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词》是中国近百年来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宋词和唐诗均为中国古典诗的艺术高峰。清代所编《全唐诗》是家喻户晓籍，现又新编出《全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全书共五册，荟萃宋代三百年间的词作。

宋词总集。

宋人词集的编纂，宋代本朝就开始了。

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认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

宋人词集丛刻﹐宋代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六十家词》（今佚）等。

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最广。

其后﹐清代侯文灿刻有《十名家词集》﹐秦恩复刻有《词学丛书》。

晚清刊刻词集之风更盛﹐规模也更大。王鹏运刻有《四印斋所刻词》及《宋元三十一家词》﹐江标刻有《宋元名家词》﹐吴重熹刻有《山左人词》﹐吴昌绶刻有《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朱祖谋刻有《彊村丛书》﹐陶湘刻有《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1931年﹐赵万里又补诸家丛刻之遗﹐编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搜采校订﹐水平超过前人。嗣后周泳先有《唐宋金元词钩沉》﹐较之赵辑﹐又多出不少新的资料。但诸家所刻﹐於孤篇断句概置不录﹐不足以探求一代词作的全貌。

唐圭璋在综合诸家辑刻的基础上﹐广泛搜采﹐凡宋人文集中所附﹑宋人词选中所选﹑宋人笔记中所载词作﹐俱一并采录﹐更旁求类书﹑方志﹑金石﹑题跋﹑花木谱等诸书中所载之词﹐统汇于一处﹐编为《全宋词》。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者对此书进行重编﹐并经王仲闻订补加工﹐1965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新版《全宋词》在材料和体例方面较旧版均有很大提高﹕以善本代替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 240余家﹐词作1400余首；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词作；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在体例上调整旧版以“帝王”﹑“宗室”等分类的编排方式﹐改为按词人年代先后排列。全书共计辑两宋词人1330余家﹐词作约 20000首，引用书目达530馀种。近年来﹐编者又续作修订补正﹐写成《订补续记》﹐附于1979年重印本卷末。

此书收录齐备﹐考订也比较精审﹐改正了不少前人的承谬踵误之处﹐为研究宋词的重要参考书。

此书新版问世後﹐今人孔凡礼又从明抄本《诗渊》及其他书中辑录遗佚﹐编为《全宋词补辑》﹐收录作家140余人(其中41人﹐已见《全宋词》)﹐词作430余首﹐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

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引”和“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牌《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像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可以叠字。

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於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

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初主要流行於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

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和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於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

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岳飞、陈亮、苏轼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对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

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苏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像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像“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在宋代发展成熟而成为一种新的诗体，出现了大量名家名作，前人曾称之为“一代之文学”。把赵宋一代的词汇为一编，是唐圭璋先生的创举。唐圭璋先生筚路蓝缕，雪纂风钞，于—九三七年编成《全宋词》一书，一九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排印出版。

《全宋词》这部书印数不多，而且由于时代和资料条件的限制，留下了不少遗憾。一九五七年，中华书局承担了古籍整理出版的任务之后，就约请唐先生对《全宋词》进行改编增补，并作校勘断句。经历了两年的修订工作，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完稿，交给了中华书局。唐先生并点名推荐，可请对词学研究有素的王仲闻先生加以订补。王仲闻，名高明，以字行。一九○三年生人，著名学者王国维之次子。时因历史问题而赋闲。在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文学编辑组组长徐调孚先生的策划下，委任王仲闻先生为特约责任编辑，作了大量订补复核的工作，特别是利用北京所有的善本、孤本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校勘，抽换底本，是正文字。从一九六○年七月至一九六二年底初步完成．

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点。最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

一九四〇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并使之和读者见面。重编订补后，不论在材料上或体例上，较旧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较好的底本代替了从前的底本；

增补词人二百四十馀家，词作一千四百馀首（不计残篇）；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和作品；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调整原来的编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录。现在谨就编订情况说明如下：宋人词集的编纂，从宋代本朝就开始了。

《全宋词》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认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如欧阳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张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这是宋人编刻词别集的情况。当时流行的词别集很多，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所载，陈振孙见到的，包括所谓《百家词》在内，就有一百零三种，另有注本三种。年经代远，这些词集很大部分已经亡佚；就是幸而流传到今天，其名称与卷数也常有出入，未必是陈振孙所见之旧了。宋人选词选，从宋词别集在当时流行的情况来估计，为数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馀》、《唐宋以来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乐府补题》八种。可以考知名称而已经不传的，还有五六种。其中《群公诗馀》一种，曾由清初的钱曾、季振宜收藏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

