫齐国驱逐田婴。田婴恐慌，齐臣张丑在楚威王面前伪称如驱逐田婴，则必用田盼子，这对楚国是不利的，楚威王才没有逼迫齐国驱逐田婴(同上。

　　鲁、宋事楚而齐不事者，齐大而鲁、宋小。王独利鲁、宋之小，不恶齐大何也?夫齐削地而封田婴是其所以弱也。愿勿止。”(同上。)

　　楚威王觉得有理，才未阻止。原战胜“万乘之魏”(《战国策·魏策二》。)的齐国，类似相国的去留，现在竟要听命于楚。《楚国策·秦策四》记策士语：

　　齐战败不胜，谋则不得，使陈毛释剑[扌取]，委南听罪，西说赵，北说燕，内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齐释。……郢(楚)为强，临天下诸侯。

　　从“徐州相王”至“徐州之战”，表面上看来，是惠施谋划的成功，实际上是为楚威王提供了良机，取得了败齐弱魏，插足中原的胜利。这样，楚国的势力，从睢、[氵岁]之间至泗水之上，楚威王的声望，煊赫一时。

　　四、西拓巴蜀，东收吴越

　　巴、蜀同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国。巴，主要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历来与楚国交往频繁。蜀，主要分布在今四川中部及偏西一带。战国后蜀强巴弱，巴从属于蜀。公元前387年(楚悼王十五年)，蜀攻秦，取南郑(今陕西汉中)，同年，秦反攻，又夺回南郑。吴起变法时及其后，楚国注意向西南发展，与蜀亦发生冲突。如公元前377年(楚肃王四年)，蜀攻楚，取兹方，楚被迫筑扦关防御。可见蜀国其时势力强盛，敢于与秦、楚对抗。据《水经注·沔水上》载，约在周显王时期，也即秦献公、楚宣王时期，秦集中力量东向，蜀就乘机占领了褒汉之地。楚宣王为扩展地域，亦乘秦、魏激战之机，沿汉水西上，褒汉之地旋即为楚所有。巴、蜀真空，楚国势力遂伸入到巴蜀地区，故《淮南子·兵略》说楚域“西包巴、蜀”。《史记·秦本纪》说：

　　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其时在秦献公卒、秦孝公立之际，亦即楚宣王统治已趋稳定时期。由此可见，楚宣、威王直至楚怀王时，巴、蜀及汉中、黔中地区，实为楚国所占有。

　　入战国后，越与楚、晋、齐、秦等并为当时大国。公元前468年(楚惠王二十一年，越王勾践二十九年)，越自吴(今江苏苏州市)徙都琅(今山东胶南琅台西北)后，北与齐、鲁及泗水各国相接，东临海，西邻楚，南与百越相接，其疆域的广阔，仅次于楚国。

　　楚国吴起变法及其后，注意向南发展，北境争夺又日趋激烈，越国于公元前379年(楚肃王二年，越王翳三十三年)，又将都城迁回吴。公元前342年，越王无疆即位后，国势一时炽盛，兴师伐齐攻楚，“与中国争强”(《史记·越世家》。)]。公元前33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后，齐、楚矛盾表面化，越乘机举兵攻齐。齐国为了把祸水泼向楚国，便派人前往越国游说，于是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徐州之战的同时，又发生了越、楚之战。关于这次战争的起因与结果，《史记·越世家》作了详细的记载：

　　……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复仇、庞、长沙(三邑)，楚之粟也；竞泽陵(竞陵泽，邑名)，楚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臣(齐使者)闻之，图王不王，其敞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从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据此可见，在楚国有力的打击下，越国已亡，吴越之地尽为楚国所占有。越族后裔，或为王，或为君，散布在包括原琅等沿海各地，各不相属，均臣服于楚(何时灭越，除文中所引《史记·越世家》的记载外，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战国策·楚策一》和《史记·甘茂列传》等载灭越在楚怀王时。陈梦家《六国纪年表考证》谓“楚威王灭越之说不可据”；杨宽《战国史》第八章注云：“楚的灭越，必在楚怀王二十三年或稍前。”蒙文通《越史丛考·越人迁徙考》谓越于公元前222年为秦灭。）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励精图治，对外利用矛盾，伺机出击，使楚国在战国中前期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战国策·楚策一》记策士说楚威王语：

　　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句阝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

　　此虽系策士游说之辞，但却符合楚宣威盛世的实际。楚宣王和楚威王不愧是战国时代继楚悼王之后最有作为的两位国君。这一点。

第十二章 战国中后期楚国的逐步衰落

　　一、纵、横活动的产生与楚怀王为纵长的“五国伐秦”

　　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后，魏国削弱，秦、齐两国不断强大起来，这样就和原来一直强盛的楚国，形成三强并立对峙之势。魏惠王为了摆脱困境，采取“以魏合乎齐、楚以按兵”和“变服折节而朝齐”策略，不仅受到楚、赵、燕的打击，而且还受到秦的猛烈进攻。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秦惠文王以魏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人公孙衍(犀首)为大良造，次年，魏为讨好秦，主动把阴晋献给秦国，秦更名为宁秦，取得了东进的战略要地。公元前331年(楚威王九年)，秦公子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次年，秦继续攻魏，魏国不支，被迫割河西地与秦。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十一年)，楚威王卒，子熊槐立，是为楚怀王(前328-299年)。魏闻楚丧，乘机攻楚，取陉山(今河南漯河东)(《史记·楚世家》。）这一年，魏人张仪入秦，旋即任为相；公孙衍则自秦赴魏，魏任为将。张仪任秦相后，一方面仍继续打击魏国，另一方面又利用魏国处境困难的局面，采取连横策略，以诱迫魏国就范。公元前328年(楚怀王元年)，张仪遣公子桑攻魏，取蒲阳(今山西隰县)，继而又归还魏国，接着，遣公子繇到魏国作“人质”，表示亲善。张仪在进行了一打一拉后，便亲往魏国，对魏惠王说：“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于秦。”(《史记·张仪列传》。魏国只得把上郡十五县(包括少梁)献给秦国。在此同时，秦发兵攻赵，杀其将取其地，以威慑中原诸国。次年，秦更名少梁为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又把以前所占的焦、曲沃归还给魏国。秦在获取魏之河西、上郡等地后，声威大振，公元前325年(楚怀王四年)，秦惠文王也就正式称王了。

　　魏国面临秦国的威胁，竭力拉拢韩、赵，企图恢复三晋同盟，与秦对抗。在秦惠文王正式称王后不久，魏惠王就与韩宣惠王在巫沙(今河南荥阳北)会晤，并尊韩宣惠王为王(原称侯)《史记·秦本纪》、《竹书纪年》。详见杨宽《战国史》第八章注。）接着，韩宣惠王朝魏，魏惠王偕韩宣惠王携太子同去朝赵。三晋的如此频繁接触，首先引起旁边齐国的不安。齐威王当年就出兵攻打赵、韩，并大败赵、韩两国军队。次年，秦相张仪亦率兵攻魏，取陕(今河南三门峡市)，并在上郡筑塞。魏惠王、韩宣惠王与齐威王则在平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会晤，准备与秦对抗。秦国除了在军事上主动进击外，也继续在外交上采取连横活动，就在魏、韩、齐相会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六年)，秦相张仪也和齐、楚大臣在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相会，拉拢齐、楚，迫使魏向秦屈服。

　　针对张仪的连横活动，魏将公孙衍亦推行合纵的策略，于同年发起魏、韩、赵、燕、中山等“五国相王”(《战国策·中山策》)，以与秦、楚、齐对抗。齐国不承认中山国称王资格，几乎引起争战。楚怀王为迫使魏向楚臣服(据《战国策·魏策二》与《战国策·韩策二》载，魏国原以太子鸣(即魏襄王)为质于齐，使公子高为质于楚。楚为送立公子高为太子，即起兵伐魏)，派柱国(大司马)昭阳率军攻魏，破襄陵(今河南睢县)，取八邑，获大胜。接着，移兵攻齐，齐威王忧虑，这时，恰逢陈轸为秦使齐，见齐有难，就去见昭阳。陈轸以“画蛇添足”为喻，说昭阳破魏杀将，已立大功，如攻齐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史记·楚世家》。)。昭阳接受了陈轸的劝告，便没有攻打齐国。楚怀王的这次北伐之举，充分显示了楚国的军事实力，在诸国关系中仍举足轻重，故为秦和东方各国所重视。

　　“五国相王”，影响不大。公元前322年(楚怀王七年)，魏惠王、齐威王又在甄(今山东鄄城北)相会，以加强魏、齐关系。秦惠文王则免去张仪秦相之职，使其奔魏。魏惠王以惠施“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的策略无效，便转而采用张仪的“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战国策·魏策一》。)的策略，以张仪为相，逐走了惠施。而张仪的真正用意在于使魏率先臣服秦国，然后使其他各国仿效。魏惠王明白后，当然不肯听从。秦惠文王于是立即举兵攻魏，攻占了魏地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用武力配合张仪推行的连横策略活动。魏、韩害怕，不久就派太子朝秦。

　　张仪的连横策略，对魏及其他关东诸国构成了严重危胁，为诸国所普遍关注。公元前320年、319年，齐威王、魏惠王先后去世，秦又西攻义渠(西戎)东攻韩，咄咄逼人，在这种情况下，魏将公孙衍(犀首)倡导实行合纵之策，以对抗强秦。据《战国策·魏策一》载，燕、赵、齐、楚、韩等国都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魏国也同意了，“犀首遂主天下事，复相魏”。魏国于是逐退张仪回秦，惠施又回到了魏国。这样，合纵的形势形成了。义渠之君亦曾来到魏国，公孙衍对他说：

　　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火芮](毁坏)获君之国；中国为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敝/巾]，而事君之国也。(《战国策·秦策二》。)

　　这是公孙衍联合义渠夹击秦之谋，亦属合纵的战略活动。

　　公元前318年(楚怀王十一年)，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五国伐秦”是流行说法，据《战国策·魏策一》载，参加合纵抗秦的是魏、燕、赵、韩、齐、楚等六国。《史记·楚世家》亦载“山东六国共攻秦”。《战国策》的《秦策二》、《楚策三》和《史记·六国年表》、《史记·秦本纪》等说是五国(具体国家亦说法不一)。罗运环《〈史记·楚世家〉怀王十一年史事考证》(《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此作了详尽考证，认为“六国伐秦”较切合史实。)共同伐秦，由于楚国实力最强，各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进行全面协调行动。秦军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北)迎战，五国军队一接触就败退了。义渠听说五国伐秦，果然起兵袭秦，大败秦军于李帛之下。

　　楚怀王作为纵约长，开始态度是积极的，如《秦诅楚文》说：

　　楚王熊相(槐)……倍(背)十八世之诅盟，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

　　秦对楚怀王也确实是很恼火的。但是随着战争失利，作为实际上主事之国的魏、楚却急着求和(《战国策·楚策三))，终于导致人心涣散，五国伐秦也就彻底失败了。次年，即公元前317年(楚怀王十二年)，秦派庶长樗里疾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打败三晋军队，虏韩将鲠、申差，斩首八万。齐为与秦争雄，亦出兵攻打魏、赵，在观泽(今河南清丰南)打败魏、赵军队。同年，张仪重又回到秦国任相。至此，公孙衍的合纵活动宣告破产。举足轻重的楚国，因楚怀王、昭阳君臣在关键时刻未带领关东诸国坚决抗秦，初战失利后又急着求和，不仅使这次合纵活动流于破产，而且对楚国今后的争夺，也带来消极的影响。

　　二、纵、横活动的新形势与屈原政治革新的失败

　　“五国伐秦”失败，张仪复为秦相，当时战国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秦国打败了关东诸国后，便把兵锋转向巴蜀，以巩固后方、开辟新的战略要地。公元前316年(楚怀王十三年)，巴、蜀相互攻伐，俱告急于秦，秦惠文王抓住这一时机，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牛石道攻蜀，同年十月灭掉了蜀国。接着又攻灭了巴国。从此，巴蜀之地就为秦国所占有。“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楚国失去了物产丰富、地理形势险要的西南后方，秦国则可就地取材练兵，顺江而下，对楚国构成严重的威胁。秦相张仪历来推行连横策略，向东发展，效秦以建立王业。因此，当巴蜀得手后的同年，就挥兵攻赵，取赵之中都、西阳、安邑等地。次年，又攻韩，取石章；攻赵，败赵将英(泥)。

　　秦东向得手后，又转而攻打义渠，于公元前314年(楚怀王十五年)，蚕食其徒泾(在河西郡)等二十五域，广拓西北地，进一步解除了后顾之忧。同年，即命樗里疾攻魏，取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和焦(今三门峡西)。又攻韩，在岸门(今河南许昌西北)大败韩军，斩首万人，韩被迫把太子仓送到秦国作人质，向秦求和。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秦命樗里疾攻赵，虏其将赵庄，攻取了蔺(今山西离石西)。三晋连续不断地遭到秦的攻伐，兵挫地失，魏国自度不支，这年，魏襄王只得与秦惠文王在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会晤。魏襄王按照秦国的意图，立公子政为太子。这样，连同韩太子入质于秦、公孙衍被逐走(《史记·秦本纪》：秦“败韩岸门，斩首万，其将犀首走”。)、张仪复又回到魏国(《史记·张仪列传》：魏“复阴厚张仪益甚，……留魏四岁”。)等一系列事件，都说明魏、韩已公开投入秦的怀抱，秦、韩、魏结成了连横集团。

　　随着五国伐秦的失败和面临中原各国关系变化的新格局，楚国统治集团在内外政策上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些守旧的政治势力，如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夫人郑袖等贪求利欲，妒贤忌能，以进谗为能事，在国家大事上，又苟且偷安，不图进取。在对外政策上，不顾诸国出现的新变化，仍恪守传统的亲秦政策。与此相反，在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头脑清醒，洞察各国变化的新动向，决心继承先祖之业，把楚国继续推向前进，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屈原。

　　屈原(约前340-278年)，名平，字原(屈原在《离骚》中自称名正则，字灵均)，楚郢都(今湖北江陵人)(孙作云《屈原的故乡是哪里》(《历史教学》1956年第5期)。今人多有持此说者。《水经注·江水二》说今湖北秭归北有屈原故宅，故流行说法为屈原秭归人。由于屈原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历来又公认与楚国君(王)同祖，故以为郢都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他出生和成长在宣、威盛世及楚怀王初强时期，对自己的国家深感自豪，充满了社会责任感。又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所以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官至左徒。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地位极其重要。他鉴于五国伐秦失败、秦楚交恶和强秦蚕食他国的现实，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出谋画策，进献忠言，以图刷新政治，使楚国更加强大起来。吴起变法失败后，由于旧贵族旧势力也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楚国政治曾一度有所起色。但吴起变法毕竟是被旧贵族旧势力所摧残了的，所以楚国的问题仍然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政治守旧势力太强大。屈原为了使楚国摆脱这一腐朽没落局面，和吴起一样，也首先从革除弊政、刷新政治入手。从屈原所遗留下来的某些篇章看，他在这方面的措施，一是修明法度，以法治国，二是培养人才，选贤授能。如他在《九章·惜往日》中写道：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女矣]。

　　在楚怀王一度信任和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和立法的诏令，楚怀王也能把政务托付给忠臣管理，所以在楚怀王初期，楚国吏治一度比较清明，屈原的政治革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谓国强民富，天下太平。屈原后来虽然受谗被排挤，但他对这段经历是记忆犹新的，引以为自豪。为了保证修明法度，厉行法治，又必得培养人才，选拔贤能。他在《离骚》中写道：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惠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立矣]时乎吾将刈。

　　深刻地阐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表达了自己对人才寄予的希望。而真正的人才应该是：

　　审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要向古人学习，坚持原则，不为世俗所约束。举贤授能是很重要的，只有做到这点，才会出现“固众芳之所在”的局面。但是举贤授能是要坚持条件，具备一定标准的：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顾。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要严格遵循原则办事，突出“民德”，反对做“非义”、“非善”的事。可见屈原的人才观与用人路线是完整的，既强调选拔人才的重要性，又强调用人的标准《史记·屈原列传》)。

　　在对外政策方面，屈原主张结齐合纵抗秦。楚、秦历来是姻亲之国，春秋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很好。但是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崛起，有建“王业”之志。楚威王在世时，对此就有认识：

　　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见胜焉。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战国策·楚策一》。)

　　楚怀王即位后，对此也是有所认识的，所以才有五国伐秦之举。从当时形势看，战国时代已进入中后期，中国走向统一的趋势已日益明朗，而真正具备统一条件的只有楚、秦两国。“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同上)，此一实际，已为当时策士所共识。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当然希望自己的君国来完成这一统一六国的大业。所以他坚决支持楚怀王原来参与合纵抗秦战争，摒弃楚国传统的亲秦政策，主张结好齐国，合纵抗秦。五国伐秦失败后，楚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守旧而又畏秦的权贵宗亲，如子兰、靳尚、郑袖等，则主张继续亲秦、与秦连横自保。楚怀王鉴于“秦之心欲伐楚”《战国策·韩策三》)，决定联齐抗秦，这样就遣“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新序·节士》。）屈原的主张得以实现。

　　但是，楚国的腐朽势力毕竟太强大，楚怀王也毕竟是一个浅薄无主见的君主，当屈原内外政策奏效时，靳尚等人倍增妒忌，竟与秦国勾结起来，谗害和打击屈原。《史记·屈原列传》载：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也。”王怒而疏屈平。

　　又据《新序·节士》载，屈原因出使齐国成功，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谗屈原。

　　屈原在内外反对革新图强、结齐抗秦势力的阻挠下，其颁发的革新措施和联齐抗秦的政策夭折了。屈原对此异常愤懑痛苦，正如《史记·屈原列传》所指出的那样：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离骚》这篇千古名作，就是屈原被上官大夫靳尚等谗毁、为楚怀王所疏远后写成的。其后，屈原在《惜往日》一诗中，也痛陈了这一受谗不平的遭遇：

　　心纯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念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

　　屈原政治革新和吴起变法一样，同属楚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屈原虽然没有像吴起那样惨遭杀害，但他的革新措施比吴起变法则更快地夭折。楚国旧贵族旧势力一直阻碍着楚国历史的前进，这是楚国社会呈升沉态势的基本原因之一。从此，楚国历史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样的改革或革新。

　　三、张仪诈楚与丹阳、蓝田之役

　　秦国东进，韩、魏屈服，秦、齐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雄踞南方的楚国，西邻秦东接齐，地位极其重要，是制约齐、秦争雄的关键力量。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秦国准备对齐国发起进攻，但这时正值楚结齐，齐、楚“方欢”、“交善”(《战国策·齐策二》)，秦惠文王很忧虑，与张仪商量对策。张仪自告奋勇，前往楚国游说，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条件，要楚怀王“闭关绝齐”(同上。)，待楚、齐绝交后，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楚怀王见受到欺诈，恼怒至极，举兵伐秦，结果惨败，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张仪“诈楚”事件。对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战国策·秦策二》记载得很详细，《史记》的《张仪列传》、《楚世家》、《屈原列传》等均有记载，内容大致相同。

　　商於之地六百里，当在今丹水流域一带，是秦、楚相接地段，武关在其中，物产富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楚国来说，具有很大诱惑力。用张仪的话来说，就是：“若此(指楚如闭关绝齐，楚得商於之地)，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战国策·秦策二》。)楚怀王喜极，群臣亦无不庆贺，惟陈轸(陈轸，楚国夏(今武汉市)人，历仕秦、楚，这时当仕楚。)不贺，并说：“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至矣。”(《战国策·秦策二》。)楚怀王不听，一再使人绝齐。张仪见中计，回到秦国后，“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同上）。楚怀王派员去秦受地，张仪先称病不出，后见楚已绝齐，于是诈称只说过答应六里，没有说过六百里。楚怀王闻讯后大怒，要兴师伐秦。陈轸说：“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赏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乎!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国必大伤。”(同上。）楚怀王又不听，举兵攻秦。

　　次年，即公元前312年(楚怀王十七年)，楚、秦间的大战全面展开。据《战国策》、《史记》等有关篇章和《竹书纪年》记载，在张仪诈骗楚国前，齐曾经帮助楚国攻打秦国，夺取了曲(今河南灵宝东北)。可见其时，楚、齐关系一方面绝交，另一方面在前线上，两军原来相互声援，现亦尚未处在敌对状态。楚发起攻秦后，在北线，命柱国景翠攻韩，围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削弱韩援助秦军的力量。齐见楚、秦开战，以大局为重，联宋攻魏，围煮枣(今山东明南)。这样，齐、楚仍为一方，共同抗击秦、魏、韩的连横集团。在西线，楚出动两路大军击秦，一路以屈[勹亡](一作屈丐)率主力，兵出丹阳，在商於前线与秦军对峙。另一路以昭鼠率十万大军驻汉中。这时，秦将术视来攻，楚将昭睢败之于重丘。秦国忧虑，于是派苏厉对昭鼠说，楚怀王见昭睢取胜了，必从你那里调出兵力由昭睢指挥攻秦，秦见汉中空虚，也必先攻汉中。为保全你的实力，我可派人秘告楚怀王，说秦兵已来汉中了，楚怀王就不会从你这里抽出兵力。昭睢所率领的是一支机动部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秦国稳住昭鼠后，于同年命魏章(庶长章)、樗里疾、甘茂领军攻楚，秦、楚两国军队在丹阳(今河南西峡西丹水以北地区)发生大战，秦大胜，虏楚大将屈[勹亡]及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又攻楚之汉中，取地六百里，仿楚制，亦设置汉中郡(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

　　随着西线的胜利，秦接着出兵助韩攻楚，反围楚景翠。秦、魏联军又对齐国发起反攻，攻至濮水，虏其将声子，逐其将匡章。

　　楚怀王见西、北两线俱大败，十分恼怒，立即调动全国军队举行反攻，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大战，结果楚军又被打败。韩、魏乘楚受困，出兵南下袭击，一直攻到楚国的邓(今湖北襄樊北)。楚军只得撤退，楚国被迫割去两城，向秦请和。

