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善骁·景德镇，最后一片叶子
1908年，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欧·亨利，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短篇小说《最后一片叶子》：
华盛顿贫民窟住着两个青年画家苏和琼西，她们的邻居是老画家贝尔曼。贝尔曼脾气火爆，爱取笑人，终日与酒为伴，但对这两位青年画家却倍加关怀。他画了近四十年的画，一事无成，每天都说要创作出一幅惊世之作，却始终只是空口说白话。
当寒冷的十一月来临时，琼西患上了严重肺炎，病情越来越严重。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念，将生命的希望寄托在窗外最后一片藤叶上，她认为一旦藤叶落下之际，就是她生命结束之时。苏为此十分伤心，便将琼西的想法告诉了贝尔曼。贝尔曼听到了此事后，便骂了一通，但并没有说出什么办法。
然而令人惊奇的事发生了：尽管屋外的风刮得那样厉害，锯齿形的叶子边缘也已经枯萎发黄，但它仍然长在高高的藤枝上。琼西看到最后一片叶子一直挂在树上，抗住了凛冽的寒风坚持活了下来，自己为什么不能学它呢？于是又重拾起生的信念，在顽强地与疾病抗争后活了下来。可是故事并不是到此为止，真相才刚刚打开：原来是年过六旬的贝尔曼，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画上了最后一片藤叶并挂在面对琼西的窗前，而他自己却因此着凉染上了肺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老画家终于完成了令人震撼的杰作。
读罢《最后一片叶子》，令我在感慨之余，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景德镇——当年一群同学眼中的最后一片叶子。
景德镇，景德镇……
在稽中同班同学回忆中，不断提到这一地名。景德镇这座与绍兴同属国务院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的著名瓷都，尽管与绍兴相距不远，但几乎不会有绍兴人想到这座城市——与我有何相干呢？
然而极左的时代背景，却把陌生的景德镇移到了一群年轻学子的面前，景德镇成为他们极度憧憬的美好世界。这幅美景是由我二哥谢善骧带来，经过我的转递，分发到了一群没有考取大学的同学手中。
没有考取大学，并非高考成绩没有达标，而是阅卷的老师们根本没有查看他们的试卷，因为在他们的试卷一角都盖有“不宜录取”的醒目印戳——这批经过十二年寒窗苦读的贫困学生，如同唐代神童诗人李贺一样，因为“出身不好”，早在参加高考前就被暗中打钩淘汰了。
对于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一些早已深感悲观的同学，就像孙恭沛对傅炳钧所说那样：“因为考与不考一个样，考好考坏一个样，所以我们二人都无须辛苦复习迎考了。”但更多的同学依然望眼欲穿地盼待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哪怕是一所最低档次的大专学校，也总是人生漫长旅途上的一条通道。在经济十分萧条的家乡，手无缚鸡之力的高中毕业生唯一出路是考上大学，否则就难以想象今后的日子了。
希望犹如肥皂泡，一堵残酷现实的厚墙，严严实实地挡住了想跃龙门的鲤鱼。这群可怜的范进们，如飘零的落叶被一阵秋风扫到一起，他们相聚商谈着如何谋生？路在何方？小城绍兴，无产无业，要找一份职业谈何容易啊！
比我们早三届毕业的我二哥谢善骧，尽管是曾在绍兴市运动会上夺得五块金牌的明星人物，但在高三毕业报考大学进行体检时被查出患上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肺结核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大病，英雄二哥因此被拒之考场门外，也成了今天所说的“待业青年”。幸运的他经人介绍居然在一所民办的青年中学当上了代课老师，以后更进入了公立绍兴二中（今稽山中学）。然而不喜欢教师职业的他，做出了一个也许令他后悔终生的决定：在二中工作三年并即将获得转正时，他贸然地向校方提出了辞呈，再次返回家庭避风港。
