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孙郁：再谈先锋派转向

2020年11月12日上午，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左翼文艺研究中心主办的“植芳讲座”第三十二讲举行。本次讲座采取线上视频会议形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主讲，题目为“再谈先锋派转向”。郜元宝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回顾

孙郁教授首先解释了选择以“再谈先锋派转向”为题的原因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1980年代中期前后，他曾是一名狂热的先锋派文学的鼓噪者，与很多先锋派作家有过接触。此后兴趣转移，未再跟进，但多年来发现这些作家都有所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趣味都不约而同，纷纷转向京派或“新京派”。这一点，引起了同样长期关注京派和新京派文学的孙郁教授的思考。

先锋派文学的缘起与1980年代中国文化的整体转型有很大关系。先锋派文学最初是一个政治话语，是以一种前卫方式作为表达自我的出口，试图颠覆当时本质主义、半意识形态与半道德化的话语体系。先锋派作家的出现令当时的批评家为之一振，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注意。李陀认为中国真正的先锋派文学应从朦胧诗开始。孙郁教授接着还提到阿城对先锋派的看法，后者认为上世纪20、30年代西方先锋前卫的东西在中国已经很流行，只是后来被遮蔽了。朦胧诗、先锋派文学都受到了翻译作品的影响，或者说都受到民国和1950年代初一些翻译作品的影响。孙宇教授还指出，汪曾祺也认为先锋文学在民国时期业已出现。在孙郁教授这里，先锋派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他认为1980年代出现的先锋派与朦胧诗并非全新的文学样式，而是对被中断的现代传统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衔接。所以，应该在一个更长的文学史和艺术史的脉络中来讨论先锋派。

接着，孙郁教授以余华等作家作品为例，阐明先锋派文学的特点。首先，先锋派文学具有一种反逻辑性的隐喻，它在迷宫式的世界里靠着幻想展开叙述；其次，先锋派作家在形式上有一种大胆探索，往往走向内心的私密性话语。但余华、格非等作家发生鲜明的创作转向与调整之后，作品风格大变。比如格非的《望春风》放弃了撕裂的、空幻的、无逻辑的叙述，回归沈从文和汪曾祺的那种审美精神，尤其是在这部小说中时常可以看到汪曾祺和废名的一种比较，所以在保留先锋派形式感的同时，又吸取了更多京派文学的经验。

李洱的《应物兄》是先锋派作家转向的一个有趣标本。李洱的转向区别于格非，他始终保持着先锋派的形式试验。李洱没有如格非那样大踏步地转向，以至于向汪曾祺、《金瓶梅》和《红楼梦》致敬，但李洱在小说中表现出一个京派学人才有的知识趣味。但孙郁教授也之初，京派小说的叙述是有主题的，《应物兄》却是一种缺少主题的叙述，是一种众声喧哗的变调式叙述，把京派那种逻辑化、典雅高贵、带有“信”的东西颠破掉，而以一种怀疑的、非典雅的、嘲讽的方式来处理知识和存在这样一个难题。李洱的写作在打入京派传统以后，抑制了京派传统那种鲁迅所不喜欢的伪态的、外饰的东西，因此李洱是带着一种很顽固的先锋派的背景进入到京派传统。孙郁教授强调，早期先锋派还不具备将各种学问、思想、声音放入作品这种能力，但从李洱开始，在他们的这种自我调试和转向过程中，已经开始处理自己先前不能处理的难题，向更高处开始攀援。李洱的写作在趣味上越来越带有京派意趣，将现代主义的泼墨融入其间，在有些地方与废名有相似性。相比废名和钱钟书，李洱的姿态又更为复杂，将不同的经验引入作品，形而下的信息也搬到雅言之中。周作人和汪曾祺对古代知识的运用是自然地流出的，李洱则带有明显设计的痕迹。应该说，李洱是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进入自己的小说世界。

先锋派作家常常是时代思想的引领者和探索者。虽然他们有时满身创伤，也充满挫折感和失败感，但他们的努力为文学的生长带来了一股生气。先锋派的转向，在京派的余韵里依然保持了先锋的品质，由私密性话语转向敞开性话语，由精英化转向世俗化。这两种转化给文学带来更加立体化的多义景观，审美上呈现出中外互动和古今融合的态势。总之，在单值的价值判断受挫之后，多维的审美空间和更加带有个体生命质感的表达，就成为一些真正具有探索精神的先锋派作家共同的追求目标。

整理者：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