　　公元前311年，秦又攻楚，攻取了召陵，楚国无力还击。

　　公元前312年丹阳、蓝田之役，是楚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楚国“亡地汉中”(《史记·楚世家》)，国势已明显衰弱了。楚国对外政策的失误及楚怀王的昏目贵]无能，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秦先得巴蜀，现又取汉中，与本土联成一片，国力大大增强，对楚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楚国只能穷于应付，完全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

　　四、宜阳之役与楚景翠救韩

　　楚在丹阳、蓝田之败后，楚怀王一时感到结齐抗秦的重要，这时屈原虽然被疏，不复在位，却仍然遣他出使齐国，恢复齐、楚纵亲关系(《史记·屈原列传》。）秦惠文王为了东进，也仍然十分重视楚国的作用，所以在大败楚国的第二年(公元前311年，楚怀王十八年)，又愿“分汉中之半以和楚”(《史记·楚世家》。）楚怀王开始态度很鲜明：宁可得到张仪而不要地。张仪则主动再次去楚，秦惠文王不放心，张仪告慰秦惠文王说：“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负楚以商於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同上。)张仪看准了楚国君臣的腐朽无能，有强秦在，楚国是不会轻易杀他的。张仪到楚国后，果然“私于靳尚”，靳尚一方面要楚怀王不要得罪秦国，另一方面又对郑袖说秦将“以美女聘楚王”，鼓动郑袖在楚怀王面前花言巧语，播弄是非。昏[目贵]的楚怀王又“以叛(与齐)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同上。）屈原从齐国回来，闻讯后立即要楚怀王杀掉张仪，楚怀王后悔，派人去追赶，张仪却已远离楚国了。张仪回秦后，又风尘仆仆地出使韩、齐、赵、燕等国，推行他的连横以事秦的策略。正当张仪踌躇满志时，秦惠文王于这年秋死去，子秦武王立。秦武王一向不喜欢张仪，群臣又多非议，各国则纷纷转向合纵抗秦。第二年，张仪离秦入魏，在魏国任相一年卒。

　　随着秦惠文王的死去与张仪的离去，秦的割汉中之半地给楚，也就不了了之。

　　秦武王即位后就野心勃勃，“欲车通三川(韩国三川郡)，以窥周室”(《战国策·秦策二》。）公元前309年(楚怀王二十年)，齐国面临秦国的威胁，齐宣王(此从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楚世家》以为齐王。)写信给楚怀王，指出如秦强对楚不利，不如齐、楚合作，并力收服韩、魏、燕、赵，然后楚率领诸国合纵伐秦，秦必败。信中还诚恳指出：“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挫蓝田，天下莫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史记·楚世家》。)楚怀王本已想与秦和，见信后犹豫不决，就和群臣商议，最后采纳昭睢的意见，决定“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同上。)。接着，遣庶章率师会魏，止于襄丘(今山东明西南)。公元前308年(楚怀王二十一年)秋，秦命甘茂、庶长封率军进攻韩国的宜阳。据《战国策·秦策二》载，在进攻宜阳时，秦为了稳住楚国，曾派冯章到楚国游说，又重提割让汉中之地，以改善秦、楚关系。楚怀王面临齐、秦双方的压力与许诺，一方面派柱国景翠率师救韩；另一方面又不发动进攻，待秦破宜阳后，才进兵。结果，“景翠得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德东周”(《战国策·东周策》。）可见楚国的“合齐以善韩”，只是权宜之计，并非真正地要与山东诸国恢复合纵抗秦。《战国策·秦策二》记：“宜阳之役，楚叛秦而合于韩。秦王惧。甘茂曰：'楚虽合韩，不为韩氏先战；韩亦恐战而楚有变其后。韩、楚必相御也。楚言与韩，而不余怨于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所以秦对楚的出兵，毫无压力。魏、韩无奈，两国国君又分别与秦武王会于应(今河南宝丰南)与临晋城外，但并未能阻止住秦的进攻。

　　公元前307年(楚怀王二十二年)，秦军毫无顾忌地继续攻打宜阳，韩国顽强抵抗，秦军损失很大，甘茂动摇，想停止进攻。秦武王及时地调动大军支援甘茂，经五月苦战，才把宜阳攻下。秦军继而又渡河攻取了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并筑城。秦武王至周，“以窥周室”。韩国恐惧，韩襄王派公仲侈(相)到秦国谢罪请和。魏襄王亦派太子朝秦。韩、魏又向秦国屈服。宜阳沦陷后，秦的国土就扩展到中原了，对包括楚国在内的关东诸国的威胁就更加严重。楚国在宜阳之役中各方面讨好受益，仍然是消极合纵抗秦路线的翻版。

　　五、垂沙之役与楚怀王被骗入秦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入洛邑“窥周室”，与大力士孟说举鼎，折断筋骨而死。秦武王无子，国人立其异母弟稷继位，是为秦昭王。秦昭王年少，太后(宣太后)听政，以己异父长弟魏冉为将军。他们平定了“季君之乱”(秦武王死，无子，诸弟争立。大臣及惠文后、武王后立另一武王弟壮即位，称“季君”。宣太后、魏冉则立稷。内乱三年，公元前305年，魏冉尽诛壮、惠文后、昭王异母兄弟及大臣，逐武王后(魏女)回魏，“季君之乱”平。)，宣太后与魏冉遂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

　　宣太后，楚人，芈姓，称芈八子(嫔妃称号)，掌政后，与其弟魏冉实行亲楚联楚政策。公元前305年(楚怀王二十四年)，秦“厚赂于楚”，楚于是“背齐而合秦”(《史记·楚世家》。）宣太后为秦昭王娶楚女，楚亦娶秦女，秦、楚“合婚而欢”(《史记·甘茂列传》。）次年，秦昭王行“冠礼”后亲政，与楚怀王在黄棘(今河南南阳南)会盟，秦把原古楚地上庸(今湖北房山西)归还给楚国。上庸，地处汉中郡中心，即原来秦惠文王、张仪和秦武王时许给楚之“汉中之半”或“汉中”地。此诺言几经周折，现终于兑现，确实是宣太后影响下的秦、楚两国关系的实质性改善。

　　秦、楚亲善后，秦即举兵攻魏、韩。公元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秦攻魏，取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北)、晋阳、封陵(皆今永济西南)。又再度攻取韩地武遂。同年，齐、韩、魏因“楚负其纵亲而合于秦”(《史记·楚世家》)，三国联合攻楚。楚怀王以太子横为人质，向秦求救。秦遣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军队退去。

　　公元前302年(楚怀王二十七年)，魏、韩又转而亲秦，魏襄王、韩太子婴与秦昭王在临晋会晤，韩太子还亲到咸阳朝秦。秦于是归还魏地蒲阪。当魏、韩与秦关系和好时，秦一大夫与楚太子横殴打，“楚太子杀之而亡归”(同上)，秦、楚关系又告破裂。

　　公元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攻韩取穰(今河南邓县)，又遣庶长奂会韩、魏、齐共攻楚。面对四国的攻伐，楚国也作了积极的部署，一方面派昭睢率军抗拒秦国，另一方面又派唐蔑([目未])率军抗击齐、韩、魏三国军队(参见《战国策·楚策二》、《吕氏春秋·处方》。）拒秦一路，因昭睢持慎重态度，仅“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战”(《战国策·楚策二》)，故此路双方陈兵对峙，并未发生激烈的争战。而抗击齐、韩、魏一路，则是关键的一战。据《吕氏春秋·处方》载，三国联军进攻楚国的方城，双方夹水(一作[泚]水，在今河南西南唐河境，下游至襄樊入汉水)列阵，相持达六个月之久。齐将匡章派人探测水情，楚军射箭，齐军不能靠近。后来有在水旁放牧的人告诉齐人：“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匡章派“练卒”(经过训练的精干部队)在夜间从楚军盛守处进攻，在水旁的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史记·楚世家》作重丘)大败楚军，楚将唐蔑被杀。韩、魏攻取了宛、叶以北地区。

　　垂沙之役，既是齐、韩、魏联合起来制楚的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也是因太子横亡归导致秦、楚关系破裂的直接后果。由于楚怀王对外政策举棋不定，终于酿成了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局面。

　　《荀子·议兵》说：

　　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宛钜铁　，惨如蜂虿；轻利[亻票速，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又说：

　　齐之田单，楚之庄]，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是以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齐也；掎契司作，权谋倾覆，未免盗兵也。

　　从这一记载看，由于楚怀王“统其者非其道”，对外遭垂沙之败，国内又发生庄领导的“盗兵”暴动，也即《吕氏春秋·介立)所称之“庄之暴郢”(历史上的庄有各种说法。楚怀王时的庄，一是楚国人民起义领袖，亦称企足。二作楚将，亦名庄豪，楚顷襄王时率军入滇，后在滇称王，号庄王(有人以为此即楚庄王的后裔)。亦有人认为此两人实为一人。从《荀子》记载看，由于楚怀王内政外交失误，在垂沙之役后，引起国内暴动，政治动乱，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至于因此而使楚国“分而为三、四”(《荀子·议兵》)，或“分为五”(《商君书·弱民》)，由于史科缺乏，此尚不清楚)，楚国因而一度政治动乱，统治不稳。

　　垂沙之役的第二年，楚攻韩之庸氏，秦即遣华阳君(芈戎，宣太后同父弟)攻楚，大破楚军，斩首三万，杀其将景缺，攻占了襄城(新城，今河南襄城)。襄城地处方城北，与宜阳邻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楚怀王恐惧，命太子横到齐国做人质，与齐结好。秦为讨好齐，也派泾阳君(秦昭王同母弟)到齐国做人质，秦、齐修好。

　　公元前299年(楚怀王三十年)，秦稳住了齐后，秦昭王即对楚采取软硬兼施、又打又拉的政策，一方面命庶长奂率军攻楚，占领了楚国八座城邑；另一方面又写信给楚怀王，追忆了黄棘会盟的亲善关系和太子横“不谢而亡去”、导致秦、楚交兵的经过，然后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继续维持奉、楚原来婚姻相亲关系(《史记·楚世家》。）楚怀王见信后，很忧虑，去，怕见欺；不去，又怕秦怒，关系恶化。昭睢警告说，秦是虎狼之国，有吞灭各国的野心，应发兵自守，不能去。而楚怀王庶子子兰则认为不能违背秦的好意，要楚怀王去。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意见，去秦会盟。秦昭王命一将军假冒自己，在武关布置了伏兵，当楚怀王一到就关闭了武关，把楚怀王劫持到了秦都咸阳。秦昭王在章台接待楚怀王如同“蕃臣”，楚怀王这时如梦初醒，勃然大怒，才后悔不听昭睢的忠告。秦昭王要挟楚怀王先割巫、黔中之郡，后结盟，楚怀王怒道：“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同上。再也不肯答应秦的无理要求了。秦昭王于是把楚怀王扣留在秦国。

　　楚国大臣们以君王拘于秦，太子质于齐，如秦、齐合谋，楚国就危险了，因而共同商议对策，想立在楚国的楚怀王之子为国君。昭睢说：“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于是诈称楚怀王死，向齐国报丧，迎立太子横。齐王意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齐相孟尝君则认为如“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主张把太子横放归楚国。齐王同意，太子横得以回国。横回国后，被立为国君，是为楚顷襄王(前298椙?63年)(《史记·楚世家》。）秦昭王见要挟和扣留楚怀王不能得到土地，而楚国又新立国君，大为恼怒，于公元前298年(楚顷襄王元年)，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西峡)等十六城而去。楚国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

　　公元前297年(楚顷襄王二年)，韩、魏在齐相孟尝君策动下，继续攻秦至函谷关，楚怀王乘机潜逃回国，被秦人发觉，拦阻了通道。楚怀王从小道奔赵以求回国，赵国惧秦，不敢接纳。楚怀王又想逃到魏国，秦兵追来，又把他劫持到秦国。第二年，楚怀王病死于秦。秦将其灵柩送回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同上)。楚、秦绝交。

　　楚怀王在位三十年，是各大国兼并战争进一步激烈时期。秦国在争战中不断强大起来，雄心勃勃，蓄有兼并诸侯之志。楚怀王对此缺乏认识，“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史记·屈原列传》)，终兵挫地削，自己亦客死于秦，楚国从此由盛而衰，直至灭亡。

　　六、楚顷襄王前期各国争夺形势的复杂化与楚国的被动应付

　　公元前299年，当楚怀王被骗入秦时，齐孟尝君田文则应秦邀任秦相，秦、齐对峙进而转变为秦、齐相交。其时，赵国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进行军事改革后，国力迅速强盛起来，也卷入大国争夺的行列，成为秦、齐的对手。孟尝君入秦为相后，赵国以秦、齐联合对己不利，便实行“结秦连宋”之策，令仇郝(仇液)相宋，楼缓相秦，以求割断秦、齐关系。秦昭王果然以楼缓为相，要杀害孟尝君。孟尝君依靠食客中善为“狗盗”、“鸡鸣”的帮助，才逃出秦国。回到齐国后，齐王仍以他为相。孟尝君对秦国怨恨，逃回齐国的当年(公元前298年，楚顷襄王元年)，就联合韩、魏攻打秦国，一直攻到函谷关。此后，连续攻打三年，至公元前296年(楚顷襄王三年)，终于攻破了函谷关，秦都咸阳震动。秦被迫求和，归还了韩国的河外、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和魏国的河外、封陵(今山西永济西南)，三国才退兵。这一年，楚怀王客死于秦，楚国君臣并未利用这一形势，与齐、韩、魏合纵抗秦。齐乘胜伐燕，“覆三军，获二将”(《战国策·燕策一》。）赵则乘机攻灭中山国。齐、楚之间的宋国，也在这期间，灭滕攻薛，攻取楚国的淮北地(《战国策·宋策》。）楚国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无所作为。

　　公元前295年(楚顷襄王四年)，秦见赵并未援助自己，即罢去楼缓相位，复以魏冉为相，并“予楚粟五万石”(《史记·秦本纪》)，主动改善与楚国关系。第二年(公元前294年)，齐国孟尝君使田甲劫王失败，逃亡到魏国，魏昭王任他为相。齐为继续结秦，用祝弗之计，逐亲魏大臣周最，任秦国亲齐的五大夫吕礼为相，秦、齐和好。秦在改善了与楚、齐关系后，对韩、魏就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一年，秦遣向寿攻韩，取武始(今河北邯郸西南)。又遣左庶长白起攻取了韩的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接着又大败魏国军队于解(今山西临漪西南)。

　　公元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韩、魏联合对秦进行反击，秦将白起率军在伊阙(今河南洛阳东南龙门)大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占领了五座城邑。继而又渡河攻取韩的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以东至乾河(今山西翼城南)之地。伊阙之哉，韩、魏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伊阙之战后，秦昭王乘胜写信给楚顷襄王，对楚国进行威胁。信中说：“楚背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史记·楚世家》。)楚顷襄王害怕，复谋与秦和。第二年(公元前292年，楚顷襄王七年)，秦魏冉称病免相，白起攻魏取垣(今山西垣曲东南)，复又归还。楚顷襄王面对秦国的压力，被迫迎娶秦女，又与秦结为姻亲之国。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此评论说：

　　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仇!乌乎，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战!(《资治通鉴》(周赧王十九年)。

　　秦又继续向韩、魏猛攻。公元前291年(楚顷襄王八年)，秦攻魏取轵(今河南济源东南)。司马错攻韩取邓(今河南孟县西)、白起取宛(今河南南阳。原属楚，垂沙之役后为韩国所占领)。邓、宛为当时冶铁中心，秦占领后，国力更加强盛了。次年，秦相魏冉(又复为相)攻魏，魏被迫以河东地四百里(即河东郡)献给秦国。韩先是成阳君朝秦，继而又以武遂地(今山西垣曲东南、黄河以北地区)二百里献给秦国。赵、齐不示弱，也举兵攻韩至鲁关(今河南鲁山西南)。公元前289年(楚顷襄王十年)，秦白起再攻魏至轵，取六十一城。魏、韩穷困，这一年，魏昭王入赵朝见赵惠文王，把葛孽(今河北肥乡西南)、阴成两地献给赵惠文王作为“养邑”。接着，魏昭王又将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姑密(河阳附近)献给赵奉阳君李兑之子为封地，以投靠赵国。

　　公元前288年(楚顷襄王十一年)，秦为了进攻赵国，并进而打击韩、魏与楚等国，与齐连横，由秦相魏冉出面，与齐相约，并称为帝。这年十月，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遣魏冉到齐国尊齐王为东帝。据《战国纵横家书·韩　献书于齐》载，秦、齐联合，秦先取魏之上党，韩、魏服。秦、齐攻赵，取赵地；然后攻燕、楚，秦取楚之鄢、云梦，齐取楚之东国、下蔡。“使纵亲之国，如带而已。齐、秦虽立百帝，天下孰能禁之”。显然，秦尊齐为帝，实际是连横策略的继续，目的在于瓜分赵国和其他各国土地，对楚国的危害也很大(《战国纵横家书》二一载，秦、齐联合，以“疏分赵壤”；《战国策·齐策四》记：“两帝立，约伐赵”。目的都是对付赵国。其时，三晋以赵为强，秦联齐，首先打击赵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然从秦行连横的根本意图看，主要是为了削弱和征服各国，故对楚国的危害同样是很大的。）正在这时，纵横家苏秦从燕国来到了齐国。他对齐王说：

　　夫约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宋之利。故臣愿王明释帝，以就天下；倍(背)约傧(摈)秦，勿使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故释帝而贰之以伐宋之事，则国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战国策·齐策四》。)

　　齐缗王听取了苏秦的劝告，“齐、赵会约阿”，“约攻秦去帝”(《战国纵横家书》四。）同年十二月，齐王取消了帝号，“背约摈秦”，任齐相的原秦五大夫吕礼又回到了秦国，秦昭王也只得取消了帝号。秦、齐的称帝活动遂此结束，秦、齐的“连横”亦宣告失败。秦去帝号后，立即举兵攻赵，取梗阳(今山西清徐)，次年，又攻魏，取曲阳(今河南长垣西北)，对赵、魏的合纵活动进行打击。

　　公元前287年(楚顷襄王十二年)，苏秦、李兑发动的五国合纵伐秦的活动形成了。苏秦，东周洛阳乘轩里(今河南洛阳东)人。他是燕昭王的亲信，奉命入齐，欲使齐“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战国策·燕策一》)，以防齐谋燕。齐王决定攻宋后，“秦王怒，属怨于赵。李兑约五国从伐秦”(《战国策·赵策四》。）此五国，据鲍彪注《战国策》为韩、赵、魏、燕、齐。五国军队攻至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荥阳西北)，秦被迫归还魏的温、轵、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向城)，归还赵的王公(又作三公或　分)、符俞(又作什清或先俞)，向五国求和。秦国又一次受到挫折。

　　据《史记·苏秦列传》载，这次伐秦，苏秦“约六国纵亲”，即除上述五国外，还有楚国。但《战国策》等均载为“五国”。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谓五国为楚、齐、赵、韩、魏，而无燕。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以为楚迎妇于秦，楚、秦和好，楚国不可能参与伐秦。此说符合当时楚国惧秦亲秦实际，故楚在这次合纵伐秦中，仍然局外旁观，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

　　五国伐秦的第二年(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秦又对韩、魏发动猛攻，魏被迫将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河内割让给秦国；韩在夏山被击败。赵则因齐王谋求取宋而又与秦联合，亦兴兵攻齐。同年，齐王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乘宋王偃荒淫暴虐，国内动荡不安，任韩珉为相，举兵攻宋。宋大败，民众散亡，宋王偃奔魏，死于温，宋国灭亡。魏、楚乘机攻取了宋的部分土地(《史记·宋世家》：齐、魏、楚伐宋，“灭宋而三分其地”。《战国策·赵策四》记苏秦语：“齐攻宋，则楚必攻宋，魏必攻宋。”可见魏、楚在齐攻宋之际，亦乘机攻取其地。）然齐国乘胜进取，灭宋后，旋又“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史记·田世家》。此所谓“楚之淮北”，实为原宋之淮北地，故很快又转入齐人之手)，对楚与三晋进行报复，楚国所攻占的宋国土地又被齐国夺走了。

　　齐灭宋后，声势大振，齐　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史记·田世家》。）秦、楚、燕与三晋频繁活动，图谋合纵伐齐。

　　公元前285年(楚顷襄王十四年)，秦昭王与楚顷襄王在宛相会，接着，秦昭王又与赵惠文王在中阳(今山西中阳)会晤。同年，秦为了“先出声于天下”，命蒙武率兵攻齐，连拔九城，改以为九县。这是经越韩、魏而长驱直入的，可见其准备之充分，兵力之强大。

　　燕昭王即位后，奋发图强，欲报公元前314年齐破燕之仇(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齐宣王乘机出兵攻燕，杀燕王哙，擒子之而“醢其身”。燕人反抗，齐军才离去)，与亚卿乐毅积极谋划伐齐之策。乐毅以为齐国地大人众，要破齐，必须约秦、赵、楚、魏等国，并去上述各国活动。

　　公元前284年(楚顷襄王十五年)，秦昭王又分别与魏昭王、韩厘王在宜阳、新城会晤。燕昭王则亲赴赵国与赵惠文王会晤。这样，由秦、燕发动的燕、秦、韩、魏、赵五国合纵伐齐联军组成了。联军由燕国上将军乐毅统一指挥。这一年，五国联军首先在济水之西打败齐军主帅触子率领的齐军，接着又在秦周(今山东临淄西北)打败了齐将达子军队，达子本人战死。乐毅及时遣还秦、韩军队，分魏国军队攻占故宋地，遣赵国军队攻取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自己则率领燕国军队长驱直入，攻占了齐都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史记·乐毅列传》。）燕昭王亲自到济上慰劳燕国军队，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博南)，号昌国君。三十年前燕为齐破之仇遂报。

　　齐王从临淄出逃到卫国，旋即又回到莒(今山东莒县)。在这关键时刻，楚国放弃了原来与秦等联合攻齐的策略，转而派淖齿率兵救齐，淖龄被齐王任为齐相。促使楚国这一策略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当时楚国君臣对各国伐齐的后果作了重新认识，担心齐国失败后，对楚国不利。关于这一点，《战国策·楚策一》有所反映：