在贫穷的家庭，二哥是个不受欢迎的吃闲饭者，他自己也只好逆来顺受，苦苦寻找着就业机会。由大哥谢善骏带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拨云见日般地见到了人生的曙光：景德镇陶瓷机械厂要办一所厂办大学，学习期限为三年，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均由工厂提供，毕业后留在本厂当技术员，凡高中毕业生均可提出入学申请。有这样的好事岂能不争取，二哥充满喜悦地奔赴景德镇，成了一名期待已久的大学生。
在浙江大学求读的我，立即将这件从天而降的好事，告知梁智勇、傅炳钧、沈国泰等数位无缘进入大学门的高中同学。希望的曙光展现在眼前，他们奔走相告，闻讯后相继赶往景德镇，究竟去了多少人，我也不得而知。景德镇圆了一批绍兴青年学子的大学梦，而绍兴人也不负所望，以惯有的勤奋刻苦精神，向学校交出了满意的答案。
景德镇成了绍兴学子心中的最后一片叶子。
谁知上帝并没有眷顾这群来自异乡的可怜学子，厂办大学好景不长，仅仅坚持了一年，在三年困难时期中下马。最后一片叶子终于落了，一部分看不到贝尔曼画中藤叶的“琼西”们——其中有二哥与傅炳钧、沈国泰等几位我的同学，在绝望中一起背着铺盖黯然回家。
在返回绍兴的学子中，二哥经大哥联系，进入浙江省电力局当上一名临时工，从挖地挑土的艰苦体力劳动起步，最后被分配在工地上开挖土机，成为电力局的一名正式职工，成了唯一的幸运儿。其余如傅炳钧、沈国泰等，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做小工，干杂活，拼体力或学艺技赚钱维生。傅炳钧靠修钢笔、画炭精人像以及做建桥工人养活自己和家小，沈国泰则如其给我来信所说：“人生苦短，一眨眼已进入到老年行列，往事不堪回首……”。顺利进入大学并被分配到国务院部门的我，真的难以想象我的同学，这些社会弃儿，是怎样踉踉跄跄地在满布荆棘的山路上走过来的。
最悲惨的一位同学，是带着一副近视眼、文质彬彬的马丙行——同学们称他“马教授”。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典型儒生，也因出身不好而无缘进入大学门，就在自家后园种菜叫卖勉强维生，有同学曾看见他挑担上街卖菜。文革中他又因家庭问题挨斗抄家，终于失去了仅有的一点做人的尊严和存活的希望，于是跳河自杀了——马教授性格十分内向、为人腼腆而沉闷，有什么心事和难处也从不向同学披露。关于他的人生惨剧，我也是从同学相传中得悉的。
然而另一些同学如梁智勇、陈维新、马国兴等，感到返回穷乡就成了“死蟹一只”，毫无出路可言。他们在贝尔曼画中“最后一片藤叶”的激励下，坚持在异乡漂泊，寻求机会。听说他们先后找到了各自的归宿，但除梁智勇来信告我幸运地参军外，其余人的去向我都不清楚了。
人称“二毛”的梁智勇，这位与我在校三年中结下深情厚谊的老实汉子，曾经满怀着深造报国的强烈愿望，更十分渴望改变自己以及家庭的穷困命运。他一直自信凭借自己的高考成绩，怎么也总该考上一所哪怕是三流的大学。天哪！笃信以分数决定胜负的天真学子，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名字已经被列入另册，他的高考试卷连看都没看就被当废纸扔进纸篓了。
人算不如天算，天意使然，梁智勇最终在景德镇十分——应该说是万分侥幸地“混”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一名他梦想中的战士。从鸡到鹰，从此他展翅飞翔，入党提干。复员后的梁志勇不想成为风雪夜归家乡人，而是落户于助他人生起步的第二故乡，当上了景德镇陶瓷机械厂党委书记。坎坷落寞的前半生，以幸福美好的后半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阔别近半世纪后，当2009年我与他在柯桥同学聚会中久别重逢时，两个人激动兴奋的心情无法形容，难以言表。他特地为我带来了一份特别贵重的厚礼——一只高45cm、（最大）直径25cm的元代国宝专仿的牡丹纹青花梅瓶，系限仿二十件的景德镇置镇千年纪念品，并邀请我和两个哥哥随他同去景德镇看看.但我因在北京另有安排而未能成行，答应他明年一定践诺而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第二年罹癌长逝，首次重逢竟成了最后诀别。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