元这些宋元人的选本，往往有不见于专集的词作，特别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赖是以传。至于明清人的词选，像《词林万选》、《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花草粹编》、《续草堂诗馀》、《词综》、《历代诗馀》、《词综补遗》等等，有的出自学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编》等个别选本以外，就他们所见的材料而言，已经很难为宋人编订的别集、选集增补过多的作品了。

旧版《全宋词》在一九三一年着手编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务印书馆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战时期在长沙出版。这部书的印数无多，流传不广，而且存在着很多缺点。最严重的，就是由于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许多书不知道或者无法见到，在体例上则参照了《全唐诗》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释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于研究工作者说来，《全宋词》仍然为他们所需要。如果用旧版重印，显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师范学院党委的关怀和鼓励下，得以对旧版《全宋词》进行重编；其后，又由中华书局文学组对全稿作了订补加工，并使之和读者见面。

《全宋词》简体横排增订本，是据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唐圭璋编《全宋词》繁体竖排本和一九八一年版孔凡礼编《全宋词补辑》本改版重排的。自一九九九年初问世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欢迎。

近年来，宋词研究和考订工作大有进展，出现了一些新资料。新成果，但因唐圭漳王仲闻先生生前未曾授权编辑部对《全宋词》的内容体例作任何实质性的增删修订，编辑部的工作便只能局限于《改版重印说明》中交代过的四个方面，因此，这些新资料、新成果无法在本书中得到全面的体现。此次重印，我们仅对已经发现的二十馀处文字和标点的错误作了订正。

一九九九年增订新版《全宋词》问世的同时，我们约请冉休丹先生编制了《全宋词作者索引凡》，兼收唐圭璋《全宋词》和孔凡礼《全宋词补辑》中的全部作者，单印一册，随新版《全宋词》一起发行。此次重印，我们将此索引附刊于新版《全宋词》第五册之后，以方便使用。

唐圭璋（1901-1990），字季特，汉族人，生于南京。终其一生，专治词学。

中国当代词学大师、著名的中国文史学家、教育家、词人。字季特。民盟成员。1901年1月23日出生于南京。南京驻防旗人之后，辛亥年间革命军与八旗驻防军交战颇惨烈，革命军杀入旗营时，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唐圭璋本人因服药较少而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

专治词学。1928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曾任南京第一女中、钟英中学、安徽中学教师，解放前曾任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后曾任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兼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词学》主编。南京市人民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11月30日在南京病逝。

编著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唐宋词鉴赏辞典》等，著有《宋词三百首笺注》、《南唐二主词汇笺》、《宋词四考》、《元人小令格律》、《词苑丛谈校注》、《宋词纪事》、《词学论丛》等。

宋词总集。今人唐圭璋编。宋人词集丛刻，始自明末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其后，清代侯文灿刻有《十名家词集》，秦恩复刻有《词学丛书》。晚清刊刻词集之风更盛，规模也更大。王鹏运刻有《四印斋所刻词》及《宋元三十一家词》，江标刻有《宋元名家词》，吴重熹刻有《山左人词》，吴昌绶刻有《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朱祖谋刻有《彊村丛书》，陶湘刻有《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

1931年,赵万里又补诸家丛刻之遗,编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搜采校订，水平超过前人。嗣后周泳先有《唐宋金元词钩沉》，较之赵辑，又多出不少新的资料。但诸家所刻，于孤篇断句概置不录，不足以探求一代词作的全貌。

唐圭璋在综合诸家辑刻的基础上，广泛搜采，凡宋人文集中所附、宋人词选中所选、宋人笔记中所载词作，俱一并采录，更旁求类书、方志、金石、题跋、花木谱等诸书中所载之词,统汇于一处,编为《全宋词》。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者对此书进行重编,并经王仲闻订补加工,1965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

新版《全宋词》在材料和体例方面较旧版均有很大提高：以善本代替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 240余家，词作1400余首。在体例上改变旧版按“帝王”、“宗室”等分类排列，改为按词人年代先后排列。全书共计辑两宋词人1330余家，词作约 20000首。引用书目达530余种。

新版重考词人行实,改写小传。近年来，编者又续作修订补正，写成《订补续记》，附于1979年重印本卷末。此书收录齐备，考订也比较精审，改正了不少前人的承谬踵误之处，为研究宋词的重要参考书。此书新版问世后，今人孔凡礼又从明抄本《诗渊》及其他书中辑录遗佚，编为《全宋词补辑》，收录作家140余人（其中41人，已见《全宋词》），词作430余首，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