　　五国约以伐齐，昭阳谓楚王曰：“五国以破齐，秦必南图楚。”王曰：“然则奈何?”对曰：“韩氏辅国也，好利而恶难。……我厚赂之以利，其心必营。我悉兵以临之，其心必惧我。彼惧吾兵而营我利，五国之事必可败也。约绝之后，虽勿与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韩，见公仲曰：“夫牛阑之事、马陵之难，亲王之所见也。王苟无以五国用兵，请交力列城五，请悉楚国之众也，以　于齐。”齐之反赵、魏之后，而楚果弗与地，则五国之事困也。

　　后来楚国虽然没有使韩国退出伐秦之举，但楚国则单独采取行动，派淖齿救齐。乐毅在齐国实行宽政安民政策，颇得人心，又部署军队继续向齐国各地进军。淖齿面临这一形势，违背楚国原来救齐意图，反而“杀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史记·楚世家》。据《战国策·齐策六》载，淖齿后来被齐人王孙贾等所刺杀。）燕军分五路乘胜追击，连下齐城七十余座，皆为郡县。各国亦乘机攻占齐国土地：秦取陶邑(今山东定陶西北)，魏取宋地，赵取济西，鲁取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楚亦乘机收复淮北地。六年后，即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二十年)，齐虽然复国，但齐国损失惨重，从此国势大衰，再也不是秦国的对手，秦、齐对峙的局面也就宣告结束。楚国在关键时刻出兵相救，不失为一正确决策。然而楚国出兵不多(《战国策·齐策六》：“燕之伐齐之时，楚王使将军(淖齿)将万人而佐齐。”)，淖齿又擅杀齐王，说明楚国救齐的战略意图并不十分明确，没有收到存齐强楚的效果。

　　七、鄢之战与郢都失陷

　　秦在图谋攻齐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巴蜀的控制和经营。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实行羁縻政策，先后封蜀王后裔公子通等为蜀侯。公元前285年(楚顷襄王十四年)，秦以蜀侯公子绾反叛，逐杀绾，置蜀郡，以张若为蜀守，郡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秦从此定蜀。同年，张若为向西南地区进发，曾“取笮及其江南地”(今金沙江以南地区)(《华阳国志·蜀志》。）公元前283年(楚顷襄王十六年)，正当燕破齐、齐立齐襄王保莒城之际，秦昭王与楚顷襄王连续两次在鄢和穰会晤，其目的仍在于稳住楚国便于东进。同年，秦果然攻魏，兵至魏都大梁，燕、赵相救，秦兵才退去。公元前282年(楚顷襄王十七年)，秦昭王分别与韩僖王、魏昭王会晤，韩、魏臣服。接着，秦就对赵连年发动进攻，赵兵挫地削，至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二十年)，赵惠文王应秦昭王邀，在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会晤。赵惠文王由赵卿蔺相如陪同前往，临行前与廉颇相约，如三十日不返，则立太子以绝秦望。渑池会后，秦、赵修好，赵惠文王君臣虽仍回赵，但此后赵对秦亦居屈从地位。

　　秦在征服三晋的同时，已经把进攻的矛头转向楚国。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281年(楚顷襄王十八年)，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当时楚国已有人向楚顷襄王指出：“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楚顷襄王有所触动，即“遣使于诸侯，复为纵，欲以伐秦”。秦获知后，先下手为强，立即对楚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公元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司马错率军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补充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而下，大举攻楚，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华阳国志·蜀志》）。黔中郡，今湘西及黔东北一带，楚威王时置，秦占领后复置为黔中郡。同时，秦白起攻赵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西)后，亦挥师南下，进攻楚国北境的邓城(今湖北襄樊西北)(《睡虎地秦墓竹筒·编年记》。)

　　楚国被迫割上庸(今湖北竹溪东南)及汉水以北地给秦。秦赦罪人徙南阳(今豫西南及鄂西北一带)，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同年，楚国为了摆脱秦从巴蜀方面的威胁，举兵沿江而上，攻旧巴国，占领了枳(今四川涪陵东)。楚攻巴取积，是重大的战略行动，也是楚国抗秦的一大胜利，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当时就有人评论说：

　　楚得枳而国(都)亡，齐得宋而国(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则有功者，秦之深仇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史记·苏秦列传》。)

　　秦因而更加疯狂地对楚国进行报复。

　　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二十年)，秦分兵两路攻楚，一路由白起率军攻陷楚之邓城后，向鄢(今湖北宜城东南)(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认为，楚鄢都“可能位于今汉水东岸(古汉水以西)，下峰寺至李家洲一带，或竟已淹没在今汉水河床中”。即今宜城北。)进逼；另一路由秦蜀郡守张若率水陆之军东下，向楚国的巫郡及江南地进军。

　　鄢是楚国的别都，历来鄢郢连称。它离楚都郢很近，是郢都北边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楚国为了保卫鄢、郢，调动了主力部队与秦军在鄢决战。白起攻城不下，引鄢水灌城，才把鄢攻破。

　　鄢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激烈而又残酷的战役之一。《水经注·沔水》记载说：

　　夷水(鄢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地]曷]去城百里许，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坡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

　　《读史方舆纪要》说：

　　长渠在宜城县西四十里，亦曰罗川，又曰鄢水，亦曰白起渠，即蛮水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攻楚，去鄢百里立[地]曷]，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入秦，而起所为渠不废，今长渠是也。

　　鄢城沦陷，数十万人被溺死，楚军主力受创，郢都北边门户洞开，危在旦夕。

　　白起攻取邓、鄢后，又分兵占领了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秦随即赦免罪人迁于此三地，进行控制。

　　在秦国大军压境时，楚国一方面部署军队守鄢，与秦决战；另一方面，于这年(公元前279年)前后，派庄通过黔中郡，经沅水，连续攻克且兰(即，居今贵阳一带)、夜郎(居今贵州西、北部)，西攻至滇池(今云南昆明南)(此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等谓庄入滇在楚威王时。）庄入滇，与攻巴取枳一样，是又一大战略行动，说明楚国其时重视对长江上游的争夺，企图以此来牵制秦国的攻楚行动，减轻楚国本土的压力，并开辟新的地域。

　　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继续进攻楚国本土，攻陷了楚都郢后，又西烧夷陵(陵名，楚先王陵墓区)，楚顷襄王兵散，遂不复再战，东北保于陈城(《史记·楚世家》。）白起接着东攻至竞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安陆等地，南攻至洞庭湖一带，设置南郡(郡治郢)。白起因攻楚有功，被秦封为武安君。

　　楚国自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元年)徙都郢，此是我国古代立都时间最长的古都之一。故郢都失陷，当时人们很关注，对其失因，就有不同说法。《战国策·燕策二》记策士苏代语：“楚得枳而国亡”，以为楚攻巴取枳，反而招来秦兵来攻的大祸，这自然不符合历史实际。《战国策·楚策四》记楚人庄辛说：

　　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侈靡，不顾国政。

　　一针见血，切中楚顷襄王腐朽统治的要害。另据《淮南子·主术》载，由于楚顷襄王淫乐无度，终于酿成“昭奇之难”。高诱注，昭奇，楚大夫。在国难当头，郢都又发生了动乱，当大大地削弱了国力。作为“拔郢”的统帅、秦将白起，对鄢、郢战役秦楚胜负原因，则总结得更加具体详尽，是一篇难得的史料。他说：

　　是时楚王(楚顷襄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女石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战国策·中山策》。)

　　一方是全军官兵“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另一方是国君“不恤其政”，“谄谀用事，良臣斥疏”，造成“各有散心，莫有斗志”的局面，当然鄢、郢不保，使数百年经营的都城毁于一旦。从此楚国本土丧失殆尽，楚国更加衰弱下去，直至灭亡。

　　八、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屈原自沉

　　楚怀王时，屈原虽然受到打击和冷遇，但他为了楚国能继续自强发展，仍不辞辛劳，接受派遣去齐国联好。楚怀王死、楚顷襄王立，为了总结教训，屈原对楚怀王的失误，大胆陈述己见，以求引起新当政者的注意。但楚顷襄王“好色，不使风议”(《淮南子·主术》)，把屈原赶出郢都，流放到外地。关于这一过程，《史记·屈原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目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身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并泄不食，为我心侧，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迁屈原于江南。”)。

　　上官大夫、子兰又一次勾结起来，陷害打击屈原，致使屈原远离郢都，长期流落沅湘流域，再无报国之门。公元前278年郢都沦陷、秦兵大规模南下，楚本土人民四散逃亡，流亡在江南的屈原，悲愤异常，痛感主昏臣奸，朝政腐败，国族前途黯淡无光，父老乡亲又惨遭屠杀、颠沛流离之苦，在写下了《哀郢》和《惜往日》后，于这年五月初五日，自投汨罗江(今湖南湘阴以北、湘江支流)而死。《史记·屈原列传》对此亦有详细记载：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景、屈，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土。”屈原曾任此职。)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哉，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醇?何故怀瑾掘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屈原是楚国杰出的思想家、政治革新者和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生活在楚怀、顷襄两朝，力挽狂澜，图谋改革政治、联齐抗秦，由楚国来完成一统六国大业。但由于怀、襄的腐朽统治，他的“美政”理想无法实现，终国破家亡，酿成屈原悲剧性的一生。然而屈原的不幸遭遇，不仅是屈原个人的悲剧，而且也同时是楚国的悲剧，深刻地反映了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预示着楚国隳沉的命运。

　　屈原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在国内外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写下了《离骚》第二十五篇诗歌，创造了独放异彩的骚体诗----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屈原在政治、思想、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的建树与深刻影响，形成了伟大的屈原精神，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直到今天，人们仍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来纪念他。在屈原的故乡----荆州、江陵、沙市等处，矗立着高大的屈原塑像，或正在建馆立祠，为人们参观瞻仰。他的作品和生活实践，已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他的名字已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1953年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中国人民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锐意进取和革新的思想家而感到自豪。

第十三章 楚国的败亡

　　一、徙都陈初楚、秦在江南地的激烈争夺

　　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在郢都沦陷前五个月，楚庄王之后庄辛曾尖锐指出，由于楚顷襄王奢侈腐朽，郢都必危。五月后，“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楚顷襄王在向东北境逃亡中，曾先在城阳(今河南信阳市北，淮水北岸)这个地方停留暂避过(吴师道补曰：《史》，“东北保于陈城”，当是指此城尔）。楚顷襄王心神稍定后，想起了庄辛的话，又把他请来求教。庄辛说：

　　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接着，以蜻[虫今]、黄雀、黄鹄为例，它们“自以为无患”，却无一不丧身于“射者”之手，作为国君，如“专淫侈靡”、“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也不免会国破家亡。庄辛这番要见安思危、亡羊补牢未为迟的富有哲理性的谈话，“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忄栗]”，决心振作起来，“以执[王圭]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重用正直善谋之人。在此同时，楚顷襄王又与秦昭王在襄陵(今河南睢县)会见，避免秦的继续进攻，解除了“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战国策·秦策一》。)的威胁。楚国君臣考虑到陈传为“太昊之墟”(《左传·昭公十七年》)，历史悠久，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楚自楚庄王以来，三次攻陈灭陈，苦心经营，楚化已深，又北近中原诸国，互为依靠，故随后不久就正式东徙于陈，称“陈郢”。楚顷襄王定都陈后，接受庄辛等的劝告，决心收复失地，恢复楚国，在西线与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史记·楚世家》载，失郢次年(公元前277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说明在此前，楚举行反攻，曾收回了此两地。这一年，秦只得又派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秦本纪》)，当又攻取。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秦)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同上)，说明楚顷襄王又再次组织了反攻。此江南，从秦国地理位置看，当指原巫、黔中郡一带。其时，秦攻楚的主力已北移攻打三晋，给楚国以可乘之机，故能反自江南。据《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这次反攻，声势是很大的，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能“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此“江旁”，即秦人所称之“江南”。楚、秦对江南地如此激烈的争夺，应与庄西入滇策应有关。由于秦大力争夺和固守这一地带，这一年，庄因无路得返，无法与本土呼应共击秦，只得“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号为“庄王”。都今云南晋宁。从此，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与滇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从晋宁石寨山西汉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历史上的庄滇王和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对滇地区文化的影响，从考古发掘上得到了证实。

　　楚顷襄王在徙都陈之初与秦在江南地的争夺，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楚顷襄王毕竟是一个奢侈腐朽、卑弱无能之君，在与秦一度交手受挫后，旋即放弃了对西线的争夺，远离本土，“东伏于陈”(《战国策·秦策一》)，被动挨打，楚国也就进一步衰弱下去了。

　　二、黄歇上书秦昭王与太子完入质于秦

　　秦拔郢、在楚本土建立南郡后，即把楚国暂置一旁，移军继续攻打三晋。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白起率军攻魏，攻取了两城。次年，秦相魏冉又举兵攻魏至大梁，韩使暴鸢救魏，被秦击败，折兵四万，魏只得割温地求和。魏冉并不满足，又继续攻魏，被魏大夫须贾劝阻。同年，赵将廉颇亦攻魏略地。公元前274年(楚顷襄王二十五年)，秦相魏冉再攻魏，取蔡阳等四城，斩首四万。

　　公元前273年(楚顷襄王二十六年)，魏连年被秦攻伐，折兵失地，又转而亲赵，在赵的支持下，组成两国联军，对韩发起了攻击，兵抵韩地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韩向秦求救，秦昭王派白起与客卿胡阳率军往救，大败魏军于华阳之下，斩首十五万；又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接着又进围大梁，“是示天下要(腰)断山东之脊也”(《战国策·魏策四》)，各国震动，燕、赵往救。魏献南阳向秦求和。秦于是释大梁之围，设置了南阳郡。

　　韩、魏既服于秦，秦、赵关系亦有所改善，秦昭王于是又把矛头对准了楚国。这一年，秦昭王命白起与韩、魏联合攻楚。楚国君臣对当时形势，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当秦、韩、魏三国兵未出动，楚使黄歇(春申君，当时官任左徒)就来到了秦国，向秦昭王上书。

　　黄歇，黄国之后，黄被楚灭后归于楚而成为楚人(《史记新证》：“春申君疑为黄国之后，《左传》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灭国以后归于楚，故称为楚人。”《姓谱》；“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其后以国为氏。”则黄与楚同祖。)。他“游学好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史记·春申君列传》。）他奉命至秦后向秦昭王上书的内容，《战国策·秦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新序》和《资治通鉴》等均有详尽的记载。此举《战国策·秦策四》记黄歇上书语于下：

　　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伐楚，此犹两虎相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楚国，援也；邻国，敌也。……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臣闻，敌不可易，时不可失。……王既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矣。……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则恶出兵?王将藉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仇雠之韩、魏。王若不藉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阳、右壤。随阳、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谷不食之地，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赵、韩、魏、齐)必应悉起应王。秦、楚之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钅至、胡陵、石易、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泗北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王使之独攻。王破楚於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强足以校于秦矣。齐南以泗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若不能，于以禁王之为帝有余。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一举众而注地于楚，诎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

　　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临以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候。若是，王以十成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候矣。王一善楚，而关二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任两海，要绝天下也。是燕、赵无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持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由此可见，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陈言，一是陈述秦“善楚”之利，不要攻楚；二是秦、楚联合攻韩、魏，迫使韩、魏服而为“关内候”(此“关中候”或“关内候”，姚本为秦察诸侯动静；鲍本比之候吏。见《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版)。；三是取齐之右壤，割断燕、赵与齐、楚联系，然后使此四国“不待痛而服”。秦昭王正中下怀，立即命白起停止出兵，要黄歇回国，执行秦“善楚”、楚亲秦方针。黄歇的言论，虽然避免了秦一时攻楚的兵锋，但却对秦的兼并各国，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稍后范睢为秦的“远交近攻”策略的提出，与黄歇意见，可谓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从长远的观点看，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对楚国是不利的。

　　第二年(公元前272年，楚顷襄王二十七年)，楚遵秦意，遣黄歇侍奉太子完到秦国去做人质。于是秦、楚关系又趋于和好。这一年，燕相公孙操杀燕惠王，秦与韩、魏伐燕，干预燕国内政。楚国亦出动了三万军队参战，配合了秦国的行动。

　　公元前270年(楚顷襄王二十九年)，魏人范睢至秦，向秦昭王陈策说：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而王之尺也。……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战国策·秦策三》。)

　　从此秦用范睢“远交近攻”之策，节节胜利，步步推进。

　　公元前266年(楚顷襄王三十三年)，秦因太子质于魏而卒，为此伐魏，取刑丘(今河南温县东北)。楚乘机约齐攻魏，兵至魏郊，魏向秦求救，秦初不出。魏人唐且入秦陈说“是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战国策·魏策四》。)之害，秦昭王才发兵救魏，楚、齐闻讯后退兵。这是楚、齐对秦国态度的一次试探，秦一出兵，当即撤退，不敢对秦作正面对抗。

　　三、黄歇“相楚”与楚国政治的没落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楚顷襄王病，太子完又在秦国做人质，不能返回楚国。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太子完与秦相范睢关系亲善，黄歇于是见机对范睢说：

　　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虑之。

　　范睢把黄歇的话告诉了秦昭王，秦昭王要黄歇先回楚国看看，来后再作计议。黄歇与太子完计谋说：

　　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

　　太子完于是打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逃出了关卡。黄歇在馆舍装病不出，也不会客。估计太子完已安全脱险，才朝见秦昭王，向他禀报了这件事。秦昭王大怒，要黄歇自尽。在旁的范睢说：

　　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

　　秦昭王同意让黄歇回国。这年秋，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前262-238年)。

　　黄歇十年前向秦昭王的上书提出了秦、楚联合的方针，实际上是楚附秦，助秦兼并六国，为楚国争得了十年喘息的时间。这次又露骨地说“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已非昔日“秦、楚合”，而是楚“事秦”的关系了。黄歇的这种亲秦、事秦态度，对楚国的危害极大。楚考烈王即位后，以黄歇为相(《史记·春申君列传》称相，《史记·楚世家》则仍称令尹。相是战国后各国的通称)，封为春申君，赐予淮北地十二县。黄歇一身而二任，成为“实楚王也”(《史记·春申君列传》。)的大封君。在黄歇“相楚”的二十五年中，楚国政治没落，主要表现在：

　　首先，王权旁落，相(令尹)权膨胀。楚考烈王原入质于秦时，黄歇是以左徒身分陪伴的，任令尹后，身价倍增，独揽大权，无视楚考烈王及其王族。《战国策·楚策四》记李园女弟(妹)语：“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君(指黄歇)用事久，多失礼于兄弟”，就反映了这一情况。在决定是否参战等重大问题上，黄歇可不经楚考烈王知晓，就擅自决定。如据《战国策·韩策一》载，魏联楚抗秦，遣使至楚请速出兵。黄歇听说后，未向楚考烈王禀报，直接对来使说：“子为我返，无见王矣。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令)涉魏境。”令尹权力如此之大，这在楚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楚考烈王曾入秦做人质十年，并非幼弱之主，只能说明王权已明显旁落了。正因为如此，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可以把自己已怀孕的爱妾进献给楚考烈王，考烈王欣然接受，群臣亦无一进言反对的(《战国策·楚策四》。

　　到楚考烈王病时，黄歇门下策士朱英指出：“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史记·春申君列传》。)意即既是实际上的楚王，不如趁楚考烈王之死，而成为“南面称孤”的名正言顺的楚王。王权旁落，令尹一手遮天，是政治衰落的必然结果。其次，封君坐大，结党营私。见于史料，楚考烈王时的封君有两位，一是临武君，为时人视为“不可拒秦之将”(《战国策·楚策四》)，荣尊有限；另一位就是春申君黄歇。楚考烈王即位后，就封黄歇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由于齐、楚关系紧张，黄歇以淮北靠齐境，改清封于江东，楚考烈王又徒封黄歇于吴(今江苏苏州)。黄歇以此为都邑，着力营建，作为自己封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黄歇这位大封君，与当时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一起，并称四公子(即四大封君)。他们“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史记·春申君列传》)，都是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人物。而春申君黄歇比起他们，则过犹不及。他有食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使得“为玳瑁簪，刀剑宝以珠玉饰之”、企图在楚人面前夸耀的赵平原君的使者，也大感羞惭(同上。）黄歇依靠这么庞大的食客队伍，结党营私，扩大权势，图谋不轨。如食客李园就献其妹先为黄歇妾，有孕后又进献给楚考烈王，以实现“娠姬窃国”(《楚宝》卷十一。)之谋。另一位食客朱英就干脆要黄歇在楚考烈王死后即夺取政权。

　　春申君黄歇权势这么膨胀，食客这么多，俨然独立王国，楚国的政令、军令就当然难以划一了，政治危机极端表面化。

　　其三，追求享受，无进取之志。楚考烈王既已被架空，也就不问国事，不思图进了。作为“实楚王”的黄歇，除了厚招宾客、培植亲信、扩张势力外，在政治上苟且偷安，无所作为；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剥削人民；在生活上追求享受，奢侈腐朽，集中体现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黄歇封地，初在淮北，扼控陈城，掌握着楚国的经济命脉。公元前248年黄歇徒封吴后，因远避兵锋，在封邑内役使臣民，无所不为。《越绝书》载：“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写(泻)西野。”《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工程如此浩大，可知役使臣民之多。黄歇于是赋税剥削大增，在封邑内建有粮仓。黄歇开渠建仓，在客观上固然有益于江东地区的开发，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供应楚国军民食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庞大的门客队伍挥霍的需求。在此同时，黄歇又把剥削来的收入，在吴故都墟上大兴土木，营建都邑，修建得富丽堂皇，焕然一新。后来太史公司马迁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唐陆广微《吴地记》说：“春申君都吴宫，因加巧饰。”司马光《资治通鉴》亦载：“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黄歇这位大封君的独特地位和奢侈淫逸的生活，暴露无遗。楚国人才济济，但其时却几无可用之人。当时在政坛上，除了春申君黄歇外，再就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临武君。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当时鼎鼎大名的号称“天下贤人”荀子(荀况)，周游列国，后辗转来到了楚国，黄歇的门客以为对黄歇不利，黄歇立即辞退了荀子。门客又说荀子名大望重，怎么能随便辞退的，黄歇又把他请了回来，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任他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令(同上。）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的学生、楚国上蔡人李斯，学成却离楚入秦，受到秦王政重用，“已而相秦”(同上。）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是楚国没落的政治所决定了的。从此亦可知黄歇的养士，绝非招揽人才，用于国难，而是私蓄势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

　　四、邯郸之战与楚救赵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黄歇被任为令尹后，秦即对楚发起了攻击，以试探楚国态度。黄歇为奉行其亲秦附秦路线，割州陵(今湖北咸宁西北)给秦，秦也就继续维持“善楚”政策。接着，秦执行“远交近攻”策略，兵锋又集中指向三晋。

　　其间，韩、魏早已被逐步削弱，唯赵尚强，故秦与赵的争夺极其激烈。公元前270年(楚考烈王二十九年)，秦攻赵，越过韩之上党，进围赵之阏与(今山西和顺)。次年，赵命赵奢率兵往救，大破秦军，阏与之围遂解。

　　公元前262年，楚割州陵与秦后，秦命白起大举攻韩，攻取了野王(今河南沁阳)，绝上党通韩都新郑之路。韩欲献上党与秦求和，但上党郡守则欲以上党与赵，联赵抗秦。赵国接受，遣老将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以拒秦。秦命白起、王[齿乞]率军进攻，廉颇坚壁固守，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60年(楚考烈王三年)，赵孝成王误中秦反间计，改以无实践经验的赵括(赵奢子)取代廉颇，结果被白起打得大败。赵括全军覆没，本人亦战死，赵国从此削弱。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

　　公元前259年(楚考烈王四年)，白起想乘胜进围赵都邯郸，攻灭赵国。范睢妒忌白起功劳，以秦军疲劳应休息为由，建议允许赵、韩割地请和。秦昭王同意。秦退兵后，赵拒绝割地给秦，秦昭王又想派白起攻赵，白起认为时机不成熟，托病不出征。秦昭王改派五大夫王陵进攻赵都邯郸。赵国军民奋力抵抗，王陵失利。秦昭王重又想派白起出征，白起终称病不行。秦昭王只得派王取代王陵，王亦攻邯郸不胜。范睢于是荐举郑安平为将，加强对赵的进攻。在这严峻时刻，赵孝成王向魏、楚求救。公元前258年(楚考烈王五年)，赵平原君赵胜奉命前来楚国。他想在门客中选拔二十名文武双全的随行人员，却只选出十九人。这时一门客毛遂自荐随往，赵平原君以为他在门下三年，未闻其能，不肯带他去。毛遂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赵平原君正在用人之际，就带毛遂同去了。

　　赵平原君一行来到楚国，向楚考烈王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害关系，从“日出”谈到“日中”，楚考烈王还是犹豫不决。毛遂于是拔剑而前，走近楚考烈王说：“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楚考烈王羞愧，“唯唯”答应，“歃血而定纵”。赵平原君回国后，楚国出兵救赵(《史记·平原君列传》。）这时，魏安僖王虽已出兵救赵，却又害怕秦国报复，故命魏将晋鄙留军壁邺(今河北磁县南)，停止不进。魏信陵君恳请魏安僖王宠姬如姬窃取兵符，击杀晋鄙，领兵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秦将郑安平投降，王败退，邯郸之围遂解。

　　这次救赵败秦，魏信陵君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与楚国出兵也是分不开的。据《史记》的《春申君列传》、《平原君列传》等载，楚军救赵的统帅是黄歇。然据《史记·楚世家》载，则是景阳。黄歇执掌楚国军政大权，由黄歇主持调兵遣将，组织救赵行动，是无疑问的，而奔赴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当是景阳。

　　秦罢邯郸后，立即对魏国进行报复，攻取了安邑。第二年，即公元前256年(楚考烈王七年)，秦又攻韩、赵，韩、赵惨败，各国震动。西周君恐惧，与诸侯联合，出伊阙(今河南洛阳西南龙门)攻秦。秦昭王命秦将[扌]攻打西周，取河南(今洛阳西，西周君都邑)，西周遂亡(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元年)，周考王封弟揭于王城(今洛阳西，即河南)，号西周，是为周桓公，亦称西周君。故此西周，是周考王分封的诸侯国。这年西周亡，依附西周的周赧王亦卒，秦取九鼎宝器。）正在救赵解邯郸之围的楚将景阳，当秦攻韩、赵时，亦继续率军援赵，故《史记·楚世家》有“(楚考烈王)七年，(景阳军)至新中，秦兵去”的记载。新中，《索隐》以“中”字误，应为新市，在巨鹿境。《正义》：“新中，相州安阳县也。七国时魏宁新中邑，秦庄襄王拔之，更名安阳也。”则此新中在安阳。

　　西周亡后，东周(公元前367年(周显王二年)，西周威公卒，少子公子根与太子朝争立，韩、赵支持公子根叛立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周王畿分裂为西、东两部分，故自此又有“西周”和“东周”之称。)君虽尚存，则再不称王，从此史家以秦王纪年。故秦虽败在邯郸城下，但实力未减，仍取得重大胜利，楚等国援赵抗秦，虽解了邯郸之围，但三晋接着又遭到很大创伤，形势对楚国日益不利。

　　五、楚灭鲁

　　鲁国是周礼之邦，居泗上十二诸侯国之首，历来是魏、齐、楚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魏势渐衰后，齐、楚对泗上霸权，特别是对鲁国的争夺更加激烈。齐威、王时期，齐国一直控制着泗上各诸侯国。公元前284年，齐为燕、秦诸国败后，国力大损，已无力维持泗上的霸权地位，这为楚国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任黄歇为令尹，封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黄歇的封地与鲁境接壤。这年，秦攻楚，黄歇不顾楚国腹地受害，割州陵以亲秦。秦继续东进，派白起等领军攻赵，揭开了长达三年的长平之战。第二年，黄歇乘秦、赵对峙、齐国无力干预之际，发兵攻打鲁国，占领了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

　　长平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59年(楚考烈王四年)，秦又攻赵，包围邯郸。赵在魏、楚的救援下，虽解邯郸之围，但秦接着又攻韩，取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斩首四万；又攻赵，取二十余县，诸侯大震。西周君与各国合纵，对秦进行反击，结果失败。楚景阳虽领军参加了合纵攻秦行动，当然也没有成效。在这关系到楚与关东诸国存亡的重要时刻，黄歇于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又发兵攻打鲁国，迁封鲁君于莒(今山东莒县)，占领了鲁国土地。《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史记·六国年表》：“考烈王八年，取鲁，鲁君封于莒。十四年，楚灭鲁，(鲁)顷公迁卞，为家人，绝祀。”)，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以荀子为兰陵令，前已述及，黄歇不得已而为之；攻取了鲁国土地，也并非楚国实力增强的标志。其时，赵国元气大伤，韩、魏早已不支，西周被灭，周赧王死，齐因秦“远交近攻”策略生效，不敢贸然出击，秦一时也不会攻略齐、鲁，黄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攻鲁而取其地的，故实际上并不说明楚国国力的增强。事实上，第二年，即公元前254年(楚考烈王九年)，韩桓惠王朝秦，魏亦委国命于秦，楚国一筹莫展，于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黄歇为避秦、韩、魏兵锋，被迫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史记·六国年表》。梁玉绳《史记志疑》：“……故《汉书·地理志》于九江寿春下注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不云自巨阳也。”可见其后又迁回陈)，向自己淮北封地靠拢。

　　公元前251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秦昭王卒，韩桓惠王及各国将相纷纷入秦吊祭，楚国也不例外，楚考烈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史记·楚世家》)，表现了楚对秦的尊重和亲秦路线的毫不动摇。楚以为秦、楚关系稳定，过两年，即于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正式灭鲁。当然，在各国衰落之际，楚国竟能一举灭掉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也应是战国后期一件大事，故史家称之为“楚复强”。但如从当时各国形势看，楚灭鲁，也只是黄歇善于应变的见机而为之举，并非楚国国势的强盛。所以，灭鲁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黄歇就以“淮北地边于齐，其事急，请以郡而封于江东”(《资治通鉴》(秦庄襄王二年)。

　　既“边于齐”，又“事急”，说明黄歇一味打击齐、鲁政策，已极大地激怒了齐国，齐、楚关系紧张；秦又灭东周，置三川郡(今河南洛阳东北)，北部边境吃紧，黄歇不得不改清徙封于吴，楚国重心转往东南。因此，黄歇的攻鲁灭鲁，并未给楚国带来好处，反而与齐结怨，使自己陷于孤立被动，倒是战略上的失算。

　　六、楚等五国最后一次合纵攻秦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子楚立，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以吕不韦有“定国立君”之功，任之为相(子楚，原名异人，秦昭王庶孙，太子柱庶子。在质于赵时，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入秦说华阳夫人(太子爱姬，楚人，无子)立异人为嗣。异人逃归后，楚服见华阳夫人，夫人大悦，异人更名为子楚。子楚继位后，任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秦庄襄王、吕不韦继续奉行东进方针，于次年(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以东周君与各国谋伐秦，即命吕不韦攻灭东周(时东周君居今河南巩县西南)。至此，东、西周皆为秦灭。又命蒙骜攻韩，取成皋、荥阳，连同西、东周故土，合建三川郡(郡治洛阳)。秦境已与魏都大梁接壤。

　　公元前247年(楚考烈王十六年)，秦蒙骜攻赵，占领了赵国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城。王又攻韩，夺取了全部上党地，设置了太原郡。赵、韩既败，蒙骜即集中力量打击魏国，攻取了高都(今山西晋城)和汲(今河南汲县西南)。魏国军队屡败，魏安僖王不得已从赵国召回魏信陵君，任为上将军，主持抗秦(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窃符救赵、解邯郸之围后，不敢回到魏国，留居赵国。）魏信陵君“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史记·魏公子列传》。）魏信陵君于是率领五国军队(《史记正义》谓为燕、赵、韩、楚、魏等五国军队。)在河外大败秦蒙骜军队，并乘胜追击至函谷关而回。这时，秦虽取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但不久秦有丧，晋阳又反秦。秦之东进一时受挫。同年五月，秦庄襄王卒，太子政立，年仅十三，国事皆由相国吕不韦裁决。秦政局稳定后，继续积极进取，于次年(公元前246年，楚考烈王十七年)，遣蒙骜率军定晋阳。由于魏信陵君取得反秦的重大胜利，威震天下，秦引为大患，遂派人在魏安僖王面前行反间计，诡称魏信陵君要称王，各国也要共同立他为王。魏安僖王果然中计，罢免了魏信陵君将军的职务。过四年，魏信陵君病酒而死，魏势更衰。公元前245年(楚考烈王十八年)，赵将廉颇因赵孝成王卒、赵悼襄王以乐乘代己，怒而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亦奔魏，后入楚，死于寿春。赵国政治局面不稳定，国势亦衰。其后，秦连续攻魏攻韩，占领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前242年(楚考烈王二十一年)，秦蒙骜率军大举攻魏，取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桃人(今河南长垣西北)、雍丘(今河南杞县)第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已成扇形包围之势，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三晋首当其冲，这年，赵相、魏相会盟于柯(即阿，今山东阳谷东北)。次年(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以濮阳为东郡治所。东郡建立后，遂断“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于是，赵、楚、魏、韩、燕五国合纵抗秦形成，组成了五国联军，对秦主动出击。关于这次合纵攻秦，《史记》有关篇章有如下记载：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史记·楚世家》)　　秦始皇六年(即秦五政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史记·秦始皇本纪》)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己时，乃相与合从(纵)，西伐秦，而楚王为从(纵)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史记·春申君列传》)　　赵悼襄王四年，庞[火爰]将赵、楚、魏、韩、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史记·赵世家》)

　　蕞，今陕西临潼北。寿陵，史家说法不一，今人以蕞为准(杨宽《战国史》以蕞为准，没有提及寿陵。）《赵世家》以赵将庞[火爰]统率五国联军攻秦；《春申君列传》以楚考烈王为纵长，春申君实主其事，没有记载庞火爰]。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楚仍为当时一大国、强国，各国推举楚国为纵长，当是可靠的。庞[火爰]是当时著名兵家(《汉书·艺文志》录有兵家《庞火爰》三篇。公元前242年，燕剧辛攻赵，庞火爰奉命反击，杀剧辛，获大胜)，故由他率领联军出击。杨宽《战国史》说：“尽管庞火爰]是个著名的纵横家和军事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著录有《庞[火爰]》二篇，兵权谋家又著录有《庞火爰]》三篇)，但是已经无能为力，根本没有得到什么成就。”当时秦国已锐不可挡，无论是“四公子”尚存的春申君黄歇(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均已相继去世)，还是著名兵家庞[火爰]，均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战国时期最后一次的合纵抗秦，就这样失败了。

　　七、楚徙都寿春与黄歇遇害

　　公元前241年楚等五国合纵攻秦失败后，各国岌岌可危，楚国也更加惴惴不安。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五国伐秦失败后，楚考烈王因黄歇“用事”不力，“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门客朱英对黄歇说：“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战国策·韩策一》“观鞅谓春申”篇所载内容与此同。)黄歇觉得朱英的意见很有道理，为了避免秦国兵锋，于这年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仍名郢(寿郢)。

　　楚徙都寿春后，仍无所作为。据《战国策·楚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很忧虑。赵人李园携其女弟(妹)，想进献给楚考烈王，又恐无子久而失宠。李国转而投靠黄歇，成为黄歇的舍人，并把其妹献给黄歇。李园得知其妹怀孕后，便与她密谋，进而转献给楚考烈王。李园妹于是对黄歇说：“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黄歇果然把她进献给楚考烈王。

　　李园妹生子后，被立为太子，李园受到重用。李园恐怕黄歇“语泄而益骄”，就秘密私养死士，企图谋杀黄歇。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重，黄歇门客朱英对黄歇说，在此紧要关头，你可能获福，亦可能得祸。如趁楚考烈王病死，夺取王位，就获福；如不先下手，楚考烈王一死，李园必先夺权而杀你以灭口。黄歇以为李园势弱，待他又不薄，不会危害自己的。朱英见黄歇不听取自己的意见，害怕连累自己，就离黄歇而去了。

　　不久，楚考烈王死，李园果然先进入王宫，在棘门内埋伏了死士，黄歇一进门，就被杀死，并割下头颅，将其抛到棘门外。随后又尽诛黄歇全家。李园妹子悍立，是为楚幽王(前237-228年)。

　　黄歇遇害，是黄歇执政以来养士自重、专权自恣的必然结果。李园为了跻入楚国最高统治集团，以妹作为工具，固属手段卑劣；黄歇为了长期垄断政权，竟以有孕之妾进献给楚考烈王，也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所以，黄歇之死，正是楚国没落政治的一次大暴露。当然，由于黄歇长期“辅国持权”，楚国尚存在政治重心，至少在统治集团内部，还较稳定，随着楚考烈王病卒和黄歇被害，这种政治重心就失去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愈演愈烈，进一步加速了楚国的灭亡。

　　与此相反，秦王政这年二十二岁，平定了[土/母]之乱，亲自主持国政。自此，政治更加稳定，国力更加强大，加速了一统各国的步伐。楚国的命运就未卜可知了。

　　八、楚抗秦的胜利与失败

　　楚幽王即位后，正值秦王政亲政、大规模地进行统一战争阶段。公元前237(楚幽王元年)，秦王政免吕不韦相，接受李斯谏逐客令和尉缭收买六国豪臣的建议，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进程。次年，赵攻燕，秦以救燕为名，命王翦等攻赵，取阏与等九城，尽取漳水流域之地。

　　公元前235年(楚幽王三年)，秦继攻赵之后，即命辛梧率四郡兵，会同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据《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五章)载，当时楚国执政李园闻秦、魏出兵攻楚，深为忧虑，急忙派人对辛梧晓以利害关系，“今臣窃为将军私计，不如少按之，毋庸出兵。秦未得志于楚，必重梁(魏)；梁未得志于楚，必重秦，是将军两重。天下人无不死者，久者寿，愿将军之察之也。梁兵未出，楚见梁之未出兵也，走秦必缓。秦王怒于楚之缓也，怨必深。是将军有重矣。”辛梧觉得有理，遂止兵不前。由于辛梧按兵不动，“梁(魏)兵果六月乃出”。所以这次秦攻楚，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

　　秦攻楚无功，又转而攻赵。公元前234年曾大败赵军，斩首十万。但其后两年内，即公元前233年和公元前232年，秦两次攻赵，均被赵大将李牧打败。公元前230年(楚幽王八年)，秦派内史腾攻韩，韩经多次被秦打击，已无力抵抗，这年遂被灭。公元前229年(楚幽王九年)，秦灭韩后，即命王剪、杨端和率军分两路攻赵，进围邯郸，又使羌[广鬼]将兵助战，声势浩大。赵亦派李牧、司马尚抵抗。在关键时刻，秦以重金贿赂赵王迁宠臣郭开，要他散布谣言，诬陷李牧要反叛。赵王迁果然中计，派赵葱、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李牧不服从，被杀，司马尚则被罢废，赵国因而大大削弱。

　　公元前228年(楚幽王十年)三月，楚幽王悍卒，弟犹(一作郝)立，是为楚哀王。这月，楚哀王庶兄负刍杀哀王而自立(《史记·楚世家》及《史记·六国年表》。）这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大规模的争权夺位的斗争。就在楚国忙于内部倾轧时，秦则趁李牧被冤杀之机，又派王翦、羌[广鬼]率军攻赵，杀赵葱，败颜聚，俘赵王，置邯郸郡。赵公子嘉率其族数百人逃到代郡，自称代王。赵国实际灭亡。

　　公元前227年(楚王负刍元年)，秦军已逼临燕境，燕太子丹使上卿荆轲以献地图为名，乘机刺杀秦王政，结果未遂被杀。秦命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军虽然联合抵抗，但仍败于易水之西。次年，即公元前226年(楚王负刍二年)，秦王翦继续攻燕，破燕都蓟(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及太子丹走保辽东，秦将李信追赶，燕王被迫杀太子丹献秦。由于秦军主力深入北方作战，原韩国贵族乘机在新郑反叛，秦迅速调遣军队予以平定，已被外迁的韩王安亦被处死。在此同时，秦派王翦子王贲率军攻楚，大破楚军，占领了十几个城池。

　　秦败楚平韩后，立即把攻楚亡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资治通鉴》(秦始皇二十一年)载：

　　王贲伐楚，取十余城。王(秦王政)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应为蒙武)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今陕西铜川西南)。

　　公元前225年(楚王负刍三年)，秦一方面按李信意见，派李信、蒙武率二十万大军攻楚；另一方面，又派王贲攻魏，围大梁，魏抵抗，秦军于是引黄河、大沟水灌大梁，三月后城坏，虏魏王假，魏亡。秦在魏东部地设置砀郡(郡治砀，今安徽砀山南)。王贲得心应手，战功卓著。

　　李信攻楚的一路，则遭到楚国有力的抵抗，惨遭失败。据《史记·王翦列传》载，李信兵分两路，自领主力进攻平舆(今河南平舆西北)，即沿汝水而下；蒙武一部攻寝(今河南沈丘东南)，取得一些胜利。因鄢、郢一带(楚国本土)有楚军活动，牵制秦军东进，所以李信又转而攻打在鄢郢活动的楚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楚国曾献青阳(今湖南长沙)以西地给秦，继而又叛约，进击南郡，故李信在汝水、颖水一带取得胜利后，即挥师攻打南郡(鄢郢一带)的楚国军队。）获胜后，与蒙武会师于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直指寿春，企图一举灭楚。这时，屯驻在淮水北岸的楚国大军，正以逸待劳，寻机歼敌。李信“年少壮勇”(《史记·王翦列传》)，趾高气扬地挥师前进时，突然遭到楚军的反击，仓猝应战，遂大败。楚军紧追不舍，“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同上。）李信溃不成军，狼狈逃跑。这是秦统一各国前遇到一次最有力的抵抗，显示了楚国在军事上尚有一定实力。

　　李信失败后，楚军继续西进，秦王政只得亲到频阳，请王翦复出领兵攻楚。王剪按前议，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为了彻底击败楚国，不惜“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王剪)”(同上)，可见这次战役规模之大是空前的。

　　公元前224年(楚王负刍四年)，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王翦仍按李信进军路线，进入陈邑、平舆一线后，接受李信轻率进攻失败的教训，即停止前进，在全线上构筑壁垒固守。楚国不敢掉以轻心，亦倾全国兵力抵抗。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终不应战。王翦命士卒洗沐、投石，并“亲与士卒同食”(同上)，以逸待劳。两军相持达一年左右后，楚军渐渐松懈，只得“乃引而东”(《史记·王剪列传》。)，主动撤退。王翦乘机出击，大败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南。楚军败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立昌文君于淮南，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五年)，王翦、蒙武继续进攻，攻入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昌文君死，项燕自杀，楚亡。第二年，王翦又进而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置会稽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同年，秦将王贲攻取辽东，虏燕王喜，燕亡；又攻代，虏代王嘉。公元前221年，王贲攻入齐都临淄，虏齐王建，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九、楚国败亡的原因

　　楚国历史悠久，疆土辽阔，国势长盛不衰，就在楚怀王时期，策士还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一》。)不久竟和中原各国几乎同时败亡在秦国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政治守旧没落，拒绝革新。楚国自入春秋中叶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已经产生，反映在政治上开始出现了新旧力量的斗争。战国初，楚声王被“盗”所杀，“国人”立其子悼王，足见其时新旧力量的较量是极其尖锐的。楚悼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中原各国、特别是魏国改革的影响下，大胆起用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大举革新，楚国政治一时充满了生气。不幸楚悼王早死，吴起被旧贵统残酷地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这样过早地失败了。“楚不用吴起而削弱”，吴起变法夭折，在楚国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此，以王为首的统治集团更加昏庸守旧，至楚怀、顷襄王时，屈原仅因内主革新，外主联齐抗秦，坚持独立自强，竟亦遭到无情打击，使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感到绝望，最后在国(都)破家亡的情况下，自投汩罗江而死。楚考烈王即位后，春申君黄歇“辅国持权”，掌握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命运，成为“实楚王”的大封君。他在对外战争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谋求封地，修建宫室，淫逸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所以，楚国后期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沿着惰性的轨道滑下去，终至灭亡。当然，楚国政治的没落守旧，非始自战国末，实际上早在春秋晚期就已出现了，特别是对吴起变法摧残以来，越来越明显，并日益顽固。关于这点，《吕氏春秋·察今》就以刻舟求剑等寓言予以讽谕：“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政治守旧没落，必然轻视人才，甚致摧残人才。楚国人才济济，是为各国所公认的。但楚国统治集团不珍惜人才也是很出名的，致使人才外流，对楚国造成危害，故史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之说。战国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如热情来投的异邦人吴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富有政治抱负的屈原被贬抑，就是战国时期摧残人才的典型事例。在战国末关系到楚国存亡的关键时刻，楚人李斯入秦出谋画策，助其一统中国，其师荀子来楚，却冷落一旁，就不是偶然的现象。黄歇养客三千多人，却养而不用，只是充当结党营私的工具和政治自重的资本。人才外流及对人才的摧残，与统治者的“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战国策·楚策四》。)结伴在一起，充分地暴露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与腐朽性。楚人原有的“筚路蓝缕”精神消失了，终因抱残守阙而退出历史舞台。

　　其次，徙陈失误。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后，楚国已出现生死存亡的危机，其政治重心放在何处，至关重要。历史表明，楚顷襄王当时东逃，并徙都于陈，是重大的失误。所谓“秦逾邑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史记·春申君列传》。)，系策士高谈阔论之议，并不符合历史实际。陈是楚国的重镇，早在楚庄、灵、惠王时期便已被破(灭)，秦既已占领鄢、郢，完全可以沿着灭陈路线，随时进攻楚国。当时两周早已成为一具僵尸，毫无实力可言，韩、魏疲惫不堪，根本无法充当楚国的军事屏障。楚国又一贯奉行牺牲韩、魏以亲秦路线，也不可能得到或团结韩、魏全力帮助和抗秦。故徙陈，无异于自投虎口，置身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徙陈后，楚国在此尚能生存三十余年，只是秦灭楚、一统六国时机尚不成熟，并非徙陈战略决策的正确。实际上，楚顷襄王在失鄢、郢后，犹如惊弓之鸟，“东徙而不敢西向”(《战国策·中山策》)，是仓促东逃的，并未有过认真议论。徙陈后，心神稍定，又歌舞升平，尽情享受，不思图进。

　　其三，亲秦路线与消极“合纵”抗秦的失误。秦自商鞅变法后，历代统治者就蓄有灭楚、一统寰宇之志。早在秦亡楚前一百余年时，楚威王就意识到秦不可亲，必须“合纵”抗秦。他在纵横家陈说合纵抗秦利害关系后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可胜焉。内与君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战国策·楚策一》。)楚怀王即位后，忘记了楚威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亲”的这一遗训，也不听昭睢、屈原等的一再劝告，既不积极“合纵”抗秦，又招致丹阳、蓝田之败，最终客死于秦。楚怀王血的教训应该说是够深刻的，但后继者楚顷襄王、楚考烈王和黄歇等仍执迷不悟，惧秦、亲秦、消极“合纵”，甚至为了自己侥幸图存，竟把祸水泼向邻国，终孤立无援，被动挨打，毫无起色。

　　其四，秦的强大。入战国后，随着封建兼并战争的激烈进行，关东各国利害关系不一，互相攻伐，逐步削弱，消耗殆尽。秦则不然，它自商鞅变法以后，始终把进军中原，消灭各国为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在经济上，注重改革，不断充实国力。在政治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如注重用人，特别是重用有才干的外邦人，长期来坚持实行“连横”策略，在关键时刻，又采用“远交近攻”、用重金收买各国权臣、分化和削弱各国政策，凡此种种策略和政策，均取得明显成效。在军事上，执行军功政策，训练成庞大的英勇善战的军队，今天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所出土的各种兵马俑，充分显示了当年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地理上，秦居关中，进可取，退可守，各国虽有时叩关攻秦，却望而生畏，不敢贸然进击。当楚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楚考烈王死、黄歇遇害，楚国丧失了政治重心，秦则嬴政亲政，朝气勃勃。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史记·秦始皇本纪》。“六世”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加速了统一的步伐。一方面是秦国的日强，另一方面是六国的日弱，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的任务，就由秦王政来完成了。综观楚国历史，商末周初楚人建国后，“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英勇进取，广用人才，师夏、夷之长，是充满生机勃勃、向上的。春秋时代的创立县制、掩书土田和战国前期的吴起变法，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变革，使楚国一度出现了繁荣富强的局面。但可惜的是这种进取创新精神，逐渐暗淡失色，至战国末诸代，贪图享受，苟且偷安，在激烈的争夺中无所作为，终不可避免地沉沦下去，直至灭亡。楚国虽亡，然而楚人长期凝聚的奋发图强、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眷恋故土、报效族国的爱国精神，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革新精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则是垂世千秋，永放光芒的。楚人创造的光辉灿烂的荆楚文化，是沾溉百代、流泽万世的，它必然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无价之宝。

　　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楚国虽亡，但楚人传统的爱国精神是很炽烈的。据《史记·项羽本纪》载，早在楚怀王客死于秦时，楚南公就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亡后十四年，由于秦王朝“赋敛愈重，戍徭无己”(《史记·李斯列伟》)，又行“繁刑严诛”《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政，人民大众实在活不下去，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性的人民大起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楚隐王陈胜(公元前208年，陈胜卒后，吕臣葬陈胜于砀，谥为隐王。)元年)，秦王朝征发“闾左”(贫民，因居乡里之左，故称“闾左”)九百人戍守渔阳(今北京渔阳)，他们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时，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不能按期到达，按秦法，失期皆斩。楚人陈胜(字涉，阳城人。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与吴广(字叔，阳夏人。阳夏，今河南太康)商议，亡亦死，举大计亦死，于是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制造起义舆论：“大楚兴，陈胜王。”当即杀死押送的将尉，揭竿而起。他们以楚将项燕和秦公子扶苏的名义，为天下倡，筑坛为盟，称大楚。起义群众首先攻下大泽乡，并进而攻占了蕲县及其周围地区。然后率众攻下了陈(即陈郢，今河南淮阳)，已拥兵数万。陈胜称王，以吴广为假王，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

　　陈胜首难，“一夫大呼，天下响应”(《汉书·贾山传》)，陵(今江苏宿迁东南)人秦嘉、[钅至](今江苏沛县境)人董绁、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人朱鸡石、徐(今江苏泗洪南)人丁疾、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与侄项籍(字羽)、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彭越、六(今安徽六安北)人英布、东阳(今安徽盱眙境)人陈婴、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等纷起响应，立即汇成了以楚人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人民大起义的浪潮。陈胜占陈后，即以吴广西攻荥阳，以曾“事春申君”的“陈之贤人”周文率众进攻关中。周文收集沿途义军数十万人，越过函谷关，一举进至戏(今陕西临潼东)，给秦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由于陈胜、吴广是首举义旗，经验不足，又因在起义的浪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旧贵族、旧势力也乘机起兵，割据称王，秦王朝组织兵力反扑，同年底周文兵败自杀，吴广、陈胜又相继被害，起义斗争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而，其他各地楚人起义斗争仍高举“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的旗帜，继续坚持斗争下去。

　　陈胜卒前，秦嘉杀陈胜监军武平君畔，自立为大司马。次年(公元前208年)初得知陈胜死，立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居留(今江苏沛县东南)。刘邦领众赴留，投楚王景驹，时秦兵已至砀郡，刘邦即西向击秦，先败后胜，攻占了砀城，收编秦兵六千，又乘胜攻克下邑(今安徽砀山)。

　　原陈胜部将召平(广陵人。广陵，今江苏扬州北蜀山)，秦命东下发展，获知陈胜败亡，即渡江假借陈王的命令，拜项梁为“张楚”的上柱国(上柱国，原楚国置，是统领军队的最高将领)，使之引兵西击秦。就在刘邦取下邑不久，项梁亦已渡江西上。陈婴、英布、蒲将军、吕臣等相继率部来归附，项梁军队很快发到六、七万人，这年(公元前208年)四月，军驻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其时，驻留的秦嘉、景驹陈兵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东，阻挠项梁西击秦，项梁认为秦嘉背叛陈王而立景驹，大逆不道，遂发兵一举击溃了秦嘉，景驹自杀。可见项梁是忠于张楚政权的，维护了义军的统一。项梁收编了秦嘉军队后，进军至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已拥军十多万人了。刘邦亦领军来附。

　　六月，项梁确知陈胜已卒，在薛召集起义军将领议事，以重建政权，继续斗争下去。年已七十的范增(居[巢阝]人。居[巢阝]，今安徽巢县东南)以为陈胜失败在于不立楚后而自立，引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劝项梁立楚怀王之后。项梁同意，在民间求得楚怀王孙熊心，立其为王，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以陈婴为上柱国，封英布为当阳君，项羽为鲁公，刘邦为沛公。定都于盱眙(今安徽盱眙)，恢复了楚国。

　　薛之会，历来被视为一次全面的复辟行动。其实，它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人念祖爱国之情。项梁是项燕之子，“今君起江东，楚逢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史记·项羽本纪》)，被楚人视为能恢复楚国的得力人物。楚怀王是被骗入秦死的，当时楚人就很同情他，“如悲亲戚”。悲楚怀王之死，就是后来悲楚国之亡。所以项梁和义军将领们立楚怀王之后，并仍称楚怀王，表现了楚人不忘祖业旧国，决心推翻秦王朝，是楚人固有的念祖爱国精神的承继与发扬。

　　薛之会后，项梁各路义军继承陈胜、吴广遗志，继续与秦军搏杀，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八月，由于项梁轻敌，被秦章邯大败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项梁阵亡。项羽、刘邦等为了保存实力，随楚怀王心迁都于彭城。

　　九月，章邯渡河北上击赵，围赵王歇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赵向楚等求援，楚怀王心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作出了西入关、北救赵的正确决策。决定分兵两路，北路由宋义、项羽、范增等领兵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领兵西入关中，直捣秦都咸阳。楚怀王心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项羽本纪》。)十一月，宋义领军进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留四十六日不进。其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愤而杀宋义，楚怀王心遂以项羽为上将军，统率北路救赵大军，项羽于是“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同上。）十二月，项羽率军西渡漳水，命令“皆沉船，破斧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同上。）楚军呼声动天，无不以一当十，凡经九战，大破秦军，章邯败逃，巨鹿之围遂解。项羽破秦军后，诸侯将入辕门，莫敢仰视，项羽自此始为诸侯上将军。巨鹿之战是摧毁暴秦的决定性战役。它歼灭了秦兵三十余万，有力地支援了刘邦西入关中的战略行动，为最终灭秦奠定了基础。清人王源评论说：“首难者陈涉，灭秦者项王也；入关者虽沛公，灭秦者项王也。”(王源《居业堂文集·项羽论》。)项羽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在此同时，刘邦领军西进，沿途辗转攻克成武(今山东成武)、栗(今河南夏邑)、高阳(今河南杞县境)、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颖川(今河南禹县)、南阳(今河南南阳)、胡阳(今河南唐河南)、析县(今河南西峡)，直抵丹水，轻取武关(今陕西商县东)。

　　武关失守，关中震动。赵高逼秦二世自杀，立子婴(扶苏子)，贬号秦王，派人与刘邦谈判，“约分关中”(《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不允，率军进抵关(又名蓝田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次年(公元前206年)初，刘邦率大军攻至[氵霸]上(今西安东南)，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奉天子玺符，在轵道(亭名，地在今西安东北)旁迎降。至此，统一六国仅十四年的秦王朝，又为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人民大起义所摧毁。原来楚人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果然实现。勿庸置疑，秦王政一统寰宇、创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功，是永垂史帛的，然其残暴统治，又阻碍了历史的前进，故楚人首先发动的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其功也是不可没的。从陈胜、吴广至项羽、刘邦高举的“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引导人们一代又一代英勇地进行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谱写出一页又一页的英雄篇章。

　　秦亡后，刘邦与项羽又经历了四年内战(史称楚汉战争)，至公元前202年，刘邦最终建立起了汉王朝。如果说，秦王政只是从军事上完成了一统六国事业，刘邦所建立的汉王朝则在文化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真正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从此，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其建立的一统大国，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任何人都动摇不了它。从这点看，楚人所留下的丰功伟绩是光照千秋万代的，永垂不朽。

第十四章 战国时期楚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一、农业

　　战国时期，楚国农业又有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工程的兴修、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增产。

　　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是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山海经·五藏山经》载，当时楚国境内的荆山、洞庭之山、暴山(洞庭之山东南)都是著名的铁矿山。宛(今河南南阳)则是楚国著名的冶铁基地。据黄展岳《试论楚国铁器》一文研究统计，从1951年至1979年，共出土楚国铁器58批，计168件。除8件属春秋晚期外，其余均属战国时期。出土地区普及楚国各地，其中尤以湖北、湖南地区居多。出土的铁器，除兵器、容器、手工业生产工具外，主要是铁农具。铁农具品种繁多，有锄、耒、耜和镰等。《孟子·滕文公》记孟子问楚国农家许行弟子语：“许子以釜甑　、以铁耕乎?”许行弟子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铁器是用粟交换来的，足见楚国铁农器的铸造已成专业化，使用也很普及。

　　入战国后，楚国随着疆城向东扩展，在今江淮地区，水利事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前面提到春申君黄歇在其封地内，兴修水利，增辟税利，盘剥民众，但在客观上，对江淮地区、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的经济开发是有利的。据《越绝书》载，黄歇继承了孙叔敖筑陂的方法，以无锡湖治以为陂，陂渎连贯，注入太湖，灌溉良田。又据《大清一统志》记：

　　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今江阴之山川，多以春申取义。

　　原来在淮水流域修筑的芍陂，继续得到修筑和利用，可灌溉周围良田数万顷，对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楚国后期之所以东徙寿春，并以此与秦对抗，芍陂的继续修筑带来的粮食充足，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铁工具的使用，楚国的耕地面积也进一步扩大。吴起变法时，针对楚国地广人稀这一实际，向楚悼王明确地提出：“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果断地“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这项措施，固有打击旧贵族一面，但对开发周边地区、扩大耕地面积，带去先进的生产方法，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楚国所谓“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与楚地广阔，耕地面积逐步扩大，是分不开的。

　　楚国的粮食一直是比较充盈的，战国时期更是如此。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威王时，策士苏秦为赵合纵，曾到楚国游说。他对楚威王说：

　　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

　　偌大国家，又兵多将广，马匹辎重，数以万计，它所需要的粮食供应，其数量是极其巨大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楚国库存粮食，仍很充盈，“粟支十年”。楚怀王时，张仪为秦破纵连横，称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接着又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战国策·楚策一》)，可见楚国兵力、粮食当与秦相当，才形成当时两强对峙之势。战国末，楚已偏安江东弹丸之地，尚能对抗“空秦国甲士”，足见楚国仓禀充足，原策士所称“粟支十年”，当符合楚国粮食储备实际，并非溢美之辞。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楚威王时，越趁齐楚矛盾激化之机，亦兴兵攻齐，齐则唆越攻楚，称雠、庞、长沙之处为楚国产粟(粮食谷物)之地，越果然西攻楚。长沙等处当是楚国产粮和粮食库存的地方。

　　楚国粮食丰实、农副产品多，在《楚辞》有关篇章中亦得到证实。如在《招魂》中，说在那荒蛮的雷渊地带，“五谷不生，丛营是食些”；而在《大招》中，则盛赞“自恣荆楚，安以定只。……五谷六仞，设菰梁只。鼎盈望，和致芳只”。可见楚国腹地，农业生产发达，稻、稷、麦、豆、麻，五谷丰收，堆积如山。食鼎到处都是，做好的食物香气扑鼻。由于粮食丰收，贵族所喝的酒也很讲究，“四酎并孰，不涩嗌只，清馨冻饮”、“吴醴白蘖，和楚沥积”(《招魂》)。粮食品种多种多样，有“[禾巨]黍”(《天问》)、“稻梁[禾爵]麦，[如/手]黄梁些“(《招魂》)，有的还加工成各色各样的点心，“[米巨][米攵]蜜饵，有[饣长][饣皇]些”(《招魂》)，香甜可口。

　　战国时，楚国粮食丰收、品种多，不仅在古文献中有充分反映，近年来考古发掘，也进一步得到证实。如据《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记，楚都江陵纪南城陈家台手工作坊遗址，发现有五处稻米遗迹。至于其他农副产品，在湖北、湖南各地楚国遗址中均有发现，和文献资料所记完全吻合。

　　二、手工业

　　战国时期，楚国手工业发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中尤以冶金、丝(麻)织、漆器、琉璃、竹木器、建筑等为最突出。

　　在冶金方面，楚国青铜铸造业继续得到发展。除铜绿山铜矿开采长盛不衰外，湖南麻阳九曲湾、长沙铜官山等也是重要的产铜和开采基地。所以，楚国产铜区多，为青铜冶铸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据目前考古发掘所见，郢都是重要的青铜铸造基地。如前所述，在今江陵纪南城内的陈家台，发现有两座铸炉的残迹，在其附近有铜渣、锡渣及其他铸造工具的残片。此外，还发现有稻米的遗迹，说明这里铸造规模大，人手多，是楚国一个传统的青铜器铸造场所。

　　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楚青铜器以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铜器群为代表。其中钟的铭文记：“佳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根据此铭文与墓葬特点等分析，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五十六年)或稍后，其时，曾已成为楚国的附庸。曾的都城可能在随(今湖北随州)，故又名随(曾，是否即文献上的随，目前说法不一。）曾早在春秋时就已成为楚的属国，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直接受到楚国影响，在青铜器铸造上，亦“可以代表楚国的青铜铸造水平”(张正明《楚文化史》。）该墓出土文物甚丰，其中各种青铜器，如鼎、簋、钟、炒炉等各种礼器、容器、杂器，总重量达10吨左右，“如果加上浇冒口系统以及熔化浇注时必不可免的烧损、飞溅、飞边等损失，铸成这些铸件需要铜、锡、铅等金属料约十二吨”(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年第7期)。在这一青铜器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编钟。全套编钟64件，钟1件，共65件，重量达2千5百多公斤，加上笋(钟架横梁)、(钟架立柱)的青铜构件，总重量达5吨之多，是迄今我国出土最多最重的成套编钟。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钟，通高1.534米，重203.6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显然，铸造如此巨大的器物，必须要有大熔炉、高温炉和强鼓风设备，才能铸成。在铸造技艺上，使用了分范合铸和复印花纹等一系列综合技术。如编钟的中层甬钟，用陶土制成瓦形钟模，钟体纹饰，则分别使用花盒翻制花纹分范，再组合成型，干部分范制成后插入甬范，钟体和甬部泥芯都用芯盒翻制，浇口和排气孔在芯上开设，这样，整个铸型使用的范和芯，多达100块以上(详见华觉明《曾侯乙钟及构件的冶铸技术》(《江汉考古》1981年第1期)。）在中室出土了建鼓。建鼓是用铸接、焊接的方法制成的。建鼓的鼓座用青铜铸成，有八对大龙穿插蟠绕在座体之上，又有许多小龙攀附在大龙身上，构成一个龙群体。龙群由22个铸件和14个接头通过铸接和焊接相互联结并和座体接合在一块，是传统分铸法的熟练运用。在焊接技术上，既使用了强度较高、操作较烦难的铜焊，又使用了强度较低、操作较简便的锡焊。用于锡焊的低熔点的铅锡合金，在墓中亦同时出土。这种铅锡合金和焊接技术，是我国古代史上的首次发现。

　　该墓还出土了尊和盘各一件。尊唇和盘口纹饰为缕空的蟠螭纹和蟠虺纹，由内部的铜梗支承，是用失蜡法和漏铅法制造出来的。故此尊盘，具有极高的科学与艺术价值，被视为楚青铜器精品中之精品(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铸造业在浑铸、分铸、大焊、小焊、失蜡法或漏铅法、镶嵌、错金银等各项技术的先进水平，“代表了铁器普遍应用之前先秦金属工艺的高峰”(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

　　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除了鼎、钟等重礼器和其他容器取得突出成就外，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兵器和铜镜等也有重要的发展。现据考古发掘资料所见，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地楚墓中，均出土了不同数量的铜剑、戈、矛、镞等兵器。其中仅湖北江陵雨台山墓群就出土了属于战国时期的100多件青铜剑和有铭文的铜戈，如“　作宝戈”、“周之戈”等(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此外，湖南长沙扫把塘楚墓出土了一件全弩。木臂，后端安装铜弩机，弩长518厘米，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全弩(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有关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战国时楚青铜兵器品种多、制作精，既坚硬又锋利，且已使用防锈工艺，和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一样，闪闪发光。楚、越关系一直很密切，拥有优良传统的越国铸剑技术也传到楚国来了(据《越绝书》载，越干将、莫邪是传奇式的技艺精湛的铸剑大师。）现在所见到的楚国战国时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尤以青铜剑出土的数量最多。这说明青铜剑已从原来奴隶主贵族佩带之物转变为士兵作战的实用武器了。

　　各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镜，楚国数量之多，列于各国之首。楚式镜有圆、方两种，镜背纹饰多种多样，最突出的是“山”字形，称山字镜。山字，最多是四个，也有少量三个、五个、六个不等。楚铜镜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人们已从重礼的氛围中逐步解脱出来，注重生活实用和对美的追求了。

　　春秋战国间，楚国的铁器制造业有了显著的发展。除了铁农具数量增多外，铁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极为进步发达。铁兵器有剑、戈、矛、镞、匕首等种类。春秋战国间，楚铁剑已开始盛行，除春秋晚期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柄钢剑外，本世纪三十年代还出土了有铭文“楚王[今/]酉]章”字样的铁剑(《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7月第1版)。）黄展岳在《试论楚国铁器》一文中说，已出土的31件楚铁剑除2件是春秋时期的，余均属于战国时期。从此可见，除铜剑外，铁剑也日益被广泛应用在战争中。此外，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很多，有削、刮刀、釜、坩锅等。其中釜、坩锅均出土于纪南城遗址中。釜高384厘米，口径252厘米，是仅见的较大的铁釜。坩锅高16厘米，口径235厘米。在长沙楚墓中，还出土了铁鼎。根据楚国冶铁业的发展看，春秋战国间，已有了块炼铁和白口生铁，并进而发展到块炼渗碳钢，掌握了韧性铸铁技术。《荀子·议兵》说楚“宛钜铁　，惨如蜂虿”，《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秦昭王语：“吾闻楚之铁剑利”，真实地反映了楚国掌握了这种先进的炼铁技术。战国时期，楚国丝织业发展迅速，成就突出，成为楚国物质文化的一大特色。《楚辞·招魂》记：“翡翠珠被，烂齐光些。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这些美丽的丝绸物，从各地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完全得到证实。据统计，从1942年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起，至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止，楚国丝织品的考古发现，已达几十起之多，其中如1953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丝织物以及记有丝织品名称的遗册(竹简)、1957年长沙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锦、绢等丝织品、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绮、纱等丝织品、1965年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绮、绢以及记丝织品的竹简、1975年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绢、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纱、纨、绮、[纟弟]、锦等丝织品，以及1982年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批保存完好的丝织品，都是蜚声中外的我国古代的丝绸珍品。据古文献和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所见，楚国丝织品计有纱、罗、绢、纨、缟、[纟弟]、缣、组、绮、锦、绦等品种。纱，是经纬稀疏而轻薄的丝织品。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纱巾，深褐色，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25×16根，即绉纱，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过(熊传新《楚国丝织业》(《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绉，是一种用拈丝作经，两种不同拈向的拈丝作纬而织成，轻薄而又呈绉缩现象。罗，即纱罗。《释名·释采帛》：“罗，文罗疏也。”《楚辞·招魂》：“罗帱张些。”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素罗，是一件保存完整的绞经网孔状织物。绢，是用生丝织成的平纹织物，质地细薄挺爽，除白色绢外，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绢。绢可作书画，亦用作衣衾里、衣衾面和绣地。如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人物卸龙帛画”，即为绢地。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衣衾和绣品所用绢数量最大，计55件(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纨，即细绢，一种细腻洁白的丝织物。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有纨。缟，绢的一种，细密而素白。随州曾侯乙墓亦出土有缟。[纟弟]，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物。《急就篇》卷三颜师古注：“[纟弟]，厚缯之滑泽者也。”《管子·轻重戊》谓“鲁梁之民俗为[纟弟]。”在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纟弟]的残片，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麻鞋面为[纟弟]，说明楚人亦穿[纟弟]。缣，双丝的细绢。《释名·释采帛》：“缣，……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长沙识字岭345号墓出土有缣。组，用丝编织成的带状织物，用作带饰或衣衾的领和缘。《礼记·内则》：“织组[纟川]。”郑玄注：“薄阔为组，似绳者为[纟川]。”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组计10件，其丝线有黄、红、紫等不同颜色，编织出三角形等不同的花纹组。绮，花纹的丝织品，古有“文缯”之称。江陵马山1号墓和长沙等地就出土有文绮。锦，先以彩色的经纬丝，用平纹地组织提花织成的丝织品，故以彩色大花纹为特色。长沙、随州等地均有楚锦出土，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多达十余种锦，这些锦按经线的不同颜色，可分为二色锦和三色锦。花纹则多种多样，不失为“美锦”之称。绦，以丝编织的窄带，故有丝绦之称。上面所引用的“[纟川]”，即绦。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绦甚丰，按其组织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两类，而后者是首次发现的先秦绦类，“在我国针织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张正明《楚文化史》。）在丝织业发达的基础上，刺绣品也纷呈异彩，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所见，长沙、江陵等地均有楚战国时刺绣品出土，其中尤以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最丰，计21件。绣线颜色有红、黄、绿等十余种，图案则典雅秀丽，丰富多彩，多以龙、凤为主题，反映了楚人习俗的特点。

　　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楚墓出土的麻织品数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楚人麻织业亦很发达。从长沙406号墓出土的麻布片和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麻鞋看，说明楚人亦穿麻织品。《尚书·禹贡》说：“荆州厥贡丝[厶/呆]]。”[厶/呆]] ，即麻，反映了楚人植麻织麻的悠久历史。

　　入战国后，楚国漆器大为发展，不仅数量多，而且髹漆工艺先进，造型生动别致，纹饰富丽多彩，“可谓人类物质文化史上一枝奇葩”(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迄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达数千件之多，其中尤以战国中期最多，地点则以江陵最为突出(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漆器种类繁多，包括食用器具(耳杯、盒、卮、[木尊]、豆、俎、案、盘、碗、壶、勺等)、日常生活器具(床、枕、杖、几、箱、桶、禁、虎子、扇、梳、篦等)、乐器(鼓、瑟、琴、笙、笛、箫、[竹/虎] 等)、舞具(盾等)、娱乐器具(六博盘、棋盘等)、工艺品(鹿、木雕座屏、卧鹿立鸟等)、丧葬器(镇墓兽、虎座立凤、木桶、[竹/令] 床、棺等)、兵器(弓、盾、甲、箭杆、剑盒、剑鞘、戈鞘、矛鞘等)。在漆器的制作上，大都以木、竹为胎骨，也有皮胎、夹胎、藤胎和“积竹胎”。皮胎用的是牛皮，如有方盒、甲、盾等。夹胎，即使用脱胎法，如削鞘、奁等即用此法制成，标志着我国脱胎漆器工艺的新发展。楚人当时使用的漆是天然漆。它具有耐酸、碱和抗潮防腐作用，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髹漆颜色也多种多样，如有黑、朱、绿、紫等色。从长沙、信阳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看，当时人们还掌握了金、银彩绘技术。

　　琉璃，又称料器，即早期的玻璃，是入战国后蓬勃兴起的手工业。据后德俊研究统计，见于春秋时期的琉璃，仅一件在河南淅川楚墓出土的含有玻璃相的已被烧结的石英珠，其余均系战国时期出土的琉璃(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年5月第1版)。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北江陵、松滋、随州、湖南长沙等地，尤以长沙出土最丰，共出土珠、璧、瑗、环、管、印、剑珥、剑首等200多件(高至喜《从长沙楚墓看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其中尤以珠、璧为大宗。经有关专家研究证明，楚琉璃的化学成分系铅钡玻璃(从本地所产石英矿、铅矿、重晶石、硝石等炼制而成)，是楚人自己制造的，具有中国传统工艺的特色。在随州、江陵、长沙等地都出土了美现的“晴蜓眼”式的琉璃珠，与西方的玻璃珠很相似，其原因是西方的玻璃珠曾传到东方，“楚人就利用自己原有的技术来仿造西方的琉璃珠了”(张正明《楚文化史》。）从此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既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工艺，又吸收外来技术，开创了我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人的博大胸怀和积极开拓精神，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楚国地处江南，竹、木成林，品种多，质地好，楚人就地取材，在竹、木器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竹器业当首推竹编织品。从各地发掘出来的竹编织器看，不仅数量多，品种多，而且多富有实用价值。如有竹笥、竹箱、竹盒、竹筐、竹篮、竹席、竹扇等。篾片细薄，花纹简繁得当，编织技术精湛，一般用人字编织法、方格十字编织法、矩形编织法、盘缠编织法等编织而成，其花纹亦成人字形、回字形、矩形，美观大方。其中典型的如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竹扇，呈菜刀形，用一经三纬方法编织而成，是我国最早的一柄竹扇。除竹编外，还有竹雕，但仅见江陵拍马山楚墓中出土的竹卮。用斫削而制成的竹器，方法较简易，品种极多，如有竹筒、竹筷、竹枕、竹弓、竹[木必]和各种乐器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木[木必]并存的竹[木必]。[木必]，兵器的柄。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了二十余件的戈、矛、戟的竹木必]，均以圆形或棱形木棒为内心，外裹两层青竹篾，以丝线紧缠，外髹黑漆，极其坚固耐用。这种积竹、木为一体的兵器柄，为楚国所独有。

　　在木器制造方面，楚国车船的制造在春秋时期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从淮阳马鞍冢车马坑(战国晚期)出土的车看，车的轮径、轴长、辕长等都超过淅川下寺车马坑(春秋中期)出土的车。战国时楚车，除了战车外，还有安车。安车是一种适宜于人坐的轻便小车，如《楚辞·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腾众车使径待”中的“车”，应该就是这种小车。入战国后，除了战船外，还有适宜于乘坐的小船和便于运输的货船。如《楚辞·九章·涉江》“乘[舟令]船余上沅兮”的“[舟令]船”，就是开有窗户的轻便小船。鄂君启节铭文所说的“[舟夸]”(舸)，就是南输北运的货船。

　　战国时出土的木器以凿雕品为最突出。凿，即使用镟凿方法，故其成品多数为容器，如有杯、盒、盘、卮、[木尊]等，最常见的是耳杯和圆盒。耳杯古称羽觞，有圆耳、方耳两种。圆盒多为弧壁，也有直壁。除圆盒外，还有方形、矩形木盒。雕，即使用镂雕、透雕、浮雕、圆雕等方法，使木器成为兼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器具。滕壬生说：“雕刻的，主要是雕像，当时雕刻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绘画是一致的，而且多是雕绘结合，如异形漆豆、鸳鸯豆、鸳鸯盒、蟠蛇卮、漆木鹿、虎座凤架鼓、座屏、辟邪、镇墓兽、虎座立凤等最具特色。”(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所以目前所见的件件雕刻木器，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工艺品。如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高158厘米、宽18厘米的彩绘木雕座屏，雕刻成蟒、凤、雀、鹿、蛙等共55种动物，镶嵌其间，和谐一致，相映成趣，是一件高水平的工艺珍品。又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车辕上，雕刻有龙首，使这件实用的木器具上，又增添一点艺术装饰，更富有神韵色彩。《庄子·徐无鬼》说，郢都有一位姓石的木匠“运斤成风”，把一个人鼻子上的一层白粉削去，此人“鼻不伤”，“立不失容”。从出土的众多木器具看，证明楚人技艺高超，此故事并非无稽之谈。

　　楚国疆域广袤，木材资源丰富，又因处在山青水秀环境之中，故其房屋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代表，宫室建造则以“层台累榭”为特色，成为我国南方房屋建筑的基本风格。春秋时期郢都、章华台等建筑布局及其众多的建筑物，对后来的建筑业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土木建筑不易保存，故在考古发掘中难以寻觅，然而在《楚辞》等有关篇章的记载中，则可窥见战国时期楚国建筑业发展的一般情况。如《楚辞·招魂》：“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穴/矢]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氵爰]些。光风转蕙，　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又：“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此宫室临山傍水，重重叠叠，冬暖夏凉，园中小溪、池塘纵横曲折，室内则布置得富丽堂皇，无论从选址、布局、建筑或室内装饰，都达到了高超水平，是典型的园林建筑群。又如《楚辞·大招》：“夏室广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坛，观绝[雨/留]只，曲屋步地阎]，宜扰畜只。”这幢建筑物坐北朝南，周阁相连走廊曲折，廊外驯养马群，可便于外出游猎。有的房屋又建筑在水中，如《楚辞·九歌·湘夫人》：“筑室兮水中，茸之兮荷盖。”体现了南方水乡建筑的特色。

　　三、商业与货币

　　战国时期，楚国疆域几乎囊括半个中国，故其物产丰富，商业活跃，在战国时代的各国经济贸易中举足轻重。《荀子·王制》记：“南海则有羽翮、齿甲、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此南海，当泛指居南方的楚国广阔疆域。当时楚国输往中原和其他各地的物品，除了荀子所述产品外，还有谷类、丝织品、漆器、玑、珠等，以及“金木竹箭”《国语·楚语下》。)、“长松、文梓、[木便]、[木冉]、豫章”、“鱼鳖、鼋、鼍”(《战国策·宋卫策》。)、“洞庭之鳟”、“云梦之芹”、“云梦之柚”(《吕氏春秋·本味》。)、“江陵千树桔”(《史记·货殖列传》。)等土特产品。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楚国丝织品还远销到今西伯利亚地区(据C.N.鲁金科著、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载，在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发现有与楚国相同的龙凤纹绣丝织物。

　　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考古学参考资料》(1979年第2辑)。称，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东山时期，文郎文化在东南亚一带传播，出现了铁器和漆器。此铁器、漆器可能是从楚国输传过去的。《史记·南越列传》记赵佗语：“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此器物，即铁器，可见汉初继承楚国传统政策，并未禁止中国铁器的南运，战国时期楚国铁器、漆器等物品输往今越南一带是可信的。

　　在频繁的贸易中，楚国也从中原等各地输入各种物品。如“秦篝齐缓，郑绵络些”、“晋制犀比，费百日些”(《楚辞·招魂》。)、“吴酸蒿蒌，不沾薄只”、“吴醴白[艹/檗]，和楚沥只”(《楚辞·大招》。)、“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楚辞·九歌·国殇》。)等土特产品，则来自秦、郑、晋、吴等国。如前所述，我国玻璃生产始自西周，然楚国玻璃则自春秋末战国初兴起，其中“晴蜓眼”式的琉璃珠，其纹饰、颜色与西方同类的玻璃珠相同，可见由于楚国与南亚地区早就存在经济文化往来，西方的玻璃工艺也就经过南亚地区而传入楚国了。

　　由于商业发达，所以战国时楚国商人活跃，除了一般商人外，还有官商。一般商人，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说的“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的“贩茅者”，就是经营小本生意的一般商贩。又如《庄子·外物》所说的“索我于枯鱼之肆”，则是这类小商人所经营的店铺。官商，最典型的是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所提供的证据。它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用节方法、制度和楚国地理、水陆交通及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1960年又发现一枚，见《安徽日报》1961年2月23日。）鄂君，名启，因封于鄂(今湖北鄂州市)，故称鄂君，是楚怀王时期的一个封君兼巨贾的大官商(启节铭文有“大司马邵(昭)易阝(阳)败晋币(师)于襄陵之　(岁)”记载，可知为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之器。）鄂君启节，计舟节二、车节三，共五枚。节面有铭文。舟节铭文载：“屯三舟为 [舟夸](舸)，五十[舟夸]。”车节铭文载：“车五十乘。”即规定鄂君启拥有车五十乘、船一百五十艘的庞大商队。车队、船队从鄂出发，可到达楚国各地，持有金节可“母(毋)政(征)”，享有免税的特权。惟马、牛、羊等例外，得由大府征税。同时，节文又规定：“母(毋)载金(铜)、革(皮革)、黾(竹箭)、箭。”可见军用物资是禁止出境的，反映了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在时间上明确规定：“岁赢返。”即一年一往返，不得在外面长期停留。从启节上述各项规定看，说明入战国后，楚国随着商业的发展，在管理上也是很具体严格的。

　　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铜贝和其他铜币广泛流通外，金、银币也出现了。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

　　金币是战国后大量发展起来的，战国晚期则达鼎盛。今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均有楚金币出土，“经初步统计，解放后出土的楚国金币已达3万余克。在出土的楚国金币中，以'郢爰’的数量最多，所以，学术界过去一般以'郢爰’作为楚国黄金货币的代称”(黄德馨《楚爰金研究》。）郢爰的“郢”，即郢都。1971年3月，江陵纪南城出土了一件郢爰，重175克，但在今河南淮阳、安徽寿县和江苏、山东等地亦出土了大量的金币，故有学者认为“郢爰的广泛铸行，是在楚都东迁以后”(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

　　爰金取象于龟，除钤印“郢爰”外，还有钤印“陈爰”、“[专阝]锾”、“鬲阝]爰”、“卢金”等币文与无字金版、金饼等。以银为币，是楚国独创。1974年在河南扶沟出土了18块铲状银币(银布)(《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一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第10期))，就是楚国制造银币的物证。币成铲形，是中原地区货币的特点，从此可见楚国与中原各国商业贸易的密切。金银币，属于称量货币，需要切割使用，故非等量货币。但它已属“初级铸币”，“充当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商品”(黄德馨《楚爰金研究》)，反映了楚国商品流通领域的活跃。在金银币发展的同时，楚国的度量衡器具已日趋齐备。据《淮南子·人间训》载，白公胜在夺权斗争中，为了笼络人心，曾以“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为号召，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度量衡已出现了。但在考古发掘中所见到的实物，都是战国时期的。度器，目前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一是寿县楚幽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铜尺，二是长沙战国楚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铜尺，长度分别为22.5厘米和23厘米。量器，主要是在安徽、江苏等地发掘的几件铜量器具。衡器，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都出土了不少天平和法码，其中以湖南最多，时间为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江陵雨台山410号战国初期楚墓出土的四枚铜法码，是已知最早出土的法码。从出土的法码看，均为环形，故称“环权”。出土的环权个数不一，1945年长沙近郊出土的一组环权，共10枚，应是最完整的一套法码。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1958年常德德山墓分别出土了一件木杆铜盘天平，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两件天平。

　　四、城市与交通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入战国后，楚国的城市也有发展。

　　郢都，是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它地居江湖之会，“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史记·货殖列传》)，北联中原通衢，南凭长江天险，历来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城市之一。全城呈方形，东西长4.45公里，南北宽3.58公里，城内面积约16平方公里。土筑城墙至今保存完好，城墙高4?米，是我国南方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大的一座古城遗址。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可见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经济繁荣。

　　除郢都外，陈、寿春、宛、吴等也是楚国的重要都市和商业繁华的城市。其中陈(今河南淮阳)，一直是古陈国的都城，历587年。自春秋后，楚国虽三次灭陈为县，使陈受到破坏，但亦累累增筑，成为楚国北境的军事重镇和南北贸易的枢纽。尤其是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徙都于此后，这里就成为楚国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史称陈郢。寿春(今安徽寿县)，是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于此的，故称寿郢。后春申君黄歇受封淮北，此处为其采邑，故名寿春。《史记·货殖列传》：“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寿春是楚亡前最后一个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商业也很繁荣。宛(今河南南阳)，是当时楚国冶铁中心，亦一著名都会，“俗杂好事，业多贾”(《史记·货殖列传》。）吴(今江苏苏州)，江东一大都会。其余如鄢、鄂、上蔡、下蔡等都是历史悠久、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

　　城市的繁华与水陆交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楚国自春秋后水陆交通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如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自己不幸病卒途中，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行成”(《左传·庄公四年》)，终于逼随求和。楚国不仅打通了伐随的陆路通道，且在溠]水架桥，其随军交通设备也很齐备。又如公元前666年(楚成王六年)，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其后楚成王北上抗齐签订召陵之盟，以及城濮之战、之战等大规模战役，车步并用，均说明楚国通往中原车道是相当宽敞方便的。楚国与中原等地的商品交往，也就是沿着这些通道源源不断地进行的。

　　战国时期，楚国的水陆交通随着版图的扩大，以郢都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关于这方面，鄂君启节铭文提供了有力的说明。

　　往北，经过鄢、邓，至南阳盆地(楚国冶铁基地和北境商业贸易中心宛在此)，然后沿着著名的“夏路”，出方城，通向北方诸国(《史记·越世家》：“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索隐》：“楚通诸夏，路出方城。”)。折东，经象禾(今河南泌阳北境)、　焚(今河南遂平)，可达居巢(今安徽寿县南)，与淮水流域相通。另因汉东之道早已打通，故亦可渡汉水、[氵员]水，经黾塞亦可达淮水流域各地。又从邓迤西，经丹淅、越武关，可达秦境。

　　往东，除了上述陆路外，由于水上交通发达，故可沿江东下，至吴越之地，直达东海之滨。往西，《史记·货殖列传》指出：“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楚成王灭夔(今湖北秭归)，是经枝江、宜昌陆路去的。水路则溯江而上，经三峡而通往巴蜀之地。

　　往南，水上一路，由江入湘，直达今广西全州西北；另一路由江入资、沅、澧、油(即古油水，源自湖南石门境，东至公安北古油口入江)，至今湖南各地。水陆路是相连的，楚南有洞庭、苍梧，故今汉湖湘地区，在战国时早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庄入滇，今云南、贵州也留下了楚人的足迹。

第十五章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的重大成就

　　一、毛笔、竹简与帛书

　　春秋末至战国后，楚文字数量多，书写流畅，与毛笔的创制使用是分不开的。西晋崔豹《古今注》说：“秦吞六国，灭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称于时。蒙恬造笔，即秦笔耳。”“蒙恬造笔”故事流传至今，无人不晓。事实上，早在蒙恬之前，楚人就已能造笔，并用毛笔书写了。从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湖北、湖南、安徽各地楚墓出土的竹简、帛书、帛画、漆器图案，都是用毛笔书写和描绘的。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战国中期楚墓出土了毛笔和竹片、钢削刀、小竹筒，后三者显然是和毛笔配套使用的。1957年信阳战国中期楚墓出土了一件文具箱，内装有毛笔和其他配套工具。由此可见，战国后，楚人已广泛使用毛笔了。

　　毛笔的使用，不仅使书写范围扩大(突破了原来甲骨文和铭文的局限性)、字数增多，而且在字体上亦有新的发展。当然，楚文字总体看与中原文字是一致的，但亦有自己的特色。如字体流利，或简或繁，比较随便，其字体结构、波势挑法，已具有“古隶”的特点，后来秦隶、汉隶，正是在楚字与其他地区文字的基础上吸收发展而成的。

　　楚地盛产竹，故楚人就地取材，对竹进行加工处理，成为人们书写最简便的材料，称为竹简。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在长沙楚墓首批出土竹简后，在湖南其他地区，以及河南、湖北各地也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其中尤以江陵、荆门出土的竹简最多。大量竹简的出土，对研究楚国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早在1942年，在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就出土了一幅帛书。帛书共948字(缺94字)，有三篇，一为《四时》篇，二为《天象》篇，三为《月忌》篇李学勤《论楚帛书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辑刊》1982年第1集)。

　　帛书，即为写在丝绸品上的文字，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我国最古老的缣帛文字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原品1945年流入美国，现国内所见的是帛书摄影件。

　　二、庄子思想

　　庄子(约前369-280年)，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安徽蒙城)人，做过蒙地的管理漆园的小官。生活穷困潦倒，曾向监河侯(官名)借粮度日。他本来是宋国人，因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齐灭宋后，齐与魏、楚三分其地，蒙地属楚，故庄子为楚人。他往来于赵、魏各国间，与楚国关系较深，和楚威王、楚顷襄王都有往来。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楚威王闻其贤，派人请他任楚相(令尹)，庄子以“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为辞，坚决拒绝。

　　庄子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书名即称《庄子》。据《汉书·艺文志》说，《庄子》一书有52篇，现存只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计33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著，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著。因唐玄宗尊庄子为南华真人，故《庄子》又称《南华经》。内容丰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无论在哲学上或文学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

　　庄子的故国----宋国，与陈、郑、蔡等国一样，春秋后一直是晋、楚等大国争夺的中间地带，战争频仍，人民经受长期战乱的祸害。公元前318年(宋君偃十一年)，宋君偃自称为王，暴虐无道，诸侯皆曰“桀宋”，民众又在国内饱受压迫奴役之苦。庄子晚年，宋又亡国。庄子一生生活在如此多灾多难的国度里，客观的环境不可避免地给庄子思想铸成深深的烙印。

　　在宇宙观方面，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高，莫知其终”(同上。）这种超越感觉的道，却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同上)，否定了世界有神的主宰，具有泛神论的色彩。同时，庄子又进而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我即道，道即我，道就成为主观精神的东西。

　　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他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气，即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观的思想，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庄子·知北游》。)，死，亦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

　　客观事物的变化，则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无疑的，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观事物矛盾对立而相互转化的同时，却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新旧质的区别，庄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却把朴素的辩证法进而引向了相对主义。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双方都自以为是，而以对方为非，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必然导向怀疑主义，如“庄子梦为蝴蝶”，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抑或是蝴蝶梦为庄周，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庄子一生饱受战乱之苦，无法摆脱冷酷无情的现实，故对一切均持怀疑态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国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现。庄子的相对主义，固属唯心主义体系，但他觉察到了认识的相对性，指出了物质的不确定性，对后来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启迪作用的。

　　与“道法自然”观相联系的，庄子发展了老子社会政治学说，要求回到“浑沌”世界去，即所谓“至德之世”。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异，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又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至乐》。)可见庄子所向往的社会是没有阶级压迫和战争祸害的大同之世，这在当时固属幻想，但要求恢复“素朴”，即人的自然属性，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在人类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远影响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庄子对这种“至德之世”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以致主张“绝圣弃知”、“掊斗折衡”，则是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

　　正是由于冷酷现实的无情，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逍遥游”，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他在《逍遥游》中说，大鹏的高飞，要有一定的条件，即“有待”，这不能算是绝对的自由；而要真正地达到自由，就要无条件的，即“无待”，这样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世界。能达到这样“无待”的人，才算是“至人”、“神人”或“圣人”。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人生观，实质是企求摆脱现实烦恼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极遁世思想，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归本自然，否定天命观，摆脱人间的不平等，无疑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新的启示。

　　庄子思想丰富多彩，不愧为我国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屈原思想

　　屈原的作品甚丰，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计25篇，包括《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1篇、《卜居》1篇、《渔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为是屈原所作。这些作品，不仅是不朽的诗篇，也同时饱含着屈原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但由于他所作楚辞的影响极其深远，故其思想反而为后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处于战国中后期激烈的争夺时期，故其思想与庄子一样，亦铸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其一，屈原生活的楚怀、顷襄王两代，正逢楚国由盛而衰的时期，国内矛盾重重，国外问题尖锐复杂，而国际形势总的趋势，则由大国纷争的局面逐步走向统一，这一特定的环境，对一个有深邃目光和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思想家来说，必须作出回答。其二，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经过长期的相互辩难和相互吸收的过程，在文化思想上亦渐呈融合与总结之势，故屈原的思想纷呈异彩，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现了其兼收并蓄、博大宽阔的胸怀。

　　屈原的哲学思想，基本承袭老庄，又兼采北宗稷下道家学说。我们知道，老子创道家学派之后，至战国后已逐渐演化成南宗和北宗。南宗，即庄子哲学；北宗，即稷下道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中《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和《内业》等四篇。屈原的本体论就是兼采南、北宗的精气说。气化生万物，即所谓“化不易气”(《管子·内业》。)，这是道家气一元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基本特征。但北宗又进一步提出精气说，认为“精”也是“气”，是“气”的更微小的东西，精气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如《管子·内业》说：“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人是由“精”(气)和“形”(气)相结合而产生的，可见这是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然而他们又强调“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这种精气又是精神，是人的素质，包括道德和智慧一类的内在美，即所谓“神”或“道”。屈原是一位诗人，并无专述精气说，却以文学的手段委婉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显得更加细腻贴切。如他在《离骚》中吟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翳/鸟-羽]兮，溘埃风余上征。”这种“内美”和“中正”(道德)，实际上就是精气，它能使人离开尘世而上天。又如《远游》一诗，对精气说则作了更详尽的发挥。作者一开始就说：“悲时俗之迫[阝卮]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上浮”即“上征”，为什么不能上天云游，就是因为没有“上浮”的“托乘”，即精气。为什么没有精气?作者接着吟道：“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一是“遭沈浊而污秽”，精气因“污秽”而不愿进来；二是内部原有的精气，由于内心悲哀，“神倏忽而不反”，也都跑出去不复返了。怎么办?只有“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即经除污秽、净悲哀、虚静恬愉的修养，就能“时仿佛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从而复又”因气变而遂曾举兮”、“掩浮云而上征”了。可见，屈原的精气说与稷下道家学说一样，精气并非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细微飘忽不定的物质实体。从这点看，是唯物的，但又是模糊的，不彻底的，往往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不过，作为一个诗人，屈原运用其精气说理论，开辟了浪漫主义创作的新途径，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则是有积极意义的。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观方面，也以“问天”(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屈原《天问》就是“问天”之意，因“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的形式，问而不答，以不答为答，对远古的神话传说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到天地万物、人事代谢，无所不包，思想极其丰富。他大胆地怀疑和否认天命，公开质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观的光芒。

　　从唯物的天道观出发，屈原的历史观也充满着唯物主义的精神。他谴责夏启荒淫无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辞·离骚》。）他指责周昭、穆王贪婪无度，不顾国事，“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他对楚国的历史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指出“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楚辞·天问》。)?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楚国衰亡的要害。

　　作为一位思想家，屈原在社会政治等领域方面，更立足于现实，探索真理，闪现出特异的光彩。他所处的是各国争相兼并、人民长期蒙受战争祸害而渴望和平的时代，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样，也热烈希望结束战争、迎来大一统的局面。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要求楚国的君主能像尧舜禹汤文武那样，来完成一统寰宇的大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辞·离骚》。）这正如司马迁所评论的那样：“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记·屈原列传》。)这种“世事”，就是以古喻今，希望由自己的祖国来统一各国。屈原的这一思想与愿望，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表现了当时思想家所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屈原积极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现富国强兵。他在《离骚》中大量援引历史典故，希望楚国君主能像尧舜禹文武那样，任用贤能，公正无私，实行德政，以“苟得用此下土”，享有土地，治理天下。他以伊尹、彭咸等人自许，决心为实现这种“美政”而奋斗终生，即使不能实现，亦“将从彭咸之所居”，死而无悔。对外积极倡导联齐抗秦，合纵以求自立图强。他不避辛劳，风尘仆仆，往来于齐、楚间，为合纵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屈原不仅是一位提出了“美政”方案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导乎先路”奋斗决心的实践者。

　　屈原生活在“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时代，各国国君和权贵争相招揽士人为自己效劳，故礼贤下士蔚然成风。自孔子起，及至后来的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待贾而沽”，奔走他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屈原则不同，他执着地眷恋祖国，至死也不愿离开祖国一步。他在《离骚》、《哀郢》、《抽思》等篇中，热烈地表达了念祖忠君爱国恋乡之情，至今催人泪下。如：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招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背夏浦而西见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至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抽思》)

　　更可贵的是，屈原的念祖忠君爱国恋乡与恤民思想是密切相联的，如“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应该指出，屈原的这种念祖忠君爱国恋乡恤民之情，构成了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对我国人民传统爱国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不愧为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伟大奠基者和光辉的典范。

　　屈原在处世态度上，也充满了积极向上精神，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他的诸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等名句，至今仍感人心怀，激励人们不畏邪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真理而奋斗不息。屈原的这种积极处世态度，是他的朴素唯物观与爱国爱民思想的直接表现，与道家的遁世思想、儒家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的态度是不同的，无疑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农家许行思想

　　许行(约前390-215年间)，楚人，与孟子同时，是战国时期农家的代表人物。据《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在滕国时，许行偕弟子数十人亦自楚至滕。他与孟子不同，不求高官厚禄，只要求滕文公给一块土地，从事耕种。滕文公允诺，许行于是与其徒数十人，穿着麻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儒家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陈辛自宋来到滕，“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可见许行倡导的农家学说，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其徒众多，连儒家门徒也弃儒而改拜许行为师。

　　许行思想，主要见于《孟子·滕文公上》。它记载说：“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可见许行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主张贤君要与民众并耕而食，一天朝夕两餐，要身体力行，为民办事。像滕君那样“仓禀府库”，“厉民而自养”，靠残酷剥削的手段压榨人民，养肥自己，这样的国君就算不上“贤君”，是人民所反对的。这是一种朴素的原始农业思想，保存了远古神农氏学说的精神，故许行号称为“有为神农之言者”。

　　许行从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的立场出发，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以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实行“市贾不二”的原则。《孟子·滕文公上》记陈相语：“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二，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显然，这是原始农业时期实行以物易物的交换，要求绝对的合理，杜绝伪劣与欺诈。

　　时至战国，作为楚国的思想家许行，仍倡导神农之说，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首先，炎、黄融合，神农之说早在江汉流域流传。“君民并耕”、“市贾不二”，历来成为传统德政和理想社会的准则而被广泛地传播和美化。特别是楚国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历程，当给许行以深刻的印象，故其承继神农氏学说与传统社会理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农家学派产生在楚国，当然就非偶然。其次，楚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不待贾而足”(《史记·货殖列传》)，这又直接导致原始农业思想的发展和理论化。同时，随着兼并战争和阶级分化的日趋激化，人们要求社会“均平”合理，反对剥削和压迫，这又使许行农家学说得以深入人心，为各地人民所向往。

　　许行农家思想是当时一种平均思想，他的主张也只是一种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他要求君民并耕、人人自食其力，与同时代儒家孟子所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有其重要的价值。许行的“市贾不二”虽也属于不切实际的价格论，但却是当时农民对不法商人欺诈行为和苛刻盘剥的抗议，今天看来仍有它的积极性和合理性的一面。

　　五、吴起、荀子思想

　　吴起是战国初期政治家、军事家和法治代表人物。他逃奔到楚国后，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在楚国主持变法。公元前381年，因楚悼王病逝，吴起变法夭折，自己亦惨遭杀害。吴起在楚国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楚国情况了如指掌，故其变法措施是针对楚国国情的。他提出的“明法审令”、改革世袭制、分封制、打击旧贵族，就是为了强化以国君为首的封建统治权威，其结果也就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他深入指出楚国人少地多，命令权贵率族到边境到广大荒凉地区开荒生产，就是为了“以所不足，益所有余”，以发展社会生产，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他倡导“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就是在思想领域中向旧意识形态、旧习俗开火，以确立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地位。作为法家吴起，他的光辉的法家思想，最终在楚国政治变革实践中得以完善，不能不刻上楚国思想的深刻烙印。

　　荀子(约前313-238年)，名况，字卿，赵国人。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楚上蔡人李斯是他的学生。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荀子年五十始游学于齐，时约公元前263年左右。《史记·春申君列传》载，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春申君黄歇以荀子为兰陵令，自此则居楚国，直至病逝。因此，荀子在齐约八年，在楚则约近二十年，故其著述，主要是在楚国兰陵完成的。

　　荀子历游居赵、燕、秦、齐、楚诸国，故其阅历广泛，对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开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指出的那样：“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礻几]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这种思想上的大吸收大融合，正是政治上由大国纷争逐渐走向大一统的反映，表现出了一位大思想家政治敏锐性与思想成熟性的特质。荀子思想丰富，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成《荀子》一书，计33篇。在哲学上，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批判了天命和鬼神述信学说，提出了著名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论断，认为自然运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命》。）在认识论上，强调“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在认识过程中，既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性，又强调思维的重要作用，“形思而神往”(同上)，人能通过感官(“天官”)和大脑(心，亦即所谓“天君”)而认识世界。这样，荀子既纠正了墨子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作用，又批判了孟子强调“天君”认识事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观察人的自然性方面，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提出了“性恶论”，即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为了去恶从善，必须“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论证了“师法”与“礼义”的重要性。荀子的人性论，强调了善恶之分、性伪之分，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从这点看，则是唯心的。在政治上，荀子主张礼法兼冶、王霸并用，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的观点。在接受前人经验方面，荀子与正统儒家、道家不同，明确提出“法后王”思想。当然，这种“法后王”仍然含有“复古”思想，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效法周文、武王与周公之道，与儒家的“言必称尧舜”、道家的“小国寡民”乃至“浑沌”世界是不同的，是历史进化论的思想，对后期法家韩非、李斯等有深刻的影响。荀子的政治思想，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机勃勃、力求建立全国封建统治的强烈愿望。

　　在经济上，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富民”与“仁政”思想，要求封建统治者实行“平政爱民”政策，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封建统治。他认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聚[佥欠]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王制》。)，反对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从“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出发，主张“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流，以时禁发而不税”、“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同上。)，利农宽商，加强经济联系与物资交流。他还奉劝“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王制》。)，即在任何时候都要实行“开源节流”政策，以保证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六、科学技术

　　战国时期，楚国科学技术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

　　楚人天文知法历来渊博，战国时期，则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为了对日、月和五大行星(水金火木土)的运行及其位置作系统的观测，将其附近恒星分为二十八片(区)，称之为二十八宿(星)。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国天文学的重大发展(二十八宿体系，古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国家亦有。其中以中国和印度出现较早。)。

　　二十八宿名称，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末的《品氏春秋·圜道》：“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吕氏春秋·有始》叙述了自角至轸的二十八宿名称：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牵牛、婺女、虚、危、营室、东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据《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载，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是战国中期的甘公和石申(《史记·天官书》将甘公、石申夫与楚唐昧并列为“昔之传天数者”，故可知为战国中期人。）石申，魏人；甘公，楚人，或在楚国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天文学家(《史记·天官书》、《后汉书·天文志》说甘公是齐人；《史记·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和《汉书·艺文志》说甘公是楚人；《史记·集解》引徐广说甘公“本是鲁人”。故可能原籍在鲁，后游历齐、楚，从事天文学研究。）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出土了一件漆箱，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名称和青龙、白虎图案，可见楚国早在战国初就创立了二十八宿体系，充分证明楚人从事天文学研究长盛不衰。漆箱二十八宿名称与石申星名基本相同，与甘氏星名出入较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楚文化的异同及其融汇的趋势。

　　据《周礼·考工记》和《史记·天官书》载，可知我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东西南北四组，分别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来表示，称为“四象”。漆箱盖东西两侧分别绘有青龙、白虎，这是四象中的东西二象，南北二象可能由于画面的局限性，故未绘出。由此可知，二十八宿与四象的划分是紧密相联的，早在战国初，楚国就广泛流传了。

　　漆箱二十八宿中央，写有一个巨大的“斗”字，可见楚人重视对北斗星的观测，以“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史记·天官书》。）战国末楚国道家[曷鸟]冠子指出：“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曷鸟冠子·环流》。)反映了楚人在天文学领域中的传统成就。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星象杂占》帛书，据研究，此帛书系战国时楚人所著(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帛书画有二十九幅名称、形状不同的彗星，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详细描绘彗星不同形状的图，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天文学研究资料。

　　《楚辞》的某些篇章，也留下了楚人有关天文学研究成就的记载。如屈原《天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说宇宙阴阴暗暗，浑沌一片，阴阳二气，化生而成。天如圆盖，由八根柱子支撑着。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可见楚人的宇宙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盖天说”。又如《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这里说的太阳有乌鸦，就是太阳出现的黑子现象。楚人积累起来的天文学知识是极其丰富的，诗人不过只是以艺术的手法反映出来罢了。

　　楚人数学在原有基础上，战国时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3年底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初古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重要内容为《算数书》。此外，还出土了算筹等重要文物(《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据后德俊研究，墓主系楚人，汉初降汉，后“病免”在家，其《算数书》可能为楚人所撰，代表了楚国的数学水平(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算数书》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内容包括《分乘》、《增减》、《相乘》、《合分》等。其中《少广》一节，与成书于两汉间的《九章算术》(《九章算术》是西汉后数学研究的结晶，因它正式成书约于公元一世纪，故有的学者把它列为东汉初的数学著作。)的《少广》标题相同，内容亦大体相似。故《算数书》部分内容为《九章算术》所收进，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江陵张家山汉墓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是很早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些医方，均大体流行于战国时期。其中出土的辛夷、花椒、杜衡、佩兰等中草药，在《楚辞》中亦有记载。出土的古尸(女)，手里紧握着两个绢包，内装有多种药物，大多味辛温。经对古尸的病理检查，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胆石病等疾病，故常服用此类药物。该墓时间约在公元前160年前后，离楚亡时间不久，故其时医药学当是承袭楚人的。1975年，江陵纪南城内凤凰山168号墓出土了一具西汉男尸，葬于公元前167年，比马王堆女尸略早。同时出土的有竹叶椒、姜等药物。经解剖，死者生前患有胆结石、血吸虫病等疾病，出土的中草药，可能是生前服用过的此一类药物。男尸出土时，皮肤肌肉等软组织尚有弹性，牙齿齐全而牢固，尸体历久不腐。其重要原因是内棺有约10万毫升含流化汞等成分的棺液，出土时呈绛红色。足见楚人既熟谙中草药知识，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化学药物性能。此外，楚地由于气候温暖潮湿，楚人还喜爱佩带装有佩兰、香草等药物的香囊，枕睡装有辛夷、茅香的枕头，在室内用熏炉焚烧花椒等含有挥发油的香料，进行空气消毒。这是楚地的传统习俗，屈原在《楚辞·离骚》中就吟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长沙杨家湾楚墓出土的陶熏炉、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青铜熏杯，就是用作熏香消毒的。至今在两湖农村和城镇，每逢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挂上菖蒲和艾叶，做成小香囊佩带在孩子身上，以为避邪去秽、杀菌抗病。

　　七、文学艺术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谓，人称“庄骚”(韩愈《昌黎集·进学解》：“下逮'庄骚’，太史所录。”陆游亦有“闭门犹得读《庄》《骚》”诗句。）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不仅哲学、政治思想丰富多彩，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他崇尚自然，对“窃国者为诸侯”(《庄子·月去箧》。)不满，主张“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即能顺乎“道”，消除人间一切的罪恶现象。他强调“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庄子·庚桑楚》。，摒弃“人为”，赞美天然。他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他借“庖丁解牛”、“津人操舟”等故事，阐发了由“技”进入“道”、文学艺术创作进入“物化”境界，为后来文学艺术崇尚天然之美、创作应重意境等创作原则，奠定了思想基础。

　　战国时代诸子散文文辞生动，写作技巧成熟，各具特色，而其中尤以《庄子》最为突出。《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追求“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又如《徐无鬼》篇中，叙一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郢人鼻端之垩尽去而鼻不伤，宋元君闻之，要匠石也为自己试试，匠石说：“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庄子以此说明自己失去了惠施，与匠石失去那位“郢人”一样，知遇已不存在，就没有交谈的对象了，只能作抱憾终生、知音难遇之感。像这样以寓言喻理的故事，比比皆是，无不逸趣横生，耐人寻味不已。寓言既为喻理，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联的。《庄子》一书，处处设譬，与寓言相映成趣，构成全书一大特色。如在《应帝王》中以“浑沌”喻纯真的万民，以“凿窍”喻扰民的政举。在《骈拇》中以鸭、鹤之腿长短不一，若接长或锯短，均会令其痛苦，比喻凡事应顺乎自然，切不可“残生损性”。其他如《则阳》中以蜗角触蛮喻诸侯争战、《养生主》中以庖丁解牛喻养生之道、《天道》中以轮扁斫轮喻读书之法等等，都贴切生动，意趣无穷。

　　《庄子》在语言艺术上也有它的独特风格，如卮言、重言、寓言(《庄子·寓言》。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说：“寓言是借叙外物以论本意，托他事以寓己言；重言是借古人之语以证本意，引长者之语以明己言；卮言是随文生发以见本意，自然天成以衍己言。”并用，“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氵光]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子庄子列传》)，想像怪异奇特，描绘细致入微，虚虚实实，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在笔法上和《老子》一样多用韵，使文章声调铿锵，音韵和谐，充满了诗歌味和节秦感。如《[月去]箧》：“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又如《天道》：“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其他如《逍遥游》、《德充符》等篇，无不全篇押韵，错落有致，一气呵成，流畅生动。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鲁迅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全集》第8卷，第270页。)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至战国中后期，大诗人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与哲学思想一样，融南北夷夏之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一名，秦汉间已出现，至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从此，《楚辞》就成为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东汉王逸为此作注，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由于《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2400多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列传》。)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说法虽不同，意思却相通。“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书·司马迁传》）。可见《离骚》大约是作者在楚怀王时期受谗被贬离郢都时所作。由于其时君昏臣奸，政治腐败，国势日颓，故诗人思前顾后，感慨万分，一方面尖锐地抨击了权贵的腐朽没落和苟且偷安行为；另一方面又阐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贞。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真挚执着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不畏邪恶势力、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离骚》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故后人称楚辞为“骚”，称屈原诗歌为“屈骚”。从此，“风骚”(屈原的《离骚》和《诗经》中的《国风》，系我国古代的重要作品，故“风骚”并称，代表《诗经》和《楚辞》。并行，对后代文学影响深远。

　　《九章》包括屈原的九篇诗歌，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其内容主要反映了作者两次被放逐的经历、处境和苦闷悲愤的心情，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腐朽没落政治的极度痛恨。但题名非作者自定，而是后人辑录在一起的。《九章》的思想内容与《离骚》相近，但其文笔则比较朴素，多运用白描手法，感情炽烈，多直抒胸臆，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此外，《远游》、《卜居》、《渔父》亦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眷恋之情和坚持真理、忠贞不屈之志。故其思想内容与《离骚》、《九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否为屈原作品，历来多有疑问，一般以为是熟知屈原身世的楚人所作。

　　《天问》是屈原又一首长诗，计370多句、1500多字。这里的“天”，不单指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故其所问，涉及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与现实诸多方面，充分体现了楚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博大精深的特点。通篇诘问，但问而不答，基本上为四言诗，但间或有五、六、七字一句，参差错落，跌宕有致。

　　《九歌》本是古代的乐曲，在楚国早已流传。屈原所作的这组诗歌是借用这一曲名。王逸认为，《九歌》作于沆、湘之间，这一带民俗信鬼神，喜祭祀，祭祀时必奏乐歌舞以娱乐鬼神，屈原放逐江南时仿这种祭歌形式创作而成(近来多有学者认为屈原作于放逐之前，以供祭祀之用。）《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除末篇《礼魂》是送神曲外，其余每篇祭一神(闻一多、郑振铎等认为，首篇《东皇太一》为迎神曲。见黄寿棋、梅相生《楚辞全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

　　所祭鬼神，包括天神、 地祗和人鬼三类。《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故屈原笔下的《九歌》，是楚人崇尚巫术之风的直接反映，表现了楚国原始的巫术宗教活动长盛不衰。《九歌》想像丰富，语言精美，充满浪漫气息，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另外，《招魂》、《大招》两篇 作者是谁，说法不一。前者，司马迁归为屈原作品，王逸则认为宋玉所作。所招之魂，说法亦不一，除说宋玉招屈原魂外，还有屈原招楚怀王魂和屈原招自己生魂两说。后者，有说作者是屈原，亦有说作者是景差。

　　招魂是楚国巫术宗教活动的一种形式。《招魂》想像奇特，铺张丰富，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极其完美，是一篇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大招》也是招魂词，所招之魂，有说是屈原招自己生魂，有说是景差招屈原之魂。其结构、写法亦与《招魂》相似。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诗篇光彩照人，开辟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创作的新时代。他独辟蹊径，兼收并蓄，吸收民间诗歌形式，创造了句法参差灵活的新体裁。他广泛地吸收了民间丰富的神话传说，发展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他承继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寄情于物”、“托物以讽”，富有艺术感染力，所比之物也更具有美学价值。屈原无论从思想品格到创作方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列传》。)

　　李白在《江中吟》吟道：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鲁迅在论及《诗经》与《楚辞》时，称后者：

　　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儒文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第9册。)

　　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列传》。)

　　宋玉，鄢(今湖北宜城)人，生卒年不详，王逸说他是屈原的弟子。他深受屈原影响，是著名的楚辞作家，后人常以“屈宋”并称。其作可信的是《九辩》(《汉书·艺文志》记载宋玉之赋十六篇，不可考。《古文苑》载有宋玉赋六篇，系伪作。《文选》载有宋玉作品五篇，亦有学者认为是后人假托之词。现在流传下来的《九辩》，则公认为宋玉所作。

　　《九辩》模仿《离骚》而作，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该诗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凉。句法灵活自由，字数增加，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九辩》的这一模仿《离骚》写作，而又富有艺术创作特色，对后世文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

　　唐勒、景差当也是屈原之后的楚辞作者。但他们生平不详，作品也早已失传了。前述《大招》一篇，是屈原作，抑或是景差作，王逸也说“疑不能明也”，作者是谁，难以确定。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荀子》一书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但作为一位文学家，其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成相篇》和《赋篇》。《成相篇》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政治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赋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的作品，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篇末附《[亻危]诗》二首，颇似屈原辞赋中的格调，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故荀子与屈原被誉为辞赋之祖。

　　战国时期，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

　　据屈原《九歌》与《大招》等所载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钟(编钟)，出土完整的有三套，即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一套计65件(战国早期)、擂鼓墩2号墓出土一套计36件(战国中期)和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一套计13件(战国中期)。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中外闻名的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B05A外，其余均可供演奏。这64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钟的截面为合瓦形，如同诸夏，但与古代欧洲、印度的钟截面作正圆形不同。合瓦形钟，铣边有棱，对声振动起着制约作用，声音衰减较快，所以能编列成组，作为旋律乐器使用。欧洲和印度的钟，声音衰减较慢，仅能作节奏乐器使用。这是中国古代(包括楚国)的钟的特点，至今仍为人们所欣赏。

　　钟与钟钧附件及钟架上，均有铭文，共2800多字。铭文记录了曾、楚和华夏各国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相互对应关系。每件钟都标有音阶名，只要准确敲击，便能发出与铭文相符的乐音。它以姑洗律为基调(相当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中间三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秦多种乐曲，音色优美和谐，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的乐器(《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研究》(湖北省博物馆编，1984.9)。

　　磬(编磬)通常与编钟并出，在曾、楚墓中均有出土，其中亦以擂鼓墩1号墓所出的一套为最好。原有32件，至今完好的只9件。编磬亦有铭文，现残存的有600余字。钟铭与磬铭内容相通，为研究先秦乐律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张正明《楚文化史》。）鼓，是楚国民间祀神所用的主要乐器。如屈原《九歌》所载，巫合着鼓点，边歌边舞，以娱乐鬼神。荀子《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开场的第一句“请成相”，就是请准备打鼓而歌唱的意思。故“相”即鼓，“相如鼓，可以手拍之”(朱师辙《答杜国庠论〈成相篇〉很象凤阳花鼓词书》(见《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三联书店，1955年版)。

　　实际上，在王室和贵族家室中，鼓也是重要的乐器。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各地楚墓出土的鼓很多，是继钟、磬之后最有特色的楚国乐器之一。鼓可分四类：悬鼓、手鼓、建鼓与鹿鼓(张正明《楚文化史》。）悬鼓中以虎座鸟(凤)架最多，多见于江陵战国楚墓中出土。它不仅是乐器，也同时是珍贵的艺术品。虎座立凤，鼓悬两凤之间，凤翘首昂望，虎匍伏在地，倾力负重，三者构成和谐的立体形象美。

　　瑟，春秋中晚期，湖北当阳、长沙等地楚墓中就有出土，战国时期，江陵雨台山、拍马山和当阳、鄂城、长沙、擂鼓墩1号墓都有出土。有23弦、24弦、25弦的不一。

　　竽，长沙浏城桥、江陵天星观和擂鼓墩1号墓等均有出土。分别为10管、12管、14管、18管不等。

　　[竹/虎]，仅见于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2件，形状似笛。

　　排箫(《九歌》中称参差)，早在春秋初，河南光山黄君墓就出土了排箫，现见于战国时排箫，是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2件，各有13管。

　　琴，楚人善操琴，《左传》等有关古文献均有记栽。见于战国时考古发掘资料，有长沙五·邮3号墓出土的10弦琴1件，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5弦琴和10弦琴各1件。

　　另据《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载：“墨子见荆王，锦衣吹一笙，因也。”墨子本来尚俭非乐，为投楚人所好，亦吹笙。《七国考·楚音乐》引《阚子》说：“楚笙冠中国。”楚国当有笙这种乐器。

　　从上述可见，战国时期，楚国既有打击乐器(钟、磬、鼓)，亦有吹奏乐器(竽、笙、[竹/虎]、排箫)和弹拔乐器(瑟、琴)等，可谓乐器齐全，洋洋大观。今天湖北荆州博物馆演出的“楚乐”，就是根据这些乐器，生动地显示了古代楚国演奏的情况的。

　　楚国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所以在古代视乐为“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风移俗易”(《史记·乐书)。的气氛中，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这一记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在音乐发展中，允许夷夏并存，雅俗共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

　　楚国舞蹈源远流长，见于《楚辞》等有关篇章和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楚国舞蹈的发展情况更加明晰可见。首先，由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民间早已流行的巫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更具艺术特色。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如在乐器伴秦上，前已指出，就有钟、磬、鼓、竽、瑟、参差(排箫)、[竹/虎]]等多种，其中尤以鼓为主。如《九歌·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说祭祀大典临终时，鼓儿齐敲，频频舞蹈，情犹未了。鼓虽很突出，但在舞蹈中，鼓与其他乐器是同时敲击与弹秦的，如《九歌·东君》：“[纟互]瑟兮交鼓，萧钟兮瑶　。鸣[竹/虎]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女夸]。　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拨瑟击鼓，鸣[竹/虎]吹竽，钟声不断，“灵”(装扮神灵的巫)就在众多乐器伴奏下，翩翩起舞。又如《九歌·东皇太一》：“扬[木包]兮[扌附]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鼓声响，竽瑟齐鸣，各种音调交汇。这里说的“五音”，即周制旧传的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可见民间巫舞是很讲究乐器伴奏的，舞蹈的气氛热烈和谐，场面十分热闹。此外，巫舞除了讲究音乐美外，还注重舞蹈者本身的装扮。如《九歌》中有关篇章都记载了男觋女巫们整脸修容，身着华丽服装，手执鲜花，全身散发出经沐浴后的芳香，场面既热闹又高雅的情况。在舞姿上，讲究曲线律动之美，如《东皇太一》的“灵偃蹇兮姣服”、《云中君》的“灵连[足卷]兮既留”、《大司命》的“灵衣兮被被”等都反映了这种优美舞姿的特点。“偃蹇”，翩跹起舞，轻盈而自若；“连[足卷]”，曲折波动，若云行回环状；“衣兮被被”，舞者的衣服如被风吹的那样，徐徐飘动，可见巫舞在人神交接的氛围中，若神若人，飘忽不定，显现了舞姿的典雅与优美。其次，民间巫舞既是楚国舞蹈的源头，所以楚国宫廷乐舞也充满了民间舞蹈的气息。在奴隶主专制下，乐舞作为一种程式化了的艺术，它同礼一样，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春秋战国间，随着礼坏乐崩局面的出现，宫廷乐舞一方面向下扩展，另一方面又吸收民间乐舞，这样，楚国乐舞就很难划清民间乐舞和宫廷乐舞的区别了。现在见到能反映楚国宫廷乐舞的，一般认为是《楚辞》中《招魂》与《大招》两篇。从这两篇看，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的主要表现在场面要大得多，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髟/前]，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扌真]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大招》所写：“二八接舞，投诗舞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如《招魂》所写：“二八齐容，赵郑舞些。”“吴[俞欠]蔡讴，奏大品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尽管宫廷乐舞的规模超过民间巫舞，但它所具有巫舞的内容与舞蹈形式则是基本相同的。再次，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女夸]容修态”、“长发曼[髟/前]”、“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足卷]”的效果的。关于这一点，从所见楚墓出土的文物亦可得到证实。如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的女俑，发髻垂肩，面容秀丽，腰细而系带(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江陵武昌义地6号墓出土的男俑，身材修长，眉清目秀江陵文物局《湖北江陵武昌义地楚墓》(《文物》，1989年第3期)。故从体形看，男女并无区别，都讲究人的体形美。另从著名的《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这两幅帛画，前者1949年2月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后者1973年5月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号楚墓。两墓均为战国中期。)看，也是如此。前者所绘一贵妇人宽袖细腰，长裙曳地；后者所绘一男子身材修长，博袍佩剑。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入战国后，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前面提及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张正明《楚文化史》。)《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对此画，研究者甚多，故其立意，说法不一(郭沫若主妇人祈祷和平说，见《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熊传新认为是有关宓妃神话传说的写照，见《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张正明认为龙凤呈争斗之状，似有祈求善而美的凤战胜恶而丑的龙，保护墓主在冥府平安生活之意，见《楚文化史》。此外，还有其他说法。）《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其立意，有的以为表示主人公在冥府仍可象在人世一样逸乐(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有的则考证为主人公因水而死，其身份为巫刘信芳《关于子弹库楚帛画的几个问题》(《楚文艺论集》，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1991年12月版)。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

　　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另外，江陵马山1号墓亦出过一幅帛画，因内容无法辨认，故很少为人提及(湖北荆州博物馆《江陵马山1号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58年)。

　　楚国的壁画，历来以王逸《楚辞章句·天问》为据。王逸认为，屈原放逐，“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奇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故屈原《天问》中所问之事，当见于壁画。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墓主为邸阳君(湖北荆州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由此可见，王逸说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有壁画，当是可信的。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棗漆画。见于考古发掘资料，各地楚墓出土的漆画很多，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特别令人注目的是，1987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绘有众多的人、物的漆奁，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其内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有“金秋郊游图”、“春游图”或“王孙亲迎图”、“出行·迎宾图”等各种说法(参见郭德维《楚艺术人物形象特点试探》(《楚文艺论集》)。)

第十六章 楚国民族关系

　　一、楚与诸夏各族

　　华夏之国，历来与楚人及其他族国杂居一起。西周王朝害怕楚国的崛起，置“汉阳诸姬”，以封锁楚国。自楚武、文王后，楚国北上争霸，与楚杂处的诸夏之国，或被征服，或被灭亡，主要的如有随(姬姓，今湖北随州)、唐(姬姓，今随州北)、沈(姬姓，今安徽阜阳西北)、贰(姬姓，今湖北京山)、轸(姬姓，今京山东北)、赖(姬姓，今随州北)、道(姬姓，今河南确山北)、柏(姬姓，今河南西平西)、息(姬姓，今河南息县境)、申(姜姓，今河南南阳东北)、吕(同上)、陈(妫姓，今河南淮阳)、蔡(姬姓，故地今河南上蔡西南，后迁州来，即今安徽凤台)、鲁(姬姓，今山东西南部)等国。

　　楚人虽出自颛顼之后，但由于受商、周压迫，辟在荆、睢蛮荒之地，社会经济文化均较落后，故北上争霸、先后征服或灭掉诸夏之国的同时，积极地吸收华夏文化，使自己成为与华夏同步前进的先进的文明大国。如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楚军进抵至鲁国阳桥，鲁以执斫(木工)、执针(缝工)、织[纟壬](织工)各百人献给楚人，请求结盟，这对楚国建筑业、纺织业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华夏语言、文字、典籍、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及精神文化等都为楚人所广泛吸收。如楚语与夏语基本是相通的，楚国文字，从铭文、帛书至楚简等与中原各国文字也基本是一致的。楚国以王为首、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政体，是仿西周王朝建立起来的。见于史料，约自楚庄王始，楚人广泛吸收华夏文化，比原来楚武、文、成王诸代更加自觉，实际上已成为国策。如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在公元前597年[必阝]之战前夕，晋士会除盛赞楚庄王善于用兵外，还特别指出了楚国政治统治的特点：“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说明楚庄王已实行“礼治”，与华夏之国无异。又据《国语·楚语上》载，楚庄王使士为太子(后即楚共王)傅，士]]向大夫申叔时请教应对太子传授哪些知识，申叔时答道：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救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这里说的《春秋》、《乐》、《礼》，就是华夏的传统典籍。楚共王即位后，普及夏化政策，成就颇大，故其臣属对他作了高度评价：“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焉。”《左传》则称其“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确切地反映了楚人融夏夷为一的正确民族政策，故楚国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一方面北上争霸，在争霸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征服或灭掉众多的华夏之国；另一方面又注意保留华夏典籍，积极吸收华夏文化，以充实自己的文化养料和精神财富，推广融夷夏为一的政策。

　　二、楚与东夷各族

　　我国古代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各族人民，历史上统称为东夷。《礼记·王制》：“东方曰夷。”其先祖太氏、少氏与炎黄部落同时，后形成以风、嬴、偃诸姓为主的众多族国。他们分布在今山东、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及东至海的广阔地区。东夷集团历史悠久，与炎黄集团融合最早，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入春秋后，楚国崛起，北拓东进，与齐国等争霸的同时，也不断征服和灭亡了东方诸国，主要有：黄(嬴姓，今河南潢川西北)、英(偃姓，皋陶之后，今安徽金寨东南)、江(嬴姓，今河南正阳西南)、六(偃姓，皋陶之后，今安徽六安西北)、蓼(偃姓，皋陶之后，今河南固始东北)、群舒(偃姓，皋陶之后，包括舒鸠、舒龙、舒鲍、舒龚、宗、巢、桐等国，今安徽巢湖周围一带)。

　　楚与东夷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向楚国进贡，有的与楚国通婚。如楚与江就相互联姻，楚成王曾嫁妹于江，名江芈(《左传·文公六年》。）后来由于齐国强大，东夷之国，纷纷倒向齐国，楚国也就转而采取打击与征服政策。公元前658年(楚成王十四年)，原楚之与国江、黄叛楚亲齐，召陵盟后不久，楚国首先灭掉了江、黄姻亲之国弦国(姬姓)。“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左传·僖公十二年》)，楚不久又灭掉了黄国。楚穆王时，江国尽管得到了晋国的相助，最终还是为楚所灭。

　　东夷之中历史悠久、国力较强的是徐国。徐，嬴姓，今江苏泗洪南。它与齐通婚，关系密切，被视为诸夏之国(《左传·僖公十五年》。）楚成王灭黄后，进一步东进攻打徐国，尽管齐、鲁等国来救，不久徐国还是被楚国打败了。徐国的失败，标志着楚国征服东夷的重大胜利，加速了楚与东夷的融合。东夷之徐国，历来文化水平很高，楚与之融合，无疑有助于楚族的发展，并充实了楚文化的宝库。

　　三、楚与西戎各族

　　《礼记·王制》：“西方曰戎。”我国古代把居住在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统称为西戎。他们历史悠久，在西周伐商灭商中，立下了巨大功劳。据《尚书·书序》载，周武王伐商，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纣战于牧野”，这里说的“戎车”，应该是西戎兵力。周王朝建立后，西戎也就逐渐迁徙至内陆，与诸夏杂处，情况比较复杂。楚国在北上争霸过程中，众多西戎之国，纷纷被征服灭亡，亡后有的被迁，有的被置为县，成为北上争霸的重要基地。

　　见于史料，被楚国征服或在楚境的戎蛮，主要有如下各族国：

　　戎蛮。戎蛮进入中原较早。据《左传·文公十七年》载，公元前610年，东周王朝曾在　垂(今洛阳市南)打败过戎(蛮)，可见戎蛮对周王室已存不敬。公元前590年，晋国曾出面调和戎蛮与周王室关系。公元前585年，晋会同伊洛之戎、陆浑之戎和蛮氏(戎蛮)攻宋，说明诸戎与晋关系较好，并成为晋在争霸中的重要力量。晋、楚长期争霸，戎蛮对楚也小心翼翼，故在晋、楚对峙中得以保存下来。公元前526年(楚平王三年)，楚见戎蛮有隙，即诱杀其君戎蛮子嘉，取其地，既而又复立其子。过了三十五年，即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楚盛晋衰，楚即乘机灭掉戎蛮之国，对其遗民，亦尽俘以归(《左传·哀公四年》。)。

　　阴戎。阴戎是西戎之一支，为阴地之戎，杜注即陆浑之戎，允姓。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六年)，楚迁之于下阴(今湖南光化西北)(《左传·昭公十九年》）。与阴戎同祖，允姓。入中原后，居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南)。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秦、晋伐戎，戎降。前来戍商密之楚申公斗克、息公屈御寇被秦所俘。商密，是楚人故地，戎迁居于此，说明戎已从楚，故遭到秦、晋的攻伐。公元前622年(楚穆王四年)，秦入商密，戎亡，戎君率遗民南下建新都，仍称戎(今湖北宜城东南)。史称商密为下，新都为上。上后为楚所灭，改置为县(《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公元前504年(楚昭王十二年)，吴又攻楚，楚迁都于。故允氏之戎，早已入楚，并成为楚人之一部分。

　　申、吕(甫)、许。申、吕(甫)、许均姜姓之戎，历史悠久，被楚灭后改为县，成为北上争霸的重要基地。许被楚国前后迁徙达六次之多，最后一次，即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迁于容城(今河南鲁山南稍东)。姜氏之戎入楚较早，亦已与楚人相融合。

　　四、楚与南蛮各族

　　《礼记·王制》：“南方曰蛮。”我国古代把居住在南方各族人民统称为南蛮。南蛮，是一个庞大的民族系统，内部民族关系亦较复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裔》把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其中卢戎，即蛮族之一，故南蛮，实际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我国古代的所谓三苗，有学者认为指的就是这三个民族( 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首先，濮族。濮，亦名卜(详见冯永轩《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第1版))，历史悠久，曾参加了周武王灭商的斗争(《尚书·牧誓》。)由于生产落后，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故史称“百濮”(《左传·文公十六年》。孔《疏》引杜氏《释例》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其居住地区，《尚书·牧誓》孔安国注：“庸、濮在汉之南。”是散居在汉水流域及其以南一带的方国部落群。

　　楚、濮关系密切。《史记·楚世家》：“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叔熊)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据《国语·郑语》载，楚国氏准备支持叔熊立为国君，因为祸难而没有成功，叔熊只得在濮地而蛮化了。楚国君[虫分]冒时期(前758-641年)，楚国开始强大起来，就立即对濮族发动了进攻，开始开发濮地。韦昭注：“濮，南蛮之国，叔熊避难处也。”可见濮一直与楚近邻，势力亦较强大。楚国一旦崛起，就首先对他们用兵，以开启疆土。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三十七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后，即“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对濮族大举进攻，并占有其地。经过这次打击，一部份濮人与楚人融合，其余的纷纷逃亡迁徙，以至后来濮人居地，留下了各种记载。如罗泌《路史·国名记》说：“濮人皆峡外。”杜预《春秋释例》说：“建宁郡南有濮夷。”《一统志》说：“建宁郡在云南曲靖府南宁县南十里。”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说：“濮人当散布在武当、荆、巫诸山脉中。”故濮人活动地区广阔，东起荆楚，西至川、云、贵，南及湖湘一带，成为楚国境内的一个重要民族。

　　其次，巴人。《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腹，西至[棘/火][谷阝]至述及“蛮军而不陈”的“蛮”，当亦属于蛮族，早在春秋时就为楚国所征服了。

　　入战国后，楚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也加强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后汉书·南蛮传》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足见楚国势力已伸入到洞庭湖周围及至五岭一带，加强了与散居各处蛮夷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